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倩:河南爱滋病村的真相从未真正公开

风清扬斈 2个月前 (02-23) 网络资料 643 0

包围村庄的坟墓见证着那里发生的灾难。


包围村庄的坟墓见证着那里发生的灾难。(图片来源:刘倩提供)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河南农民卖血引发大规模爱滋病感染疫情的事件曾震惊世界,但究竟多少人感染、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得到救治、侥幸存活,没有人知道真正的数字。政府强大的宣传机器迅速转移了国际舆论的关注,一场由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号召与动员而起的“卖血致富”运动衍生出的巨大悲剧从此淡出了舆论视线。因贫穷而卖血的农民在病痛中死去,但没有任何人对这场悲剧负责,那些不甘冤屈死去的上访者终究敌不过维稳机器的碾压。河南社科院资深研究员刘倩在2004年至2010年间深入爱滋村实地调查,记录这场悲剧的起始成因与发展,分析酿成悲剧的深层原因,但相关报告却无法在中国公开发表,最终在2012年由台湾唐山出版社付印成书:《血觞》。刘倩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

上个世纪80年代末起,国际市场对血制品的钢性需求,催生了中国农村的卖血大军,而血制品市场的巨大利益推动在中国政府推动下兴起的卖血致富运动畸形发展,最终演变成一场巨大的悲剧,无数农民不仅没有能摆脱贫困,反而陷入万劫不复的灾难。

法广:河南爱滋病村的悲剧曝光已经多年,农民卖血感染爱滋病的危机应该说已经随着血站、尤其是地下血站的关闭而过去。如今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关注?继续谈论?

刘倩:太有必要了。许多人都以为河南爱滋病已经过去了,实际上河南爱滋病真相从来没有真正公开过,比如,绝大多数人不知道河南农民感染爱滋病的主要原因不是采血器械消毒不严格、共用针头,而是单采血浆,回输红血球(注:所谓“单采血浆”,是血站把采到的血用离心机分离,只留下血浆,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这就使得这场悲剧中许多问题,包括社会、民生和政治体制的问题不可能得到应有的解决,相反还在激化,引发新的矛盾,比如持续不断的上访和打压上访。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只有面对真相,廓清认知。

政府在大规模疫情中的华丽转身

法广:您在2004年开始田野调查的时候,其实这个课题布置下来的目的是希望反映河南爱滋病防治工作的成绩,当时政府也的确做了一番努力,去关注疫情的发展,希望在国际社会挽回影响。可是,您却发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当时最让您感到震撼的是什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没有只去关注“成绩”,而是表象背后的现实?

刘倩:是这样。2004年在河南爱滋病事件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年,是一个紧张、激烈、充满玄机的一年,可以说是整个事件关键的一个时间点。那时,在上下、内外各种压力之下,河南当局突然转变姿态,在全省展开大规模的爱滋病防治行动,2月份就开始拉网式爱滋病大普查,选出了38个重点村,派驻工作组;6月的时候,又由省委组织部挂帅,加大力度(因为当时拉网大普查,如果光是医疗部门,就推不动,这很是中国特色,只有组织部最有权威,因为它掌握着大家的官职。所以,组织部出面才可以推动)。而且实施“六个一”工程,就是在38个重点村实施紧急建设工程:包括修一条柏油路,挖一口深水井,建一所学校,办一个标准化卫生室,一个孤儿孤老养育院,再建一个党员活动室。这项工程要求一个月完成,同时提出了配套的口号:实施民心工程,打造窗口形象。后来,这个孤儿孤老养育院被统一称作是阳光家园。8月下旬,香港《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被请来河南,由河南省的省委副书记陈全国亲自陪同参观“六个一”工程。这次考察之后,刘长乐表示非常惊讶赞赏,当晚《凤凰卫视》做出报导,这一举改变了河南当局在爱滋病疫情中的不良形象,国际舆论也发生逆转,中国政府就此完成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华丽转身。但是有人尖锐指出,“六个一工程”是“面子工程”、“牌坊工程”,只是做给联合国看的,这种作法严重误导了舆论欺骗全世界。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参加了河南省爱滋病防治与帮扶工作研究课题组,走进了河南爱滋病疫区。课题组当时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延照前边挽回形象的行动,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反映工作中的成绩,总结经验,继续挽回不良影响。因为有部署,调研组就按照省、市、县、乡、村调研,一路绿灯,而且受到隆重接待。在一次接待宴席上,分管爱滋病接待工作的市委副书记给课题组敬酒,他是这样说的:“上面到下边来,就是喝喝酒,玩玩儿,地方特色食品尝尝,放松放松。调研的事好办,把材料收齐交给你们,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们服好务。现在的任务就是请大家吃好喝好……”就这么言简意赅,道出当下官方主流社科调研模式。

法广:其实在他们看来,你们的调研也和此前的凤凰卫视的报导一样,是面子工程,是表面文章……

刘倩:是这样,其实,即使不是这样,这种大型调查,乃至官方的,一般都会在当地受到热情接待,这是当时一般官方主流调研的定式。所以,从10月到11月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就是如此这般地结束了调研。课题组回来后就讨论怎么样给省委、省政府写报告,按照一般惯例,是分四个部分:成绩、经验、教训、对策……

法广:那您怎么发现问题并不只是这点表面文章呢?

刘倩:因为爱滋病疫情我们很早就已经在关注,但是,因为是个敏感问题,没法进入,这次调研实际上是给了一个进入现场的机会:之前是没有办法进入现场的。关于这份报告,当时主持会议的院党委书记说得很干脆:“什么是报告?报告就是领导要你写什么,你就写什么,这次领导让写成绩和经验,没有要求写教训与对策,社科院就是御用的,要写出领导明确要求写的,还要写出领导没有说出来,但希望你写的……”

但是,我认为社科研究不应当仅限于此。集体调研结束之后,因为我还是很想了解真相,我就单身返回了现场,实地调查,走访了十几个爱滋病村庄,现实情况比预想的还要让人震惊:那些爱滋病严重的村庄,几乎家家都有爱滋病人,死亡已经成为常态。那个时候已经是年底,是新年前夕,连着两天我都走在送葬的队伍里。另外让人担忧的还有社会治安。那时候的驻村工作队就担心:处于死亡边缘的爱滋病人极度绝望,心灵扭曲,会疯狂报复社会,直接威胁他人的生活与生命安全。公安部门也在担心有朝一日黑社会与爱滋病人联手,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不单单是对爱滋病人的生活、生命的救助问题,这场灾难所导致的更广泛、更深层意义上的社会报复,我们早晚还得面对和承受。我更想知道的是这一现象背后深层的意义是什么?它对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于是决定申请国家课题:这个过程,我想,必须要说清楚,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到相对独立自主的研究空间。很幸运的是这个申请得到了批准。但是,这项在2005年立项的国家课题,一直到今天都还不给结项。这使我更加意识到能够立项是多么幸运,只有在那个时间节点,这个课题才可能批准立项,之前之后都断无可能。这(立项国家课题)让我能够师出有名,在河南进行了6年田野调查。虽然不顺利,但是写作完成了《血殇》,见证了这段历史。

