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应该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爆发负责?

风清扬斈 1年前 (2020-01-30) 网络资料 894 0

话题太敏感,不宜展开,仅贴点文字。


第一责任人,华南海鲜市场野生动物贩卖老板和相关人员,或者病毒泄露相关责任人。

第二个责任人,首批专家组,来看一个留言:


关于此次的武汉肺炎流行,谈谈自己对责任归属的认识。

        我个人判断,以国家首席流行病学家曾光为首的国家级团队应为此次武汉肺炎的后期,即12月31日之后,爆发流行承担重大责任。他和他的团队于当日来到武汉调查情况,说明这个事情在此之前已经通过内部渠道反映到了国家最高疾控中心,也就是国家卫健委那里。但是,他的武汉之行却没有提出最起码的相应措施,并可能误导了武汉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

        如果不是因为基层已经发现了问题并及时上报,曾光及其团队不会被派来武汉。他们也应该是由于该情受到了国家卫健委的高度重视而被委派来的,而国家卫健委则应该是从武汉卫健委得到了疫情通报。

        微信流传着一个曾光的受访视频,那其实是他在给自己洗地。作为中国首席流行病学专家的他12月31日到了武汉视察,却自称相信了武汉的临床医生的经验判断,而不是从一个最高水平的流行病学和疾控专家的角度提出及时有效的防疫措施,犯下了严重的专家级错误,导致疫情被放任增长。

        在采访中他甚至说到2003年的那次萨斯(SARS)的爆发没能观察到该病的起点状况,而这一次观察到了。这句话透露出了他放任疫情的内在心理。

        有另一种可能是,武汉方面在他到来后掩盖或淡化了危险。但是,从武汉方面后来有人不顾纪律对外透露与国家团队讨论的结果,警醒武汉医护人员高度警惕来看,武汉方面似乎没有刻意隐瞒的行为,而且表示出了对北京来人的不满。那么,这就有了第三种可能,即这个团队行前受到了卫健委的压力要求冷处理。但是,既然卫健委在收到武汉方面的及时通报后迅速派遣了这个团队前往武汉调查和处理,表明在国家最高疾控层面由于经历过萨斯的巨大破坏力之后对此类事件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所以,卫健委应该不会糊涂到要求他们淡化这件事,因为传染病是捂不住的,越捂后果越严重,收拾的代价越大。

        令人遗憾的是,据武汉地区的校友传出的消息,曾光的团队在武汉制定了一个非常高的“非典萨斯”的诊断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武汉的疫情不能被判定为萨斯流行。在曾光及其团队的主导下,当时拟定的策略是低调、冷处理、内紧外松。

       于是,我们看到了武汉的CDC主任李刚在电视上说武汉的肺炎可控可防,没有人传人的风险;湖北省政府在1月21日还举行了春节团拜晚会;武汉市的一个社区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万家宴”。

        为什么武汉发生的此事不是由武汉方面来全权处置而是要由国家最高疾控中心来出面做决策呢?因为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里,传染病的防控是一个全局工作,而传染病的防控应由一个垂直的专业机构来进行统筹。所以,武汉方面主要负责的是各种法定传染病的监测、报警和向国家最高防控中心通报。从披露的信息来看,这方面武汉已尽职尽责了,做的相当不错。

        曾光之后,国家卫健委又派了钟南山带队来到武汉,这才使得整个事件得以逆转。钟南山的受命重返武汉说明了什么?说明曾光当初来武汉做出的决定是令人失望的。我估计也许是由于当年的SARS造成过巨大破坏,令人谈萨色变,所以,曾光不想再来一次令当局倍感压力的事件,尤其是当临近春节了。他在受访中也提到疾控措施会影响到地方经济等等,但这不是一个最高疾控专家应有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出发点。

        但传染病终究是捂不住的。一切传染病的防控应做到“随时监测、及时报警、迅速扑灭”的三原则。但是,政府或行政当局不可能直接从事疾病防控,这不是它的专业,它需要依赖一个高素质的疾控专业团队。

        由于曾光犯下的严重错误导致错过了早期扑灭的时机,使得后期的防控、临床、行政和社会大众均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是中国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一次巨大失败。中国的这类教训之深,已有了两次切肤之痛。但愿事不过三。

        为此,我们想借此机会征集签名,寻求罢免曾光的国家首席流行病学和疾控专家的资格,以重振中国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声誉,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

 

以下为签名:

陈立功,旅居海外的原同济公卫流行病学和统计学系副教授。

第三责任人,武汉和湖北党政领导班子,尤其是一把手,大家都知道省长和市长应该算二把手吧。

第四责任人,卫健委

武汉市长暗示疫情披露缺乏透明度北京也有责任

第五责任人,最高决策人

谁领导谁负责,谁决策谁负责,领导应该是压力最大的,不然也不能称之为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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