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汰低端人口是城市发展的趋势?

风清扬斈 5个月前 (12-28) 网络资料 266 0
北京大兴区重大火灾事故后被当局驱赶而无处安身的未来劳工。摄于2017年11月19日。
北京大兴区重大火灾事故后被当局驱赶而无处安身的未来劳工。摄于2017年11月19日。  
作者:流芳

2017年11月18日,北京市大兴区新建村一场大火,毁灭了千千万万个农民工寻求幸福之路的美梦。随着这场大火,北京展开了大清理行动,受到驱赶的则是那些被称为“低端人口”的社会最底层人士。如何看待此一事件,我们就此采访了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

法广:中共十九大刚刚结束不久,习近平提出“不忘初心 ”的口号一时间成为网络热词。然而,北京大兴的一场大火却改变了整个局面,如今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开始成为受到驱赶的对象。请谈谈您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夏明: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十九大,中共要回复到它所谓的“原点”,要回复“初心”,不断地强调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基础;另一方面,十九大结束一个月的时间,北京在皇城根脚下就开始对普通的民众,它所说的“低端人口”进行大规模地驱赶。有人说涉及到几十万人、涉及到几个区。几十个社区现在遭到清理。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根据我的感觉,恐怕中南海的领导人意识到了中国社会里边有一些危机,这些危机不断要找到要清除、要排除它所说的“热点”或者“引爆点”。过去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出现了一些外来人口的集聚区,这些外来人口的集聚区,对它来说比较难以管理。一方面流动人口很大,另外尤其在北京,有一些访民,也可以在这些地方找到立足点或者可以租下一些比较便宜的房子。而且北京的访民也出现过大规模的集会。因此这些都可以引发中共高层的担忧。

据一位朋友跟我透露(他跟北京方面有一些非常确切的消息),其中有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危机其实在许多地方已经显露。社会的不稳在许多地方已经出现。所以中南海进行了几次预演。一个预演就是担心外国对中国进行禁运、尤其是食品禁运、粮食禁运,中国该怎么办?所以它有一些沙盘推演。另外,如果中国经济危机风潮已经到来,下面这些人口出现各种风潮又该怎么办?是不是能够控制?是不是能够驱赶?等等。所以恐怕北京的驱赶,更大程度上是北京在演练、甚至给全国做出一种楷模,就是:怎么样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能够大规模地动用执法机构,甚至未来可能动用军队,对人群进行某种驱赶或者镇压、或者控制。所以这恐怕并不仅仅是对大兴区发生火灾进行安全的排查,这种安全恐怕更多地涉及政体的安全,中国共产党整个地认为对国家能否维持稳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里边有更大的因素在里边。

法广:低端人口,这个名词的出现,引发了多方质疑。应该怎样理解“低端人口”这一概念?为什么“低端人口”遭到强硬驱逐?

夏明: 在任何社会总归都会生出不同的社会分层,有些等级 。 有上层的、或者中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或者是下层阶级。这是社会分层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这种社会分层有两个特征:一个基本上是以经济收入(为标准),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你的经济收入可以提升,往往你的社会地位也会得到提升。还有就是社会结构往往是开放的。也就是说,社会的人群的流动,像有的人给的名词叫“社会的升降机”,就像个电梯一样的,它会有上有下。所以有人在社会的奋斗过程中会升迁,有人会往下变得更失败。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规律。

但是中国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千年以来的户籍的控制。今天所谓的“低端人口”的根本的标准,不在于经济标准,更多的标准是户籍标准。你可以看到,北京出动的警察,党卫队带着铁锹、带着榔头,带着锤子,一个个地把玻璃窗、橱窗全部砸掉,把电线拔掉,把供水供暖切掉。所以可以看到,它这不只针对个人、一家人,或者是有选择的行动,而是把整个社区给铲除。而社区里边,其实很多人的经济地位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些所谓的“低端人口”,主要是用户籍针对那些在北京没有常住居民户口的人群,任意地把他们变为“低端人口”。这个“低端人口”的标准,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千年的、从秦朝以来的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通过这种对老百姓在某个地区出生生长,不鼓励你流动、迁徙。这样就把人控制了起来。所以“低端人口”就是一个最根本的、也就是千年的王朝控制社会、控制人口的根本方式。就是你在什么地方,“生于斯,也要死于斯”这样的思维。它是完全反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反今天的市场经济发展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共这边有长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就是说:适者生存。就像自然界一样,大家进入一个丛林世界,一种自然选择、一种淘汰。在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其实尽管中共好像认为以工农为基础的初心,但是它最终的一个心理就是“成者王、败者寇”。这种“成王败寇”的思想,这种封建的思想跟西方十九世纪工业化早期出现的一个非常反动的、用生物学的角度把世界、把国家当成一个生物有机体,这样的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结合,就对所谓的比较贫穷的人口、或者跟它的特权阶级相对来说,比他好像在社会地位上、在权力上、经济收入上低一些,他们对他就有一种特权意识或者一种歧视心态。尤其是中国的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营造出一种气氛,就是在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者中国的城市中产,或者知识分子、专业人士,他们对外地人口也有某种鄙视、或者瞧不起的心理。这在北京或上海尤其明显。当然其实你走到任何省会城市,都会感觉到这种层层的歧视。所以我觉得所谓的“低端人口”,它是一种违反社会规律的、一种任意地,一方面受中国的千年王朝的思想影响,另一方面有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在影响。所以就制造出这种非常荒谬、而且是悲剧性的这种概念。

