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的现代启示录

风清扬斈 1个月前 (02-25) 历史札记 507 0

七千人大会的现代启示录

李彦春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6月底上市,两个月突破3万多册,目前正在加印中。一本学术类书籍能如此畅销,超出了编著者及出版社的预期。《变局》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毛组研究员张素华研究毛泽东28年,她倾10年心血打磨的力作填补了党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七千人大会上溯4年是“大跃进”,后推4年是“文革”,承上启下的七千人大会在党史的关节点上占有重要一页。七千人大会距今虽然过去44年,但该会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经验与教训——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尊重规律及不调查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尊重规律对当今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仍具警示价值。
  
寻找解困之路

  七千人大会召开的背景:1958年“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使原本脆弱的国民经济遭受重创,饥荒蔓延全国。各级干部大干社会主义的心气从热情高涨的波峰跌至灰心丧气的波谷。针对众干部“气不壮”的挫败感及思想上的迷惘混乱及行动上不顾大局的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弄虚作假,浮夸成风等,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召开了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以统一思想、鼓舞士气。与会者7118人,简称七千人大会。会议上,中央领导以批评和自我批评、言路畅通的民主作风检讨了“大跃进”的错误并强化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的不可违逆。
  最新版本《中国共产党简史》这样评价七千人大会:“会议对缺点和错误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1958年8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毛泽东理想中的速度是“用15年时间超英赶美”。显然,“大跃进”是他指望在短期内通达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
  伴随“理想”速度的是乌托邦式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放开肚皮吃饭”、“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随之,全国各地竞放畸形跃进的卫星——亩产千斤县、万斤县“喜讯”连连。伴随“大跃进”同时出现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即全国农民共产私有财产,在形式上完成全民所有制,从而向共产主义过渡。一时间,全国劲刮浮夸风、命令风、跃进风、共产风。脱离实际、虚假繁荣之风在1958年的一幅壁画《一种树四种果》中有形象诠释——一棵树上结了苹果、桃、梨、杏4种果实。该画署名亦具时代特征“火箭二营”。
  遗憾的是,毛泽东没看到令他愉快的浪漫主义的果实。正相反,如此挑战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大跃进”却朝着他憧憬的“幸福生活”的反方向发展下去——全国经济陷入困局,多地出现饥荒。1959年至1961年,中国人民陷入集体性饥饿!以致该比喻流传甚广——“1958年吃了皮肉,1960年啃了骨头。”王任重这样描述他亲眼所见:“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然而奇怪的是,嗷嗷待食的饥民与报刊上的“喜讯”——亩产千斤、万斤相互矛盾。1958年年末,毛泽东及时发现“大跃进”偏离了他设计的轨道,其败因是“做了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是因为脱离实际。”
  违规苦果迅速显现——粮食极端匮乏,物质极端短缺(商店货架基本闲置),城市面临断粮危机。为保城市,中央开会落实粮食征购,然而在调配粮食调整指标过程中,却遇到抵触征购的强劲阻力(农村果腹尚难,谈何支援城市)。中央两次开会难以落实。邓小平针对地方各自为政、弄虚作假,一针见血指出:“数字不真实,困难也不真实,说假话,怕当老实人。”邓小平焦虑:“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希望。”主管粮食工作的李先念亦急:“搞得不好,城里开不了饭。”他拜托各省领导:“求求大家救救京津沪。”当时,京津沪市民大多饥饿浮肿。周恩来与人谈话必涉及“粮食”这一敏感字眼,非常时期,人们称他“粮食调度总指挥”。困局中,有人给突破困局、化解困局支招:召开一个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会议,“统一思想、调整政策”。邓小平同意。该建议报至毛泽东处,毛泽东提议会议扩大,扩大到县委书记以上。他下指示:“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总结经验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个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地方)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7118位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在京开会。
  会上,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强调凡中央犯的错误,第一个负责的就是他。针对经济工作,他批评自己:“没有经验,在没有认识其规律性之前,我们的行动带有盲目性,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干过许多蠢事。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还没有进入自由王国。”毛做自我批评,此为第三次。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历数自己两条“罪状”:大炼钢铁、人民公社。1961年5月31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检讨自己:“违反了经济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毛泽东带头做自我批评旨为营造肝胆相照、坦诚相见的民主气氛。他的目的达到了。民主气氛将大会引向一种变局——人人批评自己,人人承担责任。如山西省第一书记陶鲁笳检讨他没做调查研究就向毛主席汇报石楼县平均亩产千斤的经验,后证实是170斤。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亦相信了某地一亩地产粮一万斤的谎言。他之所以相信,是因他目睹“打场了”。殊不知,在他来参观的前晚,造假者将20亩水稻搬到一个场上,说是一亩地产量。王任重在会上批评自己:“现在看来,我们出了丑,我们在全国带了浮夸风的头。”的确,湖北在报上做过多次虚假宣传“粮食多得无处放”、“吃饭不要钱”。水电部的检讨是:“盲目上马很多得不偿失的项目。河南、湖北等省乱修水库造成大面积土地沙化……”
  大会原定1月30日闭幕,不料,29日,毛泽东做出开一个“出气会”的决定。他这样解释他的决定:“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真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毛泽东幽默定性“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毛泽东欲通过“交心、出气”达到另一个变局——加强民主集中制,变上下交心为上下同心。即让人讲话,讲真话。他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难免有一天要垮台。”他借古喻今,“刘邦让人讲话而得天下,项羽独断专行而霸王别姬”。针对地方上一些“土霸王”,他不点名地批评了“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不肯揭盖子”的某省领导:“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凡是一人说了算的书记,就是一人称霸,就叫‘霸王’,而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有些人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毛泽东欲借大会出气。
  对于“出气”的人,毛泽东阐明给予三不主义待遇——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他以秦穆公为例说明:“秦国3个将军打了败仗,被晋国俘虏,后来他们逃回秦国,秦穆公身穿孝衣迎接,说打了败仗不怪你们,是我的责任。”刘少奇率先响应毛泽东的“交心、出气、讲真话”。他指出“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此说来自1961年春,刘少奇在湖南宁乡做社会调查44天之感触。其间,他住在王家湾养猪场一间破旧空房里核实汇报材料中的“万头猪场”。经调查,只有几十头猪。所谓的“红旗大队”实则连年减产,减产导致农民几乎个个浮肿。刘少奇问农民原因?农民实事求是地回答:“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此次微服私访给刘少奇的刺激是:“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是该回头的时候了!”因此他在大会上脱稿讲话3个小时,其中引用农民的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还批评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他说:“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刘少奇承认“总路线是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偏差,注意了多快,忽视了好省”。邓小平对“大跃进”的反思是:“大跃进没有错,就是猛了点。”
  与刘少奇讲话针锋相对的是林彪,他说目前遇到的困局,“恰恰是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结果”。林彪力挺“三面红旗”:“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
  1月28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特别满意会议的开法。”2月7日,会议闭幕,毛泽东评价该会“这个会开得好”。好在哪里?《变局》作者张素华认为:“好在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民主作风;好在干部们精神解放、手脚松绑;好在国民经济出现回升的变局;好在达到了毛泽东预期的‘大家满意’的目的。”的确,大会结束后,党内重现久违的宽松和谐。1992年,事隔30年后,邓小平忆说当年:“在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历者当中永远不会忘怀,我相信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诚然,无需回避的是4年后,中国发生了另一场涉及每个家庭、触及每颗心灵的超级变局——而这一大变局是七千人大会刚刚结束半年,毛泽东忽然重提阶级斗争的结果。该提法牵引中国一步步走向“文革”。这一次变局,比“大跃进”走得更远。
  张素华认为七千人大会与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似。前者是总结前4年的“大跃进”,后者是清算十年“文革

