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为何不愿动华国锋?十次拒当党主席

风清扬斈 7个月前 (10-27) 网络资料 581 0

耀邦同志之所以不赞成动华国锋主席的职务,还有他一些更深的想法,他认为动华而引起的人事变动,不是一件小事,甚至还是一步险棋。他说:“新的考虑,我认为是步险棋,我、赵、胡都不太同意,但想的也并不完全一致。……把人事放在第一位,不是把原则放在第一位,不行!”(1980年10月12日胡德平日记)

胡耀邦和赵(注:是赵紫阳无疑)、胡(注:应是胡乔木)想法不完全一致,那么胡耀邦有些什么具体想法呢?他说:“我想设一个主席团,我在主席团中占据一个很不突出的角色。我也认为我在主席团中也不合格,……在这样的位置上多做工作。”(1980年11月23日胡德平日记)

胡耀邦为何不愿动华国锋?十次拒当党主席

胡耀邦这一设想,在中央的会议上提出过,但未被接受。六年后,未曾想到赵紫阳也向胡提出过这类建议:“在谈话中,还向胡提出个设想,可以考虑今后不再设总书记,由政治局常委轮流担任主席,譬如说每人半年,主持全党工作。”

所以在1980年12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当议决是否向党的六中全会建议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时,胡耀邦并未参加投票,而是提前出京到湖南,名义上是解释几次中央有关会议对华国锋问题的讨论意见。

当月27日晚,父亲和军队干部谭友林谈话完后,又找我谈话,提醒我和德国一名历史学者交往的言谈举止要多加注意。借此机会,我又问他“有关党的领导还有无更改的希望,……我不希望它成为现实”。父亲似乎又高兴了些,他的谈话,我是这样记录的:

他说还有希望,没有最后定,还可以再做工作。他认为最后(注:“后”字应为“好”)搞主席团制,职务都是主席,制度是常委(制),每个人都是一票的关系。我们索性在最高的领导中,搞彻底的民主制,彻底的集体领导。(1980年12月27日胡德平日记)

自1980年2月起,在老一辈革命家的主持下,一年里中国共产党平稳地进行了3次重大的组织机构调整和相应的人事变动,对自身的领导体制进行了改革。

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提议

2月23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了父亲主持起草的文件《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同时,决定重新成立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在这次全会上,父亲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邓小平在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成立中央书记处,是改革党中央领导制度的第一步;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是改善政府领导制度的第一步。8月30日至9月10日,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召开。

9月10日,会议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对国务院部分组成人员进行调整的建议,接受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请求,接受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辞去副总理职务的请求,以及陈永贵要求解除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又过了几个月,出于多方面的考虑,邓小平认为应由年轻一些的同志直接进入领导第一线,并提议由我父亲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

先后10次坚辞不就

我了解父亲,他热衷于思想理论宣传,渴望搞好经济建设,抑或也有过当教育家的梦想,他愿意做个好助手;但他从来没有“指点江山”的领袖欲望。所以,邓小平的建议是父亲难以接受的,他本能地推辞了。

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中间休息时,父亲在勤政殿的走廊里企图最后说服别人支持他的意见。父亲说:“党的主席我不能当!这个职位很重要,还是小平同志当好。”

这类话他在与邓小平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之间先后多次谈到过。父亲认为,党和国家正处在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非常需要有邓小平这样无论在资历、威望还是在才干上都非常卓越的老革命家掌舵,自己不适合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因而对这一职务,父亲在会上会下坚辞不就,共达10次之多。

然而,在最后一次就此问题交换意见时,邓小平用异常严肃的口气对父亲说:这是组织决定,党员必须服从!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

父亲当时虽然也同意“根据这一段的工作来看,换人是势在必行”,但不赞成马上对人事做调整,建议等到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再做决定。看到没有这种可能性,父亲诚恳地提出:“这个主席,只能当到十二大召开,作为一种过渡。如果要继续干下去,要改主席制为总书记制,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就这样,人事问题定下来了。

 在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的第九次扩大会议上,父亲还是表示:“几位老同志提名我担任党的主席,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不是什么谦虚,确实不够格。我也不同意……小平同志曾经说,要当仁不让。当仁不让我是同意的,但是,当不行就不上,也是正确的。”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终做出了人事变动。会议通过了3项决议:1、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2、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主席;3、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

会议决定:前两项建议在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讨论通过。全会选举父亲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等6位为副主席。XLW

胡耀邦逝世前后到底发生了哪些大小事件?胡耀邦的妻子、女儿、医生以及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正泉或接受采访,或写下回忆录,留下了这段令人怀念的历史。

“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个是没有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个好名声。”———胡耀邦

本文回忆了1989年4月8日至4月22日胡耀邦逝世前后的约十天的事情,包括发病、抢救、播发讣告、开追悼会的过程。

此外,还包括乔石送别骨灰、温家宝扶灵、胡耀邦安葬共青城的最后结果。

2006年胡耀邦诞辰90周年之际,由他的女儿满妹撰写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由北京出版社推出。

本书以女儿的视角,翔实地记述了父亲最后的日子。作品蕴积多年,和泪而成,饱含真情,字里行间流淌着女儿的无尽思念。

跨越太平洋的焦虑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达美国西北部的海滨城市西雅图,如约到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心进修。

当地时间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绪烦乱,坐在宿舍里读不下书,跑到起居室看不进电视和报纸;走进地下室的琴房,将一首首钢琴曲弹得杂乱无章;转到湖边散步,又感觉浑身倦怠……整个晚上都坐卧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终日。

当我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间,进屋还没坐下,电话就响了。我爱人操着尽可能平静的语调从太平洋彼岸告诉我:“爸爸病了,现住在北京医院。”我马上截住他的话,急切地问:“是心脏病吗?是不是需要我马上回去?”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现在平稳多了,妈妈说,要你相信组织上会安排好父亲的医疗,好好学习,不要急着回来。”或许是怕我再追问下去,他匆匆挂断了电话。

