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公路上的人 3000万长途货车司机的苦与累

风清扬斈 8个月前 (10-13) 网络资料 2739 0

最近因为四处谴责无锡的无良司机,遂有记者写了如下这篇采访,说说货车司机背后的故事,让大家了解一下底层的生活与辛苦。其实,很多无法用文字表达,背后抹去的只有泪水与汗水。这就是中国,一个没有压迫的神奇国度。

公路之旅-车祸塞车

3000万卡车司机完成了全中国76%的货运量。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在十天内搭乘三辆卡车,从深圳经广东、湖南、重庆、贵州、广西到达柳州。在2500公里的公路之旅中,司机们讲述了在路上行车、吃饭、睡觉、打牌、做爱,以及与盗匪周旋的故事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6年

文 | 本刊记者 黄剑 发自深圳、重庆、柳州

实习记者 林祎婧 原凤 刘飘

编辑 | 张雄 插图 | Nath

全文约12113,细读大约需要26分钟

孤独之旅

棕榈树在身后消失,取代它们的是一排排阔叶树木,道路渐渐崎岖起来。深圳到湖南的旅行一路平静。张耀峰和我坐着他的解放牌半挂卡车里,一路在国道和省道上穿行。到清远时,天已经黑下来。货车进入连州境内后便全是山路。之后卡车沿着山路曲折前行,慢慢翻过险峻的南岭,进入湖南省蓝山县境内。

卡车司机与记者的搭配恐怕在哪里都不太常见。一个月前我从生活了10年的北京搬到广州,我的生活过于平静乃至乏味,也许迁徙可以给生活增添一些让人提神的色彩。这个决定大约只花费了半天的时间。在此之前,一位朋友曾兴奋地跟我讲起他从北京出发,经内蒙、宁夏、甘肃、新疆、西藏,最后到了云南的环游经历。这个故事的特别之处仅有一个,那就是他的交通工具是沿路搭乘的长途大卡车。

公路之旅路线图

很难确定朋友的故事与我心血来潮的决定间有无联系。不过他提到旅途中遇见的形形色色的司机让人印象深刻——他们经历丰富,见识过很多故事,或者他们本人就是故事。在大众媒体产生之前,这些远行者是人们获取远方信息的来源。如今他们地位不保,因为人类早已习惯通过各种屏幕来认识世界,媒体一出生就从远行者手里抢走了讲故事的话筒。

然而时过境迁,多年后终于轮到我们要承认报道的各类套路已令人厌倦。在搜肠刮肚寻找新故事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这些从水手、商队那里继承游荡者身份的货车司机正是我的目标。

确切地说,我期待跟随司机们体验一种古老的产生故事的方式。中国公路总里程在2014年底已达到446.39万公里,相当于环绕地球四十多圈。3000万名货车司机在这些公路上承担了中国四分之三的运输任务。朋友告诉我,他们不只在公路上驾驶货车,也在公路上吃饭、睡觉、打牌、做爱,甚至与盗匪周旋。我知道司机们的故事会很精彩,也曾多次梦想搭上一辆货车,跟着司机去往未知的远方。但朋友提醒我他们并不太愿意接纳陌生人,原因是他们经常遇到小偷。

直到今年4月,通过物流公司的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半挂车司机张耀峰。他一直跑深圳至重庆线,为富士康运送原料和配件。这几天,他又准备从深圳运集装箱前往重庆。碍于物流公司朋友的情面,他同意搭我同行。4月14日,蛇口开始下起蒙蒙细雨,我遇见张耀峰的时候,他正在深圳蛇口SCT码头外,等候装货的电话通知。他背靠驾驶椅,双脚搁在方向盘上,举着手机看电视剧《青春集结号》,借此打发出发前的时间。

永连公路连接广东连州与湖南永州。此路曲曲折折,盘山而上,常常沿着悬崖前行,被称为“死亡公路”。这条公路1997年建成通车后,已发生多起特大交通事故。据永州市交警部门统计,仅2008年10月至2010年3月一年半的时间里,共发生大小交通事故2553起,死亡170余人。这正是我们当晚穿行之路。山路狭窄,弯多,坡急,浓雾弥漫。张耀峰的车在过去十年里无数次驶过这条路,但他还是减缓了速度,翻越南岭比计划中慢了半个小时。

