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独裁集权政治在中国走不通

风清扬斈 2个月前 (02-09) 历史札记 1145 0

加利福尼亚伯克莱大学教授巴尔德汗(Bardhan)开门见山地说:“中国模式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很难在别处实施。”


巴尔德汗在论坛上指出,中国领导人似乎忘记了邓小平的其中一项忠告是:“韬光养晦(也就是保持低调)”。□□□主席在宣告中国进入一个“新世纪”时,认为中国统治制度应该可以给其他国家作借镜的模式。□□□表示说,所有那些想要“加速国家发展,同时又要保持国家独立自主的领袖们”,应该把中国模式视为一个“新选项”。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甚至认为西方民主的式微,还说“开明的中国民主将可建构成一条未来的新道路。”


这名印度籍的经济学家驳斥那种认为中国模式有效率且可转移到到其他国家实施的看法。


他说,中国经济及政治发展的模式具有不同的特征,一个寻求稳定扎根的专制政府,一种由国家引导的工业及金融政策,在基础建设上的大规模投资政策,一种基础建立在小规模农业的乡村工业化,以及一种对外贸易及科技的开放。这种模式必然带来中国过去30年来的经济迅速成长。


但根据这名教授指出,那种认为要迅速发展所必须的第一要素是“专制政体”的主张是一种错误。


他例举了中国的邻国,如:日本、韩国、台湾,他们透过国家工业政策而达到一项强劲成长;这政策就是农村工业化及开放贸易。但是日本在战后是在民主框架下达到这些目标,韩国与台湾30年来实施民主政治。专制模式对于他们的现代化并非必要因素。


肯定地,民主经常是有冲突性的,成长速度会变得绝望的缓慢。但是审议的过程及选举过程的特性,可以降低冲突。在中国,缺乏公开的辩论清楚地会产生反面效果,例如针对西藏人及维吾尔人的族群种族紧张关系所表现的差劲处理。


缺乏政治的守卫机制会导致滥用权力,以及极度贪腐,这些都带来深度的不公平。


在缺乏一种牢固的公民社会,缺乏有能力监控国家权力的独立司法,中共领导人好几次都犯下严重错误,例如大跃进(1958-1960)及文化大革命(1966-1976).。


□□□先生也犯下畸形的变化,例如2015年股市大跌时,他命令过期支撑股市。当,由中央银行掌控的外汇储备,停止向那些极度困难企业贷款,市场中干预前就跌落到同样的水平,几千亿美元被浪费掉。


创业与创新迟早会窒息而死


缺乏政治的守卫监督机制同样也会导致滥用权力,以及极度贪腐,而这些都带来深度的不公平及许多其他的问题。中国的经济经营因过分不透明而产生严重问题。监管过分脆弱,甚至不存在监管,治理那些由国企或接近政治权力圈企业的债务来推动的投资,带来了资本的分配不当。这种管理的失败成为一种宏观经济不确定的原因所在。在一种愈来愈复杂化的经济状况,缺乏透明的政府操作程序,再加上经常打压公民社会,这迟早会掐死创业及创新。研究及开发的支出肯定是代价很高的,但他们主要是涉及中国的公共领域。


缺乏开放政策将也会影响到国家政治的稳定。中共领导人在面对危机时,倾向于过分采取封口围堵异议人士。即使数十年来集体及务实的领导相对地消化处理了这些问题,但□□□权力的巩固,以及围绕□□□四周的个人崇拜,都会加剧这种执行手段。


与□□□官方讲话依法治国原则相反的,□□□所夸赞强调的前朝帝国,或是初期共产党统治下的丰功伟业的大部分体制的性质都是:□□□是踩在中国红二代身份的基础上得以前进,他强调有下而上的集体效忠,以中央集权又结合着经济及行政的分权制。“


