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讲义1

风清扬斈 14年前 (2005-09-29) 国学散记 9033 0

第一章    鸦片战争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1、清朝统治的衰落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清王朝统治下的一个独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着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逐渐增长。但是,在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因素发展缓慢。
18世纪下半叶,清王朝已经走上衰败的道路。其吏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枯竭,土地高度集中,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广大人民生活每况愈下,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自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农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绝。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大起义,遍及鄂、川、豫、陕、甘五省,参加群众数十万,绵延近十年。1813年爆发的天理会起义,波及豫、鲁、冀等省。
2、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扩张
正当清朝国势日趋衰微之时,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却非常迅速。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英国出现“工业革命”,工业生产的发展突飞猛进,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继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欧美大陆各国相继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到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获得长足发展。
“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开始寻找新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市场,开拓更为广阔的殖民地。以英国为首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对中国及东方各国怀有野心。16世纪末,英国殖民势力开始侵入印度,并于1600年建立东印度公司,以垄断东方贸易。1793年,英国派遣马嘎尔尼率使团来华,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为商埠,割让舟山附近的岛屿与广州附近的地方,减轻税率等侵略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拒绝。尔后,英国兵船多次侵扰我国东南沿海。
除英国之外,法国、美国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亦将殖民扩张的触角伸向东方,加紧向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进行侵略扩张。俄国则致力于对中国领土的扩张。17世纪中叶,武装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1689年,中俄两国经过平等协商,订立了《尼布楚条约》,1727年,又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这两个条约规定了两国东段和中段边界。18世纪中叶起,沙俄侵略者不断侵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我国领土,相继吞并了西部哈萨克和北部哈萨克。
西方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疯狂的殖民扩张,使古老的中国面临着一场空前的挑战和危机。

二、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

1、鸦片泛滥和中国的禁烟
18世纪中叶,英国已在西方各国的对华贸易中居首位。但是,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壁垒面前,西方的工业品很难找到市场。再加上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采取“闭关”政策,严重阻碍了西方工业品在中国的销售。于是,英国资产阶级处心积虑寻求打开中国大门的途径,鸦片便成为英国资产阶级打开中国大门的特殊商品。
从18世纪初开始,英国商人向中国输入鸦片。19世纪初,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不断增加。英国烟贩无视中国政府的多次禁令,大肆进行非法的鸦片走私贸易。据不完全统计,1800至1840年间,鸦片输华量每年平均3500箱。罪恶的毒品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在英国输华的货物中,鸦片就占了一半以上,英国通过鸦片,每年从中国掠走的白银达高数百万元,英国由原来的入初变为出超, 鸦片的泛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它不仅极大地损害了中国民族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由出超变为入超,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大量的白银外流,一方面造成银价上涨,各地税收困难,政府财政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则造成银贵钱贱,直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众多官吏兵丁的吸食鸦片和从鸦片走私中收受贿赂,使清政府吏治更加腐败,军队更加丧失战斗力。这一切,严重威胁着清朝的统治。
1839年,道光皇帝下令各省严禁鸦片。12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1839年3月,林则徐抵达广州后,在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持下,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人合作,积极整顿海防,防御外国入侵;严拿烟贩,惩办不法官吏;严禁国人贩卖、吸食鸦片;并晓谕外国烟贩,限期呈缴所有鸦片,并出具甘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4月下旬至5月中旬,英、美烟贩被迫缴出鸦片19187箱(其中美国烟贩1540箱,)又2119麻袋,共计重237万余斤。在林则徐主持下,自1839年6月3日到6月25日,在虎门将所缴获的鸦片当众销毁。虎门销烟是中国禁烟运动的一个重大胜利。它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决心。
2、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
1839年8月初,林则徐在广东收缴和销毁鸦片的消息传到了英国,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及鸦片贸易集团立刻发出一片战争喧嚣。他们纷纷致书英国政府,主张立即发动侵华战争。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既是英国资本主义扩张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英国政府蓄谋已久的政策。鸦片战争前的1837至1838年间,英国正处于第二次经济危机之中。为摆脱困境,转嫁危机,英国资产阶级加紧对外扩张。1839年10月1日,英国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并决定武装侵略中国。
1840年6月,乔治·懿律率领由兵船16艘、武装汽船4艘、运输船28艘、士兵4000余人(后增至15000人)、大炮540门组成的“东方远征军”,相继从印度、开普顿等地到达中国广东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3、战争的三个阶段
第一次鸦片战争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经历了三个阶段。
战争的第一个阶段,自1840年6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至1841年1月下旬清政府对英宣战之前,历时约7个月。在这个阶段,英军实施封锁珠江口、占领定海、北上天津以武力逼迫清政府就范为主要内容的侵略方案;中国方面除广东积极备战外,总体上持消极抗战的态度。由于道光皇帝采取“羁縻”政策,林则徐、邓廷桢等抵抗派遭到打击和排挤,妥协派琦善、伊里布等逐渐取得了对英交涉的大权,义律向琦善提出割地丧权的所谓“穿鼻草约”。
战争的第二阶段,自1841年1月27日清政府对英宣战始,至5月27日《广州和约》订立为止,历时4个月。在这个阶段,清政府虽然宣战,但并无真正抗战的决心。道光皇帝派往广州主持军事的奕山、杨芳等官僚昏庸无能,在对英作战中一触即溃,终于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广州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奕山等向英军的求和行径无比愤怒,奋起抗击英军,爆发了三元里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
战争的第三阶段,自1841年英军再度进攻厦门开始,至1842年8月29日签订《南京条约》为止,历时一年。在这个阶段,英军以进攻江浙地区为重点,以武力逼迫清政府彻底就范。清政府虽调集重兵赶赴浙江,但在前线溃败后便一意求和,最后被迫在南京订立了城下之盟。
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结束。中国所进行的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得到广大人民和爱国官兵的支持。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腐朽和经济、科学技术的落后,在于清政府的昏庸愚味。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民从此陷入苦难的历程,也促使中国人民觉醒和奋起。
三、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和战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1、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在南京签订了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主要内容要:
(一)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
(二)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
(三)赔款2100万元。
(四)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
(五)废除“公行”制度。
《南京条约》签订后,1843年7月22日,英国强迫清政府补订了《五口通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通过《虎门条约》,英国又取得了一些重要特权:
(一)领事裁判权。条约规定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犯罪时,“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中国政府无权处理。
(二)片面最惠国待遇。条约规定中国在将来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利时,“亦准英人一体均沾”。
(三)居住及租地权。条约规定英国人可以在能商口岸租赁土地,建房居住。后来,外国侵略者利用这项特权在通商口岸建立租界。
另外,《虎门条约》中还附有《海关税则》。其中规定的进出口货物税率比鸦片战争前大大降低,还规定凡未列入本税则的进出口货物,一律“值百抽五”。
《南京条约》及《虎门条约》签订后,西方资本主义和国对英国所获取的侵略利益十分眼红,纷纷接踵而至,趁火打劫,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
1844年7月3日,中美签订了《望厦条约》。在这个条约中,美国除享有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所取得的各项特权,还新增了以下几项重要的侵略权益:(一)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条约规定美国人与中国人或其他各国人的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诉讼,均由美国领事审理,中国政府不得过问。(二)进一步加强协定关税权。(三)美国兵船可以到中国各港口“巡查贸易”。(四)美国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等。
1844年10月24日,中法签订了《黄埔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法国也取得了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与此同时还获得了在各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权利。从此,传教成为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手段。
鸦片战争以后,沙俄加紧向我国东北和西北边疆大肆进行以掠夺领土为中心的侵略扩张活动。1851年8月6日,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沙俄攫取了在新疆设立领事、领事裁判权、通商免税、建立贸易圈等种种政治的和经济的侵略特权。
比利时、瑞典、挪威等西方国家也接踵而至,要求“援例”订约。清政府根据所谓“一视同仁”的原则,一律允准。与此同时,葡萄牙还乘机篡夺了中国对澳门的管辖权。
《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是欧美资产阶级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锁链。从此,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力驱使下,被卷进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
2、战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它使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鸦片战争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统一的国家;战后,中国的领土开始被割裂,国家主权(领土主权、海关主权、司法主权等)遭到破坏,中国已经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战前,中国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中国逐渐被纳入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战后,在东南沿海出现了最早的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城市。其中以上海发展最快,自50年代起,上海的出口贸易占全国出口的一半以上,取代广州而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1845年1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强迫清政府地方官吏议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定一个区域作为英国人居留地,这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设立租界的开端。在租界里外国侵略者排斥中国的主权,实行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使租界成为“国中之国”,成为他们进行政治和经济侵略的基地。
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出现了一批为外国商行推销商品和收购土货的买办商人,他们与外国侵略者有密切的联系和共同的利害关系,经济上又有相当的实力,受到清朝地方大吏的器重,买办商人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
鸦片战争后不久,在五口通商地区的外国资本主义企业中,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其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显示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在封建士大夫集团中,出现了一批注意研究现实问题,主张向西方学习,倡言改革,以强国御侮的有识之士,林则徐、魏源等是其主要代表人物。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还在鸦片战争前,在主张鸦片,坚持抵抗外国侵略的同时,林则徐就派人积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情况,搜集有关资料,翻译西书,编成《四洲志》。魏源则根据《四洲志》及其他中外文献资料,综述各国历史、地理及中国应采取的对外政策,编写成《海国图志》一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战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人民肩负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中国历史进入了民族民主革命时期。
  第二章 太平天国及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太平天国起义

