中国近现代史讲义2

风清扬斈 14年前 (2005-09-29) 历史札记 9796 0
 三、中日战争 
       1、战前的朝鲜问题和清政府内部的矛盾
       世纪末年,正在迅速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各资本主义强国,把侵略目光越来越集中到还没有被完全分割的少数地区,中国和朝鲜成为它们在远东争夺的焦点。
       日本侵略中朝两国,蓄谋已久。还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就确立了对外扩张政策,主张以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1872年吞并中国“藩属”琉球。1874年武装入侵我国台湾省。1876年强迫朝鲜订立《江华条约》,取得在朝鲜派驻公使、开设通商口岸、自由测量沿海岛屿和领事裁判权等特权。1882年以武力胁迫朝鲜缔结《仁川条约》和《修好条规继约》,取得在朝鲜的驻兵权。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征讨清国策》,准备以武力进攻北京,并分兵占领长江流域各战略要地,把辽东、山东半岛、舟山群岛和台湾、澎湖列岛划入日本版图。
       1890年,日本资本主义发生了经济危机,工人大批失业,农业连年歉收,米价不断上涨,广大 城乡的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不断掀起“米骚动”,国内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日本统治集团为了摆脱困境,转移人民的斗争视线,更加迫不及待地想从对外扩张中寻找出路,从而加紧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 面对日本不断增强的军事威胁,清政府反应迟钝,措施不力。内部又矛盾重重,严重地影响了战备和自卫。在战备意识上,以慈禧为首的后党,虽对日本在朝鲜势力膨胀深感不安,但又低估了日本的侵略意图,因此一直没有进行积极的国防建设和战争准备。以光绪为首的帝党极力希望通过改革内政和整顿军备来增强国力,阻止日本的侵华野心,同时也想趁机增强光绪皇帝的权利和扩大自己的影响。为此,他们不断利用“清议”来催促政府整顿弊政和备战自卫。帝后两党的不和,既有争夺清朝最高统治权的矛盾,也交织着他们在内政外交方面所存在的革新与守旧、抗争与妥协的差异。这些矛盾和差异,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政府的团结对敌和自卫决策。
       2、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和经过
       1894年5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清政府派遣1500人去 朝鲜牙山地区。与此同时,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把大批军队派往朝鲜。东学党起义被镇压后,日本不仅拒绝了清政府同时撤兵的要求,反而大量增兵朝鲜,到6月底,日本派往朝鲜的兵力已达万余名。7月23日,日军攻占朝鲜王宫,另立傀儡政权。7月25日凌晨,我国护送入朝清军的“济远”、“广乙”等三舰从牙山起碇返航,取道丰岛西北海面驶向旅顺。奉命在牙山口外往返巡逻的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立即对“济远”、“广乙”拦截围攻,正式挑起了侵略中国的战争。8月1日,光绪发布上谕,命令“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这一天,中日两国同时正式宣战。由于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史称“甲午战争”。
       1894年9月12日,侵朝日军进一步向驻在平壤的清军进攻,清军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当天夜里率守军仓皇逃出平壤,“一夕狂驰三百里”,逃回中国。而总兵左宝贵率部坚守平壤玄武门,亲自登城指挥部将拼死杀敌,不幸中炮牺牲。9月17日,清军北洋舰队在黄海海面与日本舰队激战,战斗历经五个小时,清军广大士兵和以丁汝昌、邓世昌、刘步蟾为代表的一些爱国将领奋勇作战,清军有五艘战舰损失,但也打伤了日军炮舰多艘。
       10月,日军按照预定计划,将战火烧到中国边境。11月7日,日海陆两军分兵三路包抄大连湾,大连不战而陷。11月18日,日军进攻旅顺,清军不战而逃。日军侵占旅顺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烧杀。
       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先后攻下了威海卫南、北两岸炮台,形成了从海陆两路对威海卫港内北洋舰队的包围。港内北洋舰队爱国官兵,曾多次要求出战迎敌,但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拒派军舰出港作战。最后这支舰队终于被日军歼灭。
       3、《马关条约》的签订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由天津乘船去日本。20日,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相陆奥宗光及其美国顾问端迪臣,在马关的春帆楼开始谈判。4月17日,李鸿章按照日方提出的条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一)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二)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三)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白银;(四)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五)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时,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
       《马关条约》是日本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是《南京条约》以来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中国由此被割让了大片领土,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而且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民族危机。马关条约的巨额勒索,使清政府不得不大借外债,使侵略者通过巨额政治贷款进一步控制了中国。同时,马关条约适应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对中国民族工商业起了破坏作用,直接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形成。
       4、台湾人民的浴血抗战
       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纷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斥责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台湾人民听到割台消息,义愤填膺,发布抗战檄文,“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表达了誓与台湾共存亡的坚强决心。
       1895年5月20日,清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悲愤抗议,派李经方为割台大臣如期交割台湾,并令台湾文武官员陆续内渡,台湾人民展开了反割台的武装斗争。
       在日军的猖狂进攻面前,台湾军民共举刘永福为抗日首领。6月12日,刘永福派遣分统杨紫云率领新楚军会同义军吴汤兴、徐骧、姜绍祖等狙击向新竹进攻的日军,歼敌60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凶焰。8月22日,日军向大甲溪进攻,受到黑旗军吴彭年、袁锦清及徐骧等部的顽强伏击。8月26日,彰化保卫战,在与日军英勇搏斗中,守军诸将吴彭年、吴汤兴先后殉职,但日军近卫师团死伤一千多人,是侵台以来受打击最沉重的一次。10月上旬,日军进攻嘉义,与此同时,从三面围攻台南,台湾军民在艰苦中坚持抗战,徐骧在战斗中身受重伤,不幸牺牲。10月下旬,台南失守,台湾全省沦陷。
       台湾军民在反抗侵略者的战斗中,克服了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历经大小战斗百余次,抗击了日本三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打死打伤日军32000人。台湾军民的英勇斗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热爱祖国、反抗侵略者的优良传统。 

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

     1、帝国主义在华强租海港和划分势力范围
     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步伐大大加速。《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使早就觊觎东北三省的沙俄极为不满。沙俄联合德、法两国迫使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有,中国为此交付赎金3000万两白银。以三国交涉还辽为开端,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沙俄诱逼清政府先后与其签订《中俄密约》、《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和《旅大租地条约》,把东北三省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德国强占胶洲湾,迫使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把山东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英国强迫清政府保证不将长江沿岸各省让与或租给他国,并与其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和《订租威海卫专条》,把长江流域及我国南部岛屿变为英国的势力。日本把福建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法国则把滇、桂、粤三省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承认各国在华势力为前提,要求利益均沾,各国政府相继表示同意。这样,甲午战争后的短短几年间,就形成了各帝国主义共同瓜分中国的危局。中国已变成了国际帝国主义共管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
     2、帝国主义对华的资本输出
