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ARS到新冠肺炎 恐惧为何不散,肺炎抢占绝大部分医疗资源

风清扬斈 1年前 (2020-03-05) 网络资料 521 0

突如其来的疫情,数千人的死亡,汹涌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起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也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第五个现代化)的一次大考。面对这场病毒肆虐的危机,人们不禁会问:过去的17年时间里,中国应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有了哪些切实的进步?还存在哪些亟待修补的短板甚至盲区?中国又该从还处于拉锯战中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反思什么?


多维CN第55期和多维TW第52期围绕今次肺炎疫情推出系列文章,以期尽可能透过这场影响深远的疫情,来系统反思中国当前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习近平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鉴于此 ,如何总结与反思这场肺炎疫情,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为系列文章第17篇。

新冠肺炎(俗称武汉肺炎)在全球确诊病例则突破8万例、死亡数逾2,000人,疫情严峻程度超越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而两岸的防疫体系在疫情面前却显得相对被动,只能顺着情势做滚动式管理,见招拆招。

两岸公共卫生体系历经过2003年SARS经验后,为何在2020年遭遇新冠肺炎来袭,医疗体系仍承受庞大压力?在社会大众人心惶惶,恐惧造成抢购、囤货的混乱背后,本刊专访到长期关心两岸公卫体系的台湾公共卫生促进协会常务理事陈美霞,探讨两岸公共卫生体系在1980年代逐渐转向医疗重于预防、医疗体系市场化,所导致的制度缺陷。

2月3日晚间,第一批武汉台商包机回台。次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上,一夜未阖眼的台湾卫福部长陈时中宣布有一名台商确诊时,一度哽咽,忍不住拭泪,成为台湾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经典一幕;中国大陆最前线抗疫的医护人员,更是传出一天只睡3个小时,累得倒地而睡,穿纸尿裤以争取时间等,照片流出,也引发许多网友心疼。

在抗疫的日子里,恐惧、埋怨、紧张和感谢,在这些庞杂的情绪外,有人提出疑问,从2003年抗SARS的经验,到现在的新冠疫情,为何两岸公卫体系皆未能对传染病的防治游刃有余地处理?这问题,陈美霞早在2001年就关注到了。

“这次的疫情,可以看到两岸都是一样的,事前工作没有做好。”陈美霞分析,公共卫生体系有两端,一端是预防,一端是治疗,整个是连在一起的体系。但是两岸在医疗体系走向“市场化”的同时,越来越忽略预防端,而侧重关注医疗端,造成医疗体系莫大的压力。这是两岸共有的问题。


陈美霞以台湾为例,指出:“预防端和医疗端应该是连在一起的系统,预防端应该有一个像陈时中一样的指挥官。”陈美霞举例,理想的状况是,预防的部门在100个疑似病例中里面发现有20个特别严重的个案,再交给医疗部门治疗,分担医疗端的压力,“医疗端其实该处理的只有治疗,这是一个连在一起互相配合的体系。如果这个体系有运作健全,现在的陈时中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一个人扛下一个巨大的重担,而是有一整个体系在支持他。”在医疗前面,大量的防治工作没有准备好,才会造成医护人员们难以负荷的辛苦和民众的恐慌。

惊惶失措,其实不是两岸防疫作战一直以来的样子。陈美霞提到,或许很多人不知道,两岸公卫体系在杜绝传染病的路上,其实都曾有过耀眼的成绩。

倒退与逆转:重医疗轻预防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当时有许多比新型冠状病毒致死率更高的急性、慢性传染病横行于两岸;中国大陆却在这段期间成功消灭了性病,控制鼠疫、疟疾、血吸虫病、霍乱、天花等疾病的侵害。同样地,台湾也成功对抗霍乱、痢疾、疟疾、日本脑炎、小儿麻痹等传染病,让它们几乎在台湾绝迹。

但是这样身经百战、功勋彪炳的体系,为何被SARS和新冠肺炎攻破?陈美霞点出,两岸在过去30年间,都经历了大逆转和大倒退,那就是公卫体系医疗化加上医疗体系市场化,这是公卫体系因而弱化的过程。

1950年代到1970年代,大陆在毛泽东主政时期发展出一个以预防为主、医疗为辅的创新医疗卫生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发展人民公社之下建立合作医疗制度;以赤脚医生(接受过基础医疗且通过测试的农村医疗人员)负责基层卫生;群众运动与公共卫生互相结合;中医与西医互相配合。