1、洪秀全和金田起义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倾销,破坏了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传统手工业。鸦片输入的年年激增,使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问题比战前更为严重。清政府为了支付战费和赔款,借端进行搜刮,亦使百姓负担更为加沉重。再加上剧烈的土地兼并,沉重的地租剥削和连年灾荒,广大劳动人民陷于失业、破产、饥饿、死亡的困境,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鸦片战争后十年间,汉、壮、苗、瑶、彝、回、藏等各族人民的起义和抗租抗粮等斗争,不下100多次,几乎遍及全国,天地会势力更遍及长江和珠江流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生发展起来的。
1843年,多次的科场失意的洪秀全,在极度的愤懑不平中阅读了传教士梁发数年前赠给他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该书内容宣传拜上帝,敬耶稣,反对崇拜偶像邪神,鼓吹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教义。洪秀全读后反应强烈,决意按照书中的启示,祈祷上帝,自行施洗,以示“去旧从新”,并开始从事传教活动,他的同学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等首先受洗。
1844年,洪秀全、冯云山离开花县,辗转到广西贵县赐谷村一带传教,农民受洗礼入教者100多人。不久,冯云山转入桂平山区活动,在贫苦群众中开展艰苦的宣传、组织活动。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紫荆山区建立起一个被称为“拜上帝会”的组织,团聚了会众2000多人。此期间,洪秀全亦先后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把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宣传天父上帝是中外古今共同的独一真神,批评了相陵相夺相斗上杀的世道人心,主张建立像唐虞三代那样的“大同”社会。自后,他们进一步积极开展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不断扩大影响,壮大组织。
经过积极的酝酿和准备,起义的条件基本成熟。1850年春夏间,洪秀全发布金田“团营”令。1851年1月1日,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气势磅礴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从此开始了。
2、定都南京和北伐、西征
金田起义后,即遭清军围追堵截,经过半年多的辗转反侧艰苦奋战,于同年 8月,攻克了永安州。在永安,太平军进行休整补充,并颁行了天历,制订各种制度。1851年12月17日,洪秀全颁布封王诏令: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西王以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太平天国的中央政权组织初步形成。
太平军在永安停留了半年多的时间,清军3万多人亦陆续开到永安,形成了对州城的包围。1852年4月5日深夜,太平军顺利突围,而后直逼省城桂林。因清军防守严密,久攻不下,太平军遂转进全州。6月3日,太平军攻打全州,冯云山不幸中炮身亡。太平军随即撤离全州,出广西入湖南。先克道州,建立土营。6月,攻打湖南省城长沙,不克,西王肖朝贵阵亡。随后,太平军轻取岳州,组成水营。1852年底,太平军入湖北。1853年1月,攻克武昌三镇。2月,洪秀全、杨秀清统率大军,水陆并进,蔽江东下,以摧枯拉朽之势,连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芜湖等地。3月8日,太平军兵临南京城下,3月20日占领南京,改称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清政府命钦差大臣向荣率清军17000余人到达南京城东孝陵卫,成立“江南大营”;另一钦差大臣琦善率直隶、陕西、黑龙江马步各军约万人至扬州,成立“江北大营”,围困天京。
太平天国从金田起义后,仅仅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便席卷了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六省,最后奠都南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因为太平天国起义是一次反对清朝反动统治的正义战争,它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再加上太平军严明的组织纪律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从而使起义获得了迅猛发展。
奠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立即分兵北伐和西征,对清政府统治区实行了大规模的主动出击。
北伐的总目标是直捣清朝的都城北京。1853年5月,林凤祥、李开芳等率军约一万九千人,自扬州出发,开始北伐。10月,北伐军进攻天津受阻,屯据静海、独流。1854年2月,北伐军南撤至山东连镇待援。在自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林、李二部分别在连镇、高唐州为清军围困,虽经艰苦奋战,终因弹尽梁绝,敌众我寡,为清军攻陷,北伐亦告失败。太平军的北伐,是太平天国史上英勇悲壮的一页,它兵锋直抵清朝的心脏地区,严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给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造成了有利的形势。由于北伐军孤军深入,得不到后方的有力支援,又没有主动联系和发动群众,因而最后陷于失败。
太平军在北伐的同时,还派兵西征。西征的战略目的在于确保天京,夺取安庆、九江、武昌三大军事据点,控制长江中游。1853年6月,胡以晃、赖汉英、曾天养(壮族)等率太平军溯江西上,当月克安庆,9月,下九江。此后,西征军分为两支。一支由胡以晃率领,专意经略皖北。一支由韦俊率领,自九江沿江西上,再克武汉三镇,随后入湖南,先在岳州大败曾国藩湘军,欲攻长沙,后因湘潭失利被迫放弃攻打长沙计划。7月,湘军反扑,先后攻下岳州和武汉三镇,进逼九江。1855年1月,太平军派石达开率大军西援,先在湖口、九江大败曾国藩湘军,而后三克武汉三镇,进军江西,短短三个月,江西大部落入太平军手中,迅速扭转西征战场局势。
在江西大捷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又在天京外围组织了一场激烈的破围战,大败清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解除了威胁天京三年之久的军事压力。
太平天国通过三年多激烈的军事斗争,在长江中下游,取得了重大成就,控制了从武昌到镇江长江沿岸的城镇,安徽、江西、湖北东部以及江苏的部分地区都为太平天国所掌握。
二、太平天国的制度和政策