     帝国主义列强在瓜分中国的过程中,还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形成了这一时期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新特点。当时,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出资本的主要方式有:
     向清政府进行政治贷款。在列强的争夺和逼迫下,清政府在甲午战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三次向列强借款。第一次是1895年7月向俄法集团所借的“俄法洋款”。第二次是1896年3月向英德集团所借的“英德洋款”。第三次是1898年3月再次向英德集团续借的“英德洋款”。据统计,从1895年到1900年,清政府共向列强借款四亿五千一百余万两白银。这些借款,不仅利息高,折扣大,而且都附有政治条件,进一步加深了清政府对资本主义的财政依赖。
     争夺中国铁路的投资权。甲午战后几年间,列强共在中国夺取了长达19000余里的铁路投资权和修筑权。它们控制了铁路沿线的大片土地和资源,有的甚至还享有铁路沿线的行政权和管辖权,使铁路沿线的中国领土主权名存实亡。
     投资中国矿山。1896年,美国首先和中国“合办”门头沟煤矿,外资从此侵入中国矿业。此后,列强纷纷与清政府签订“矿务”合同,攫取矿山投资权和开采权。
     在华开设工厂。据统计,1895至1900年间,列强在华设厂总数激增到933家。外资企业已经伸入到中国的各个经济部门。它们利用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节省了运费,又享有免纳种种苛捐杂税的特权,从而取得了巨额利润,严重排挤了中国民族工业的产品。
     3、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马关条约》的签订和甲午战后的瓜分危机,刺激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广大人民发出了强烈的救亡呼声。在封建统治阶级当中,也有不少人上奏疏,递条陈,要求在兵制、财政和用人方面进行某些改革。清政府为了能够转危为安,一方面幻想通过联俄来制约其他列强,一方面则试图做一些改革。改革的措施大致是:
     编练新军。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腐败无能完全暴露出来。清朝统治者认为日军是“专用西法取胜”,因而也打算仿照西法练兵。1894年冬,督办军务处委派广西按察使胡橘芬编练新军,计5000人,编成10营,号“定武军”。《马关条约》签订后,胡调任督办津芦铁路,由袁世凯接替编练新军。
     整顿财政。其主要措施有:
     (1)整顿关税、厘金、盐课、田房税契,令各省督抚裁革陋规,并将各级官吏营私玩法所得全部上交国库。
     (2)扣廉俸,增厘金,折漕米,增加烟、酒、糖、茶、盐税和各种苛捐杂税。 
     (3)发行“昭信股票”一万万两,年利五厘,以地丁、盐课作为担保,二十年内偿还。
派遣留学生。清政府在1896年3月派遣了第一批赴日留学的学生13名。
二、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

      1、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甲午战后,有些爱国的民族企业和工商界人士,痛感战败之辱,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提出自办铁路,自开矿山,设立工厂以“抵制洋商洋厂”。当时,洋务派已无法垄断近代工业,清政府也根本无力再投资兴办新式企业。同时,清政府既已允许外国人在华投资设厂开矿,如果再对本国民间投资设厂限制过严,也于理不合。因此,只好放松限制,允许民间设厂。据1895年至1898年的不完全统计,这期间新创办的商办厂矿企业有58家,资本总额达1200万元。官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计有8家,资本总额不过400多万元。商办企业的投资额几乎相当于官办、官商合办企业投资额的三倍。
      2、维新运动的发端和康有为的变法理论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制度的压迫,又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从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些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变法”的主张,很快得到传授,并且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在反对封建顽固思想的同时,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看到了洋务运动的弊端,痛感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开始主张仿效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革。他们认为只有变法、维新,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以挽救迫在眉睫的瓜分危机。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越来越多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举起了“变法”“维新”的旗帜,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批判,并在1898年(农历戊戌年)发生了著名的戊戌维新运动。康有为是这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康有为(1858—1927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期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后从早期改良主义者和外国传教士的译著中接受了西方一些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中法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加深,促使康有为思想发生变化。1888年,他利用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向光绪皇帝第一次上书,说明“外夷交迫”、“兵弱财穷”的危机,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这次上书虽因顽固派的阻挠未能上达皇帝,但却流传民间,影响极大。
      康有为为了宣传他的变法主张,一方面,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招收学生讲学,宣传他的主张,培养维新骨干。另一方面,他致力于著书立说,1891年、1896年,康有为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著作是他主张变法维新的重要理论根据。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古文“经典”,公然宣布为“伪经”,这无疑是思想领域里的一声惊雷,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古文经学的绝对权威和思想沉寂的局面,而且对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依据提出了挑战。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从资产阶级改革政治的要求出发,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附会公羊学派的学说,用公羊学派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学说来解释历史发展的趋势,认为社会必然要沿着“据乱、升平、太平”三个阶段向前发展:“据乱世”就是西方的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即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即民主共和时代。尽管这种划分是不科学的,但他确认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君主专制制度是要改变的,这就直接冲击了顽固派“敬天法祖”的反动思想,给变法维新找到了理论根据。然而,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中还有许多封建毒素。他企图把儒家的某些经典和变法维新思想调和起来,这正反映了康有为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他后来在政治上倒退的一个原因。 
      3、维新运动的高涨 
      1895年4月,康有为在京参加会试期间,传来了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在全国反对签订卖国条约的巨大声浪中,康有为愤慨异常,发动参加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便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虽然没有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这次爱国知识分子的上书请愿,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康有为也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
      为了争取更多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参加变法,康有为等人还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大造变法图强的舆论,变法维新运动逐渐高涨起来。1895年8月,康有为在上海创办了《万国公报》(后在北京改为《中外纪闻》),同年又在北京成立了第一个从事维新变法活动的组织强学会。后又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并创办《强学会》,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在上海,梁启超等创办了《时务报》,宣传维新变法。在湖南,谭嗣同撰写了《仁学》一书,设立了时务学堂,建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时政。在天津,严复创办了《国闻报》,著有《原强》、《辟韩》等书,翻译了《天演论》,介绍进化论思想。据1895至1898年不完全的统计,全国各地所设立的学会、学堂、书局、报馆达三百多所,其中大多数是维新派创立的。维新派在全国各地进行的宣传组织活动,宣传了维新思想主张,对变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4、变法维新与顽固守旧的争论