我手里拿着听筒,站着发呆,直到隔壁一位嬷嬷的挂钟敲了11响,我才从木然中清醒过来,放下电话,急匆匆提笔给家里写信。

我趴在台灯下一口气写了四五张纸,直到夜深人静。我提醒家里人要严格遵守医嘱,谢绝任何探视,并根据学过的知识以及对父亲的了解,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注意事项,以保证配合治疗,早日痊愈。

第二天一早家信发出后,我的情绪突然如这幽静的修道院般平静下来。那是西雅图一个景色秀丽的日暮时分,为了缓解一天学习的紧张,我像往常一样,饭后沿着湖畔散步。

可是走着走着,那似曾相识的烦躁不安,竟鬼使神差地又出现了。我两腿酸软,顺势坐在草地上,泪水泉涌般夺眶而出。直到夜幕降临,好容易平静下来,刚回到宿舍,我爱人的电话又来了。

他急火火地说:“妈妈要你马上赶回来!”当时正是晚上9点多钟,后来我换算了一下西雅图与北京的时差,那会儿正是父亲的心脏猝然停止跳动的时候。

父亲的卧室仍保留原来的样子

回到北京,我才搞清父亲从发病到病逝的全过程。3月下旬,父亲从南宁返京参加六届人大五次会议。

许多人都知道了他在湖南生病的事,而且注意到他很消瘦。因得知一些本已脱贫的地区近期又有吃不上饭的情况,父亲心情一直不好。

他常常郁郁寡欢地几天都不说什么话,不是闷头看书,就是默默无言地在走廊里散步;每顿饭都只是随便扒上几口。4月7日晚,父亲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通知送来时,母亲劝他不要去了,可是父亲还是拔出笔来,一声不响地在会议通知单“到会”一栏里打了个钩。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讨论和通过《关于发展和改革中国教育的决定》做准备。

这篇《决定》是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起草的。因为前不久邓小平在接见乌干达总统时谈到“中国的最大失误在教育”,他曾多次谈到过类似的意见。

父亲那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卧室,至今还保持着他离去时的样子。他临走前换下来的那件已经洗得褪了色的中山装,随意地搭在床头上;单人木板床上铺的还是那床打着补丁的褥子,摆的还是那只破背心缝成的填满旧棉絮的枕头;

曾照亮了他许多个夜晚的青瓷座台灯,依旧独立在床头柜上,碰裂的灯口处还缠着很久以前缠上的胶布;临窗的写字台上,三部电话机旁那只70年代初生产的铁质台历,日期静止在他离家的日子———1989年4月8日;写字台的另一端,是那部他生前读过的最后一本书《周恩来传》,书上压着一副老花眼镜,书边搁着他常用的咖啡瓶替代的茶杯;

紧贴东墙的那排书柜里,和各种工具书、传记、回忆录摆放在一起的,是他亲手逐册编号的40多本读书笔记;报纸筐最上面的那一摞报纸,是他参加政治局会议那天清晨看过的单面印刷的《人民日报》清样……直到今天,一走进这间卧室,我仍能感受到父亲的存在,总觉得他没有离去……

在政治局会议上心脏病突发

8日这天,参加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教委还来了几位领导。父亲差5分钟9点进入会场时,所有与会人员已到齐。父亲走到后排坐在副总理田纪云和国防部长秦基伟中间。

会议随即开始,首先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主任陈进玉通读《决定》草案。没过多久,父亲就觉得胸闷、心慌、头昏、腿软,但他坚持着。草案40分钟读完,教委主任李铁映首先发言。

这时,父亲突然感到胸痛难忍,呼吸困难。他知道自己撑不住了,一边站起来,一边向主持会议的赵紫阳举手说:“紫阳同志,我请个假……”坐在他对面的政治局委员们都看到他面色苍白,有人问:“耀邦同志,是不是不舒服?”

父亲身子摇晃着说:“是呀!可能不行了。也许是心脏的毛病……”坐在父亲旁边的秦基伟和闻讯赶进来的服务员刚扶住父亲,父亲就不由自主地跌坐下来。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忙说:“耀邦同志,别动!”同时吩咐,“马上找医生来,快叫救护车!”赵紫阳大声问在座的人:“谁带了急救盒?”坐在父亲对面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连忙往口袋里摸,回答说:“我有。来北京前医生给了我一个盒子,可是我不会用。”有人接过药盒,把一片硝酸甘油放到父亲口里,嘱咐他吞下。

坐在父亲后面参加汇报的教委秘书长朱育理对身旁的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小声说:“这药吃下去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起效!”阎明复着急地说:“那你赶快上啊!”朱育理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父亲右边,接过药盒,拿了一支亚硝酸异戊酯吸入剂捏碎,迅速捧到父亲面前,对已经不能说话、双目紧闭的父亲说:“耀邦同志,快吸气,大口吸气!”大约过了两三分钟,父亲的脸色开始恢复,并深吸了一口气。

他勉强睁开眼睛,艰难地说:“我……想吐……”朱育理眼疾手快,转身拿起桌上的一条毛巾,说:“来,就吐在我手上。”他话还没有说完,父亲就再也控制不住,吐出了两大口。这两大口呕吐物,干得出奇。朱育理捧着没有怎么湿的毛巾,愣了:耀邦同志的早饭怎么吃得这么急,这么马虎!他随即解开父亲那天穿着的半旧咖啡色中山装和开衫毛衣、毛背心,以及洗得已经很软很薄的白衬衫。

大约十多分钟,中南海的医务人员赶来了,就地组织抢救。他们搬来一把可以放平的扶手椅,将父亲平放在上面,问清了刚刚使用过的药品,存下了使用过的药盒……又过了十几分钟,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也赶来了,迅速加入了紧张的抢救。

随后,政治局扩大会议改到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勤政殿继续进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留在怀仁堂指挥抢救。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到当天上午11点30分。

会议结束前,温家宝来到会场,向与会人员报告对父亲的抢救和诊断:心脏下壁和后壁大面积梗塞,病情危重。医生建议,待病情稍有缓解,转到医院继续治疗。

 转入北京医院全面会诊

下午3点多钟,父亲病情基本平稳,即被转入北京医院,同时通知了家属。经过全面检查,父亲的磷酸肌酸激酶为正常人的十多倍,这表示愈后不良;病人烦躁不安,膀胱充盈却无尿排出,这说明病情需要进一步控制。