巴尔德汗指出,无论中国模式是多么卓越,它根本上是失败的,而且很难实施中其他地方。任何追随中国榜样的国家迟早都会以失望告终。中国不只是政治体制独特,它还有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这让它可以吸引外国投资人遵守它独自发布的规则网。无论我们说什么中国帝国目前的主权,中国模式的发展只有在中国本地才有可能实施。

辛亥革命: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巨变

辛亥革命: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巨变

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武昌起义。

金冲及

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是这段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台阶。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看作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看作它最终结出的硕果。辛亥革命时期志士仁人们的巨大历史贡献,将永远受到后人的尊敬和怀念。

二十世纪,对中国来说,是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二十世纪,中国人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辛亥革命是其中的第一次。它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当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意气风发地跨入新世纪的时候,回顾中国人在上个世纪走过的艰难而曲折的道路,怎能不对前人在那黑暗年代创立的不朽业绩肃然起敬?

黑云压城城欲摧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一个世纪前的事情也许太遥远了。他们已很难想象那时候中华民族的悲惨处境。

中华民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在近代却落后了。当二十世纪到来的时候,中国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上走过整整六十年。外国列强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中华民族在世界上遭人鄙视,被看作“劣等民族”。国家的命运不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而是听任别人摆布。人民挣扎在生死线上,多少次反抗都失败了。长夜漫漫,仿佛没有尽头。这一切,不能不使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感到极大的痛苦。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相交的时候,这种不断沦落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十年间,在中国土地上接连发生了三场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日俄战争。前两次战争都以清朝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中国对外赔款共达六亿八千万两白银,比当时全国八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还多;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省被日本侵占;列强还取得从北京到山海关的驻军权。后一次战争竟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东北大地上的相互厮杀,居民惨遭屠戮,庐舍化为灰烬。在此期间,列强还在中国强行划分势力范围,攫取种种特权。中国人痛切地感到国家已面临被瓜分和灭亡的直接威胁。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当时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尝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

在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谁能领导人民抵抗外来的侵略、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谁就能得到人民发自内心的信任和支持;否则,就会被人民所抛弃。这时,统治着中国的清朝政府处在怎样的状态呢?人们期望有一个能保卫祖国和民族利益的政府,而清朝政府恰恰相反,宁肯大量出卖国家的权益,以换取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维护它在国内早已摇摇欲坠的统治。1901年2月,当武装占领中国首都北京的列强提出和议大纲时,流亡在西安的清朝政府发出煌煌上谕,竟宣布政府今后的对外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腆颜声称:“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清朝政府对外屈辱到如此地步,对内拒绝任何根本改革,而其竭泽而渔的横征暴敛更使人民无法生存下去。这就使原来装扮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清王朝,终于在人们心目中丧尽尊严,被看成只是洋人用来统治中国的工具。人们越来越愤怒,感到不把这个卖国的、专制的、极端腐败的清政府推翻,中国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先进的中国人奋不顾身地起来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最后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是现实生活迫使他们作出的选择。辛亥革命便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离开这个大背景,就不可能理解辛亥革命。

开创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在中国被迫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后,中国人民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清朝也自上而下地进行过一些枝节的改革,但都不能解决问题。中国的状况仍在一天天坏下去。旧的路子已经行不通了,需要找寻新的出路。

这时,在中国内部开始出现新的社会力量。随着近代工业的初步兴起,中国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随着废科举兴学堂和留学生的迅速增加,中国有了不同于旧式士大夫的新式知识分子。随着这些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新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也相应地产生出来。

