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左勿右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常态?

风清扬斈 5个月前 (12-27) 网络资料 250 0

 现在社会奉行“宁左勿右”思潮,你激进,我比你更激进,你残忍,我比你更残忍,社会是比狠,比残酷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底层会生活得没有安全感,寒蝉若惊,人情冷漠,各自保命,拼命生活,996+白加黑是常态,基本谈不上幸福感。经济上,一个大病,就要了一家人的命。思想上,发一个帖子,就让你监狱蹲个好几年。讲一句话,就让你的子孙后代永远抬不起头。即使不反党,不反社会,意见也不能提,不能发声,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必须规规矩矩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宁左勿右已经全面进入社会层面,这是历史的前进还是倒退?



 

 

本文摘自《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5年 04期) 作者:高维良 原题:“宁‘左’勿右”思维定势成因探析

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再次强调:“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①]在党的70多年的历史上,“左”的危害严重,长期难以克服,是个顽症。直到今天,它的幽灵仍时隐时现,干扰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造成“左”倾思潮长期泛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宁‘左’勿右”思维定势的形成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旨在剖析“宁‘左’勿右”思维定势形成的若干原因,从根本上破除“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势,以有助于防“左”反“左”落到实处。

一、“‘左’比右好”思想观念的影响

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内经过多次反倾向斗争,尤其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基本上统一了认识,树立起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反“左”与反右并重的正确观念。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反倾向斗争中,就已经出现了“‘左’比右好”的思想苗头。1944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重要讲话中说: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②]他还认为,在策略问题上也要进行分析,如在土地问题上,一方面实行了过左的政策;另一方面在主张没收地主土地给无地、少地农民的问题上则是正确的。对左”倾错误的这种分析与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对右倾错误的批判中,毛泽东从来没有肯定什么。

新中国成立后,“‘左’比右好”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强化。在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把“左”倾和右倾错误反复作了比较。他说:“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③]。他还说:“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④]毛泽东的话非常明显地包涵了这样几层意思:“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是策略问题,右是方向问题;“左”是内部矛盾,右是敌我矛盾;“左”的片面性可以克服,右倾思想则比较危险。人们在分析“左”和右的问题时,也往往把“左”与革命联系起来,而把右与反革命牵扯到一起。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推行极“左”政策,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灾难。林彪自我爆炸后,因为继续批“左”不好解释他成为反革命的事实,于是又定性为“形左实右”。毛泽东在1957年的讲话和“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形左实右”的提法都说明,在党中央领导人和一般人的意识中,“左”确实比右要好一些,并且这种意识在1957年以后的20年中不断得到强化。

如果追根溯源,我们可以看出,“‘左’比右好”的思想观念不自中共始,早在2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产生了。1920年4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就有这样的论述:“不仅右倾学理主义是一种错误,左倾学理主义也是一种错误。当然,目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学理主义错误同右倾学理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错误比较起来,其危害性和严重性不及后者的千分之一,然而这不过是由于左倾共产主义只是一种刚刚产生的还很年轻的思潮。”并且,“这种病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容易地医好”[⑤]。列宁将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不久的“左”倾的危害性估计得很低,并且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用最大的努力”能够克服。这种对“左”倾错误的分析无疑对中共领导人产生过影响,而且毛泽东对“左”倾错误的分析就与列宁的分析基本一致。


二、对产生“左”倾错误社会根源分析的影响

列宁曾经剖析过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赖以存在的社会根源,认为“左派”的“主观‘心理’就是狂暴的小资产者的心理”;他们具有“夸夸其谈”的特性,“对于革命口号背诵得多,死记得多,而思索得却很少”;他们在实际上“只是帮助小资产阶级,只是为小资产阶级效劳,只是表现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他们完全充当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⑥]。总之,在当时的俄国产生“左派”的社会根源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在俄国占优势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时刻对共产党施加影响,而一些共产党人看不到这股势力的危害性,接受了影响,成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利益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人参照列宁对产生俄国“左派”社会根源的分析,根据中国国情和党内的实际状况,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这是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党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之中。同时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占多数,即使工人出身的党员也容易沾染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思想上“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二是在政治上“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三是在组织上“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⑦]。中共对党内“左”倾错误社会根源的分析比列宁的分析更完整、更系统。