”。不同的是,后者因清算彻底,所以能使中国放歌“春天的故事”。前者虽指出“大跃进”错误,但因没彻底“破冰”,理论上自然也就没有突破性创新。所以半年后,历史卷宗上没留下毛泽东寻找“建设社会主义固有规律”的手笔,反而重提阶级斗争。这样,党探索社会主义的路径再遇瓶颈。
  
七千人大会的现代启示录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史为鉴,可以拓未来。
  张素华在写作中,头脑中时常翻捡出毛泽东于1968年的讲话“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此话促她经历了由还原历史的写作初衷到以史为鉴为使命的升华。即撰写殷鉴不远的七千人大会,旨为避免现实重蹈覆辙,然而1962年检讨的病象于今仍未痊愈……
  刘少奇在报告中批评:“许多同志常常是依靠汇报来了解情况,并且轻易地相信那些不符合实际或者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汇报。没有密切地接触实际,认真地去调查研究”,“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吃了不讲民主的亏,这是很大的经验教训。”1962年所言的“很大的经验教训”于1998年被浓彩重抹了一笔。该年5月下旬,某领导人到安徽省南陵县调研粮食收购情况。此行旨在“修改和完善”粮食收购政策。俗话说:芜湖米市南陵粮仓,但此时粮仓无粮,于是造假。5月18日至21日,200余人参与运粮、进仓。4天时间,1031吨粮食搬进峨岭粮站。登上粮垛最高处的领导身陷骗局而浑然不觉。他回京十几天后发布了《粮食收购条例》。造假使《条例》失去了修改和完善的机会。同时,全国7省60多个县进行的税费改革因《条例》而夭折。该领导曾批复三农问题上书:“我们往往把好的情况当作全面情况,误信基层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峨岭“报喜”,恰是这一问题严重性的典型事例。峨岭粮站工作人员具体地叙述其严重性:“造假成本,里里外外十几万呀,还耽误了一季菜籽的收购。造假挖深挖大了粮站亏损的窟窿。”
  再如,刘少奇在讲话中直言:“人们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上下不通气的后果是,工作中的错误长期不被发现,因而长期拖延不能改正。”的确,就“大跃进”而言,干部们明知违背了经济规律,但都怕被当白旗拔掉(摘乌纱帽)而持明哲保身态度,说违心话,讨好上级,推波助澜。现实中,俯拾即是的事例充盈着刘少奇的论点。
  “犯错误是付学费”、“跟着毛主席走永远不会犯错误”,“犯错误是因为毛主席的思想受到‘左’的干扰”……林彪的谄媚之言遮蔽了毛泽东的眼睛。在延安时,毛泽东告诫丁玲:“看清一个人,要用几十年的时间。”错看错用林彪的毛泽东对今日选干部用干部可为前车之鉴。
  “官做大了,薪水多了,就摆架子”,毛泽东痛恨的黑暗面在今天依然黑暗着。
  1991年,薄一波说:“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当年纠正那些错误是及时正确的,比如头脑发热,盲目追求速度、数量,各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自行其是,各搞一套,重复建设,浪费惊人。”薄一波的话对应着当下一些头脑发热的败家事例。败家子的头脑发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时的决策者多数不具备科学发展观,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多出于公心,即好心办了坏事。今天一些干部的败家,是受私利所驱而有意违背科学发展观,例如只抓GDP,不考虑可持续发展,以破坏生态环境为成本的政绩工程——大树进城,树死了,而批准大树进城的人照样升迁;山西采空区已达2万多平方公里;陕北一些村庄不见飞禽和树木……
  当年分散主义的表现特征是“谎报封锁”、“欺上压下”,今日地方保护主义的表演是瞒报虚报谎报,从而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七千人大会上,人人做自我批评,人人挑担子的坦荡、责任、勇气比照着今日一些干部的自我表扬、粉饰太平、懒政、庸政。
  另外,七千人大会表面为粮食征购,根源还是三农。新中国建立后,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则赖于农业养工业。由于当时决策者不顾生产力的客观现状而主观改变了生产关系——如“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如此强硬扭曲经济规律的后果使农业陷入困局,工业亦受连带。七千人大会后的政策调整使农业恢复了元气,进而工业步入正轨。今日工农业的关系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即是反哺之物。
  另一个值得反思的是杨尚昆的话:“特别满意大会的开法。”七千人大会主持人毛泽东以其政治智慧将如此庞大规模的会议开得“令人轻松、满意、有效”,此会提请今日诸多劳民伤财费时的无效会议注意开会的目的。
  七千人大会过去44年,它留给我们的遗产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尊重规律,按规律办事。今天,我们能否从这笔遗产中汲取教益以执行当下任务——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决定着是续唱“春天的故事”还是重蹈历史覆辙。
  