1、《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内容,是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把土地按每年产量的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级九等,然后好田坏田互相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凡16岁以上的男女每人得到一份同等数量的土地,15岁以下的减半。同时,还提出“丰荒相通”、以丰赈荒的调剂办法。
除了解决土地问题之外,《天朝田亩制度》还对农副业生产和分配等问题,做了一系列具体规定。生产和分配,都由农村政权的基层组织“两”来实行管理,每25户为一“两”。分得土地的农民,都要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
在分配问题上,规定每“两”生产的农副业产品,“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25家中婚丧等事所需要的银钱粮食,都由每“两”所设的国库开支。鳏寡孤独、疾病残废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都由国库供养。
太平天国的领导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天朝田亩制度》所提出的平分土地方案,是农民阶级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否定。它反映了当时广大贫苦农民强烈地反对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要求,以及获得土地、追求平等平均的理想社会的渴望。但是,《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经济生活方案,是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众平等,是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方案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相反,它将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水平上,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因此,它又具有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
《天朝田亩制度》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封建落后性,这个矛盾是由农民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太平天国领袖们绘制的平分土地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图案,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2、各项制度和措施
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为天王。天王之下设王、侯两等爵位;设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职官。爵位和职官不分文武,军政兼管,既处理政务,又带兵打仗。
太平天国的政权机关,分中央、省、郡、县四级。省、郡、县为地方政权,县以下为基层政权。。
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对乡官的组织系统、任务和职权,都作了明确规定。乡官制度是按照太平军的编制,把广大居民起来,每五家设一伍长,五伍长设一两司马,四两司马设一卒长,五卒长设一旅帅,五旅帅设二则师帅,五师帅设一军帅,一军共有12500家(其中由五“伍”二十五家组成的“两”为最基层单位)。军帅以下的各级官吏,一般由当地人民推举,或由上级官员委派,他们被称为“乡官”。此外,还规定“寓兵于农”的乡兵制度,这种乡官制度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
在城市管理方面,太平天国一度在天京完全废除私有财产,生活必需品由圣库按定额供给。居民按性别分别编入男馆女馆,夫妻不得同居。男子除参军者以外,都要参加生产或在政府机关中服役;女子大致与男子相同。商业也被废除。对于手工业,则由诸匠营和百工衙统一经营管理。匠营和百工衙只是为供应太平天国的需要而生产的,产品直接分配给各单位,不经过市场进行交换,生产者除吃穿之外别无报酬。
在妇女问题上,废除买卖婚姻。禁止娼妓、缠足、买卖奴婢等。他们还建立了女军,并设立了女官。这些措施对封建宗法制度起了冲击作用。但是,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者仍沿袭历代封建帝王的妃嫔制。
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太平天国对孔子和儒家经书的正统权威进行了冲击。金田起义后,把儒家经斥之为“妖书”,宣布:“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这样空前猛烈地冲击孔孟及儒家经书,无疑具有革命意义。但是太平天国并没有对儒家思想进行任何实质性批判,而把儒家中一些基本内容如等级制、三纲五常、天命论等,都保保留了下来。
太平天国在考试制度上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无论何色人,至丞相,下至听使,均准与考”;考试的题目“不本四书、五经”。此外,还颁行了“天历”。
在对外交往中,太平天国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不足,他们因宗教形式相同而错误地把侵略者当成“洋兄弟”,表示允许外国侵略者“自由出入”及“货税不征”。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关,颁布和实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表现了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是农民战争,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它不能创造新的生产方式,不能建立一个符合历史发展的新的社会。在太平天国控制的地区内,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清朝封建统治势力虽然受到很大的打击,但远没有被彻底摧毁,它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会重新复活。农民阶级的一些弱点,在起义队伍尤其是领导集团中,也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出来。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在高潮中已包含着走向衰败的危机。

