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道三字经 归根章 (注解)

风清扬斈 14年前 (2006-05-14) 教学教育 6518 0


归根章 下

十八、诸子各为天下医
丘问老,异为龙①;
轲承统,自任重②;
儒出道,有根踪③。
【注】:
①《吕氏春秋》、《礼记》、《大戴礼记》、《史记》等多种古籍皆载有孔子问礼于老聃之事,《史记》的《孔子世家》和《老子传》中记载,生于春秋末期的老子博学多闻,曾任周朝的征藏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掌管图书典籍。当时的孔子虽远在鲁国,但他醉心于周公所制之礼乐,对于老子,更是抱有深深的敬意。
孔子问礼学道,在史书记案共有五次,时间跨度34年。第一次老子36岁,鲁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首次拜师是在鲁国境内,此日并发生日食。第二次老子49岁,鲁昭公20年,孔子直接到周朝京都洛阳向老子问道。第三次老子56岁,鲁昭公27年,孔子到老子故里苦县学道。第四次老子66岁到鲁地讲学,孔子有机会频繁接触。第五次老子71岁,老子回到故乡,孔子不忘师恩再次到苦县向老子问礼学道。孔子五次求于老子,两次在鲁,两次在苦,一次在洛阳。后人为纪念两位圣贤,在洛阳刻有孔子向老子问礼碑。在苦县(今鹿邑)刻有孔子问礼碑。碑文是《问里碑》。此“里”字有五种内涵:一是指老子故里;二是老子之姓,李里同音;三是回复老子旧姓里;四是指礼;五是指老子先世之官职大理。这些历史事实不容怀疑。以治学严谨著称的司马迁,于《史记》的《老子传》和《孔子世家》中记载了孔子第二次问礼记之事,可以佐证。
周敬王二年(公元前518年),孔子千里迢迢来到洛阳,专程拜见老聃问礼乐之事。当时孔子33岁。面对这位年轻的学者,老子讲了这样一番话:“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也就是要孔子去掉骄气和奢望,审时度势,守拙归真,大智若愚。孔子临行前,老子又给了他这样的临别赠言:“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观察问题很透彻、言辞犀利善辩的人,如果遭遇到危及自身生命的事,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好议论人、揭人的短处!作为子女和人臣,言语和行动都不能只考虑到自己!
  见过老子之后,孔子还向周王室的执数(“数”即历术)官苌弘请教过音乐之事,并游览了周天子召见诸侯和举行国家大典的明堂、祭祀祖先的太庙和祭天地的社坛等。这次入周问礼之行,使孔子大开了眼界,大长了见识,对其儒家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孔子走后不久,周王室爆发了“王子朝之乱”,连年战火,老子骑着一头青牛,离开周室去了秦国,从此漂泊云游。孔子则回到鲁国,“弟子稍益进焉”,并终成一代大儒。
  尽管有些学者对于孔子入周问礼之事仍持怀疑态度,但这段佳话在洛阳却广为流传。至今,在洛阳老城东关大街的文庙旧址前,仍然保留着这样一块牌坊式的石碑,上书“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九个大字。碑呈长方形,龟形座,中间是青石,四周青砖围砌。碑高3.56米,宽0.9米,是雍正五年(公元1772年)河南府尹张汉与洛阳县令郭朝鼎重修文庙时所立。这块迟立的石碑,清清楚楚地记载着两千年前孔子入周问礼的史实,也记载着中国历史上儒道两位大师影响深远的一次会晤。
孔子向老子问礼后,对弟子说过老子“其犹龙邪”,意为老子像龙那样雄伟,境界深不可测。
②在《孟子》中有三段话可以体会出他沉重的道德责任感和使命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公孙丑章》)?“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孟子·万章章》)。“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章》)!
③根据出土的先秦文物研究证明,孔子及其思想需要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郭沂在《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认为,就孔子思想的发展而言,实由礼学而仁学进而易学,这三个阶段分别属于孔子的早年、中年、晚年。这整个过程就是孔子本人所说“下学而上达”的过程。孔子对易学的最大贡献是,在形式上,将过去的占筮之学转化为哲学;在内容上,将过去的乾坤二元论提升为易一元论。所以过去那种认为孔子思想中没有形而上学甚至没有哲学的观点是错误的。孔子的易学基本上是一种天道之学。
人们通常认为,儒道对立,势若水火。竹简《老子》一出,方知两派本是同根生,旨趣亦贯通。事实上,儒道关系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司马迁在《老子列传》中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儒学亦绌老子。”第一个“学”字十分重要。所谓“学老子者”当然指老子后学。这表明,儒道对立,是老、孔后学的事,并非一开始就如此。从竹简《老子》看,老子不但没有批评儒家思想,而且对儒家所遵奉的观念如圣、仁、义、礼、孝、慈等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只是常道和非常道的流向不同而已,只是对“正言若反”的用心无法领会而已。另一方面,从各种史料看,孔子对老子也是非常推崇的。按照《老子列传》的记载,孔子见老聃后曾对弟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孔子对老子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此事亦为其他典籍所记载,当为信史。
清代国学大家郑环认为,孔老二人有诸多共同之处。他说:“孔子删书,断自唐虞,祖尧、舜也,系《易》则述伏羲、神农、黄帝,溯祖之所自出也,黄帝而后制作日繁,至春秋,而文胜己极。神农以前,世质民朴,结绳而已。老子生衰周,而志羲、农,欲以太古之朴,救文胜之弊,犹孔子系《易》之意也夫!”然而二者有一些差别“老子与儒非判然不同也,其异在豪发之间。老子志在羲、农、唐、虞而兼言天道,孔子志在尧、舜、文、武而专言人道,如是而已。”老子以“有为”作为“人道”的特征,以“无为”作为“天道”之标志。老子“天道自然无为”,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人道”写照。郑环认为老子谈天道而精人道,孔孟谈人道,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郑环还说,“故立言不同,要之以孔子视老子,则老子为大醇。”认为老孔二人在仁义礼智问题上的差别在于采用的方法、方式不同,说到底是“精微”和“粗浅”的区别,认为二者究其本质“异在毫发之间”,实则为殊途同归,而老子比之更为高明。传统的看法认为孟子的思想学说是对孔子的发挥,孟子自己也说“乃所愿,则学孔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而郑环则从中看出了孟子与老子之间存在相通的思想渊源,认为孔子、孟子的思想也发端于老子。在郑环看来,孟子所倡导的“以德行仁者王”,主张“省刑罚,薄税敛”,“养心莫善于寡欲”,要“反求诸己”,“善养吾浩然之气”,以及“四端”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等这一套“仁政”、“王德”、“善性”思想,其实正发萌于老子道学,是对老子道学“常道”部分不自觉的、自然的阐述和发扬。
郭店竹简中的儒家著作进一步表明,子思和孟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老子之影响,思孟学派的其它学者也都与老子有不少瓜葛。

庄逍遥,至无穷①;
墨兼爱,崇非攻②;
鞅寡恩,车裂终③。
【注】:
①庄子(约前369--前286)战国时哲学家。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曾任蒙地漆园吏。家贫,曾借粟于监河侯(官名),但拒绝楚威王厚币礼聘。他继承并发展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认为“道”是“先天地生”,“自本自根”、“无所有在”,“道未始有封”(即“道”无界限差别),而达到“万物皆一也”(即万物齐一无差别)。又以为万物“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仄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齐物论》),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提倡“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为文汪洋恣肆,想象奇丽。庄子哲学的最高境界是逍遥自由。所著有《庄子》。唐天宝元年(742年),玄宗皇帝颁布沼书,赐号庄子为“南华真人”,称其书曰《南华真经》。宋徽宗时又封他“微妙元通真君”。
②墨子(约前468--前376),春秋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创始人。名翟。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曾学习儒术,因不满“礼”之烦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其“天志”、“明鬼”学说,承袭殷周传统思想形式,但增入“非命”与“兼爱”等内容,反对儒家的“天命”和“爱有差等”说,以为“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力主“兼相爱,交相利”,不应有亲疏贵贱之别。处世奉行“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精神。其“非攻”思想,反映当时人民反对战争的意向,其“非乐”、“节用”、“节葬”等主张,为反对贵族“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生活。同时又重视生产,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并提出“尚贤”、“尚同”等政治主张,以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弟子众多,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尤重艰苦实践,服从纪律。墨学被后人称为“古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于当时对思想界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现存《墨子》五十三篇,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
③商鞅(约前390--前338),战国时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人。公孙氏,名鞅,原名卫鞅。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后入秦,游说秦孝公变法。孝公六年(一说三年)任左庶长,旋升大良造。孝公十二年由雍(今陕西凤翔南)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进一步变法。后十年(前340年),因战功封商(今飔(sì)西商县东南)十五邑,称商君,商鞅。其政治主张强调“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史记·商君列传》),“开阡陌封疆”(同上书),废除井田制,确认地土私有,取消分封与世袭制度,建立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又实行耕战政策,凡耕战有功者,可受赏封爵。并厉行法治,推行“连坐法”。其变法促进经济发展,奠定秦国富强基础。秦孝公死,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汉书·艺文志》著录《商君》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又有《公孙鞅》二十七篇,今佚。遗物有“商鞅方升”(旧称“商鞅量”)。