法广: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权力极具扩张的国度,社会底层人士受到任意凌辱。他们可在瞬间丢掉一切,您对此作何解读?

夏明:任何的人群的流动,它的社会的发育有它内在的规律和家庭的演变、迁徙。而这些迁徙涉及到农业的变迁,比如说到工业化过程或者城市化的过程,农民会追求就业,会被大都会的新的机会所吸引。所以小城市地方也会往大城市地方迁徙等等。这在社会整个的发展过程中,一个社区的建立都会有内在的经济和社会的规律的。

如果现在在北京有几十万人以清理“低端人口”这个概念走下去的话,尤其要涉及外来人口的话,恐怕会涉及到两、三百万。其实这两、三百万人,他们在社会的空间里边找到了自己的天地,而且他们找到了一个投入产出对他们来说最有效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费用正好适合他们的需求,他们可以支付的。同时他们的回报,他们可以做出贡献,可以找到就业,可以在整个社会经济运作中创造自己的财富,然后来积累自己的财富,创造自己的家业。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外来人的社区、他们可以兴旺的一个根本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在清理“低端人口”的过程中,砸了很多商铺,关了很多的饭店,也关了很多的小企业,中国政府这样的做法,最根本的就在于国家的主义至上,它用国家的全能打击在破坏社会的发展。这里就可以感觉到中共现在一种意识形态(陷入)一种崩溃和破产的边缘。因为如果共产党不忘初心的话,共产主义这个词汇“communisme",就是要以社区为基础,社区为根本的权利中心,这样来管理大的国家,而所谓的社会主义“socialisme”,就是说:如果你要搞社会主义的话,“社会”应该是最根本的,应该是至上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搞的这个共产主义,要彻底消除这种社区的自治性和它内在的规律。中国搞的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把社会作为它进行权力运用的对象,专政的对象,摧毁的对象。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挂羊头、卖狗肉。它现在做的一切,最后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了党权、为了它的国家至上,它对社会利益的完全漠视、可以任意地凌辱。这里和中国两千年的王朝专制其实完全都是一脉相承的。最根本的一个因素就在于,中国一个最根本的就是“莫非王土”,就是所有的土地全是它的资产。它可以控制、垄断国家的土地,就可以对老百姓进行任意的驱赶和剥夺。因为它握有土地权。所以就可以看出,中国国家主义、全能主义的完全地喧嚣尘上,这对中国来说是最大的威胁。

法广:现在又到了年底,到了大多数农民工返乡探亲的日子。这个时候,北京政府采取的驱赶“低端人口”的行动将会引发怎样的效应?

夏明:我刚才讲到中国现在其实已经在出现一场、现在还是一个比较隐性的经济危机,它的显性在不断地出现。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农民工长期以来成为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受到剥削的根源。所以每到年底,往往很多农民工的工资到了年底才会结算。在过去中国经济非常好的时候,经常有农民拿不到工资。中国不断地有悲剧(发生):农民爬到高压电的电线桩上去,或者塔吊车上,有的是从楼上集体跳楼要自杀来讨工钱。如果在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好的时候,农民要讨工资都非常地难,今天中国经济逐渐进入冬季,我相信,更多的企业更不会给农民工付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各地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或者讨工资的事件引发起的冲突也会增加。