北京协和医院、北京阜外医院和北京医院有关大夫会诊的意见是:1.成立特护小组,继续抢救治疗。2.严密观察病情,继续输氧、输液、止痛,立即导尿。3.谢绝一切探视,绝对卧床休息。会诊的医生们走后,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担负起了父亲的抢救和治疗工作。历史的巧合竟是如此奇妙,父亲被安排在当年周恩来总理临终前住院治疗的同一间病房里。

不同的是,父亲住进时北京医院正在修建住院大楼,父亲住的病房就在新建大楼的旁边,挖好了的地基终日夯声不断。第二天上午父亲苏醒过来,透过窗户又看见了暖融融的阳光。但严重的胸闷、胸痛和导尿失败,使他烦躁不安。

星期一一早,著名外科专家、北京医院名誉院长吴蔚然教授,像往常一样参加病房大交班。他习惯性地问:“这个周末有什么重要病人和危重病人吗?”当他得知父亲的病房紧挨着24小时打夯的大楼地基时,果断地决定:“马上停止打地基!”并严肃地说,“不要说有这么危重的病人在抢救,就是身强力壮的正常人,也经受不了这样24小时不间断的噪音和震动!”父亲终于有了一个安静的治疗环境。导尿也在这天上午完成了。

当天下午,父亲的病情开始好转,烦躁减轻,并能进流食和卧床大、小便了。在医生的一再叮嘱下,父亲不再要求下床,一直老老实实地躺在病床上。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纷纷到医院探视。

赵紫阳、李鹏、杨尚昆、彭真、宋任穷等,分别来到病房探视,邓小平和王震派秘书到医院看望,陈云、徐向前、聂荣臻多次打电话了解父亲的病情。父亲在病床上接到了国家主席李先念从上海打来的慰问电话,听了邓颖超写给他的慰问信。

4月15日7时53分,父亲走了

4月15日,父亲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发病的第七天。即将度过危险期的父亲,这天清晨醒来心情特别好,笑着问秘书李汉平:“外面情况怎么样啊?”看到秘书不说话,父亲又打趣地说,“不要对我封锁消息嘛。”看见父亲情况不错,家里人帮他在床上洗了脸、漱了口,还喂他喝了些西瓜汁。

父亲静静地斜倚在床上,等着吃早饭,等着母亲来看他。这些天他一直被困在床上,也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又饿又乏。几分钟后,守护在父亲身边的三哥德华,发现心电监护仪上绿莹莹的心电图波形突然急促地跳动起来,心率从每分钟60次一直往上升,70、80、90……三哥慌忙叫来值班医生。

医生看了看心电监护仪,不经意地说:“没事儿,以前也有过这种现象。”三哥不敢相信,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果然,当每分钟达到110次时,心率开始逐渐减慢,一分钟后恢复到60次。可还没等三哥和紧张得也凑过来察看的李秘书松口气,峰谷状的心电波形作了一个短暂的停顿,忽然耀眼地一闪,便冰雪消融般地坍塌下来,化作一条碧绿晶莹的水平线,向无极的空间延伸而去。

与此同时,只听见躺在床上的父亲痛苦地大叫一声:“啊!——”他那只被李秘书握着的手突然松脱,头部猝然转向一侧。等医护人员赶来急救时,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父亲再也没有醒来。

母亲和所有在京的家人都赶到了医院,但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挤满病房门口的机器和平静安详的父亲……三哥简直蒙了,他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几分钟之前他还在为父亲安然度过死亡威胁的第六天窃喜,为即将度过的最危险的第一个七天庆幸。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大面积心肌梗塞竟会凶险如虎地突然猛扑过来,一瞬间就扼杀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生命!极度悲痛的三哥用残余的最后一丝清醒,记下了这个黑色的时刻———1989年4月15日早上7时53分。

《好大一棵树》为他而唱

这一晚,夜气如磐,无声的哀思沉重低回。风雨中不知多少善良的人们噙着泪水,默默地为父亲扎花圈,设灵堂,起草挽联,抒写哀思。诗人公刘在杭州赋诗《哭胡耀邦》:“您爱人民,/把它看做一块玉,摩挲,摩挲,/百分之八十五的平坦或者崎岖,/留下了战栗的温煦……”

 这一晚,一位文艺工作者在返京列车上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浮想联翩,写下一首诗:“欢乐你不笑,/痛苦你不哭,/撒给大地多少绿荫,/那是爱的音符。/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后来,《好大一棵树》被谱成曲子到处传唱。但是可能没有人知道,它原本是献给谁的。

父亲病逝当天,家里人刚把40多平方米的会客厅布置成灵堂,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父亲的老战友李昌等第一批吊唁者就来了。此后,吊唁的人们络绎不绝。仅第一天,在签到簿上留下姓名的就达1300多人。

这间小小的灵堂,不仅走进了李鹏、乔石、胡启立、李铁映、吴学谦、芮杏文、阎明复等领导同志以及夏衍、张友渔、朱厚泽、平杰三、李锐、于光远、李洪林、红线女等文艺、科技、教育、理论、新闻和民主党派等各界人士,还走进了更多普普通通、素昧平生的老百姓。到父亲去世的第三天,前来家中吊唁致哀的,一天竟达4000多人。

八旬高龄的诗人艾青拄着拐杖走过来鞠了个躬,伤心地说:“耀邦同志当总书记时,把别人从广州带给他的新鲜荔枝,分送给我、丁玲、马海德和艾黎。”

楚辞专家文怀沙对着父亲的遗像说:“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爱您,需要您,您仁慈的心何忍停止搏动?因袭放翁句,书此联以奉灵右。”他悲声颤抖地朗诵道:“民望甚饥渴,公行胡滞留。”

专程从山西赶来的80多岁的种棉能手吴吉昌老人,一进门就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头之后才宽慰地对记者说:“我给耀邦磕了头,心里也就踏实了。”

年近九旬的著名儿童教育家孙敬修在孙女的搀扶下,悲不能言地走到灵前,半晌才发出一声呼喊:“你是一个大好人啊!”

