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对佛寺的保护

风清扬斈 7个月前 (10-25) 网络资料 216 0

核心提示:今天是第十世班禅大师圆寂27年的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中共西北局副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同志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代表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司令员最早与第十世班禅大师联系的高级干部,因此,与十世班禅大师等佛教领袖有着密切联系,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共同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历程。

据第十世班禅大师翻译、学者降边嘉措回忆,1962年至1964年及文革期间,第十世班禅大师和喜饶嘉措大师受到错误批判。文革结束,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这时,习仲勋同志自己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就顶着压力,担着风险,积极努力,亲自找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乌兰夫、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等同志,建议中央为十世班禅、喜饶嘉措大师、扎喜旺徐等同志平反昭雪。并在中央基本为喜饶嘉措大师平反以后,怀着深厚的感情,亲自撰写《爱国老人喜饶嘉措》,悼念大师。习仲勋同志与十世班禅大师和喜饶嘉措大师之间的友谊,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与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肝胆相照、坦诚相待、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典范和楷模。

1989年1月,第十世班禅大师不幸圆寂。对大师的英年早逝,习仲勋同志十分悲痛,亲自撰写了《深切怀念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班禅大师》,发表在1989年2月20日《人民日报》,后来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一书中。据降边嘉措回忆,在喜饶嘉措大师和十世班禅大师圆寂之后,在中央领导同志中亲自署名撰写悼念文章的,仅习仲勋同志一人。

在第十世班禅圆寂27周年的日子里,凤凰佛教《佛教观察家》栏目重温刊登习仲勋同志纪念全文如下:

1951年4月22日,习仲勋(前左)率领西北军政代表热烈欢迎途径西安赴北京的第十世班禅(前右)(图片来源:资料图)

十世班禅一家与习仲勋夫妇(图片来源:资料图)

习仲勋同志、邓颖超同志、十世班禅大师参加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成立大会(图片来源:资料图)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因心脏病突发,溘然长逝,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忠诚朋友,我失去了一位合作共事40个春秋的知心朋友。

40年来,我和大师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就在这次他去西藏主持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典礼前,还在百忙中来向我告别并献了哈达。出门要告别,回来要谈心,这是他长期同我交往的一个老习惯了。我了解他的性格,热情高,爱激动,工作起来控制不住自己。我对他说,这个季节西藏缺氧严重,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性急,要劳逸结合。他说,这件事办完遂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死了也瞑目。我说,佛不要你走,马克思也不要你走。谁知大师一生,竟成永诀。我捧着他临行前赠我的洁白的哈达,遥望西天,悲恸万分。

班禅大师生前一再说,他从幼年起就热爱共产党,对党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的西藏。从我同他长期的交往中,深深感到,他的这种感情是非常诚挚的,他一生的实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班禅大师作为藏民族的优秀代表和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始终把藏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同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联系在一起,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联系在一起。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夜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班禅大师都竭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正确主张。

1949年9月西宁解放后,班禅大师即派人同中国共产党联系。当时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我负责西北局的工作,同班禅大师有了联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班禅大师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欢呼新中国的诞生,满腔热情地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爱戴之忱”,拥护中国共产党废除民族压迫制度,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解放,指日可待”。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复电勉慰班禅大师,希望大师和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民族的团结而奋斗。1950年6月,班禅大师派他的代表计晋美等专程来西安见彭总,提出有关解放西藏办法的建议。当时我陪彭总会见了计晋美一行,热情支持班禅大师的爱国义举,感谢他对我们党的依赖。我们还致函班禅大师,希望“西藏人民早日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享受平等、安乐、幸福的新生活”。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重视班禅大师关于解放西藏办法的建议,认为很好,是合乎爱国与团结精神的。

