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沉迷在“西藏独立”梦幻中的达赖

风清扬斈 14年前 (2006-10-13) 网络资料 4546 0
仍然沉迷在“西藏独立”梦幻中的达赖
  
一、达赖外逃——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业绩”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于1950年正式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1951年2月,达赖喇嘛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谈判代表,赴北京全权处理和中央政府谈判事宜。同年5月23日,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一致,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达赖喇嘛曾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和执行协议。1956年4月,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实行民主改革之前的西藏,实行的是达赖统治下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与中世纪欧洲的奴隶制社会非常相似。占西藏人口不到5%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操纵着西藏广大人民生杀予夺大权,农奴和奴隶毫无人身自由和政治地位可言。
  
  早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西藏就成为美国政府对华遏制战略的棋子,美国中情局也就成为美国政府利用“西藏问题”遏制中国的主要工具。曾在中情局工作14年之久的老牌特务马凯蒂说:“中情局的目的,是使用隐蔽的、通常是非法的手段,来推行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时遏制它的死敌共产主义的蔓延。”美国中情局在西藏的首选人物,就是14世达赖喇嘛及其两个哥哥:嘉乐顿珠和土登诺布。
  
  1951年,嘉乐顿珠与中情局达成秘密协议,由他负责“安排搜集西藏情报工作”。 在西藏地方代表与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协议》之前,美国中情局就通过各种途径一再劝阻西藏噶厦当局不要派代表前往北京与中央谈判,并策划、鼓动达赖喇嘛流亡到周边的佛教国家,以其宗教领袖的影响力遥控西藏的叛乱活动。美国表示,只要达赖拒签“十七条协议”,“美国官方就会做出同情西藏的反应”,支持达赖喇嘛拥有自治的西藏的领袖地位。在1951年5月23日,签订“十七条协议”以后,土登诺布就带着达赖的信件到印度与美国中情局进行了秘密的接触。随后,又在美国中情局直接控制的反共组织——美国自由亚洲委员会赞助下飞抵美国,代表达赖喇嘛与美国政府达成了“四点协议”:
  1,美方将负责安排达赖喇嘛和他的120名随行人员去他们选中的任何一个国家;
  2,美方将提供经费支援反对中国政府的军事行动;
  3,美方同意在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
  4,美方将考虑提供其他军事援助。
  不过,美国政府的四个“付出”的前提条件,就是达赖喇嘛要离开西藏,并公开谴责“十七条协议”。——这“四点协议”,在事实上也就奠定了达赖集团在1959年西藏叛乱失败后逃亡国外并得到美国政府支持的基础。土登诺布在1959年西藏叛乱失败后,也就流亡到美国定居,充当达赖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人。
  
  1956年春,川西康巴地区农奴主发动叛乱,失败后叛乱分子窜入西藏。美国中情局在康巴叛乱后,就训令嘉乐顿珠策划西藏的游击战争,以反抗中共的统治。这年夏天,中情局与嘉乐顿珠和土登诺布在美国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馆谈判。随后,嘉乐顿珠挑选了六个藏人先去台湾受训。1957年2月又派这六人组成的小分队在太平洋上的塞班岛接受军事训练,学习使用现代化武器,操作无线电台。然后将这批人空投西藏,组成抵抗运动的核心。据美国中情局远东处官员萨木•哈鹏后来透露,“中情局对西藏的行动完全在国务卿杜勒斯和副国务卿小胡佛的政策指导下进行,其目的就是要动员一切力量抑制亚洲的共产主义。”1959年达赖集团不愿意看到西藏废除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唯恐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便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发动西藏武装叛乱。——中情局负责西藏行动的特务头子克瑙斯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西藏叛乱发生后,美国国务院首先做出了反应。《国务院情报信息通报》报道说,西藏的局势对亚洲国家的冲击,远远超过苏联入侵匈牙利。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专门实施心理战略的“行动协调局”将西藏叛乱视为美国飞来的“横财”,要求美国政府使之在公众媒体上长期保持“活力”。3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明了对拉萨事件的立场:“一场正义之战正在西藏展开.但是拉萨时局的进展尚待仔细观察与研究。”
  