1978年开始的市场改革,带给中国大陆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让农村公社制度解体,毛泽东时期的卫生政策和原则被抛弃,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转为“医疗为主,预防为辅”。公卫体系开始不再注重群众运动,而专注在医疗技术;赤脚医生消失,转为提供医疗商品的乡村医生;医疗资源从农村流回城市。中国大陆医疗卫生体系的戏剧性变化,可谓是“大逆转”。


2001年陈美霞撰写论文《大逆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点出这个问题,而2005年大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报告,批评改革开放以来的医疗制度走向产生的制度弊病,也揭示“问题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对此,陈美霞有很多感慨。

同样地,台湾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政策也是以“预防胜于治疗”为最高指导方针。陈美霞指出,当时台湾各个乡镇都建立卫生所,并赋予大量资源及人力,投入公立医院的建设。但是1980年代后,政策也同样有了令人扼腕的“转向”:公卫体系的医疗化,加上政府使公立医院自负盈亏,鼓励私人资本投入医疗领域,使台湾的公卫体系同样弱化了。

而从两岸在SARS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处理和恐慌中,就可看出当公卫体系侧重医疗而轻忽预防,让医疗端承受庞大压力不堪负荷的情况。

公卫防疫 要以为人民主角

回到这次的疫情,陈美霞提到,不论是大陆将重点放在“火神山医院8天内完工”、台湾将关注点放在医疗体系堪不堪负荷,都是焦点错误。因为防疫工作,从来主角就是人民而非医疗部门,基层防疫体系的健全,至关重要。

试想,如果当初新冠肺炎爆发开始,华南海鲜市场发现病毒之际,就由公卫体系的预防端送去化验,及早做好预防工作;对小区居民状况有全盘掌握的赤脚医生,也能判断居民的健康状况,做好防疫隔离准备,现在或许会是一番不同的光景。


将眼光放回台湾,大家疯抢口罩、政府政策不断改变的“口罩之乱”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问题。其实从卫生所曾经在过去防疫扮演重要角色,但这次口罩之乱,第一时间选择发放口罩的单位却是健保合作的药局而不是卫生所,就可看出医疗市场化的问题。

陈美霞指出,如果有长期耕耘地方的基层公共卫生组织,便能很快提出口罩短缺情况,让资源妥善分配。“例如,卫生所的公卫护士可以透过引导召集大家清点各家的库存,就可以在小区里进行调配。由熟悉地方的基层公卫组织来做,很快可以调查出乡镇邻里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更可以特别关注小区里有感染风险的人。”

有长期耕耘地方、与小区网络熟悉的基层公卫组织,防疫就不至于显得慌乱,恐慌、污名化病患等的问题就会减少,这是两岸目前都缺失的重要一块。陈美霞提到,她看到两岸召开记者会、宣布确诊病例等,都做得很认真,“这些都是宣传工作而已,但公共卫生不只这一面”,陈美霞提醒,更多的是与民众面对面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因为“人民才是公卫体系的主角”,她如是说。