法广:但是你偏离了领导让你写什么就写什么的指示,从这一点来看,也就注定了这份调查报告不能公开发表……

刘倩:是,出版很困难。可一开始我还是比较单纯,作为一个学者,以为学院里也在提倡实事求是、联系实际的调查作风。当时我这样做的时候,负责科研的院长还说:你能不能给大家做一场演讲,介绍你怎么样深入实际调查的经验。我当时想,这个事件这么敏感,怎么说呢?院长还说:放开说!学术内部没有禁区……但实际上真要演讲的时候,院里决定取消了:还是很敏感。由此也反映出学界与政界的关系……

难以厘清的感染数据

法广:从最早发现河南农民卖血感染爱滋病案例至今,您是否了解相关数据:期间有多少人感染?多少人已经因此离世?多少人得到治疗,存活至今?

刘倩:这是人们都很容易提出的问题,却也是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没有人能说清楚。2004年9月,河南省卫生厅曾经公布了一个数字,说河南省筛查出了2.5万感染者,就是河南境内有两点五万感染者。但一些基层官员认为人数至少超过十万;也有人说二十万;还有人说一百万,也有人说两百万……

即使全国的数字其实也不清楚。2005年,上报的数字有8万多人,但是评估出来的数字是84万……这些数字的差距非常大。所以,在这种基本数据不清的情况下,我觉得对这些数据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只是可以通过现场调查,感觉一下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状况。

在实际调查中,人们认为,在河南(爱滋病)统计数字缺少两个东西:一个是大普查以前死亡的人数,还有是输血感染的人数:有人是卖血感染,还有人是输血感染,当时在医院里输血有提成,所以,无论是否需要,都鼓励病人输血,这样就又感染了一大批,特别是住院的孕妇和孩子。当地的乡村医生也普遍认为,输血感染的情况相当严重,感染比例最少是一比十!

另外,干扰这些数据的还有计划生育。多年来,农村的户口登记非常混乱,就是因为计划生育,所以隐瞒超生,不报户口,当地派出所负责户籍管理的副所长告诉我,当时的户口人数都是按照千分之二的增长率捏出来的,真实数据谁也不知道。爱滋病村庄开始出现大批死亡的时候,爱滋病人数与那些没有报户的黑户的人数大致相当。

法广:根据您这些介绍,河南爱滋病疫情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一个是农民卖血,在红血球回输的过程中感染爱滋病;另一个是因为生病或者生孩子时,输血感染爱滋病;还有就是爱滋病大规模普查是在2004年才开始……(至少在1993年就有报告显示河南出现HIV检测阳性,1998年已经开始出现大批死亡……——法广注)

刘倩:对。

中央政府动员与号召下的“卖血致富”

法广:这场爱滋病疫情危机的一个特别之处是它不是单纯的农民卖血感染爱滋病,它其实是起源于中央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卖血致富运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刘倩:这个事件确实比较复杂。一时半会也是讲不清的。另外,不是“支持和鼓励”,而是“动员”、“号召”农民献血!是“动员”、“号召”,不仅仅是“支持、鼓励”。这一点很难一下说清楚。我们可以借一个河南卫生官员对这件事的分析,来看到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他说,这件事有国内和国外的背景。国外背景是:欧美保健品市场很大,利润也很大,而制造保健品的原材料就是血浆。1980年代,爱滋病已经开始在欧美和非洲流行,(这些地区)作为原材料的血液不敢用了,他们就看好了中国的血液市场,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这个病。

国内也有一个背景,就是那个时候,改革开放之后,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解决温饱之后,需要发展经济。政府呢,(这是那位卫生官员的原话)“经过动员,讲解一些血的基本知识,卖血或者说是献血,老百姓是能够接受的。开血站,进行单采血浆工作是可以开展的……”这不就是动员么?!而且当时当地提出的很多口号就是:“献血光荣”、“一人献血,全家光荣”……开血站的时候,县里的领导都要去剪䌽……

有这样一种大规模动员,国外就在中国建立起生物制品所,收购血浆。国内一看单采血浆效益这么好,就也开始建厂,建厂之后就需要原材料,于是大量动员建血站,采血浆。卫生部出公文,要求一个县建一个血浆站。到1992年的时候,基本上各县都有了血浆站……

法广: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从您的调查报告看,最早的血站其实是军队医院开设的……

刘倩:对,是部队……这里面也有一个历史渊源。最早的时候,淮海战役时,当地有后方医院为八路军、为解放军伤员献血的历史,那时候就有地方医院采血。159陆军医院,是有名的烧伤医院,开始是济南军区后勤部的供血站,后来提供制造白蛋白原材料,为此还专门成立输血科……就是说原来就有血站,但没有后来那么广泛,部队、武装部都开始建,再后来才是地方。

法广:既然是有这样一种全国规模的动员、提出卖血致富,但贫穷地区并不只河南一处,如何解释如此大规模的疫情只发生在河南?

刘倩:河南农民卖血确实因为穷,但贫穷并不一定要卖血,特别是卖血浆。所以,感染了爱滋病的农民就说:爱滋病都是单采血浆才感染的,单采血浆是政府开办血站才开始的,要是政府不开血站,老百姓去哪儿卖血?不卖血咋会得爱滋病?

还有,卖血导致爱滋病流行、蔓延也不只是河南!河北最早(发现卖血人员中传播流行爱滋病毒)。河北、山东、山西、安徽、四川、贵州,等等,因为卖血感染爱滋病的情况在这些地方都非常严重,河南爱滋病事件特别暴露出来是因为出了一个揭露真相的高耀洁。河南当局对高耀洁最不满的就是:爱滋病又不是只有河南才有,外省都不说,为什么非要把河南吆喝出来!