在毛泽东研究上应有自己的发言权

  研究毛泽东28年,张素华辩证地评价毛泽东:“他的前半生为夺取政权、解放中国而受万众景仰,他的晚年在巩固政权、建设中国中则带有悲剧色彩。”客观公正地说,他的悲剧不应全部算在他个人的账上。悲剧的大背景是五千年传统文化,小环境是个人崇拜。历史将他送上神坛,于是人们以仰视的态度接受他及他发布的最高指示。如果有人质疑与挑战他,其结果,周围人也会将其打倒。
  毛泽东总结自己一生干了两件大事——推翻蒋介石、赶走日本鬼子,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为什么视“文革”为一件大事,而将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胡锦涛讲话)这一恢宏史诗没算做大事?该问号,张素华以这样的研究释疑:一、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浴血奋战28年,倒蒋抗日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二、1955年,毛说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使国家基本实现工业化,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赶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但直到1976年,他行将离世,从生活上看,人们温饱尚未解决;从国力上看,追赶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并非易事;从政治上看,他认为还“跟资本主义差不多”。三、搞了27年社会主义,结果还跟资本主义差不多,这让毛悲哀。换言之,现实与毛理想相去甚远,此可解释为他没算作一件大事之因。至于他为什么把发动“文革”算作一件大事?张素华认为毛对社会主义蓝图的描画有他自己的构思及执着追求。毛泽东临终前,对前来看望的中央领导说他的两件大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两件大事概括起来,一是夺取政权,一是巩固政权,即统一大业及防修反修。
  晚年毛泽东不能实现理想的惆怅、伤怀、无奈,张素华从毛泽东身边人员回忆他的细节中找到痕迹。据芦荻回忆,她给毛泽东读过五遍庾信的《枯树赋》,每次读完,他久坐无语。另一个细节是,毛泽东在看到银幕上的解放军擎旗进城时失声痛哭。
  盖棺论定毛泽东,邓小平给了三七开。邓小平曾站在制度立场上公允评毛:“毛泽东所犯错误不能一人承担。”的确,反冒进的刘少奇也做过冒进的推动者。1958年9月,刘少奇到江苏常熟和平人民公社参观号称亩产1万斤的中稻丰产实验田时,他问公社书记:“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周恩来也曾说过:“全党听中央的,中央听毛主席的。”正因为人们固有毛代表伟大、光荣、正确的思维定势,所以,黄克诚曾实事求是地坦白:“也知道他(指毛)说的不对,但是不敢讲。”毛刘周之错,邓小平仍站在制度立场上评说:“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坏。制度往往把人推向反面。”赫鲁晓夫评说斯大林的错误时,即是从人品、性格上剖析其失误种种,而未从制度上分析其对人的扭曲放纵。勃列日涅夫亦延续性格论评说斯大林及赫鲁晓夫。好在今日人们认识到了制度好坏对人的决定性影响。譬如不好的制度之一——终身制。张素华假想:“如果毛泽东1959年退休的话,也就没了庐山会议反右倾,没了‘文革’,自然也就没了三分错误。”所幸,邓小平提出的“任期制”终结了使人容易变坏的终身制。随法制健全,制度完善,愈发制约了执政者执政的个性空间。
   