维新运动的普遍高涨,更加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惊恐和仇视。他们攻击康有为等维新派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咒骂变法维新思想是“异端”、“邪说”,要求严惩康有为。维新派通过学会、学堂、报纸,围绕着要不要变法这个根本问题,同顽固派和洋务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和斗争,形成了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和封建顽固思想的激烈论战。这一场维新与守旧的争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正面交锋,是作为新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代表的资产阶级,第一次向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挑战。这场论战,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在文化思想领域的中学和西学、新学和旧学之争。维新志士们坚信“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和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的提倡,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开始改变了社会风气。这种新的社会思潮,有力地推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涨。
      5、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这一侵略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义愤。康有为闻讯,即从上海赶赴北京,在12月和第二年的1、2两月,连续三次向光绪上书(即第五至第七上皇帝书),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指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同时再次强调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已刻不容缓。这对光绪帝震动很大。光绪帝一方面深感民族的严重危机,不愿做亡国之君;另一方面企图通过变法摆脱慈禧对他的控制。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接受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为止,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因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历史上也称为“戊戌变法”。 
      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几十条改革的诏令。主要内容有:经济方面,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切实开垦荒地,提倡开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设立铁路、矿产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等。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等等。军事方面,训练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裁减旧军,以及力行保甲,等等。政治方面,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取消闲散重迭的机构;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准许百姓向朝廷上书,等等。
      尽管变法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专制,但新政的推行在许多方面对封建制度都有所触动,这必然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四天,慈禧就迫使光绪下三道谕旨:革去光绪的智囊、帝党中坚翁同龢一切职务,驱逐回籍;新授二品以上官员要向太后谢恩;任慈禧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并兼北洋大臣,统帅北洋三军。这三道打击新政的命令,为顽固派发动政变完成了准备工作。
      为了克服后党的阻力,反击后党的进攻,9月4日,光绪下令将阻挠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六人革职。次日,任命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7日,又将对抗变法的李鸿章逐出总理衙门。帝后党斗争白热化。慈禧太后加紧策划政变,派人与在天津的荣禄密谋,准备于10月在天津阅兵时废黜光绪帝,捕杀维新人士,政变已呈密云欲雨之势。既无武装又无群众的维新派将希望寄托于曾加入过强学会、统带新军的袁世凯,以对付后党顽固势力。而袁世凯大耍两面三刀手法,一方面答应维新派的请求,表示愿保护新政举兵杀荣禄,另一方面则立即向荣禄告密。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下令囚禁光绪,宣布废除维新诏书和新政措施,革除、逮捕、流放和摧残维新人士以及支持维新派的官员,再次“垂帘听政”。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人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维新运动宣告失败。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面对十九世纪末年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狂涛恶浪,挺身而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奔走呼号,要求维护民族独立,是一次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他们大胆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要求仿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变革封建专制政治,发展资本主义,是一次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变革运动。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新学,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批判封建主义旧学,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产生了极大影响。所有这些都说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是由于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企图在不推翻清朝反动的封建政权、不触动帝国主义的前提下,依靠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用“和平”、“合法”的手段,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其结果只能碰得头破血流。戊戌变法的失败还表明,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找不到真正打破旧势力的力量源泉,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结果只能依靠一部分封建官僚为后援,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它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
      6、思想文化的更新及社会风气的转变
      戊戌变法不但在政治变革上是一次历史的超越,而且在思想文化上也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
      维新志士们在提倡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探索和斗争中,以大无畏的勇敢姿态,对陈旧腐朽的旧文化和顽固势力愚昧守旧的思想状况,进行了痛切的批和鞭哒。在反对旧学、提倡新学,批判“中学”、提倡“西学”的同时,他们在许多思想和文化学术领域有所创新、有所建树。在社会思想政治学说方面,康有膸、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政论,在思想学术界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
      除了社会政治思想外,在其他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等领域,也开创了新的局面。在历史学方面,黄遵宪、梁启超等开始对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在文学艺术领域,黄遵宪法成为“诗界革命”的先驱,梁启超等人则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并对小说的社会作用开始高度重视。在教育领域,实行重大改革,规定教学内容上应博采西学,考试内容上改试策论,同时拟普遍兴办学校。在新闻出版事业上,也有了初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主要报刊有已30多家,还出现了新开设的多家书局。
三、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斗争的新高涨
       鸦片战争后,欧美的天主教、耶稣教和沙俄的东正教,依靠不平等条约和大炮的保护,先后向中国派遣的传教士,到19世纪末已达3300多人。他们在中国建立教堂,网罗教徒,收集情报,干涉词讼,挑拨民族关系,进行文化侵略,并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攘夺中国利权,起了重要作用。
       近代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61年贵州开始驱逐外国传教士到1870年天津教案。这期间,各国传教士相继在沿海、沿江建立教堂,招收信徒,无视中国的传统礼教和风俗习惯,激起了地方官员和士绅的不满。他们打出了“排斥异端”和“保卫圣道”的旗号,号召和组织官役、兵丁、团勇等起来进行斗争。1870年,更是爆发了震动中外的天津教案,数千名群众抗议法国教堂迷拐幼孩等罪行,激起双方冲突,发生流血事件。第二阶段,从天津教案后到中法战争结束。地处抗法前线的云南、广西、广东和台湾、福建、浙江等省人民,群起焚教堂,驱教士,自发地把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与保卫边疆的斗争结合起来,造成很大声势。第三阶段,从中法战争后到1894年中日战争前。由于各国传教士公开与中国的媚外官吏勾结起来,包揽词讼,干涉内政,插手外交,加剧了我国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各地群众反教会斗争继续发展,先后掀起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第四阶段,从甲午战后到义和团运动。从六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反教会斗争一直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而且进一步激起了爱国热情,终于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2、义和团在山东的兴起及其在北部中国的发展