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不久即被封为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方案——《资政新编》,其主要内容有:政治上,主张“设法用人”,反对“结党联盟”,强调“权归于一”。经济上,主张效仿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事业,金融事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文化习俗上,主张兴办教育医院慈善事业,禁止旧的风俗习惯。外交上,主张与外国平等交往,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但不允许外国人干涉太平天国内政。《资政新编》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纲领,基本上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来改造中国,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达到“兵强国富、俗厚风淳”的目标。它反映了时代特点,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尽管《资政新编》提出的方案还不完善,且当时也不完全具备实现的社会条件和阶级条件,实践上也未付诸实施,却为近代中国探索国家出路提供了可贵的思路。
保卫安庆和经营江浙 1860年,陈玉成、李秀成计划沿长江夹江西上,攻打武昌以解被湘军围攻的安庆,由于行动的不统一和外国侵略的干涉,未能达到预期目的。1861年,安庆失守,1862年,陈玉成殉国。与此同时,李秀成部攻入浙江并控制大部地区,浙江成为太平天国最后几年的主要根据地。
3、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失败和历史意义
1861年,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兵分三路夹击太平军。曾国荃率湘军主力进攻天京,左宗棠部进犯浙江,李鸿章部进犯江苏。英、法、俄等国侵略者则组成常胜军、常安军、常捷军、定胜军配合清军进攻太平军阵地。 面对中外联军的进攻,太平军将士英勇抵抗。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先是三次进攻上海功败垂成,继天京破围战失利,1863年,苏州陷落,1864年苏南、浙江、皖南根据地全部失去,天京成为孤城。关键时刻,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建议,但遭洪秀全拒绝,未能扭转败局,太平军只能固守天京,坐以待毙。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天京陷落。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绞杀下失败了。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持续14年,纵横18省,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它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严重动摇了几千年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英勇地抗击了外国侵略者,捍卫了民族尊严,使西方列强迅速殖民地化中国的企图受到严重挫折;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为中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全面开展作了必要的酝酿和准备。
太平天国的失败,客观上是由于敌人力量的强大,主观上则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农民小生产者的地位导致他们没有先进的理论为指导,不能制定正确的纲领、政策和斗争策略;不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集团。它说明,农民阶级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时,单靠它自身的力量不可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4 、各族人民风起云涌的反清斗争
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的高涨。
南方和东南沿海各省,发生了天地会及其支派的起义。其中有广西南宁胡有禄、朱洪英的天地会起义,陈开、李文茂的大成国起义,壮族李文彩的抗租起义,壮族吴凌云的延陵国起义,壮族黄鼎凤的反清起义。还有福建黄威、黄德美的小刀会起义和上海刘丽川的小刀会起义。
在北方,有张洛行的捻军起义。
在西南地区,贵州有张秀眉领导的苗民起义,刘义顺、胡二黑领导的号军起义,何得胜、潘民杰领导的斋教起义,陶新春兄弟领导的苗、彝起义。云南有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回民起义,马复初、马如龙领导的滇东南回民起义。
在西北地区,有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回民起义。

三、第二次鸦片战争

1、英、法发动第二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
1856至1860年,正当太平军与清军在长江中下游激烈争夺的时候,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了新了侵华战争。因其实质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所以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也称“英法联军之役”。
1854年和1856年,英、法、美借口“修约”,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侵略要求,为清政府拒绝。为此,他们决心发动一场新的侵略战争以达到目的。1857年12月,英国利用“亚罗号事件”,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组成英法联军5600余人在珠江口集结,炮击广州,并登陆攻城占领广州。
1858年4月,英法联军按照本国政府指示,驱舰北上,直抵大沽,以迫使清政府就范,与此同时,英、法、美、俄四国公使随军北上。1858年5月20日,大沽失陷。26日,联军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慌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6月26日、27日,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分别签字。主要内容有: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后定为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英、法等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对英赔款银400万两,对法赔款银200万两。11月,桂良等在上海又同英、法、美三国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海关由英国人“帮办税务”;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中纳按价值2.5%的子口税外,免征一切内地税。《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签订,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2、英法侵略战争的再起和《北京条约》
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
1859年,英、法公使率军来华换约,因拒绝按照清政府指点的地点与路线换约,战事再起。在中国守军痛击下,英、法侵略军惨败。1860年春夏,英、法侵略军再度来华,发动扩大了的侵华战争。于8月攻陷大沽,占领天津,进犯北京。10月初,侵略军占领圆明园,在大肆抢掠后,纵火焚毁。随后,英法联军占领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10月24日、25日分别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不仅承认《天津条约》的完全有效,而且又规定:增开天津为商埠;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割让九龙司,“归英属香港界内”;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堂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800万两,恤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定,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地位进一步加深,中国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了。
3、沙俄侵占我国北方大片领土
1858年5月,乘英法联军进犯天津、威胁北京之际,俄将领穆拉维约夫率领兵船多艘驶至瑷珲。5月28日,俄方提出签订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为: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仅在瑷珲对岸精奇哩江(今俄国结雅河)以南的一小块地区(后称江东六十四屯)仍保留中国方面的永久居住和管辖权;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原属中国内河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此后只准中、俄两国船只往来,别国不得航行。清政府没有批准《瑷珲条约》。
1860年11月14日,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北京条约》除迫使清政府确认《瑷珲条约》外,还规定:(一)乌苏里江以东地区40余万产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二)中俄西部未定边界,将来还需重新勘定。(三)俄国取得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张家口、喀什噶尔等地免税贸易、设立领事并享有领事裁判权。通过中俄《北京条约》,沙俄不仅把《瑷珲条约》规定划为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强行割占,而且又为割占中国西部领土制造了“根据”。沙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最大的获利者,它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一系列的勘界条约,侵占了我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四、辛酉政变及其以后的政治格局