至于河南是不是(疫情)最严重的,我没有做全面调查,没有办法断言,我希望(河南)是最严重的地区,因为已经够惨了,我不能想像别的地方更严重。但是,曾经,河南信阳事件最早暴露大饥荒饿死人,但是,事后我们才知道安徽、四川等地(饿死人)的情况比河南更严重。

法广:就是说不排除其他地区也有同样大规模的爱滋病感染疫情出现……

刘倩:不是不排除,是肯定有!这在当时国内报纸的报导上都有:山西、山东、安徽等地都很严重。至于严重到什么程度?是否比河南更严重?我不知道,但是因为卖血而大规模感染爱滋病的情况都非常严重。

可控的公共卫生事件如何演变成了人道灾难?

法广:您在这份田野调查中特别注意到不仅信息不透明,而且是刻意隐瞒疫情,不仅对外封锁消息,而且也对内、也就是对卖血农民这些第一相关人,也刻意隐瞒疫情,能否谈谈相关情况?

刘倩:是的,对农民更是封锁消息。农民知识文化水平有限,信息渠道有限,所以,他们是最容易被封锁(消息)的。当时,河南CDC(疾控中心)有一份连续三年对7个血浆站“健康原浆”进行的二次复检报告,这可以说是我见到的一个文字的证据。(根据这份报告),从1993年到1995年的三年间,一共有588人份血样都是爱滋病病毒呈阳性,仅是1993年就有542人份。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当年全国呈报的爱滋病感染人数274人。这份报告非常明确地写着:“在献血浆人群中,不仅存在着甲肝、乙肝、丙肝的感染,还存在着严重的爱滋病感染。”这么严重的疫情信息,卫生系统内部都没有传达,对社会更是严密封锁。河南官方在1993年开始在部分地区整顿血站,应该与这个发现有关系。1995年开始全面整顿血站,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行动,是中央、卫生部开会,要求全面整顿血站。但是,因为隐瞒关闭血站的真正原因,整顿使得血站转入地下,整个局面更加混乱,感染人数更多了,地下卖血一直延续到1998年……

法广:就是说官方在整顿血站的时候没有向公众说明为什么要整顿这些血站,导致这些卖血的农民还在继续卖血,仍然不知道卖血可以感染爱滋病……

刘倩:对。有些地方甚至还在骗,说整顿血站是因为出于对劳动力的关心,因为人们都去卖血,干活儿没有力气了,没有人好好干活了,所以不准卖血了……有的地方还在做假宣传,因为一级级信息也不透明、沟通,有些地方还在宣传说:卖血有利健康,因为把血抽出来,洗干净了,再还给你,治疗贫血,还给你发钱……所以,就从1993年算起,到1998年,你想想看:五年的时间,这些带着病毒的农民到处跑着卖血,这是多大的传染源啊!这就使得一场本来应该是可控的公共卫生事件演变成了一场人道灾难。所以他们真的是有罪的。

法广:您在分析中特别强调河南爱滋村悲剧中的体制因素。怎么解释这种体制因素?这是否意味着这场悲剧有他的必然性,如果体制不变,类似的悲剧还会发生?

刘倩:是这样的。不止一个卫生官员跟我讲过这样类似的话:“当时谁也没料到这后果,否则谁也不敢拿群众生命当儿戏,确确实实是认识不到。”正因为如此,更凸显出体制本身的问题:整个事件自始至终都没有人负责,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没有一个人对此负责。最上层的权力集团只是对政权负责,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他们注重的是国际舆论。各级地方官僚只是对上负责,为的是保全自己的官位,整个官僚体制都不是对下负责、对事件负责、对百姓负责。他们对于这样一个人命关天的大事件,最要紧的不是面对真相,救命救人,而是掩盖真相,封锁消息,以逃脱罪责。在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灾难性的事件中,找不到责任人。在找不到责任人的体制中,谁也不必负责,没有人负责的体制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体制,一个不负责任的体制就是一个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体制,这种体制下不可避免地肯定还会发生新的悲剧。必须有人负责。

在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灾难性的事件中,找不到责任人。在找不到责任人的体制中,谁也不必负责,没有人负责的体制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体制,一个不负责任的体制就是一个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体制,这种体制下不可避免地肯定还会发生新的悲剧。

刘倩简介:新中国的同龄人。她当过知青、工人、教师。任职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期间,长期从事农村田野调查,著有《河南乡村文化变迁》、《传统与现代》、《南街社会》、《血殇》等。

《血殇》是她在河南爱滋病村六年实地走访调查的结晶。出版虽然几经挫折,但她最终还是实现了自己认定的目标,正如她在书中所说:“要为在这场灾难中死亡的人立文正名,把他们的名字篆刻在我们民族的历史里。在这里,他们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是自生自灭的‘无名者’。为了生存的权利和活着的尊严,沉默者不再沉默,无名者不再无名”。

封面图片和内容出自图书《血殇》节选,书作者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倩。


坟墓包围着的艾滋病村庄。关于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真相,很多人都以为是共用针头。又一个世界艾滋病日即将来临,说说一直以来被误解的病因和 海外反动势力借这件事常年恶意诋毁的中国。

河南艾滋病村不是因为共用针头,是单采血浆回输红血球造成的。

河南艾滋病村不是因为共用针头,是单采血浆回输红血球造成的。

一 河南农民感染艾滋病的主要原因:不是采血器械消毒不严格共用针头,而是单采血浆回输红血球

一般都知道河南农民感染艾滋病,是因为卖血。卖血怎么会感染艾滋病?大多人以为是采血器械消毒不严格,共用针头。

如果再问:怎么会大面积传播蔓延?

人们就不知道细节了。

上世纪80、90年代,河南农村掀起 “快速致富,献血光荣”的风潮,许多村庄被卷入其中。在疫情最严重的上蔡县,人们将之称为“全民卖血运动”。

这里的“献血”“卖血”是一个概念,就是到血站出卖血浆。这与以往人们理解的“卖血”不同。以往卖血,是卖血人员到医院卖血, 直接用于医院病人临床输血。

实事上很久以来,底层社会长期存在着一批专业或半专业的卖血人群,中国的医疗体制中没有相应的供血机制,中国基层县乡医院没有血库,卖血的人就是医疗临床用血的“活的血库”。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地农民就有人卖血,村民讲述当时情况:那时也有血头,叫血队长,医院有病人需要输血了,通知血队长找卖血的人,血队长知道有谁愿意卖血,就骑自行车来叫你。那时卖血的人少,也没有听说过传染艾滋病,有人卖了一辈子血,活到七八十岁。

1980年代后期,单采原料血浆使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血液开始作为生物制品的原材料被收购,血液的市场需求急剧扩大。各地纷纷建血站专门采集原料血浆,一大批“献血员”队伍应运而生,河南农村一些贫困地区几乎所有青壮年被捲入其中。