齐稷下,多高士①;
本于道,各有志;
老学流,当辨识②。
【注】:
①赵蔚芝在《稷下学宫资料汇编》中认为,“稷下学宫”是战国时代统治者创设的一个带有政治性的学术团体。它不同于一般的大学,而带有研究院性质,近似今天的社会科学院。由于它设置在齐国国都临淄的稷门之下,故名之曰“稷下之学”,通称“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的创始,根据徐干《中论》的说法,在齐桓公田午之时。桓公之后,经过威王、宣王、湣(mìn)王、襄王,到王建时才逐渐衰息。它的发展过程,几乎和田齐的国运相终始。其中宣王时代,是稷下学宫的鼎盛时代。司马迁在《史记》的《田敬仲完世家》和《孟子荀卿列传》中作了介绍,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当时稷下学宫的规模是巨大的。学士之多达到“数百千人”,单是受到优待的就有七十六人。这些学士,不限于齐国人,有些还来自其他诸侯之国,齐国统治者把他们延揽在一起,形成自己的人才优势,组成自己的人才库、智囊团。从介绍中还可以看出,当时稷下学士的待遇是优厚的:他们既享受着“列大夫”、“上大夫”的政治荣誉,又得到了住在“康庄之衢”“高门大屋”的经济实惠。齐国统治者不惜代价使这些“贤士”受到“尊宠”。如此众多的学士聚集到稷下来,他们的思想观点很难一致。在参政议政、著书立说的时候,往往各抒己见,展开争论。在服务于齐国政治的前提下,齐国统治者不限制他们的言论自由,不干预他们的学术研究。因此,稷下学宫成为我国古代一处百家争鸣的著名阵地。根据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里的分类,稷下学士中有儒家,代表人物是孟子、荀子、公孙固和鲁仲连;有道家,代表人物是环渊、(关尹)、田骈、黔娄和捷子;有阴阳家,代表人物有邹衍、邹奭(shì)、闾丘子;有法家,代表人物是慎到;有名家,代表人物是尹文;有小说家,代表人物是宋钘。
郭沫若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齐文化研究学者王志民先生曾经说过:“稷下之学的产生,是先秦文化史上的重要环节,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高峰。至此,全国的文化中心就由鲁国的曲阜转移到临淄来了。”直到今天,我们仿佛还可以听到远古时代朗朗的读书声和学者们侃侃的论辩之声。那是学术文化史上多么灿烂辉煌,至今想来都让人心醉神迷的时代啊。
②郑环认为,“孰谓老子仅为道家之祖哉!”因为“夫子尝以‘犹龙’赞老子”。儒家的先圣孔子难道不也是从老子那里汲取了诸多有益的思想养料吗?!孟子的思想也是发端于老子,又怎能说二家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呢?
20世纪初钱穆先生的《老子辨》说得好:“老子五千言如大海,诸子百家,如鼷鼠之饮河,各饱其腹而去,亦何不可!”皇皇巨著《德道经》是三皇五帝到老子2500多年间的历史智慧的高度浓缩,是老子到今天2500多年间社会变迁的科学预言,千秋万代,取用不尽。以《德道经》为核心形成的文化体系,是诸子百家思想的总汇,其道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和主干,根深叶茂,中华道德之树通天贯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道学既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命脉,也是连接东西文化的桥梁,堪称世界上最具生命力、渗透力的原生型的母亲文化和绝学文化,是人类社会复归道德、和谐文明的上医良药,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食粮。

秦与仪,师鬼谷①;
朝为秦,暮为楚②;
游说者,奔于路。
【注】:
    ①战国时从事外交游说活动的谋略家称为纵横家。《韩非子》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张仪和苏秦都是鬼谷先生的弟子,司马迁在《史记》说:“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又云:“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曾经有一首诗这样说:“鬼谷先生两后生,苏秦张仪各竞争;苏某高谈成合纵,张生胜算有连横。巧言致富经书灭,皇帝逞威儒者坑。酷吏严刑遍天下,老庄孔孟尽牺牲!”
苏秦(?一前284)。战国时期纵横家,合纵派代表人物。东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字季子。早年游说诸侯,后成为燕昭王的亲信,奉命入齐,从事反间活动,使齐国疲于对外战争,形成“弱燕牧强齐”的形势。齐涽王末年被任为齐相。秦昭王约齐涽王并称东、西帝时,苏又劝说齐王取消帝号与赵国李兑约燕、齐、韩、赵、魏五国合纵攻秦。赵封他为武安君。合纵攻秦迫使秦废帝号,归还部分魏、韩地。齐乘机攻灭宋国。后燕将乐毅联合五国攻齐,苏的反间谍活动暴露,被车裂身死。《汉书·艺文志》著录《苏子》三十一篇,已佚。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载有苏秦的书信、游说辞16章。 
    张仪(?一前310)。战国时期连横派代表人物。魏国人,游说入秦,惠文君十年(前328)任相。执政时助秦惠文君称王,游说、离间各国,瓦解齐楚联盟,迫使魏献上郡,夺取楚汉中地。以功封武信君。公元前310年秦武王即位,群臣攻之,遂离秦入魏,任魏相一年而卒。《汉书·艺文志》著录《张子》十篇,已佚。
②出自宋晁补之《鸡肋集·北渚亭赋》:“托生理于四方,固朝秦而暮楚。战国时期,秦楚两个诸侯大国相互对立,经常作战。有的诸侯小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安全,时而倾向秦,时而倾向楚。比喻人反复无常。后人也批评战国的纵横家,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设谋划策多从个人的政治利益出发。

夫兵者,不祥器①;
苟战胜,悲依立②;
孙与庞,兵诡异③。
【注】:
①出自《德道经》第七十五章“貴左”:“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惡之,故有欲者弗居。”
②出自《德道经》第七十五章“貴左”:“殺人眾,以悲依立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③孙膑,字伯灵,齐国鄄(juàn)邑(今鄄城县红船镇孙老家村)人,孙武的后代,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曾与庞涓同师鬼谷子学兵法,后在魏国受庞涓陷害被割去膑骨,由齐使救出,并被齐威王拜为军师,数助齐帅田忌败魏军。周显王十六年(公元前353年)于桂陵截击并大败庞涓,创下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光辉战例。周显王二十六年(公元343年)于马陵诱歼魏军,灭其统帅庞涓,此即历史上著名的“马陵之战”。他主张“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可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强调“内得民之心,外知敌之情”。孙膑晚年钻研兵法战策,著有《孙膑兵法》89卷,图4卷。
庞涓,战国时魏将,曾与孙膑同学兵法。公元前354年,他率军围困赵都邯郸。次年齐救赵,采用孙膑的策略,诱使魏军兼程赶回应战,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中伏,庞涓大败。后公元前342年,魏军攻韩,次年齐又救韩,还是采用孙膑的策略,直趋魏都大梁,旋即退兵,诱使魏军兼程追击,在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中伏大败,庞涓自刭而死。
孙子曰:“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法也。”古代兵法成就固然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军事理论,但兵法中的诡异之道、诈谋之术背离了圣人好生慈悲之德,且兵法时常沦为侯王争霸天下的利器和帮凶。
 
