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修昔底德陷阱、 塔西佗陷阱

风清扬斈 7个月前 (10-28) 网络资料 696 0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未来应如何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最为在意的是避免掉入这三个“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 和“修昔底德陷阱”。这三个“陷阱”的具体内涵分别是什么呢?赶紧一起学习一下吧。

“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最早提出的。其内涵主要是指:某些国家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后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有一些国家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相当长时间,但也有一些经济体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完成了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不会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通俗地讲,就是指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颁布什么样的政策,社会都会给予负面评价。

 具体到权力部门,“塔西佗陷阱”意为:如果对公共事件的处理稍有不慎,或者日常工作中出现疏漏等问题,都有可能陷入恶性循环,以至于失去社会公信力。此后,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观点。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地区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激烈冲突,多数时候将以战争告终。

 “修昔底德陷阱”翻译成当代语言就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将变得不可避免。

 (据《学习活页文选》2016年第20期“知识卡片”)

“四个陷阱”的历史经验与中国发展面临的长期挑战
作者:韩文秀 论坛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时间:2017-06-08    阅读:4299次   

   现代化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谈到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之路不平坦,人们通常会提到历史上著名的若干“陷阱”,包括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和塔西佗陷阱等。这些陷阱,都是借鉴历史经验或假历史学家之名概括出来的,时间跨度从古希腊到20世纪。其中每一个“陷阱”,都有若干厚厚的著作,都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这里,我们把主要的“四个陷阱”集中串联在一起,着重从经济学视角,浓缩剖析一下其渊源、表现、原理和现代启示录,以期有助于跨越这样那样的“陷阱”,顺利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下面讲五个方面:一是“四个陷阱”历史经验的概括性分析;二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三是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四是如何避开金德尔伯格陷阱;五是如何避开塔西佗陷阱。

一、“四个陷阱”的历史经验

(一)“四个陷阱”的渊源和内涵。

1.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最早提出的,报告认为,“在缺少规模经济的情况下,东亚中等收入国家将很难维持其历史上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由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自然下降,基于要素积累的策略可能会带来持续恶化的结果。拉丁美洲和中东是中等收入地区的典型,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东亚复兴》第17-18页)其内涵主要是指:某些国家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从一个较长时间段来看,中等收入国家分化为两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1950年以来新出现的52个中等收入国家中,35个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占67.3%,似乎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在这35个国家中,13个为拉美国家,11个为中东北非国家,6个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3个为亚洲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2个为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其中,一些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已经陷了相当长时间,如秘鲁、哥伦比亚和南非(南非2016年人均GDP为5276美元)等已在“中低收入陷阱”中受困长达60余年,委内瑞拉在“中高收入陷阱”中也已超过60年。“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增长停滞的经济体只能被迫进行存量调整,陷入“增长停滞—社会动荡—经济失序—复苏无力”的恶性循环。伊朗和马来西亚人均GDP分别于1983年和1992年达到3000美元,但至今仍未跨过中等收入上限(2015年分别为5038美元和9768美元)。整个拉美地区20世纪80年代经济年均增速1.2%,人均GDP增长为-1.9%,其中1963—2008年的45年间,阿根廷还出现了16年负增长。阿根廷、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四国分别于1986年、1990年、1994年、1996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但之后这些国家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攀升、社会矛盾激化、群众抗争此起彼伏,沦为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

表1:世界银行不同国家人均GNI划分标准(美元)

年份

低收入国家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1987

<= 480

481-1,940

1,941-6,000

> 6,000

1988

<= 545

546-2,200

2,201-6,000

> 6,000

1989

<= 580

581-2,335

2,336-6,000

> 6,000

1990

<= 610

611-2,465

2,466-7,620

> 7,620

1991

<= 635

636-2,555

2,556-7,910

> 7,910

1992

<= 675

676-2,695

2,696-8,355

> 8,355

1993

<= 695

696-2,785

2,786-8,625

> 8,625

1994

<= 725

726-2,895

2,896-8,955

> 8,955

1995

<= 765

766-3,035

3,036-9,385

> 9,385

1996

<= 785

786-3,115

3,116-9,645

> 9,645

1997

<= 785

786-3,125

3,126- 9,655

> 9,655

1998

<= 760

761-3,030

3,031-9,360

> 9,360

1999

<= 755

756-2,995

2,996-9,265

> 9,265

2000

<= 755

756-2,995

2,996-9,265

> 9,265

2001

<= 745

746-2,975

2,976-9,205

> 9,205

2002

<= 735

736-2,935

2,936-9,075

> 9,075

2003

<= 765

766-3,035

3,036-9,385

> 9,385

2004

<= 825

826-3,255

3,256-10,065

> 10,065

2005

<= 875

876-3,465

3,466-10,725

> 10,725

2006

<= 905

906-3,595

3,596-11,115

> 11,115

2007

<= 935

936-3,705

3,706-11,455

> 11,455

2008

<= 975

976-3,855

3,856-11,905

> 11,905

2009

<= 995

996-3,945

3,946-12,195

> 12,195

2010

<= 1,005

1,006-3,975

3,976-12,275

> 12,275

2011

<= 1,025

1,026-4,035

4,036-12,475

> 12,475

2012

<= 1,035

1,036-4,085

4,086-12,615

> 12,615

2013

<= 1,045

1,046-4,125

4,126-12,745

> 12,745

2014

<= 1,045

1,046-4,125

4,126-12,735

> 12,735

2015

<= 1,025

1,026-4,035

4,036-12,475

> 12,475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多。1950年至2008年,只有1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去除8个西欧周边国家,只剩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些东亚新兴经济体有的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完成了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日本的发展水平已较早位居世界前列,世界银行用“东亚奇迹”的概念予以肯定。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韩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用了23年左右时间,韩国1970年人均GNI为260美元(1978年中等收入标准人均GNP为260美元,韩国1976年人均GNP为67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韩国人均GNI在1981年为2070美元(1987年标准为1941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1993年达到8980美元,越过了8625美元的高收入门槛;2015年为27450美元,2016年约为27533美元。历史上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2.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公元前400/396年)是古希腊历史学家、文学家和雅典“十将军”之一,他曾参加伯罗奔尼撒战争,因被上级指责贻误战机、且有通敌之嫌,被革职流放。在此期间写下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因这本书而有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一说。他指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第一章第21页)。他认为,新兴力量雅典的日益强大引起了老牌霸权斯巴达的恐惧,斯巴达必须回应这种威胁,因此引发了这场战争。这种守成大国与新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的逻辑,被后人概括为“修昔底德陷阱”。但修昔底德本人从未用过这个词。

表2:《大西洋月刊》世界近代历史16个案例

在能查找到的资料中,“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 1980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当时用来警告美苏之间的冷战。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政治学家格拉汉姆•艾利森教授(Graham Allison)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特别顾问,是“修昔底德陷阱”的鼓吹者。他在2015年9月24日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和中国正在走向战争吗?》(Destined for War: C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一文中,研究了世界近代历史(16世纪以后的世界史)中的16个案例,发现其中12个最终走向了战争。

根据其他一些西方学者统计,在1495—1975年间,欧洲共发生了119次大国战争,其中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同时参加对立双方作战的战争有64次,占全部大国战争的54%。这些西方学者从历史考察中得出了“新兴崛起大国与现存霸权大国之间战略冲突不可避免”的结论。

近代以来德国和日本很典型。1871年,普鲁士王国统一德国各邦建立德意志帝国后,德国迅速崛起,取代了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而崛起之后,就想在亚洲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发动了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战争。

3.金德尔伯格陷阱。

金德尔伯格(1910-2003)是美国国际经济金融历史学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马歇尔计划的主要构建者之一。主要著作有《西欧金融史》、《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国际经济学》、《1851—1950年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反响:贸易、金融及增长的比较研究》、《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经济霸权1500—1990》等。

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一书(第12-13页)中,金德尔伯格提出,如果原有大国已经无力领导世界,而新兴大国又不愿或者无力领导世界,那么世界会陷入无序。例如,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与二战的爆发原因在于,大英帝国已经无力领导世界,但是美国又不愿领导世界,由此导致世界秩序的崩溃,使得整个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始终处于大萧条之中,并进一步导致了强调国家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兴盛。他认为,一个开放和自由的世界需要有一个居霸权或者主宰地位的强国来维持秩序。

4.塔西佗陷阱。

所谓“塔西佗陷阱”,通俗地讲,就是“当一个政府或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塔西佗(约公元55-117年)是古罗马帝国执政官、元老院元老、著名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是《历史》和《罗马帝国编年史》。历史背景是:罗马皇帝尼禄死后,被选为下一任皇帝的迦尔巴下令杀了一个造成叛乱的将领,以及另一个可能发动叛乱的将领卡皮托,而且命令未到达之前他就已经被处决了。有些人认为卡皮托没有这样的野心,对迦尔巴的做法产生了不满,《历史》一书对此评论到:“不过外界对这两次的处决的反应很不好,而且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这就是“塔西佗陷阱”的渊源。英国思想家培根在《培根论说文集》“论谋叛与变乱”一章中,在论述国家虽有良好的举措,但由于谣言的恶意解释而遭受诽谤时也说过:“如同泰西塔斯(即塔西佗)所说的一样: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举措和坏的举措同样地触怒人民”。

但塔西佗陷阱这一概念却出自中国学者。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潘知常教授在2007年8月一篇讲稿中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塔西佗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古罗马的执政官塔西佗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会得罪人民。”

(二)中文表述统称“陷阱”,原文其实不然。

中等收入陷阱的英文原文是:Middle Income Trap,无论英文还是中文翻译,都是最符合作者本意的。

修昔底德陷阱的英文表述为:Thucydides's Trap,同样使用了Trap一词,这也许符合、也许不符合修昔底德的本意,但总体上表达了后人概括者的思想。

金德尔伯格陷阱的英文表述是:Kindleberger Conundrum,原意是难题、谜题,不是陷阱,但引申为陷阱亦无不可。

塔西佗陷阱只有中文表述,外文中没有对应的概念。中国学者作出这种概括有其道理,可以说具有原创性,开了风气之先,如果在国际上被广泛接受,则可以看作中国学者对社会科学世界话语体系的一个贡献。

以上几个“陷阱”,其实是历史现象和难题,不是必然,更不是宿命。

(三)我们为什么要重视“四个陷阱”?