  达赖集团在拉萨发动叛乱以后,美国中情局既是达赖喇嘛出逃印度的策划者,也是“协助”达赖集团外逃的指挥者。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了让美国总统及时掌握达赖喇嘛外逃的信息,早在1958年就空投两名中情局发报员到拉萨;这两名发报员加入到达赖喇嘛出逃的队伍,就是美国中情局通过电报指挥达赖喇嘛外逃的事前安排。
  在外逃的途中,“保卫”达赖外逃的I000人康巴卫队中,许多人都曾经接受过美国中情局的训练;在外逃的途中,美国中情局就使用一种专为能在空气稀薄的西藏上空飞行而特别改装过的洛克希德C—130型飞机,为达赖喇嘛一行空投食物及其驮畜所需要的饲料。
  在外逃的途中,达赖喇嘛本人则由一个训练有素并装备有电影摄影机和足够彩色胶片的康巴人陪同着,任务就是把达赖出逃的情况如实记录下来。
  研究美国中情局的一位专家说:这一离奇的出逃及其重要意义,已作为中央情报局的成功业绩之一,永远封存于他们那些充满戏剧性的记录之中。如果没有中情局,达赖喇嘛永远不可能成功出逃。
  
二、在西藏叛乱失败后,达赖集团接受美国训练西藏叛军
  
  达赖在1959年发动叛乱失败后带领跟随他的藏民逃到印度,被印度政府安排在北部山区小镇达兰萨拉,加上后来陆续出逃到印度的藏民,达赖集团对外号称十万藏民跟随他们外逃;美国政府是希望达赖喇嘛从事反共反华活动,达赖喇嘛便在1959年建立“西藏流亡政府”,接受美国各式各样的“援助”,由美国政府出钱在美国本士选定海拔3000多米、地理特征与西藏东部康巴人居住地有许多相似的科罗拉多州的哈尔营,作为培训西藏叛军从事山地游击战;美国政府还接受西藏叛匪头子贡布扎西的建议,在尼泊尔的木斯塘山区创建一支几千人的西藏游击队,以便达赖集团能够在“条件成熟”时从尼泊尔向西藏西部发动袭击。克瑙斯在其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道:“木斯塘是尼泊尔西北部邻近西藏的一块飞地,有好几百平方英里,往北深入西藏,离拉萨约350英里。这个地方僻远,地形复杂,是西藏叛军可攻可守的理想游击基地。”
  
  1960年伊始,因为康巴叛军在西藏东部的叛乱行动不成气候,多数叛匪在空投西藏后很快被我人民解放军抓获,达不到中情局从中国西南部遏制中国的要求。于是,在肯尼迪入主白宫的1961年上半年,美国中情局重新启动支持木斯塘西藏游击战的计划。藏人志愿军被分成16个连队,每个连队100人。肯尼迪政府表示要扩大对西藏秘密行动的支持,任命杜鲁门总统时期主管亚洲事务力主以藏反共的副国务卿腊斯克为国务卿,并授权中情局向木斯塘七个连队提供武器装备,以在边境那边建立根据地,必要的增援部队与补充人员将从木斯塘派出。1961年3月15日,飞机从泰国的美军基地出发,执行了第一次空投任务,投下了足够武器,武装了四个连队及无线电收发报员。——结果,仍然无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于是中情局认为,达赖的叛乱部队如同非洲的部落士兵,都是乌合之众,不得不进行游击战争。而该训练中心的目的即在于向西藏人提供游击战指导员、指挥员及通讯员……
  
三、47年岁月,已经在西藏展示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959年追随达赖集团逃到印度的藏人,现在,真正留在印度政府为他们提供的北部喜马偕尔邦山区小镇达兰萨拉的藏人,只有1万多人;由于印度政府给予的达兰萨拉,不仅偏僻,容量也很有限,流亡印度的绝大多数藏人及其后代,只好整体分散、相对集中地散居在印度各地,其中以南部居多,据估计数量在10万人左右。其余的藏人流亡在印度后,又先后离开印度,移居尼泊尔、不丹,极少数藏人又从印度迁移到欧洲和美洲等地生活,这些藏人及其后代,现在约有3万多人。也就是说,达赖集团号称“10万西藏人”追随他们逃离共产党统治下的西藏,经过47多年的繁衍,目前总共约有13万人左右生活在“自由民主”环境里,既没有共产党和汉人的“压迫”,又没有社会主义制度限制他们发展,甚至还有美国政府和其他“民主国家”提供的形形色色的“援助”,无疑是今日中国“论坛”中的“反毛者”和“民主派”拼命鼓吹的“最佳生活状态”;为什么47年的繁衍,流亡的西藏人及其后代的数量竟然只有13万左右?这些藏人的生活水平,绝大多数仍然贫穷,仍然属于没有资格享有中国“反毛者”所贩卖的那些民主国家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人群……
  