我相信北京做的这个事情有一种示范作用,因为有北京皇城根下的行动,所以会给全国带来示范效应。我相信在年底,尤其面临着外来民工要跟企业主讨薪的过程中,又会引发起一些冲突,恐怕中国的各级政府会对这些外来人口进行又一次的驱逐。一方面是解决它的所谓社会和不稳定的因素,另一方面其实也就是把社会的目前的经济的一些危机,最后的代价全部转嫁给农民工,由农民来负担。所以在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方式下,把”低端人口“以一种可恶的、或者就像害虫一样的名声,让他们引起厌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就可以很容易地把各种的社会矛盾或者问题往他们身上推,或者把他们作为牺牲的人群,来承担中国整个发展的各种代价。这恐怕是对于中国生活在一个比较社会的底层的人士来说,是非常不幸的。因为中国现在的贫富差异已经超过美国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批评的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而中国的财富集中、尤其在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财富急剧地垄断在寡头的集团手中,也就是郭文贵在海外爆料中所说的”盗国贼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看出,对中国普通的老百姓来所,当好日子已经过完,现在经济逐渐进入到寒冬的阶段,恐怕更难的日子还在前面。

“北京,我们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当一位富有新闻理想的记者在朋友圈分享一位北漂15年的服装厂工人被迫离京前最后一句话时,无论是记者还是已为人父母的服装厂工人,心里应该都充满不为异乡所容的悲凉。自从11月18日北京市大兴区一处外地租户聚集地发生火灾,造成19人遇难和8人受伤后,北京立即掀起了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和大整治专项行动。本来这应该是一件借着事故契机改善住房安全的积极举措,可惜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由于威权体制下层层加码的政治惯性使然,加之相关部门执行官员的错误认知,竟然偏离为粗暴清理外来所谓的“低端人口”,要求存在安全隐患的出租屋全部在几天之内清退,届时将强制断水断电断气,导致许多外来人员被迫在严寒冬日里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焦急地寻找住处,甚至有人冬夜裹被在街头露宿,更有一些人只能选择离开北京。
这件事不光在中国国内引起密切关注,相当多居住于大城市的人有一种物伤其类之感,批评之声如泉喷涌,甚至流行“北京排华”的讽刺说法,而且在国际上置北京乃至中国形象于尴尬境地。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中国人不支持北京市推行专项整治行动?显然不是。对于长期生活在北京之类中国大城市的人而言,他们大多能发现尚处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中国大城市有不少安全隐患亟待整顿和清理,他们从内心深处是希望城市政府积极有为,尤其是当火灾不幸发生后,他们更会支持和理解相关部门清理安全隐患的行动,毕竟谁也不愿成为下一场悲剧的牺牲品。但问题是支持和理解绝不代表应被无辜牵连。火灾事故的发生从根源上是因为城市日常治理的严重疏漏,需要城市政府深刻反思和汲取教训,可不料相关部门竟将重心放在清理外来人员上,且手法粗暴,缺乏基本的以人为本和人道主义精神。这样的转移责任和粗暴赶人,怎么可能让人理解?怎么可能不招致批评?
北京相关部门的执法人员之所以这样做,或许有两种考量。一是火灾事故场所系违章建筑,为了彻底清楚安全隐患,故有必要将所有存在安全隐患的违章建筑清空,包括里面的外地租户。二是北京多年以来饱受“大城市病”困扰,不少声音认为其“人口承载能力已到顶”,而且最高决策层的导向又是要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所以刚好借专项整治行动之机清理外来人口,特别是其中所谓的“低端人口”。
然而这种想法实在经不起现实检验。其一,暂且不论违章建筑之概念是否有被人为操弄的嫌疑,如果为了清理违章建筑而疏散里面的外来租户,必须有一个周全考虑的安置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有相对充裕的搬离时间,能让被疏散的外来租户有不低于之前居住条件的住处。毕竟外来租户是一个具体的人,是执政党和政府口口声声承诺为之服务的人民。在这一点上,连被大陆官媒讽刺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尚且知道如此,比如法国冬季会有禁止驱逐房客的法令,规定每年11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房东不得驱逐房客,即使房客拖欠房租,甚至房东已启用法律程序、获得法院裁决的驱逐令也不例外。遗憾的是,本应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注重保障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中国,反而在首善之区的首都,出现严冬里强行撵人的事件,且不惜动用原始的舆论封杀手段,来删除和屏蔽一些为民请愿的言论。这怎么可能符合社会主义的初衷?怎么可能让天下华人在国家崛起后自动归心?