1861年11月,清朝宫廷内部发生了政变。咸丰皇帝逃到热河行宫后,于1861年8月病死,遗诏以年方六岁的儿子载淳继位,同时任命亲信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载淳继位后,改年号为“祺祥”。他的生母叶赫那拉氏由贵妃而尊为皇太后,旋即加“慈禧”徽号。皇钮祜禄氏被尊为皇太后,加“慈安”徽号。慈禧太后是一个权力欲极强、力图取得实际最高统治权的人物,她与慈安太后密谋铲除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并与外国侵略者所支持的恭亲王奕訢相勾结,拉拢握有兵权的胜保等人,发动辛酉政变,慈禧太夺取了实际的最高统治权。辛酉政变后,清政府决意求助外国军队来镇压太平天国。1862年2月,慈禧太后以同治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公然宣布“借师助剿”,至此,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
慈禧太后、奕訢等清朝最高统治者,对外依靠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帮助,对内则注意调整同曾国藩集团等汉族地主的关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这就使太平天国和各地人民的起义所面临的形势比以前更为复杂和险恶。


五、太平天国后期及其失败

1、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
到1856年上半年,除北伐战争失败外,太平军在湖北、江西安徽等战场都取得了很大胜利,又在扬州打垮了江北大营,在镇江和天京击溃了江南大营,从而达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但是,军事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政权的巩固,相反,起义队伍中的各种矛盾和弱点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了。
在太平天国内部,革命队伍的成分日益复杂,不少地主、士绅、胥吏、商人以及游民、溃勇等被卷进来。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袖们的思想作风发生了变化,起义初期那种“敝衣草履,徒步相从”的朴质的思想作风多被抛弃,代之而起的则是对权利名位和奢侈生活的追求。太平天国领袖们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变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1856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了公开分裂。
杨秀清有出色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太平天国起义前期能够取得那样巨大的发展,是和他的领导分不开的。但是,随着起义的发展和个人权势的上升,杨秀清骄傲专横的倾向日益严重,扩大了他与洪、韦、石、秦等的矛盾。1856年,韦昌辉率领心腹部队3000多人于9月1日深夜赶到天京,包围了东王府,次晨进行大屠杀。接着天京城内发生混战,太平军优秀将领和战胜两万多人死亡。9月中旬,石达开从湖北赶回天京,责备韦昌辉不该滥杀,韦昌辉又将石达开在天京的一家老小全部杀害。韦昌辉的大屠杀和专擅横暴,激起了天京广大将士的愤怒。洪秀全接受将士们的要求,于11月初杀死了韦昌辉及其心腹二百多人,结束了韦昌辉对天京历时约两个月的恐怖统治。
11月底,石达开回到天京,洪秀全命他“提理政务”。但经韦杨事件之后,洪秀全对石达开亦心存顾忌,军政决策大权仍操在自己手中,并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以牵制石达开。1857年6月,石达开负气出走,率精兵10多万人离开太平天国,转战西南。由于孤军作战,没有建立根据地,粮食、武器等补给困难,部队的战斗力日益削弱,军心逐渐涣散,于1863年5月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石达开本人亦在成都就义。
2、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它破坏了内部的团结,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丧失了乘胜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清军乘机反扑,太平天国形势急转直下,所占领的地区大为缩小。1857年10月 ,洪秀全提拔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久经沙场的青年将领,再建新的领导核心。
第三章 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一、 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社会经济

      19世纪60年代,列强在侵华问题上进行“协商和合作”,以达到共同侵略的目的。在此期间, 列强相继在北京建立使馆,直接对清政府进行外交讹诈,并且控制了1865年成立的总税务司署,通过控制海关对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干涉,致使列强在华的政治势力不断扩大。从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列强凭借他们从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种种特权,逐步扩大对华经济侵略。他们通过倾销商品,控制中国出口贸易,通过在中国经营轮船航运,设立工厂,设立银行,加大对中国经济的侵略力度。外国资本主义在华政治、经济势力的扩大,逐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由于中外反动势力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屠杀,战争破坏严重,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致使六七十年代广大农村残破不堪,经济凋敝,灾民剧增,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尖锐。
二、统治集团内部对举办洋务的不同态度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统治出现相对“稳定”的局面。但是,部分清醒的当权者并没有因 “中外和局”而减少他们对清政府统治的危机感。他们极力主张把魏源的“师夷长技”思想付之实践,学习和利用西方的军事制造和科学技术,以解除内忧外患,富国强兵。为此,他们明确提出了“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其指导思想则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即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这种认识逐渐形成为一种政治主张和时代思潮。主张举办洋务的倡导者,在清中央有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地方大吏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官僚和开明人士。他们在办洋务问题上思想主张基本一致,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一个势力相当强大的政治派别,通常把他们称为洋务派。
      洋务派提倡和兴办洋务,遭到了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的攻击。他们认为兴办洋务“用夷变夏”,违背祖训,对洋务进行百般抵制;以奕訢为首的洋务派则对此进行了反驳,于是形成了顽固派与洋务派的争论。他们的争议的焦点在于:要不要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制造枪炮,以资“求强”;西方诸国是不知礼义的蛮夷,还是科学技术进步、政教昌明的国家?两派争论的实质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开明与守旧的政见之争,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政治斗争。而关于同文馆是否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和建议修建铁路则是当时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慈禧太后玩弄平衡手腕,一方面扶植顽固派以牵制洋务派,另一方面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又不得不依靠洋务派。洋务派虽然屡次受到顽固派的攻击,但洋务运动还是冲破重重阻力,艰难地推行了起来。