我第一次与班禅大师见面是1951年4月中旬的一天。那时他率领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赴京途经西安,我代表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到机场迎接。当他走下飞机时,一个活脱脱的英俊藏族少年活佛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在飞机舷梯下,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心情激动地对我说:我们是专程去北京向毛主席致敬的!我要把藏族人民对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良好祝愿亲口转达给毛主席。在欢迎会上,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决心与西藏各界爱国人士一道为西藏的解放和藏族人民的团结努力奋斗。“有志不在年高”,他的爱国热情和坦诚豪爽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1年春,亲帝国主义分子大扎摄政下台,达赖喇嘛亲政。1月27日,达赖喇嘛致信中央,报告他亲政情况,并表达谋求和平的愿望。中央复电祝贺他亲政,欢迎他速派代表来京和谈。4月22日,达赖喇嘛派出的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和谈代表到达北京。4月27日,班禅大师率领的致敬团到达北京。班禅大师真诚拥护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表示要团结藏族各方力量,推动这一方针的实现。经过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等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多次谈判,在达赖喇嘛、班禅大师的响应和努力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字。协议签字的第二天下午,班禅大师率领班禅堪厅主要负责官员,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致敬,献给毛主席一面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的“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大救星”的锦旗。当晚,毛主席为庆祝协议签订设宴,并讲了话。5月28日,班禅大师及堪厅人员以“难以言喻的兴奋”心情发表声明,说协议的签订“宣告了帝国主义对于西藏侵略的失败,西藏民族与中国各民族团结起来,西藏民族内部团结起来,从此西藏民族开始了自己历史的新纪元。”声明对达赖喇嘛响应中央号召,派代表来京和谈并签订协议的举动表示“深为敬重”。在此期间,班禅大师还致电达赖喇嘛,“愿竭绵薄”和达赖喇嘛“精诚团结”,协助他和西藏地方政府彻底实行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与此同时,班禅大师致电西藏扎什伦布寺政教官员和僧俗民众,希望他们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彻底实现这个协议,积极地援助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驱逐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势力。”

1951年12月15日,班禅大师自青海西宁返藏前夕,我受中央委托,代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专程赴西宁为他送行。班禅大师及其堪厅派了喇嘛仪仗队欢迎我。在各族各界1000多人的欢迎大会上,班禅大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激动地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与中国各兄弟民族的热诚帮助,西藏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返回西藏亦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是西藏人民的大救星,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只有同祖国各兄弟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西藏民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别的道路是没有的。”班禅大师这段话情真意切。他的前世即第九世班禅曲吉尼玛,由于同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被迫离开西藏,长期流落内地达26年,直到圆寂时也没能回到西藏。如今,返藏回寺的愿望终于由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实现了。他高兴、激动是很自然的。

这次见面,我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我说:你回西藏后不要急,要照顾全局,首先要做好藏族内部的团结,这样西藏各方面的工作才有希望。我还根据中央的精神,向我们派去陪同班禅大师进藏的负责同志交代了两条:一是西藏一切工作都要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条件不成熟的事不要办,上层爱国人士和领袖人物不同意的事不要办。二是西藏工作要以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为主。回想起来,中央的这些精神直到现在仍然是有意义的。

1952年4月间,当班禅大师返藏到达藏北重镇那曲时,由西藏地方政府两个代理司伦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等人在拉萨策动了反对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伪人民会议事件。班禅大师甚为愤慨,致电达赖喇嘛,要求达赖喇嘛“以大智大勇之精神,大慈大悲之佛光”严肃处理这一破坏祖国统一,破坏藏族内部团结,尤其是破坏达赖喇嘛政教威信的严重事件。终于,达赖喇嘛出布告解散了伪人民会议,并撤销了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代理司伦职务。4月28日,班禅抵达拉萨。到拉萨后,他同达赖喇嘛达成谅解,互换了哈达。

1954年9月,班禅大师与达赖喇嘛联袂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那时,我已在中央工作。自那以后到1962年,我受中央委托,一直负责同班禅大师联系,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友情越来越深厚。

班禅大师作为我们党的忠诚朋友,突出地表现在能主动地向党提出中肯的意见、建议乃至尖锐的批评。他刚直、豪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一点我颇为了解,而且认为甚为难得。我总感到,能交上这样的诤友可谓幸事。由于有这样的了解,所以我对他也是以心换心,坦诚相见的。我常对他说: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我们两个人什么话都可以说,我有错误你批评,你有错误我批评,实事求是。我知道他遇事爱性急,甚至动气,但并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他一生追求真理,弃恶扬善,对正确的意见总是听的,听得真切,做得也认真。我常对他说:直言不讳是对的,但不能急,好事一下做不完,更不要动气。他说:你是我的老朋友、好朋友,你了解我,你是为我好才这样说、这样做,我很高兴。