       山东是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发源地。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山东、河南、直隶一带民间的秘密结社,参加者多是贫苦农民,水陆运输工人,手工业者及城镇失业的游民,甚至还有一些中小官吏和破落地主。义和团的发展是在甲午战争之后。1898年,阎书勤、赵三多率领山东冠县义和拳,举起了“助清灭洋”的旗帜,揭开了义和团反帝运动的序幕。1899年,朱红灯领导了山东平原起义,将原来的“反清复明”的口号改为“扶清灭洋”,矛头直指帝国主义。
       义和团在山东的斗争,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惊恐。他们要求清政府严厉镇压,山东巡抚毓贤极力效命,但每战必败,于是改进剿为安抚,义和团在山东得到迅速发展。面对如此局势,清政府屈从帝国主义的意旨,撤换毓贤,改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到山东后,对反帝爱国运动进行疯狂的血腥镇压。广大群众对袁世凯恨之入骨,民间流传着“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的歌谣。
       尽管义和团在山东遭到了很大损失,但是义和团运动还在向前发展。1900年春,义和团的主力进入直隶,开始向京津地区进军。义和团的蓬勃发展,使清政府惊慌失措。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集团,对义和团最初采用以剿为主的政策,“严拿首领,解散胁从”。这并没有能阻止义和团在京津地区的发展。慈禧太后害怕武力镇压会引起更大的“祸乱”,便改变策略,“改剿为抚”。由于清政府默许义和团存在的合法性,义和团在6月上旬陆续进入北京、天津,深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其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壮大,义和团运动形成高潮。
义和团在直隶、京津等地掀起斗争后,特别是在清政府的招抚政策日占上风的时候,“扶清灭洋”更广泛地写在义和团的旗帜上,成为义和团的行动纲领。“扶清灭洋”的口号,集中表示出义和团将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侵略者,鲜明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愿望。这一口号,继承了群众在反教会斗争中逐渐形成的“灭洋保国”的朴素认识。义和团提出“灭洋”,虽然触及了时代的救亡主题,起了广泛吸引群众参加反帝斗争的作用。但它对洋人、洋教和外来思想统统排斥,又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给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带来了消极作用。
       3、八国联军侵华和清政府宣战
       随着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和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帝国主义加紧胁迫清政府矛以镇压。1900年4月初,美、英、法、德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限“两月以内,悉将义和团匪一律剿除,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5月间,义和团在京、津一带迅猛发展。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形势,便策划直接出兵干涉。6月10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八国拼凑2000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下,乘火车由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和清军沿途拆除铁轨,在落垡、廊坊等地不断进行拦截,杀伤敌军多人,粉碎了西摩联军进犯北京的计划。
       当西摩联军在廊坊遭到阻击时,大沽口外的各国海军将领就在俄国中将基利杰勃兰特的主持下,密谋侵占大沽炮台,作为进攻中国的滩头阵地。守将罗荣光指挥守军发炮还击,经过六个小时的激战,大沽炮台失守。敌军纷纷从大沽登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与此同时,以保护使馆为名进驻东交民巷的侵略军也在北京四出挑衅,开枪射杀团民、清军之事时有发生。
       面对八国联军的武装入侵,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对和战问题存在着分歧意见。光绪皇帝和许景澄、袁昶等人,认为无力与八国同时开战,主张全力镇压义和团。把持朝政的载漪、刚毅、那桐等顽固大臣,由于在“废立”问题上和帝国主义有矛盾,坚决主张利用义和团与列强对抗。慈禧太后此时则举棋不定。6月16日,慈禧太后召开御前会议,再次宣布暂时停止镇压义和团,如果外国继续进兵,就不惜开战。17日,慈禧太后接到了裕禄关于列强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报;同时又接到谎报,说列强要让她归政给光绪皇帝。这更激起她对列强的忌恨,当天召开了第二次御前会议,欲强行宣战,由于光绪皇帝和主和官员坚决反对,慈禧太后只好传令裕禄死守大沽,各省督抚派兵援京。19日,慈禧太后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决定派王文韶、立山、许景澄前往使馆,要求各公出面劝阻联军勿犯北京。结果却传来了大沽沦陷的恶讯,慈禧太后立即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不顾光绪等人的反对,强行决定对外宣战。21日,清政府颁布“向各国宣战谕旨”,声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4、京津军民抗击八国联军
       京津义和团和部分清军激于民族义愤,早在清政府宣战前就已开始抗击八国联军。宣战后,他们不顾清政府的阻挠和破坏,继续进行英勇抵抗。
       6月17日,侵略军攻占大沽后,驻津各国领事立即派军攻打邻近租界的武备学堂。守堂学员以猛烈炮火英勇阻击联军的进犯。联军见硬攻十分困难,便放火焚房,引起库存军火爆炸,守备学员全部壮烈牺牲。清军愤恨租界内侵略军不断挑衅,进犯学堂,开炮轰击紫竹林租界。租界内联军凭借优势火力负隅顽抗,并于27日攻打租界东面的东局子。在激烈的战斗中,局内的弹药库被敌军击中,爆炸起火,守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出了东局子。
       联军占领东局子后,便调拨重兵前往支援盘守在老龙头车站的俄军。7月初,裕禄召集曹福田、张德成、聂士成、马玉昆计议,决定由曹福田部和马玉昆的武卫左军继续攻打火车站,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和张德成部进攻紫竹林租界。13日,联军乘势向天津的南门和东门同时发起猛攻,部分守门清军和团民虽拼死阻击,但抵抗失败,天津于14日陷落。
       当天津义和团和清军同八国联军鏖战时,北京的义和团和清军亦开始攻打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
       5、宣战后北部中国的斗争和《东南互保》
       在京、津军民反帝斗争的鼓舞下,北部中国的反帝斗争日趋高涨,发展迅猛。
首举义旗的山东义和团,这时又冲破袁世凯的高压,“复起响应”,或赴京、津助战,或就地进行斗争,动辄“其数逾万”。
       山西省义和团在1900年5、6月间就开始活动,清政府宣战后很快以太原为中心,发展到大同、朔州、五台、徐沟、榆次、汾州、平定各地,焚毁教堂90余所。
       河南省的东部地区,也在1900年夏天前后出现义和团的活动。7月初,全省四分之三的教堂被捣毁,其中以围攻南阳靳岗教堂的规模最大。
       内蒙古义和团在攻击城川教堂时,封建王公派兵镇压。义和团提出了“上打洋人下打官”的口号,夺取了教堂的枪支,击退前来镇压的士兵。
       当时,声势最大的是东北和团抗击俄国侵略军的斗争。团民的斗争从捣毁各地教堂和打击为非作歹的传教士开始,很快就发展到袭击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护路军。清政府对外宣战后,部分清军也和团民共同破坏中东铁路,驱逐俄国侵略者。俄军在大举侵犯东北的过程中,制造了血洗海兰泡、强占江东六十四屯、火烧瑷珲城等惨案。东北义和团和清军怀着民族仇恨,武装抗击俄国侵略军。
       义和团和清军在北部中国的反帝斗争,使帝国主义胆颤心惊。英国既害怕义和团发展到它所控制的长江流域,又担心清军愈来愈倒向义和团。于是想通过刘坤一、张之洞加强对长江流域的控制。刘坤一、张之洞本来就竭力要求慈禧太后“明降谕旨,力剿邪匪”,更害怕英国舰队开进长江自行保护,此时得到英国的承诺,便立即电告清政府驻英公使,要他向英保证,将“不惜代价,采取有力措施”,维护英在长江流域的一切权益。继英国之后,美、德、法等帝国主义也参与策划“东南互保”。在英国的策动和盛宣怀的积极串通下,6月26日,刘、张授权盛宣怀和上海道台余联沅,同各国驻上海领事正式会商,共同炮制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此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等,都对“东南互保”表示支持。浙江巡抚刘树棠宣布参加“东南互保”。闽浙总督许应癸于7月14日同俄、英、美等六国签订了《福建互保协定》。东南督抚的这些行动,表面上与清政府的“宣战”有抵触,实际上同它的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一贯方针是一致的。
       6、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
       联军占领北京后,曾将北京城划为俄、英、日、美、法、德几个占领区,实行军事殖民统治。八国联军在京津地区烧杀抢掠,暴行累累,骇人听闻。
       慈禧太后在逃往山西前往西安的路上,一方面发布命令,要官兵对义和团“严行查办,务净根株”;一方面任命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匡为议和大臣,要他们尽快和帝国主义商议和谈。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公开合流,共同镇压义和团。