1.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几千年来,许多历史教训被不断重复。例如,战争与和平交替发生,和平的时间更长,但战争的次数很多。据统计,到1982年,在有文字记载的5560年中,世界上共发生过14531次战争,平均每年2.6次。又如经济和金融危机,1825年以来世界已经经历过20多次,1929年以来共发生过6次大的危机。就大的金融危机而言,似有十年一次的周期,如1998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当前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十分重要。

2.习总书记对相关问题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论述。

总书记特别重视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对这四个陷阱都作过一系列重要论述。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201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21世纪理事会(该理事会是由法国前总统萨科奇、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和美国投资家贝格鲁恩等一批全球著名政治家、战略家和企业家于2011年发起的非政府论坛,每年定期聚会,就如何改善全球治理向各国政府建言献策。理事会以推动二十国集团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为当前主要使命,被誉为“影子G20”。)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表示,“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抱有信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表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

关于修昔底德陷阱。2014年1月22日,美国《赫芬顿邮报》旗下《世界邮报》创刊号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发布,习近平主席在接受该报专访中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关于金德尔伯格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讲的是国际公共产品问题。总书记没有直接提到金德尔伯格陷阱,但对国际公共产品问题有过多次重要论述。2015年9月22日,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近平主席接受《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说:“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中国没有这种想法,也不会这样做。”“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应该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这不仅有利于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合作,也有利于双方合作推动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2016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杭州出席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2017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指出,“我们欢迎各国结合自身国情,积极发展开放型经济,参与全球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携手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关于塔西佗陷阱。2014年3月18日,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一)中国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关键阶段。

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当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处于中上收入水平。2016年,我国GDP约合11.2万亿美元,人均GDP为8127美元,人均国民收入(GNI)估计为8106美元。与高收入门槛(人均12736美元)差距为36%。

对于今后一个时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我们是很有把握、充满信心的。但也有质疑的声音。例如,有人表示,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因为中国太快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引起的,同时最大的难题是去杠杆化,不能再积累杠杆率,否则高杠杆风险爆发之时无法收拾。也有人表示,中国目前的资本边际收益接近于0了,已经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了,人均收入停留在大概1万元美元左右的魔障中。一旦到资本收益等于0的时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宏观政策失灵,“脱实向虚”只不过是宏观政策另外的一个反映,宏观政策这个时候没有用了。我们对其结论不认同,但其个别观点应关注。换言之,从问题导向角度看,这些质疑提醒我们增强忧患意识,高度重视解决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三大关键举措。

1.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结构持续转型升级。

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观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对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个维度是,特定传统产业在不同国家经济结构中历史地位的变迁。这里以纺织业为例,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不同国家经历了昨是今非的穿越之旅。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靠纺织业起家,1785~1850年,英国棉织品产量从4000万码(码,yard,英美制长度计量单位,1码=3英尺=0.9144米)骤增到20亿码,增长了大约49倍。1800年,棉织品出口额占据全英国出口总值的25%;1828年棉织品出口额高达英国出口总值的一半。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棉纺工业发展到一个高峰,纺织工业出口额占世界纺织贸易总额的58%以上,几乎垄断了全球的棉纺织产品市场。而今天,纺织业在英国产业结构中几乎不见踪迹。美国的纺织业也曾经具有较大规模,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50年代美国纺织品生产技术和纺织机械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凭着棉花资源的优势,大力发展棉纺业,棉纺锭数最高达3600万锭,并开启了化纤工业化生产的先河,美国东南部曾经遍地都是纺织厂。但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以及后来的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以及新工业产能使得美国的纺织品生产业成为一个亏本的行业,从1994年到2005年间美国有超过90万从事纺织服装类的工人失业,那时大多数美国纺织公司选择停业或将业务迁移到国外。而今,在美国产业结构中谁都不会拿纺织业说事。然后是日本,二战前后,日本纺织业影响很大, 1947年日本开始出口纺织品,1955年纺织品出口额占到整个出口总额的37.13%,居第一位,1957年日本成为当时世界上纺织品出口量最大的国家,并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纺织制造中心,我们看的许多日本影视剧,如电影《啊,野麦岭》、电视剧《阿信》等,都反映了日本纺织业工人的生活。而今,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主要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国到主要进口国的蜕变,成为继欧盟、美国以及香港地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进口市场,同时也是世界第三大消费市场。接下来是香港地区、韩国等亚洲四小龙时代。1947-1958 年这段时期内,香港地区纺织业迅速崛起。1958-1980 年是香港地区纺织业的全盛时期,也是快速发展时期。但上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90年代,伴随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及香港经济的转型,香港地区纺织服装制造业迅速滑落。

接下来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纺织业不断扩大,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在全球纺织品产品出口方面增加了8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中国是全球纺织产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产业链最完整、门类最齐全的国家。2015年,中国纤维加工量达到5300万吨,占世界比重超过50%。(类似于钢铁产量,中国世界第一,河北第二,唐山第三)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的纺织业也正在遇到劳动力资源紧张、成本上升等挑战。可以预见,在中国产业结构中纺织业的重要性下降是必然趋势。纺织业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地位兴衰变化,折射出产业结构必须与时俱进转型升级的基本道理。做不到这一点,就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另一个维度是,一个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和主导产业变化。例如美国,1860年以前,产业结构中轻纺产业占主要地位;1860-1900年钢铁、煤炭快速增长,并出现电子、化工和汽车产业;1900-1950年重化工业产值超过轻纺产值,钢铁、机械制造和化工产业迅速发展;二战后,美国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把钢铁、汽车、机电作为工业发展的支柱产业;1970年以后,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如航天航空、IC、计算机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1990年以后,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加强了信息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进入新世纪后,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智能制造、3D打印等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这表明,对一个国家来说,确实存在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任何产业都不能成为永久的主导产业,如果说有什么灵丹妙药,那就是创新和升级。

科技进步和创新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关键支撑。从历史的角度讲,我们错过了前几次工业革命,国家民族陷入了一百多年被动挨打的落后地位。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蓬勃兴起,我们一定要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搭上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快车,推动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2.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确保社会有公平的分配结构和发展机会。

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特别是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过程中,保持收入分配结构合理而稳定十分重要。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总体上都保持了这一特征。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日本初次分配基尼系数往往超过0.4,但通过收入再分配后,基尼系数降低到0.3左右,而且保持长期稳定。韩国也介于0.30-0.35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小。而拉美国家基尼系数持续偏高,通常在0.5左右,且多年如此。2013年巴西基尼基数为0.547,智利0.521,哥斯达黎加0.507,秘鲁0.481,墨西哥0.472,委内瑞拉0.448,阿根廷0.445。收入差距过大容易引起社会矛盾,损害效率和增长。也正因为如此,中等收入陷阱又被称为拉美陷阱。

我国的基尼系数呈现一种倒U型轨迹。改革开放之初,1981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29(1979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分别为0.16和0.24),后来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明显上升,最高时达到0.491(2008年),近几年逐步收敛,但2016年仍达0.465。尤其需要重视的是,社会财富分配差距迅速扩大,有学者测算财富分配基尼系数达到0.52。据世界银行(2010)一项研究表明,中国1%家庭占有全国41.4%的财富。有的科研机构(西南财经大学,2014年2月)调查,中国10%最高资产家庭拥有60.6%的资产。这些数据可能不准确,但所反映的财富分配差距应当重视。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在福布斯2017年全球亿万富豪榜中(共2043名,1940个排名,有并列),中国富豪已有较大的数量和比重。其中,中国大陆富豪有319名,占15.6%;前100名中,中国大陆富豪有7名,占7%,前200名中,中国大陆富豪有14名,仍占7%。

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和财富分布结构,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一项重要课题和挑战。要认识到,财富会产生收入,财富差距会带来收入差距,产生马太效应。十八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这是十分正确的方向,关键在于具体落实。同时,要持续推进教育公平、就业公平,既促进人们在区域间横向流动,又促进人们在社会层次间纵向流动,使社会始终充满活力而又规范有序。