辛亥革命是由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孙中山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从少年时代起就随着已成为华侨农场主的哥哥长期生活在国外,并系统地接受了近代教育,成为中国第一个取得行医执照的外科医生。像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过去的中国社会里还不曾有过。这使他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政治代表。他因祖国的悲惨境遇而痛苦,但又充满民族的自尊和自信。他下决心投身革命后,在1894年末创立了兴中会,第二年立刻组织反清的广州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孙中山却毫不气馁,继续不屈不挠地奋斗。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同许多留日学生一起成立了全国性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积极鼓吹革命思想,先后发动多次武装起义,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很大影响。可以说,辛亥革命时期各地的革命活动,不管是不是受同盟会的直接领导,都是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和活动的影响下进行的。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开始,标志着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辛亥革命的出发点,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振兴中华”这个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响亮口号,是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率先喊出来的。他在兴中会章程中痛心地写道:“中国积弱,非一日矣。”“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衣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他悲愤地呼唤:“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兴中会名称中的“兴中”两字,也表明了这个意思。虽然孙中山这时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他领导的革命活动具有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性质是没有疑问的。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起民主共和的旗帜。这是一件有着破天荒意义的大事。民主共和,是同君主专制相对立的。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几千年实行的都是君主专制制度。皇帝被称为“天子”,仿佛代表着天意来实现人间的统治。他的话就是“金口玉言”,是断然违反不得的。“君为臣纲”之类的说教,经过几千年灌输和熏陶,仿佛已成为天经地义,连产生一点怀疑的念头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要从如此沉重的传统束缚下摆脱出来,提出以另一种政治制度来代替君主制度,其难可想而知。远的不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戊戌维新运动,希望靠光绪这个“好皇帝”自上而下地推行变法;义和团运动,旗帜上写的还是“扶清灭洋”。中国同盟会的宗旨中明确规定要“创立民国”,这是一个全新的观念,而且从此逐步深入人心。同盟会的《革命方略》写道:“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似乎平淡无奇,但在当时确实产生了石破天惊的震撼力量。

辛亥革命时期的先进中国人是向西方学习的。但那时西方国家内部的种种社会矛盾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之间的急剧分化、社会主义思潮的迅速传播,引起孙中山的极大关注。他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英国进行实地考察后写道:“两年之间,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孙中山在潜心学习西方的同时,已敏锐察觉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这在一百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

在近代,中国人面对的问题成千上万,许多人常不知该从何下手。孙中山从千头万绪的现象中,提纲挈领地提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这三个目标,并且坚决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它。这就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集中地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多人奋不顾身地奔集到孙中山高举的旗帜下来,原因就在这里。尽管孙中山并没有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但这些目标的提出毕竟激励着不止一代的中国人不断地向前奋斗。辛亥革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它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孙中山是当时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这个评价是深刻的,完全符合实际的。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它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那么,辛亥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应该说,这两个方面同时存在。

结束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这是改变中国历史面貌的一件大事。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同志在六十年前曾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这场变革,为中国人走向独立和解放的道路扫除了一个巨大的障碍物。此后,无论是袁世凯称帝还是张勋复辟,都只能昙花一现,立刻遭到全国人民的普遍反对,很快归于失败。历史的发展毕竟无法倒转回去了。

诚然,民主共和制度在当时的中国只是徒具形式,但这个形式在人们观念上引起的深刻变革决不能小看。中国人历来讲究要“名正言顺”。孙中山说:“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主张的。”有了这一条,民主共和便成了“正统”,人们不再把自己看作皇上的“子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政党、社会团体和报章杂志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政治生活空前活跃,民主精神普遍高涨。它为中国的继续前进创造了重要条件。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社会上迅速掀起一个如火如荼的兴办实业的热潮,对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

南京临时政府还采取许多移风易俗的措施,如:剪除发辫,改变服饰;废除跪拜、请安等礼节,代以鞠躬、握手;取消大人、老爷等称呼,代以先生、君等。这些措施的实行虽不彻底,但在正式场合仍可看到和过去有明显的不同,从而使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皇帝历来被看作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抛弃?