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翻越南岭,巍峨的高山被我们渐渐甩在了身后,车窗外只有一片片低矮的山丘渐次掠过。永连公路(S216省道)忽然变得开阔、笔直,两车道变成了四车道,不久,路两旁甚至出现了一排排路灯。

车上的电子表数字已经跳过24点,新的一天开始了。张耀峰连打了一串长长的哈欠。他抬起左手,胳膊肘靠在左侧车门上,拳头撑着脑袋,右手扶着方向盘继续开车。有那么几次,我看见他偶尔眯着眼睛,脑袋忽地前倾,像要砸在方向盘上,但很快又抬了起来。我有些害怕,赶紧大声问他“到蓝山县还有多久”,一边递给他一支香烟。他挪了挪身体,把左手放回方向盘上,右手接过烟点着,深吸了一口,回答道:“半个小时吧。”他已经开了近12小时,其中有半小时停车吃饭的时间。根据交规,连续开车4个小时便是疲劳驾驶。

“又累,又不安全。”张耀峰说,很多年前他就不想跑长途车,但要养家糊口,自己快50岁了,别的也不会。“不干这个,又能干什么呢?”

张耀峰身材高大,司机们都叫他“河南大个儿”。他是60后,出生于河南驻马店农村。他有一对儿女,家里原来的条件并不好。他种过地,也在矿上打过工。2006年,他看到亲戚、朋友中有人开长途货车赚了钱,决定离开家乡,跟着他们到深圳给人做司机。5年后他有了几万元积蓄,又借了一笔钱,买了一台二手半挂车,两年不到便报废,之后又买了一辆二手车。驾车十来年,收入近百万。“比在工厂还是要强得多。”他对我说。

几年前,他用这些年积攒的钱,在河南老家盖了一间带院子的新房。这让他颇感自豪。2015年秋天,他的二手车又不能开了。这回他向银行借了30万元,买了辆解放牌半挂车——他的第一辆新车。每月的还款额是1万多元,按照他的规划,两年不到便能还清。

不过,他有时候感觉自己只是在给银行和物流公司打工。在深圳,私人大货车不能入户,货车司机大多挂靠在物流公司名下。很多人每趟运输大部分由所在物流公司配货。为了拿运价高的活,经常要给公司领导、调度员送礼,还可能遭遇吃回扣。张耀峰不喜欢这样,却也身不由己。

张耀峰很勤奋,他几乎每天驾驶时间都超过16小时。他的朋友也都是货车司机,大多数跟他一样,为了省钱,不请司机轮流开车,而是一人开完全程。节省的代价是更加疲惫,也更加无聊。一些司机带上妻子出车,聊天,做饭,洗洗衣服。张耀峰的妻子跟过车,不习惯,又回家了。他常常靠聊电话度过漫长的孤独之旅,也让自己保持清醒。我们这次行程中,他很多时候都在跟司机朋友或者家人打电话。谈话的内容是拉完货去哪儿喝酒、吃什么、朋友刚钓到的鲤鱼如何烹饪……这样的闲聊,每个月要花费他五六百元话费。

4月15日凌晨0点30分,我们的卡车来到了蓝山县城的边缘。张耀峰把车停下来加油。离开加油站,他又打起了哈欠,重新点了一支烟。几分钟后,把烟蒂扔到车外,开始嗑瓜子。他说,嘴巴一直动着,可以防止打瞌睡。

对长途货车司机来说,疲劳与孤独就像黑色的影子一样常伴左右。他们每天都在和这些影子斗争,依靠香烟、槟榔、红牛、咖啡、浓茶,当然,也包括一些违禁品。

扭屁股的大货车

过了蓝山县城后,公路上有一辆大货车左扭右扭,像个醉酒的大汉,沿着S型的轨迹缓慢前行。跟在后面的司机不停按着大喇叭,大货车方才“惊醒”,回归“正途”。张耀峰踩住刹车,“这样的车一般都是司机打瞌睡了,不要离它太近,一直按喇叭就好了。”司机们戏称其为“扭屁股的大货车”。