为了有所区别,人们将到医院卖血,叫做卖全血,简称“全采”;到血站卖血叫做卖血浆,简称“单采”。

所谓“单采”,是血站把采到的血用离心机分离,只留下血浆,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采到的血浆卖给生物制品生产厂家,生产制造生物制品,如白蛋白、球蛋白、血小板、第八因子等等。因此,血站,准确称谓应当是“血浆站”或者“单采血浆站”。“单采血浆”有极其严格的操作技术要求,否则在回输血球的过程中,同一批卖血者中,只要有一个病毒携带者,就很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就是血站在“单采血浆”回输红血球的过程中,在卖血人员中传播开来,同时传播的还有疟疾、丙肝、梅毒淋病各种性病,等等多种疾病。

所以,河南农民感染艾滋病的主要原因,不是采血器械消毒不严格,共用针头,而是单采血浆回输红血球。

而且当时许多献血员单采、全采都卖,所以,又出现大批“输血感染者”。疫区卫生防疫部门说:“北京上海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医源性根源都在河南。医生开一袋血浆提成5-10块,所以不管是否需要都动员病人输血,都是受利益驱动,结果输血又感染一批。”河南农民不是万不得已不舍得住院,妇女生孩子才会住院,当时许多住院产妇被动员输血,致使一大批产妇和孩子感染了艾滋病。

豫东南艾滋病高发区的卖血农民的确是穷,但是贫穷并不一定非要卖血,特别是卖血浆。感染了艾滋病的农民说:艾滋病都是单采才感染的,单采是政府开血站才开始的。要不是政府开血站,老百姓去哪卖血?不卖血咋会感染艾滋病?

艾滋病村的村民诸老二接受采访时非常强调这一点:“穷!成份贫农,一等一的贫农。分家时候就分了一袋子霉红薯片子。我不抱怨爹妈,穷!”“急啊!当个老百姓,计划生育罚着(越穷越生),给小孩子站房成媒(民风要聘礼要房才能结婚),老父亲有病,困难得很,见钱跟见命了一样。不然会死了活了去卖血么?”诸老二一家三代卖血。他13岁时父亲卖血,他本人18岁开始卖血,他的大儿子16岁,小儿子14岁开始卖血。全家有6个人感染了艾滋病:诸老二夫妇,两个儿子,两个儿媳。都是因为“单采血浆”。

同样感染了艾滋病的村民栗春营说:“我兄弟姊妹4个,染上艾滋病3个。当时我兄弟修车去了,不然也逃不掉。我们一家,我的父亲母亲,我和我老婆,俺姐俺姐夫,我妹妹妹夫还有一个外甥,都有艾滋病。受不下去,受不下去,有这个病痛苦得很!我父亲是吊死的!有一些时,我烧得受不了,买农药也想自杀。”

咋感染这么多人啊?

“家里穷,急,穷哩很!都说献血光荣,利国利民利己。就都去卖血。”

但是,即便是穷,也不一定必然要卖血。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的诸老二后悔莫及、见了棺材才落泪,说:要不是卖血我身体好得很,也不怕掏力,拉架子车拉过3400斤,不是政府开血站,干啥不中,非去卖血?要说我卖血是因为穷,李宝安家可不穷,全村数他家过得好。有人找他借钱,宝安问一句借钱干啥?说做路费到开封去卖血,宝安说那我跟你一路去吧!就这!宝安就卖那一个血,感染了艾滋病,已经死罢好几年了。栗华中,小学毕业就出去打工,回来看村里人都卖血,几个年轻人打哄哄,玩哩一样,也卖了几个。除去挂号费、路费,一起吃吃喝喝花光了。“一吃一喝啥也不落,落了个艾滋病。”再说了,过去很早时候,村里就有人卖血,那时候都是全采,有人卖了一辈子血,活到七八十还好好哩,也没有听说过啥艾滋病。艾滋病都是单采才感染的,单采是政府开血站才开始的。

所以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的农民说:都怨政府!要不是政府开血站,老百姓上哪去卖血?不卖血咋会得艾滋病?

村民们回忆说:那时候到处都是血站,开封就有5个血站。沈丘、项城、郸城、周口……都开血站!村里人就到处跑着卖血,不卖家少,都卖!县里小车下来宣传献血光荣,喇叭吆喝着:要致富,走献血路!自己县里有血站管献血,外县也有血站也管献血。“到最后,也不是不想买了,是找不到血站了。没有血站,上哪卖血?” 诸老二卖血一直卖到1998年,是全村卖血坚持到最后的一批人。2007年秋天,诸老二夫妇先后发病死亡。

河南农村艾滋病疫区,像诸老二、栗华中这样遭遇的农民很多。上蔡县疫情最严重的不是最闻名的文楼村而是后杨村,后杨村干部说:全村近4000人,1200多户,艾滋病死了300多人,普查时,还有感染者570多人,驻村工作队统计全村人口3210人,1800多人卖血,几乎家家都有人卖血(2006年)。沈丘县的银庄村,2600多人,600多户,1000多人卖血,也是几乎家家户户都卖血,有400多人感染艾滋病,至2011年12月31日,死亡245人。

驻马店是河南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全地区建了33个血站。再以后需要血浆量大了,乱收血浆,要求不严了,不合格也收。当地医院用血也从血站来的,临床输血用血,都没有检测手段。

人们说到当时的卖血乱相:办血站赚钱就跟拾钱一样,淨赚!那卖血的人群黑压压的,比唱大戏都热闹,血站的人忙得很,采血的人手上的茧子磨得跟铜钱一样厚。当时河南卖血,的确很乱。1995年政府砍血站之后,官办血站和一些私人血站转移地下继续非法采血。农民从响应号召卖血到偷着卖血,血站从化验检测到“胡采不验”,局面更加混乱,洗澡堂子、私家院落、猪圈里、庄稼地,哪里都是采血哩,老百姓有人是一手烧锅一手采血。确山县,一个拖拉机一早拉人去卖血,天灰濛濛看不见路,对面来一个车队,把一拖拉机的人都撞翻到河里,都没人伸头看看,17个人全淹死。人都麻木了。后来就发现有了艾滋病。有个老生产队长,为了给老婆治病,卖血感染上了艾滋病。芦岗乡一个大学生乡长,他家是南大吴上堂村的,才分去时当宣传秘书,2001年当上乡长。后来老是发烧,检查出来艾滋病,喝药自杀。南大吴高桥庄,20多岁的小姑娘上吊死了多少啊?社会就这,咋就卖血?!这种事太多了,说不完。感染艾滋病的太多啦。卫生厅医政处副处长王传宗,看见血站洗手池里溅得到处都是血,说简直就是屠宰场!吴仪来河南很生气,说血头血霸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卫生局高局长说杀谁呢?一方抢着献血换钱,一方还紧缺血源,两厢情愿。