在这里,我不想全面地评价列宁或中共中央对“左”倾错误社会根源的分析,只想把这种分析与对产生右倾机会主义社会根源的分析作一个简单的对比。列宁向来把工人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看成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工人运动中的主要敌人。中共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有类似的分析,如毛泽东说:“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⑧],“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比较危险”[⑨]。

在中国,按照社会经济地位一般将社会上的人群划分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农民阶级中的绝大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就其政治态度而言,无产阶级革命性最强,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次之;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既有参加革命的一面,也有妥协动摇的一面;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则是革命的对象。相比之下,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比民族资产阶级强得多,而且小资产阶级是一个极不稳定的,经常处在分化中的阶级,其中的不少人会因为经济地位的下降而变成无产阶级中的一分子。党内“左”倾就其思想根源往往反映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右倾则往往反映资产阶级的思想,虽然同样是倾向性错误,但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自然是反映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左”倾更容易博得人们的谅解和同情,而右倾则往往会遭到人们一致的谴责,不被谅解。久而久之,人们在处理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问题时,就谨守一条重要原则:遇事宁可“左”三分,不向右边偏半毫。

三、20年间深刻生活体验的影响

邓小平说:“建国后,我们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合作化,在城市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干得很好。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⑩]“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使党的指导思想上错误的发展趋向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在1957年以后的20多年中,人们长期生活在“左”的氛围中,体验是十分深刻的,思想深处打上的“宁‘左’勿右”烙印短时间内也是不容易消除的。

这20年间,在人们头脑中打上“宁‘左’勿右”第一个深刻烙印的是反右派斗争和批判反冒进。1957年春,党中央发起全党整风运动。正当整风进行之际,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变化,运动的主题也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变为反击右派。反右斗争在党内外造成了不良影响。它使党中央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判断,重新肯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它使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开始遭到破坏。

1957年11月至1958年春,毛泽东连续批判反冒进,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这实际上成了1959年党内“反右倾”的序幕。

这20年间,在人们头脑中打上“宁‘左’勿右”第二个深刻烙印的是“大跃进”和“反右倾”。1958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全国兴起了“大跃进”运动,后来又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从当年11月初开始,党中央开始纠正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左”倾错误。但这次纠“左”很不彻底,也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左”倾错误,因此,在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又由纠“左”变为反右,随后又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反右倾”。它使人们继反右派之后受到又一次深刻的“宁‘左’勿右”的生活体验。

这20年间,在人们头脑中打上“宁‘左’勿右”第三个深刻烙印的是“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1964年前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全国开展了城乡“四清”运动。1966年,毛泽东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文革”十年,是在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时间最长的时期。经过10年“左”倾思潮的强烈冲击,人们对“宁‘左’勿右”的生活体验超过了过去的任何一次。

总之,人们在20年的社会生活中持续不断地接受着“左”倾思潮的冲击,冲击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思想和情绪上的感受也一次比一次深刻,终于在头脑中形成并逐渐强化了“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势。(作者南京政治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938—939页。

③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3,424页。

⑤《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二版,第256页。

⑥《列宁选集》第3卷,第535、536、542、547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1—995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8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3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5页。



[原创]宁左勿右成了政治传统 

范青臣 于 2015/2/4 11:30:15 发布在 凯迪社区 

    左的思潮在中国很有市场,宁左勿右成了政治传统!每当中国经济发展处于转型困难之际,左的思潮就会沉渣泛起。历史和现实均表明,左的思潮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只会添乱。1976年四人帮倒台的导因,就是中国经济处于崩溃所致,由此可以断言,经济问题是左的思潮的阿喀琉斯之踵。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是左粪们的经典格言,至于草和苗那个对民族和国家有益,左粪们却装聋作哑。凡是搞左的人,对民族和国家缺乏责任心,他们活着就是为了权力和金钱。就是在执政党的党史上,对此也都有所披露。例如薄熙来这样的左粪领袖,在唱红打黑的名义下,为了权力与金钱,所有非人的手段都用上,然而他不能解决重庆的经济问题。他的五个重庆的民生,是建立在政府巨额欠债的基础之上。
    文革的失败,薄熙来的垮台,并没有对后来的人起到警示作用。原因何在,因为有的人嗜左如命,尽管他们也深受文革之苦,但他们依然对文革情深意长;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左的思潮除了缺乏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心之外,还存在一种东方式的纳粹心理,企图控制人的独立思考,实现观念的垄断——说到底是最缺乏自信的政治心理,只要中国政治生态没有彻底摆脱文革这个左的里程碑的阴影,文革随时会复活!只是打出的旗号不同罢了。
    在中国这个当今世界上盛行左的地方,左是块敲门砖,许多黄毛未褪的男女,也以左的思维说话行事著文,因为不仅安全——不受权力的打压,还可以获利丰厚。就象封建社会时的八股文,并非秀才爱八股文,而是借八股而致仕发财。只要政治风向一变,左粪们还会随时倒戈——如薄熙来的马仔们。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考量,左不仅缺乏理性思考,并且也缺乏信仰,因为在他们的眼睛里,除了假政治正确的名头实行血腥的人吃人,人类没有其他出路。但左从本质上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并且无事生非,甚至在睡梦中也会惊醒跑到大街上喊救命。