在全球化时代下,人员流动频繁,继SARS、新冠肺炎之后,未来仍可能再出现新型的传染病,甚至可能更险恶、规模更大,陈美霞认为,改善公卫体系医疗化、医疗市场化的问题,两岸才能重拾过去防治传染病辉煌成绩,防疫工作也能更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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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医院被改建为只收治新冠病毒患者的设施。 HECTOR RETAMAL/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中国武汉——三岁的小男孩焦急地等待下一轮化疗。然而这时,新型冠状病毒暴发,医生突然将他拒之门外。
这个名叫付浩然(音)的小男孩患有白血病,当中国几乎将所有资源倾注于新冠病毒疫情时,许多患重疾的人难以得到挽救生命的紧急治疗,付浩然就是其中之一。有一些人没能活下来。还有一些人则像付浩然一样处于困境,他们的家人为他们的未来担忧。
在武汉,许多医院被改建为只收治新冠病毒患者的设施。在其他地方,因医护人员短缺或者担心交叉感染,其他的医疗机构则将患者拒之门外。择期手术已无限期推迟。许多城市都实施了出行限制和隔离要求,对于许多重疾患者来说,这样的延误他们等不起。
“国家处于危机状态——这个我们理解,”在疫情中心武汉市,男孩的父亲付和田(音)说。“但是什么时候结束?”
自从1月下旬新冠病毒暴发以来,在中国已造成将近3000人死亡,八万逾人患病。随着每天新增感染人数的下降,中国官员已经开始吹捧该国抗击疫情的努力取得胜利。
但疫情给卫生保健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这个系统在新冠病毒出现之前本已不堪重负,许多患有其他疾病的病人因此陷入了困境。令人担忧的是,该国遏制病毒的努力可能是在以牺牲一些人的生命来挽救另一些人的生命。
“那里有许多医疗状况需要得到及时处理,”约翰·霍普金斯健康保障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高级学者阿梅什·阿达尔贾(Amesh Adalja)博士说。“如果人们得不到治疗,他们会死亡或者导致糟糕的结果。”
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Yal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卫生政策与经济学助理教授陈曦说,他认为,死于中风、心脏病发作和其他可预防的急性疾病的人数,可能会超过从新冠患者中治愈获救的人数。
许多患者及其家属说,他们不得不自己想办法,于是求助于社交媒体,发布迫切信息寻求治疗。
在类似Twitter的新浪微博上,有一个帖子描述了19岁的田光林(音)遭受的艰难困境,他患有一种罕见的、侵袭性肌肉癌,病情在1月初急转直下。
他的母亲说,南方城市深圳的医生建议立即转移到大城市更好的医院去,但是没有医院愿意接收。
这位少年于周二早上去世。
“我们没有出路,我们毫无选择只能推迟他的治疗,”男孩的母亲赵华庆(音)说。“如果他被送进一家更好的医院,那么他现在就不会死了。”
武汉的一名女子写道,因为担心交叉感染,她62岁的母亲已经被数家医院拒之门外。官方媒体《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由于长时间的封锁,武汉的血库严重短缺。这使她母亲几乎不可能获得维持生命所需的每周输血。
“家人已经放弃了,”这位女性在信息平台微信上说。她拒绝透露自己的名字。“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等死。”
在上周微博的一条消息更新中,这位女性写道,在家里等待救助多天无果,她母亲在一家医院的急诊室去世。
耶鲁大学的专家陈曦说,突然施加隔离封锁,中国政府很可能使武汉的危机变得更加严重。
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封锁的决定是仓促的,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医疗资源和一般资源将持续多长时间。”
政府已经承认了这个问题。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月表示,将设立六家专门治疗冠状病毒以外疾病的医院。国家卫健委还命令医院开始正常运作,上海和广州的一些医院宣布他们将在本周重新开放门诊。
但是对于湖北的许多病人来说,去医院就已经成了一项挑战。那里的城市被严格封锁,公共交通也被暂停。
自1月下旬开始封城以来,武汉的患者被迫步行几小时去看病。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由于停运,重病和慢性病患者的救命药供应被切断,其中包括武汉的40多万名患者。
根据上月联合国一个抗击艾滋病的机构针对中国HIV携带者的调查,近三分之一的HIV携带者有可能在未来因封锁和行动受限,无法继续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一名27岁的HIV携带者在春节假期去湖北黄冈探亲,他携带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只能维持两周。当政府突然实施封锁时,他开始恐慌。最后,他找到一名志愿者帮他从医院取药。
“天啊,就像久旱逢甘雨,就像过了鬼门关,”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由于该病毒的污名,他要求匿名。
一些患者在医院和冠状病毒检测机构之间来回奔波,发现自己陷入官僚主义的混乱之中。
上个月,23岁的廖家豪(音)去了中国南方城市广州的一家医院,希望接受视网膜脱落手术。如果不及时治疗,他可能会失明。但医生表示,他的冠状病毒检测呈阴性后才能接受治疗。
第二家医院拒绝对他进行病毒检测,因为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最后,第三家医院的医生同意给他做检测。但在廖家豪将结果提交给第一家医院的几天后,他得知自己的病例被撤销。向警方和当地政府热线寻求帮助的电话都打不通。
距离廖家豪第一次向医生求助已过去近两周时间。女友梁婉莹(音)说,他的视力一天比一天模糊。
“我们很困惑,”梁婉莹说。“没有资源留给非新冠病毒患者。”
最近几周,许多非新冠病毒患者在网上求助,国内外的志愿者网络随之出现。
在流行的信息平台微信上,志愿者们自发组织起来,一起收集关于病人和医院的信息。一些人代表病人联系社区工作者、地方政府办公室和医院,还有人则充当家庭和记者之间的联络人。
“有时候,我们帮不上忙,”在加州家中做志愿者的作家普燕(音)说。“很多病人没能及时住进医院,所以治疗的最佳窗口期已经过去了。”
病人和他们的亲属经常用听天由命的口气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不是只有他们自己在忍受痛苦——即使感染了冠状病毒的人,也很难在医院接受治疗。
被困在武汉的三岁白血病患者付浩然只能依靠迅速减少的口服药供应。
两周前,当得知医院可以让他再做一轮化疗时,家人松了一口气。两天后,这家人回到了他们租来的屋子,想着下一次治疗的机会什么时候才能到来。
“现在我只担心癌症会不会复发,”男孩的父亲付和田说。“要是这样,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能干脆放弃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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