一位基层卫生官员分析河南单采血浆传播艾滋病的背景和过程:传播艾滋病是因为办单采血浆站。这有一个国内外背景。艾滋病在非洲、欧洲、美国流行比较严重的时候,是在(19)80年代。国外就看好中国血液市场,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这个病。国际艾滋病流行惯例,都是由性传播。我国不同于外国西欧一些国家性开放。西欧保健品市场很大,利润很大,制造保健品原材料就是血液。那里的血液不敢用了,检测HIV成本太高。国外看好中国这个市场。另外国内还有一个背景,就是那些相对比较落后地区解决温饱之后,当年拐回来发展经济。经过动员,讲解一些血的基本知识,卖血或者说献血是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进行单采血浆工作,可以开展。所以当时国外都在中国建立生物制品所。国内一看单采血浆收益好,也盲目投资建厂,猛建!厂建起来就需要原料,就大量开发动员建立血站单采浆,卫生部出公文,要求一个县建一个血站。一开始这生意都好作,都建血站,也不需啥高新尖技术,抽了血以后搁离心机里一回就可以了,血浆提取出来,抽谁的血(红血球)回给谁,然后蛋白卖给厂家。但是底下建血站还是达不到规范要求。当时咱们国家市场经济还不太成熟的时候,哪赚钱往哪挤,遗留问题不去想。1992年,基本各县都有血站。血站暴利。开始一天采一个血型,后来混着采,袋子装得太满,血溅出来交叉感染。后来私人血站更混乱,A型、B型乱套了。血站天天轰轰叫,俺单位(疾控中心,过去的防疫站)就办血站,当时单位的主要财源。河南的血走向全国6大生物制品所。买卖双方有利益驱动,一些生物制品所扩大,各个国家也投资,看好中国市场,大办血站采血,这就是单采浆献血这一块的历史。

就这样河南农民被动员起来走上献血的“光荣”之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们出卖自己的鲜血换取“资金”上交计划生育罚款,也盖房子娶妻生子,然后带着妻子孩子一起卖血;然后感染艾滋病被歧视鄙视;然后发病死亡,还被嗤之为愚昧无知,其实不是无知,是__。

可以说,河南农民因卖血引发的艾滋病灾难,是在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双重背景下,完全没有竞争资本的农民以自己身体的血为资本捲入与市场的交换,所酿成的群体性的社会悲剧。


二 政府已经下令,但私下交易却难以禁止

卫生部疾控司提供的报告显示,1995年,HIV的感染者人数由之前的几百例突增至1567例,其中有相当数量来自河南农村1995年以前的卖血人群。血液传播问题一下子突显出来。但是,当时正在发生的一切,对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来说都还是未知。尽管上个世纪80、90年代河南农民卖血已渐成风潮;至1990年代中期各种经血液传播的疾病已经暗流涌动;从1995年起,官方不断采取行动打击查封血站;至1999年我国“艾滋”上报数字连续第5年大幅增加,河南农村局部地区艾滋病疫情大规模爆发,青壮年占80%以上……等等。但所有这一切,只是少数业内人士作为课题研究,外部社会毫不知情,甚至很重要的疫情报告在卫生防疫系统内部也不传达沟通。1990年代后期,河南农村一些地区的卖血农民已经开始发病死亡,但是也都处于蒙蔽状态,与相关信息完全隔膜,对正在来临的艾滋病灾难一片茫然。河南艾滋病疫情,很长时间处于社会资讯真空期。

诸老二和栗春营都反复跟我说着一句同样的话:“要是早知道卖血传染艾滋病,给多少钱也不卖血,要饭也不卖,打死也不卖啊!”后来我发现,这也是许多艾滋病村庄的人们反反复复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要是早知道……” 这样说时,他们都是满脸的懊悔与无奈。

一份河南CDC连续3年(1993-1995)对本省境内经省卫生厅验收合格的4县3市(包括濮阳县、兰考县、宝丰县、永城县、许昌市、洛阳市、开封市)七个单采血浆站所采的“健康原浆”进行二次复检的报告称:三年间共有588人份的血样呈HIV阳性。其中仅1993年就有542人份,这一数字大大超过了1993年全国的HIV阳性报告数274人。报告明确写道:“在献血浆人群中,不仅存在着甲肝、乙肝、丙肝的感染,还存在着严重的艾滋病的感染。

河南艾滋病疫情爆发导致中国艾滋病疫情形势风云突变。这七家经河南省卫生厅统一验收合格的血浆站已于1995年3月关闭。

这篇题为《河南省部分献血浆人群血源性传播疾病检测结果分析》的专业医学检测报告,确凿无疑地证实了河南采供血传播艾滋病病毒至少在1993年已经开始,但是它的公开发表已经是在4年之后的1997年(苏惠存《疾病监测》1997年第12卷第7期)而且至今,河南当局卫生厅等相关部门,对此讳莫如深闭口不提。

而这项对“部分献血浆人群血源性传播疾病监测”是对七家单采血浆站所采的“健康原浆”进行二次复检,不是初检;且“七浆站”,多数并不在官方锁定的重灾区“豫东南6市13县”,更不属后来所规定的重点村“20乡38村”。这不能不使人担心河南艾滋病情势或许更为严峻。1992年10月,上海的生物制品厂家回馈河南省周口地区沈丘县血站数名献浆员的血浆 “HIV+”。

官方已经致力于整顿关闭血站,卫生厅下文勒令关闭,私人血站却开启

正是因为发现献血员中流行传播艾滋病,官方开始在部分地区整顿血站。最早从疫情最严重的驻马店地区开始。当地卫生官员说:1993年开始砍血站。从保护生产力的角度提出来,因为卖血的人都干不了活了,行署让血站停了。

河南省全面整顿血站,从1995年开始,媒体报导:“1995年3月,卫生部全国卫生厅局长紧急会议之后,河南省厅立即传达贯彻卫生部紧急会议精神,1995年3月31日发出明传电报,关闭全省所有单采浆站和血站的单采浆业务……。1995年5月4日,省政府在驻马店市召开7重点地市防控献血员HIV传播现场会,以政府名义下文在全省关闭单采浆站……”。

血站不让办了。“但是,1995年关血站,关不住!”当地卫生官员说。因为市场还需要血浆:一些生物制品厂才投资那么多建起来,还没有收回投资;一些原有生物制品所能扩大的也扩大了,还没见到收益。老百姓觉得把身体里的血抽出来洗干净再还给你,净化血液还挣钱……,卖血农民也觉得抽点血,又回(输)过来也没啥关係,还在卖血。私人血站地下兴盛起来!“到1995年国家砍血站,1995年下半年、1996年私人血站开始多了,感染人也更多了。”1996年3月14日河南卫生厅和公安厅联合行动,大规模打击查封血站,卖血风潮大面上算是刹住了,有媒体称之为“3.14案件”。但是地下隐秘卖血一直延续到1998年。而此时,一些卖血农民已经开始发病死亡。

1998年,艾滋病村银庄已经不断有人发病死亡,村医以“疑似艾滋病”写报告给县乡防疫部门,县防保站来村里抽取血样检测,第一次9人中8人确证艾滋病。第二次13人,全部确证是艾滋病。这使乡防保站感到吃惊,他们说:照这种情况,全乡卖血人那么多,艾滋病得有多少哩?!