       1901年9月7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西比荷11个帝国主义国家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是:(一)清政府向各国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为担保,分39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共计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二)在北京设立“使馆区”。中国人民不准在这个区域内居住,帝国主义各国可以在这里驻兵;(三)大沽炮台以及从北京到大沽沿路的炮台“一律削平”。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12个战略要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四)惩办在义和团运动中和帝国主义作对的官吏;(五)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以办理今后对帝国主义的交涉。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个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列强除了穷凶极恶地对中国人民敲榨勒索外,还重新确立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继续充当它们的在华代理人。清政府也彻底投降帝国主义,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公开保证永远禁止中国官民成立任何反帝组织和坚决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虽然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但中国人民敢干同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慨,使帝国主义分子认识到要瓜分中国是不易实现的,而不得不采取“以华治华”的政策。正是义和团运动所显示的力量打乱了列强共同瓜分中国的侵略计划。
第六章 辛亥革命     
        
      一、民族灾难的深重和清末的“新政”

      1.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
      《辛丑条约》订立后,帝国主义各国军队陆续从华北撤走,但沙俄的十几万大军仍然盘踞在我国 东北,直到1903年10月,俄军非但不遵循《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的规定按期从东北撤军,而且重新占据沈阳,妄想实现把我国东北变为“黄俄罗斯”的野心。沙俄的“黄俄罗斯”计划和日本夺取我国东北的侵略政策发生了严重冲突。1904年2月,日本对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日俄战争爆发。这是为争夺中国领土并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日、俄双方海、陆军全力进行厮杀,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1905年,在美国的调停下,双方议和,并于同年9月在美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规定俄国势力退出南满,其所有在南满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日俄战争结束。
      日俄战争期间,英国曾在西藏燃起战火,强迫西藏地方官员签订不平条约,妄图把西藏变成英国独占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长江流域也出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在华权益的紧张局面。这种瓜分中国并实行军事压迫的紧张局势,到日俄战争结束才告缓和。
      在军事压迫的同时,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还表现为对中国政治控制的加强和经济势力的扩展。在政治上,各国驻华公使颐指气使,左右朝政,干预清廷国事,把持重要部门,充当各类所谓“顾问”。在经济上,英、美、日三国先后和清政府签订了新的《通商航行条约》,为外国资本对华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外国在华投资在20世纪初期也大大发展起来,这主要是对近代新式企业的直接投资和对清政府的借款以及大量外国银行的开设。此外,帝国主义还加紧了对中国矿山、铁路等利权的掠夺。
      2.清末“新政”
      在帝国主义扶持下得以苟延的清政府,为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于1901年颁发“改
革”諭旨,准备实行“新政”,并于1901 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规划“新政”的机构。“新政”的主要内容有:
      改革官制。1901年,清政府撤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设立一些新的机构,
如商部。练兵处、巡警部、学部等。裁撤一些旧衙门,如詹事府、通政司等。但官制改革没有触动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也没能革除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弊端。
      改革兵制。1901年,清諭令停止武举,筹建武备学堂,裁汰绿营和防勇,建立采用西制西法西器的“常备兵”。1904年,练兵处和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常备兵“36镇,总共为45万人。
      改革学制。主要包括“停科举”、“设学堂”和“奖游学“三项内容。1901年,清廷下令各省科举考试改试”策论“,废除八股,奖励出国留学人员。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5年下令停止一切科举考试。随后,建立大量新式学堂。
      奖励工商。主要是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振兴工商业的有关立法,还公布了一些奖励兴办实业的条例和有关章程。
      总的来说,清政府的“新政”,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显得支离、敷衍、拖踏,缺乏总体目标和实施规划,其根本问题在于政治制度改革的滞后,这不能不使人们对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诚意产生怀疑,也使政治制度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
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

       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出现发展高潮,商办民用企业的突飞猛进是这时期的特色。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和组织程度有所加强,各地商会组织得到发展。不过,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较多联系,而民族资产阶级下层又过于软弱唯上层人物马首是瞻,故民主革命的倡导者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孙中山和兴中会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是从孙中山开始的。
       孙中山(1866——1925年),名文,字逸先,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贫苦
农民家庭里。青少年时代,便在美国檀香山的美、英等西方国家开设的学校里读书。1884年中法战争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他产生了反清思想。1894年,孙中山北上京津,上书李鸿章,陈述治国大计。同年秋冬间,孙中山在檀香山联合华侨人士20余人,组成兴中会。1895年,孙中山回到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提出了“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随后开始联络广东各地会党、绿营和防营,秘密策动广州起义,因消息泄露,起义失败,孙中山被迫逃亡海外。
       流亡国外期间,孙中山在美、英等国宣传革命及考察西方社会,民主革命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1897年,孙中山由加拿大转赴日本,与戊戌政变后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多有接触,并曾就联合反清问题多次与康、梁会谈,但始终未能达成共识。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孙中山加紧在广东策动起义。1900年,被孙中山派往惠州的郑士良等人发动了起义,连败清军,发展迅速,后因弹尽粮绝,坚持半月后被迫解散。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但博得了许多人的同情。这说明民主革命事业逐渐得到较多的支持,开始呈现出新的局面。
       2、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小团体的出现
       1903年前后,在上海和东京这两个青年知识分子与留学生最集中的地方,兴起了一个
创办刊物,翻译介绍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和各国民主革命历史,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热潮。革命书刊如雨后春笋涌现,预告了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将蓬勃发展。
       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品中,影响最大的是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
       章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早年曾受改良思想影响,参与维新变法活动,后转变
政治立场,走上民主革命道路。1903年,他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了传诵一时的《驳康有为革命书》,全面深刻地批判了康有为的“保皇”主张。
       邹容,四处巴县人,留日学生。1903年,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发表了脍炙人口的《革
命军》,以满腔热情歌颂革命,歌颂民主,论述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
       陈天华,湖南新化人,留日学生。1903年,写成《警世钟》和《猛回头》两本小册子, 以通俗流畅的文字,较透彻地阐明了中国必须走民主革命的道理,并对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民族灾难作了深刻地揭露。
       革命派在批判封建礼教的过程中,提出了妇女解放的号召。女革命家秋瑾深刻地批判