三、军事工业和新式陆海军的建立

      洋务运动的范围很广,包括编练新式海陆军,制造枪炮、船舰,建立外交机构,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企业,设学堂,派谴留学生等。运动的重点内容前后期不同,大致是60—70年代是以“求强”为主,以适应战争和军事的需要,举办军事工业和训练新式军队。70—80年代,在“求强”的同时,提出“求富”的主张,兴办民用企业。
      1、兴办军事工业
      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是从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和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的三所洋炮局开始。1865年至1890年,洋务派在全国共创办21个军工局厂,其中规模较大有5个: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局。
      江南制造局 1865年李鸿章购买美商旗记铁厂又合并了两个炮局组成。该局主要生产枪枝、大炮、枪炮弹、钢铁、轮船(1885年后专修各省舰船)。由于得到政府扶持,该局在设备、技术方面都是当时国内最大兵工厂。
      金陵制造局 1865年李鸿章将苏州洋炮局扩充而成。规模小于江南制造局,主要生产大炮和弹药。由于缺乏资金,设备陈旧加上管理混乱,所产的大炮大多质劣。
      福州船政局 1866年由左宗棠设立。这是当时最大的船舶修造厂,用以制造和修理水师装备。开始时聘用法国工匠,后设立船政学堂,培养造船和驾驶人才。1874年后厂务和技术由船政学堂的毕业学生接管。该局在中国近代造船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天津机械局 1866年由奕忻奏准,崇厚负责建立。这是清朝在北洋设立的第一个兵工厂。厂分东西两局,东局专造洋火药、子弹、洋枪;西局则专造军用西洋器具等。
      湖北枪炮厂 1893年由张之洞在汉阳建成,1895年试造枪炮。在当时的军事企业中,此厂规模大,设备最新。后因经费被挪用于汉阳铁厂,生产大受影响。
      洋务派兴办的这些军事工业,属官办性质,受到封建官僚和封建部门的控制,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腐败现象严重。不过军事工业开了近代企业先河,在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2、训练新式陆海军 
      训练新式陆军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兴办军事工业的目的所在。1861年,奕忻、文祥等奏请训练八旗兵丁使用洋枪洋炮。次年,在天津成立洋枪队,聘用外国教练。接着,上海、广州、福州等地亦按照天津练兵章程成立了洋枪队。李鸿章率领的淮军、湘军中左宗棠所部,都先后建立了洋枪队,成为新式陆军的精锐部队。
      整顿海防,筹建新式海军,是洋务运动又一重要措施。从70年代开始,至1894年,清政府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共有船舰六七十艘,有相当规模。福建水师船只老化,战斗力差,中法战争中,几乎全军覆灭。南洋水师由两江总督兼南洋海防大臣管辖,一直由湘系大员控制,实力不及北洋水师,但比福建水师强。北洋水师是清政府实力最强的海军,由李鸿章经营,其兴衰与淮系集团密不可分,而且同整个洋务事业成败相始终。1891年之后,由于经费被挪用修筑颐和园,停购船只枪炮弹药,其后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彻底粉碎。
四、近代民用企业的出现

      1、官督商办企业 
      洋务派在兴办军事工业和建立新式海陆军过程中深感财政困难,并且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富强不仅是船坚炮利的“长技”,更主要是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所以,从70年代始洋务派在继续“求强”的同时,又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从70年代到90年代,共创办了民用企业20多个,除少数采用官办或官商合办外,大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有:
      轮船招商局 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成立。这是洋务派兴办的规模最大的民用企业,最初由官款筹办,后经营不善,半年后转向商办,但总局或分局推举或更换商总和商董须“禀请大宪”,体现了官督商办的特色。但中法战争后,该招商局规定“专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商办色彩大为减弱。
      开平矿务局 1878年在唐山开办。该局“虽系官督商办”,但采取商办企业经营方式。后因炼铁成本过高而停办铁矿,专营煤矿。其后又开办开平铁路、轮船运输煤矿。开平矿务局业务一度鼎盛, 1892年后因管理不善,生产经营每况愈下。
      电报总局 在军事活动中,洋务派认识到电报的重要性,经清政府批准,1880年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电报总局,为官办企业,两年后改为官督商办。1884年总局迁上海,此后电报事业发展遍及各重要城市。但因各头等官报的费用剧增,而赔累不已。后规定费用“众商报效”一半,一半按月核给经费或现款。
      上海机器织布局 该织布局产品享有特别专利权和优待,如李鸿章奏准:“十年以内只准华商格办,不准另外设局”。产品的运销也免征厘税。自1890年投产以来利润颇高,后毁于火灾,重建之后设立10多个分厂。 
      近代的官督商办企业受到封建经济的束缚,又受到封建顽固势力对其使用近代机器工业和科学技术的阻挠和抵制,洋务派既是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办者,又是其压制者,其种种干涉阻碍了企业的正常发展。另外,外国资本主义亦凭借其经济特权极力排挤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官督商办企业既要依靠洋务派“官”的支持扶植,又要依靠“商”的经济投资和经营管理。官督商办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打破“洋商”对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垄断、扼杀,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过也应看到它不可能摆脱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在外国经济势力和洋务派的封建官僚势力双重制约之下,它们很难甚至不可能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则获得自由发展和竞争力。这也就是洋务派经营民用企业二十多年,声势不小但收效不大的原因所在。
      2、商办企业 
      官督商办企业创办时,中国还出现了商办企业,这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开始,它标志着中国社会经济发生重要变化。商办企业主要由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投资产生的,也有部分是由旧式手工场作坊转化而来。从1868年至1894年商办企业有50多个,其中重要的有下列:
      发昌机器厂 是铁匠作坊主方举赞于1869年在上海创办的,主要为外商船厂制造修配零件,兼营五金进口,是当时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企业规模最大的一家。
继昌隆机器丝厂 1872年由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设立,这是第一家丝厂,产丝精美,行销海外。该厂带动了附近地区丝织业的发展。
      贻来牟机器磨坊 1878年由朱其昂在天津创立,用机器生产面粉,所生产的面粉“面色纯白,与用牛磨者迥不相同”,打破了传统手工业磨面的旧式生产方式。 
      公和永缫丝厂 1881年黄佐卿在上海设立,拥有丝车100部,后增至900部,此后上海缫丝业日益兴起。
      同文书局 徐鸿复、徐润于1882年在上海设立,采用石印机翻印《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等重要古籍,后因资金积压过多,1898年停办。
      火柴厂有1886年杨宗濂、吴懋鼎、周盛波在天津合资开办的“自来火柴公司”和1890年上海商人设立的燮昌火柴公司,两公司生产原料均购自国外,后者质量较差,仅销内地。
      从19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20多年,中国近代商办企业发展进程慢,且投资规模小,技术落后,主要生产日用轻工业产品。中国的第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受到享有种种特权的外国资本主义限制和打击,他们在产品销售、原料购买方面排挤和打击中国民族企业。不仅如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还受到封建势力的压制和摧残。1894年前,商办企业在设厂、经营产品销售方面因清政府没有正式承认而无法律保障,地方官吏随意敲诈勒索,或完全听令他们摆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为求得生存,不是乞求外国资本主义的庇护,就是寻求封建势力的奥援。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既有其社会历史的进步性,又有是先天的软弱性。
五、新阶级的出现和思想文化的演变