十年磨剑写《变局》

  “在毛泽东研究上有自己的发言权”,毕业于河北大学历史系的张素华,自1978年分配到毛泽东著作编辑办公室(1980年改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后便立下此愿。然而,进京两个月,张素华便疾病缠身,医生预言她生命期限15年。即使保住生命,眼睛亦会失明。唐山地震留给张素华的丧父之哀和眼下病魔之痛还有生命之虞,几层夹击,将24岁踌躇满志的张素华“一个闷棍打倒了”。患病8年,有“药罐子”、“病秧子”之称的张素华在单位里“被当成半个人使”。直面疾病对业务的羁绊,张素华对自己“一阵子一阵子地不满意”。在中央文献这个藏龙卧虎、强手如林之地,学历浅、底子薄的张素华的压力日重一日。1986年,基本痊愈的张素华接手编撰《毛泽东年谱》(1925—1927年、1959年—1965年)。编撰过程中,她再给自己施压,撰写了《毛泽东军事文集》、《说不尽的毛泽东》、《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尽管业绩不凡,“整天围着毛转”的张素华希冀业绩再上台阶“写一本在书架上立得住,立得久远的书,以此安身立命”。她憋了一股劲,欲把疾病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1959年—1965年年谱,恰含七千人大会一幕。1996年,李捷(现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在与张素华一次聊天中提到:“在党史上占有重要一页的七千人大会,还没人搞,你试试看,我看可以写成一本书。”自此,张素华为这28天写就的重要一页,埋首十年。人称“十年磨一剑”。
  自此,张素华泡进档案馆。她用“喜出望外”形容在档案馆“发现了一个富矿”。丰富的矿藏让她欣喜研究毛的空间在加大,从而“产生创作的冲动”,史料愈多,冲动愈烈,“七千人大会太有写头了”。颇具戏剧性、悬念迭起的七千人大会在张素华面前展开一个又一个谜团——为什么更改大会议程?会议主题为何由反分散主义到统一思想,进而又转向开“出气会”?毛泽东如何看待刘少奇起草的报告?毛泽东为什么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毛泽东对林彪讲话持何态度?陈云为什么不讲话?毛刘分歧始于七千人大会吗?谭老板、曾胡子、李井泉等能不能过关?大跃进使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为什么还要坚持“三面红旗”?人们为什么怀念七千人大会,大会成功之处?大会之后带来什么新气象?江青说,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憋了一口气,真有此事?根据是什么?七千人大会是否为“文革”爆发的一个远因?……
  谜团在史料中逐渐解开。没有答案的疑问,张素华遂以采访活史料的方式填补缺憾。她采访了当年与会者袁宝华、杜润生、邓力群、张维兹等人。张素华承认在史料采撷上遗憾不多,但在活史料采访上,遗憾多多。所以她借媒体表达请求:请亲历者与她联系,共同完善党史中重要一页的撰写。
  《变局》写作上,张素华秉持一原则:从史的角度还原大会原貌,不以超越历史的眼光检视历史中的人事,不回避、贬损、拔高当事人。伴随思想解放,毛泽东研究已从仰视、平视走到俯视。俯视看毛,有助于还原历史真相及公正,只有还原历史公正,才能建立现实公正。现据圈内圈外评价,《变局》基本还原了历史原貌,解开了党史研究的诸多谜团。写作结构上,张素华以上述众疑点搭屋构架,然后层层解构。治史行文上,张素华走的是戏说、学术化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戏说不足信,学术化写作是只见事不见人。张素华沿着“可读性”思路一改党史写作的枯燥传统,力求人中见事,事中见人,因而人和事都见血见肉见骨头。圈外人评《变局》写作:“写得很老实。以史料的支持、研究的厚度、鲜活的叙述支撑了一本集可读可信及权威性于一体的党史专著。”圈内人评:“字里行间透露出张素华的文献出身,打磨痕迹很重。”同仁曾认同她打磨的年谱“做的很全很细”。
  张素华的治史风格是落笔有据,大胆求证,小心结论;治史态度是“怀着丰富的想象力实事求是地再创作,不满足用史料记录历史”。
  《变局》修改中,一件事,强化了张素华经验中曾有过的感悟:“在书本上想不明白的事情,实地看一下,会豁然开朗。”今年3月,张素华出差井冈山,她顺便去了三湾村。置身三湾村一刻,其情其景让她立刻联想到10年前一幕。1996年,她到延安。山连山、梁接梁的延安,多见黄土少见树,其荒凉偏僻超出了她的想象。在这个偏居一隅、衣食困窘的地方,张素华看到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背景,因而顿悟了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号召。另一个感悟是,在如此交通不畅、通讯不便的山沟沟里,毛泽东竟能正确地判断国内外形势,从而决胜千里之外。如此,张素华只能以“高瞻远瞩”折服毛之魅力。
  10年后,置身三湾村旧址、原部队驻扎地的张素华,仅从住房上便分析出党代表当时所处地位。她于是恍然:当时毛泽东为什么要施行三湾改编,即“支部要建在连上”、“党指挥枪”。此情此景让她联想——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队伍向井冈山进军途中,路上逃兵不断,并存在指挥官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能坚持到达井冈山的人几乎都是党员或铁心跟党走的人。所以,毛泽东要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以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
  延安、三湾村给张素华再添一感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研究毛泽东28年,张素华以“盲人摸象”、“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形容现今人们对毛的说不尽。若将毛泽东说完整说精当,她寄希望于后人,否则,就无法说尽20世纪的中国。《变局》即是给后人提供了完整、精当地还原伟人的一个平台。
(责任编辑 吴 思)