了封建伦理道德对广大妇女的压迫,号召妇女起来砸碎封建礼教的锁链,投入民主革命的斗争。
       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国内出现了许多小的革命团体。1903年,留日学生秦毓鎏等组织了青年会,后其成员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并改称军国民教育会。同年,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1904年,湖北革命志士刘敬安、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同年,陶成章、龚宝铨等联合江浙一带革命知识分子在上海组成光复会。
       3、蓬勃发展的反帝爱国运动
       1903年以后,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领导的爱国运动兴起。首先是1903年爆发的拒
俄运动,旨在抗议俄军拒不撤军的侵略罪行,留日学生甚至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准备回国抗俄。1905年爆发了抵制美货运动,抗议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迫害华侨、拒不废除期满的限制华工条约。1907年江浙两省人民开展了抵制英货运动,1908年山东发生抵制德货运动,同年两广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与此同时,从1903年起,各省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控制中国铁路、矿山的收回利权运动逐渐在全国开展起来。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显示了广大人民激昂的爱国热情,也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政治纲领 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孙中山十分欣慰。从1902年 至1905年,孙中山进一步加强了在海外的革命思想宣传,并积极发展革命组织,扩大革命影响。1095年夏,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积极联络个革命团体领导人,倡议成立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以便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8月20日,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
       同盟会在组织上按照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建设,孙中山为总理,下设三部,国内外分别建立支部,支部下设立分会。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的主要成员是中下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1905年11月,同盟会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所谓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靼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即推翻清王朝,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的中国。孙中山批判了革命党内存在的片面的“反满”思想,指出“反满”实际是反对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民族主义纲领的提出,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清朝统治者,大大加速了清王朝土崩瓦解的过程。
       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号召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反复强调了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必要性,并将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结合起来,强调要废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的,必须进行“政治革命”。
       民生主义的具体内容为“平均地权”。它包含这样几个思想: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解决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后的迫切任务;解决的办法是“定地价的法子”;实行平均地权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刚领。在动员和组织群众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它又是一个不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它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号召,不敢依靠广大工农群众,缺乏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实际内容。
三、革命运动的发展
       1.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同盟会成立后,特别是《民报》创刊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宣传三民主义思想,扩大革命民主 主义思想阵地,迅速成为进步舆论的中心领导地位。这一切,使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十分惊惧,他们驳斥同盟会提出的革命纲领,企图阻遏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维护其在思想界的权威地位。对此,革命派予以了坚决回击,一场革命与改良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大论战拉开帷幕。
       这场论战前后持续了两年,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和改良派的喉舌《新民丛报》是双方论战的主要阵地。论战主要是围绕“三民主义”进行的。
       要不要“反满”和用暴力推翻清王朝,是这次论战的中心。为了论证“反满”与暴力革命的必要,革命派揭露了满族贵族实行民族统治政策的罪行,旗帜鲜明地提出只有用暴力推翻这个反动卖国的政府,中国才能独立富强走向进步。改良派争辩说,“反满”与政治变革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应当以政治变革为目标,而不应以“反满”为目标;并认为暴力革命势必引发内乱和招致帝国主义瓜分,最后导致亡国。对此,革命派指出革命虽不免流血,但可“救人救世”;他们正确地宣布,推翻清王朝后将以民主原则对待满人;并强调民主革命是有纲领、有组织的运动,认为革命可以有秩序的进行,而不会发生内乱和招致瓜分。
       政治革命的目标是君主立宪还只民主共和,是这次论战的又一重点。改良派一贯主张,政治改革只能循序渐进,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是必经阶段,不能“蠟等”。革命派用“取法乎上”批判改良派的“循序渐进”,认为自由、平等是人的本性,一旦破除禁锢,就会沛然而出;并认为中华民族有实行民主共和的能力,真诚地寄希望于革命,寄希望于人民,认为革命后的中国一定能成为世界上最完善的“共和政体”。
       封建土地制度是否应当改革的问题,争论虽没有充分展开,但革命派还是认为土地应由全民所享有,少数地主垄断土地,不仅陷亿万贫民于苦难深渊,而且是工商业发展的一大障碍。认为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必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平均地权”或“土地国有”,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
       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告终。论争的实质是用什么手段,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制度。
       2.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及其他革命活动
       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开展各项革命活动。他们一面
大造革命舆论,批判改良思想,一面派人回国发展革命组织,联络会党和新军,不断发动武装起义。
       1906年12月,在湖南、江西交界的浏阳、鳢陵、萍乡地区首先发动了大规模会党起义。从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在孙中山直接领导下,同盟会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连续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即19078年5月的饶平黄冈起义,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的防城起义,12月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大钦州马笃山起义和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
       1907年至1908年间,光复会在浙江、安徽发动了两次起义,即徐锡麟、秋瑾领导的起义和熊成基发动的新军起义。
       在经历了多次起义的失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仍然坚持武装斗争。1909年秋,革命党人倪映典率新军在广州起义。1911年4月27日革命党人再次发动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牺牲的革命烈士遗骸72具合葬于广州黄花岗,即“黄花岗起义”。
       由于不能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忽视根据地的建设,在加上起义准备工作不周密,热中于军事冒险,这些起义先后都失败了。在这些起义中,依靠的力量主要是会党发动,但革命党人联络会党的工作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缺乏对会党做深入细致的工作,缺乏对会党的教育和改造。在历次依靠会党发动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开始将工作中心逐渐转移到新军方面。
       3.群众性的反抗斗争
