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前期的强宗大族和门阀制度

风清扬斈 14年前 (2006-10-12) 历史札记 4144 0
封建社会前期的强宗大族和门阀制度

受生产力发展和激烈的社会变革的影响,西周春秋时期的那种典型的宗法制度到战国以后已难以维持其先前的形态了。事实上,平王东迁以后,作为天下大宗的周天子只是徒拥虚名,在春秋后期,各诸侯国内大夫专国政、陪臣执国命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原来的宗法等级已经开始动摇。到了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图强争霸,纷纷进行变法。扩张君权,加强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是变法的重要内容。林立于国内并与各级政权紧密结合的贵族宗族集团,是推行中央集权政策的障碍,所以各国变法在不同程度上都企图限制、削弱贵族宗族势力,最终都趋向于废除分封制度,用新的官僚制度来代替旧的世卿世禄制度。由于官无世禄,独重长適的宗子制也就被多子均分的继承制所代替了。变法最彻底的秦国还用法律形式禁止父子兄弟同家共财,并编定户籍,使一户户的小家庭直接隶属于国家。所以后人说:“自世爵世禄之制废,而宗法始坏矣。”(清江琬《汪氏族谱序》)“封建废,而宗法格不行。”(清许三礼《补定大宗议》)“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则分居,贫民有子则出赘,由是其流及上,虽王公大人亦莫知敬宗之道。”(清顾炎武《日知录·分居》)另一方面,宗族内部许多不同家庭间的利益冲突和同居生活中必然产生的种种矛盾,也逐渐涣散了基于血缘关系的凝聚力,一些本来居于支庶地位的成员由于服官、军功、力田、经商等原因,而上升为显贵或富豪,他们不再愿意受宗族同居共财的约束,也不再愿继续尊奉并受制于名义上的宗子。在国家政权的限制、压迫和内部离心力的双重冲击之下,特别强调嫡长子的承传系统,区分大宗、小宗,以维系大宗百世不迁的宗族制度逐渐瓦解,而宗族和各级政权的分离也不可避免地完成了。
秦汉以后,就社会上一般情况而言,大宗、小宗之分实际上已经不受重视,宗子之尊成了历史陈迹,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官僚行政系统也不容宗族组织插足各级政权,从这一意义上说,严整的宗法体系已不复存在。所谓“宗法始坏矣”,“宗法格不行”,就是根据这种情况断言的。但是,如果从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把宗法制度看作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在各个家族内部体现尊卑有序,维护尊长特权,约束族人思想行为,以巩固统治秩序的规范和办法,那么可以说,它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始终顽强地表现着自己,久盛不衰。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仍然深深地打有宗法的烙印。
在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条件下,聚族而居是一种普遍现象。秦汉时期一些宗族由于政治地位、经济力量以及人丁兴旺等方面的优势而成为强宗大族。强宗大族在地方上盘根错节,不仅武断乡曲,甚至阻梗政令的实施。例如汉景帝时,“济南■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史记·酷吏列传》)。汉武帝时,灌夫“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颍川儿乃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为了压制强宗大族,秦始皇和汉高祖在统一中国后都强迫六国强宗、天下豪富迁离本土,汉武帝也曾下令“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后汉书·郑弘传》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汉代州刺史监察“六条”,第一条就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蔡质《汉仪》)。朝廷有时甚至有意任用酷吏,罗织株连,予以翦除。这些措施曾经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从西汉后期开始,特别是在东汉时期,由于大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和中央政权控制力的削弱,强宗大族的势力又迅速发展起来。它们筑堡坞,置部曲,把持地方,操纵官吏,在战乱之时更建立宗党武装,形成割据势力,最后终于使统一的帝国解体。汉末的大量史料都说明了强宗大族势力的活跃,如《后汉书·荀彧传》提到韩融有“宗亲千余家”,《三国志·魏书·李典传》说李典的“部曲宗族”多达一万三千余口,他们都有举兵自保的实力。当时的东南地区,也是“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三国志·魏书·邓艾传》)。这种强宗大族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制度。
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所谓门阀制度乃是以家族为基础的地方性的组织。这种制度不仅标志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区别,而且标志着统治阶级中部分家族与其他家族的区别;换一句话说就是封建社会中等级制在家族中的深刻表现及其制度化”。(6)门阀是门第阀阅的意思,指世代显贵的家族。门第的观念东汉时已经出现,大官僚和名士的家族宗党往往官宦不绝,如弘农华阴杨氏四世四人官至三公,汝南汝阳袁氏四世五人官至三公,汝南平舆许氏三世三人位至三公,皆为世所羡,成为高门望族。高门望族的子孙即便迁徙外地,习惯上仍举原籍的郡名作为标识,后世称之为郡望。一姓常常不止一望,举郡望成为区别宗支的一种方法。高门望族与强宗大族是二位一体的,门第高,族望隆正是强宗大族的标志。它们在社会上的势力和声望累代延续,各以门阀自诩,而且互相标榜,组合为一种具有特殊身份、享有特殊权利的集团,在魏晋南北朝时被称为“大姓”、“著姓”、“右姓”、“高门”、“冠族”、“士族”、“世族”、“势族”等等,与此相对,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则被称为“单家”、“寒家”、“寒门”、“庶族”,它们即使也拥有一定的土地和财产,其成员也有入仕的机会,但总的说来,在政治生活中受到压抑,社会地位无法同门阀士族相比。当时用以铨选官吏的九品中正制正是随着门阀制度而产生的。这种选举制度形式上是由各地中正官采纳乡里舆论,根据家世才德,把人才分为九个等级,进行推选,也就是以九品官人。