  相比之下,在达赖逃离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在进行了民主改革之后,百万农奴迅速推翻农奴制,站起来了,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成了西藏的主人。
  
  1965年西藏自治区的建立,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保障了西藏人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西藏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中央政府为促进西藏快速和全面发展,制定并采取了全国支援西藏等一系列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给予巨额财政拨款、基建投资和专项补贴,并免征税收。
  
  1952至2001年,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财政补贴累计达569亿多元。1994年起,中央政府及其他省市加大对西藏的投资、援建力度,有力地推动了西藏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1994年至2000年,西藏全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4%;2001年,西藏有两个民用机场和各类电站401座;公路总里程达到2.25万公里;改革开放推动西藏商业、对外贸易和旅游产业空前发展。2004年,西藏全区国内生产总值达211.54亿元,比1959年增长54.5倍;2006年青藏铁路建成,结束西藏没有铁路的历史。
中央政府为发展西藏教育事业,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比如实行免费教育,藏族学生自小学到大学毕业的学习费用全部由政府支付;在1998年,西藏全区已拥有各级各类学校4365所,在校学生40多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1.3%,文盲率从1959年以前的97%下降了47个百分点。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西藏现有卫生机构达到1300多个,比1959年增加了20倍;医院床位6700多张;专业卫生工作人员1万余人;平均每千人拥有病床和卫生技术人员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卫生医疗状况的显著改善,使西藏的人均寿命由过去的35岁提高到67岁。
  
  从1959年达赖集团逃离西藏之日算起,同样的40多年,藏族同胞在中国的西藏自治区,不仅享有社会主义宪法所规定的全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且依法享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各种特有权利。西藏民族干部队伍迅速壮大,1998年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占全区干部总数的74.9%。西藏妇女与男子一样享有广泛的参政权利,目前妇女干部占全区干部总数的32.8%。西藏的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多年来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59年至2005年,西藏人口从115.9万人增加了274万人,增长率达236,4%,是西藏本世纪以来人口增长最快时期。藏族人口始终占西藏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据中国统计局2005年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西藏人口已经达到274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7.40‰,人口死亡率仅为6.20‰ 。) 
  
  在社会主义中国,西藏的农牧民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2004年西藏劳动者报酬达到112.51亿元,西藏职工平均年工资达到30873元,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04年西藏最终消费达到187.11亿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已经达到10227元,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支出8338.21元;西藏农村居民家庭平均个人纯收入1861.31 元,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支出1470.70 元,50%以上的农牧民生活已走向小康阶段。目前,西藏局势稳定,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日益进步,民族团结,人民安居乐业。正如印度《亚洲世纪报》执行总编辑考什克最近参加了中国有关部门组织的外国记者团西藏之行活动后发出的由衷的感慨:“中国的西藏人生活确实比流亡印度的西藏人要好得多。”
  
四、流亡藏人,在印度的生活状况与担忧
  
  《环球》杂志前驻新德里记者江亚平在2006年9月15日发出这样的报道:自1959年发动叛乱失败后,达赖喇嘛带领跟随他的藏民仓惶出逃到印度,被印度政府安置在北部喜马偕尔邦的山区小镇达兰萨拉。47年过去了。目前,在印流亡藏人生活上日见困窘,精神上还要忍受达赖流亡集团“官员”的腐败和内耗,加上印度政府为改善对华关系,疏远与达赖的往来,公开表示坚决反对流亡藏人在印度从事任何反中国政府的活动,使得达赖和流亡藏人的活动和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日子越来越难过。
  
  生活在达兰萨拉的藏人和生活在印度其他地方的藏人相比,稍微好些,但也富不到哪里去,因为他们除了旅游业和农业,没有其他工作可做,许多人依然在温饱线上挣扎。真正富有的,是那些所谓的“流亡政府”“官员”。他们靠税收和国际援助“发财致富”。他们白天穿着红色的袈裟办公或接待客人,天黑以后,就到酒吧和俱乐部鬼混,甚至吸毒。流亡藏人对这帮毫无道德和良知的“官员”的腐败早已熟视无睹,见怪不怪。他们气愤地说,援助有一半以上被这些蛀虫用于吃喝嫖赌了,而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却分不到多少援助。
  
  在印度其他地方的藏人或经商,或务农,或开小商店为生。据报道,在印藏人共租用了2万多英亩的田地用于种植农作物。他们当中虽然有不少人是在印度出生,但却永远只能是难民身份,也不能永久性地购买和拥有土地及房产,只能租借。
  