班禅大师一生关心西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积极拥护西藏的民主改革。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时,即提出在班禅堪布会议厅管辖的地区率先进行民主改革试点,以取得经验,然后推广到全区。中央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认为民主改革的条件不成熟,宣布“六年不改”的方针,班禅大师听从了中央的意见,没有进行试点。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为了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反对改革,公然撕毁17条协议,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鉴于这种情况,国务院下令解散了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大师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并确定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班禅大师致电毛主席、周总理,表示拥护国务院的命令和决定,同时复电西藏工委和军区,说“我已指示堪厅,现在更应继续和分工委、解放军加强团结,密切合作,做好准备,确保日喀则市的安全,共同粉碎和镇压叛乱。”4月8日,班禅大师主持筹委会,号召平息叛乱。1960年4月22日,筹委会召开第四次会议,班禅大师在总结报告中高度评价平叛、改革的重大意义,指出:1959年是“西藏人民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西藏的平叛、改革是西藏社会进步和人民翻身的伟大革命。但是在后期出现了“左”的偏差。班禅大师对此是很不满意的,他到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毛主席、周总理和李维汉等同志都分别听取了大师的意见。毛主席称赞大师敢于讲真话的好作风,并对他提出的一些好意见给予了肯定和鼓励。这期间,中央派杨静仁同志去西藏调查。1961年1月5日,小平同志在听取了杨静仁同志的汇报后,指示西藏民主改革后要防“左”、防急,并且确定西藏稳定发展、5年不办合作社的方针。1月24日,周总理在同班禅大师和张经武同志谈话时指出:“西藏的方针政策概括起来就是,土地所有制是农民个体所有制,这个制度要继续好多年,中心是增加生产,这条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

此后,班禅大师回西藏主持工作,并到其他藏区视察,1962年5月向国务院呈送了一份《七万言书》,系统地提出了他对西藏和其他藏区工作的批评和建议。中央、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认为大师的大部分意见和建议是好的,但也有一些是过头的。我受周总理的委托多次去看望大师并同他交谈。他火气很大,说了些激烈的话。我充分肯定了他敢于向党直言不讳地提意见的可贵精神,同时劝他不要动气,不要说气话。过了一会儿,他消了气说:你讲的我接受,你从小看着我长大,从一开始就帮助我,你是代表党的,作为个人又是朋友。你是为我好,我感激,但有些不该说的气话已经说出去了,我今后注意就是了,但我说明,我是真心为党好的。班禅就是这样一位心底透亮的大师。后来我和李维汉、阿沛副委员长等同大师又坦诚地交换意见,经过共同研究产生了旨在西藏工作中纠“左”防急的4个好文件,并报经国务院批准。遗憾的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这4个文件没能贯彻执行下去。班禅大师和李维汉等,也包括我在内,都因此被批判。从此我和班禅大师的交往中断了十几年。“文革”中班禅大师与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受到严重迫害,虽然如此,班禅大师仍没有动摇过对党和祖国的坚定的信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和班禅大师又得以重逢。老友相见,感慨万端。大师见到我时很不安地说:因为我的《七万言书》,把你给连累了,真对不起。我说:这不是谁连累谁的问题,我们都受到了锻炼和考验,增长了见识,党对你是了解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班禅大师坚决拥护党中央拨乱反正,不遗余力地协助党中央落实各项政策。党中央对班禅大师也给予充分的信任。1980年班禅大师去藏区视察前,小平同志约他到家里,亲切地对他说:“你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爱国者”,“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你在这次下去的时候可以说:‘文化革命’中那些事情都错了。你不要怕,就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讲的。”班禅大师听后受到很大鼓舞,对党更加依赖。为了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他常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和学习。