不能让“宁左勿右”的歪风形成气候

2019/09/15  |  周兼明  

最近,电子科技大学因该校学生举报老师而对副教授郑文锋进行相关处罚后,深陷舆论漩涡,多家官媒发表评论质疑校方——

央视网发表了题为《正确区分学术与政治 勿让教师噤若寒蝉》的文章,称:“这已经不是个案。近年来,国内发生多起学生举报高校老师不当言论的事件,结果大多都是当事教师遭到处罚。”文章认为,“此类事件直接涉及高校老师表达尺度、学术自由与政治红线的边界,处罚结果具有非常大的辐射效应”;表示“争鸣、讨论是学术探索方式”,“不能一味搞上纲上线,防止基层执行‘宁左勿右’、念歪了经”;“如果一味迁就、纵容学生的举报,搞得人人自危,这不是政治立场坚定,这是懒政,是一种没有政治担当的表现”。

《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侠客岛”微信公号发表文章称:“类似舆情红线早已不在少数,也引人人自危——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不少单位、机构对舆情避之唯恐不及,一旦网上有风吹草动就马上息事宁人,或是赶紧处理当事人,或是停掉课业,造成真正不可逆的伤害。”

光明网也发表评论称:“一旦听到、看到与自己固有知识不符的说法就惊为异端,甚至不惜搬运来一些大帽子和大棍子,只能败坏学术讨论的宽松氛围,令人惊惧。”文章还说道:“学生无视学术讨论的基本原则,一味上纲上线,其将私人聊天记录公开在社交平台的做法,也无疑是希望‘把事闹大’。这样缜密的心思,实在可怕。而如此搬弄是非的做法,已经产生了一些恶劣效果。”

这期间,也有不少大学教授在网上公开谴责电子科大。如清华大学教授黄裕生发微博表示:“大学(中、小学当然也一样)不应该成为学生可以构陷教师的场所,否则,大学就不配称为大学;任何一个时代也不应该成为学生可以以某种‘绝对正确’为由头构陷教师的时代,否则,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堕落的时代”。他认为:“如果我们真想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社会着想,如果我们真正想把中国的教育事业做成世界一流,那么,就请先终止教师在教室里、在学生面前不得不时刻戒备的所有机制,还师生以正常关系。”

网上浩如烟海的评论,也多是对校方处罚意见持批评态度,表明社会大众对极左路线在历史上给党和国家造成的严重伤害仍保有深刻记忆和警惕。但截至发稿前,校方都没有任何纠错举动。

这不能不让人想起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0年代的南方谈话所一直强调的中国政治问题“主要是防止‘左’”。其后,中共十四大修改党章也明确了这一点:“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2019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也明确指出,“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决不允许对党中央搞‘伪忠诚’”。

从当下官方主流媒体所引发的批评意见看,电子科技大学迄今为止的不纠错与党的改革方向并不合拍,其引发的实际舆情效果与中央所反对的“低级红、高级黑”相近——中国的改革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革的拨乱反正,其后历经40多年风雨而从未改变方向,无论十八大还是十九大,党的执政方针都依然是继续深化改革;深化改革的目标而是深度融入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和文明接轨。