  在跟生活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一些流亡藏人聊天后得知,他们最担心的还是达赖之后他们的命运会发生什么变化。达赖是“西藏流亡政府”争取西方同情和援助的一个招牌。尽管达赖不遗余力,但他领导的“流亡政府”迄今没有得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承认。达赖一旦去世,国际上对流亡藏人的关注度必将大为减弱。而所谓“西藏流亡政府”,本来就是一个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腐败机构,要指望这个机构带领流亡藏人返藏,希望的确渺茫。分析人士认为,一旦达赖去世,目前“流亡政府”内部被掩盖的矛盾将完全公开,各派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将明显加剧。即便达赖同意转世,“转世灵童”的寻找和确认需要很长时间,“灵童”找到后到长大成人也需要十几年的漫长时间,这意味着“流亡政府”在达赖后时代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将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宗教领袖来领导。“流亡政府”失去凝聚力,各派各党必然要乘机扩大自己的实力,争权夺利。可以说,达赖去世后,“流亡政府”在几年内都将处于争权夺利之中,甚至四分五裂。像目前这样至少在表面上一致对外的局面将不复存在。特别是现在,印度为了跟中国搞好关系,尽量淡化政府与达赖的关系,疏远与达赖的往来。印度官方还曾公开表示坚决反对流亡藏人在印度从事任何反中国政府的活动,使得达赖和流亡藏人的活动和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日子越来越难过。
  
  《环球》记者在新德里认识一个叫平措的中年藏人。他对记者说,他是前几年在别人的鼓动下从西藏经尼泊尔跑到印度来的,却发现流亡的生活令他绝望。流亡藏人平措说:““我现在不知道干什么好。看到我的其他同胞在印度也都过着无根无落的难民生活,我才知道我的出逃是一个绝对的错误。现在我只想回家,回到我的故乡拉萨。你告诉我,我能回去吗?”
  
  《环球》杂志记者在印度北部和南部旅行时,就经常看到一些藏人在旅游景点开设小店,出售有西藏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如首饰、银器、转经筒和服饰等。比如,在喜马偕尔邦首府西姆拉,就有不少藏人在繁华的街道旁集中摆摊设点,出售衣服和首饰等物品,被当地人叫作“西藏一条街”。 跟他们聊天时,记者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大多数都是小本生意,惨淡经营,勉强糊口。他们经过多年的“洗脑”,虽然依旧敌视中央政府,但对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并不满意,希望能有朝一日返回故乡,结束客居异乡的生活。
  
  流亡在印度的西藏人,事实上生活得并不舒心:首先他们在印度只能是“难民身份”, 不能加入当地国籍,即使他们的子女是在印度出生,也只能是客居他乡“二等公民”,漂泊感始终在心头萦绕不散;其次,他们因为是被人收容的“客人”, 永远属于寄人篱下,不能拥有土地和不动产,一切都只能靠“借与租”。数月前,喜马偕尔邦政府就批准达赖的“流亡政府”可以再租借达兰萨拉的土地50年,让流亡藏人暂时还有个栖身之地。但是,毕竟是长期生活在别人的土地上,一大批人要吃、要住、要生活,自然就要占据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这样与当地印度人争土地争资源的现象时有发生,矛盾和冲突日益突出。虽然有印度政府调停,但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 
  
五、达赖已老,日暮途穷,仍然迷恋着“西藏独立”的梦幻
  
  达赖近几年的四处游说,早已使达赖身心俱惫,可他不得不如此这般地硬撑着。他心里很清楚,从1959年逃离西藏到现在,已经有47年过去了,当初曾经以为自己只要在印度成立一个西藏流亡政府,就会在美国、英国、印度……以及联合国的支持与帮助下“迫使”中国政府“同意”西藏独立或半独立,因为他是西藏人最崇敬的达赖喇嘛,自认为西藏人离不开他这样的“大活佛”,西藏不可能没有他这个“精神领袖”。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帮助”达赖从西藏逃到印度的以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向达赖集团一年提供170万美元,其中包括一年向达赖喇嘛提供18万美元的津贴,“资助”西藏流亡运动开展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中国共产党统治西藏的活动。一年170万美元,(在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当时)无疑是一笔足够让达赖集团在印度过奢侈生活的“巨款”;在达赖喇嘛看清美国中央情报局同意提供帮助的“交换条件”时,他已经“身在贼船”,不得不同意达赖集团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需要”来“控诉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暴行”。对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达赖喇嘛曾经这样写道,“这不是因为他们关心西藏独立,而是作为他们在全世界企图破坏共产党政府稳定的努力的一部分。”
  