一些老知识分子在遗像前放声号啕,哭诉着:耀邦同志啊,没有你,我的冤屈就无法昭雪!(来源:新华网——摘自《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满妹著,北京出版社,2006年)

胡耀邦夫人李昭披露胡耀邦逝世真相

《胡耀邦》传的作者陈利明在《党史文苑》第一期上撰文说,最近他在北京拜访了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同志,并向她提出了几个世人关心的问题。“李大姐,现在社会上对耀邦的患病和逝世有各种传闻,有的报刊说他由于解大便用力过猛致死,有的说吃西瓜时突然去世,甚至传说他是被人谋害的,究竟真相如何”

李大姐说:“有的刊物报道耀邦的死因和经过是有出入的,这主要是调查研究不够,或道听途说,或任意杜撰。”然后表情严肃地向我讲述了耀邦的突然发病和抢救过程。

1989年4月8日上午9时,耀邦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7次会议时,突感胸闷难受。不到10分钟,中南海保健处医护人员便迅速赶到,对耀邦进行就地抢救。怀仁堂的一端成了抢救耀邦的临时病房。经专家会诊确定,耀邦患的是突发性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源性休克及心律失常、阵发性心房扑动、房室传导障碍。

在医务人员及时而全力的抢救下,下午4时20分,医疗专家们认为耀邦病情有所稳定,可以上救护车。旋即,耀邦被送往北京医院继续救治。经医务人员竭尽全力抢救和治疗,耀邦的病情虽有所好转,但却时好时坏,令人十分担忧。4月15日清晨,耀邦醒来得比较早。7点多钟,耀邦需要大解。根据医生大解需要静躺的意见,护士很快拿来了大解器皿。

“耀邦的大解比较顺利,大解后还吃了西瓜,吃完西瓜,还和我们讲了话。因此,报刊上说什么耀邦解大便时,‘工作人员扶着他的手,只觉手一松,头一歪,背了过去……耀邦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稍顿,李大姐又接着说道:“事实上,耀邦吃完西瓜,还向工作人员问到‘外边的情况’。

他在病中仍不忘关心国家大事。也就在这时,耀邦突然表情痛苦,讲不出话来,虽经医务人员竭力抢救,但已无力回天,他的心脏于7时35分永远停止了跳动。

中南海保健医生王敏清回忆:抢救胡耀邦始末

一九八九年,实在是个不寻常的多事之年,而且几件事都出乎意料。班禅副委员长辞世没过多久,又一位精力充沛身体一直很好的中央领导人骤发病变,他就是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而王敏清则又一次成为现场抢救的组织指挥者。

题为《胡耀邦最后的瞬间》文章,记述了胡耀邦那次发病和抢救的过程,那篇文章与王敏清的叙述有很大差异,很有必要对当时真实的情况加以辨析澄清。那篇文章写道:

 在政治局开会时,胡耀邦站起来说:“我胸闷,难受。”

据当时担任保健局局长的王敏清回忆,四月八日中午大约十二点十五分左右。他正在卫生部保健局办公室吃中饭,突然接到电话,说胡耀邦在怀仁堂开会时病倒,要他立即赶到现场。

他放下电话,立即丢下碗筷,叫来中央保健局的车就直奔中南海。当时中央保健局有一部最高级的轿车,装有车载电话,就是供这种紧急情况时使用的。王敏清在车上给北京医院打电话,要他们派医生紧急赶往中南海怀仁堂。北京医院方面告诉王敏清,救护车和医生已经从医院出发。

当王敏清下车走进怀仁堂时,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原来也曾在中南海里当过保健大夫的钱贻简,已经在他到达之前赶到这里。胡耀帮此刻在怀仁堂后面的一个小厅,他躺在担架床上,一面输着液,一面做心电图等检查。

当时情况紧急,胡耀邦面色苍白,闭着眼睛,显得非常痛苦。钱贻简见到王敏清过来,指着心电图的显示悄声对王敏清说,胡耀邦的心脏有问题。按照通常的惯例,当患者患的是相当严重的病症或绝症时,例如心肌梗塞、癌症等,不能把病情直接告诉病人,只能悄悄地告知患者的家属。因为考虑到他和王敏清说话胡耀邦可能听到,所以他才指着心电图含混地说胡耀邦“心脏有问题”。

谁知胡耀邦听到了钱贻简的话,马上睁开眼睛说:“不对,我不是心脏病,我的胃部疼痛,是胃病。”显然,胡耀邦此刻处于清醒状态,他说这话时,流露出对医生判断的不信服,情绪也有些躁动。

此刻王敏清通过观看心电图,已经注意到分明地显示心肌梗塞的线象。他用很严肃、很郑重的口吻对胡耀邦说:“您确实是心脏病,是心肌梗塞,而且很重,需要住院治疗。”

王敏清说他和胡耀邦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父亲和胡耀邦在延安时期就相识,自己在担任中央保健局局长后以及自己父亲的平反问题上与胡耀邦有多次接触,相互间已经很熟悉。他知道胡耀邦的脾气跟自己父亲差不多,耿直爽快、忘我奉公。同时也了解胡耀邦一向自以为身体不错,平时不太注意休息,也不太在意医生的劝告,经常违背医嘱连续紧张工作。

正是鉴于对胡耀邦性格习性的了解,王敏清感到倘若不把问题的严重性向他挑明,就不可能引起他的重视,遵照医嘱配合治疗。因此,王敏清一变通常不向患者透露病情严重信息的做法,一反常态地向胡耀邦挑明了实情。

听王敏清出语很重,又见他神态严峻,胡耀邦大概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遂安静了下来,轻声问道:“住哪个医院?”