疲劳随时都会降临于张耀峰这样的长途货运司机身上,他们每天会尝试以各种方法去抵抗。张耀峰的方法是不停地抽烟、嚼槟榔,或者嗑瓜子。他说,他一天要抽两包烟。香烟一直是最受司机们欢迎的提神之物。几乎每个长途货车司机都是老烟枪。

几天后,我在重庆遇见长途货车司机张可元,他在公路上奔跑了17年。在抽烟上他从不亏待自己。他从驾驶室的一个小柜子里拿出一包缅甸烟,兴致勃勃地让我尝尝,“你闻闻。”那是几个月前他运货去云南,在中缅边境的免税店买到的。他开始与我讨论起跑车时见识过的各种国内外香烟,以及各地人的抽烟习惯。“古巴的雪茄就是好”,“云南人喜欢拿着很长的竹筒抽。”一边说着,一边为自己点上一支缅甸烟。他指着透明过滤嘴中积淀的黄色焦油说,“你看焦油含量很高。”他买了专门的烟具用来过滤焦油。但他并不打算戒烟:“我不嚼槟榔,更不吸毒,只好抽烟。”

张可元有一个朋友,也是长途货运司机。此人入行多年,他抵抗疲劳的方式有些与众不同。在驾驶中疲乏时,他喜欢来上一口,有时候是啤酒,有时候是白酒。他酒量很好,很少喝醉。偶尔开车时间久了,禁不住多喝几口,反而想打瞌睡,大货车在公路上忽左忽右,“扭着屁股”前行。这让我想起阿根廷导演费尔南多·索拉纳斯的电影《旅行》中,永远开着卡车在公路上“蛇行”的司机。我曾计划搭他的车冒险,但终究敌不过内心的胆怯。

长途货车司机中,开车时喝酒的人并不少,还有一些人甚至依靠吸毒抵御疲惫。几个月前,一名物流公司的调度员也曾跟我说起,他们公司有长途司机靠麻古(一种加工后的冰毒片剂)提神。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目的地,司机们有时会不眠不休,连续十几小时甚至更长时间驾驶货车。这些年,张可元遇见过不少这样的人。“这种东西吸一次两天都不想睡觉,有的师傅跑的距离长,会买一点来吸。”

在深圳,曾有一名司机毫不忌讳地在张可元面前吸食。他在装着半瓶水的矿泉水瓶盖上凿两个小孔,分别插入两根吸管,制作的烟具像个水烟筒。再把一张锡纸卷成U型长条,放入一点磨成粉状的冰毒,对准其中一根吸管管口,用打火机在锡纸底下来回加热。不久,锡纸上的冰毒开始冒烟。他含着另一根吸管,深吸一口,轻轻呼气,白色的烟雾从鼻孔中飘出。跑车时间久了,张可元在其他地方也见过这样的场景。“他们大多是赶时间的时候偶尔花几百块钱吸一口,平时也很少这样。这么贵,有几个人消费得起?”对这些司机,张可元更多是同情。“我不会像他们,累了就停车休息,才不管那么多。”

张耀峰没见过司机吸毒,他谨慎表示“这事可能有”。凌晨2点,张耀峰终于把车驶入G55高速公路。此前,我们一直在广东、湖南的国道和省道上行驶。他说,这些路虽然危险些,但能省下数百元过路费。此时,距离永州城区不远了。他打了一下哈欠,拿出一颗槟榔放在嘴里,转过头告诉我:“我们今天晚上就睡在冷水滩服务区。”

车顶的飞贼

凌晨3点,张耀峰把大货车开进冷水滩服务区。他绕着车身仔细检查一番。一名五十多岁的男人走来问他,要不要帮忙看车。他指着我说:“不用,我们两个人,晚上自己轮流看。”他告诉我,请人看车要收费,然后上车锁死车门、车窗,躺上驾驶室的卧铺。每次离开货车,或者休息时,他都会格外小心。与那些两个司机轮流驾驶,或者夫妻档货车不同,他这样的单人货车很容易引来“油耗子”。

