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鹿为马?体制缺陷还是体制优势的争论

风清扬斈 1个月前 (02-25) 网络资料 540 0
中国的政治体制可能妨碍了国家应对冠状病毒暴发的能力,这种可能性在最初的新闻报道中就首先显露了出来。
等到疫情被广泛报道时,看起来已是一场全面暴发的危机,病毒已在中国感染了数十人,甚至在国外也有。
这种似乎是在拖延的做法,在中国司空见惯,表明地方官员可能淡化了一开始的危险迹象,或者只是没有进行足够的协调,因而看不到问题的严重程度。
外界可能怀疑拖延的背后是掩盖事实真相的企图,但在专家看来,更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中国体制存在的根本弱点。
中国僵化的官僚体制不鼓励地方官员向中央上级报告坏消息,而他们可能需要这些上级的帮助。这个体制还将地方官员彼此隔离开来,使他们更加难以全面了解不断升级的危机,更不用说控制了。
“这就是为什么你从来没有真正听说过在中国某个局部地区出现问题,”印第安纳大学研究中国健康危机应对的约翰·安田(John Yasuda)说。“等我们听说的时候,问题已经到了中央政府,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大问题。”
虽然此次疫情仍有许多未知之处,但一个共同的主题正在显露出来。
任何政治体制在解决一些问题上都有比其他体制好的地方。但新型冠状病毒与之前的其他健康危机一样,正在暴露出中国体制中一些最深层次的缺陷和矛盾,这个体制虽然有不少历史性的壮举,但还远未完善。
这些长期困扰着中国领导人的缺陷似乎无处不在,从官员应对冠状病毒暴发的速度,到中国多年来无力解决某些健康风险问题,专家们早就警告说,那些风险可能导致的正是如今的这种疾病暴发。
中国目前已经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响应——这是中国体制的优势之一——但这件事已经让人懂得了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严重后果的政治弱点,随着感染的蔓延,这些弱点会给世界带来严重后果。
一个自相矛盾的体制

2003年摄于武汉的一只麝香猫。最终查明SARS源自一种自蝙蝠传染给灵猫的冠状病毒,后者在中国南方被视为美味。

2003年摄于武汉的一只麝香猫。最终查明SARS源自一种自蝙蝠传染给灵猫的冠状病毒,后者在中国南方被视为美味。 REUTERS
“看一看新型冠状病毒的情况,和SARS非常像。其中有一种非常相似的模式,”安田说。
在2002年和2003年造成了数百人死亡的SARS,由于初期的报告被中国的地方官员尽可能地淡化处理,导致疾病在一开始得以毫无抑制地传播。
广告
人们后来知道,地方官员担心的不是公众不满,而是惹得上级领导不高兴,这些人掌握着他们官场生涯的生死。
帮助鉴定了SARS病毒的香港传染病学教授管轶指责中国当局再次拖延行动,包括阻挠他本人调查这次疫情。
“这在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你不想成为那个带来坏消息的人,”牛津大学的知名中国问题学者许慧文(Vivienne Shue)说。
她说,北京的中央领导人与从事日常管理工作的地方官员之间的鸿沟,“在这个体制的运转中是一个核心难题。”
这样一来,她说,位于中央与地方分界线两边的官员们就会“做出许多适得其反的、不合理的事情”,以求控制和摆布对方。
这包括隐瞒有关潜在危机的报告,因为地方官员希望能在上司发现情况之前解决问题。
广告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类帝国体制下,北京的党中央领导人除了提拔或惩罚下级官员外,几乎无法直接左右各省的事务,中央宣布的政策有时遭到忽视或违抗。
这个体制的中央和地方两端处于一种无休止的推拉动态,双方偶尔会发生冲突——尤其是在发生危机、双方都试图把责任推给对方时。
许慧文说,这是一个贯穿中国近代史的问题,权力在中央和外围之间摇摆不定。中国目前的领导人习近平一直试图集中权力,在北京设立许多领导小组,以求对首都以外的地方施加更多控制。
但体制的根本矛盾依然存在。习近平的收紧控制可能导致地方官员更加不愿意发布会惹怒他的信息。
随着中国的现代化,曾经分隔开的省市整合在了一起,地方的错误能在北京意识到某些事情已经发生之前变成国家危机,比如这次冠状病毒的暴发。
“随着物流和配送系统的扩大,你真正看到了地方和国家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安田说,他指的是健康、环境和经济危机现在可以更快地蔓延。
广告
优点也不是没有。中央政府在危机时有着强大的调度能力,正如它现在正在做的,为减缓疾病的传播,中国已经封锁了几个主要城市。
“一旦一个明显的问题已经出现,它会很擅长调配资源,”安田在谈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时说。“但它不擅长处理正在浮现的问题。所以它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
当中国的优势成为祸害之源

