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与复社的基本概况

风清扬斈 14年前 (2006-10-23) 历史札记 5112 0
一、东林党与复社的基本概况

1.         东林党的由来

东林党的由来还应该从东林学院说起。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顾宪成与其弟顾允成以及高攀龙、安希范等合力修复东林书院。同年顾宪成等人(时称东林八君子),发起东林大会。自此,东林学派兴起,它标榜气节,祟尚实学。并在讲学之中经常触及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既讲学又议政”吸引了许多能人志士,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遭贬斥的官吏,都聚集于此,使此地成了一个舆论中心。久而久之,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一个政治派别,从而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

2.         明末党争的始末(概况)

明末党争的概括可以用“一波三折”、“潮起潮落”来概括。明末,一些热衷利禄、贪恋权势的官僚,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也逐渐形成按籍贯划分的团体,如浙党,楚党,齐党。他们不断排斥清廉正直的官员,不以国事为重,却以攻击东林党为首务,东林党人则抓住对方的弊端加以参劾,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明末党争。

明末党争始于“国本之争”,围绕于朱常洛为皇帝继承人的问题和明末朝廷的宫廷三案而展开的,双方争论激烈。

继光宗朱常洛后,光宗之子朱由校继位,东林党一时间受朝廷的重用,出现东林独盛局面,但好景不长,不久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迅速膨胀起来,东林党遭迫害,势力几乎被一网打尽。


而当崇祯继位以后,魏阉势力被迅速打压下去,东林党人重新受任用,但因为崇祯刚愎自用亲邪佞、远忠直,憎恶臣下结党。所以东林党受不到重用。

3.         复社的兴起

崇祯初年,明代士大夫之间盛行以文会友的风气,并因此结成许多文人社团。复社就是由这些文社合并而成的,不少复社成员是东林党人的学生或弟子。复社继承东林传统,论文兼评时政。由于复社成员大多是中青年,只有一部分人进入仕途,而且职位较低,所以对朝政难以形成较大的影响。但是他们却利用明末内阁的频繁更换之机踏入了仕途,进入仕途之后,也曾秉承东林党的一贯传统作了一些利国利民的事情,但终究受权势金钱的迷惑,摆脱不了争权夺利、趋炎附势之流弊。

二、东林党与复社——政党化的雏形

介绍完东林党和复社的基本概况,我们不难发现,明末的东林党和复社不仅有政治参与的意识(如谈论国家大事评论时政),而且积极于政治参与的实践活动,而这正具备了政党传播的条件,于是乎政党传播的雏形逐渐显露。下面就让我们看看东林党和复社是如何走向政党化的。

1东林党的政党化倾向

⑴政党雏形——参与实践

东林党不是一个只议论儒学不关切国事的单纯的学术流派,他们更重视参与,如他们敢于地方政治和朝政,倡行“济世”“救民”的活动等,他们的成员有共同的思想认识和主张,对传统的思想提出质疑,他们反对君主独裁,主张削弱君权而实现民主。在经济上人士到税收问题,指出征税时“夺民之财”,因此提出要取消征税制度,而且又提出了许多利民的建议。东林党人提出的各种有利于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的主张,抛开旧的形式,显示出一个不容于皇权的思想体系,带有近代民主、民权的色彩。东林党人的进步思想和反抗专制的斗争实践,直接影响了明末清初思想界的启蒙运动,让我们看到了传统的君主制度受到了政党制度的冲击。

⑵.政党萌芽的孕育

首先,不讳言“党”及“朋党”理念的变化。东林党人对“朋”和“党”有了不同于前人的认识。他们不讳言“党”,常以“吾党”自称。在他们的语汇中,“党”,已不是“同乡”、“乡党”之意,而是“同道”、“同志”、“志同道合”之意。这一变化,显示出东林党人强烈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意识。在高攀龙、钱一本看来,小人可以有党,君子也可以有党。主张不要惧怕小人以“党”字倾君子,也没有必要以无党自命。刘宗周的认识则更进一步,他否认小人有党,而君子以同道为朋,以自绝于小人为党,将党视为正人君子的代名词,给“党”、“朋党”这一概念做了新的诠释,改变了贬义的内涵。自东林书院讲学始,由于参与者共同的思想倾向和一致的政治主张,地域界线被打破,形成了各地同道公认的领袖。这种“通乎天下”的联盟超出了以往文人结社、讲学的规模,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领袖也不仅仅是单纯学派的领袖,如顾宪成说:“君子在朝,非君子自能在朝也,本之君子之领袖为之连茹而进也。”


其次,他们有控制国家权力的意识。明代万历朝国本问题,影响着政局的发展方向,东林党人将立储看成天下之公事。万历十年(1582)以后的内阁,完全是皇帝的御用工具,因此东林党人与内阁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与皇帝的对抗。推举李三才入阁,即能表现出东林党人希望控制内阁的目的。李三才“诚世道所赖”,是多数人利益的代表,是政治参与的体现。东林党希望在国家事务和体制运作中处于主要的地位,是近代因素出现后,君主权力衰落并被逐渐分解的必然过程,是民主形式发展史上的必然现象。

再次,东林党人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基础。社会集团划分的根本依据是社会经济地位和利益要求。在阶级划分上,东林党人虽然属于中、小地主阶层,但确切地说应是这一阶层中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这是他们思想上接近下层群众并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根本原因。天启朝冤狱大兴,东林党人以“撑住乾坤”的精神行了坚决的斗争。苏州市民公开反抗黑暗的专制统治,形成了带有暴力特征的反专制的社会政治运动。这一运动的自发性表明,东林党人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2.复社的政党化倾向

⑴.初步成型的组织系统。复社是以德高望重者为盟主基层以社长为中心,以集中聚会形式整合意见,已章程盟约为约束机制,复社的成立,一开始就酝酿着明确的政治动机。它有统一的社规和相对成型的组织系统,在内部实行各司其职的分工管理。各社统合为复社,其意义还在于不受国家控制的社会力量的整合、凝聚,它与君主专制体制相冲突,是社会政治由单维向多维的一种演变。

⑵.社会权威的形成。张溥、张采的领袖作用表现为对“社局”政治斗争更为有力的领导和控制,比东林党人胜出许多。他们注意斗争的策略和统一行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科举选士,而且几次大的政治行动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政治上更加成熟。张溥之所以名震天下,并非全在于他的文章学术,特别与他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作为政治活动家,其历史贡献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学术成就。东林党和复社的兴起,在政治上冲击了传统社会一向以皇帝为主的政治权威,以及以职官为本位的观念。

⑶.复社对国家政治的干预。复社对国家政治的干预比起东林党来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们利用内阁变动频繁之机,获得重要职务,以控制朝政,其成员对国家体制中的渗透越来越显著。在政治变迁上,复社的推进力度大大超过东林党。这主要在于二者成分不同,前者基本是在朝官员,或被的在野之臣;而后者大部分为诸生,属于无政治阶层,复社将政治参与扩大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

3.恰当衡量东林党和复社的历史作用。尽管他们没有彻底反对君主制度,也没有推翻明廷的统治,但是他们却表现出近代政党的威力,成为现代政党的前身、萌芽,显露了政党化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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