  达赖出生在中国的西藏,中国是达赖的祖国。从1959年达赖集团在西藏制造叛乱到80年代末期在拉萨煽动骚乱,达赖喇嘛看到的结果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在中印战争爆发的时候,达赖集团曾经渴望印度军队能够在美国的支持与帮助下打败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为西藏流亡政府打开返回西藏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中国军队迅速击溃印度军队后又迅速宣布后撤和停火,没有给美国发动联合国出兵“帮助印度反侵略”的时间与机会,致使达赖喇嘛重返西藏的“美梦”迅速变成许多泡沫中一个泡沫;从1959年达赖背叛祖国逃到印度以后,在47年中他用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元“出访” 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已经超过300次,平均每年“出访的国家或地区”超过6个。在2005年,这样的“出访”甚至达到12次。这些所谓的“出访”,就是要用他的“藏独”思想和言论鼓吹分裂中国,分裂中华民族,就是要用宣传与兜售他的反共和反华政治主张来回报美国政府和其他反华势力对他的支持与资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西藏和平解放之后,达赖喇嘛在1954年被选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副委员长,1956年,他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主任委员,这两个位置在达赖喇嘛1959年逃离中国以后,一直到为他保留到1964年。但是,已经“身在贼船”的达赖喇嘛,已经离不开美国中央情报局每一年提供18万美元的“津贴”,已经习惯了美国政府以及其他反共和反华势力对他鼓吹分裂中国,分裂中华民族言论的赞赏;47年中,达赖已经由“身在贼船”的达赖喇嘛,变成鼓吹分裂中国、分裂中华民族的“民主斗士”,已经是一些“民主国家”的“荣誉公民”,已经成为同那些背叛前苏联的“民主战士”和戈尔巴乔夫一样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已经成为达赖叛国集团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已经成为“西藏流亡政府”这艘破船上的“领袖”。
  
  1968年12月6日,在理查德•尼克松当选总统一个月但还没有宣誓就职的时候,达赖喇嘛的兄弟对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说,西藏流亡者担心“美国会与中国共产党实现和解”。 副国务卿尤金•维克托•罗斯托让他不要担心。罗斯托说:“我们(美国)不会以牺牲西藏为代价与中国共产党和解。”在尼克松政府打开了对华关系,中央情报局停止在西藏活动以后,美国政府是通过其他渠道向西藏达赖集团公开提供财政资助。近年,美国国会批准每年向印度的西藏流亡者提供约200万美元经费。国会还敦促政府再提供200万美元以支持西藏人的民主活动。
  
  早在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达赖就致函邓小平说:“我同意并相信共产主义的理念就是寻求全体人类和普罗大众的福祉,也相信列宁的民族平等政策。同样的,我也很高兴曾与毛主席讨论过有关民族的理念和政策。……在总结过去的错误经验之後,现在有一个新的政策叫做「从事实中找真理」,还有一个现代化的政策。在西藏问题方面,我很高兴而且赞同胡耀邦同志在访问过拉萨之後,尽一切努力承认并改正过去的错误。……在过去廿年中,我们流亡在外的西藏人除开试图保存我们的民族认同和传统价值之外,还教育我们的子弟,让他们能透过有关正确的行为、正义和能使西藏社会更好的民主原则等知识来决定他们的前途。……如果考虑我们住在外国的事实,我们应该会对我们在世界难民史上的成就感到骄傲。在政治方面,我们在争取西藏人民的合法权益时一直遵循著真理和正义的道路。我们从未扭曲、夸大或是批评中国人民。我们也未对他们抱持恶意。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秉持真理和正义的道路,没有与任何的国际政治势力挂钩。”1987年9月23日达赖又在美国国会提出他的“五点和平方案”:“ 一、将整个西藏转型成为和平地区。二、中共放弃威胁到西藏族群生存的汉化政策。三、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民主自由。四、恢复并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禁止中共利用西藏做为生产核子武器并弃置核子废料的场所。五、立即开始就西藏未来地位以及西藏与中国人民的关系进行谈判。”一九九三年九月四日达赖又声明:“我不仅再三说明我愿意谈判,而且提出各种明显符合邓小平所提谈判架构以内的建议。我的代表在北京与中国官员对话,一九八七年公开的西藏问题五点和平方案,以及一九八八年的斯特拉斯堡演说所揭露的,都是没有要求西藏独立的一种解决方法。”
  