       民主革命运动日益发展的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清朝暴政的自发斗争也日益高涨。 抗捐抗税斗争。20世纪头十年,因清政府推行“新政”及摊派赔款,激起民众抗捐抗税,风潮几乎遍及全国,其中尤以直隶广宗的景廷宾为首的抗捐斗争和广西十余州县的会党起义,山东曲诗文领导的抗捐抗税斗争势力最大,影响最广。
       抢米风潮。由于封建地主阶级和清政府的残酷压榨,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农村经济的凋破,亿万农民赤贫化,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地主商人乘机囤积居奇,民众生活极为苦难。从1906年到1911年,几乎每年都有抢米风潮的发生,且遍及南北各地城镇乡村。
       反洋教斗争。《辛丑条约》订立后,外国传教士更加横行霸道,气焰嚣张,在浙江、湖北、江西、四川、河南、广东、福建、安徽、之隶、山东、山西、云南、西康等省都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激烈反抗,反洋教斗争仍然不断发生。
       工人罢工。伴随着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增加和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迅速增大。在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大三重压迫下,工人阶级不断发动反抗。20世纪初年的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但在迅速成长的过程中,已经与农民阶级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动力。
四、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和立宪运动

       1、“仿行宪政”的“预备”措施
       民主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和群众反抗斗争的持续高涨,使清朝统治者感到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于是,开始宣布“预备立宪”。
       1905年10月,清廷派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归国,密陈立宪法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三大好处,主张诏定国是,仿行宪政。同年9月,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准备从改革官制入手,逐步厘定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作为实行宪政的“预备”。同年11月,清廷宣布中央官制改革方案:一、军机处不变;二、设外务、吏、民政、度支、礼、学、陆军、法、农工商、邮传、理藩等11部;三、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四、将一部分旧机构进行归并。1908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九年后正式召开国会,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议院法选举法要领》、《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钦定宪法大纲》以保障“君上大权”为核心,所规定之皇帝权利实际和专制帝王没有多少不同。《议院法选举法要领》的有关规定使作为“民意”机关的议院实际成为皇帝的咨询机关。《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所列举的许多所谓应办事宜实际并不都是实行宪政所必需的“预备”。
       1908年11月,光绪和慈禧先后死去,不满三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由其父醇亲王载沣摄政。载沣摄政后,即罢斥袁世凯,与此同时宣示“预备立宪、维新团结”的宗旨,诏令官员们认真筹办立宪事宜。1909年10月,作为各省议会“预备”的各省谘议局相继成立,1910年10月,作为“立议院基础”的资政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常年会。谘议局、资政院的开设,是载沣迎合立宪潮流的一面,他还有另一面,即力图集中权利于皇室。为集权皇室,载沣不仅自己亲自统率新编禁卫军,而且先后任用皇亲贵族掌管清廷禁卫军、海军、陆军,控制军权。并于1911年5月组成所谓“责任内阁”,总揽政务。“责任内阁”有国务大臣13人,其中汉族4人,满族9人中,皇族又占了5人,故这届内阁又被称为“皇族内阁”。集权皇室的做法表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并非真正变革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君主立宪政治,而不过是以此欺骗国人缓和危机巩固自己统治而已。
       2、“国会请愿运动”与保路风潮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使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大为振奋。在国内,1906年12月,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等地的商学界纷纷成立各种宪政组织,此唱彼和;在海外,康有为、梁启超等亦组织立宪社团,与国内立宪党人遥相呼应。
       从1907年秋起,立宪派开始把请愿速开国会作为推动立宪的近期目标。他们一方面通过上书,要求召开国会;一方面相约各省派代表齐集北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8月,各省代表纷纷入京,向都察院呈递国会请愿书。在清政府的高压政策下,请愿活动暂时被压了下去。
       1909年,各省谘议局设立,立宪派取得了代表“民意”的合法资格,于是他们以谘议局为基地,再次掀起国会请愿运动。1910年1月,各省谘议局代表相继到达北京,向都察院呈递联名请愿书,要求代奏,但清廷以“国民知识不齐”为理由,坚持国会的召开须等九年预备期满、国民教育普及之后,请愿宣告失败。请愿的失败并没有使立宪派气馁,1910年6月,立宪派组织了号称代表了20多万人的十个请愿团再度晋京请愿,清廷借“财政困难,灾情遍地”为理由,再次拒绝了请愿团的要求。1910年10月,值资政院正式开会,立宪派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第三次请愿,并运动各省督抚和资政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在强大的压力下,清廷被迫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于1913年召开国会。然立宪派中仍有人不满足,坚持要在1911年召开国会,商议组织第四次请愿,东三省士绅则派代表赴京仍请速开国会,这时清政府开始采取强硬态度,将东三省代表押解回籍,并禁止请愿活动,第四次请愿流产。
       请愿运动的失败,“皇族内阁”的成立,清朝统治者集权的倒行逆施,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把各阶级、各阶层人民推向反清革命阵营。
       “皇族内阁”成立后,以上諭形式宣布“干线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接着和四国银行团订立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国有”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派人强行接收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从而激起了四省的保路风潮。其中,四川的反抗风潮尤为炽烈。1911年6月,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组织了保路同志会,各府州县纷纷响应,成立保路分会,参加人数达数十万。然而,四川的保路运动受到当局政府的镇压,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广大人民忍无可忍,迅速掀起了全川的武装暴动。
五、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
      1. 武昌起义和全国各地的响应
       1911年的广州起义和四川保路风潮,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湖北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武汉发动起义。
       武汉向称“九省通衢”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上海大第二大城市,它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据点和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迅速的地区和各省革命党人联系的枢纽。湖北革命党人在这里长期坚持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尤其是在新军中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在新军中建立了广泛的革命组织,运动新军士兵参加革命组织者达五、六千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为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加强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领导,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斡旋下决定联合行动,于9月组成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为发动起义进行了比较周密的准备和部署。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在临时失去起义指挥机关的情况下,自行联络,坚决发动了起义。起义的新军士兵一夜之间占领了武昌城,两天后武汉三镇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起义胜利后,湖北革命党人随即着手建立革命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担任民政部长,主持有关工作。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两省。接着,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省先后发动起义,宣布独立,成立革命军政府。从武昌起义到11月9日,短短的一个月,全国已有13省和最大城市上海以及其他许多州县宣布起义,革命形势飞跃发展。在独立光复的革命洪流中,农民群众在农村中掀起反封建的风暴,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也发生了响应武昌起义、拥护共和制度的革命运动。