3.反对民粹主义,努力保持“两个同步”。

民粹主义的重要表现之一是,过于迎合民众的非理性诉求,超越发展阶段和国家财力提供过高福利,吊高胃口,结果是导致财政赤字、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增长停滞等一系列的不良后果。拉美国家民粹主义较为盛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较多。例如,1970-1994年,巴西财政赤字水平达到GDP的8.0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处理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的关系上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有效的方法途径和原则。一是坚持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相结合,不做过多的承诺和过头的事情。二是既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把资金用在刀刃上,重点帮扶低收入群体特别是贫困家庭。三是努力实现“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两个同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坐标系,使我们能够在经济发展、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民生福祉。实践中对这“两个同步”应当细化量化,可以容易地进行比较、参照和监督,例如把偏离度定在10%之内,从而确保既不向一个方向偏离过多,也不向另一个方向偏离过多,从而沿着正确轨道行稳致远。

(三)前景展望:我们有把握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同时又要防止所谓高收入陷阱。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回顾历史,1978-2000年,我国GDP平均增长速度为9.78%;2001-2010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5%;2011-2016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68%;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在6-7%之间。多数专家学者测算,现阶段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也在6-7%之间。

对中国何时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可以做一个简单的预测推算。不考虑汇率因素,在2016年中国人均GDP 8127美元基础上,按2016-2020年平均增长6.5%推算,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或略超过1万美元。按2021-2030年平均增长5.0%推算,2025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3万美元左右,2030年达到1.6万美元以上。即使考虑到高收入国家的最低标准随着经济发展而有所上调,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讲,中国将在2025年至2030年期间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自此可以高枕无忧?NO。

还要防止掉入高收入国家陷阱。所谓“高收入陷阱”,是指有的国家虽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缺乏创新和持续发展动力,长期在高收入国家的底部徘徊,属于二线水平,没有能够持续上升到如美、日、德那样的一线高收入国家水平。比如希腊,2005年人均国民收入(GNI)为2.14万美元,十年后的2015年为2.03万美元;葡萄牙2005年人均国民收入(GNI)为1.81万美元,十年后的2015年为2.05万美元。而美、德等国本来已是一流高收入国家,却仍在持续增长。如美国人均国民收入(GNI)2005年为4.47万美元,到2015年增加到5.5万美元;德国由3.48万美元增加到4.58万美元。展望未来,我们要动态地赶上美、德等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恐怕需要极为漫长的过程,而且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强调要防止掉入高收入国家陷阱,因为中国的发展奇迹还不能画上句号,不能止步于跨过中等收入阶段。

三、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一)中美之间修昔底德陷阱何以成为热议话题。

自从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即PPP法,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经济总量已于2014年1010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2014年中国GDP达到17.6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的17.4万亿美元。)后,在讨论中美关系时,修昔底德陷阱就成为一个高频词汇。国际上相当多的有识之士认为,中美之间可以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例如,刚刚去世的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曾称赞习近平主席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负责任和有水平,欧美大都会认同”。领导哈佛大学“修昔底德陷阱”案例研究的格拉汉姆·阿里森教授自己也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2015年3月,他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讲座中表示,“陷阱”并非铁律,更不必迷信,中美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当然,不同声音和担忧也是存在的。可以相信,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这一话题仍将被反复讨论。

二战之后,俄罗斯(苏联)和日本曾经是美国的重要竞争对手,但都是局部和暂时的。在许多人看来,日本已成为过去时,中国是未来时。而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中国拥有持续增强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如果说中美客观上存在竞争的话,中国是全方位、持久强劲的竞争者。而今后一个时期,中美之间综合国力此消彼长的过程尚在动态演变之中,中美大国关系尚未定型。因此,这是一个没有讲完的故事,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二)中美修昔底德陷阱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命题或伪命题。

一方面,时代和世界格局变化使中美掉入经典修昔底德陷阱(硬陷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甚至不存在。所谓经典修昔底德陷阱,就是战争或热战,这在中美之间是不可想象的。原因在于:(1)中美之间不存在势不两立的根本矛盾。目前不存在以中美为首的意识形态对立的两个国家集团(回想战后丘吉尔的铁幕之说及其后的美苏冷战)。(2)中美之间距离遥远。历史上,战争往往发生在邻国或相邻地区之间。(3)现代高科技和核条件下的大国大战,可能导致相互摧毁甚至毁灭地球的后果,人类的集体理智将占上风,不允许发生。(4)美国的相对衰落趋势将继续发展,爆发热战的胜算越来越小,时间在中方一边。(5)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相互合作需要,越来越超越彼此争霸的竞争需要,可以实现互利共赢。

另一方面,非经典修昔底德陷阱(或软陷阱)始终存在。历史经验表明,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始终存在,从未停止或消失。这包括经济博弈和政治博弈等。20世纪80年代美日之间出现经济博弈。1979年曾有一本名噪一时的书《日本第一》,由美国哈佛学者傅高义教授所著。曾几何时,日本经济似有超越美国之势,日本的汽车大量出口到美国,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难以招架,日本的外汇储备遥居世界第一(1979年,日本外汇储备达到319.26亿美元,而那时中国只有87.08亿美元),1990年日本银行在全球前10大银行中占据7席,并垄断前6位。然后好景不长。1985年美国通过七国集团会议,达成广场协议等,迫使日元大幅升值,日本政府应对失当,股市、楼市泡沫破灭,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十年、失去的N年,对美国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威胁基本解除。从政治博弈看,持续几十年的冷战以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而告终,但美俄之间新的政治角力并未停止,今后还将延续。而现在,中国则是一个综合性全方位的竞争对手。因此,美国试图对中国崛起进行遏制、迟滞、消解是必然的、长期的,有时在表现形式和手段上还是比较激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之间非典型修昔底德陷阱是存在的,甚至是常态,对此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三)避开修昔底德陷阱之策。

需要从经济角度和非经济角度综合施策。

一是在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并且对届时第二大国具有压倒性优势(例如1.5倍)之前,都要坚持优先办好自己的事情。换言之,今后很长时期内,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际关系上也是如此。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全球事务中也没有多大发言权。美国早在1913年二战之前的1890年前后经济总量已是世界第一位,但在二战之前的几十年,国际上的发言权很有限。1939年美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英国GDP的3倍左右,这时美国才准备真正步入国际舞台的中心。当前,我国经济总量74.4亿元,折合11.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0%左右。我们还是要把主要精力用于国内经济建设,发展壮大自己。据预测,到2025-2030年我国经济总量将赶上美国,即使那时,我国经济仍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人均水平只不过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而英国、美国等在当年成为经济大国的同时,也都同时是科技、军事领先的经济强国和综合实力强国。因此,办好自己的事,发展壮大自己仍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全部工作的重心所在。

二是努力在双边关系中扩大最大公约数,构建中美之间犬牙交错合作共赢的全方位利益共同体。要加强相互贸,2016年中美贸易额达到5243亿美元,其中对美贸易顺差3470.4亿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47.2%,要积极采取措施在扩大贸易规模的同时促进贸易平衡发展。要加强相互投资,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国投资累计798.6 亿美元,中国对美国投资499.9亿美元。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迅猛增长,2016年中国企业在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95亿美元,同比增长132.4%,今后还要继续扩大相互投资。要加强人文交流,包括互派留学生,扩大教育、科技、文化、旅游等合作。两国利益越是交织融合,就越不容易撕破脸皮、兵戎相见。

三是努力在多边关系中扩大最大公约数,加强中美之间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的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尤其是需要大国之间合作。从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看,中美之间相向而行、加强合作,许多事情就可能办成;如果中美之间背道而驰、相互拆台,则许多事情基本上办不成。

四是研究借鉴二战前后美国与英国在全球治理合作方面的经验,努力实现全球治理话语权主导权的和平过渡转移。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中,国际货币体系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动荡不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英两国政府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构思和设计战后国际经济和货币体系,分别提出了“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同是以设立国际金融机构、稳定汇率、扩大国际贸易、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为目的,但运营方式不同。由于当时美国具有无可匹敌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例如,美国拥有全球四分之三黄金储备,因此,尽管凯恩斯是经济学大师,他设计的方案不无合理之处,但由于美国的超强实力和地位,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框架包括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仍采用了美国方案,更加符合美国的意志,对此,凯恩斯曾耿耿于怀,但无济于事。这是全球治理主导权和平转移的一个范例。

五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柔克刚。无论对方如何咄咄逼人,引诱你过早亮剑,然后置于死地,都要保持战略定力、不为所动,善于用打太极的方式化解对方的硬挑战,避免掉入硬陷阱。

四、避开金德尔伯格陷阱

(一)金德尔伯格陷阱提示我们要加强对国际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

公共产品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他于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一文中将公共产品定义为这样一种产品:每一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减少任何他人也对这种产品的消费,这一描述成为经济学关于纯粹的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于1971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将公共产品概念引入国际关系领域,提出了“国际公共产品”概念。国际公共产品是指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消费和生产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具体包括国际秩序、全球经济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公共产品与国内公共产品在提供方面存在相同的问题,即搭便车和供给不足,这一特征甚至更为严重。这是因为,国内公共产品和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不同,前者是一国政府,后者是国际社会,一国政府在提供国内公共产品方面是自主掌控的,国内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与政府的财力、供给效率等相关。例如,中国制定了“十三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是可预期的。而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在较大程度上缺乏约束力,很难由哪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完全掌控,供给赤字时常存在。

表3:国内公共产品和国际公共产品分类表

序号

国内公共产品

国际公共产品

中国(8个领域)

联合国(10类)

斯蒂格利茨(5类)

其他(3类)

1

公共教育

基本人权

国际经济稳定

纯全球公共产品

2

就业创业

对国家主权的尊重

3

社会保险

全球公共卫生

国际安全(政治稳定)