荀之教,人性恶①;
非好刑,斯少德②;
天下裂,术之责③。
【注】:
①荀况(前313年—前238年),即荀子,号卿。他是战国末期儒家学派中的大师,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李斯、韩非都是他的学生。荀况一生到过很多地方。曾在齐国游学,在稷下(今山东临淄北)学宫同各个学派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并二次担任学宫祭酒(行礼时的首席)。后来又到过秦国、赵国。晚年在楚国任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令,著书立说,直到逝世。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性恶论”,他认为人性本恶,善者伪也。“伪”即人为。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在认识论上,他承认人的思维能反映现实。但有轻视感官作用的倾向。孟子持性善论,认为人性之善,如水之就下,循其性而存之、养之、扩充之,则自达于圣人之域;荀子持性恶论,主张以礼义节制人性,用人性的恶来建立以礼义节制人性的前提条件,在礼义的前提条件下尽可能满足人性。
②韩非(前280—前233),战国末期著名的哲学家,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出身韩家贵族。司马迁在《史记·韩非列传》说他“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韩非所处年代,正是战国末期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年代。韩非眼见韩国政治腐败,改革不力,在强秦进攻面前一再割地受辱,多次上书韩王,提出修明法度等富国强兵的建议,但不为韩王所采纳,于是退而著书。后来,这些著作传到秦国时,秦王政(后来的秦始皇)看到《孤愤》、《五蠹》等著作,其深邃的思想,不禁使他拍案叫绝。秦王为了急于得到韩非,便发兵攻韩,韩王没有办法,只好把韩非送到秦国。韩非到了秦国,不到一年,还没有来得及被重用,李斯怕韩非得势夺取了他的地位,于是和姚贾利用韩非曾建议秦王存韩以为蕃臣,在秦王面前说韩非的坏话,秦王听了李斯的话,将韩非下狱治罪。韩非要求面见秦王,没有得到允许,李斯使人送毒药给韩非,迫使他自杀。不久,秦王又后悔,使人赦免他的罪过时,但他已死了。
俞志慧在《韩非思想平议》中认为,“人性恶”是韩非全部学说的逻辑起点。“惨礉(hé)少恩”成了韩非学说的一个主要特征。韩非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并结合李悝、吴起、商鞅等前辈法家的学说,在“慎赏”的同时,比商鞅更系统地提出“以刑去刑”,以重刑止轻罪的学说。在这个大政方针下,把严刑峻法具体化为连坐、告奸,使臣民互相监视揭发(《八经·起乱》),“以天下为之罗”(《难三·五蠹》),做到“奸不容细”(《制分》)。在《解老》篇中,韩非从老子祸福相倚的辩证法中引申出了他严刑峻法的思想(《难三》篇通过对老子“图难于其所易也,为大者于其所细也”一句的发挥引申出严刑峻法思想,手法正与此同);将道家的“圣人”偷换成法家概念上的“明君”,由道家“卑己自牧、善利万物无不克”推出法家“霸道兼天下”的思想;由崇道而否定儒家的礼治思想,开出法家反传统反文化的思想。
李斯(约前280──前208年),战国末楚上蔡(今属河南)人。年轻时跟从荀卿学习。他考虑六国都弱,无法让他施展才能,于是西入秦国,作秦相吕不韦舍人,又转为郎。因向秦王提供兼并六国策略,受秦王重视,被任命为客卿。不久,秦国因故决定驱逐一切诸侯客。李斯谏阻,逐客令被取消。秦王全部采纳李斯兼并六国策略,李斯官升至廷尉。李斯是秦王并吞六国的重要助手。秦统一六国后,秦王称始皇帝,李斯协助始皇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焚书坑儒,废除私学,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修筑驰道,扩展疆域,陪同秦始皇巡行天下。李斯官升至丞相。李斯是秦始皇建立和巩固中央专制集权统一帝国的最主要助手。秦始皇死后,李斯为了保有自己的高官厚禄,接受赵高勾结,协助胡亥篡夺皇权,使胡亥成为二世皇帝。阿谀奉承,助长了二世的倒行逆施。最后在争权夺利中被赵高诬陷杀害。李斯对败坏秦皇朝统治基础、导致秦皇朝覆灭负有重要历史责任。他的一生与秦朝兴亡息息相关,李斯佐秦王灭六国,统一中国,焚书坑儒,明法度,定律令,同文字,可谓秦朝之栋梁,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之人物。其下场却极其悲惨,不但自己成了秦二世的刀下鬼,而且祸及三族,家人皆遭杀身之祸。
龙卫球在《法家人物李斯评议》中认为,李斯一生确实为恶无数,在文化与制度层面说,就至少有三件大坏事。第一件,建议秦始皇“焚书坑儒”,剪除百家,独尊法家。建议“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就是这个废除百家维护君权的法家,使得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的局面一旦终结。中国的文化思想发展由此陷入不自由的困境。后来儒家兴起之后也唯我独尊,与受过这一历史事件的刺激恐怕不会无关。李斯所为第二件大受非议之事,乃是参与“弑长立幼”的事件。他与内臣赵高合谋,隐瞒遗诏,伪造假旨,害死“刚毅而仁厚”的太子扶苏,把“平庸而荒淫”的少子胡亥推上皇位。与赵高同流合污,演出“弑长立幼”的史剧。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就是“违宪窃政”,哪里还有点“法治”的样子?李斯干的第三件大坏事,乃是建议秦二世推行“严刑酷法”制度,使中国历史上商鞅、韩非子等等一干人苦心经营的法家,不仅未成为一种根基于人性关怀的学说制度,而是彻底沦落为帝王之术,由“焚书”之“愚民”推进到所谓“严家无格虏”的“役民”。太史公在《史记》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种俗见,指出李斯绝非“忠”者,而是一个“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的人。这种评价非常到位。
③出自《庄子·天下篇》:“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道术将为天下裂。”道裂而儒出的儒家,由一种充满仁义关爱的自由思想上升为服务于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儒,沦为统治工具的术,就很快走到了它的反面,成为人们的精神桎梏。韩非子和李斯推行的严刑酷法政策,是对《德道经》思想的背叛,也是儒家学说的嬗变。李斯那种以“愚民”为前提、以“役民”为追求的“法家”之治,是极端反人性的东西,与人类文明根本向背。秦朝二世而亡与二人专事刑名法势有极大关系。

                            法术势,为猛药;
长促亡,短见效①;
秦暴殃,警钟敲②。
【注】:
①“法术势”的法是惩罚之法,术是御臣之术,势操威杀之柄,三者紧密相连,相互作用,纯以控制和愚弄民众为主要目的。三者之中,尤其以法为主,严刑酷法使所有人噤若寒蝉,敢怒不敢言。这种法术势结合,刻薄寡恩的“法治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确实是一剂猛药,有一抓就灵的功效,但它的后遗症是巨大的,秦王朝就为它的短期效益付出惨重代价。
②西汉贾谊在《过秦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仁义不施,民心丧尽,“其亡可立而待”,是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

刑辅之,德为首;
代匠斫,伤其手①;
不教诛,岂可受②!
【注】:
①出自《德道经》第三十九章“司殺”:“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斵也;夫代大匠斵者,則希不傷其手矣。”(熊春锦先生注解说:司殺者:即掌握生殺之機的人。在這裏作者指出法治應當獨立,依法司職,而統治者不應幹預司法。代:代替。甲本作“伐”。伐,可作“代”。《金石文字辨異》:“唐裴鏡民碑計功代縷鍾鼎。按:伐作代。”仍爲砍伐之義。此處根據上下文應取乙本作“代”爲妥。斵:古同“斫”,用刀、斧等砍劈。通行本:“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斵,夫代大匠斵者,希有不傷其手矣。”取代司法獨立,以權代法而操弄殺機的人,必然自敗其身。這就像代替高明的木匠砍木頭一樣,如果連此大匠都不能砍的木頭,而你去砍的話,真是很少不會傷及你的手啊。上章言:“天之道,不彈而善勝”,“彈而善謀。”天生萬物,萬物必須遵守天道的運行規律,否則必然受到其懲罰。所以天地是主宰萬物的,作爲身國內外環境的治理者都必須順應无爲而治的自然法則,不可對其範圍內的眾生採取危險、恐嚇的辦法,更不能越俎代庖,人爲地操弄生殺之機。相反,人類只有無條件地服從自然的法則,才能久立於天地間。否則就是敗身之道,敗亡之途。)
余向阳在《论司法独立》中说:司法的本质是居中裁判;司法是被动性的活动,先有纠纷和告诉,才启动司法机制;司法必须遵循严格的法定程序;司法是判断性活动,它依据既定法律规则,明断是非曲直;司法决定是终极性的,对争端的解决具有最高的权威。正是司法的这些职能、本质和特征,决定司法必须独立。司法独立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和法治原则,是在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确立起来的,它渊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
  在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中,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合而为一,由君主独揽。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必然导致专制统治。对此,孟德斯鸠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尖锐地指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孟德斯鸠提出权力分立学说的目的是为了对权力进行制约。他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权力滥用,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司法独立虽然是以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为理论基础,但它作为一项现代国家的重要制度得以在世界各国广泛确立,是社会发展和国家制度演变的必然结果。
    ……放眼当今世界,司法独立已成为国际交流中的一种共同话语,确立和奉行司法独立,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1985年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经联合国大会决议核准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规定:“司法独立应该由各国以宪法或法律加以保障,尊重并遵守司法独立是所有政府及其他组织的义务。”1993年6月26日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行动纲领》则将司法独立列为实现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条件。
②出自《孟子·万章章句下》:曰:“不可。《康诰》曰:‘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诛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辞也。于今为烈,如之何其受之?”(孟子说:“不行。《康诰》说:‘杀戮生命,抢劫财物,愚昧卤莽而不怕死,此等歹徒没有不杀的。’出现这种杀人越货、无法无天的现象,都是因为平时不待施行道德教化,一旦触犯法律就一概地诛杀的原因。殷代接受夏代的天下、周代接受殷代的天下,也是这样的情况,不是以德来承载大统,就如同杀人越货一样毫无借口。当今,诸侯争霸天下,这些如同杀人越货的情况越演越烈,如此怎么能接受呢?”)