王敏清说道:“要住院就住北京医院。”胡耀邦听罢,又闭上眼睛,未再做声,显然是认可了。王敏清又对他说:“您现在需要安静,待到血压好转后,再送您去医院。”就这样一边诊治,一边观察,直到下午四点左右,血压好转,病情稍显稳定,才将胡耀邦抬上车,送往北京医院。

对《最后》一文中有关“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的文字,王敏清说:“急病抢救现场,完全由医生根据病情做决断,哪有跟家属商量的?医疗救治的事医生和家属商量,这医生是干什么吃的?而且当时胡耀邦的家属根本不在现场,他的孩子们更不在北京,跟哪位家属商量?”

另外,王敏清说:“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在抢救现场的医生,只有北京医院的、中南海保健处的和我这个中央保健局的,再没有别的单位的。我可以负责地说,‘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们也很快被接来了’的说法是根本就没有的事。对此,除了我之外,当时在场的钱贻简大夫也可以作证。”

王敏清跟着胡耀邦乘的救护车,一起到了北京医院。他亲自把胡耀邦送进了病房,并和医院方面共同做了安顿医护的部署。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后,他又在胡耀邦的病房逗留到临近晚上七点,才离开医院。

在此后的四月九日、十日,王敏清都到北京医院去看望胡耀邦,了解病情。他说通常的情况下,病人在医院安顿好了,是不需要中央保健局局长一而再地到病房去看的,但他和胡耀邦的关系非同一般,况且胡耀邦的孩子当时不在北京,所以他一定要亲到病房看望。

心肌梗塞抢救过来后,连续三天病情稳定,按说短期内就没什么危险了。三天后,王敏清因有公务,离开了北京前往广东、海南出差。然而就在四月十六日晚,正在海南的王敏清,从广播中收听到胡耀邦于十五日不幸逝世的噩耗。王敏清感到非常的震惊和突然。他离京时,胡耀邦的病情似乎已经稳定,不存在什么危险了,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

 王敏清怀着极度不安的心情立刻购买了机票,赶回了北京。到京后,他随即去了北京医院了解胡耀邦逝世的情况,医生们告诉他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胡耀邦没能绝对卧床静养。这和他的性情习惯有关,他不容易静下来。

心肌梗塞患者,下床走动,大便用力,甚至在床上翻身用力,都可能发生意外。所以,医生们要求他大、小便不要下床。但胡耀邦总想下床,特别是他对在床上由别人帮助解手极度不习惯,非要上卫生间大、小便,结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在那些日子里,王敏清的心情十分沉重:对自己熟悉和敬重的父执胡耀邦,本应替代他不在北京的孩子们更多地在他身边守候,可自己偏偏因事外出了。王敏清后悔得无以复加。(摘自《特别经历》,作者:王凡、东平,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来源:新华网)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台长杨正泉回忆:胡耀邦讣告播发始末

摘自杨正泉著《新闻背后的故事》,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

胡耀邦同志的逝世,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响。讣告的播出和追悼大会的转播一波三折,在特殊的形势下随时改变着……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都是中央电台的重大宣传报道任务,都做了及时的宣传报道。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情况,是一波三折。

播出胡耀邦逝世讣告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

上午11点,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召集紧急会议,布置对胡耀邦逝世的宣传问题。他说,胡耀邦因心肌大面积坏死而于今天上午逝世,据了解,胡耀邦是在4月8日政治局开会时突然发病的,后送往医院治疗。

艾知生说,我们最先知道了这一不幸消息,新华社今天赶发消息,讣告今天晚上播出。拿到消息后,什么时候广播要请示。

治丧规格相当于叶剑英、刘伯承元帅去世时的规格,不是按照政治局委员的规格治丧,是按照长期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规格。要查一下叶、刘二帅去世时的宣传情况。

据了解,12点20分,新华社即向境外发了胡耀邦逝世的简讯,香港传媒于13点20分已刊播,但是,此稿未对内发。因为已经对外发稿,中央电台考虑这样的消息对内不应该晚于对外,想对内赶发。

经请示部总编室同意,中央电台于14点零4分对内播出了新华社向境外发的胡耀邦去世的80个字简讯,后面播放了1分17秒的哀乐(在简讯后头播出哀乐过去没有过)。

首播连续播出两遍,15点又播出一遍,无哀乐,后在16点、17点又安排了播出。既然治丧规格如此高,只是播发简讯显然是不恰当的,听众也不会理解。

但直到这时,新华社仍未对内发稿,说是等到晚上才发,至于为什么要抢先对外发而对内晚发,时间又相差甚多,不得而知。艾知生知道中央电台播出了简讯后,他说,播就播了,不要声张,以后就不要再播了。

15点10分,中央电台召集部主任传达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并就播出安排明确了几点意见:一、争取在18点半《全国联播》中播出讣告和1分17秒的哀乐,如果讣告来不了,也要上简讯和哀乐,因为已经播出了简讯,联播中没有这一消息容易产生误解;二、中央电台对少数民族广播如来不及翻译讣告,也要先播出简讯;三、对台湾广播按照联播的要求安排;四、讣告之后不播出文艺节目,要注意全台节目的气氛。

奇怪的是,13点47分新华社先发了“胡耀邦同志简历”,直到17点仍未发出讣告稿,可能是审定讣告的环节还未定下来。为此,中央电台为联播节目设计了几种预案:一、先播简讯、哀乐;二、讣告稿随来随播,用“刚刚收到的消息”;三、除安排直播联播节目的两名播音员以外,增加一名播音员(方明)待命,准备随时播出讣告。

为了等讣告,大家都很着急,有人不明白:“如果对内对外都不播出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发生的事情把首播权让给境外?”有人自我解嘲:“别人不着急,我们何必着急。如果抢发新闻出了问题,拿我们是问,不出问题也没人说好,又何必着急呢?”但是,作为一名广播工作者,作为国家电台,总有一种责任感。

正是出于这种情况,中央电台《全国联播》节目出现了奇特的安排:18点半先播出了胡耀邦逝世的简讯,哀乐,在播出了其他两条新闻之后,18点38分又以“刚刚收到的消息”播出了胡耀邦逝世的讣告(收到稿子是18点32分,方明直播),但在讣告后也就不好再放哀乐了,也就是说在同一节目中播出了两次内容不同、规格不同的消息和讣告。