4

医疗卫生

全球安全

准全球公共产品

5

社会服务

全球和平

国际环境

6

住房保障

跨越国界的通信与运输体系

7

公共文化体育

协调跨国界的制度基础设施

国际人道主义救援

俱乐部产品

8

残疾人服务

知识的集中管理

9

(环境保护)

全球公地的集中管理

知识

10

(公共安全)

多边谈判国际论坛的有效性

注:1.我国的国内公共产品分类依据《“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联合国的国际公共产品分类依据联合国《执行联合国千年宣言的行进图》报告。

2.依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两个标准,全球公共产品可以分为:一是纯全球公共产品,同时满足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这两个标准,如和平与安全、冲突、金融稳定、额外财政支持、经济稳定、防止全球经济衰退、设高效市场、提高无效市场、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传染病控制或消除、防止扩散等。二是准全球公共产品,是指那些只满足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这两个标准之一,或只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如国际交通运输系统规范与标准、尊重人权与国家主权、多边贸易协定(如WTO)、语言的融合、生活方式及其他社会标准规则的协调等。三是俱乐部产品,它的特征是具有部分的竞争性,即在非拥挤的情况下对该产品或服务的消费是非竞争的,但是当消费者过于拥挤之后便出现了竞争性,同时,可以较为方便地将非付费者排除在外,如臭氧层保护、减少消耗臭氧物质释放量、大气净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公海、基础教育与消除贫困等。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和挑战越来越多,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明显增加,而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可以说供求缺口正在扩大,国际公共产品赤字和债务正在积累。例如,原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治理架构是六七十年前形成的,在不少方面越来越不适应世界发展格局的新形势,需要更新改造,但是没有成熟的方案。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几乎陷于停滞,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要求。气候变暖日益明显,但应对气候变化协定达成不易、执行更难。《巴黎协定》刚刚签署,墨迹未干,美国就宣布退出。令全世界大跌眼镜,甚至美国国内有人说美国也成了无赖国家。恐怖主义袭击不断发生,国际社会缺乏有效对策。国际网络攻击时有发生,信息安全没有保障。全球化条件下各国贫富差距扩大,出现数字鸿沟,部分国家和人民被边缘化。一些国际组织成为耗时费力的论坛,没有足够的执行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失序的、缺乏应有规则的世界。

(二)中国在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上宜坚持量力而行、与时俱进、增量优化。

世界是全体地球人的世界,国际公共产品提供应当由国际社会成员共同负责。同时,各国大小、贫富不同,在国际公共产品提供方面的责任大小也有明显不同。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说过,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换言之,我们既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也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我们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上,要把握好三点:一是量力而行,即与国力相适应,既不超越国力勉为其难,如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勒紧裤腰带自己省吃俭用援助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也不逃避国际义务。二是与时俱进,即国力越强,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越多,同时要增强针对性,根据国际社会的急需,优先提供相应的国际公共产品。三是增量优化,即在不触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基本存量格局的情况下,优化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增量结构,提高供给质量,一定意义上就是推动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际上有人曾批评我国搭便车多、做贡献少,这不符合事实。从实践看,我国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全球经济治理(这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新生事物),成功举办G20杭州峰会,提供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主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设立丝路基金等,为国际经济金融合作提供新平台,这些并不是取代原有合作机制,而是一种补充。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这种理念和愿景也是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我们占领国际道义制高点。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积极提供者,相信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壮大,中国必将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金德尔伯格陷阱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仍将存在。

金德尔伯格陷阱所言,不是一般意义的国际公共产品,而是世界领导力,这不仅是极为稀缺的,需要能力和愿望的同时具备,而且培育这种能力需要假以时日。从理论上讲,这类国家的综合实力与这类国际公共产品的关系发展演变,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构成一个由兴到衰的过程:第一阶段,一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明显增强,但国际公共产品(世界领导力)供给明显不足,二者之间不匹配,因为原有的公共产品存在,既不需要也不欢迎新的公共产品(新的世界领导力)出现。第二阶段,一国综合国力强大与其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世界领导力强大)基本匹配,同时二者之间相得益彰。第三阶段,国家实力下降但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责任仍然巨大,二者之间出现新的不匹配,这时国家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已经力不从心,而且收益与付出不对等,但没有合适的继任者,而且主观上也不愿意把世界领导力拱手让位于可能的继任者。第四阶段,国家实力衰落与国际公共产品责任卸载同时发生,形成新的匹配关系。现实中,一国世界领导力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既包括硬实力,也包括软实力,要有足够的智慧,为全球性问题提供能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协力有效实施(即集众智、汇众力)的解决方案。无论缺乏能力还是缺乏意愿,都会使世界陷入特定公共产品空白或世界领导力缺位,因而出现不同程度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当前和今后几年,应对气候变化就可能出现新的变数,美国主动放弃领导权,国际社会对中国期待很高,但我们仍是发展中国家,能力和意愿如何呢?欧盟等国想推中国举起大旗,我们如何选择。全球主导性国际货币的演变史(如20世纪20-30年代),也显示了同样的道理和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后一段时期内全球治理的某种失序恐难以避免,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准备。

五、避开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在塔西佗的著作中并没有明确的概念表述,在国际学术界也很难找到这个词,研讨会上提这个词可能会让老外一头雾水,但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值得深入研究和有效应对。

(一)现实生活中塔西佗陷阱例子或政府失信现象有增多之势。这里举几个例子:

一是房地产调控。在过去十多年中每次调控都要求稳定房价,但每次调控之后房价都明显反弹,甚至报复性上涨,因此社会对房地产调控普遍缺乏信心。2003年8月1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简称18号文),提出“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还提出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调控后房地产投资和供给下降,新开工面积增长率由2003年的27.82%下降到2004年的10.43%,但房地产价格上涨势头并未控制住,反而加快了上升速度,全国新建商品房价格上涨4.84%,2004年上涨17.76%;2006年5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九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国六条),新一轮调控大幕开启,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但2007年频现天价“地王”,稳房价的目标实现并不理想;2008年12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房地产销量下降的情况,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国六条),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救市措施,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房地产市场触底复苏,2009年房价大幅上涨,全国房价平均上涨23.3%;2016年9月30日以来,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密集出台,特别是实行严厉的限购限贷限售政策,一二线城市房价和销量迅速降温,但这一轮房地产调控还没有结束,特别是长效机制仍有待破题。

二是公检法执法。前不久一名男子谭某给陕西咸阳兴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赠送了一面“胡乱作为以权谋私”的锦旗,由于谭某妻子的车被电动车擦伤,虽然交警大队已经做出了交通事故认定,骑电动车的贾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但当事人双方却因赔偿问题始终未能达成一致,其急于获得赔偿才送出了“胡乱作为”锦旗,虽然其中有些许误会,但也折射出交警大队一定程度上的“不作为”。现实生活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是,对法院判决,许多人不管结果如何,总是先入为主地认为判决不公,因而不服、不执行,甚至还要上访,造成信访不信法的怪现象。

三是环境项目中的“邻避现象”。近年来我国许多重大化工项目和污染处理项目,都因为部分群众反对、引发群体性事件而受阻。2016年6月下旬,湖北省仙桃市、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先后出现反对垃圾焚烧发电事件,7月2日至3日,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禄步镇部分群众在镇政府门前聚集,反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落在当地。结果是,广东肇庆、湖北仙桃紧急宣布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停止征地或停建。仙桃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已开建两年,计划投资2.09亿元。而仙桃日均产生生活垃圾750吨,目前只有一座规范的垃圾填埋场,日处理量仅为500吨,剩余库容仅可坚持三年。厦门PX项目计划投资108亿,2004年2月获得国务院批准立项,2006年11月开工,原计划2008年投产。项目开工后便受广泛质疑,2007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105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建议项目迁址,厦门PX事件由此进入公众视野,即使5月30日厦门市政府宣布暂停工程,6月1日当地市民还是爆发大规模集体抵制活动,国家环保总局重新组织环评后,项目最终迁址漳州。宁波镇海炼化年产1500万吨炼油、120万吨乙烯扩建工程,总投资估算约558.73亿元。从2012年10月初开始,附近部分村民多次就该项目落户后的相关环保及村庄搬迁问题到镇海区政府信访。2012年10月28日18时50分,宁波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宁波市经与项目投资方研究决定:坚决不上PX项目;炼化一体化项目前期工作停止推进,再作科学论证。造成邻避效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政府缺乏公信力,你再说确保安全无污染无危害,群众就是不相信。就如同凯恩斯所讲的流动性陷阱一样,当利率降至不能再低时,再增加多少货币都没有意义,不会对需求产生刺激作用。

(二)塔西佗陷阱是政府失信行为不断积累、由量变到质变的结果。

政府失信如果只是偶尔发生,事后尽快补正,通常不会产生严重后果。如果政府失信现象接连发生,而且主观宣示与客观效果截然相反,那么就容易被人贴上政府没有公信力的标签,一旦标签化、妖魔化,则恢复原来形象、重拾社会信任就非常之难。而且,在现代信息网络社会中,“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特征很明显,少数地方政府的失信行为可能被反复炒作,使各地政府都蒙受失信恶名和实际代价。政府公信力关乎政策执行力,一旦政府失去公信力,则政策再好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造成政府失灵。