1980年底,我从广东回到中央后又分管民族、宗教、统战工作,我们接触的机会更多,友谊更加牢固。班禅大师作为国家领导人和宗教领袖,他在这个时期的任务更繁重,工作更繁忙。尽管如此,我们见面交往的时间并没有减少,我们坦诚相见的习惯一如既往。每当他视察、出国和进行其他重大活动时,我总是劝告他:一要注意身体、安全;二遇事要冷静、不要动气。他每次回来总是来找我谈谈心,什么话都谈。对他的每一次成功我都由衷地感动高兴,毫不含糊地给予支持。当然对我觉得他还不足的地方,我也是毫不客气地指出来,他认为我说的不对时也同我争辩,或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1985年,班禅大师对河南省把少林寺交给嵩山管理局一事提出了强烈批评,并要“就这件事闹到底,不搞个水落石出决不撒手”。我见了这份材料,立即指出:“抓政策落实,精神可嘉,但不要火气太大”,“少林寺由僧尼管理为宜”,“如拖着不办,再派大员去查明原因何在?或请大师亲临督促。”最后这件事得到妥善解决,班禅大师很高兴。

班禅大师作为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他热爱自己信仰的宗教;作为藏民族的优秀代表,他热爱自己的民族;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热爱祖国;作为党的忠诚朋友,他热爱中国共产党。把爱教、爱民族和爱国、爱党完美地统一起来,这正是班禅大师一生的写照。

班禅大师热爱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忠诚朋友,出自对自己民族命运和前途的深入思考,出自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深切理解,出自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研究。1982年他在西藏拉萨干部大会上作了一次长篇报告,系统地叙述了西藏和祖国关系的历史,雄辩地得出结论说:“西藏成为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长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现实来说,西藏和平解放后的三十年的发展和进步,超过了历史上的几百年或上千年,这又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西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才有光辉灿烂的前途,才有民族的兴旺发达;西藏人民只有维护祖国的统一,加强汉藏民族之间以及祖国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真正幸福美满的未来。”“历史的教训使我们懂得,爱祖国同爱民族是统一的,二者不可分割,更不应对立起来。现在有人企图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的残余,用爱民族来否定爱祖国,打着民族的旗号来反对祖国。对此应保持高度警惕,并及时揭穿他们所谓爱民族的虚伪性。”他还说:“坚持民族利益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坚持爱祖国爱民族的立场,才是唯一正确的立场,才能成为光明正大的、无私无畏的有益于人民的人”。对于宗教,班禅大师继承黄教始祖宗喀巴大师的传统,坚持改革,兴利除弊,从有益于人民利益出发,研究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经验,把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教义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把“普渡众生”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协调起来,鼓励信教徒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而共同奋斗。

从这几年的接触中,我深深感到我这位亲密的朋友班禅越发成熟了。去年我们曾为大师的“知天命”之年祝贺,祈愿大师为祖国为民族作出更辉煌的业绩。正如小平同志对他说的:“你还是有思考的,有分析、有能力,希望你对祖国多作一些贡献”。然而我们的大师去矣!这个损失确是难以弥补的。

悲大师之示寂,冀乘愿之再来。我们要完成班禅大师未竟的事业,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为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我们党的忠诚朋友班禅大师永垂不朽!

(原载于1989.02.20人民日报)

 

习仲勋组织人保护六祖真身

 在星云大师的梦想里,六祖惠能大师也是一个“梦想成真”的励志例子,《六祖坛经》就是六祖惠能大师所讲的一部“法宝坛经”。

 六祖惠能大师原本是一个砍柴的樵夫,因为听人诵念《金刚经》而开悟,他得到“奖学金”,从广东到湖北黄梅五祖的座下开悟,进而才成为永恒不朽的一代宗师。

 星云昨天揭秘说,“文革”期间,六祖惠能大师的肉身被红卫兵小将破坏,“文革”结束以后,赵朴初知道此事,写信给广东省委,当时的省委书记习仲勋马上组织人,保护好六祖惠能大师的法身,妥善安置,用心保护。

    星云大师 (图片来源:资料图)

        星云大师(释星云1927-),俗名李国深,原籍江苏扬州(江都),为临济正宗第48代传人。

        ■开山宗长

        国际著名佛学大师,1967年创建佛光山,以弘扬“人间佛教”为宗风,佛光山寺第一、二、三任住持。

        ■传教世界

        先后在世界各地创建200余所道场;创办9所美术馆、26所图书馆、出版社、12所书局、50余所中华学校、16所佛教丛林学院。

        ■终身成就

        著作等身,对佛教制度化、现代化、人间化、国际化的发展居功至伟。2013年获评“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原声】