辛亥革命离五四运动只有七年多,中间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便没有五四运动,便没有以后历史的发展。这不是过甚其词的夸张,而是历史前进必经的阶梯。即便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结束,袁世凯又建立起北洋军阀的统治,但已经发生了的变化是谁也无法全部抹掉的。把辛亥革命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是当之无愧的。

说辛亥革命又是失败了,这同前面所说的是不是自相矛盾?不是。这次革命并没有达到它所预期的目标,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中国的统治,没有真正实现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民生幸福。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支配地位没有受到削弱,在农村没有出现一场社会大变动,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革命的果实又落到旧势力的代表袁世凯手里。中国仍是一个贫穷、落后、分裂、混乱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人们不能不说辛亥革命失败了。

辛亥革命的失败,同样也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导致失败的原因,除客观的力量对比悬殊以外,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所代表的社会力量还很薄弱,政治上也不成熟,确实存在严重的弱点:第一,他们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政治纲领,许多人在推翻清朝政府以后便以为大功已经告成,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明确方向。第二,他们没有发动并依靠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人民,因而在强大的旧势力面前便觉得自己孤立无援,找不到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力量源泉。第三,他们没有形成由一大批有着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党,作为革命队伍的核心力量,因而难以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顽强地进行坚韧不拔的斗争。在当时还不成熟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要解决这些问题是做不到的。

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振兴中华,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一个宏伟而艰巨的目标,决不是靠一两次革命冲击就能实现的,也不可能在一两代人手里完成。

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共和国,照搬了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模式。许多人兴高采烈,把事情想得很简单,以为民主共和国既经成立,人民生活在优良政治之下,进步一定很快,种种根本改革都将顺利实现。可是,事实却使人大失所望:普选徒具形式;多党制成了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议会里大多是一些政客在那里吵吵嚷嚷,争权夺利;国民党在大选中取得国会议席中的大多数,但对国民党的实际作用却很少裨益。热切的期望,得到的却是冰冷的回报。等到袁世凯代表的旧势力作好了准备,突然猛扑过来,就连那些形式上的东西也被抛到九霄云外。种瓜得豆,这真是创业者始料不及的。

但是,历史不会在此停步不前。在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面前,旧的路走不通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便不能不开始新的探索,寻找新的出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写道:“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体上有两种:年长的大多参加过辛亥革命,并且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朱德等;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同盟会,但同样积极地投身辛亥革命,并且担任过独立不久的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年轻一些的大多也受到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

林伯渠描述了自己在辛亥革命后的思想历程:“从同盟会起到民国成立后十年中,自己亲自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经过了多少的挫折失败,也流尽无数志士的鲜血,然而反动势力仍然是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政局的澄清总是那样遥远无期。虽然对于造成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还不完全了解,但总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的路,应该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他又说:“从自身的经历中,也体验到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所走向的是共产主义的道路。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这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

由上可见,早期共产党人在思想上几乎都受过辛亥革命风暴的洗礼和激励,成为他们投身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起点;随后,又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接受了教训,看到它存在的严重弱点,认识到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必须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继续向前走。他们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帮助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走到工人和农民中间去,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脚踏实地地开始新的斗争,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找到了足以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过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经过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进,终于领导人民取得了辉煌胜利。

来源:《人民日报》 编辑:马原


社科院专家:中国开明专制是穷途末路

 在中国走开明专制的道路是否能够走通?中国社科院近代所研究员黄道炫给出明确答案:开明专制走不通。他2014年11月3日在《中国经营报》撰文《“开明专制”的穷途末路》,文章称蒋介石试图以开明专制治国,轻视法制建设,导致其反腐失败。黄道炫以此证明,现代必须要加强法治,改变中国传统的人治传统,开明专制的道路走不通的。

蒋介石试图以开明专制治国,轻视法制建设,导致其反腐失败(图源:VCG)

抗战中后期,国民党统治日趋腐败。人才选拔道路壅塞,各级机关人浮于事,大小官员竞相聚敛。国民党统治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缺乏一个鼓励人才发展、监督官员行为的有效监督机制,是国民政府政治构架的致命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依据孙中山制定的军政、训政、宪政三程序,长期实施训政,即以党治国,国民党一党独大,各种监督机构形同虚设。