       总之,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和席卷全国的群众自发斗争,汇合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洪流。在这个革命洪流中,反动的清王朝土崩瓦解了。
       2.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武昌起义和各省宣布独立后,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政府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不
仅是这次革命的目标,也是当时起义各省共同对清王朝进行斗争的迫切需要。
       11月9日和11日,湖北和上海两地先后发出建议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通电。15日,
第一次各省代表会议在上海召开。由于湖北方面力争,24日,各省代表联合会决定迁往武昌开会。12月2日,代表联合会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决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子反正归来”。同一天,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决定在南京成立临时中央政府。12月14日,各省代表齐集南京开会。因获悉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的消息,决定暂缓选举临时总统,虚位待袁,而推举大元帅、副元帅“专征北伐”。因人选问题政治不下,临时政府限于难产。
       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回国,到达上海。各省革命党人大都同意推举众望所归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南京临时政府的行政首脑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副总统黎元洪和九名国务员(各部部
长)组成。本着“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原则,由孙中山直接任命的各部次长、局长和总统府秘书长等,绝大部分是同盟会的重要骨干,所以南京临时政府的实权掌握在革命派手中。1月28日,临时政府参议院在南京成立。作为立法机关,40余名参议员中,同盟会30人,立宪派不足10人。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产物。临时政府中虽有立宪派和旧官僚参加,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居于领导地位。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颁布了不少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的法令。这些法令对资产阶级利益表现了热忱关切的态度,多方面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原则和利益。不过,南京临时政府的各项法令,对地主阶级的利益没有根本的触动,对广大农民的有求必应缺乏任何积极的反映。
       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存在很多问题。第一,革命党人普遍存在妥协思想,希望通过和平谈判争取袁世凯反正和清帝退位。以便尽快结束革命。第二,为获得帝国主义国家对临时政府的承认,南京临时政府承认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国家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承担过去的外债和赔款,保护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特权和利益,但帝国主义国家一直不承认临时政府。第三,南京临时性从成立的时候起,便面临着十分严重大财政危机。清政府所课征的许多苛捐杂税已经宣布废除,海关及部分常关、盐厘的税收被帝国主义把持,各地田税和其他税收也被各省军政府截留。在严重的财政危机面前,临时政府曾命令各地商会认捐款项以救燃眉之急,亦乞求帝国主义国家的贷款,但都得不到支持。第四,南京临时政府的基础脆弱,它名义上是一个中央政府,但它的权利不能推行于被立宪派和旧官僚控制的省份,即使在革命派政权的地方,也往往各自为政,不完全服从中央的号令。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同盟会,早已处于十分涣散的状态。1912年,同盟会在南京召开改组会议,由秘密转为公开。改组后的同盟国无论在政治纲领上还是组织上,都比秘密时期的同盟会退步了。
       3.袁世凯窃取政权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中外反动势力惊慌失措。清政府急派陆军大臣癊昌率领北
洋军队前往镇压。但北洋军队是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癊昌指挥不灵,清政府束手无策。
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抱着敌视的态度,力图阻止革命发展。武昌起义后,它们一方面
集结兵力,准备武装干涉。同时,促使清政府启用已被罢黜的袁世凯,以维护其在华利益。
袁世凯在一再讨价还价重掌清军政大权之后,于11月到达武昌前线,指挥北洋军队进攻革命军,为清王朝暂时稳住了阵脚。然而,革命形势的飞跃发展和清政府的土崩瓦解,使帝国主义逐渐放弃对清政府的支持,改为扶植袁世凯,胁迫革命方面向袁世凯妥协,以袁世凯取代清王朝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工具。
       12月,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12月18日,袁世凯的议和全权代表唐绍仪和各省军政府议和代表伍廷方开始在上海进行和平谈判。在南北议和过程中,革命派不仅遭到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压迫,而且还受到卷入革命内部的立宪派施加的巨大压力。在革命派内部,妥协思想也已占上风。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势力进行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在内外重重压力下,革命党人终于屈服,南北双方大臣协议,革命党人同意让出政权,袁世凯则同意宣布赞成“共和”,并逼清帝退位。
       随后,双方又在如何结束南北两个政权对立局面,如何处置清朝皇帝等问题上,达成协议。袁世凯在得到南方同意让权的确切保证后,立即对清帝实行逼宫。1912年2月,清帝宣布退位。随即,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在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为了防止袁世凯专制独裁,以便把中国纳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轨道。提出奠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三项条件。但在袁世凯的武力威胁和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孙中山被迫让步。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次日,临时参议院决议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革命遭到严重的挫败。
       4.临时政府北迁后的政局和“二次革命”
       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后,1913年3月,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在南京组织第一届内阁。由于在十个阁员中,同盟会员占了半数,人称“同盟会内阁”,袁世凯感到不能指挥如意独断专行,遂着手破坏“责任内阁制”,即不经内阁句副署擅自任命官员,迫使唐内阁中的同盟会阁员辞职。
       唐内阁倒台后,宋教仁主张积极从事民主政治的建设,通过全国民主选举产生国会,由国会中多 数党组织内阁,实行“责任内阁制”。为此,他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几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并在1912年12月到1913年2月的第一届国会选举中获得压倒多数的席位。为实现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抱负,宋教仁亲自到长江流域各省宣传游说,宣布政见,力图组织真正大国民党内阁。宋教仁的做法,与袁世凯建立独裁政治的做法相反,他决心用铁血手段扑面民主势力。1913年,宋教仁准备北上组阁,在上海车站被暴徒枪击,伤重逝世。“宋案”乃袁世凯一手策划,真相大白后,孙中山主张立即武力讨袁,但许多革命党分对武装讨袁没有信心,主张以国会力量从事“法律倒袁”。在国民党人争论不休是,袁世凯先发制人,在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后,借口国民党议员和江西、广东、安徽三都督反对善后处理大借款是不服从中央,派兵南下,进入江西,发动反革命内战。国民党人被迫仓促应战,各省先后宣布独立,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二次革命”。由于思想和行动不统一,革命军很快为北洋军击溃,各地相继取消独立。不到两个月,南方各省的国民党军全被袁世凯打垮,“二次革命”遂归于失败。孙中山、黄兴被加以“乱党”名目,严令通缉,被迫再次逃亡海外。
       “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最后一战。“二次革命”失败,标志着辛亥革命无可挽回地最后失败了。
       革命虽然取得了推翻了清朝、结束帝制的伟大胜利,从而为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历史进入了袁世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
六、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

       20世纪初年的中国,处于所谓“学位饥荒”年代。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人民以无比的热情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各种思想、理论和各种社会政治势力相结合,于是涌现出各种思潮,诸如民族解放思潮、民主共和思潮、君主立宪思潮、地方自治思潮、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国粹主义思潮、教育救国思潮、实业救国思潮,等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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