实际上,借学生举报引发校方处罚教师并非电子科技大学首创,从近年一些网民和机构的作为可发现,“宁左勿右”已成为一小部分人的行事标准。不断有教师或演员,因为一句话或一个观点的表达,而被“戴帽子”“打棍子”,甚至“打倒在地”。整个舆论场,开始渐渐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不能不说,出现这种状况与电子科技大学一类的机构推波助澜有关——这是此类机构需要真正反思的地方。

从中共历史看,“左”的错误时间更长,危害更大。1949年前的革命年代,连续发生过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几乎使中共革命陷于绝境。1957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间的20多年,“左”的路线也一直处于主流,把中国的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但由于“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历史思维惯性好像也是越“左”越革命。因此,现在一些大学之类的观念与信息生产机构,也开始主动往“左”打灯,只怕被批“右”。其结果,本来“左”的人就更“左”,而本来不“左”的人也跟着“左”。“左”不仅成了一条安全的路线,也在逐渐变成一种道德优势,连有的学生也拿来作为“构陷”老师的武器,这实在是一种令全社会“堕落”的歪风邪气。苏东各国社会主义的失败,重要的根源之一就在一个“左”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执政党忘记了初心,理论严重脱离实际,假大空盛行,形式主义猖獗,背离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使命,以至国弱民穷,执政党也因此失去统治地位。

殷鉴不远,在改革向纵深挺进的今天,中国一定要时刻防止极端左倾意识的卷土重来,不能让“宁左勿右”的歪风形成气候,阻碍中国文明的进步,制约中国民主与法治的构建。


导读:? 星岛环球网消息:据人民日报报道,11月18日上映的《我不是潘金莲》是今年最受关注的国产电影之一。这部由冯小刚执导、改编自刘震云同名小说的电影,从一个农村妇女的离婚案讲起,又讲到她执拗地一级一级往上告状,最后却只成就了一个荒唐。在反腐的背景下,这个故事及其中的人物让人感叹。这当然不是关于一个妇女个人冤屈的电影,甚至也不只是人情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中遇到的困顿那么简单。用冯小刚的话说,这是一则社会寓言,而这则寓言想说的道理便是,官员不担当就是腐败。 这才是真正的现实故事 记者:《我不是潘金莲》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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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环球网消息:据人民日报报道,11月18日上映的《我不是潘金莲》是今年最受关注的国产电影之一。这部由冯小刚执导、改编自刘震云同名小说的电影,从一个农村妇女的离婚案讲起,又讲到她执拗地一级一级往上告状,最后却只成就了一个荒唐。在反腐的背景下,这个故事及其中的人物让人感叹。这当然不是关于一个妇女个人冤屈的电影,甚至也不只是人情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中遇到的困顿那么简单。用冯小刚的话说,这是一则社会寓言,而这则寓言想说的道理便是,官员不担当就是腐败。

这才是真正的现实故事

记者:《我不是潘金莲》这个电影,我看小说的时候就觉得拍摄的难度挺大的。一般人都会知道这是个挺敏感的题材,您是怎么想的?

冯小刚:小说出版以后我就想拍电影。当时我就想,关键是要有个抓手,怎么来解读这个故事。我觉得可以紧扣着依法治国这个理念,这是一个关于干部要不要有担当的故事。

现在很多电影是在拍现实,但其实跟现实不发生关系,都是面儿上的东西。《我不是潘金莲》这个题材无疑是和我们的现实结合得比较紧密的。我也参加了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也符合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文艺怎么深入生活、反映生活。

记者:对于任何一部作品,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最后得出的结论,甚至形成的舆论走向都不一样。这本小说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冯小刚:我部队转业之后在机关里待过,这么多年我也跟各级机关打过交道,我觉得刘震云写得特别生动、准确,也没有任何放大。这作品里没有任何一个坏人,就像我们最后的台词说,各级官员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刁难李雪莲,但为什么这事越办越糟?李雪莲走了还有王雪莲、刘雪莲……我觉得这里头的东西特别有意思。

记者:您认为这里头最讽刺的点是什么?