十九、以正之邦太平长
张天师,传正道①;
黄巾乱,亦称教②;
正与邪,当细考③。
【注】:
①张陵(公元34年—156年),字辅汉,沛国丰邑(今江苏丰县)人,在巴蜀一带传教,世称“五斗米道”,在晋代又称“天师道”,南北朝时期,始渐以“道教”为专称。张陵幼学诗书,饱读五经,乡人称为“大儒”,他任江州(今重庆市)县令时,目睹关中和江南的豪强地主“膏田沃野,奴婢千群,琦贿宝货巨室不容”(《后汉书》),而穷苦群众背井离乡,怨声载道。遂辞官出世,研究“黄老之道”,汉章帝、汉和帝多次征召,他都避而不见,于龙虎山炼丹,入蜀行教,总结“开天辟地以来前后贤圣之文,河图洛书神文之属”,结合自己修养所得,著道书24卷、以鹤鸣山为中心建立了24个教区,系统传道。他针对当时巫教残害百姓的事实,号召蜀民除污灭害,清除病源,分文不取;他打井修路,煮盐利民,发展生产。他佐时理化,清约治民;他艰苦创教,主张以德教化,仁慈爱民。张陵之后,子张衡、孙张鲁相继掌教;张鲁雄踞汉中近30年,政教合一,影响极大,其后裔移居江西贵溪龙虎山,代为教主。
②张角(?—184年),生于冀州钜鹿(今河北省平乡),二弟张宝、三弟张梁皆钻研《太平经》,建立太平道,经十余年努力,建立36方,教徒发展到10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8州,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教团。张角创立太平道后,以符水、符咒为人治病,自称“大贤良师”,把自己看成为动员群众、组织道徒的先觉,建立军教合一的组织“方”。张角建立教团的目的除了组织教徒,便于布道之外,显然还有一层企图,那就是推翻汉王朝的统治,以实现自己天下太平的政治理想。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张角发动黄巾军起义,发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号召,自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起义军焚烧官府,占领州郡,经过半年的交战,随着张角兄弟的相继病亡和战死,黄巾起义彻底失败,东汉朝廷下令严禁道教的活动,宣称“诸事老子妖巫医卜,并皆废之”。
③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皆出自黄老道,同源而异流,但一正一邪,泾渭分明,张角所创太平道虽声势浩大,但因起义失败而遭打击,不能公开活动,以致教脉中断;只有张陵建立的五斗米道,不仅有崇奉的教主,而且有教规教仪,有信仰和依托的经典,还有成系统的教团组织,而且子孙相继,传承不衰,成为后世道教的基本成份。五斗米道的建立标志着道教的正式形成,张陵是道教创始者。张陵和张角虽然都依据《德道经》和《太平经》,创立自己的教团,但其目的、手段、结果和影响是截然不同的。老子崇尚清静无为之道,“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老子提倡运用“圣人之治”的方法论实践“爱民治国”的理想。《太平经》产生于东汉后期,相传是于吉所书,该书的主旨是去乱世、致太平,为“有德之君”提出治国兴邦之道,“小人无道多自轻,共作反逆,犯天文地理”,体现了维护国家安定,反对叛乱的立场,《太平经》提出“太平”的社会理想,张陵和张角对“行太平之道”的宗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前者是以道德教化,扶佐帝王治世,后者是以武王推翻为手段,迫切希望在人世间建立“太平”世界。这两位宗教人物一个是奉老子为教主,弘扬五千言,教化民众,护国济世,道脉绵延不绝,为万世景仰的天师正道、道师垂范;一个是以道干政,借教起事,致使生民涂炭,在受到重创之后,又一蹶不振,而最终销声匿迹的旁门外道。

汉诸臣,研黄老①;
帝与后,崇道妙②;
民休息,轻赋徭③。
【注】:
①秦亡汉兴,社会一片凋零,法家思想随着秦二世的灭亡已声名狼藉;儒家思想则因其较为复杂繁琐而一时不能为统治者所赏识;相比之下,道家思想正因为它清静无为,简便易行,事半功倍,有利于民众的休养生息。道家的治国理论,由于它适应了汉朝初年民生凋弊,急需革除秦朝暴政苛法,社会恢复安定的现实,因而得到汉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成为帝王治国御民的“南面之术”。
    汉朝立国之后,在朝廷内外,老庄哲学就成必修课。汉朝开国的皇帝汉高祖在张良说服下实行了柔顺和谦卑的政策。曹参任齐相时,贵清静无为。《史记·曹相国世家》称:曹参“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后来,曹参升任汉相国,又在全国推行此道。曹参无所事事,有些官吏和宾客想来劝说他,都被他用美酒灌醉后回家,没有机会张口说话。汉惠帝怪曹参不管政事,就让曹参儿子去劝他,曹参怒打其子二百鞭,斥之曰:“天下事不是你应该说的”。惠帝责备曹参:“是我让他去劝你的。”曹参免冠谢罪,对惠帝说:“陛下您自认为德行比高祖皇帝如何?”惠帝说:“朕怎敢与先帝相比呢?”曹参又问:“那么陛下观察臣与萧何谁更贤能?”惠帝说:“似乎你也不如萧何。”曹参说:“陛下所说极是。高祖与萧丞相安定天下,制定了完善的法令。现在陛下无为而治,臣等安守职分,遵照执行他们的法规就是了,这不也是很好吗?”曹参就这样做了三年丞相,无为而天下大治。老百姓都歌颂说:“萧何为法,整齐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人民安宁。”这个著名的历史故事被后人称作“萧规曹随”。此外,陈平、吴公、王生、黄子、张释之、司马炎等大臣皆研究《德道经》,雅好道德之言,实行“黄老政治”。
    ②继汉惠帝之后的文帝、景帝也实行无为而治。据《史记》记载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与汉景帝的母亲窦皇后等都喜欢研究《德道经》,窦太后“好黄老之言,不悦儒术”,景帝及太子(即后来的武帝)都“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被后人称之为“文景之治”的繁荣,与文帝和景帝时期所采取的清静无为的治术不无关系。
汉景帝时,有些人企图以儒家思想代替黄老之学。景帝之母窦太后好读《德道经》,有一次问儒生辕固:“老子书如何?”辕固答称:“不过是些做仆人奴婢的道理。”太后大怒,命令他与野猪搏斗。幸亏汉景帝偷偷给了辕固一把宝刀,他才未被野猪咬死。窦大后去世,汉武帝亲政后,才重新起用儒生。后来又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儒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在汉初盛行近70年的黄老之学,从此失去了作为官方政治学说的地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道家思想便走向衰落。大致到了东汉时期,道家开始分化,一方面向神仙方术和宗教化方向发展,形成与佛教抗衡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一方面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形成道家思想的新的形式——魏晋玄学。
③春秋以来,战乱频繁,加之秦统一后的暴政、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之争,社会经济遭受了五百年来的特大破坏。农民大量流亡异乡,不能耕作;有些人为生计所迫,卖妻鬻(yǜ)子或自卖为奴。战乱使人口锐减,商业萧条。奸商囤积居奇,物价昂贵,米一石值万钱,马一匹达百金。新建立的西汉政权,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史载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还下诏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前168)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促进作用。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下诏废除黥、劓(yì)、刖(yìe),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减轻了笞刑。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

唐高宗,认老祖;
及太宗,万物苏;
崇玄学,令生徒①。
【注】:
①唐代皇帝,因为道教尊奉的老子姓李,唐皇室也姓李,所以便尊老子为始祖,自称为老子后裔,特别崇奉道教。
  五德三年(620年),唐高祖诏改羊角山为龙角山,并建老子庙;七年(624年)亲至终南山谒拜老子庙;八年(625年),他甚至派学者远涉高丽国教授《德道经》。唐太宗起用道门高士魏徵为相。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颁《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令,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即老子)”,道士女冠自今后以斋供行立,称谓可在僧尼之前,定道佛次序。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尊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后来的唐玄宗对道教更加崇奉和扶植。他于开元九年(721年),迎司马承祯入京,亲受法箓,成为取得道士资格的皇帝;开元十九年(731年),令五岳各置老君庙;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玄宗亲注《道德真经》,又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并把《老子》列入科举考试范围;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令道士、女冠隶属宗正寺,将道士当作皇族看待;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诏两京(长安、洛阳)及诸州各置崇玄学,规定生徒学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天宝元年(742年),玄宗赠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更桑子为洞虚真人,其四子所著之书改名为真经;天宝八年(749年)追赠“玄元皇帝”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后又升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天宝年间还置崇玄馆,改崇玄学为通道学,博士为道德博士,以宰相为大学士,总领天下道院,形成了崇奉道教的风气。玄宗以后,唐肃宗、代宗、宪宗、穆宗、武宗、宣宗等不少皇帝都继续崇奉和扶植道教,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唐武宗。武宗于开成五年(840年)亲受法箓,会昌元年(841年),诏授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任崇玄馆学士,封号广成先生;会昌四年(844年),授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门教授先生。
总而言之,在唐朝近300年的时间里,唐帝王以道教为“本朝家教”(或谓“皇族宗教”),始终扶植和崇奉道教,因此,促使道教在教理教义及斋醮(jiòo)仪式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发展。