7000人大会多转折 毛泽东再当一回太上皇

7000人大会多转折 毛泽东再当一回太上皇


毛泽东对由他本人的重大决策失误和“路线错误”引发的政治反弹的全面镇压;毛泽东在党的权力核心层建立新的平衡、并对全国各级党政权力构成进行重新洗牌的尝试;一场由一党政体的最高领袖为维护自己的最高权力而引发的全国性的政治动荡和社会灾难。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过程都非常复杂,有许多必然和偶然的因素相混合,但其总的历史脉络的形成是由毛泽东为解除本人在党内面临的权力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决定的。顺着这条脉络,也许可以找到文化大革命内在的历史轨迹。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的三次转折,毛泽东看到了危机,一个“神话”破灭的危机,经济上大跃进的失败已经危及到了毛泽东的最高权威,最好的解决是再当一回“太上皇”。本文选自大海无声博客中国网专栏《毛泽东与他的文革》。
      一
      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继续实验“三面红旗”一路造成的恶果,到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划上了一个句号。七千人大会是在全国饿死了两千万人、钢、粮、棉、煤等主要产品产量和国民经济各项指标急剧下降的背景下召开的。大会的初衷是解决迫在眉睫的饥荒问题。,这样一个将与会者延伸至县委书记和各重要厂矿企业的党委书记的中央工作会议,所要解决的决不仅仅是中央下面的“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问题,它必须对几年来实践“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进行反思,它必须解决这些严重恶果的责任由谁承担的问题,同时它还必须拿出一个摆脱困境、寻求发展的完整的思路和办法来。面对这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毛泽东的确是头脑清醒的。他深知,全国饿死了上千万人,出现了“信阳事件”这样妇女几乎人人穿白鞋、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恶性事件,正如刘少奇所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都是要“上书”的,下“罪已诏”的。作为这一系列巨大灾难的始作俑者,作为全党最高领袖,他无疑负有不可推卸主要责任。问题是,他以什么方式来承担这些责任,承担到什么程度,党的核心层中的其他人对他的错误和责任怎么看,党的各级负责人又是怎样想的,在“纠正”这些错误中,人们会怎样想,怎样做,怎样对待他,这些问题,毛泽东心里无底。毛泽东到底是毛泽东。他不想把这些尖锐的、不可回避的矛盾和问题遮着、掩着,他不想让七千人大会沿着解决所谓分散主义和集中统一问题的方向走过场,他不想自欺欺人,他要把这些问题彻底弄清楚。当然,毛泽东这些想法很可能是在看了会前急急匆匆送给他审阅的大会报告稿前两部分后迅速明晰起来的。
      这个报告是由刘少奇、邓小平负责主持起草的,为此,还专门搭了一个起草班子。这个报告怎么写?其实在大会前12月20日的小型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为大会定了调子,当然也为报告定了调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调子呢?即形势基本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过去的经验教训主要是有了总路线,但缺乏一整套完整的的具体政策,就是说,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不容怀疑;过去的错误中央要首先承担责任,其次是省委、地委、县委。(参照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8页)可见,按照这个调子,实验三面红旗引发的恶果不会上升到路线错误的高度,毛泽东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无法动摇。这是毛泽东坚守的底线,只要不突破这个底线,毛泽东是迟早准备全线退却的,他不仅要让中央承担三面红旗造成严重失误的责任,而且自己也准备承担主要责任,不这样做,他就无法继续维持在党内的权威和威信,就无法继续取信于党内广大的党员和基层干部,个中利害,毛泽东是非常清楚的。一方面向常委、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们吹了风,定了调子,亮出了自己的“底线”,另一方面准备进行最大限度的退却,主动承担责任,毛泽东自以为留足了回旋余地,他不再担心大会报告会违背自己定下的调子,也不再担心大会会脱离预想的轨道发展。
      当然,总的看来,报告并没有突破毛泽东的底线,也是按照毛定的调子起草的,但其中一些“关键词”的斟酌上出现了某些模棱两可的倾斜,某些用意难辨的暧昧,使毛泽东感到意外和不安。而这一切,都和刘少奇在主持报告起草过程中的“强硬”态度有关。在报告起草中,刘少奇一反常态,多次要求报告要“成绩讲够,缺点讲透”,强调对“四年的错误、缺点有多少讲多少,放开手讲,不要吞吞吐吐,······要下猛药”,并指出四年的错误和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党内过火斗争、缺乏民主生活、只批右不批左有关。刘少奇的态度,反映在报告初稿上,就出现了如下几个和毛泽东的“调子”不和谐的“音符”:如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没有突出或单独讲;而讲错误、缺点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等等。依毛泽东多年政治斗争磨练出来的敏锐的政治嗅觉,虽然也找不出什么明显的“大错”,但却嗅出了事态的严重,产生了“后院起火”的不祥的预感。于是,毛泽东决定把报告交由大会讨论。
      从1957年反右、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形成的一贯思想和作派来看,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可能有如下几种心态:其一,报告初稿中出现的不和谐“音符”决不可能局限于政治局常委中个别人的想法,它在党内各级干部中肯定有相当的市场,必须把党内各级干部的真实想法弄清楚,才可能为坚守“底线”作出相应的对策;其二,仅仅在中央核心层解决几个常委或政治局委员的思想分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引起党内广大党员干部的不服。相反,如果大部分与会者的意见拥护他的思想路线,那么这对中央核心层中少数人的反对意见,将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而对于绝大部分与会者的“愚忠”和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对他的拥戴,毛泽东是坚信不移的。这种撇开中央核心层而直接求助于党内中高层干部的支持,也是毛泽东独到的政治谋略之一。其三,在广大与会者充分发表意见之后再让常委逐一表态,不失为摸清他们真实思想状况和真正政治立场的最佳良机。摸清“敌情”,辨清“敌友”,一切就好办了。但有一点张素华的猜测是对的,在七千人大会上,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毛泽东只打算退却,不打算“进攻”,退,而且要退够,这一方面是对自己重大失误的“赎罪”,一方面是继续取信于党员干部必须付出的代价,还有一方面是坚守自己政治底线所必须作出的让步。
      二
      毛泽东的预想是对的。28天的大会完全脱离了预定的轨道,且波澜迭起,惊涛复现。对毛泽东来说,大会进程中三个戏剧性的转折和高潮,特别耐人寻味,也特别刻骨铭心。下面不妨简要地回顾一下。