        闭着眼睛不看外面

        “闭着眼睛,不看外面,慢慢就会看到自己,看到心里面的仇恨、嫉妒、妄想等肮脏的东西,觉得自己要改。要是能发觉到自己不对,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就是极大的进步了。”

        用禅改变心境

        “只要我们能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体会禅味,抓住禅机,我们的生活境界就和一般人的生活有不同的妙用。以喝茶为例,大人喝茶觉得清香可口,但小孩子却觉得很涩很苦。因为每个人对口味的感受不同。同样的道理,一旦有了禅,我们生活的感受就会改变,生命的境界也会因而提高。”

        文/本报记者佘峥通讯员李静

        图/本报记者姚凡(除署名外)

        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昨日在轮椅上开讲梦想时说,厦门的“米水营养”,通过佛教,成长了我。

        87岁的星云大师当日下午,以《看见梦想的力量》为题在厦大建南礼堂举行梦想“公开课”,3000多名听众冒着细雨参加。这也是厦大93周年校庆活动之一。

        星云大师说,梦想的魅力在于:即使我们眼耳鼻舌身子不能动,但是我们的心可以做梦,梦想可以上天入地,可以周游天下,而且,人人都可以做梦。

        有的人认为梦想是假的,但是,星云说,梦想是能成真的,他讲了四个人的故事来说明“梦想能成真”,这四人分别是:太虚大师、赵朴初、鉴真大师、六祖惠能大师。

        最让观众意外的是,星云大师在演讲中“抖出” 了他和厦门的因缘。

        启蒙老师大多来自闽南佛学院

        星云大师第一次到厦门来,是到厦大。厦大校长朱崇实说,2003年,星云大师到厦大参加一个佛学研究会。

        2011年,星云大师第二次到厦门,也是到厦大,参加厦大90周年校庆。

        这次,是星云大师第三次到厦门。

        不过,星云大师说,他和厦门因缘其实很深厚。1927年出生在江苏扬州穷苦家庭的星云,12岁出家。他说,当时自己的老师大部分都是位于南普陀的闽南佛学院毕业的,年轻有为,志向宏大。

        星云昨天带着浓厚的扬州腔说,老师把厦门的“米水营养”,通过佛教,成长了我,可以说,我是受闽南厦门之文化、礼仪而成长。

        儿时偶像是南普陀方丈太虚

        昨日的演讲,星云大师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了南普陀方丈、闽南佛学院院长太虚大师的梦想。他说,太虚大师是他儿时的偶像,给了他力量。

        资料显示,1927年,太虚(1889-1947)应邀来南普陀寺就职,不过,他经常外出弘法。1929年,太虚游历欧美各国归来后来厦亲自主持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事务。1933年,太虚连任南普陀寺两届方丈(兼院长)任满,引退返沪。

        9岁出家的太虚大师被认为是近代佛教改革大家,他提出“人间佛教”的理论,倡导以佛学道理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他的梦想就是要使佛教从山林走向社会,从寺庙走向家庭,从僧众走向信众中。

        太虚大师为星云种下了弘扬“人间佛教”的种子。星云说,我当时幼小的心灵里“觉得这很好”,心目中有了这个崇拜的偶像,增加了我的力量,我觉得在佛门里有方向,有目标。

        【故事】

        厦大“不敢”给大师开演讲费

        张铭清首次披露与星云大师的莫逆之交

        与三年前一样,星云大师在厦大建南大礼堂的演讲,被慕名而来者挤得水泄不通。同等规格的演讲,厦大付费几万元人民币并不是什么稀奇事。那么,请星云大师来演讲,厦大需要付多少费用呢?

        “大师分文不取!”海协会原副会长、厦大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铭清笑呵呵地答。三年前那场至今还常被提及的演讲,牵线搭桥的就是他。那时,星云大师推迟了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一年一度的演讲,答应了张铭清临时提出的到厦大演讲的邀请,足见两人交情之深。

        风雨故人来。昨日,星云大师的轮椅缓缓分开如潮人流,这张轮椅正是三年前张铭清送的。那时,大师到鼓浪屿参观,上岸时,所坐轮椅不慎被弄坏,张铭清便给大师买了这部新的。

    昨天,对两人交往一向低调的张铭清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首次讲述与星云大师这些年来的真情故事。

        2010年台北

        “让我请你喝碗粥吧”

        张铭清遇袭后首次赴台,大师凌晨从高雄坐车到台北请他喝一碗粥.