2008年,青岛一家奶农。当时中国发现了被化学品污染的牛奶。

2008年,青岛一家奶农。当时中国发现了被化学品污染的牛奶。 WU HONG/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在某些方面,中国的体制一直是它的力量来源。
中共领导人制定优先事项,然后奖励那些执行情况最好的机构和官员。
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一直在一种被称为“分散的威权主义”体制下运作,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是最基层的领导人,职权范围内也拥有近乎绝对的权力。
广告
这导致了一种被哈佛大学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称为“游击治理”的文化,这是一种结果比程序或问责更重要的文化,所有领导者都只为自己负责。
在帮助数亿国民摆脱贫困、把一个落后国家转变为世界强国的过程中,这种方式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但在处理健康和环境问题时,这可能是灾难性的。
疾病和污染不受省界或市界的限制。而且,疾病和污染的扩散方式通常需要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政策来预防或阻止,游击治理不适于解决这类问题。
“很难联合起来制定一个清晰可行的方案,”安田说,并且任何健康或环境法规要起作用,都需要“将它标准化,要透明,要有问责”。
但中国的体制不强调这些,这有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200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要求大幅提高牛奶产量。当工厂化农场无法完成目标时,官员们征召了大量的农村养殖户。为了达标,一些奶农在牛奶中掺水以蒙骗质量检测仪,然后添加一种名为三聚氰胺的工业用化学品。掺了三聚氰胺的牛奶使成千上万的婴儿中毒
专家们担心,类似的监管缺失可能导致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暴发。中国长期以来无法清理所谓的“菜市场”,这种市场里有大量活的和死的牲畜,以及家养和野生的动物。虽然新型冠状病毒暴发的原因仍在研究中,但武汉的海鲜市场被认为是头号嫌疑。
菜市场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对公众健康的一个主要威胁,尤其是在作为将疾病从动物传播给人类的媒介方面。这也让人们看到,像中国这样的将管理权下放到地方的零散监管模式会造成怎样的危险:虽然也有一些市场管理相对完善,但只要一个市场出了问题,就会导致疫情暴发。
另一个与毒牛奶丑闻相呼应的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重点鼓励了监管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取缔这些受欢迎的市场可能会招致公众的强烈抗议。地方官员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他们的上司会因为他们制造了麻烦而惩罚他们,因为上面并没有把管理菜市场作为首要任务。
与公众利益一致、或不一致

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已经被消毒并关闭,该市场被认为是新型冠状病毒最有可能的发源地。

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已经被消毒并关闭,该市场被认为是新型冠状病毒最有可能的发源地。 NOEL CELIS/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任何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任务,是让驱动领导者的利益与广大公众的需要和愿望相一致。
民主国家寻求通过“利益竞争”来实现这一目标,许慧文说,这基于一个信念,即邀请每个人都参与进来,自然会把制度引向共同利益。民主制度和其他制度一样也有缺陷,比如把更多的权力交给更有钱的人。
许慧文还说,在中国,公共利益“被认为应该是自上而下设计出来的东西,就像精心制作一块可以完美运行的手表”。
但有时,自上而下的方式可能损害公众利益。
例如,2001年北京要求省级官员减少工厂造成的水污染。许多省份干脆把工厂搬到了本省的边界,好把污染物排到界线的另一边。全国范围内,水污染问题反而恶化了。
到目前为止,新型冠状病毒的暴发似乎既突出了中国模式的优势,也凸显了它的危险。中国政府显然从SARS传播中吸取了教训,一直在推动更快、更严厉的行动。

但同样的系统性问题,从提心吊胆的地方官员到薄弱的卫生监管,看来也在重现。这提醒人们,中国的体制用许慧文的话说,仍然“远未完善”。

理性看待中国的"体制"缺陷

《论剑:新视野下的中国大战略》 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  贾立政 主编  全套三册  定价:120.00元