(三)避免塔西佗陷阱之策。

建立高效、善为、廉洁的现代政府十分重要。一要科学决策。如果决策不科学,则实际效果势必出现偏差,人们对决策者的能力和信誉就会产生怀疑。二要政务公开。积极主动向社会公众解疑释惑,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越是涉及群众直接的利益得失,越要公开透明,不遮遮掩掩闪烁其词,以取得社会的理解、支持和配合。三要防止民粹主义。如果事事都迎合大众,作出过多不切实际的承诺,到头来还是自食其言、自食其果,丧失公信力。四要多做少说。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受欢迎的政府不意味着执政时必须时时讨好人民,要紧的是,任满时,政府已经执行了所有不受欢迎而必要的政策,使国家和人民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还说,“我总是少说我要做的,而争取比预期更好的成绩。”五要加强预期管理。宏观调控本质上也是预期调控,无论好的预期还是坏的预期,都有可能自我实现。要科学有效引导管理预期,使社会期望和政策取向尽可能形成耦合共振效应。

要说明的是,塔西佗陷阱所说的政府公信力,不是狭义政府,而是包括公检法等在内的宏观政府及其领导人员,凡具有公权力的机构和领导人员,都责无旁贷,应当力避塔西佗陷阱。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既是伟大光明的,也是崎岖不平的,我们还需要爬许多坡,过许多坎,跨越许多陷阱,但我们已经积累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势能,我们相信,中国已经创造了持续三十多年的大国经济增长奇迹,也一定能够创造出十四亿人口的大国现代化奇迹!

许小年:中国已掉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作者:许小年

中国的经济发展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处于一个很关键的转型期。这个转型期能否顺利过渡,决定了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经济发展的态势。这几年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时间段。

中国的经济发展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处于一个很关键的转型期。这个转型期能否顺利过渡,决定了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经济发展的态势。这几年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时间段。

转折是从资本积累到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这是它一个很大的特点。

为什么经济要转型?如何去转型?为什么企业的经营模式要转型?如何去转型?这是今天我演讲的主要内容。

1、数量型增长无法持续

第一个现象,不管你再投入什么,GDP增长不动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什么?

所谓的中等收入大概是人均收入1万美元左右,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说1万美元的人均收入是一个魔障谁也过不去,好像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在这个数字面前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纷纷败下阵来。

而是说一个国家通过工业化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工业化所带来的增长动力消失了,经济增长缺乏新的动力,于是就停在1万美元左右。

而是说一个国家通过工业化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工业化所带来的增长动力消失了,经济增长缺乏新的动力,于是就停在1万美元左右。

1978年开始的时候,中国经济是一个资本、装备严重不足的经济,那个时候你进行投资,用先进的生产设备、工业设备,可以很快地增加GDP。但是现在用大机器装备各行各业的过程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在这个时候再增加资本投入没有用了,因为它的收益等于0了。

我们看到过去几年间,中国的GDP增长在不断地下降,尽管每年政府增加的投入并没有减少。2009年的时候4万亿,4万亿那只是一个符号,真正的投入是十几万亿,现在我们谈40万亿,又加了一个0。可是GDP增长为什么还在下滑呢?

因为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所以我们现在在宏观现象上看到一系列的数字下滑,它只是表明经济规律正在发生作用。

不断下降的GDP增长率印证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两种模式当中的数量型增长,而不是效率型增长。当资本的边际收益等于0或者是接近0的时候,农民还要提高亩产怎么办?农民说“三农”政策执行得很好,我现在已经有三台拖拉机不要再给我拖拉机了,因为没用。现在还要增产怎么办?

这要去找袁隆平院士,跟他讨一些良种,跟袁隆平院士讲,现在靠资本积累拖拉机无法提高亩产了,喷灌机、拖拉机都有了,化肥也用了,亩产已经到头了。如果要继续增产,我向您讨教,能不能用优良的品种给我,我可以继续增加亩产。

袁隆平院士的种子不是老天给的,这个种子比农民一般的种子技术含量要高得多。如果我们找袁隆平院士,那就是把农业生产的动力从资本积累转向了技术创新。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核心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济规律。

通过资本积累来驱动经济的增长无法持续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当资本边际收益等于0的时候再增加资本没用了,增长停止了。

所以靠资源数量投入的增加来驱动经济的增长是无法持续的,而通过A的增加来驱动经济的增长是可以持续的,为什么?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经济的能力是无限的,因为技术进步是无止境的。

当然你不能够把这两种增长动力截然分开,我们只能在概念上把它分开,来理解中国经济当前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摆脱困境的方法。

2、中国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了吗?

中国目前的资本边际收益是不是等于0了?我们是不是已经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了?我的判断是:是的。

从数据上来讲,大概在1990年代晚期,1块钱人民币的投资可以带来大约4毛钱到5毛钱的新增GDP;今天或者说去年,1块钱的投资能够带来多少新增GDP?今天是不是投资边际收益等于0了?

我们看到的统计数字是,在过去的大概十几年间,1块钱投资收益从4-5毛钱一路下降到了今天的7分钱,1块钱人民币的投资能够带来新增GDP只有7分,不等于0也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投资怎么都拉不起来,边际收益接近0了。

另外一组数据——企业的产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从2012年开始一直到去年的下半年全是负增长,企业的产品出厂绝对价格在不断地下降。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产能过剩。在过剩产能的压力下,企业竞相降价,试图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试图保住自己的销售。产能过剩是什么意思?产能过剩就是中国的各行各业已经不再需要新的投资了。

在出厂价格不断下降的时候,你如果有新的投资进行,这个投资收益是多少?投资收益是负的。资本的收益等于0甚至等于负的,也就是说投资根本无法回收。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些经济现象很容易理解了,现在有一个词叫“脱实向虚”。中国政府很着急,给你们一点钱你们不投入实体经济拿去干什么了?炒股票。

2015年经历了一次大股灾现在谁也不敢炒了,去年就炒房子,深圳房价去年涨了2倍,深圳的房价还会涨。没买房的不要过度悲伤,你咬咬牙就买了吧,因为以后还会涨。有了房子的也不要太高兴,涨得越高跌得越狠,将来跌得越狠。

中央银行印钞票,这些钱就是不往实体经济去,你抱怨有什么用,政府老是说“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你怎么引导他也不去,因为实体经济的收益等于0了,所以他不去实体经济了。要想让资金进实体经济要想别的办法,在资本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在产能各行各业都普遍过剩的情况下,资金不会进实体经济。所以在这个时候印钞票,除了制造通货膨胀没有其他任何的效果。

一旦到资本收益等于0的时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宏观政策失灵,“脱实向虚”只不过是宏观政策另外的一个反映,宏观政策这个时候没有用了。

政府去印钞票,钞票不进实体经济,去炒资产价格;财政政策也失灵了,财政政策不能增加GDP,我们知道中国大部分的财政投资进入实体经济,民间的投资大幅度地下滑,是因为收益等于0,政府冲进来投资,结果就是更多的过剩产能。

所以这个时候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那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实际上都是为了拉动投资。可是我们的经济已经不需要资本了,你投资干什么?这个时候政策不应该是刺激需求。

3、PPI上来是因为2016年上半年的货币放水

这个时候经济增长怎么办?更多的投资意味着更多的产能,更多的产能意味着企业的产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还会继续下降。PPI去年的下半年为什么上来了,有人说中国经济企稳反弹在即,去年下半年PPI小尾巴为什么翘起来了,这是不是经济企稳的标志?为什么起来了呢?

分析一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货币供应(狭义货币M1)。两者什么关系?两者正相关关系,谁是原因谁是结果?货币是原因,价格是结果。

我们发现货币供应和价格指数高度相关,去年下半年的PPI小幅度回升,去年上半年M1增长率从5%左右突然增加到25%,货币增长速度在很短的时间里提高了这么多,当然会反映在价格上,所以这个小尾巴翘起来了。

有人说这个小尾巴翘起来表明中国经济已经企稳了,我认为没有。这个翘起来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央银行又放水了。说好的供给侧改革呢?怎么又跑到需求侧去货币放水了呢?怎么回事?不清楚。

现在我们的政策层面上到底是怎么样操作的?目的是什么?要实现什么目标?现在学者一头雾水,越研究越糊涂。

有人就说中国经济反弹了,尾巴翘起来是不是U形的右边?去年5月份权威人士讲中国经济不是U形更不是V形而是L形,这个我是同意的。有人说U形已经走出来了,并没有走出来,主要是因为中央银行的放水。

市场上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已经企稳反弹,但是在学界我所听到的基本上是中国经济仍然处于L形,而不是U形。学界争论的L形到底是这一竖还是一横,没有对L形有争论。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在这一横上,这一横还要横很长的时间,并没有走出来。

除了货币放水以外,反弹还有其他的原因。一个是去产能,去产能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它的影响远远低于货币放水。还有是库存周期,因为去年各行各业的库存是历史最低水平,为了补充库存,需求起来了一点,造成了一个反弹。

4、不能再增发货币

今年怎么样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今年以来这条红线(货币供应——狭义货币M1)一直在下,预示着今年下半年经济跟着这条红线下去。

你会说,这红线效果挺明显的,为什么不继续把它拉上去呢?再把它拉上去深圳老百姓怎么活啊?深圳的房价还要涨到什么地方去啊?现在政府运用手中所有的行政手段在打房价,在限购、限价、限贷,现在还敢再增加货币供应吗?再增加货币供应行政手段都控制不住房价了。

所以这个红线从今年年初开始就往下滑了。资产价格的暴涨是政府收缩货币的一个原因,政府收缩货币的第二个原因是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面临巨大的压力,要再增加人民币的供应,人民币汇率会进一步地贬值。

现在在汇率的控制上也是几乎动用了所有的行政手段,资本账户相当于关闭掉了。现在到香港去买保险,卡在那里刷不出来,换一点外汇,银行问你N多个问题。几乎是用所有的手段控制了资本账户,维持了目前人民币的汇率。如果再增发货币,连目前的汇率都保不住,这是一种非常窘迫的状态。

所以企业界的朋友对于未来宏观经济严峻的形势要做好充分的准备,随着货币的再次收缩,今年下半年经济的数字会继续往下走,这个L形还很长。

5、中国经济要转向效率性增长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种数量型增长已经是没有多大空间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在过去的几年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政策方向的改变,这个政策方向的改变由于后续的解释不甚清晰,引起了市场和民间思想上的混乱,以至于现在我们对政策方向的改变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

这个政策方向的改变就是在投资拉动已经失效的情况下,我们在政策上提出的基调是什么?