        张铭清与星云大师神交已久,但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才首次见面。在时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主持的欢迎晚宴上,张铭清与星云大师一见如故,两人相约佛光山再会。

        同年底,张铭清台南遇袭,星云大师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还在台南的张铭清,问身体状况如何,并说:“不要在意这些人,绝大多数台湾民众都是欢迎你的。”

        2010年,台南遇袭后的张铭清首次赴台,星云大师打电话热情邀张铭清到佛光山做客:“让我请你喝碗粥吧!”但因行程太紧等原因,张铭清没能赴邀。

        谁知,第二天一大早,张铭清就接到星云大师身边人的电话:“大师已于凌晨从高雄坐车到台北,现在台北道场设早宴,恭请您喝碗粥。”彼时,张铭清正与许历农等将军准备吃早茶,在座的都被星云大师的真情所感动,马上“放”张铭清去与大师一起“喝碗粥”。

        在这次餐叙中,星云大师说,今后涉及两岸事务的活动,无论在哪里举办,遍布世界的240多个佛光山道场都会提供免费接待。2011年和2012年,有众多学者参与的两岸关系研讨会先后在日本和澳大利亚举办,研讨会就是由当地的佛光山道场承接的。

        2011年高雄

        “我一定要来接你”

        张铭清乘高铁抵达高雄时,远远就看到了坐着轮椅的星云大师在站台等候.

        2011年1月,张铭清赴台北出席两岸和平论坛,他对组织者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去佛光山!”

        当张铭清搭乘高铁抵达高雄时,远远就看到了坐着轮椅的星云大师在站台等候,张铭清很感动,忙快步迎上去。大师说:“你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所以,我一定要来接你。”

        张铭清待在佛光山的一天半时间里,星云大师朝夕相陪。大师平时是不陪客人用餐的,但他与张铭清共进一日三餐,吩咐厨师给张铭清做多样可口的素菜,而他自己每顿只吃一碗面。

        星云大师还带张铭清参观了他自己设计、正在建设中的佛陀纪念馆,并请张铭清回大陆后倡导大陆寺庙一起来当纪念馆的发起人,“不需要他们出一分钱。”后来,张铭清回到大陆后,便与国家宗教局联系,在大陆发起这项活动,得到数十家大寺庙的热情响应。

        第三天早晨,张铭清得坐7时半的飞机回大陆。清晨5点,正在洗漱的张铭清听到了敲门声,屋外传来:“大师正在门口等您!”张铭清忙打开门,原来大师已在门口等了半个小时。寒冷的清晨,张铭清心头又是一热。

        2011年厦门

        “这样,你就是看不起我”

        星云大师见台商要给红包转身而去,到厦大演讲拒收演讲费

        也就是在佛光山寺,张铭清向星云大师提出了同年4月到厦大演讲的邀请。星云大师查了日程表发现,同一天排的是一年一度在香港红磡体育馆的演讲,这一盛事是亚洲信众每年翘首以盼的。张铭清估算,厦大演讲这一临时提出的邀请,大师恐怕难以成行。可张铭清回到厦门几天后,便接到星云大师的回复,他把香港的演讲推迟了。

        在厦大的演讲获得了极大成功,厦大按惯例给星云大师开了演讲费,但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厦大的做法。星云大师在厦期间去看望一位台商,可一见面,这位台商突然下跪并呈上一包厚厚的红包。星云大师脸一沉,二话不说,转身而去。

        陪同的张铭清看在眼里,心想厦大如果也送上几万元的演讲费估计也会遭此结果的。但总不能一分演讲费都没有吧。于是,送机那刻,张铭清就把1万元演讲费悄悄塞给星云大师的秘书,可被星云大师当场发现,他沉下脸,对张铭清说:“拿回去,这样,你就是看不起我。”