但是,以家族为基础而盘踞于地方的门阀士族,很快就完全垄断了选举权,结果只论家世,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无德无才,总是被列为上品,优先入仕,得受清贵之职,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总是被列为下品,如能入仕,也只可就任士族不屑为的卑浊之职,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书·刘毅传》),“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左思《咏史》),“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晋书·段灼传》)。这样,九品中正制反过来又巩固并发展了门阀制度。门阀士族不仅各自在本乡本土控制权力,其联合势力又能左右朝政,皇室不得不与它们“共天下”。国家法令明文规定士族有荫族、免役等特权。士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士庶之间,实自天隔”,“士庶之别,国之章也”。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姻。如果士族中人与庶族结为姻亲,或者就任一般由庶族中人出仕的卑浊之职,当时称为“婚宦失类”,是十分耻辱的事,会因此而受到排挤。
在士族集团中,不同的宗族也高下不一。唐代柳芳的《姓系论》讲到在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合称“四姓”,“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所谓“郡姓”,完全是“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大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别贵姓,分士庶,习俗既久,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可易也”。
门阀制度不仅在不同的宗族之间区别高低贵贱,在各个高门士族内部,同样也有尊卑上下之分。门阀士族族大宗强,往往拥有众多的宗族成员,分别属于许多支派和家庭。族内官职最高,财富最多的显贵人物成为首领,他们凭借财富和权势控制宗族,对于宗族成员来说,处于父家长的地位。此外,门阀士族的首领又通过招诱、逼迫等手段收纳门生,庇护逃亡者,并把许多农民当作自己的“荫户”、“附户”、“宾客”、“部曲”,对他们具有号令不二的权力,平时榨取他们的劳动力,战乱时又把他们同宗族子弟一起编为家兵,体现了十分严重的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关系。宗族中不同支派,不同家庭之间,也因本身财富的多寡,代表人物官职的高低而地位不同,“一姓之中,高下悬隔”。《晋书·阮咸传》说阮籍、阮咸叔侄“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贫”。南朝王氏是第一等的高门大姓,但“王氏以分枝居乌衣者,位官微减”,声望不如其他分枝(《南齐书·王僧虔传》)。博陵崔氏是著名的山东士族,而其中被称为“东崔”的一系却“地望寒劣”(《魏书·高阳王雍传》)。
与讲究门第、族望的门阀制度相联系,魏晋南北朝时谱牒之学十分流行,出现了大量姓氏书和家传、家谱。晋贾弼所撰《姓氏簿状》,“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无所遗”(《新唐书·儒学传·柳冲》),其孙希镜又撰《姓氏要状》、曾孙执又撰《姓氏英贤》,以为家学。刘宋的王弘、刘湛、王俭、王僧孺等也都是姓氏族谱的专家。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所引家谱、家传多达数十种。郑樵《通志·氏族略·氏族序》说:“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正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可见谱牒用以明统系,明统系则宗族不淆,“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柳芳《姓系论》),谱学的兴盛正是适应了门阀制度的需要。
由强宗大族发展而来的门阀制度,与西周春秋时期典型的宗法制度相比,其宗族内部的层次系统不是因大宗小宗血缘的远近而作明晰的区分,而更偏重于各个支系、各个家庭的政治权势和财富,宗族中官位最高,财富最多的成员成为实际上的首领,他们取代了宗子的地位,而对宗族的控制则具有更为粗暴的形态。但其重视血统和家世,以血统家世决定社会地位,并在宗族内部实行家长制控制,区别尊卑贵贱,强调等级服从,二者完全是一致的。
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受到沉重的打击,隋唐以科举取士,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使许多庶族出身的士子有了更多的仕宦机会,门阀制度渐次没落,但崇尚门第的风气在唐代社会仍在延续。唐代一些旧的士族世家虽然已经衰落,长期无人成为显宦,但社会声望很高,受人仰慕。他们之间互为婚姻,以礼法家教自鸣清高。唐高宗时宰相李义府为子向山东士族求婚不遂,怂恿朝廷下诏禁止最著名的士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等七姓十族不得自为婚姻。此前唐太宗为了抬高当朝达官贵人,而深恶“山东士人好自矜夸,以婚姻相尚”,对官修《氏族志》以清河崔民干为第一等大为不满,下令重修,把崔民干抑为等三等,指出:“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買。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应改革。”并一再表示:“至今犹以崔、卢、王、谢为重……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问名姓在于窃赀,结禑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竟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见《贞观政要》、《旧唐书·高士廉传》等)但经此压抑,山东士族旧家自称“禁婚家”,反而声价更高。后来唐文宗为之大发感慨:“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新唐书·杜兼传》)唐代姓氏书和谱牒之学也很流行,《新唐书》专门设置《宰相世系表》,详列曾经出过宰相的名族的先世后裔、世次房属、仕宦情况,正是反映了唐代社会仍然重视家世郡望的风气,这可以说是门阀制度的余波回响。本来一姓常常不仅只有一个郡望,如唐代张氏有四十三望,王氏有三十二望,由于旧家著望才得到社会上的尊重,于是假托祖先、攀附大族、冒认名宗,任意通谱、合谱的现象也就随之而起,于是王姓惟号太原,张氏只称清河,以致同姓即认同宗,谱系逐渐混乱,在政治上、经济上早已衰落的旧家世族难以继续用血统来自别于他族,维持自己的特殊身份,由于历史因循力量而一时得以保留的社会地位也就慢慢丧失了。随着庶族地主的进一步兴起,又经过唐末五代战乱的荡涤,与重族望为特征的门阀制度密切结合的中古宗族制度同士族地主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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