第一是“新常态”,新常态就是各位不要再预期10%的增长了,不会再有更高的增长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甚至不要再预期8%的增长了。6.5%仅仅是一个数字,真实的增长率谁知道啊?反正很低就是了。6.5%就是统计局的一句话,高速增长的阶段过去了。第二,提出来“供给侧”,等下我会讲什么叫供给侧。

这两个政策的转向,实际上反应了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中国经济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我们现在已经从需求侧转向了供给侧,转向供给侧实际上就是我们多年呼吁的效率型增长。

我的学生取笑我,他说“教授,你很少跟中央保持一致啊。”我说“你说的还不对。不是我跟政府保持一致,是政府跟我保持一致。OK?”我们呼吁了这么多年要效率型增长,政府终于同意了,当然他的说法是供给侧,我们的说法是依靠效率的提高来驱动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不是依靠政府发钞票、花钱,搞地方平台、投资,不是依靠这套东西,是依靠企业效益的提高。

所谓的供给侧政策,一切围绕着企业效率的提高。这在目前我们看到的官方文稿中也罢,媒体的文章中也罢,都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供给侧就是要提高企业的效率,在提高企业效率的方面我们不需要什么政策,但是我们需要制度保障。企业的效率怎么提高?要靠技术创新。我们关于供给侧的讨论应该围绕着企业效率,也就是围绕着如何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6、效率性增长要靠创新

说到创新我们在这里要给一个定义,什么叫创新?创新有很多的内容,我们一般理解的创新是,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智能手机算一个创新,但这只是狭义的创新,广义的创新的内容要比狭义的创新丰富得多。

广义的创新除了这种狭义的技术创新之外,还包括了商业模式的创新,比如京东的电商,这就是一个零售业模式的创新,当然他用了一些互联网。还有一些我们看到的,没有用任何的新技术进行的创新,那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

创新还包括了组织的创新,同样是深圳的企业比如万科,万科的楼盘很多,如何能够激励万科的每一个员工去最大化股东的利益,万科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组织上的创新,就是“事业合伙人制”,不涉及任何技术,事业合伙人的创新起了什么作用?

每一个项目都有一群合伙人,这个合伙人有管理人员、有员工,大家都相当于尽管不是万科的股东,相当于都是这个项目的股东,都可以从这个项目的收益中获得收益。用这样的方法来激励每一位员工去努力工作。万科的事业合伙人的创新,就有点类似78年小岗村农民的创新。

创新而言我认为深圳是全国创新城市的第一位,这个城市可以称为“创新城市”。我每次到深圳来心情都比较愉快,深圳真的是一个创新城市,要珍惜这个创新环境。我在深圳看到了最多的创新企业,我在深圳看到了最多的创新技术,我的很多学生都在深圳。这里的商业环境、创新环境,跟全国其他城市相比那简直就是天渊之别。

深圳这个地方为什么能够成为创新城市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政府管事少。后面我们会讲到供给侧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够促进创新,供给侧根本不需要产业政策。

去年林毅夫和张维迎教授的产业政策之争中我坚定站在张维迎教授这边,坚定地认为供给侧根本不需要产业政策,产业需要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竞争环境。我就没有看过中国哪一家创新公司是由政府的政策扶持出来的。

中国的创新企业数一数,华为,民营的,在深圳;腾讯,民营的,在深圳。这些创新企业全都是民营企业,哪有什么政策扶持。现在做大了,政策送上门去了,在他刚初起的时候谁扶持他了?

马云惨到找不到投资人,马化腾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最后南非的一个投资家投了他一把。南非的投资家为什么投了他一把?我估计南非远在万里之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稀里糊涂给他融了一把资,就做成了一个腾讯。哪个是政府扶持起来的?

7、供给侧四大措施

如果在政策层面上我们不需要产业政策。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提出了供给侧四大措施:

第一大措施,保护私有产权。保护私有产权和创新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因为创新研发都需要进行长期的积累,并不是灵机一动就能够产生的,需要进行长期的研发投资、长期的技术积累,才能产生突破。而你要让企业在研发上做长期地投资,你必须保护他的产权。保护产权的意义在于,给企业家建立起对于未来收益的稳定预期,只有稳定预期的支配下,他才能够做长期投资。

中国的企业家都喜欢短平快项目,中国的企业家都不愿意投研发,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太高了。我投资研发,我十几年的积累,十几年以后怎么回事我还不清楚呢。所以现在你看我们的企业家不是把这个资金投入到研发项目上去,而是把资金转移到国外去。

春节期间我参加了中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校友会的成立,在悉尼的成立大会上有70多位澳洲和新西兰地区的中欧校友来参加,我对他们讲,我说大家跑到这里来,我感动各位对学校的这一份情还在,但是我也伤心这么多校友跑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来,本来你们应该留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当然我不责怪你们,你们的行为是理性的。

为什么跑了?财产的安全,孩子的教育,空气,环境,所以跑了。

所以保护私人产权是进行长期研发投资的前提条件,你没有有效的产权保护,没有人愿意做长期地投资。所以我说搞供给侧我们赞成,推动技术创新我们也认为是解决中国今天面临着诸多经济问题的一个有效的方法,但是需要加强对产权的保护。

去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了一个通知,这是值得一看的,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反映到中央了,中央已经在关注这个问题了。这个通知是《关于尊重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意见》,今年3月份的政治局上又通过了一个意见,内容大致相同。说明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已经引起了高层的注意。你要保护私有产权,要尊重企业家精神,否则我们创新没法做。

你出文件、出意见这当然是好事了,但是为什么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呢?就是你的文件和意见不能够有效地实现你的目标。保护产权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法治,不是人治。因为你今天发这个意见,明天又发一个相反的意见怎么办?我们看到政府经常发一些自相矛盾的意见,我就晕了,不知道哪个管用。而法治是非常清晰的,他不会随着政府的变动而随意地更改,这样他对产权的保护是比政府的承诺更加有效。

供给侧我很赞成,一定要做,但是第一要保护私有产权。

第二,缩小国有经济范围。民营企业在市场上,如果他在创新上落后会有什么结果?市场会惩罚他,市场会淘汰他,他创新是迫于市场的压力。

手机为例,曾经手机的NO.1是诺基亚,诺基亚现在在哪里?谁知道呢?为什么?从老大沦落为不知所终。为什么?在创新上也就落后了一步。落后了智能触屏手机,诺基亚已经掌握了这个技术,但是他没有推出产品。

苹果手机出来的时候诺基亚还在按键盘,那个小键盘我看不清楚,那么小的手机,指头得多细啊才能用诺基亚手机。一个创新落后,曾经的第一名老大就被淘汰出局。创新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并不是企业锦上添花的事,创新是企业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

在数量型增长已经结束进入到技术创新时代,创新是企业的头等大事。企业的CEO一定要抓创新,企业的董事长一定要关注创新,创新失败企业就失败了。可以说,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创新,不是生产、不是销售,而是创新。因为市场压力太大了,你一步慢了,就淘汰出局。

国有企业别说一步慢了,国有企业十步慢了都不在乎,因为他不会倒,因为他不会被淘汰出局,因为他是吃皇粮的,因为他出现问题政府会救他。他有什么创新压力?没有压力。他也没有创新的动力。

创新的动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企业家的激励。企业家进行创新的激励有哪些?乔布斯为什么要创新?比尔盖茨为什么要创新?人都一样,作为人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相同之处远远大于我们的差异。乔布斯创新最强的动力是要把苹果做成一个百年老店,能够长存的优秀的公司,他有改变世界的情怀。

盖茨创新要发财,两个人都是很了不起的创新者,但是两个人动机不一样。比尔盖茨要把他的企业做大他要发财,你不用责备他境界太低,我们也不用一定都要学乔布斯假装高大上,用不着,人是很复杂的动物,他的行为由多重的激励来驱动的。有的人要改变这个世界,有的人要发大财。有的人要用他积累的财富去做慈善,各种各样的动机来进行创新。

但是,各种各样的动机进行创新,在国有企业那儿我们一个都看不到。国有企业的高管创新成功了他也发不了大财。为什么?因为央企老总每年60万,他们管着数以千计甚至上万亿的资产管着,你每年发他60万,开什么玩笑?要我做央企的老总管着数千亿的资产,每年拿到所有的工资60万,我干什么?我肯定要偷啊,人性使然啊。我肯定要琢磨,这几千万的资产我怎么样把他运作一下,我个人能够获得一点好处。