 这种发布的不统一和中央电台播出安排的混乱,使听众感到莫名其妙。胡耀邦去世的消息传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也出现了一些谣传,一些高等院校贴出了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以悼念胡耀邦为名发泄不满情绪。

对于胡耀邦逝世的治丧宣传,开始时设想的规模较大:21日首都各界代表10万人瞻仰遗体,胡耀邦的老家湖南可派人来京;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开追悼大会,4000人参加,杨尚昆主持,赵紫阳致悼词,邓小平出席,中央关于丧事活动安排的通知中提出追悼大会由“中央三台”(中央电台、国际电台、中央电视台)转播实况。

实际上,追悼会比叶剑英元帅去世时的宣传规模还大,那时没有转播追悼会;灵车由中央领导人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护送经长安街到八宝山,沿途可以报道(这是过去没有过的);治丧期间中央电视台播放《总书记重返长征路》纪录片,还可播放其他活动的纪录片,报纸发照片专版;组织写胡耀邦工作期间解放老干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工作作风、青年工作和农业方面的纪念文章;播出金日成、西哈努克、昂纳克等外国党政领导人的唁电等。

群众性的悼念活动,可在一些高校设灵堂,胡耀邦家中设灵堂,亲朋好友前去悼念吊唁,不作公开报道,但电视台可拍摄留作资料。据了解,胡耀邦去世后,每天有近千人排队到家中去吊唁。

后来,出现了不正常的悼念活动,有人借题做文章。起初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冷静的,分清正常悼念活动和不正常活动,只要不出现打砸抢,坚持正面引导,不激化矛盾;宣传上严格按照中央的布署去做,注意把关,不要有诱发问题的报道和照片。由于事态的不断扩大,后来有一些治丧活动的报道被取消了,突出了追悼大会。

转播胡耀邦追悼大会

对于追悼大会的安排和“中央三台”的转播是非常精心的,深怕万一考虑不周而引发事端,不能帮忙,反而添乱。4月19日晚,到人民大会堂开了预备会议,并看了追悼大会的现场。

那时,从人民大会堂向天安门广场望去,广场上有数万人熙熙攘攘,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摆满花圈,镁光灯闪闪烁烁,晚上10点半在回电台的路上,仍然有许多人正赶往天安门广场。后来得知,游行示威的学生要准备占领广场,阻挠追悼会的举行,甚至有传闻说,有的人准备拦截灵车。

中央分析,形势发展很快,气氛正在发生变化,悼念活动已退居次要位置,一种骚乱的情绪正在增长,一些有组织的活动正在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东门请愿的学生提出七条要求,要求由中央常委出面见他们,一些人发表演讲,言词激烈。

中央提出,维护社会治安和秩序是任何一届政府的职责,稳定大局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新闻舆论要跟上形势,要敢于讲话,实事求是,态度坚决,发表些言论,引导学生头脑要冷静,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被人利用;要劝说群众,他们是希望稳定的,想制造事端搞动乱的人只是极少数,如王丹、方励之、李淑娴这样的人。

不知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只要不出现打砸抢,就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发生直接冲突。前一阶段对悼念活动的报道过热了,加强舆论引导,不能自行其是,要保证追悼会正常进行。

追悼会定于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央电台的转播人员原准备8点30分出发,9点50分开始转播。8点多钟,从人民大会堂传来消息,大会堂的东门口和天安门广场全是静坐的学生,中央电视台的转播人员和转播车无法进入东门。

我们顿时紧张起来,追悼会能否按时进行?能不能按时转播?中央电台立即研究了两种方案:一是马上去人民大会堂,想方设法进去,保证按时转播;二是如果进不了人民大会堂,请负责现场扩音的技术人员,将实况讯号传送到广播大楼中央电台播音室,由播音员在电台播音,保证万无一失。我们出发后,看到从六部口到人民大会堂沿途已经戒严,车辆顺利通过,改道西门进入了大会堂。我们松了一口气。

中央电台从9点50分开始转播,追悼会10点准时开始。这时候才得知,天安门广场上临时安装了扩音器,广场上静坐的学生也在收听转播实况,这是事先双方商谈达成的条件之一。

原计划追悼会的主要仪式结束,电台转播即告结束,后来改为对全国听众的转播按时结束,由广播大楼播音室播出结束语,告诉全国的听众转播结束,而对广场上的学生则继续转播群众向遗体告别的实况,以稳定学生的情绪。

实际上转播的时间拖得很长,直到灵车出了人民大会堂的西南门以后,才专门对广场上的学生在人民大会堂转播现场播出了结束语。

这种精心的设计,是为了稳住广场上的学生,让灵车能够顺利出人民大会堂,顺利通过西长安街。为此,中央电台也临时取消了沿途现场报道灵车经过情形的计划。

这一切的变动,都是在追悼会进行中临时确定的,宣传报道也随之改变。例如,依据可以报道灵车沿途情况的安排,中央电台在灵车经过的沿途设了记者报道点,准备进行现场报道,并事先进行了演练。

原计划灵车出人民大会堂东门驶入西长安街,由于担心中途受阻而临时改道西南门,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因为电台现场报道“通风报信”而可能出现的麻烦,也就临时取消了中央电台的现场报道。

对于这种变动,早已等候在沿途报道现场的记者并不知道,所以,当灵车经过西长安街到八宝山的沿途,中央电台记者仍然按照原定方案认真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们的报道依然传送到广播大楼,大楼里依然录音,只是不再播出,成了一次真正的实战演习,为后来庆祝国庆40周年分点报道游园活动做了预演。

在即将起灵时,胡耀邦的夫人李昭率子女在胡耀邦的遗体前,说了一段深情的告别话。

这天上午,从人民大会堂向天安门广场望去,学生坐满了广场,四周人来人往,他们举着“青年斗士,民主领袖”、“浴血民主”等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预示着一场大的风暴不可避免了!(来源:中国网 摘自杨正泉著《新闻背后的故事》,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