我无事,民自富;
欲不欲,民自朴①;
称汉唐,天下无②。
【注】:
①出自《德道经》第二十章“之邦”:“是以聖人之言曰:我无爲也,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事,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樸。”
②汉朝当时在世界上的领先程度只有横跨欧洲、北非的罗马帝国可相比,“大汉”声名远扬,后来的中原民族就称汉族,中原人就叫汉人。而唐朝在当时的强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百国来朝”的壮观气象。且不说其疆域之辽阔,就唐朝的富庶也是后世无法比拟的,当时两个世界强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不如唐朝。由于唐朝对海外的影响,在宋代时,东南海外诸国在与宋朝廷的交往中,甚至将宋朝管辖下的中国地区称之为“唐”。历宋、元至明,在海外,尤其是在东南亚各地,一直将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物事称之为“唐”。不仅以“唐”作为“中国”之地的代称,而且称中国人为“唐人”,中国姓氏为“唐姓”,中国衣饰为“唐衣”,中国商船为“唐舶”或“唐船”,而从舶上转贩得到的中国货物则被称为“唐货”,最可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习称的“汉语”,也被宋代海外诸国目之为“唐语”。中国人留居海外一年不还,称之为“住蕃”;而外国人在中国逾年不归,则称为“住唐”。沿袭至今,有些流寓海外的华人仍然自称为“唐人”,华人在海外都市中的聚居地被称为“唐人街”,而华侨则将祖国称之为“唐山”。历时千载,绵绵不绝。唐朝在海外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而这种影响是与唐朝道德文化的鼎盛和由此产生的强大政治、经济、军事等声威是分不开的。
宋一代,多册诏①;
元敬教,明束道②;
清废之,国本摇③。
【注】:
①赵宋王朝对道教的崇奉可与李唐王朝相媲美,特别是太宗、真宗、徽宗三朝更盛。宋太宗集天下道经七千卷,令人修治删正。宋真宗认道教神仙赵元朗为宗室,封其为“保生天尊大帝”,又封老子为“太上混元皇帝”。宋徽宗信道最笃,自称“教主道君皇帝”,说他是昊天上帝长子神霄帝君下凡。他下令焚烧佛经,改天下寺院为道观,使道士居其中。政治上,太宗和真宗父子均推行道德教化的黄老之术。太宗说:“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续资治通鉴》卷34)真宗亦说:“希夷之旨,清静之宗,本于自然,臻于妙用。用之为政,政协于大中;用之治身,身跻于难老;施于天下,天下可以还淳;渐于生民,生民生其介福。”(《混元圣记》卷9)统治者的这些清静无为的政治思想是与崇道联系在一起的,著名道士陈抟(希夷先生)曾多次应诏入朝,向太宗建议“以清静为治”。当然,帝王崇道而得其表,道士干政而败戒律,也会带来负面作用。由于徽宗对道士的宠信,致使上层道士参与朝政,把持朝纲。例如,邪道林灵素有恃无恐,在朝中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他通过徽宗先后封了八百多名朝臣和官吏为“仙伯”、“仙吏”。对于那些敢于揭露他的骗术的人,他便唆使徽宗对他们严惩不贷。这些是对老子本意的弯曲和背叛,是十分有害的。
②金代,由于丘处机继掌全真教,博得成吉思汗的礼敬,命其掌管天下道教,故元代全真教广为传播,道教也颇受朝廷尊重。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都采取宽容态度,予以保护和利用。当时影响最大的宗教有佛教(特别是喇嘛教)和道教。此外,也里可温(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婆罗门教以及犹太教也得到一定的传播。元世祖时道家龙虎山天师道受朝廷重视,命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主领三山符箓,元成宗又授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为“正一教主”,天师道从此改称正一道,统领三山道教,成为道教正统。明清时期,道教总体上呈现衰退的趋势。
明太祖朱元璋欲学唐朝尊老的旧事,但不得其神韵,仅取皮毛,一味拔高与他同姓的朱熹,对道教施行所谓的“检束”的政策,设置道录司以检束天下道士,并削减宫管,限制出家名额。受太祖影响,以后诸帝都不崇尚道教,只有嘉靖皇帝是个例外,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道教自然难以如前代那样发展。
③从历史的经验看,凡是真正崇尚老子的道德治世思想,以真正见正识尊敬和提倡正教,发扬道德文化的教化功能,正确引领人们的精神信仰,塑造健康的道德灵魂,对国家的长治久安都会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元朝虽然是异族统治中原,但能够一定程度上借助道教的基本精神,这对于它尽快缓和阶级矛盾,顺利度过磨合期,尽快巩固政权、稳定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可是明代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将思想僵化的理学提高到准宗教的位子,丢失了一个极好的历史中兴机会,由于背离道德思想,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后期终于在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起义中寿终正寝。更为遗憾的是,与元朝同为外族统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也没有从历史更替中梳理出真知灼见来。清统治者对道教的态度比明代则更为严峻,道教从此大为衰落,失去了道德的教化功能,首先是社会矛盾突出。清初,就由于统治者的烧杀抢掠行为以及野蛮推行的“圈地”、“薙(tì)发令”等落后政策,激起了各地、各阶层人民的激烈反抗。在宗教上依旧限制和削弱道教的发展,没有道德精神的支撑,严重丢失国魂。在文化上兴起“文字狱”,大开历史文化的倒车。凡此种种因素,清代虽盛极一时,但毕竟因为失去国本而逐渐动摇统治基础,终于为坚船利炮敲开国门,成为近代百年耻辱。

二十、儒学传统重振之
三王迹,孔圣从;
分八儒,各为宗①;
汉独尊,道义穷②。
【注】:
①儒家学派由孔子创立,弟子三千,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孔子死后,“儒分为八”。他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发生分化,战国时儒家分成八派称为“八儒”。《韩非子·显学》:“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荀子)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此八儒之中,尤以孟、荀(孙)两派影响较大。
②汉兴七十余年后,社会经济逐渐有所恢复,许多新的社会政治问题不断发生,如匈奴的骚扰,诸侯王与中央政府的对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一味强调“清静无为”的政治主张,显然已不合时宜。所以,到汉武帝时,“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史记·儒林传》),就是必然的了。道家思想又面临着“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问题。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使汉代儒家经学得到重大发展,并从此成为后世历代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桎梏民族思维,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进身求荣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郑环指出,汉朝之贾谊、董仲舒、刘向这三位所谓的大儒“学儒而未尽孔之道”,而匡衡、赵绾、王臧则谬矣。
秦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进而“焚书坑儒”,儒家学说在劫难逃。随着秦朝的灭亡,儒家学说在经历了一次厄运以后又重新活跃起来。由于汉初统治者的提倡,儒学以经学的形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到了汉武帝时代,经济高度发达,国力空前强盛。“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史记·乐书》)。在这种情况下,以维系尊卑贵贱的宗法等级制度为宗旨,且长于制礼作乐的儒家学说,备受统治者的青睐,地位扶摇直上,很快就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由原来的一家之“子学”上升为“独尊”的官学。先秦儒学经董仲舒的改造和发展,在汉代以经学的形态表现出来。两汉经学较之先秦儒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形成了一种新的天人合一观念,即目的论的“天人感应”思想。这一思想虽然适应了汉代大一统的封建政治的需要,为“儒术独尊”创造了条件,但由于它逐渐神话、僵化,所以到西汉末东汉初,失去源头儒家的生动气韵,最终使儒学面临新的危机。

焚与坑,文史缺①;
党锢祸,士人血②;
七贤散,广陵绝③。
【注】:
①秦始皇准许李斯提出的焚书、禁止私学、以吏为师的建议。使秦帝国统治所及之处,到处点燃了焚书之火,秦以前古典文献,除秦纪(秦国史书)、医药、卜筮、农书以及国家博士所藏《诗》、《书》、百家语外,凡列国史籍、私人所藏的儒家经典、诸子著作和其他典籍,一律限期交官销毁。同时,禁止谈论《诗》、《书》和“以古非今”。违者处以黥刑乃至死罪。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灭绝性的大浩劫从天而降。焚书的恶果不仅使许多先秦重要典籍遭到破坏,同时也给春秋战国以来活跃的思想领域及理论探索者们以致命的打击,堵塞了秦代学术自由探讨之路,阻碍了先秦诸子百家思想文化融合的进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事件。然而,焚书的余烟尚未消散,“坑儒”的风波又平地而起。“坑儒”的直接起因是方士侯生、卢生等讽议始皇,继而逃走所致。于是下令,对在咸阳的所有儒生进行审问,欲查出造谣惑众之人。儒生们为保全自己,只得互相告发,秦始皇最后圈定了460余人,都在咸阳挖坑活埋。秦始皇采取极其野蛮粗暴的方式“焚书”、“坑儒”,希望以此残酷的手段达到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充分体现了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残酷和皇帝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焚书”摧残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所形成的文化繁荣局面,使祖国文化宝库蒙受了灾难。“坑儒”则沉重地打击了儒家学派及广大知识分子,使法家学说完全官学化。而秦王朝就是因为独行法家严酷理论才导致速亡的。
②《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东汉中叶以后,外戚与宦官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桓帝时期,以李膺、陈蕃为首的官僚集团,与以郭泰为首的太学生联合起来,结成朋党,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发动大规模和残酷迫害活动,史称“党锢之祸”。公元166年,宦官集团对党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迫害活动。其导火线是张成事件。在宦官的怂恿下,桓帝下令捕李膺、范滂等二百余人。第二年,桓帝迫于舆论压力,释放了党人,但把李膺等人遣送还乡,“禁锢终身”。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三年以后,宦官又掀起了规模更大、株连更广、时间更长的对官僚、儒生的迫害活动,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灵帝下令讨捕张俭等人,宦官曹节趁机奏捕李膺、范滂等人,又流放、囚禁了六、七百人,后来又拘捕了太学生一千多人。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要求赦免党人,宦官认为这是替党人翻案。因此,先将曹鸾活活打死,然后又下令禁锢党人,株连亲属,把对党人的迫害活动推向了高潮。经过这场浩劫,天下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在东汉末年宦官的暴政下,道德沦丧,士风败坏的现象特别严重。党人陈番、李膺、李云等都怀着忧国忧民之心,敢于冒死直谏,怒斥奸邪,翦除阉党的精神是可嘉的。所以,他们那种“杀身以求仁”的气节为历代人们所推崇。明末东林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就是受东汉党人斗争精神的鼓舞和影响的。
③魏晋七位名士:即谯(qiáo)国嵇康、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沛国刘伶、陈留阮咸、畤邪王戎。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后来嵇康被杀,王戎、山涛先后投靠司马氏,七贤清风不再。
《广陵散》据刘籍《琴议》记载,嵇康是从杜夔的儿子杜猛那里学得的。司马氏掌权后,不苟合于其统治,与司马氏相对抗,后被司马氏杀害,死时方四十岁。临刑前有三千太学生为其求情,终不许。死前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广陵散》如今绝矣”。和嵇康相处几年的道士孙登曾经对嵇康说“用才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一代英才终于不见容与曹氏集团和司马集团,斯人与旷古希音俱绝,令人感慨万分。