       1、新阶级的产生
       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中国社会阶级构成和阶级关系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尽管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道路艰难曲折,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中国近代第一代产业工人,最早是通商口岸的码头工人和外国轮船的中国海员。由于外国资本相继在中国开设工厂,中国产业工人的队伍也随之扩大。随后在洋务派兴办的工厂和中国民族近代企业中,工人的人数也日渐增加。总的来说,中国近代的无产阶级人数少,且受到外国资产阶级、本国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但它却是一个最有希望、最有前途的革命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那些投资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及商办企业的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转化而来;另一个来源则是由那些采用机器生产的手工工场主转变而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带有历史的进步性和一定程度的革命性,同时又带有先天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整体和一种新的经济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必然要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
       2、 思想文化的演变
       19世纪70至9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早期维新思想随之兴起。早期维新派人物是从洋务派中分离出来的。他们从洋务活动中体会到,洋务派单纯照搬某些外国的制造技艺是不够的。他们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
       早期维新思想加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具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外国侵略、希望中国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他们反对不平条约的签订,认为这些条约的签订严重的损害了中国主权。在经济方面,要摈弃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鼓励发展商业,同西方强国进行“商战”,保护本国经济。在政治方面,他们批评了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应该承认,在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他们的这些思想是比较进步的,他们的一些观点,为以后的戊戌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段时期的文化事业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洋务运动中,为培养通晓洋务的新式人才,洋务派兴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据统计,30多年间,洋务派共创办新式学堂24所,培养了外语、工程、军事、电讯、医务等各类人才。除了举办新学堂外,洋务派还还建立了翻译机构,主要有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以及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翻译馆,组织翻译了一批西方的自然科学书籍,这对我国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先导作用。在翻译西书同时,创办报刊也是洋务运动期间产生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事业。此外,洋务派还组织了留学教育。从70年代开始,清政府开始向欧美等国派遣留学生,主要是从事工程技术和军事技术的学习,詹天佑、严复等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
第四章 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     
        
       一、中国边疆地区的危机

       1、新疆的收复和《伊犁条约》的订立
       1916年,新疆爆发了反清武装起事。各地反清武装的领导权大多被宗教和民族上层分子所掌握。他们建立了许多互不统属的封建神权割据政权,新疆陷入割据纷争的混乱局面,给外族入侵和沙俄势力扩张造成可乘之机。
       1865年初,浩罕国(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军官阿古柏侵入南疆,随后不断吞并各地的割据政权,到1870年,南疆全部和北疆部分地区都被阿古柏所侵占。阿古柏与英、俄勾结,成为英、俄阴谋分裂我国新疆的工具。英国不断派遣官员、间谍到南疆活动,笼络收买阿古柏,送给他一大批枪支弹药和军械修造设备。沙俄除应允为阿古柏提供各种便利外,更于1871年5月大举进犯伊犁,扬言“伊犁永归俄辖”,实行军事殖民统治。与此同时,日本侵略我国台湾,东南海防也很紧张。清政府内部发生了加强海防与收复新疆的争论。经过争论,清政府一面加强海防,一面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收复新疆。
       1876年3月,清军三路进疆,在当地民众支持下,至1878年1月,收复了除伊犁地区外的全部新疆领土。1878年6月,清政府派崇厚为使,入俄谈判索还伊犁。崇厚在沙俄的胁迫愚弄下,擅自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按照条约的规定,中方以赔款、割让领土、取得通商特权、取得领事裁判的昂贵代价收回伊犁。消息传来,群情激愤,清政府也感到条约太苛刻,宣告“崇约”无效,处罚了崇厚,同时另派曾纪泽入俄,谈判改订条约,并再次命令左宗棠为钦差大臣,赴新疆统筹军务,调兵备战。1880年7月,曾纪泽赴彼得堡谈判。经过半年多的据理力争,于1881年2月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中国虽然收回伊犁地区,取消了《崇约》中部分割让领土的条款,但仍把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南北两岸原属中国领土划归俄国所有。这个条约和《崇约》相比,在界务和商务方面,中国争回了一部分主权,但它仍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此后根据条约规定签订的中俄《伊犁界约》等几个边界议定书,沙俄共割占了中国斋桑湖东北、霍尔果斯河以西、特穆尔图淖尔东南和阿克赛河源等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清政府收回伊犁后,于1884年在新疆建立行省,设置州县。
       2、日美侵犯台湾、《烟台条约》和英俄进窥西藏
       在我国西北疆危机的同时,侵略者又在我国东南海疆和西南边疆造成了严重危机。
美国对台湾凯觎已久。1867年,美国借口“罗佛”号船事件,两次派遣海军陆战队到台湾南部琅桥(今恒春)登陆寻衅,均被当地高山族人民击退,使美侵台野心未能得逞。此后美国便改换手法,转而采取勾结、支持日本进行侵略,自己从中渔利的政策。
       1871年11月,中国邻邦琉球的一艘渔船因遭遇飓风飘流至台湾,部分船员为高山族人误杀。此事与日本毫不相干,日本竟以此作为侵略的借口。1874年5月,日本在美国帮助下派兵侵犯台湾,在琅桥遭到台湾人民反击后退踞龟山,设立都督府。10月,清政府接受英、美、法等国站在袒护日本立场上的“调停”,与日订立《台事专条》,日军限期从台湾撤退,中国“赔偿”日本兵费50万两。
       由于英国侵略缅甸、法国侵略越南,中国西南边境出现危机,云南直接受到威胁。英、法力图分别从缅甸、越南开辟一条经云南至我国内地的捷径,英国多次派出“勘探队”非法进入我滇西地区,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1875年1月,发生“马嘉理事件”。围绕“滇案”,英国向清政府提出广泛要求,并于1876年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中英《烟台条约》。《烟台条约》不仅在“抚恤”、“赔款”、“惩凶”、“道歉”等方面满足了侵略者的要求,还为英人进一步进入西南内地从事侵略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
第四章 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     
        