十几年的公路生涯中,他不止一次遭遇过“油耗子”。有好几个早晨,他起来发车,发现油箱里点滴不存。他过去听说过小偷偷油,但从未碰见,很诧异他们的手段。有次深夜,他在一个服务区停车休息时,目睹了这些人偷油的全过程。那天凌晨两点多,他看见一伙人开着经过改造的汽车,进入货车司机停车休息的地方,趁隔壁货车的司机在驾驶室熟睡,撬开油箱盖,用油泵抽,几分钟便抽干满满一箱价值约3000元的柴油,然后迅速开车离去。还有人专门卸备胎。他趴在驾驶室卧铺上,不敢吱声,因为曾经有司机发现车油被偷,下车阻拦,油耗子索性直接抢劫了他。

当天晚上,张耀峰收听广播,里面有一则新闻称:近日,106国道馆陶段、邯大线发生多起大货车失窃案,9名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无顶棚厢式货车,在行驶过程中,用挂钩将大货车与厢式货车固定后,偷窃大货车所载货物。

飞贼们不但偷油,也偷货物。几天后江西货运司机谢荣飞讲述了他的遭遇。有一次,他从广东运化妆品去云南,出发之前用篷布把车厢裹得严严实实。到目的地卸货,发现车顶的篷布已被割开了一道长长的豁口,十几箱化妆品不翼而飞。后来与同行聊天,他才知道货物是怎么不见的:小偷开车跟在大货车后面,直接爬到车顶,割开篷布,从上面往自己车上扔货,偷完就走。“我们车这么大,司机根本看不见后面。”那一趟货,谢荣飞损失了近万元。

运气差点的司机,还会遇上抢劫。这些天,我们遇见的一名江苏司机,跑福建至新疆专线。去年的一个晚上,他曾目睹一对夫妻被飞车抢劫。司机夫妇在服务区停车休息,睡在卧铺里,把包当枕头。一辆无牌越野车突然在卧铺窗前刹车,用锤砸碎玻璃,伸手将包拿走。车主还没反应过来,越野车已扬长而去。整个过程不过几秒钟。

司机们碰到这样的事,报警常常无济于事。“但你不报警,警察根本不知道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位江苏司机说。很多司机则常常自认倒霉,告诫自己日后要更加小心,尽可能在人多的地方休息。

“小偷会偶尔有,抢劫很少见。” 张耀峰对治安仍持乐观态度。他给我讲完“油耗子”的故事,不久便响起鼾声。这天,我们一夜顺利。4月15日,早晨8点半,我们起来洗漱。9点整,我们没吃早饭,继续沿着高速公路开往重庆。

公路商店

我们沿着G65高速公路一路向西。相比国道复杂的路况,高速公路上显得有些过于单调。张耀峰打开广播,里面正播放着相声集锦。中午,我们到达怀化服务区吃午饭。

张耀峰停好车,带我穿过一排排停泊的大货车,走到服务区最深处的围墙后面。“爬上去,”他一边说,一边开始熟练地攀爬。围墙后面有一条小径,尽头隐藏着两家餐馆,只有长年经过此地的货车司机才会找到这里。相比于服务区内的餐厅,这里价格更低廉,人气也更旺,而且管饱。

饭馆的老板告诉我,他们的顾客都是长途货车司机。他曾在附近国道旁开餐馆,2012年底,G65高速公路(吉首至怀化段)通车后,国道车流减少,便搬到这里。“如果服务区把围墙堵了怎么办?”老板笑了笑:“到时候总会有办法。”

从深圳到怀化,我们大部分时候沿着国道、省道前行。在翻越蓝山时,张耀峰不时指着永连公路两侧一座座孤零零的房子说,以前这里都是附近村民开的餐馆和旅店,他也在这里过过夜。这些房子多为两层小楼房,也有极少数装潢精美的宾馆,每座房子前面都有数百平米的空地供大货车停驻。这些舍馆都价格低廉,可以玩牌,打麻将,晚上有人免费帮司机看车,给汽车加水。这里还提供小姐,她们大多年过30,“年轻的都去了宾馆。”张耀峰怀念起这条“死亡之路”沿线曾经的繁华,过去公路上的大货车很多,也容易出车祸。

2014年底,G55高速公路在这里通车后,路过永连公路的货车司机已经很少,两旁的餐馆、旅社几乎都已关门,也没有大货车在这里停车休息。“以前开这些店的村民一年能赚几十万,上百万。现在很多都不做生意了。”张耀峰说。