八股行,古学废①;
文字狱,人心危②;
异族侵,山河碎③。

【注】:
①王志轩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被阉割的历史探索》中认为,明清八股取士,可以说吸收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唐太宗开科取士思想的精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类观点,古来有识之士多有论及: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拟题》:“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心,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一也”;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记饶廷襄曰:“明祖以时文取士,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毂’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林则徐举酒相属,叹为“奇论”。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可以说,阉割中国知识分子之思想最为锋利的利刃莫过于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制度。明史记载其科举制度为:“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见《明史》卷70《选举志二·序》)八股文的题目限制在《四书》、《五经》的范围内,要求士子代圣人立言,用古代圣贤的思想和口吻,不得越雷池一步,在形式上必须按照一定格式和字数填写,毫无自由发挥的余地。明清八股取士制度延续数百年,而今人却很少看到他们的八股文,是因为八股文的唯一用途就是考科举,此外无论公私文书、文史论著、抒情、叙事、说理等等,都不可能采用八股体裁。明清一整套苛酷、繁琐而又等级森严、集中体现出专制政治全部精神的科举制度,最主要的功能就在于奴化、禁锢知识分子,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沦,他们被囚禁在程朱注疏、八股章句的枷锁中,颤栗在文字狱和科场案的屠刀下,挣扎攀爬在从童生、秀才到举人、进士的层层阶梯上,根本就丧失了唐宋以前知识分子阶层的魄力和自主精神。
两千多年来的思想阉割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萎缩和活力丧失,最终导致了全民的愚昧。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昭公十八年·愚民说》当中历数了中国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最后提到:“文章”以及“明理载道”之事固无不足以自愚愚人,愚民之术亦可使愚民者并自愚耳。长期的思想阉割使得明清以降中国人思想封闭,醉心名利,形同愚人,出现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思想自由是学术发展的基本条件。整体主义的控制必然导致思想一律,这意味着进步的终止。波普尔说:“科学,尤其是科学的进步,不是孤立的努力的结果,而是思想的自由竞争的结果。”在大清王朝的最后百余年里,中国社会迅速走向腐朽,而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的失败,则说明一个专制而封闭的帝国,已经拒绝了任何创新思维和创新理论的发展。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则经过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洗礼,迅速地赶超了东方的中央帝国。有人把这一问题的实质归结为:“中国古代曾出现过灿烂辉煌的文化、科学和技术。从近代科学在欧洲产生起,中国的科学技术出现长期的迟滞。并由于科学技术的迟滞,导致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这在科学史研究和科学社会学研究中遂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阉割,其危害是最终导致了民族的愚昧和文明的相对停滞。
熊春锦先生认为:顾亭林在《日知录•卷十八》中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大全》”,就是指《四书五经大全》,是明成祖下令撰修的官方意识形态。自从这一本《四书五经大全》在明代推行以后,就使在此之前的经说的灵魂开始消亡了,消失了。无论是《德道经》,还是真正《四书五经》的本意,在他们的僵化阐释之下,其灵魂消失了,其精神开始被他们曲解了。所以说,自从这一部《四书五经大全》出现以后,由于他们解释的角度,背离了传统的道德人文文化的精神,所以说,在此之前的其他所有的经说,就开始消亡了。顾亭林在这里,深刻地抨击了朱棣以来的文化政策,加重了道德人文文化政策的进一步消亡。所以说,自明代的明成祖朱棣以来,是加重了中华民族的国学摧毁的力度。这个官方形成的意识形态,给我们民族带来了七百年以上的一个固化的时代。特别是,将其中五德的修持,甚至连礼德的礼仪都全部加以废止。礼德的外在表现,礼仪的规范都废黜,对我们内修心中的礼德、身内的礼德,当然也就会产生严重障碍和影响。所以,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去分析这一个时期,就会明白:我们的道德文化历史,为什么进入到了明代以后,出现了重大的障碍?这跟当时的封建君主统治者官方意识形态的形成,主动抛弃五德制约人心、道德治理社会的思想和方法,具有极大的关系。
南怀瑾在《原本大学微言》中说:从明朝开始,把考取功名的作文格式,创制成一种特别文体,叫作“八股”。你如认为自己学问比韩愈、苏东坡还好,文章格式不照八股来写,也就只有自己拍拍屁股走路了!这种八股意识的发展,自满清下台以后,尤其厉害,在国民党当政时期,考试文章中,如果没有讲一点三民主义的党八股,就休想有出路。后来的政党,也不能免于类似的框框。所以几十年前,打倒孔家店、杨弃八股文,变成大革命的浪潮,那也是事所必至,势有固然的结果。谁知旧八股去了,新的八股还比旧的变本加厉,以前的八股,只是文章规格的限制,现在的八股,反成为思想控制的工具,我真是感叹这个年代,是进步了,还是退化了。真不知中国的文化,何年何月才得以复兴它的灿烂辉煌啊!
②在清朝前期,特别是雍、乾两朝,曾连续大兴文字狱。凡清统治者认为有碍于专制集权统治的著述、文字,必兴起大狱,肆意株连。其中比较突出的康熙二年的庄氏明史案、雍正六年的吕留良案等等。清朝大兴文字狱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族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清代至少有二千四百余种书籍被禁止,其后果极其严重,极大地摧残和钳制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进步和发展,禁锢了思想,堵塞了言路。
康熙26年、48年、53年多次禁书,并规定“造卖印刷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买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百。”(《大清律例》)他一生制造了无数的文字狱,如“庄廷铣案”、“胡中藻案”、“戴名世案”等,这实在令人发指、毛骨悚然。雍正处死他最倚重的大将军年羹尧,主要把柄之一也是文字。雍正三年二月天空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年羹尧也和群臣一样上疏贺此大吉大利之象,疏中用了“夕惕朝乾”四字,(语出《周易》,“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雍正却说他有意倒置,心怀叵测。于是便将这位助他夺得帝位的左膀右臂抓捕回京,定罪多达九十二款,其中斩罪三十余。后来年羹尧哀求“留下这犬马,慢慢的给主子效力。”雍正才恩准其于狱中自尽,子被斩,其他十五以上子孙发边充军。
  乾隆朝的江西举人王锡侯即因编字典《字贯》即处死。三个儿子四个孙子皆斩监侯。由于“失察”,江西巡抚海成也斩监候,两江总督高晋降一级,江西第二、三把手从二品的布政使与正三品的按察使俱降级为正五品的同知。其间的文字狱多达一百三十余起,动辄斩首、弃市、凌迟、门诛甚至灭几族,连已经死了多年的都要开棺戮尸! 
  康雍乾三代尤其是乾隆时期,不但对清朝统治者有所不满或对明朝有所怀念的书籍统统禁毁,而且连与程朱理学相抵触的书籍也都不得超生。如李挚的书籍就因为“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尤为罪不容诛。”在西方思想不断推陈出新、各种学说竞相争鸣之际,中国在明代中后期稍稍活跃起来的思想文化界顿时变得万马齐喑。面对残酷的现实,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有志之士兴起考据之风,欲借研究经史唤起复兴民族之势。但文字狱愈发严酷,文人动辄遭杀身之祸,而汉人的民族意识也日益淡薄,于是以阎若璩(qú)、胡渭等人为代表,考据之风逐渐走向纯学术研究,大批学者明哲保身,专志考古,借出土金石考证经书、修正史籍。龚自珍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咏史》)。
长达一百三十年之久的满清文字狱和实行文化专制,不仅彻底消灭了大量政治思想、历史方面方面的著作,而且居然连《天工开物》这样的科技著作也不放过。对此,19世纪上半叶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龚自珍,在审视被曾经屡见不鲜的“文字狱”铁蹄所蹂躏过的中华民族后,于1839年(道光19年)写下了乙亥杂诗一组,其中脍炙人口的一首是:“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痛感于当时没有一丝生气的“万马齐喑”的时局,并大声呼唤振聋发聩的“风雷”能早日到来。
放眼当时的世界格局。政治上,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相继爆发,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思想科学上,17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席卷欧洲。特别在17、18世纪之交,科学社团纷纷建立;牛顿、拉瓦锡分别奠定了物理、化学体系的基础;研究自然科学在欧洲蔚然成风,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了强盛的动力。法国启蒙运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经济上,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工业革命,并扩展到欧美其它国家。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又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跨进了“近代社会”,一个生产力如地下泉水喷涌迸射的人类新时代全面展开。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康雍乾三代英明君主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他们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政治上,当欧美国家纷纷走上民主政体道路的时候,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却在一步步收紧权力之网上的纲绳,把封建皇权推上空前集权的巅峰。最终不仅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而且严重阻滞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之路;经济上,重本抑末,闭关锁国,阻碍手工业、商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生产力长期徘徊不前;蔑视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上,一方面以科举考试引导知识分子埋头于程朱理学中,皓首穷经;另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文网严密,文字狱盛行。知识分子只好潜心于古籍,埋头注疏和考据,所以乾嘉考证学派就成为清朝极盛时代独秀的一枝。
禁锢思想实际上是禁锢人的创造性。当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最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主导中国未来的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却如一潭死水般沉寂。这种沉寂中,中国不可能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西方社会迅速地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相形之下,中国则在封建主义的迟暮中步履蹒跚。落日虽然辉煌,接踵而来的却是长夜无歌。正象马克思所说的“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1/3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最终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果然,大清帝国被不幸言中了。
③《论“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发表者名“梦幻帝国”)认为:在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著作中,人本主义、民主主义的光芒已经在闪耀。比较英国有议会,而中国有思想政治组织“复社”、东林党。而在满清,大清律规定:“凡三十人聚会,一律处斩”。一切非政府组织全部取缔了。明末封建专制制度正在走向解体和衰亡,“文字狱”和僵化的“理学”——理教,空前强化了这种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如同西方蛮族入侵后的欧洲中世纪一样把中国带入了黑暗。现在某些人极力鼓吹的康雍乾之世,其实大多是对明末的恢复性增长。根据《清朝文献通考》田赋所载顺治十六年(1659)中国耕地总数是五百四十九万顷,康熙二十四年增长到六百八十三万,乾隆十八年增到七百零八万。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七百四十一万。数字刚接近明末土地数字。张居正时代国家年收入达八千多万,超过康乾盛世的最高水平。可见康雍乾生产恢复是缓慢的,过了一百年才到了明末的生产规模。明朝的知识分子心胸是开放的,对先进技术的引进一直抱着欢迎和学习的态度,当时袁崇焕在宁远城头毙伤后金的红夷大炮就是来自葡萄牙。明代的火器装备已经很先进了,明末军营营一级编制里除了1000人为骑射外,其余都是火器手。每一营(5000人)用霹雳炮3600杆,大连珠炮200杆,手把铳400杆,盏口160位。这是何等现代化的装备啊。随着明王朝的灭亡,先进的火器武装技术被满清埋葬了,到鸦片战争时,手持大刀长矛的清兵已经不识其为何物了。
    满清以骑射得天下,对火器和近代军工抱着天然的恐惧和敌视态度,生怕威胁自己的统治。清军把“雅克萨战争”中缴获的俄军扳机击发式火绳枪样品献给康熙时,康熙竞然以不得中断前人所授的弓箭长矛传统理由,仅留下二支用作自己把玩,而令清军禁止使用此种新式火枪。骑射虽然能在明末还占优势,但经过200年火器的发展,骑射最终被淘汰,中国人不用还有洋人用。阻碍先进技术的恶果是最终得到恶报。日本与西方国家求新,求变,对新生事物的渴求,与中国保守,不思变革,对新生物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种下了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几近亡国灭种的祸根。明比清有多得多的大科学家,他们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其中有徐光启、李之藻、王征、宋应星、李时珍、方以智、徐霞客等。大科学家、大学士徐光启受教于天主教传教士利马窦,翻译了《几何原本》。一个是亚利士多德的《逻辑学》,一个是《几何原本》,这就是西方科学的基础。是理解科学范式的根本。清初的动荡以及文字狱彻底中断了这一进程。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此失去活力和交流。战战兢兢从事考据。从此远离科学,科学家绝迹了,《几何原本》再受知识界重视是到了清末,李善兰再次翻译了《几何原本》并完成后九章的翻译。而徐翻译的《几何原本》却传到了日本,对日本近代科技发展影响很大。试想如果在明末上层知识分子推动下,以其敏锐和威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就能早200年实现。中国人会以和平健康的心态引进这些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理论乃至民主制度。中国绝不会在近代因为“器不如人”而在反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据统计,清朝因为保守和自大先后失去八次对外交流,睁眼看世界的机会。问题还不仅仅如此,从康熙开始的禁海令和驱赶外国传教士同样也是闭关锁国的举措。满清为了强化其统治野蛮推行“薙发令”,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在各地都留下了血腥的屠城记录,甚至实行过种族灭绝,屠城省份先后有辽宁、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广东、福建、四川、新疆。此外满清旗人还实行跑马圈地,把战争中掠夺的人民和被圈地农民都强制为奴。
    当时的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等人记录下这段话:“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满清入关后除了非常沉重的民族压迫外,还带来了奴隶制的残余。在清代,旗人犯罪罪减一等,汉人犯罪如果判五年,旗人只要枷号三天就能释放。如果农民因为各种原因投充为奴后,“一家老少尽为奴,八旗地主可以任意奴役而不给任何代价,甚至连农民的妻女也可以任意奸淫霸占”(《翦伯赞历史论文集》256页)。由此可见,满清200年是对先进生产力的最大破坏和阻碍,是对先进文化的发展的最大毁灭,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是对中国人的犯罪。    
最后满清中后期繁衍出一代历史上最腐朽、颓废、无能的一群贵族,这就是有名的“八旗子弟”。他们以“保大清不保中国”心态,把自己的利益始终放在中国利益的对立面上,是造成一次次丧权辱国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闭关锁国、近代落后、几次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的异族入侵虽然总体时间不长,但对文化的捶残破坏是极其严重的,魏晋时的“五胡乱华”、金之为害、元之入主,特别是清的统治影响最为长远。外邦的入侵大多发生在腐败的清后期,如“八国联军”侵华之乱等,中华民族一度任人宰割。民国时期,积贫积弱的中国遭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八年残酷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无比深重的灾难。