其二,北京固然患有“大城市病”,人口拥挤,城市公共资源紧张。但问题是人口密度超过北京的世界级城市并不鲜见。无论是纽约、伦敦,还是东京、新加坡和香港,不单人口密度都超过北京,而且新加坡和香港本身淡水资源就匮乏,但未曾听说它们以城市承载量有限的名义强行撵人。究其根源,还是因为一个城市的人口容纳量与其现代化治理水准呈正比。北京之所以出现“大城市病”,除了是因为过去几十年快速发展在缺乏足够准备的情况下短时间聚集超过两千万人口之外,一个关键原因是城市规划和治理存在严重短板,是中国公共资源不平衡的分配。既然如此,与其将责任简单归结到外来人口身上,还不如把重心放在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准上,以更大的政治魄力和责任担当去推进公共资源的均衡分布。否则既只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又会让大量无辜之人沦为牺牲品。
至于所谓“低端人口”的说法,更是一种极不恰当的表述。不可否认,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人和人之间确实存在素质、品行、收入、能力之差异,这一点毋庸讳言。但在法理上人人生而平等已成为普遍共识,不可人为地划分高端和低端,而且究竟何为低端,本身也缺乏一个公认的说法,如果非要给一个解释,只会陷入各说各话乃至相互攻击的恶性循环。此次相关部门清理的所谓外来“低端人口”为例,实际指向的是外来低收入群体。可问题是,收入低难道就属于“低端人口”吗?暂且不论任何大城市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低收入群体的存在,单是“低端人口”指向低收入群的逻辑就十分荒谬。要知道,自古以来,不知道有多少才华横溢的人曾生活落魄?不知道有多少改变历史进程的非凡人物有着穷困潦倒的过去?难道他们都是“低端人口”?当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亦属于低收入的北漂群体,他们曾8个人挤在北大附近的一个房间,“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夜晚任何一人要翻个身,都要先和周围伙伴打个招呼。如若按照现在相关部门清理“低端人口”的要求,难不成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也要被强行撵走?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更关键的是,低收入群体历来是一个社会的最大多数,他们能否过上有希望的稳定生活,直接关系社会稳定。古人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很多时候正是体现在他们身上。古代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王朝更替,往往与低收入群体长期受到压制,看不到希望,被迫揭竿而起有着密切关系。社会主义中国的产生,某种程度上同样是因为当年广大中低收入群体不满于时局,愤而走上革命道路。而坚决维护底层人民的利益,让他们摆脱贫困、实现小康乃至过上富裕而有尊严的现代生活,既是执政党革命的初衷,更是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合法性根基。反之,如若损害了最为广泛的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堵塞了他们阶层上升通道,妨碍他们实现自身的“中国梦”,非但中华民族复兴理想不可能实现,而且无异于自毁长城。
前不久结束的执政党十九大,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至少包含两重内涵。一方面“新时代”必然是以现代化治理为要求的现代社会,其与古代社会的一个根本性区别是以人为中心,重视每一个具体的人的利益和尊严。另一方面“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故施政重心放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难题,让每一个人都能透过自身努力过上美好生活。可此次北京相关部门粗暴撵人的行为,显然背离了“新时代”的要求,是给“新时代”抹黑。
(注:令人庆幸的是,这两天也许是因为舆论监督的力量,以及北京市主政官员发现了相关部门在执行专项整治行动时出现偏差,特别是将其扭曲为粗暴清理外来人口,故开始着重强调“要注意方式方法,防止个别地方简单化,防止急躁情绪”,“要注重人文情怀,加大对困难群众的社会救助”。正是在此背景下,部分本有可能被清退的租户收到通知“不会停水停电,可住到年底”。应该说,这是个积极转变,但希望这样的转变更有力度,希望相关部门吸取教训,本着人道主义关怀,将心比心,将以人为中心的要求落到实处,把人民的冷暖时刻放在心上。)