比如说外购,我采购的价格就比市场价格高好多,我从谁那儿购的?从我哥们儿那儿购的。外包同样,从我的哥们那个企业购的高于市场价格,高的那一部分分吧。他们没有创新的激励,他的工资封顶,他不能够分享创新的收益,既没有创新的动力,又没有创新的压力。

创新的主体必然是民营企业。所以为了建设中国的创新经济,一定要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

第三,放松和解除管制。管制是创新的大敌。按照市值计算中国为什么出现了世界级的互联网公司?原因之一就是互联网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政府还没有反应过来呢,没管他,他一下子就起来了。

自由的环境、资源的自由流动,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你少管我,你看你政府产业政策扶持的那一些新兴行业,我们发现政府扶哪个,哪个就垮。政府弄光伏,光伏什么后果?产能过剩一塌糊涂。光伏的领头企业全倒了。所以创新他不需要政府扶持,他需要政府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你不要管。

现在又说电动汽车是新科技方向,国家政策支持。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企业和官员勾结骗取国家补贴,都在骗。说“我是电动汽车”,其实他根本不清楚什么是电动汽车,企业不清楚,官员也不清楚,搞两辆样车就把补贴骗过来了。电动汽车技术我们现在照样落后。所以创新不需要政府的扶持,但是需要一个自由的、良好的环境。

第四,全面减税。不仅仅是帮助企业渡过经济下行的难关。全面减税的意义在于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把资源更多地从行政性配置下解放出来,也就是从政府的手里解放出来,在市场上由企业来进行配置。这是减税最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是减轻一些企业的负担,当然减轻企业的负担现在也是很必要的,更重要的意义是把资源从行政性配置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企业进行配置。

以上是我提的四条供给侧的政策。各位估计一下,被采纳的可能性有多大?几乎等于零。跟我们的资本边际收益一样,几乎等于0。但我的工作就是研究,我的任务就是根据我的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建议,这只是我的工作而已。

8、创新的认识误区

宏观政策我们无力影响,企业只有在严峻的经济环境中做好自己的工作,特别是要做好创新。当前我看到了不少企业对于创新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大家都意识到创新转型的迫切性,但是又感到似乎是落入了一个转型的悖论。

我的学生跟我说“教授,我现在发现如果不转型的话是等死,转型是找死。你看这两种死法哪种更好一点?”我说“之所以有这种悖论,是因为你对转型存在着错误的理解。”

我们有一些企业家把“转型”错误地理解成“转行”,转型不等于转行,转行确实找死。转行恰恰用你的短处在跟行业中已经建立起优势地位的企业进行竞争,所以我一再强调,转型不是转行。转型往往要求在你最熟悉的企业中来思考,来改变现状,来求得生路。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彼得德鲁克写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这本书是1984年出版的,今天我们读起来没有任何时之感。德鲁克在这本书里提了几个观念我非常赞同,一个观念就是“创新需要专注”,第二个观念就是“创新未必需要高科技,创新在传统行业中照样可以进行。”

德鲁克用1980年代美国的数字说明,创新型企业3/4来自传统行业,只有1/4是来自科技行业。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不是互联网、我不是大数据,我不懂人工智能就不能创新。

错了,你是卖葱的卖蒜的,你是炸油条的、开饭馆的,你是做鞋的、做衣服的都可以创新,创新有高科技当然好,但是并不以高科技为前提条件。德鲁克在这本书里面举了很多传统行业的创新,这些创新都收到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没有什么高科技。

你们看麦当劳的创新,用了高科技了吗?没有任何的高科技。就这样造了一个大市值的公司,而且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快餐行业。

这是我们企业在创新的道路上需要澄清的一些误解。只有在一个行业专注地去经营,长期地去耕耘和积累,才能发现你那个行业中的痛点问题是什么。德鲁克在这本书里面举了很多的例子,他都说明:创新需要专注。创新不一定需要高科技。

最近我看了很多的企业,中国的企业还是有希望的,我之所以到深圳来心情比较愉快,也是看到了一些企业在积极地思考如何进行创新。从这些企业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经济的未来。我们不要妄自菲薄。

小结

大家都说未来宏观经济有很多不确定性,在我看来未来宏观经济没有什么不确定性,非常确定的,就是L形的长尾巴,大家不必对宏观感到焦虑,焦虑的原因是我们难以把握,其实现在宏观我觉得很好把握。

你就准备好L形的尾巴还有个三五年就好了,不必再为这些事情再花时间费脑筋去思考,要思考的是在长L形中企业怎么办,从过去的制造转向研发,从过去的市场份额转向思考创新,转向产品,专注产品、专注技术。

以中国企业家的才能,以中国市场的巨大,我相信只要我们下决心转型,这个任务是可以完成的。而只有中国的企业能够创新,不断地保持活力,中国的宏观经济未来就有希望。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话语陷阱

2018年11月22日  来源: 《红旗文稿》2018/22 作者: 陈康令

 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出于对中国发展壮大的忧虑,不断散布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说,并将其夸大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修昔底德陷阱”是精心包装的话语陷阱,中国思想界应跳出这一话语限定,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修昔底德陷阱”的由来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格雷厄姆·艾利森,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早在2012年和2013年,他便在《金融时报》和《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阐述这一观点。随后,“修昔底德陷阱”一词便常常出现在分析中美关系的文章中。2017年5月,艾利森出版了他的新书——《注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

 艾利森援引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一句话:“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他根据这一论断来观察过去500年世界大国竞争的历史,提出“修昔底德陷阱”一说,即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崛起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或者叫霸权国、守成国),而现存大国因为惧怕崛起国,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他的团队认为,在世界上主要的16个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案例中,有12个都落入了这个“陷阱”。

 如今,“哈佛修昔底德陷阱项目”的专门网站已经建立。这个项目希望把更多的历史案例搜集和融入到研究范围中,并试图创建关于“崛起国家挑战守成国家权威”的社会科学大数据库。美国政界、智库界、学界的不少知名人物,包括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温尼菲尔德海军上将、前国防部长卡特、《邓小平时代》一书作者傅高义、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格森等,都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表现出浓厚兴趣。

 当然,美国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指出:中美之间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两国关系的前景是合作伙伴,而非对手。康奈尔大学教授乔纳森·科什纳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本身是对修昔底德的误读,是试图从表面上解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并得出结论,存在着巨大的分析危险。

 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历史看,“修昔底德陷阱”的表述其实是“新瓶装旧酒”。比如上世纪50年代产生的“权力转移理论”就阐述了崛起国挑战霸权国的基本逻辑:如果一个大国的力量增长到至少为现主导国力量的80%,这个大国就会被看作是现主导国及其国际体系控制力的“挑战者”。崛起国常常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不满”,霸权国则因为是既得利益者,想要维持现有秩序。随之便会形成双方围绕国际秩序主导权发生竞争与冲突。当崛起国认为有机会通过战争赢得秩序主导权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通过战争来争取改变现状。

 结合国际关系实践看,上述理论尽管在以西方为中心的近现代国际体系中能够得到印证,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已经不适用了。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梳理了15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变迁和军事冲突,其间发生的大国之间的战争就远远超过16个。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的70多年里,尽管各种国际冲突和纷争为数不少,大国之间没有再爆发战争。在“修昔底德陷阱”团队所研究的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案例中,有4次没有发生战争,其中的2次便是二战后的美苏冷战以及德国的崛起。

 “修昔底德陷阱”是精心包装的话语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代表了少数西方国家的一种成见,他们认定,中国的崛起会挑战少数西方国家的霸权,全球性冲突因此将不可避免。在目前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修昔底德陷阱”受到少数西方国家热捧,这一概念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要远远大于其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

 在国际舞台上,少数西方国家非常善于使用“话语陷阱”来进行舆论打压和攻击,也就是把自身的价值观包装在一个看似中性的议题、理论或者概念里,形成一种隐藏在强势话语背后的陷阱或者圈套。话语陷阱具有迷惑性、隐蔽性、煽动性,极易引发人们就这些议题、理论或者概念展开讨论甚至辩论,从而使其影响不断扩大。

 西方文明具有双重性。正如西方那句源自《圣经》的名言:照我说的去做,不要照我做的去做。在许多情况下,西方世界的言行并不一致,甚至常常蓄意误导,从而将非西方世界引上一条错误的道路。许多拉美、东欧、中东阿拉伯国家以及曾经的超级大国苏联,都是因此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衰败。

 设置话语陷阱是一个简洁高效的手段。仅仅针对中国,美国就曾提出过“融入”“转轨”“现行体系的主要受益者”“利益攸关方”等概念。针对中美关系,则是在“中美国”概念之后又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些概念有的意在为美国当政者处理对华关系提供参考,有的则纯粹是为了给中国设置话语陷阱。