东林党,性命舍①;
六君子,图变革②;
兴与亡,匹夫责③。
【注】:
①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为违背神宗的旨意被革职。他回到家乡无锡后,与去职归家的高攀龙、钱一本等人集资修复了被废弃的东林书院,在那里讲学。他们在讲学中议论朝政得失,抨击失职的当朝权贵和为非作歹的宦官。在朝的一部分官员也支持他们。这些人遥相呼应,逐渐形成一个有影响的政治集团。他们反对王公权臣掠夺土地,反对矿监税监横征暴敛,主张广开言路,改革弊政,澄清吏治。那些反对东林书院讲学活动的当朝权贵和宦官们,把顾宪成等人以及和他们有联系的人称作“东林党人”。
    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7年),宦官魏忠贤利用明熹宗朱由校年幼无知,独揽大权,那些趋炎附势的官僚纷纷拜倒在魏忠贤的门下,形成阉党。这时,著名的东林党人、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历数24条罪状,接着上疏弹劾魏忠贤的有70多人。阉党疯狂反扑,编造《东林点将录》,将《水浒传》中农民起义军将领的绰号加在东林党人头上,大兴冤狱,捕杀了杨涟、左光斗、黄遵素等一大批东林党人。昏庸的明熹宗还听信魏忠贤的谗言,下令拆毁天下所有的书院,停止讲学,以压制舆论。阉党的势力猖獗一时,朝政更加腐败。
    公元1627年,明熹宗死后,东林党人拥立信王朱由检即位(即崇帧帝),开始惩治阉党。魏忠贤自杀,阉党官僚有的被杀,有的被逐出朝廷,迫害东林党人的冤狱得以昭雪。
②戊戌六君子指在戊戊政变中被害的6位维新派志士: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帝颁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起用维新人士,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改革——戊戌变法开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光绪皇帝被囚,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日本,变法失败。这次变法尽管只坚持了103天,但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戊戌变法作为一次改革运动、爱国救亡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③顾炎武(公元1613年—1682年),名绛,号亭林,江苏昆山亭林镇人,清初大儒,爱国主义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他的名言。顾炎武生于公元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卒于公元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他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青年时期曾参加江浙一带抗清武装斗争,是“复社”成员。他学识渊博,能文能武,有用世之略,却不走科举之路,明朝不入仕途,清康熙时朝廷多次请他做官,他坚拒而不合作。 
顾炎武一生著述颇丰,成就颇广。其诗堪称清诗冠冕,此外经史百家、天文地理、国家典制、郡邑掌故等都有研究。哲学观点上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倾向,提倡“引古筹今”、“经世致用”,主张富国利民,强调理论为现实服务。政治上他不与清廷合作,客观上在思想文化领域,为清朝做出了贡献。因开时代风气之先,故在清初学术界居重要地位,很受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的拥戴,其学术主张和爱国主义精神也颇受辛亥革命以来有民主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称赞,对他评价很高。 