  达赖在1981年信件、1987年的讲演和1993年的声明中,展示出他已经逐步看到自己所渴望的“西藏独立”主张无法在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的支持和资助下较快地实现,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只愿意支持和资助他们进行分裂中国和分裂中华民族的活动,绝不会为实现达赖集团重新统治西藏而使用武力入侵中国或西藏。达赖不得不对面过去47年岁月留给他的教训:自己仅仅是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用来反对中国的“工具”,西藏流亡政府只能是西方“民主国家”同中国玩“政治游戏”时用来进攻中国的“玩具枪”, 达赖不可能依靠这些不断给于他极大“荣誉”的“民主国家”实现“西藏独立”的愿望,他要想重返西藏,只有忍痛地暂时放弃“西藏独立”的政治要求;即使这样,达赖仍然离不开美国政府的支持与资助,仍然需要充当美国政府全球战略中的“棋子” ……
  
  2005年10月美国总统布什曾在白宫接见达赖时说:,他经常向中国提出西藏问题,指出这些流亡精神领袖没有要求西藏独立的欲望。——如果“这些流亡精神领袖没有要求西藏独立的欲望”,他们会在1959年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在西藏发动叛乱?他们会在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达赖会在“出访”的国家与地区发表那么多分裂中国的分裂中华民族的“讲演”与“声明”? 如果“这些流亡精神领袖没有要求西藏独立的欲望”,美国政府会给达赖集团那么多美元?美国众议院会决定向达赖喇嘛颁发象徵至高荣誉的国会金质勋章。——美国参议院今年五月也曾通过同一法案规定,颁发国会金质勋章需要参众两院至少三分之二议员的支持,然后才能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这项法案获得共和、民主两党广泛支持,在参众两院获得387位议员连署,超过国会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二。这种勋章过去曾颁给英国前首相邱吉尔、已故罗马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德雷莎修女和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这次是由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希提出给与达赖金质勋章的法案。她说,如果中国和达赖达成协议,将有助于西藏的内部稳定和提升中国的国际声誉。法案说,颁给达赖喇嘛此一勋章,旨在表彰他提倡宗教和谐、非暴力和人权,以及致力透过与中国领导阶层对话找出和平解决之道。
  
早些时候,达赖9月9日在温哥华获得了加拿大当局给与荣誉公民的地位,以表扬他在人权与和平方面的努力和成就。事实上,在达赖统治西藏时期,西藏实行的是西藏百万农奴何尝有过人权?达赖从1959年逃离中国西藏的印度以后,一直在追求“西藏独立”,一直在力求恢复旧日西藏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
  
  2006年7月,达赖从欧洲返回驻地达兰萨拉,就接到医生的劝告,说他的身体已出现不适状况,建议他闭门谢客,静养一段时间。因为达赖毕竟已经年过七十,毕竟是现实社会中的人,毕竟要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在1981年达赖给邓小平写信的时候,他还自认为是中国西藏的“正义”与“民主”的代表者;1987年达赖在美国国会讲演时,他还自认为美国能够支持他在“五点和平方案”的条件下重新返回西藏;到了1993年达赖就公开“声明”:他已经派“代表”在北京与中国官员对话,并“提出各种明显符合邓小平所提谈判架构以内的建议”而“没有要求西藏独立”……
  
  这样的变化,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日暮途穷的达赖至今还没有从“西藏独立”的梦幻中苏醒;一个仍然没有放弃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农奴制的达赖喇嘛,仍然沉迷于“西藏独立”梦幻中的达赖,即使在他感到日暮途穷的时候,仍然离不开美国政府的支持与资助,仍然不能真正地停止自己要在国内和国际上的进行分裂中国、分裂中华民族的活动;因为达赖集团已经习惯了依靠美国政府提供美元的“流亡生活”,已经习惯用分裂中国、分裂中华民族的活动换取“民主国家”给于褒奖和荣誉的生活方式,在这些“西藏民主斗士”的心目中,那些外逃的西藏人只是他们谋求“民主国家”援助的“基础”,那些在印度流亡的藏人的尊严与感受,年个没有影响达赖集团奢侈地花费“民主国家”的援助所获得的乐趣。在这种情况下,沉迷于“西藏独立”梦幻中的达赖,也就不可能有诚意与中央政府接触并商谈他和流亡藏人重返中国西藏可行途径了……
  
  事实上,在当今世界上,只要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达赖的问题就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因为反社会主义中国的达赖集团,原本就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14世达赖喇嘛不仅是一个宗教人士,而且是一个率领一个反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集团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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