 综合各类分析,我们可以还原“修昔底德陷阱”作为话语陷阱的本质:“修昔底德陷阱”在形式上是作古今对比,在方法上并不是根据历史检视现实,而是为心中早有定见的现实判断套上了一层古典的外衣,由此成为一种伪经典概念。修昔底德的思想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些研究并不容易为大众所熟知,而经过精心包装的 “修昔底德陷阱”,则将两千多年前的修昔底德和古希腊历史进行了简单化、抽象化,实际上只是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概念借一个具有历史感的名称而已。这种包装的迷惑性在于,容易让不熟谙历史的普通民众和政治精英认为 “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历史规律的总结,中美关系也将是这种逻辑的继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防止三人成虎,也不疑邻盗斧,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对方。“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欢迎宴会上的演讲》,2015年9月22日)少数西方国家中的利益集团有将“修昔底德陷阱”意识形态化,以及和所谓的“政治正确”捆绑在一起的趋势,我们对此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清醒。

 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话语限定

 我们应注重从中国自己深厚的政治、历史、文化资源中,提炼出一些创新性的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向世界展示我们的世界观和发展观。例如,天下、王道、大同、势、礼、和、太极、纵横,以及通、中、容、圆、道、易等。这些概念本身非常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历史悠久,不仅反映了中国人经典的战略思维,在当代仍然具有鲜活生命力,而这正是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没有的概念。我们应结合国际关系实践,并在同既有理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理论构建,这样将会对西方世界理解当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当前,应深入阐释中国关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是“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不仅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相吻合,也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需要和诉求相契合。中国始终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对美外交理念,并采取了一系列富有诚意、蕴含善意的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如何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全面阐释,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实践的理论总结,是对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外交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更是对5000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我们要把这些理念自信地展示在国际舆论场上。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民日报整版探讨"塔西佗陷阱":不能盲目使用

 《 人民日报 》( 2017年12月17日 05 版)

近来,“塔西佗陷阱”一词时常被人提及。在网络上一些公共事件的讨论中,不少人喜欢用它来阐述政府公信力问题。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被当代学者引申、演绎出来的概念,并不是政治学理论中的必然规律。怎样认清这样一个概念?怎样看待政府公信力问题?在中国应怎样着力提升政府公信力?本期观察版约请有关专家对这些问题予以解答。

——编 者

用中国话语解释公信力问题(人民观察)

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标杆,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资源。近年来,我们党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国,大力打造责任政府,优化办事流程,严格执法,政府决策广泛吸纳群众意见,坚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政府公信力不断提升。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利益关系日益复杂、传播手段日益多样,社会治理等领域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挑战,给政府公信力带来更多考验。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实际上,无论在哪个国家,政府公信力都是需要下大力气去建设和维护的。在一些公共事件中,政府的处理方式受到社会关注,也是正常现象。在这个问题上,近年来一个概念时常被人提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这个词来源于古罗马执政官塔西佗所著历史书中的一段表述:“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按照现在网络上流行的理解,所谓“塔西佗陷阱”,就是当政府丧失公信力后,无论说什么做什么,人们都会认为它是在说假话、做坏事。有不少西方媒体喜欢在评论中引入这种说法,并将矛头指向政府。当然,要求政府改进治理方式是正常的,但是任何矛盾都不可能只有一个方面。政府公信力问题也存在多种复杂因素,很多时候并不是政府尽力做好了,群众就一定会认同。这也与社会观念、大众共识、媒体引导有很大关系。

在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天生的血脉联系。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始终注重保持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关系,这是西方政党与政府无法做到的。因此,在中国讨论政府公信力问题,需要立足中国实际,不能盲目运用网络术语或照搬西方政治学理论,而应当着力构建与运用中国话语。

中西方对政府与民众关系的理解不同

塔西佗所说的原意,并非只是批评当时的皇帝,也指向群众的主观好恶。群众在具体事件上对政府的态度,实际是在对政府整体看法的语境中产生的。这种语境的影响,人们在谈论所谓“塔西佗陷阱”时常常会忽视。

中西文化对政府的观念有很大区别。西方现代国家建立的基石是资本力量对国家机器的俘获,政府本身并不能代表全体民众的公共利益,政府实际上是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资本与政府之间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不管在国内统治还是在国际竞争中,每当资本面临敌人时就需要政府的护航,每当资本占据优势时就希望摆脱政府的束缚。例如,西方国家资本集团在列强竞争时期主张重商主义,在霸权扩张时期则主张自由贸易;在冷战初期主张大政府和福利国家,而在赢得冷战主动权之后则主张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在国内冲突高涨时政府直接出面干预,而在矛盾缓和时则退居幕后,营造国家公共性的假象。为了能够收放自如地利用政府而又不被政府权力反噬,资本利益集团创造出一套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话语。他们将政府与社会、公权与私权对立起来: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政府最大的危害是对自由的约束,同时又强调自由是一种个人本位的权利。于是,个人与政府之间被塑造成一种以矛盾对立为主的关系。

现代中国国家建构路径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中国国家建构的基础是5000年的文明传承、百余年的民族解放和自强运动、近7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这意味着国家和政府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与西方文化中截然不同的地位。首先,中华文明是在各民族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孕育形成的。多民族融合的过程需要统一而有效的国家来为“斯土斯民”提供普遍的秩序、安全和福利。其次,近代的民族自强和解放是要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救亡图存,避免亡国灭种。虽然当时国力衰弱,但人们依然希望有强大的国家来凝聚起民族力量,实现社会的组织化。再次,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要建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论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还是从每个阶段的历史重任来看,中国社会都不是个体至上的,个人利益永远不能压倒人民的整体利益。因而,中国人理解的国家和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其目的是防止任何个体和集团凌驾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在中国文化中,更强调个人、社会和国家的统一性而非对立性。

由于这种差异,用西方的话语来解释中国问题往往行不通。如果试图用西方政治学理论来为中国政府公信力问题寻找对策,就更会南辕北辙。西方政治学话语在改革开放之初大量传播到中国,后来对大众传媒、通俗读物、网络空间、大学课堂、文艺作品等都产生影响。这在学术积累不足的时候可能难以避免。但时至今日,西方话语与中国日益发展的社会现实出现诸多不适应,需要我们加紧建设自己的话语体系,为国家改革发展提供思想支撑。

具体到政府公信力问题,西方话语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区别,“社会”的通常被说成是好的。事实上,这里发生了一个概念偷换。社会在中国文化中通常指的是人民整体,而西方话语中的所谓社会实际上背后往往是资本和利益集团的力量,并不能代表民众整体利益。但是,在这种观念误导下,民众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往往倾向于支持所谓“私”的一方。

同时,西方话语过度强调对公权力的约束,却全然不提强大而有效的公权力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共同体存在的必要条件,公权力所提供的安全、秩序、基础设施和统一市场等公共产品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兴起的当代,这一点变得格外重要。然而,在西方话语中,群众对公权力产生了一种先验的不信任。

西方话语崇尚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克服腐败。但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并不符合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权力的具体执掌者之间很可能形成各种利益串通和共谋关系。在复杂的政治生活中,怎么可能靠权力分立的设计就实现公正廉洁?实践中,西方政治运行中权钱交易、互相倾轧随处可见。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加重了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西方话语与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治文化有着根本矛盾,不能用它来解释中国政府公信力问题,它也不能对中国政府公信力的构建提供理论指导。事实上,西方国家本身也深受其害。这套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价值基石的话语,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逆共同体”效应,导致共识缺失、制度僵化、社会分裂,政府公信力并没有获得提高。过去几十年间,由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些矛盾得以掩盖。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放缓,这些问题日益暴露出来。西方国家政府实际上为民众对它们的不信任付出了更高的治理成本。

构建具有说服力的中国话语

既然政府公信力问题涉及政府与民众两方面的原因,那么,解决方案自然也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各级政府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持续深化改革,特别是要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保障和改善民生。另一方面,也要消除西方话语带来的思想混乱,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近年来涌现出不少“某某陷阱”的说法,很多本就来自西方的经济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如果我们盲目加以运用,就容易造成思想混乱。西方政治学理论源自西方政治生活实践,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远远不能涵盖中国乃至世界政治的现实。要坚定文化自信,就要认清“某某陷阱”这类似是而非的标签。在政府公信力方面,特别要走出西方政治学观念的影响,构建起具有说服力的中国话语。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许多现代西方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参照系和假想敌建立起来的。反诸其道,马克思主义显然也是破解西方话语的有效思想武器。对于政府公信力问题,应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群众观来思考。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依法履行公共事务治理职能,依法行政,绝不允许政府工作人员打着“公共利益”的招牌追求私利。

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官是“父母官”,兵是“子弟兵”,国家是“天下为公”。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设计,但是至少体现了家国一体、官民一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追求。这一点与西方很不相同。今天我们强调文化自信,就应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出进步的、积极的观念,经过现代转化,使之既能实事求是、名实相符地反映中国的现实状况,又能有效凝聚共识,助推人们对更美好生活、更完善制度的追求。

系统辨析清理西方话语。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领域引进大量西方学术思想和理论。类似三权分立、竞选执政等这样的概念,看起来很美,实际上有着复杂的内涵,需要加以深入辨析。政府公信力是社会成员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这种信任依赖于政府所拥有的信用资源。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机制在社会组织和动员、政策顶层设计和执行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切不可盲目照搬西方模式。

认真回应群众诉求。政府只有不断为人民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人民才会对政府更满意。应增强政府为发展服务、为基层服务、为群众服务的意识和本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治理水平、改进服务质量。政府、媒体、群众应真诚互动和良性对话,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通过这些努力,以中国人的政治智慧,提高和维护政府公信力不是难事,我们一定能够营造出更加和谐互信的积极氛围。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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