        三年前发生的这一幕幕,张铭清记忆犹新,所以,昨日的演讲,厦大再也不敢开费用了,免得“碰壁”。

        【揭秘】

        习仲勋组织人

        保护六祖真身

        在星云大师的梦想里,六祖惠能大师也是一个“梦想成真”的励志例子,《六祖坛经》就是六祖惠能大师所讲的一部“法宝坛经”。

        六祖惠能大师原本是一个砍柴的樵夫,因为听人诵念《金刚经》而开悟,他得到“奖学金”,从广东到湖北黄梅五祖的座下开悟,进而才成为永恒不朽的一代宗师。

    星云昨天揭秘说,“文革”期间,六祖惠能大师的肉身被红卫兵小将破坏,“文革”结束以后,赵朴初知道此事,写信给广东省委,当时的省委书记习仲勋马上组织人,保护好六祖惠能大师的法身,妥善安置,用心保护。

        【现场】

        “同声”打字幕

        法师唱“感言”

        昨日下午,雨势逐渐大了起来,不过,星云大师的讲座吸引了3000多人。演讲也并非板着面孔,有不少高科技以及小欢乐。

        譬如说,由于星云浓重的扬州口音,因此,他讲话时,旁边的弟子在一旁将大师的讲话快速敲出,通过投影投放在字幕。

        不仅如此,演讲还有歌听。在提到太虚大师50岁生日感言时,星云大师请他带来的两位法师唱出了这篇感言,其中一位法师据说有80岁,另一位是留学美国的。

        演讲结束后,星云大师回答了三个问题。听众提问后,坐在他旁边的一位法师就进行转述。星云后来解释说,最近耳朵不太好,因此需要“翻译”。

        【现场问答】

        问:如何以平和心看待世间?

        答:不要为了假相执著

        昨日,厦大演讲现场,第一位提问者说,自己年轻时,冲劲很大,经常意气用事,随着年龄增大,会冷静些,但是,有时还是会冲动。他问,如何克服“分别心”,以更平和、更公平的态度来看待世界?

        星云大师用一对夫妻因假想中的情敌而吵架的故事来回答。

        这对夫妻在结婚一周年纪念日到来时,很欢喜,在家里庆祝,太太到地窖里拿酒。结果,酒缸一打开,太太吓一跳。星云大师学着太太的口气叫起来:哎呀!老公不正派,居然藏了一个美女在这里面,嗨,给我发现了!

        气愤的妻子跑上去和先生吵架:你怎么在酒缸里面藏着一个女人啊?先生很纳闷,也跑下去酒窖看。这时,星云大师又学着那位先生的口气哼道:你这个贱人,你藏了男人在里面,还说我藏女人!

        两个人开始吵架,你说我藏男人,我说你藏女人,最后,被他们的师父听到了,他拿了一块石头,把这个酒缸打破了,酒流走了。这里面,男人也没有,女人也没有。

        星云大师说,我们常常为了假相的执着,误会啊,冤枉啊,就不能见到真相。《金刚经》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说的就是这个。

        问:如何阻止思想的犯错?

        答:太惯孩子也不行

        第二位提问者来自厦大嘉庚学院,他的苦恼是:人的行为可以用法律约束,但是,如何来约束思想犯错。

        星云大师引用孙中山的“佛法为哲学之母”说,法律是防患于已然,佛法是“防范以未然”。

        星云说,世间之道,有善恶、好坏之分,但有时也很难分。他举例说,现在父母打孩子,被认为是体罚,但是,打骂也是一种爱,棒打出孝子,“太惯孩子也不行”。

        他说,对善恶、好坏分得太清楚,是执著,如果太没分别,又太糊涂。因此,星云认为,还是取中道好,最好“不冷不热”。

        问:读书多不一定悟道?

        答:聪明反被聪明误

        第三位提问者是名厦大校友。她的感触是:从讲座中得知,六祖惠能大师原本是个目不识丁的樵夫,但最终还是悟道。她的疑惑是:在座的大多是千辛万苦考进大学,拥有很多知识,但却无法悟道。换句话说,没有文化的反倒能成就大业,有文化的倒不见得。

        星云大师回答说,有的人智力开得慢一些,知道少一些,但是,不一定知识越多越有出息——聪明反被聪明误,聪明人有时也会做糊涂事,反倒是不聪明的人,老实本分,守伦理,有信用。

        他说,现代社会需要诚信、勤劳。 ●记者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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