贪腐大案层出不穷

官员提升名义上通过组织层层选拔,但由于不具备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实际完全以上级的一己好恶为标准,不可避免形成“有能力者往往沉浮于下僚,无迁升之望,……因贪污被诛之军人、公务员,为数颇多,而后来者仍毫不畏惧,群起效尤”(《何成浚将军战时日记》)的局面。当时,国民党内部一份有关山东党务政务概括的报告,生动刻画了山东地方高级官员的种种丑恶形象,实际也是整个国民政府统治区官场的真实写照:

“缺乏领导能力又无真实信仰,对于下级早已失去领导作用;对县党部负责人之委派,多以是否拥护其个人,是否自己亲近为标准,不以是否有领导全县之能力与信仰为标准。甚或对于有能力有信仰之县党部书记长加以嫉视,无故撤换。对于转发下级党之经费,多不按时转发,或藉此以谋私利,或供其个人挥霍之需。”

贪污是国民政府吏治腐败最明显的见证。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期,政府内的贪污腐化现象即十分猖獗,据1939年军统重庆特区报告,他们秘密查获的贪污不法人员包括交通部长张嘉、重庆卫戍司令刘峙、二十九集团军司令王缵绪、第二十四军军长兼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等。抗战中后期,各级权力机构贪污现象比比皆是,从中央政府的孔祥熙等大员到地方的保甲长,都不同程度存在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挥霍浪费行为。当时重庆等大都市大小官员吃喝成风,如蒋介石本人所形容的:

“舆马填塞于酒寮,柬帖纷驰于衢市……在一般社会,方苦物价之高昂,我党政军人员乃日食万钱,无稍顾惜。”

在这种情况下,先后发生了几起公布出来的大案,如黄金提价泄密案、高秉坊案、朱羲农案等,虽然这些案件不一定是当时政坛中真正最严重的,但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黄金案:1943年11月,国民政府为缓解通货膨胀压力,以向美购买的500多万两黄金作基础,实施出售黄金,收回法币政策,回笼货币,吸收游资。由于通胀愈演愈烈,出现挤兑黄金现象,国民政府不堪重负,财政部在不断提高金价基础上,又于1945年3月决定大幅提高黄金比价。但是,决定还未公布,这一经济绝密即遭泄露,一些人乘机在调价前一日大肆抢购黄金,短短几小时,政府差价损失即达几千万元。事发后,蒋介石当然在日记中表示:“美金公债与黄金舞弊案正在彻查中”,但最终只是象征性处理了少数有关人员,大部分责任者都被层层庇护,逍遥法外。

高秉坊案:高事发前为国民政府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他长期挪用税款,囤购物资,1945年2月,又擅将公款700余万元存入银行。“该署经办税款保证金,竟无确实收入账目可稽,开征已四年亦从未清查。”在孔祥熙渐告失势后,高案被揭露。初被判处死刑,后复判改为无期徒刑。

朱羲农案:朱原为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他利用抢运储存茶叶的卡车私运商货,牟取暴利,被查出后逮捕。

抗战中后期,各级权力机构贪污现象比比皆是,从中央政府的孔祥熙等大员到地方的保甲长,都不同程度存在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挥霍浪费行为。

“开明专制”代替法制

蒋介石试图以开明专制治国,轻视法制建设,导致其反腐失败。

制度建设欠缺,行政效率低下,各级机关人浮于事是国民政府政治腐败的另一表现。蒋介石虽然为行政制度化程序化作了一定努力,但他事必躬亲、独揽权力的做法首先动摇了国民政府程序化的行政基础。蒋一人身兼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主任、中央设计局总裁等多项重要职务,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被破坏。另外,蒋对法制建设也缺少热情,他曾明确表示:“天下只有治人,没有治法”;“伦理的教义,比较法制更积极,更自然,亦更能深入于人心。”开明专制的倾向极为浓厚。