一名物流业内人士称,这两年经济环境整体下行,物流行业也跟着不景气,司机们货单、运价都少了,手上的闲钱少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这类公路商店的生意。他介绍,过去在河南等地一些国道沿线的村庄,男人们在外打工,女人们有的会在自己家里,接待过路的长途货运司机吃住,甚至陪睡。“有的村子都这样赚钱,也就没人说闲话。”不过,2012年以后,这种现象已经逐渐减少。

中午离开怀化后,我们一直在高速公路上。日落时分,货车进入重庆境内。张耀峰急着第二天上午在重庆卸货,一直在赶路,中途只休息了5个小时。第二天凌晨下起暴雨,他也没有停车。早晨6点,我们驶出高速公路,进入重庆城区。上午卸完货后,他匆匆前往另一个货场装货,当天又往深圳赶去。从深圳跑一趟重庆,他能收入9000元,但他还有20多万元按揭需要偿还,需要再跑近30趟。

我与张耀峰就这样匆匆告别了。他已经完成了物流公司朋友交给他的任务,但我要的故事大约才完成一半。临走前张耀峰给了我一个地址,在那里我将见到为司机提供服务的“小妹”。

驾驶室里的女人

我按图索骥来到位于重庆城北的华融货运交易市场。这是当地最大的货运信息交易市场,数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货运司机每天卸完货后,来到这里停车、休息,或者找活儿。市场内三幢厂房式的建筑内,聚集了数百家物流公司,提供各种货源信息,货车车主们只要花费两三百元,便可以在这里接到一趟运输货物的活儿。

附近旅社、餐馆林立。旅社很简陋,从4平米的单间,到十几平米的五人间,大小不一,一些房间为木板隔出,除了床、被子、拖鞋、垃圾篓、风扇和电视机外,别无他物,一个人每天的房费仅三四十元。一些当地人也会在货场附近的旧小区里开设家庭旅馆,环境比旅馆干净些。

夜幕降临,市场内外灯火通明,货车司机们纷纷涌入附近的小餐馆,一起喝酒聊天。来自江西的货车司机谢荣飞说,除了喝酒聊天,几十年来司机们的最大的消遣就是赌博。我们还在喝酒的时候,哗哗的麻将声不时从楼上传来。餐馆的二楼,各种旅馆的招牌闪烁着五彩的灯光,矗立在长长的走廊里。吃完晚饭,我们回到旅社,棋牌室里已经人满为患,搓麻将、打扑克、玩跑胡子的人围了一层又一层。找不到位置的回到房间玩牌,省吃俭用的司机们在这里一下子变得阔绰起来,一把输赢从几十块到几百块。

楼下的餐馆里依然人声鼎沸,马路边的临时大排档里也坐满了司机。一些没有赌博嗜好的司机,吃完饭则回到旅馆洗澡、洗衣。在公路上,他们没办法洗澡,很多人身上已经积了数天的汗渍。换洗完毕,有的人呆在房间看电视,聊天,有些人则去楼下的商店逛逛,或者坐在屋檐下发呆。旅馆服务员走来,询问那些落单的司机是否要找“小妹”。“很便宜,120一次,打个电话就到。”她微笑着推销旅馆的特殊项目。

这家旅馆只有一名“小妹”,住在附近民房里。服务员电话一来,她便拎着小包出门。几分钟之后便到了客人的房间。一单服务结束,她会沿着长长的走廊,挨个敲门,寻找下一个顾客。她那双高跟鞋哒哒哒敲击地面的声音,在这栋男人居多的小楼里,让人很难不注意到。

在我们打牌的房间门口,我见到了这名三十多岁的“小妹”。她五官端正,穿着黑色的罩衣和丝袜,涂了口红,身上散发出浓烈的香水味。这位自称姓周的女士只为司机们服务,她生长在重庆郊外的一个村子,相比当地那些大山深处的人家,算不上穷。她的童年没有过什么苦日子。她曾经在当地一家服装厂钉纽扣。工厂靠近公路,有时候,她会跟工友跑到公路边上的餐馆吃午饭。因为饭菜廉价,这些公路餐馆也吸引了很多司机停车就餐。在这里,她认识了一名东北的长途货车司机,8个月后周女士成了他的妻子。