2001年县里向省里报告,全县卖血人员3—4万人,可以按20%感染率推算感染人数。省里没上报。当时县里负责卫生的主管副县长带着资料直接上了卫生部,卫生部大吃一惊。省卫生厅因此对县里很有意见。2001年卫生部来到县里,县里汇报“全民卖血运动”情况,陪同卫生部的省卫生厅副厅长不听汇报,嫌报告的数据太高,多次退回要求修改重报。那位主管副县长受到排斥,调任艾委会主任,有职无权。

直到2005年,艾滋病村的村医还是说:“1999年就确定是艾滋病了。……不过我也不能再给你说啥了,我是村医,领导知道了会批评,会说不想干回家!对记者采访要无可奉告,领导跟着时一点不敢说。”

“实实在在讲,当时谁也没料到这后果,否则谁也不会拿群众生命当儿戏,确确实实是认识不到。”在疫区,不止一个卫生官员跟我说过类似的话。我相信这是实话。所有人都相信,没有人有意拿百姓性命当儿戏,都知道“人命关天”的分量。

虽然有少报现象,政府也已经引起了重视,但采血毕竟不是吸毒,甚至说面临中国许多城市的血荒,有很大需求。难道要每个村子的墙上刷上“献血容易得艾滋病”,或者警力像禁毒一样让每一个黑市交易都不发生。


三 追寻真相,但也要思考背后的东西

“要是早知道卖血传染艾滋病,给多少钱也不卖血,要饭也不卖,打死也不卖啊!
如果卖血不会得病,农村人就应该用这种方式作为常态生活下去吗?
是不是所有人只要出身卑微,就有了错的不是我而是这个世界的理由。

现在民智进步了,不像过去那些年,遇到事就都骂朝廷,丝毫不深刻思考。这事怪中央政府么,首先这届班子打掉了很多打老虎和苍蝇,如果了解细节肯定会认真合理的办理对待,希望愤青不要把绝妙的政令无法顺畅的传达到一个村而直接整体就开始喷中国,很多东西是历史的轨迹。这事全部让地方乡镇政府背锅?恐怕也不合适。一方水土一方人,有人然后有什么样的文化性格——村长、乡长,不能用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么没良心的话来说,但是,非洲艾滋病情况更严重,给非洲一千万亿美金再配上一个华盛顿、林肯村长你觉得就都能解决了吗?

有些受害者拿到了补偿,变得好吃懒做,在村子里横行霸道,总是威胁用自己的血害别人,甚至成立艾滋讨债队从未失手过。或是借钱不还,或是霸占他人的妻子,要么就去别人家闹事儿。长此以往,竟过的“还算滋润”。我们在此谴责某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恶,但另一边,正在遭受恶行的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恶,甚至成为恶的一员。

艾滋讨债债队

一群艾滋病组成的催债队,已将业务发展到大江南北。记者找到了39岁的陈田红,很难想象,这个身高不到1.7米的干瘦男子,是百人催债队的领袖。他的队员,都是艾滋病人,并由他一手调教。大部分队员都是村民,90年代血浆生意兴起时,他们卖血养家而患上艾滋病,生活清苦,靠催债养家糊口。他还特别训练了一支几十人的娘子军,她们的年纪都是四五十岁左右,他叫她们“嫂子”。不论什么场合,“只要看见我的食指竖起来,这是一个暗号,她们就立马上去挠人”。

陈田红有一只专门接待客户的业务手机,铃声一响,他就知道生意上门。他几乎来者不拒,最火红时,一年能有上百个单子,他的标准是“不杀人放火、不触犯法律”。久经沙场后,陈田红已总结出完整一套“催债方法”。前几年,湖南一个大老板欠了巨额欠款,他带领十几个队员闯入老板办公室,亮出小红本,其威慑力,“比啥证都好使”,所有的人像避瘟疫一样缩到一边。

实际上,小红本是艾滋病医疗救治办公室发给患者的,相当于艾滋病人的“身份证明”。队员们往办公室里安静一坐,拉出“欠债还钱”的横幅,就如一个毒气场,所有人绕道而行。最开始,保安还会上来驱赶。队员们作势,卷卷袖子。保安就不敢再往前一步。“就算他们再忠心,也不会为了老板命都不要”,陈田红说,“这就是一场心理战,我们在这里一坐,所有人的心理压力一点点增加”。有些队员还会不定期“佯装”发病,在地上打滚干呕,口吐白沫,“周围的人吓得脸色惨白”。

他们几乎成了大老板的“贴身人”。老板上车,他们一前一后站在车头车尾,车纹丝难动;老板走路,他们就一左一右紧夹两侧,微笑有礼却打骂不走。大老板避瘟疫般逃到外地出差,几天后他下飞机回来,却看到陈田红已带了两个队员来“接机”了。陈田红迎上去,嬉皮笑脸说:“老板,我们来接您了,您辛苦了。”他很享受地看到,老板眼角耷拉、嘴角抽搐。

陈田红几乎断言,没有两天他们就可以收工了——这种表情他看过太多,这是思想高压已达到顶峰时的面部扭曲。果不其然,两天后,他们每个人拿着两三千的佣金,坐火车返乡。而像陈田红一样的催债队,在全国并不少见。本是弱势群体的他们,将自己活成了洪水猛兽,裹挟到催收江湖中——通常他们是最低端,却最危险的棋子,也是最后出招的“杀手锏”。