       二、中法战争

       1、法国发动侵华战争
       19世纪50年代法国出兵侵略越南,1862年6月,它强迫越南签订了《西贡条约》,将南圻变为法国殖民地。1873年,法军进而侵犯河内地区。越南政府一面请求清政府派兵援助,一面邀请刘永福率领活跃在中越交界的黑旗军援越抗法。黑旗军在红河两岸屡创法军,击毙其统兵官安邺。1882年初法国派出统兵官李维业率领的一支侵略军,重新向越南北部进犯,企图打通红河,直窥云南。刘永福将法军围困在河内周围一年多,并在城西纸桥一战击毙李维业,打乱了法军的北侵计划。
       1883年8月,法国扩大侵越战争,逼迫越南政府与之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此后,法国便把矛头指向中国,要挟清政府撤退在越的中国军队,召回刘永福,开放云南边界, 中法矛盾日趋尖锐。1883年底,法军向驻守越南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法战争爆发。以奕忻为首的清政府军机处惧怕与法国“失和”,采取妥协退让方针,在军事上处于被动地位。1884年3月,法军逼近中越边界。慈禧以战败责任为借口,将奕訢驱逐出军机处,并改组军机处。然而奕訢的继任者奕環,仍然执行妥协退让政策,授权李鸿章向法国寻求妥协。1884年5月,李鸿章与法国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主要内容有:清政府同意对法越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不加过问;中越边界境开埠通商;中国军队撤回国内。条约的签订,表明了清政府对法国侵略的妥协屈服。
       《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法国迫不及待地要接管清军在越的防地,与未到撤退期限的清军发生军事冲突。法国以此为借口,一面向清政府要挟讹诈,索取巨额赔款;一面蓄意扩大战争,派孤拨率领远东舰队驶往中国。1884年8月5日,远东舰队的一支由利士比率领向台湾基隆发动进攻,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指挥守军进行顽强还击,法军被迫退回海上。法国鉴于基隆受挫,便把进攻的主要目标转向了疏于防备的福建马尾军港。8月23日,停泊在马尾港水面上的法舰突然发动进攻,驻守马尾的福建水师仓猝应战,伤亡惨重。接着,法船又炮击马尾船厂,摧毁闽江两崖清军炮台。马尾丧师三天之后,清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对法国正式宣战。
       2、中国不败而败
       1884年9月,孤拔率主力舰队再次进犯台湾,强占了基隆,封锁台湾海峡。刘铭传退守淡水,击退登陆的法军。孤拔在封锁台湾的同时,又率舰进攻浙江镇海海口,清军据守招宝山炮台进行猛烈反击,交战中,孤拔受重伤,不久死去。
       1885年初,法军向驻守越南北部地区的清军大举进攻,负责谅山防务的清军将领弃城逃跑,退到广西境内。法军占领谅山,北犯镇南关,广西告急。在形势危急时刻,清政府起用老将冯子材镇守广西边境。3月法军分路进攻镇南关,冯子材率领清军奋勇杀敌,越南人民也自动前来助战,打得法军溃不成军。冯子材率军乘胜追击,收复谅山等地。
       与此同时,清军、黑旗军又在临洮大败法军,并攻克10多个州县。
       中国军队的节节胜利,扭转了整个中法战争的形势,粉碎了法国侵略者利用越南为基地进攻中国的狂妄计划。消息传到巴黎,立刻导致了茹费理内阁的倒台。
       然而,正当抗法斗争胜利在望的时候,清政府竟向战败的法国求和,于1885年4月7日命令前线停战。原因是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竟把中国军队的胜利作为与法国停战妥协的资本,决定以胜求和。1885年6月9日,清政府不顾中国军民的强烈反对,授权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代表正式签订了《中法新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在中越边界开辟商埠;降低法国从云南、广西进出口货物的税率;允许法国在中国投资建筑铁路;法国撤退基隆和澎湖的军队。通过这个条约,法国达到了侵略越南的目的,打开了中国西南门户,并取得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
       中法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侵略并取得胜利的战争,但转眼之间却被清政府妥协投降路线葬送。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这触目惊心的事实,让广大群众进一步看清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使先进的中国人日益感到亡国的威胁,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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