胡耀邦安葬共青城 温家宝扶灵

一个生性好动的政治家,静悄悄地在一片充满激情与理想的红土地上安歇了。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五日,胡耀邦逝世一年又八个月之后,他的骨灰被运离北京,乔石到机场送行。

初冬的北京,寒风萧萧。雾气还未散尽的清晨里,人们匆匆的脚步又走进新的一天。长安街上车水马龙。匆忙中,谁也没有注意有几辆轿车正悄然驶出中南海,急速地向北京机场驶去。

这是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五日,这一天,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胡耀邦的骨灰将由他的亲属们陪伴着登机南下,埋葬在他生前寄予热望的“共青城”--江西省德安。

这位生前极为好动,充满活力,驱车走遍中国79%贫困县的共产党人,将永远长眠在那片青山绿水间的红土地里。

此时,胡耀邦猝逝已一年又八个月。和他逝世时不同,新闻界对他的骨灰安葬一事未做任何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来到机场,为当年的总书记送行;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与胡耀邦的亲属一起扶灵到“共青城”参加安葬仪式。

胡耀邦遗像摄影者杜山应胡耀邦夫人李昭的邀请,也登上了飞机。

如洗的阳光透过机窗照射在覆盖着鲜红党旗的骨灰盒上。

李昭一身素装,虽然身边有不少人却仍显得孤单。她默默凝视着丈夫的灵盒,没有抽泣,没有哽咽,平静的外表下掩抑着巨大的悲痛。她的旁边是长子胡德平,他酷像父亲的脸庞挂着男人深沉的悲哀,他用双手捧着父亲的大幅遗像,也就是杜山拍摄的那张父亲“最后的瞬间”。

杜山的视线落在了胡耀邦的遗像上,照片下面清楚地写着“一九八九年四月六日摄”。

这真的是耀邦留给人们的最后瞬间。四月十五日,他心脏病复发,猝然逝去,走得那样匆忙、急促,甚至都来不及审视一眼自己留下的相纸上的身影。但是,他的最后身影却久久地留在了杜山的记忆中。

后门通向中南海,前门开向老百姓

进中南海东门,沿着朱红色的围墙往前走不远,就会看见一个灰色石台。嵌在高大的围墙上,一扇鲜红的门映进眼帘。

通过这扇门,就能来到胡耀邦的住宅。

八十年代初,胡耀邦搬到了紧靠中南海东门的一个胡同里,普通的四合院和红墙紧贴。

当了党中央的总书记后,他没有搬进中南海,为了工作方便,他因地制宜在红墙上开了个门,这个门可以直接通进他居住的后院。这样一来,他家的后门和中南海连通,而前门一如既往开向平民百姓居住的胡同。

六十年代,专为中央领导人拍摄新闻照片的摄影记者杜山,镜头里留下过不少胡耀邦年轻、矫健、充满活力的身影。一九八二年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时,杜山离开了工作十六年的中南海。

 他的镜头和耀邦多次失之交臂。

一九八九年胡耀邦离开了总书记的岗位,杜山也卸去了中国图片社副总经理的头衔,离休了。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杜山由他的一位老朋友引路,跨进了胡耀邦家通向中南海的后门。

“老杜,我认识你,你是中南海里有名的老摄影记者嘛!”

杜山还没有站定,手已经被耀邦直率的手紧紧握住。杜山与很多领导握过手:毛泽东的潇洒随意,周恩来的专注亲切,而胡耀邦的手是那么的热情而又不失庄重,让你感到你是他熟悉的朋友!一股滚烫的热流迅速涌向心房,他来时的拘谨刹那间被这句话融化了。胡耀邦是个爽快的人。

杜山不再犹豫,开门见山讲了他的意图:请耀邦为他的作品集题写书名。说着,他将自己带来的三十多张放大的二十英寸领袖照片依次铺在客厅的地毯上,顿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还有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们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大家的眼前。

胡耀邦全神贯注,一张张仔细观看,直到香烟燃尽,烫灼指尖,他一惊,才收回视线。在此之后,他又一次握住杜山的手:“拍得好,传神!”

对于杜山的请求,胡耀邦没有假以虚词,爽快地答应了:

“为你的摄影作品题写书名,没问题!”

谈了一会,胡耀邦起身,提议大家一同来到他的书房。书房不大,书架整整占满一面墙,他在一张宽大的书桌前坐下,铺开宣纸,慢慢捻笔添墨,运思下笔的感觉。

一时,屋子里静极了,杜山和老朋友都屏着空气,生怕出了响动,打破这宁静的空气。片刻,一行苍劲有力的字体在胡耀邦的笔下一挥而就:杜修贤作品选。

胡耀邦侧着头看了看,不满意地推到一边,又写了一张,看看,又不理想,再写,竟一连写了六、七张。杜山和朋友在旁边连连劝阻,直到要抢他手里的笔,他才停住。他从中选了两张交给杜山:“我这是第一次给人写影集书名,写得不好,见笑了。”他谦和地笑道。

摄取永恒的瞬间,居住在春意非常的地方

走出书房,阳光金灿灿地洒满了庭院,这时,杜山才注意到,胡耀邦的庭院竟如此之小,只有二、三十平米,不过一间房子大小。再看看四周低矮的房子,也是北京典型的老式四合院,虽然经过装修,但仍然显得陈旧、狭小。

不起眼的小院子,在耀邦眼里可是大绿洲。他从不小看他的小空间,他喜欢绿色,喜欢自然,小院里满是花草,一片茂盛,让人感到春意盎然。

院子中央还有个一米见方,绿苔爬壁的小小鱼池。一池清水,盛下了蓝天和白云。池子旁,岔出几条鹅卵石铺就的羊肠小径,密密匝匝的冬青树围着院子四周,紧紧箍了一围。

春光下,郁郁葱葱的绿枝任意地生长,生气勃勃,透出一股倔强的气息。胡耀邦站在树前,用欣慰的眼神望着眼前的绿色世界,脸上浮现出笑容。

这是一个多好的镜头!杜山心里一喜,不能放过之个好机会。他向胡耀邦提出拍半身照的要求,胡耀邦理了一下身上的中山装,点头笑了。

柔和的光线均匀地洒在胡耀邦饱经沧桑、深沉的凝重的脸颊上,他的身后是齐人高的冬青树。“咔嚓”,胡耀邦凝重的神情被摄入镜头,杜山放下相机。

这时,胡耀邦提出要换西装再照一张。对此,杜山当然求之不得。

一般来说给首长照相都是穿什么照什么,不会有谁中途提出换衣服的,而且大都是穿中山装照。穿西装?说不定还能拍出更好的片子呢?

