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国际排行 中国学者自由度垫底

风清扬斈 2个月前 (03-30) 网络资料 78 0

一份国际调研报告显示,学术自由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但在有些国家,学术自由仍受到政府的粗暴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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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上书习近平的清华教授许章润

这份国际学术自由指数是由瑞典哥德堡大学、德国埃郎根大学、柏林一家智库和纽约一个非政府组织共同推出的。有关专家对全球1800名学者所提供的十一万条数据进行了分析汇总。

  3月27日发表的“学术自由指数”(Academic Freedom Index)报告书指出:“学术自由是科学进步、追求真理、科研合作以及优质高等教育的基础。许多大学和国家致力于捍卫学术自由,但在有些地方,学术自由仍受到冲击。”

  调研显示,学术自由在一些地区的境遇令人沮丧:过去五年里,十个国家中大学和学者的处境明显恶化,其中包括巴西、土耳其和印度。而中国则一如既往仍是学术领域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同朝鲜、古巴等国一样,被列入评级最低的E类国家。

  德国在排行榜上被列入A类国家,即学术自由度最高的国家。同属A类的除法国、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外,亚洲的日本、韩国、台湾和蒙古以及非洲的尼日利亚也进入这一序列。

  对于国际上通行的全球大学排行榜,“学术自由指数”的调研者们则提出了质疑。这类大学排行榜会顾及很多因素,比如师资力量、学术水准以及国际化程度,但学术自由度却不在考虑之列。有鉴于此,调研报告建议,今后在进行大学评比时,也应将学术自由纳入评判标准。报告书指出,从当前的一些大学排行榜来看,北京和东京的大学几乎不相上下。但如果将学术自由度纳入考量范围,东京的大学必将胜出一筹。报告书称,将学术自由度纳入大学排行榜的评判标准,不仅可以鼓励各大学提倡学术自由,也会向全世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疫情当前,学术自由显得更加珍贵!

不是“学术民主”而是“学术自由”
 

宋惠昌
 

  在世界各国的学术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公认的原则,这就是越来越受到尊重的“学术自由”原则。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解放后的一个时期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术自由的原则受到了歪曲和践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自由的原则逐渐被恢复起来。十四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了要“保障学术自由”。

  但是,有
的人对提倡学术自由产生了一种不应有的畏惧心理。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有的文章中提出要坚持所谓“学术民主”的原则。在学术研究中应该坚持的究竟是“学术自由”还是“学术民主”,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搞清楚的问题。

  学术研究是探讨真理和传播真理的活动,它只以通过实践检验证明何者是真理为依归。这就决定了,在学术研究活动中只能实行自由的原则,而不能实行民主的原则。原因很明显,究竟谁人的观点是真理,是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判断的,而且既不能用协商的方法来达到思想的一致,也不能用民主集中制来解决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所以,所谓“学术民主”这个提法起码是不科学的。

  学术自由是思想自由的一种表现形式。学术自由是学术活动不受非学术性干预的自由,在本质上是社会成员对新思想的创造、阐述和传播的自由权利。1988年联合国利马宣言指出,“学术自由”是指学术共同体成员,无论个人或集体,通过探查、研究、探讨、记录、生产、创造、教学、讲演以及写作而追求、发展、传授知识的自由。在法治社会中,作为社会成员特别是学者的一种基本权利,学术自由是受法律保护的,是任何组织、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能侵犯的。可见,保障学术自由也是基本的法治观念。长期的科学实践证明,倡导和坚持学术自由的方针,是学术发展的根本保障。

美国的大学虽有公立和私立之分,但在追求学术自由上,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则是同心协力,这种默契似乎源自宪法的规定。《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于是很多人就认为学术自由与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是一致的,甚至这种说法在中国也被广为接受,《宪法》第47条中“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的规定则被作为中国大学学术自由的宪法依据。问题是,学术自由是否可以用言论自由作为自己的法律依据呢?这两者是否是一致的?

宪法上的言论自由,其基本含义是每个公民都能自由地发表意见,而不必担心因此受到惩罚。其主旨是给每位公民提供了同等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同样权利可以发表公共意见,这是民主的正当性要求。因此,言论自由的着眼点是平等——每个公民都能够自由地表达意见而不得歧视或限制任何人。

关于学术自由的规定主要体现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1915年颁布的《学术自由原则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of Academic Freedom),约翰·杜威曾任该协会的第一任会长。学术自由,根据长期研究这一问题的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罗伯特·伯斯(Robert Pose)教授的说法,包含四个独特要素:第一是研究和出版的自由。第二是教学自由,或有时被称为课堂自由。第三是“外行(extramural)”言论的自由,即在与自身学术无关的领域可以像普通公民一样公开发表意见。第四个是“内行(intramural)”言论的自由,即对大学自身的治理有参与讨论的自由。从这些特征看来,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似乎是一致的,当然可以把言论自由作为学术自由的法律依据。

然而,很少有人会否认大学的根本使命是创造和传播知识。为了现实这个目的,大学才需要学术自由,正如伯斯教授所言:“更适当地说,学术自由保护一个学者有能力胜任他的学术事业。它也试图保证个体不会因其学术事业受到惩罚,当然不能胜任或学术不端的情形除外。它也要求学术能力必须由学者而非外行来评估。”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术自由的着眼点恰是不平等,与言论自由的着眼点完全不同。例如世界顶级的科学期刊,如《科学》、《自然》、《柳叶刀》等在刊发论文时,首要考虑的是投稿论文是否真正有原创性的贡献,然后择优刊发,而不是平等地刊发每个投稿,人文社科领域也同样如此。尽管大学对各种不同的学说保持宽容,鼓励甚至倡导不同的思想,然而,这些不同的学说或思想必然是经过专业人员评估过的,作为原创性知识被传播的。这一点与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有根本性的差别。如果某位公民因缺乏洞见而被禁止发表意见,那必然被视为侵犯了公民宪法上的言论自由;如果某位学者的研究被同行评审为缺乏洞见而不予发表,就很难说这种做法侵犯了该学者的学术自由。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出,言论自由旨在保证公共事务的每个意见都受到平等对待,学术自由却不会保证每个思想同样得到平等对待,而是由行家根据“优胜劣汰式”的原则进行评价。如果认为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是一致的,那就等于说罗尔斯的正义论与《纸牌屋》中选民公开批评政府的意见在性质上完全相同。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从柏拉图到罗尔斯以来的思想家,与国会议员就会成为同一类人。但这并非现实,因为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是具有根本差别的,前者着眼于不平等而后者着眼于平等。

(作者伊卫风系《北大法律评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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