宋明理,已僵化①;
五四潮,孔家砸②;
虚无论,又自伐③。
【注】:
①朱元璋打算仿效唐太宗认老子为祖的先河,把朱熹拉进自己祖先的行列。有一天他碰到一个姓朱理发匠,就问他是不是朱熹的后代。理发匠说:“朱熹不是我的祖先。”朱元璋说:“朱熹是前辈大学问家,你就认了吧!”理发匠说:“绝对不是。”这一来,朱元璋“攀亲”的思想发生了动摇,他转念之下,觉得一个平民中的理发匠,尚且不肯乱认祖宗,而自己当了皇帝,又何必认朱熹为祖先,因为打消了原有的念头。可是对于朱熹,还是极力地捧起来。在明朝应试求功名,非读朱熹注解的“四书”不可,后来演变到清朝,承袭明代的做法,便以朱注“四书”为考试制度中评判高下、决定取舍的标准本。
继先秦儒学、两汉经学之后,宋明理学成为儒学演变发展的第三个重要形态。它绝对化地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机械地吸收佛道两家的某些思维方式,形成一个上升到绝对本体论高度的理欲之论,成为具有僵化性的、超严密思辨结构的思想体系,成为儒家思想的极端哲理化形态,也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宋明理学以排斥佛老为己任,斥佛老为异端邪说,猛烈抨击佛老的说“无”谈“空”,攻击佛老有损于儒家的三纲五常。清朝时期,已经出现了以颜元和戴震为代表的反对这种僵化、极端的理学的进步思想家。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都是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弊病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危害。
董仲舒把孔孟之道改装成“儒术”,完成了帝王从“圣君”变“天子”,“三纲五常”变为规矩的封建统治理论体系;由宋至明的“程朱理学”思想,进一步将中国人的思想加以禁锢,“存天理,灭人欲”更大大强化封建统治,明代理学“破心中贼”和清朝“文字狱”的迫害、摧残,使民族的思想文化创新完全窒息。特别是宋明理学暴露出扼杀人性的弊端和生机勃勃的市民文化形成激烈冲突。之后的大兴文字狱,理学成了碰不得的理教。内道不正,外邪必干。由于道统沉沦,同时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蹂躏,整个社会陷入中国历史的一个黑暗时期。而这时,欧洲民族却正从中世纪的黑暗中通过“文艺复兴”运动走向光明。
南怀瑾著也批评说:宋、元、明、清以来的儒家理学家们,就因为困于门户之见,死守固有藩蓠,不但无法发扬光大,反而纯置儒道所长于无用之地,很是可惜!
②自晚清以来,随着中国的国门被强迫打开,中国人逐渐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思想,将几千年的传统思想几乎一古脑儿的扫进了故纸堆。尤其是上个世纪初期发生的“五四”运动的狂飚,将中国过去的古旧思想、文化彻底地打入了底层。袁世凯、张勋之流的儒学“复兴运动”只是对儒学的“内部腐化”,谈不上对儒学的任何积极意义,致儒学于“万劫不复之地”。儒学遭到了“民主与科学”以及“全盘西化”的迎头痛击。儒学被彻底地“破坏”和“解体”。
当然,“五四”运动的初衷是要唤醒国人,让“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武装中国的民众,真正奋发图强,建立强大的中华。从这个角度讲,它的意义无疑是伟大而深远的。不过,任何运动总有其负面的影响,为了“不破不立”,难免矫枉过正。那个时代,就连身为“五四”运动主将之一的鲁迅先生也曾认为中医一无是处。其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也因种种因素使得我们中国人不敢正面对待传统的思想和文化。虽然,我们在哲学中也讲“扬弃”,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一起摒弃了。
    大凡学术上百家争鸣、思想上百花齐放之时,都是中国经济最繁荣、综合国力最强的时期。而凡是思想禁锢,甚至文字狱大兴之时,都是国运凋敝之际。时止今日,我们应当对“五四”有一个科学、客观、公正的评论。陈独秀否定的是定儒学于一尊,是以纲常等级之说施之今日,而并非整个地否定了孔子和儒家学说,其思想有偏激一面,却不能一概归结为激进主义;胡适将“五四”新思潮归结为“评判的态度”即“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归结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虽也说过一些过激的话,他的思想却不能一概归结为“全盘西化”;至于蔡元培之主张并实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反对“执一而排其他”,主张和平渐进,反对暴力革命,更是人所共知,其思想也不能归结为激进主义。五四期间的文化革命者,偏离“五四”核心的科学、民主思想,继承、发展陈独秀1920年后的政治、排他、激进倾向,不仅背离“五四”精神,而且与“五四”精神为敌,批判个人主义,批判自由主义,大搞“兴无灭资”,大搞“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张扬政治排他、思想激进的特征一面,压倒了文化、兼容、渐进的一面;带来“文化大革命”恶果的不是“五四”精神,而恰恰是对“五四”精神的背离与反动。“五四”新文化的路的确是被后人走偏了。
袁鸿林在《国学熏陶自幼始》中说:中国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其优秀者,其精华,应得到传承。如失去文化传承,中华民族也就不成其为民族了。五四时期,反传统的呼声在当时背景下,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未必很科学。比如鲁迅,其革命性之坚决、思想之深邃、爱国和学问之伟大,都无可怀疑,但他却最反对叫人读古书。然而,离开古书,离开传统文化的根底,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至于后来的反文化做法,那简直就要人们倒退到蒙昧的洪荒时代去。物极必反,经过文革的文化大扫荡,国人倒反省到传统文化的价值,只是有这种反省的人未必很多,其程度也未必一样。我觉得让自己的孩子自幼读点古书,受些国学熏陶,领略一下古代先贤大哲的思想风采,享受一下诗词文章和传统美术的美感和韵味,懂得一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恐怕是大有好处的。
    下面再摘录2005年1月21日中国古典文学普及研究会、《西游记》文化研究委员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哲学博士后、山西省运城学院教授李安纲和《法制日报》社长特别助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兼职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田炳信的访谈予以说明。
李安纲:钱玄同1918年4月在给陈独秀的信(《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发表为《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说: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田炳信:汉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之魂有两块,一是儒教,二是道教。一个朝代的倒塌,不一定是滋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倒塌,那只相当于一个公司的破产、一个董事会的重组。客观地说,所有开拓者几乎都逃避不了矫枉过正的圈套,但也正是他们对于我们民族的否定,才带来了今天中西文化的交流,也才使得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一下上个世纪的文化运动所带给我们民族的福与祸。
李安纲:我们必须清楚,语言乃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区别的标志,所以哪怕是最后一个印第安人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语言。而当代表中华文明的“孔家店”被打倒,中华民族的根本就被斩断,代表我们本土宗教的道教自然也在他们的消灭之列。由于鲁迅、胡适一言九鼎,学者对《西游记》的研究再也没有突破,《西游记》的文化意义和载体价值也全被一笔抹杀了。 
田炳信:向西方学习是一个扬弃的过程,也是一个融合的过程,更是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但并不代表每一次的学习都是一次进步。反封建是一回事,反文化又是一回事。 
李安纲:文化一旦被革命,这个民族就没了。过去讲汤武革命、殷革夏命,那只是朝代改变,文化并没有改变。文化被革命,这个罪过应记在思想家头上。“五四”运动彻底打倒“孔家店”,道教被毁掉,维系中华民族心灵和精神的纲、常也被毁掉了。纲常被毁掉,人伦就不存在了,所以日本人在轰炸开明书店时说过一句话:“尔邦毁孔道、灭人伦。”你们国家毁掉了孔孟之道,灭掉了人伦,他们以我们祖先的身份回过头来教训我们。
③传统文化虚无主义和疑古主义是对民族文化之根的自伐,是对自己历史积淀的无知和粗暴的割裂。在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古史重建活动。第一次是孔子对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重建。第二次是汉代对先秦历史的重建。第三次始于本世纪初叶。汉唐学术思想界的主流,就是对汉代传下来的典籍,尤其是为孔子手订的五经进行注释、发挥。但是,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北宋,学者们纷纷对这些典籍提出种种质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疑古思潮。到了近代,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学者们更将疑古之风推向极至,传统的古史系统面临严峻的挑战。平心而论,汉代所传文献确有鱼目混珠的现象,疑古思潮在客观上也的确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但是,它疑古过勇、矫枉过正也是不争的事实。翻一翻张心澄的《伪书通考》,人们会惊讶地发现,中国早期典籍几乎没有不伪的了!当然这绝不是事情的真相。这一次古史重建的契机是甲骨文的发现。1917年,王国维先生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使古书中许多被疑古派视为子虚乌有的记载重新得到证实,开始了古史重建工作。其后,他又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以“地下之新材料”印证“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一直为学者所遵信,成为新的一次古史重建的基本原则。


文革者,自暴弃①;
改革开,兴经济;
三文明,握旋极②。
【注】:
①1966年5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出发,发动了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特征的“左”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恶性循环的产物——“文化大革命”。这场错误发动的运动,很快被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分子所利用,他们把“文化大革命”"


 

德道三字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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