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總理周恩來

风清扬斈 14年前 (2006-01-09) 网络资料 3858 0
周总理当年在广东从化栽种的梅花盛开(图)
 
周总理当年在广东从化亲手栽种的梅花盛开(图)

周总理在从化亲手栽下的梅树近日傲霜盛放。通讯员邓嘉乐 摄

  本报讯 (记者叶子 通讯员邓嘉乐) 昨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日。从化温泉翠溪大楼前,周恩来总理当年亲手栽种的梅树劲傲霜寒,红梅花开绚丽夺目。当地人发现,总理种的这棵梅树,年年总比当地其他花开得早。

“宫粉梅”年年花开早

  广东温泉宾馆直属广东省政府办公厅交际处,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八次到从化,均住在广东温泉宾馆的翠溪,在从化温泉留下珍贵的足迹和记录。

  1959年1月,他老人家亲手栽种的红梅树,是一种名叫“宫粉梅”的珍贵梅树品种,每当严冬大寒,繁花尽染粉脂红,满树生辉,清香沁人心田。这株红梅树每年都会在大小寒期间开花,而且是越冷花越盛香越浓。温泉宾馆一向妥善保护,选派专人管理,红梅树老当益壮,霜天寒冷时节,红梅靓花含香盛放,追思伟人。由于这株红梅树总是先开花于当地的桃树和三华李树,红梅花旺,桃李开花结果也一定会带旺。

  亲切问候站岗民警

  邝柏辉是从化市公安局退休干部,上世纪50年代起就在温泉公安分局工作。1959年1月12日,是邝柏辉最为印象深刻的一天。当时周总理要从温泉启程前往广州,他穿着黑大衣从翠溪二号楼走出来时,见到邝柏辉等两名警卫在10多米外的路边守卫。周总理跨过一小段杂草地,走到邝柏辉他们面前,伸出温暖的手亲切地说:“你们辛苦了!”邝柏辉当时竟激动得顾不上说话,那热情的相握和亲切问候,令他至今难以忘怀。

俯身拾起学生画作

  总理作完报告后,来到门口江小学(今流溪小学)。当他走到“元旦墙报”栏,欣赏孩子们的文章、漫画时,突然一阵冷风把一幅图画吹掉,就落在总理附近地面上。只见总理毫不迟疑地上前俯身把画捡起来,交到教导主任杨淑芬老师手上。按周总理的提议,从化门口江小学改名为“流溪小学”。现在流溪小学校园里矗立着周总理的塑像,并匾挂当年周总理视察学校的大幅照片,以纪念一代伟人。

在中文网站上广为流传的“联合国为周恩来降半旗的真正原因!”的故事让人看了不禁摇头。该故事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 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这故事首先告诉读者,联合国为悼念周恩来总理而下半旗是没有先例的。有一个“破例下半旗”的前提,才可能有后面那精彩的演讲。说故事的人大概想以此证明周恩来享有很高的国际的荣誉,破格悼念显得人格非凡。 

  可惜这是不真实的。联合国为悼念周恩来下半旗并不是破例之举。联合国于1947年制定了一部旗典(Flag 
Code)。其中有关致哀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因此1976年1月为周恩来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 

  没有破例这个前提,后面的故事就显得荒谬了。没有听说有哪个国家驻联合国的使节会为了例行公事而“言辞激愤”。真有这样的不懂联合国的基本规章的外交官的话,他们应当感到“羞愧”而不是“激愤”。当然,秘书长也就不需要做特别的说明了。 

  杜撰出来的那段秘书长的“极短的演讲”以及它产生的戏剧般效果,本身很有问题。硬要把中国特色的感情推销给洋人,杜撰一个“老支书”式的联合国秘书长。 

  周恩来生活俭朴,这已经有很多人证明。但并没有哪一份文件告诉我们说周恩来逝世时的银行存款余额具体是多少。中国没有公布国家领导人个人财产的制度。联合国也从不要求成员国报告其国家领导人的收入情况。秘书长无从知道周恩来个人的财务状况,怎能信口说他存款是多少? 

  “没有存款没有子女”的确是那时中国人民爱戴、悼念自己的总理的一个理由。它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当时中国处在热烈的革命状态。革命革到一贫如洗、革到家庭遭受损失的人被认为是坚定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它在中国以外的、人性不曾灭绝的地方,就未必同样令人赞赏。特别是没有子女,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人生的缺憾,绝没有任何“革命美德”的含义。真正尊敬爱护周恩来的外国友人是不愿意去议论这一点的。特别是在悼念的场合下更不应该提起。而该故事却让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大张旗鼓地推崇这种状况,似乎还鼓励别的国家领导学习:“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云云。试问这个“秘书长”:做到“身后无子女”这一条是什么好事吗?你打算让那些已经有了子女的各国领导人怎样去“做到”这一条以便赢得尊敬?讲出这种话,哪里是什么“秘书长”,分明是个中国民间老冒。 

  这种故事如果在“广大工农兵群众”里流传,倒不奇怪。对国外的情况不了解,难免把自己的思维习惯套在外国人头上。奇怪是一位名叫吴妙发前驻联合国的官员也这样讲。而他“回忆”起这故事的过程也很奇特。他在90年代曾单独或者与人合作出过多部关于乔冠华和联合国的书。在至少两本书中他记载了在联合国悼念周恩来的情况。均无一字提到上述故事。只提到了“中国代表团驻地”降半旗、布置灵堂、以及各国外交官的前来悼念等事情。没有一丝联合国总部降旗以及广场上响起“雷鸣般掌声”这些情节。 

  而到2002年1月,他却突然杜撰出了这个故事。文章登在1月8日的人民网上。他声称“这是联合国建立50多年以来罕见的事情”。还有鼻子有眼地说:“当年我站在联合国广场聆听了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对此作出的既感人又意味深长的讲话。”这实在是令人称奇。在联合国工作多年的吴先生怎么会不晓得“联合国旗典与规则”?1976年时中国所有报刊,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讲中国有八亿人口。吴先生怎么会“聆听”到秘书长讲出“中国有10亿人口”这样超前的统计数字?中国出使联合国的人很多,何以别人没有见到,独吴先生见到了如此“罕见的事情”?又何以他要把这“罕见的事情”压了那么多年才肯说出来? 

  看了同为驻联合国的中国外交官宗道一批评吴妙发的一篇文章后,才对这位吴外交官的轻率妄言习惯有所认识。宗道一指出吴妙发所著的三部关于乔冠华与联合国的书里存在着多处错误、抄袭、和编造现象。例如把周恩来会见瓦尔德海姆的照片说成“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历史一刻”,他大段抄袭熊向晖等人的书作,添油加醋地编造领袖言论,竟还能把林彪宣读520声明的情形描写成“毛主席那洪亮的声音,坚定的语调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等等。宗道一不得不规劝吴妙发:“须知创作不应抄袭,史作不该杜撰。这是常规,并非苛求。” 
 
  原来是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作者。其故事的可信度可想而知了。杜撰情节,用假故事去“缅怀伟人”。这样的做法不能为周恩来增光,反给周添尴尬。 

  顺便说,为了证明谁谁伟大,就编造洋人怎样敬仰他的故事。这种事在中国并不少见。在一个声称很讨厌“挟洋自重”的国度里,这做法多少有点讽刺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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