      第一个转折:“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内部的讨论。据张素华在《变局》一书中的记载,在大会对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报告稿进行广泛讨论的同时,大会又组成了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稿进行重新讨论修改。这项工作,仍由刘少奇主持,与大会讨论同步进行。起草委员会成员主要是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负责人,起草委员会讨论形成的意见和结果对大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毛泽东的最终判断也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起草委员会讨论了五个问题:1、报告初稿要不要推翻,从头再来?2、反对分散主义是不是抓住了主要矛盾?3指标是高了还是低了?4、犯错误的原因和责任;5、三面红旗究竟怎么讲。对毛泽东来说,五个问题中自然是后两个问题最敏感。而恰恰是在这两个问题上,果然有人放了炮。在几年来的错误和责任问题上,刘少奇和陶铸都认为1959年庐山会议上只反右不反左,是错误的主要根源。刘少奇还认为,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认识不足。而刘澜涛则直截了当地指出,这几年犯错误的原因,是党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人们不敢讲真话了。他还露骨地说,这几年忠臣受到迫害,对立物是“风马牛”,即看风使舵、吹牛拍马。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很多错误都是因为这种情况造成的。忠臣受迫害,奸臣便嚣张,刘澜涛不仅真的把毛泽东比作了皇帝,而且斗胆要追究皇帝的责任了。但在这个问题公开点名向毛泽东叫板的,要算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彭真放胆直言: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彭真的话,得到邓小平、刘少奇委婉、含蓄的支持。尽管后来陈伯达对彭真的话进行的反驳,使讨论者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周恩来又巧妙地打了圆场,讨论最终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深入下去,但这种“胆大妄为”的公然叫板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他老人家心里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文革开始毛泽东第一个拿主持北京市委的彭真开刀,并以此把火引向彭真“幕后”的“后台老板”,就不奇怪了。在讨论三面红旗问题时,至少常委中的四个人,即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是有不同程度的保留态度的,但碍于毛泽东的威信,他们不便深说,只有抽象肯定,具体保留,或说些模棱两可的话“委婉”过去。如刘少奇说:“比较难说的三面红旗”,什么意思?就是“人民公社还是有点一大二公,将来会看出来,现在难讲。”言下之意,人民公社搞早了,超越了阶段,并表示允许人们怀疑。陈云在讨论中讲得直爽些:有些问题,只能在原则上肯定,有些人认为不具体,还有怀疑,我说公开讲,过几年再说,如人民公社,有怀疑的人,容许他怀疑几年。周恩来虽然有想法,但他对中庸之道的运用永远都是妙到毫巅,当人们对三面红旗颇多微词时,他却提议:报告中有关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要多说几句。至于邓小平,干脆把人民公社比做早产的婴儿,“生不逢时”和“呵护有加”两种意思都有了,既有抱怨,又能从感情上讨得“母亲”的欢心,这就是邓小平的狡黠之处。
      讨论是一回事,形成文字又是另一回事。相信起草委员会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想当彭德怀第二。讨论中口无遮拦说出的那些有损毛泽东“威信”的尖锐言辞不是统统收回去,就是含蓄委婉地换上一种说法,当然,更多在报告中出现的是言不由衷地继续肯定他们内心已经否定的东西。如“修改后的报告在叙述毛泽东对纠正错误所做贡献的时候,加写了以下的内容:‘如果我们许多同志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善于运用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并且认真地执行毛泽东同志在每个关键时刻提出的指导意见,那么,这几年工作中的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大大减轻,或者在发生之后可以更快地纠正。”(以上有关引文资料均引自张素华《变局》一书)可惜,这样的阿谀之词,毛泽东是再也不会相信的了。从这个委员会16个人的发言讨论中,毛泽东已大致摸清了哪些人很久以来就已开始对他进行“腹诽”,哪些多年的“亲密伙伴”或同僚已经和他同床异梦,哪些所谓“忠诚的”同路人已经开始向他的政治敌手演变,或者终究要和他分道扬镖了。
      三
      第二个转折:常委在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大会前就提议,每个政治局常委在大会上都要讲讲话。但几个常委的讲话,都是安排在大会的后期。对毛泽东来说,常委们在讲话中讲出了什么,是真话还是假话,讲出了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思路,对他至关重要。因此他不主张照本宣科那一套,要即席讲,随意讲,讲出真心话,讲出自己的观点。在常委们的讲话中,有三个“亮点”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一个是刘少奇的讲话;一个是林彪的讲话;最后一个亮点,是最应该在大会上讲话的经济工作的“行家”陈云,在毛泽东的邀请下却拒绝讲话。
      先看刘少奇的讲话。。概括起来,刘少奇的讲话中有多处触动了毛泽东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但最让毛泽东难以接受和不能容忍的是他对“三面红旗”错误性质的尖刻评价。“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样的评价并不是刘少奇直接作出的,而是通过借用老百姓的口说出来的。从刘少奇下面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是十分赞成老百姓的这个评价的:“······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的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加上那个“水塘有水”的验证,基本上表明了刘少奇是赞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的。这和毛泽东用指头比喻成绩和错误,显然是背道而驰,大相径庭的。另一个“至于某一个省······”在毛泽东看来显然又是玩弄的那种“全面肯定,局部否定;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惯用伎俩。然而,刘少奇慷慨激昂的讲话似乎一发不可收拾,已经不满足于“含蓄地唱出反调”,而要“直抒胸臆”了。且看他是如何把矛头直指毛泽东的“指头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总之,刘少奇亮出的这一系列观点,使毛泽东一眼看清了这个跟随他多年的搭档、他预定的接班人的真实面貌:从建国初两人就产生的关于坚持新民主主义阶段还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分歧,多年来不仅没有弥合,裂痕反而越来越大,已经到了是否考虑分手的时候了。
      而林彪的讲话恰好成了刘少奇的对立面。和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暧昧态度不同,林彪旗帜鲜明地强调三面红旗的正确,强调毛泽东思想路线的正确,强调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地位不可动摇,连措词都让人感到突兀和反常,但在大会引起的反响几乎和刘少奇的讲话一样强烈。请看他对毛泽东的曲意奉迎,如何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这类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式的曲意奉迎,在中国皇权历史上倒是屡见不鲜的。但此刻已经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毛泽东,极需要有人撑他一把,林彪的讲话,无疑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其他常委讲话后,毛泽东不做任何评价,惟独林彪讲话后,毛泽东则赞赏有加:“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