清理低端人口野火燎原 上海深圳浙江跟进
      北京清理"低端人口"行动愈演愈烈,连同周日发生严重爆炸的宁波,广州、深圳也相继传出"大排查"消息,针对整治分租房屋。
      北京本月18日一场夺去19条性命的公寓大火,引发北京当局以清除消防隐忧为由,启动为期40天的大排查、大清理和大整治,清拆市内违建,大批外来民众租户被迫迁出。
      除有质疑党媒及政府文件出现"低端人口"有歧视意味,当局用这种强硬方式驱赶租户是否公然违法亦引发争议。
      然而,继北京后,有网友提供消息,指深圳市龙华区执法部门也发出公告,以其房屋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为由,要求租户在明天(30日)前撤离。此前,广东省广州市也以入冬以来火灾"形势严峻"为由,开展群租房专项整治行动,清拆违规建筑,及加大检查力度"清理违规住人现场"。
      相关告示在网路上纷纷流传,上海青村镇赁居的民众,收到"限期搬离告知书",公告中指陈租户的住处违法建筑,必须要在11月30日之前搬离,逾期将由公安和城管各部门联合执法,断水断电并直接拆除违建,后果由住户自己承担。
清理低端人口野火燎原 上海深圳浙江跟进


    清理低端人口野火燎原 上海深圳浙江跟进


    
      另外,周日发生两死19伤严重爆炸的宁波,据报也在爆炸后宣布开展"大排查大整治",扬言将以"铁的纪律、铁的手腕、铁的决心",重点清理分租房屋、整治安全隐患。
    
      在香港,社民连、职工盟等多个团体今早发起游行,抗议北京市驱赶和迫迁"低端人口",期间示威者一度与警方爆发冲突。职工盟统筹干事林祖明批评北京当局做法不尊重人权,导致工人流离失所,又指收到有其他地区亦进行排查,希望当局停止行动。 _(网文转载)

1980年8月,深圳經濟特區正式成立。從1979年到2015年,深圳的生產總值年平均遞增23%,被譽為「深圳奇蹟」。「深圳奇蹟」的另一面,是深圳折疊。

同樣是從1979到2015年,深圳常住居民人口增長了36倍。但是,如下圖所示,我們看到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以紅色實線標注的戶籍人口長期趨於平穩,直到2000年以後才有明顯增長;而以綠色虛線標注的非戶籍人口則從80年代初的零增長到90年代後迅速攀升,直到2010年左右才有所緩和。2015年,深圳約有789萬非戶籍常住人口,是戶籍人口的近2.2倍(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已經獲得深圳戶口的新移民)。也就是說,在深圳生活的每三個常住居民中有兩位是外來人口。考慮到官方數據可能比實際管理人口要低,深圳的外來人口比例應該更高。


(圖片來源:網路)

長期以來,深圳政府對外來人口提供的資源和服務都比較少。在2017年出版的《向深圳學習》一書中,Eric Florence追溯了媒體在不同時期對外來人口的報導。在八十年代,媒體呈現的農民工形象非常單一。他們被描述為追求經濟利益而「盲目地流入」城市,擾亂城市秩序,帶來治安隱患。報紙經常呼籲政府加強管制。九十年代中期,輿論導向發生了變化。媒體開始承認他們對深圳發展的貢獻,是「特區的建設者」。但是,媒體通過強調以自強自立為基礎的「深圳精神」,刊登下崗工人和大學生的成功故事來教導民工如何在「深圳這篇熱土」上努力奮鬥,提升自己的素質。換句話說,通過強化個人素質的作用,媒體規避了是戶籍制度將民工長期排除在特區公共福利體系之外的事實,而弱化了政府對他們的照顧義務。

深圳的折疊還體現在經濟發展和人口的空間分布上。如下圖所示,在1985年至2015年期間,一條橫跨南頭、西湧的「二線關」將深圳分隔為「關內」(即原深圳特區)和「關外」(即特區之外的邊緣地帶)兩個地帶。早些年,外地人須持邊防證、港澳通行證或護照,在檢查站的關口下車接受檢查,才能入關。這條區隔線也成為深圳社會經濟生活重要的分割點:從產業分布來講,關外聚集了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而關內集中發展高科技產業和商業貿易;從人口分布來說,關外的城鄉結合部吸收了大量在工廠、工地、「低端」服務業從業的民工,而關內是擁有本地戶籍的中產階級和新移民的地盤(關內散佈的「城中村」也是農民工和處在原始積累階段的年輕人聚居地)。據人類學家馬立安觀察,這條線事實上是農村與城市在深圳的分界,也是原深圳特區與寳安縣的分界、外來流動人口與本地人的分界。


(圖片來源:網路)

接下來我們要問,流動人口對深圳的發展有什麼影響?下圖展示了改革開放之後深圳的勞動人口佔常住人口比:80年代初,深圳常住人口中的勞動力人口比例低於50%,且呈下滑趨勢。這種情況從80年代中後期迅速得到扭轉,與圖一中的非戶籍人口增長趨勢相呼應。截至1990年,深圳的勞動力人口比達到60%以上,之後20年保持平穩上升。作為一種現象級的城市發展模式,深圳奇蹟由諸多因素造就,除了主流話語中的政策支持、產業升級和技術革命之外,流動人口的貢獻不應低估。

 「城中村」如何辦教育?