但是,开明专制对统治者素质的要求其实是极高的。且不说蒋的统治基础、知识背景和性格修养能否达到开明专制的要求,仅就其政治能力言,就让人怀疑。如在人为造成的冗繁事务中,蒋经常弄到糊涂的地步。冯玉祥日记中记载,他早就送交蒋的报告,却被蒋催问,当冯告知实情时,蒋“屡说对不起,复问余之督练十条。余亦答以今早即送来,蒋先生亦未收到,更为难过”。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由于制度建设缺乏,中央政府的蒋介石个人擅权局面又在地方各大小诸侯的身上层层上演,权力监督和行政效率成为空中楼阁。曾在国民政府担任高职的蒋廷黻回忆:“一项新措施在立法时,人们都很认真。一旦立法完成人们就把它淡忘了。政府中公文往来的确很多,但详细计划却很少,至于谈到努力不懈地去实施改革,那就越发的少了。”张治中也谈到:“举凡一周两周可以解决之问题,往往拖延至一年半年尚未能得到结论。”法律条文、规章制度往往形同具文。如史迪威观察到的,蒋介石“发布命令,每个人都鞠躬言‘是’。但谁也不干什么。他了解盗窃和腐败的全部情况,但他没有治愈这一问题的力量……他也了解全部恶劣条件,但他做不了什么。”

基层组织的状况加剧了国民政府的腐败。虽然推行保甲、实行新县制,国民政府对基层组织的控制并不严密。基层社会及政权的控制权仍牢牢把握在一些传统士绅及权贵手中。如当时有人注意到:“各地方土劣势力年来以谷价高昂有增无减,县参议会为其把持者实不在少。”“如果官绅好,县政进行有些办法,而老百姓也可以少吃一点苦,不然县长与土劣勾结,老百姓真是冤苦无处可告。”上级机关监督不严,百姓又习于顺从,国民政府为完成地方自治设计的乡镇保民大会多属有名无实,基层官吏乘机大肆营私舞弊,欺压乡民:

乡村派款……种种名目,繁杂不可爬梳,则更广及于一般贫弱下户及贫苦佃农,每户每年亦皆负担数百元以至数十元不等。据各方报告一不法之乡镇保长有贪赃数十百万之多。

不受约束的权力不断膨胀,其向百姓的需索是无底线的,基层官员苛剥百姓达到这样的程度:“有的地方开会送通知,甚至都向人民要钱。”

权力的滥用和社会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权势阶层可以凭借权力牟取暴利、挥霍享受、欺压百姓,而普通百姓的权利却难以保障。普通百姓遭受权力机关及权贵、军警欺压、凌辱、讹诈、殴打、杀害的事件时有所闻,人民财产被强行征用、非法没收甚至被权贵占为己有的现象也多有发生。重庆发生特务公然枪杀工人胡世合的恶性案件,引起工人与政府之间的严重对峙,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1944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十二中全会宣言承认:“各地人民不免有因各种服务人员之玩忽职务,而受意外之损害者,或因逾越职权之措施,而遭法外之苛扰者。”同年11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30多名不含政治色彩的代表联名提出要求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提案,特别强调如下几点:

人民应纳粮额,应照法定手续交纳。如有不法抑勒敲剥被害人得向法院告诉。

保甲经费应由政府规定统收统支,不得由乡保自行征敛。

政府如有特别必要,向人民派款或购粮,须由中央按照国家总动员法确定拟派标准,配赋各县市。由各县市组织配额分摊委员会按照各户田亩及财力,公平分摊。不得由地方官及承办人员任意指名勒派,上下其手。

由政府严令军队,不得直接向人民征取马干给养,尤其不得派款购粮。

这些,本为政府行政和社会公正的最基本要求,但就是这些最基本的原则,当时社会也远远无法做到,参政员们的要求,毋宁说还是一种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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