果然,一身西装的胡耀邦从屋里出来,显得格外精神。

可是,杜山哪里知道,三天后,一九八九年四月九日,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突然倒下,他痛苦地紧闭双眼。本来并不严重的心脏病突然严重地爆发了,病魔像一只巨大的手死死地捏住他的心......

照片造成无尽的遗憾,这成为摄影一直的难受

胡耀邦四月九日发病时杜山正好在中南海内的一座楼里,他得知胡耀邦在怀仁堂突发心脏病正在抢救时,吓了一跳。

愣怔了一会,他猛然掉头往楼下跑,二话没说,叫上车就回家拿出留有胡耀邦身影的照相机,不顾机子里的胶卷大半还没照,“哗哗”倒了出来,送到图片社冲洗,他要亲手将照片送到胡耀邦的床头,不然,这会成为他永远的遗憾!

照片很快就出来了,杜山的眼眶红了,照片上的胡耀邦注视着他,那执着眼神,那饱经沧桑的面容和深沉的目光竟是这样逼真地写在他沉静的脸庞上。照片拍得非常成功,他落下了半颗心。可是另半颗心仍然悬着,胡耀邦还没有脱离危险。

好容易捱到了十二日,胡耀邦的病情终于控制了,但是还不能起床活动。杜山听到这个消息,心里踏实多了,准备等胡耀邦病情再好一好,就将照片送给他。

那几天,也不知什么原因,杜山似乎有点魂不守舍,他总是打听着耀邦的消息,希望早一点再见到他。

十五日,不幸的消息传来,胡耀邦的心脏再次复发,与世长辞。胡宅承受着巨大的不幸,也承接着全国人民深切的爱戴和哀思。“公则明,廉则威”。

工人、农民、军人、学生怀着悲痛的心情,自发自觉络绎不绝地来到胡耀邦家,在前院的灵堂前,对着耀邦的遗像深深鞠上一躬。

杜山忍着悲痛,心头出现一种失去有恩于已的亲朋好友的悲痛。他带着遗憾,带着一种成功在即却转而突然失去的遗憾,连夜将胡耀邦穿中山装的和西装的照片各放大成二十四英寸照片。

四月十七日上午,在胡耀邦家,李昭含着泪、颤抖着双手刚刚接过胡耀邦的照片,两行清泪又涌了出来,只哽咽了一声:

“这张最像他......”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泪水无声地落在照片上,旁边的亲属们也抑制不住泪水,阵阵悲泣声令人心碎。

李昭止住泪,说:“这张照片最像耀邦同志,我们家属建议追悼会上的遣像用这张!”她的建议立即使得到其他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赞同。

后来,经过中共中央研究,同意了李昭和亲属们的意见。

胡耀邦的巨幅遗像连夜制作。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使用彩色照片作为遗像,而且这张照片是在室外的拍摄的自然照。

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庄严肃穆,邓小平等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参加了追悼会。

杜山也来到追悼会会场,他站在自己亲手拍摄的照片前百感交集,心里装着沉甸甸的悔恨,如果知道胡耀邦会这样匆忙离去,他说什么也要将照片交到他手里,让他看上一眼......可是一切都已经晚了,胡耀邦闭上了双眼,走了,永远地走了!

影集可以不出,但名字不能去掉

一九八九年,中国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波。“杜修贤作品选”本应在一九八九年底正式出版发行,可是有人要求杜山从封面上抹去胡耀邦的名字。

一向随和、不提什么要求的老摄影师这次怪了,对于这样的要求就是不肯让步,他的道理很简单:“老百姓都懂,人家胡耀邦活着的时候,我请人家写书名;人家一死,我就不用,这显然不合适嘛!”出版社提出他们的担心,杜山更困惑:“人家胡耀邦是中央作了评价的人,和动乱有啥关系?有人要利用,这不能怪胡耀邦嘛,怎么能把棍子打在一个无辜的人头上?你们没道理,没道理。影集可以不出,但是名字不能去!”

“作品选”一搁就是三年。共和国领导人的200多幅历史照片也因此不能和广大读者见面。“作品选”等待了三年,终于在艳阳高照的一九九二年金秋时节出版发行了。胡耀邦题字印在红色的封面上,这将成为他最后留在世间的字迹。

建立自己独特的丰碑,埋葬在共青城

胡耀邦的陵墓背依郁郁葱葱的富华山,面朝浩浩荡荡的鄱阳湖。胡耀邦去世后不久,李昭就向外界公布了胡耀邦身前的遗愿:“我死之后,埋在青上绿水间,地点就是共青城。”

巨大的墓碑形似红旗的一角,上方刻着胡耀邦浮雕像,旁边依次排列着中国共产党党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和中国少先队队徽,喻示着墓的主人与三个政治团体的特殊关系以及他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耀邦少年时投身中国革命,成为“少共”的领导人;青年时献身共青团,成为一代杰出青年领袖;晚年致力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事业,在邓小平的麾下冲锋陷阵,死而后已。

“旗角”刺向广袤的蓝天,“旗子”下面还有一块黑色大理石的墓碑,横跨陵墓的底部,用金色的字体刻写着耀邦同志的生平和评价,落款:中共中央委员会。

安葬仪式结束后,杜山仍久久伫立在墓前,他感叹这墓碑独特的形状、非凡的气势,也欣慰碑志铭对胡耀邦客观、公正的评价。(来源:解放日报,2005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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