2014年下半年,我在深圳南山某社區對流動兒童在城市的教育問題進行了小半年的社會調查。這個社區隸屬一個街道辦,是行政區劃意義上的社區,包括一個大型的國有企業及其配套機構如醫院、學校、商業住宅區和舊民房組成的「城中村」。而很多此社區的「本地人」是80年代初從全國其他城市以幹部身份調過來的專業人才,他們嚴格講也是深圳的移民。他們非常願意參與社區活動,比如做志願者、舉辦公益活動等,形成社會學意義上的社區(community)。

我考察的這所農民工學校(簡稱A校)今年已有20年辦學歷史,毗鄰「城中村」。1997年至2004年間,由於沒有任何政府資金投入,僅靠收取低廉的學費維持,A校「借住」在一所公立小學的廢棄教學樓裡,桌子椅子都印著其他學校的名號。儘管近幾年深圳逐步加大了對民辦學校的扶持力度,A校在財政方面一直捉襟見肘。在此背景下,A校採取了頗有特色的組織和管理方式。它在成立之初就參考香港經驗建立了「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校長負責制是我國從90年代就開始推行的中小學行政管理制度,目的是下放行政權力和提高學校自主性,但也會讓很多資源匱乏的學校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困境。而通過董事會制度,A校發動了社區的力量來辦學。2014年董事會成員包括:校長、校監(當地某公立學校前校長)、陳先生(當地重點學校創校校長,也是早期調任社區的幹部)、教師代表和城中村代表。董事會定期開會決議,設立了一整套規章制度來規範辦學和建立教學激勵機制。同時,董事會把當地社區中有名望的人吸收進來,為學校贏得豐富的社區資源。比如,當A校2004年必須要從「借住」的校址搬出來的時候,學校有限的經費根本無法在寸土寸金的深圳租到合適的校舍。作為董事會成員,城中村的村支書回去勸說村民:「這個學校有1400多個孩子,他們沒書讀,回老家成為留守兒童,作為一個人要可憐這些小孩。另外這些孩子留下來的話,有1400個家庭,本地人每家都有1棟出租的,那這1400戶走了,你們的房子沒人租,你的租賃經濟也弄不起來。」最後村民一致同意以非常低的租金把舊廠房租給學校。董事會還會為學校拉來很多社會捐贈,比如教室裡很多基礎設施如投影儀和電腦都來自於此。總體而言,董事會的成員名望高、社交圈子廣、在地方事務上有影響力,能解決學校發展中很多其他類似的實際問題。

A校在教育理念上也注重提升流動兒童對城市的適應力。學生中有很大比例之前都留守在農村,條件允許了才隨父母來深圳。因此,適應城市環境、消除與父母之間的隔閡、新舊學校的課程和教材不統一都給他們帶來很大的壓力。為此,A校組織了大量的課外活動、體育小組,讓每個學生有機會與同齡人和老師建立穩定長久的合作關係。我在訪談中明顯感受到,很多孩子談起與父母的關係時會尷尬冷場,但談起自己的球隊和教練卻滔滔不絕。另外,A校派出的體育隊常常在與公立學校的比賽中拿獎,這也對提升民工學校和流動兒童的自我認知起到了正面作用。A校通過動員社區力量和提升組織能力來協助流動兒童,這種經驗值得借鑒。

結語


學者陳金永曾指出,中國近幾十年來快速的城市化是一種「不完全城市化」(incomplete urbanization),也就是說,基於戶籍制度的人口管理和社會治理使農民工成為了城市裡「只講奉獻不能索取」的社會群體。這種城市化降低了流入地城市工業化的成本,卻讓無數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庭為此支付沈重的代價。如何在城市發展和流動人口個人發展之間找到平衡,讓流動人口在城市裡找到歸屬和價值感,是公共政策和全社會共同面對的課題。

引文出處:

1.http://book.ifeng.com/fukan/shikan/detail_2015_02/04/14251062_0.shtml.

2.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69113/69710/4725571.html.鄧小平講話:《辦好經濟特區,增加對外開放城市》(1984-2-24)

3.http://www.sz.gov.cn/zfgb/2011/gb766/201111/t20111129_1778212.htm.《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201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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