中国的农村变成什么样了?银行给他们低息贷款,这些农民花着明天的钱而没有丝毫规划,大手大脚,年底还不上钱就去贷款更多,贷款几次银行不给以后,就找自己的担保人要,几年下来,没人再借给他们钱,他们欠了几十万上百万,不是跑了就是上吊了。而那些本来用于耕种的钱根本用不到地方:土壤板结,粮食减产,投入产出根本不成比例。前期投入的,没有严格审批的贷款,最终只是成为滋生他们好吃懒做的土壤罢了。真实的情况永远比你看到的真实更魔幻,而这才是真正的底层残酷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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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艾滋村(爱滋村)”黑幕

08/05/2001

(河南省上蔡县的文楼村,三千村民中有一千多人卖过血。有个叫吴平的村民,仅1992年9月30日,到1992年12月18日,他就卖了12次,有时只间隔1天。那些黑血贩子来采血时,血站前人山人海。没有消毒器材,也不用化验,反正大家都卖过血,知道自己是啥血型。只要你叫一声,人就躺在脏兮兮的地上抽起血来。於是,这个村就成了“艾滋村”。村民象苍蝇落地般倒下。然而,有丧尽天良的政府官员与同样是丧尽天良的血头勾结,其他的官员则怕影响其官运或怕村民来找麻烦,他们於是就千方百计地捂盖.....)

“铁血敢死队”走上绝路

“艾滋病人报复县里不管他们,把自己的血液注射到西瓜。”自今年夏天始,这个谣言在河南省上蔡县广为流传,至今不散。谣言起源于该县芦岗乡文楼村。在这个距县城不过1.5公里的村庄,近三千人生活在艾滋病的阴影中。8月17日,记者来到这个据称已震动高层领导的“艾滋村”。

一对艾滋病母子

面色蜡黄,口部生疮,脸上、手上、胳膊和腿,凡是能看见的部位,无不黑斑点点,像一群苍蝇吸附在上面。这是李娟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29岁的李娟带著孩子远远地站在自家门前,看我们跟她公公老陈说话,两只眼睛骨碌碌地转。没一会儿,孩子两条瘦得像芦柴棒一样的腿,软了下去。

“他站不住。”老陈解释道。对艾滋病并没有太多忌讳的老陈,抱起小孙子,有些惨淡地笑著:“我这个孙子才两岁零四个月。”这个靠交罚款生下的孙子,是爷爷心中的最痛。

刚刚满月,孩子就发烧、咳嗽不止,到县医院一检查,说是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让孩子吃了1000元的药。去年中秋节,李娟病倒了。老陈说:“开始腿上长了几个疮,后来身上起疙瘩,接著是持续的低烧,咳嗽,不能吃饭,烂嘴。”老陈曾哭著跟县检察院的朋友说:“我心里镜子似的,我晓得他们娘俩得的是啥病。我怕老伴知道受不了打击。只有一个人晚上躲在被窝里哭。”老陈的怀疑,与一个教授的到来有关。

去年7月的一天,湖北医科大学一附院传染病教授桂希恩来到文楼村。晚上,桂教授来到陈家,从身上掏出50元钱,叫李娟和孩子去医院拍个片子。

第二天,老陈带著在医院拍的片子,找到桂教授。桂教授抽了李娟的血,说县里的条件有限,回到武汉才能确诊。桂教授也要给孙子抽血,老陈没同意。“我家所有的希望都在孙子身上,我怕……”

“后来,桂教授来信了,说李娟得的是那个病。”春节过后,老陈终於没有憋住,带著孙子抽血检查。“万一不是呢?!”

没有万一。李娟找了一包老鼠药要吃,被邻居夺了下来。从此后,李娟再不说一句话。

距离老陈家大约三十米处,几间平房藏在一片蒿草和杂树丛中。村民孔运星用手一推,院子的篱笆门立即倒下。院子门早就腐烂了。房子的男主人也姓陈,年初死了。孔说:“刚说他得了艾滋病,没几天,就不行了。”孔很悲戚,“他老婆一个月不到,就带著儿子走了。”

死得最早的是44岁的吴平。孔从地里找回正在干活的陈新、吴平的丈夫。陈新朝茶几上吴平的黑白遗像瞥了几眼。

1997年吴平开始犯病,胸口疼。“我在齐齐哈尔打工,家里有几亩地,她一个人干得很好。她身体很壮实,我以为吃吃药就好了。等我1999年春节回家过年,她已不成样子了。”陈新说,他背著妻子去郑州、漯河、驻马店的大医院治疗,医生说是胆囊炎。去年7月18日,她老是拉肚子、发低烧。县医院的大夫最后给她做了血样化验。大夫给我讲:吃过药,能挨过第四天,就不是艾滋病。第四天,吴平死了。

离开陈家,一个小伙子抱著一个小男孩,骑著自行车追过来。“你们是来发药的吗?”他问。“我父亲年初死的,53岁,我哥6天后也死了。可怜我哥才三十几岁,留下一个小孩,怎么办?”村民说,他父亲和哥哥就埋在村口,还有对妯娌也埋在那里。孔运星说,从去年至今,死于艾滋病的有12个。蛇年的春节,文楼村异常恐怖。

啪啪的鞭炮声,很多是因为死人而响起。从农历正月初一到三月初一,两个月零一天的时间,7个人相继死去。他们的症状几乎一样:拉肚子,持续低烧。

血祸

“都是卖血惹的祸!”陈新说起妻子的死因,一脸的痛苦。他掏出妻子生前留下的“献血证”。这两本1992年的“献血证”,片断地记载著吴平的“卖血史”。仅1992年9月30日,到1992年12月18日,吴就卖了12次,有时只间隔1天。

村民们说,文楼的12个死者,全部有“卖血史”。有的长达10年之久。孔运星说,文楼卖血的历史有二十年左右。

“前些年,村里人卖血跟疯了似的,卖血盖房子。十几岁以上的人,没有几个没有卖过血的。谁不卖血,村里人会戳他脊梁骨,说他不务正业。有人为了把血卖出去,还给血头送礼,一天重复卖好几次。”

“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有个‘黑血站’在俺村采血。村里头人山人海,卖油条的,卖菜的,像个自由市场。那场面真让人痛心。没有消毒器材,也不用化验,反正大家都卖过血,知道自己是啥血型。只要你叫一声,人就躺在脏兮兮的地上抽起血来。我上去指责血贩子,村里人都骂我:谁像你月月都有工资,我们不卖血,喝西北风呀。”上蔡县政法部门一位曾在文楼村开展过工作的干部说,上蔡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穷,当年卖血成风。

上蔡县的农民,很多人一门心思卖血,成了“铁血敢死队”。“敢死队员”不单跑遍了省里的血站,还远赴武汉、长沙,甚至於新疆去卖血。

一些村民介绍说,起初是“全采”,后来是“单采”:把血抽出来,提取血浆,把红蛋白加些营养液再输回体内。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是文楼卖血的高峰期。3000人的村子,1000人卖过血。