冯小刚:中国几千年的人情社会,从人情社会的逻辑出发,李雪莲觉得法院像个骗子。她为什么要找领导呢?这也是人情社会的产物,她认为中国的官管着法院呢。

刘震云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观察有他特别独到的角度,他是在用幽默的方式写困境,这个文学上的反差使作品变得不同寻常。其实看他的这本小说我是觉得处处会心,我捧着这书看的时候,脑子里各种形象全出现了,觉得这可以拍得妙趣横生。

用喜剧的形式包装严肃的思考

记者:如果从艺术的通感上来讲,刘震云小说的一些处理方式跟您之前的一些电影是类似的。虽然有人说您近年来的电影跟之前的贺岁喜剧相比,好像是很不一样了,但其实我觉得您之前在拍喜剧、拍贺岁片的时候,也是在一些幽默的电影语言的包装下进行一些很严肃的思考。

冯小刚:其实《私人订制》里好多就是这样,一个司机非常想当一天官,一个导演特别想媚一次雅……嬉笑里头还是有很多我们想讽刺的东西。

幽默这种东西,大家接受起来比较轻松一点,可是它里面又道出了一些荒唐。刘震云这个小说从头到尾很多细节、很多台词,非常写实,但你会发现它整体有一种荒谬感。就像他说的,一个人在前边儿撒芝麻,一万个人在后边儿捡芝麻。这是一个很写实的故事,这个荒谬感怎么去表现,作为导演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所以最后我觉得应该把它拍成一个圆的。

记者:拍成圆画面,我在看电影的时候觉得像是拿着一枚目镜在看一则寓言。

冯小刚:没错。我把它拍成圆的有3个原因:一是从美学的角度上说,这让我觉得多了一种可能性;第二,我觉得从这个形式和这个内容来说,圆的东西会和现实有一种间离感,我希望观众能感到这是说了一个故事;第三,这个故事非常中国,其他地方不太发生这样的故事,南宋时期有一些很典型的团扇绘画,这个故事放在这圆里头讲,实际上有一种中国山水的意境在里面。

记者:您的电影语言、镜头语言始终跟演员或角色保持着一种距离,让观众自己去看,自己去想,这种表现方式是您一直追求的吗?

冯小刚:我的依托当然还是小说。小说提供了这样一个结构和人物关系,我就会按着这个来。

其实我们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特别理性地说它好看或者不好看,而是特别感性的。看到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它幽默,而这个幽默还不是我们过去看的喜剧那样,要么是欢乐度比较高的、可笑的,要么是港式喜剧、上海滑稽剧那种靠误会法和夸张的表演来搞笑。这个电影的幽默感来自于故事背后的理儿。看完这个电影我会想,这个理儿它怎么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这很有意思。

官员不担当就是腐败

记者:这两年的国产喜剧电影明显比前几年多了很多,但还是会觉得看完之后、笑完之后很难再让人思考一些东西,总体来说还是缺少有分量的内核。

冯小刚:《我不是潘金莲》里讲了一个道理,官员不担当就是腐败。电影里这些官员里哪怕有一个认真对待李雪莲这事,都不至于走到这一步,但每个人都想推诿,每个人都想怎么临时去把这事堵一下,出现问题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事对我的乌纱帽有影响”。

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一些官员在办事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会不会受到责难,就是我们说的胆小怕事,其实说到底这种干部就是没担当。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有的干部为了求自保就宁左勿右、宁严勿松,而我认为这是最大的腐败,比贪污还厉害。最大的腐败就是不负责任,而且是用负责任的面目出现的,它的本质是只对自己负责,对党和国家的事业是不负责的。我觉得很多领导干部看完这个电影后会有触动、有思考、有启示,担当对于一个干部的重要性,这是这个电影的重要意义。

原标题:胡锡进:“宁左勿右”是利益算计的机会主义表现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宁左勿右”的机会主义危害与“右”的危害都须受到高度警惕,这一总结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政治清醒。

在反击美国全面打压的时候,保持稳健,坚持改革开放的战略定力至关重要,这是我们走向最终胜利的生命线。我们要特别防止被对方逼向收缩,切不可捡起“左”的一套东西,如果那样做,就意味着美国激进势力达到了目的。后者希望或者压服中国,或者破坏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削弱中国社会的内在活力。

近来我注意到,个别地方有一些“左”的苗头表现,起到了“低级红”“高级黑”的坏效果,引起公众的反感,非常不利维护社会的信心。这种“宁左勿右”根本不是为了国家,而是出于私利算计的机会主义表现,必须坚决予以反对。

“宁左勿右”的机会主义危害与“右”的危害都须受到高度警惕,这一总结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政治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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