      林彪瞅准刘少奇因情绪冲动暴露出他在思想深处和毛泽东产生的分歧、并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不满的最佳时机,跳出来和刘少奇唱对台戏,是有极深用心的。他当然知道,如果毛刘近20年的联盟出现裂痕的话,那么分裂的结果总要有人对刘取而代之。可以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因必须承担全国性灾难的责任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孤立。这种孤立并不是有人有意地想排挤他,否定他,而是绝大部分人因为良知而无法绕过毛泽东的严重失误和他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其时,只有无视事实、颠倒黑白、良知尽失、信口雌黄的人才会用阿谀之词把毛泽东的罪责推得干干净净,并能把脓疮说成灿若桃花。但当时只要能这样做,在获得毛泽东信任这一点上,就能取得奇效。毛泽东后来终于以林彪取代刘少奇“接班人”的位置,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应该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当然,林彪吹捧毛泽东,绝不是从这次大会才开始,毛泽东对林彪的赏识,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总之,林彪的讲话,如同在开始倾斜的天平上,往毛泽东这边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大会前毛泽东布置几个常委讲话,大会中毛泽东又亲自提请陈云讲话,陈云却以“工业调查没有做完、没把握”为由,加以婉拒,没有讲。陈云是党内经济方面的专家,曾长多年负责全国的经济工作,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自称他没有陈云懂,还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没有陈懂,可见在毛泽东心目中陈云是党内经济工作的一号“权威”。既然七千人大会是经济工作会议,讨论全国性急需解决的经济困难问题,那么作为党的核心层的经济工作的一号权威,陈云当然是最应该讲话的了。然而,偏偏是最应该讲话的人没有讲话,这多少有点蹊跷。陈云不讲话,对其他的常委或与会者来说,也算不上什么,顶多有点遗憾,但对毛泽东来说,就不是遗憾的问题了,这里面有戏。
      张素华分析陈云不讲话的三个原因,即陈云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在解决困难的思路上与毛泽东有着不同的观点、陈云不想说违心话,以引起毛泽东的难堪、以前因“反冒进”挨过毛泽东的整,加上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教训,怕毛泽东秋后算账,都是言之成理的。但陈云的这些想法完全是从自己角度考虑的,他没有揣摩、也没有摸透毛泽东的想法。其实,既然陈云是党内经济工作的权威,1961年他又对工业、农业作了长时间的调查,那么如果他讲话,对大会定下的形势估计和解决困难思路的调子有着举足轻重的压轴作用。毛泽东希望陈云讲话、希望他讲出自己完整的意见,至少有如下几个心理因素:其一,尽管在大会上他承受了较大的压力,但大会定下的调子却没有离开他的总体思路,即经济形势已经退到谷底,并开始回升,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接下来应该制订一个10年规划,大干起来。对这个基本估计和总体思路,虽然毛泽东很有信心,但心里没有底,实际上是很不踏实。因此,他希望陈云讲话,支持他的判断和观点,有了党内一号经济专家的赞成,就如吃一颗定心丸,他的底气要足得多。同时,更重要的,是能镇住党内那些不赞成、不支持他的人,让他们心服口服;其二,毛泽东有没有想过陈云会不赞成他的判断和思路?当然想过,而且肯定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即使这样,毛泽东也希望陈云把他的反对意见毫无保留地讲出来。其实作为党内的二号人物刘少奇的讲话已让毛泽东难堪了,再来一个陈云算不了什么。如果陈云的反对意见真有道理,毛泽东还可以调整自己的思路,修正自己的判断,还可以掌握主动权。几年来毛泽东在全国性经济工作的总路线上走了麦城,留下了诸多教训,他绝对不会继续执迷不悟,把麦城走到底。因此,如果陈云在大会上真的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估计毛泽东是会倾听他的意见,在坚守自己底线的前提下对原来的总体思路作一些调整,而不会像后来发展的那样,陈云在大会上不讲,竟在半个月后的西楼会议上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且和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定的调子大相径庭,结果把毛泽东搞得很被动,很恼火。其三,无论陈云是唱赞歌,还是唱反调,在与会的党内核心层、高层和中层干部中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一部分人的反对。党内两种思路、两种观点、两种判断的阵线分野、力量对比,就会一目了然地出现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这一点,对毛泽东如何坚守自己的底线、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威、如何调整自己的策略,如何展开党内的斗争,是至关重要的。可是,陈云偏偏拒绝讲话,这使毛泽东感到非常意外,也忐忑不安。在他意识深处产生的党内一场新的权力博弈即将来临的预感中,陈云不讲话,是一个令人不安、扑朔迷离甚至高深莫测的盲点和未知数。
      四
      第三个转折:“出气会”。开“出气会”的提议,是毛泽东在大会即将结束时突然提出来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开出气会,是因为关于“三面红旗”的实验运动是由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省市委具体执行的,在执行过程中,“天灾”和“人祸”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对各级党员干部造成的伤害是深重的,引起的逆反心理和情感上的怨愤也是强烈的。但是,按常规,他们并不把账算在路线政策的始作俑者身上,而是算在强迫他们实施的具体执行者头上,他们的顶头上司头上。把这一部分人心里的气放出来,可谓一箭三雕:其一,可以缓和这几年党内斗争所造成的紧张空气。避免“树敌过多”;其二,可以打掉高中级干部的霸气、骄气和官僚主义习气,进一步强化中央和他本人在全党基层、中层、高层党组织中的威信;其三,进一步弄清楚全党基层、中层领导干部几年来对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路线及其威信的真实想法,情感态度,政治立场,以作应变。
      但是,虽然中央各部和各省省委变成与会代表们出气的对象,绝大部分代表们也真的相信出错主要出在具体执行中,毛泽东和中央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但中央各部和各省委毕竟是代人受过,代表们打在他们屁股上的板子,最后终究要通过“隔物传力”的原理,击在毛泽东的伤疤上。结果,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委被代表们逼出来的检讨,远比刘少奇的报告和讲话更露骨、更深入、更尖锐、更本质地指向了他几年来思想路线的根本错误。更让毛泽东深感忧虑的是,出气的绝大部分是县委书记和地委书记这样一层领导干部,尽管他们怨愤的对象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尽管他们对他毛泽东还在顶礼膜拜,奉为至尊,但实质上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不赞成他的思想路线的,是对他的严重失误心怀不满和忧愤的。而一旦让刘少奇这样的人以“经济调整”“渡过困难”的名义在党的工作中唱了主旋律,并和他分庭抗礼,这些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包括省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恐怕都要离开他毛泽东,跑到刘少奇那一边去。