现在,包括迟迟不愿承认的有关部门也说:“上蔡的艾滋病是由卖血感染的。”

上蔡震惊社会

今年3月,河南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高耀洁教授到文楼村送药,一百多人的队伍让高触目惊心。周围一些村庄的村民也赶来,拖住高耀洁:“去我们村吧,我们那儿比这儿艾滋病人还多。”孔运星说:“不远的南大屋村,这两年死了三四十个青壮年劳力,症状和我们村的人一样。”上蔡县一位机关干部说:“县城这几天又死了好几个艾滋病人。”文楼村乃至上蔡县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艾滋病毒?一些文字材料上说:桂教授在文楼村第一次提取了11个人的血样,有10例检验呈阳性;第二次提取了140人的血样,有80例呈阳性。

桂教授对记者说:“这个数字不准确。我将结果告诉了一个帮我的当地医生。他凭印象跟别人说了这个数字。我向有关部门承诺过,具体数字不对外公布。我所能说的是,这里的艾滋病的确严重,非常严重。”桂教授说,艾滋病患者或者艾滋病毒携带者,不仅仅在文楼村,“上蔡县其他的村庄也很多。”年初,河南省卫生厅去文楼抽取了152个人的血样。化验结果如何?村民们不得而知。

8月18日,在上蔡县防疫站。一大早,就有五六个村民在抽血检查。然而,据了解,真正肯花80元钱检查的村民很少。

记者和孔运星走到村尾。一个农民对孔大骂了一声。孔说:“他们现在不相信记者。”

河南一位王姓女记者初来文楼时,大家争著接受采访。“他们希望舆论能促使县里面帮帮他们。可是陆陆续续十几个记者来了,什么作用也没有。相反,他们的蔬菜没人买,他们的子女的婚嫁也变得麻烦起来。”担心自己有艾滋病的人、确实有艾滋病毒的人以及他们的亲人,开始坐卧不安。花几万元医疗费仍然死去的艾滋病人,让他们备感绝望。

桂希恩也感到不安:绝望的村民对艾滋病非常无知。

一个丈夫得艾滋病死去的少妇,改嫁了。桂希恩说:“我非常害怕。村民们愚昧到不知道性传播会得艾滋病。”

最近一次去上蔡,桂希恩专门去了妇幼保健站,婚前检查竟然没有艾滋病这一项。

可怕的冷漠

“上蔡艾滋病的严重程度,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对此,我非常寒心。”桂希恩说。

让他知道文楼有艾滋病的是他的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是一个当地医生,老家在文楼。文楼人生病了,都喜欢找他。乡亲们为何接二连三死於“怪病”?迷惑不解的学生给老师写了一封信。

1999年7月,桂第一次来到文楼村。他的发现让他震惊。 他找到上蔡县卫生局。“我愿意无偿地进行检验,调查报告交给你们。”卫生局拒绝了他的“热情”。他又找到一些部门和地方官员,依旧是拒绝。

两个月后,桂教授再次自费来到文楼。他对记者说,“这一回,我是偷偷进村的。” 他检验了一些村民的血样。而后,他惊慌失措地向河南省有关部门反映。 没有多少人理他。

1999年10月,桂教授带著调查报告去了北京。报告最后被呈送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手中。李岚清批示后,河南省委也做了批示。

今年春天,河南省某部门一位处长去武汉找到桂教授,双方的交谈让桂很不高兴。

他频频向河南省有关部门推销自己的看法:赶快告诉有艾滋病毒的人与他们的家属;建立一个爱心医院,收留艾滋病人。他认为,基层政府没有管住非法采血,以至於艾滋病的出现,基层官员是有责任的。如今,应该作些弥补。

没有人接受他的建议。

对於前者,桂教授说,“他们可能怕患者找政府的麻烦,我知道有一个干部,一家3口都有艾滋病毒,他们在和政府纠缠。”桂教授遇到的冷漠,也让记者从另外层面感受到了。

8月18日,记者来到上蔡县防疫站。在站长计飞舟的办公室前,记者听到他和一个人正在说话,记者通报来意。他挥挥手,示意等等。等待的间隙,站长对门“HIV检测室”的医生在给人抽血化验。记者手拿相机站在一边。

“你敢拍照?”突然,一个中年妇女大声叫了起来。

“您误会了。”

记者当场解释,并拿出胶卷,交给了她。孰料,这位妇女转身走后不久,风波陡起。几个人冲进站长室破口大骂。那位中年妇女扣留了记者的记者证长达1个小时,直到公安局“110”的民警赶到。

记者连连向站长道歉:“影响了您的办公。”请站长协调一下,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在一边批评记者不懂规矩。

事后,记者获悉,那个中年妇女就是防疫站的职工。

从县委宣传部办公室魏主任口中,记者还得知:记者刚到防疫站,他们就向县委宣传部通了气。事态平息后的采访中,计飞舟说了两点意见:保密;县政府措施得力,艾滋病感染人数在逐年下降。

在宣传部,卫生局王副局长回了记者的传呼。他说:“我在开民主生活会,没空。”

此时已是中午12时多。

找到卫生局办公室主任后,他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在记者一再要求下,他告知了“一把手”张局长的电话。

电话那端,听者略一沉吟:“你打错了。”手机断了。

从县委到县政府,记者想找的人,一个都没找到。

此前一天,在文楼村,村委会副主任刘志发跟记者握了握手,一言不发,转身就走了。一个村民在一边大声说:“县里打过招呼,不准接待记者。”

桂希恩说:“我听说,上蔡县怕影响投资环境,怕农民出去打工没人要,怕上面追究起以前放任非法采血的责任,所以他们保持沉默。”高耀洁说:“他们想保政绩,捂盖子。”

2000年10月2日《法制文萃》第6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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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

丧失了社会责任感的行政权从来就不是人民的福音。上蔡县的血祸是一幕人间惨剧,更是一例惊人的人祸。当地政府对於非法卖血行政上的“不作为”,与它在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产生严重后果的情况下,依旧坚决拒绝任何外界援助、“保政绩、捂盖子”的积极“作为”一样,都是对人民生命权的消极侵犯。如果当地的冷漠行政仍然我行我素,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随著时间的延续,上蔡以及它以外的地方一定会有更多的生命在痛苦中灰飞烟灭。

后注:河南省的爱滋病在全国位於“大省”之列,主要原因是河南省卫生厅的主要领导有意压制隐瞒造成的,甚至有个别主要领导与“血头”有利益和亲戚关系。


2001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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