李继兴

2007年10月10日15:21  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


    如果说一切问题源于“体制”本身缺陷,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我们应关注社会上的一些说法,如体制原罪或体制完美等的一些不客观、不理性、甚至是不正确或是错误的说法。“体制原罪”说者大体认为,当前产生所有问题的根由,最后都归结于“体制”,好像说体制“坏了”“无药可治”,好像是“体制”一日不变,问题就会层出不穷。
    一、“体制原罪论”经不起推敲 
    深化体制改革已经是共识,但如果走了体制原罪的极端就是危险了,其危险在于颠覆制度。任何体制从其创造建立以来,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总是在不断的完善或者改良中。如果说一切问题源于“体制”本身缺陷,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体制原罪”其实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因为,同样是这个体制,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改革成果;同样是这个体制,不也有诸如孔繁森、牛玉儒、任长霞等许多人民爱戴的廉正公仆吗?同样是这个体制,不也有诸如丛飞、洪战辉、王顺友、杨业功等许许多多人人称道的普通英雄吗?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再者说,无论什么体制,只要它曾存在,就必定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只是由于时代的发展没有能够与时俱进、同步调整,可能会出现问题甚至是出现大问题。但任何体制都具有“传承性”,而不是统统都要推倒重来。这就像我们想住第五层楼房,但必须是在一二三四层楼的基础上才可能有第五层。如果总是把一二三四层楼房推倒重来,就可能永远也住不了五层。过去,我们曾经把我国传统的经典文化、伦理道德大加否定,导致今天好多人的道德缺失,就是一个发人深省、触目惊心的深刻教训。
    二、体制改革的发生发展,是一个不断量变提升的过程 
    体制改革,其实也是人的思想观念、人的自身修养的改革。 
    观念的改革就是人的思想内心的改革,人的世界观、利益观的改革,人性、人品的改革。体制改革,其实也是在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使得贫富差距保持在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在调整过程中,有人只是失去一些利益,但大多数人却得到了他们的必需,社会各方也将得到平稳运行、持续发展。如果有人总是在思想上想不通这个道理,在行动上又不能忍受合理的既得利益损失,那等待他的就是全部利益的损失。道理很简单,因为国家有责任、有义务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发展,而每个人也都想得到他最起码的需求。 
    人与制度存在互动关系,制度毕竟是由人来制定的。所以,“改革不合理的制度”的关键还是在“人”,在“人”的思想、在“人”的观念、在“人”的基本素养的提高。改革的最终结果,将形成一个“人与制度良性互动、良性循环、盘旋上升”的理想局面。 
    如果一个体制的出发点、落脚点以及评判标准、评判主体都能基本让国人满意,无疑就是一个好的体制。 
    从哲学的角度讲,“体制”也是一个事物,它同样具有发生、发展、壮大、成型、衰老、转化、提升、再循环……的生命特征。就我国而言,体制改革的发生、发展等,应当是一个不断地量变提升的过程。
    三、理性面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一部分人把问题都归咎于体制,也许是因为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满,希望改革一步到位,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当然,大家着急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毕竟言者有的不在其位、难全其情、难谋其政,不了解改革的艰难。 
    从历史纵深的眼光来看,改革开放的成果有目共睹,正是我们坚持和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中国才有今天。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努力学习,方能应对解决快速发展的社会问题。但我们只能是在改革中学习改革,边改边学、边学边改,而不是学好了再改。这就要求我们理性面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体制。


人民要论: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2019年03月04日08:02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本版制图:蔡华伟 郭祥

内容提要:中国制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权利、代表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中国制度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而来,能够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不断作出改革调整,具有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下简称中国制度)的优势。那么,中国制度优势源自何处?这一制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体现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这是中国制度具有强大优势的重要根源。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集中体现了中国制度的价值追求。中国制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是保障人民权利、代表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的制度,因而具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参与经济社会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才会有不竭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0万亿元,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上升到超过15%,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这彰显了中国制度的优势。正是由于中国制度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能够调动和激发最广大人民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全社会创造活力才得以竞相迸发,创新源泉才会充分涌流,才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

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判断一种制度优劣,关键要看其为谁服务、为谁谋利。坚持人民立场,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才能得到人民认同和支持。中国制度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中国制度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保障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促进实现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有机平衡,因而得到最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能够汇聚近14亿中国人民的磅礴伟力。

促进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制度能够有效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拥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2.8万元,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事实证明,中国制度能够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有力保证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

内生性演化的制度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国制度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而来。所以,中国制度与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现实国情相符合,有根、有源、有生命力。

符合我国历史传承。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历史渊源和文化传承,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制度是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确立的,也是在继承我们党民主革命时期探索的制度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的制度基础上形成的。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都建立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实现了制度发展的“无缝衔接”,确保了制度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

符合我国文化传统。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都带有本民族文化的烙印。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进程中积淀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优秀文化传统,为中国制度奠定了坚实文化根基。例如,中国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既契合我国中央集权、多民族大一统的文化传统,又体现现代政治文明发展成果。正因为如此,中国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能够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力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符合我国现实国情。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这一制度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必须与这个国家的现实国情相适应。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我国现在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建设必须立足于这一基本国情,既不能超越阶段,也不能落伍于时代。中国制度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初级阶段的现实要求有机统一起来,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既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又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符合我国现实国情,因而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极大地激发社会活力,极大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具有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制度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充分证明了中国制度的优势,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制度能够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不断作出改革调整,具有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

先进科学的制度。制度能够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得益于制度设计的先进性、科学性。中国制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具有鲜明中国特色,遵循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制度建设规律,是先进的、科学的制度。作为一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它为在坚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前提下改革完善各项体制机制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发挥制度优势提供了有力保障。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改革创新的制度。时代在发展、环境在变化,社会问题也在不断产生,因而制度优势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只有顺应时代潮流,勇于改革创新,才能始终保持制度优势。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制度不断发展、日臻完善,展现出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这种自我完善能力主要源自改革创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制度完善也永无止境。中国制度是改革创新的结果,也处在不断改革创新的过程中。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结合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推进制度创新,努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让中国制度更具优势。

开放包容的制度。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中国制度具有开放包容的特征。它以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态度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制度文明成果,避免其他制度的弊端和局限性,不断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具有先进性、优越性。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实践证明,中国制度既扎根中国大地,又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吸收借鉴其他制度文明成果,并伴随实践发展而不断改革创新、发展完善,日益成熟、日益定型,其优越性也必将日益彰显。

(执笔:王炳林  孙存良)

《 人民日报 》( 2019年03月04日 07 版)


相关推荐

  • 网友评论

    • (*)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