      毛泽东深谙党内权力斗争的明潜规则。在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党的最高领袖要想牢牢控制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要想保持自己在全党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一个起码的先决条件是他用以指导这个历史阶段党的主要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思想理论必须是“正确”的,得到实践证明和全党公认的。建国前武装夺取政权时期,党内的主要工作是军事斗争,而正是在军事斗争上他所采取的战略战术、所代表的路线方针的“正确”,奠定了他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和全党“公认”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建国后,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包括制度改造)成为党内工作的两大主题,其重要性可谓并驾齐驱。可以说,在建国初期的五六年内,他在这两大主题上采取的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和提出的理论成果,是基本成功的,实践上也是“卓有成效”的,这对进一步巩固他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至关重要。但是,随着政权的巩固及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巩固政权的工作逐渐退出前台,经济建设的工作要唱主角,这已经势不可免。他敏捷地作了调整。从1957年反右斗争“胜利”以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并在指导路线上实现了一个重大转折,即由经济制度的改造转为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三面红旗”,即是他为实现这个重大转折而隆重推出的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体思路、实践途径和理论方针。
      然而,四年的拼搏和狂热,毛泽东“一贯正确”的神话破灭了。他在党内经济工作这个主战场上走了麦城,败下阵来。其中虽然几经挣扎,但除了给全国人民造成更大的灾难外,几乎徒劳无功。尤其令他感到痛苦和绝望的,他精心打造的三面红旗,是他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建设的总体设计,凝聚了他对这个历史阶段建设发展的思考、决断、胆略的全部结晶,是他过渡时期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如果三面红旗被历史否定,被事实否定,被全党否定,被人民否定,那么就是说他作为党内最高领袖,在党内主要工作的指导路线和理论方针上是根本错误的。这意味着:一,腾出指挥员的位置,党内占主体地位的经济建设工作让别人去抓;二,前一个结果形成的连锁效应是腾出党内最高领袖的位置,道理当然是不言自明;三,最终的结果是大权旁落,乖乖下台。当然,由于他的历史功勋和崇高威望,最好的结局是再当一回“太上皇”。在七千人大会结束之际,毛泽东即使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了危机的到来。而半个月后的西楼会议和当年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则使这种危机顿时清晰和逼近起来。
      五
      西楼会议是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在这个会议上,在七千人大会上坚辞不讲话的陈云却发表了长篇讲话。请看张素华在《变局》一书中对陈云讲话时的描绘:“会上陈云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长篇讲话,对七千人大会的一些观点进行了大胆的修正。他认为困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然后提出克服困难的六条重要措施。陈云的讲话,引起大家强烈的共鸣,全场疯狂地鼓掌!陈云也很兴奋,脸孔通红。大家认为这次真是讲透了,知道了应该干什么,怎样去干,心里有底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请陈云亮相,陈云偏偏不愿亮相,他的借口是他的调查研究没有搞完,心里没有底。仅半个月后,陈云却在毛泽东不在场的情况下偏偏主动亮了相,而且胸有成竹,滔滔不绝,拿出来的竟是一个收拾残局、全面调整国内经济、大刀阔斧清除“三面红旗”障碍、全面克服经济困难的宏观战略性纲领。毛泽东上了陈云的当。令毛泽东感到震惊和突兀的倒不是陈云骗了他,而是他意识到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因大踏步退却而让出来的党的经济工作的主阵地、主战场,正在被他人大踏步地占领,并大有喧宾夺主、取而代之的势头。毛泽东的直觉没有错,这个势头来得的确汹猛、迅捷。
      西楼会议以后,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任副组长。刘少奇决定将财经小组由过去的咨询机构改为决策机构。3月,在第一次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除重申把“十年规划”分为恢复和发展两个阶段外,提出了1962年国民计划的调整问题,而调整的核心,“实质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4月,中央财经小组的扩大会议上,把1962年国民经济的各项指标降低,并起草报告提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实行全面收缩的方针。5月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中央财经小组的调整报告进行了讨论,与会者”一致同意调整报告对形势的分析、所下的决心和采取的重大措施。“毛泽东不得不批准了这个报告,并于5月26日发到全国贯彻执行。面对对方咄咄逼人的来势,毛泽东深知,再用”三面红旗“作为党内经济工作的主体思路和路线方针,是无论如何支撑不下去了,但除了”三面红旗“,他又能拿出另外一套什么路线方针来救急吗?他拿不出,作为党内具有最高威望的领袖,他也不屑于走了麦城之后再改旗易帜。然而,上面已经说过,退出党内经济工作这个主战场,就意味着把这个主战场让给别人,就意味着同时要让出”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的头衔和桂冠,让出党内第一把交椅,让出领袖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让出手中至高无上、生杀与夺的最高权力。
      毛泽东是绝对不会让出这些东西的。既然在经济工作领域里他已无法”重整旗鼓,卷土重来“,那么为什么不能在党内打造另外一个由他的”正确路线“指导的”主战场“,并以此把经济工作的主体地位打压、位移到次要地位,或者把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加以淡化甚至湮没,把全党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这个”主战场“上呢?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也是毛泽东惟一能做出的最佳选择。但是,在当前经济恢复工作关系到全国人民的温饱活命的关键时刻,作这样瞒天过海的”位移“能成功吗?这一点,毛泽东倒是胸有成竹的。其一,他在党内和全国人民心中有至高无上的威望,有”正统君主“的心理地位;其二,打造另外一个主战场的时机、条件、靶子都是现成的,如国际上苏联修正主义的教训、党内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出现的一些主张”资本主义复辟“的苗头、他从建国初就一直喋喋不休的关于阶级斗争、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关于在文化界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的一系列理论观点等等。其三,也是根本的一条,就是共产党改造社会的实践,说穿了就是把每一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现实强行压进一个预定的理论设计、路线方针的模子,尽管那个社会政治现实的本质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但它被模子挤压成的形状,似乎就真的像模子制造者设计、想像的那么一回事了。就是说,只要毛泽东打造出另一个”主战场“的模子,把眼前的社会现实统统挤压进去,只要不像前几年那样违背基本的经济规律,就能制造出符合设计要求的”政治斗争的现实“来。
      文化大革命这场席卷全国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开始在毛泽东的神奇的模具中酝酿了。

相关推荐

  • 网友评论

    • (*)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