周女士结婚后辞了工,有时也跟着丈夫走南闯北,为他洗衣做饭。这种冒险生活让她感到好奇和兴奋。直到有一天,周女士在丈夫的手机信息里发现他并不安分,经常找“小妹”,而且有外遇,愤而提出离婚。

回到重庆后,周女士曾经在一家超市做收银员。2010年,她看到长途货运司机越来越有钱,很动心,决定将自己的肉身出卖。周女士成为了曾经在丈夫手机里看到的“小妹”,这年她28岁。她每天多则十几单,有时一单生意也没有。每单除去给旅馆的分成,可以赚100元。最近两年,物流市场的不景气,也影响了她的收入,但足以让她衣食无忧。

有些司机找她的次数多了,渐渐成了她的朋友。2012年,一名来自江西的长途货运司机邹荣每次到重庆,都会找她服务。“他说喜欢我。但他在老家还有老婆孩子,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周女士说。有一天,邹荣叫她跟车一起去福建,报酬2000元。周女士觉得他在开玩笑,还价3000元。第二天,周女士跟着他的货车去了泉州。在路上,她的工作主要是陪邹荣聊天打发时间,以及睡觉。到了泉州,邹荣带她逛街,给她买了很多衣服和包。

我遇见的很多货车司机告诉我,小姐跟车的事并不普遍,但常出现。“师傅们大多常年在外,远离家庭,很无聊,孤独。”周女士说,她身边的姐妹也有过跟车的经历,偶尔也会碰见“坏人”。一个姐妹跟着长途货车司机前往新疆,在甘肃境内,司机不满意“小妹”的服务,给了她3000元,把她扔在戈壁里。她走了十几里路才找到镇子。“太缺德了,”周女士提到这件事,面露怒色。

去年,周女士在旅馆遇见了一名东北司机,小她9岁。东北小司机有一辆自己的平板大货车,常到重庆运货,请了一名同乡与自己轮流开。小司机常买衣服送她。服务次数多了,她喜欢上了这名小司机。这是她入行后第一次对客人动心。几个月后,东北青年聘请的司机因为家里盖房,暂时回了老家,他一个人开车,便把周女士带上车。他们一路从重庆到山东,又从山东运货到新疆。连续3个月,两人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大货车的驾驶室里。周女士一路给青年司机洗衣做饭,颇为体贴。她想起若干年前陪前夫出车的场景,觉察到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体验过小两口的生活,更加卖力地照顾这名东北司机。“我就是他女朋友,”周女士说,她觉得这是她这些年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她甚至设想过将来与他成家。但去年年末,东北小司机突然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两人断了联系。“大概是结婚了,”周女士低头细语。34岁的她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

第二天,我坐动车前往成都,希望搭一辆顺风大货车去西藏昌都见一个藏族朋友。没有人愿意载我。“都不认识你,哪知道你是好人坏人。”一个司机跟我说。

“动次打次,有劲!”

我只能返回重庆,准备找车经贵州、广西返回广东。在重庆,我住进了游文森经营的“司机之家”。35岁的游文森曾在深圳一家物流公司工作,认识很多长途货运司机。2011年,他回到重庆老家,在曾家镇的一个旧小区开了一间家庭旅馆,专门接待在重庆修整的货运司机,包吃包住,一人一天50元。司机们称之为“司机之家”。

4月20日早晨,同住在“司机之家”的刘锦利夫妇要去取货,我坐着他们的半挂车到重庆团结站铁路码头。这一天,有三辆车准备运货去柳州,再返回深圳。在这里,我见到了张可元。也许是年纪相近的缘故,我们很是聊得来。他愿意载我同行。

张可元的一副眼镜让他在司机里很是醒目。他今年35岁,四川邻水县人。17岁时,在广州的一间工厂经历了短暂的流水线生涯,不适应,之后便回家帮别人开农用车、厢式货车和煤车。2003年,他到深圳买了二手货车,开始跑长途货运。他说,年轻时修车,电焊损坏了眼睛。现在,他在路上最大的乐趣是与妻子打电话,聊微信。

驶出重庆十几个小时,因为太过无聊,我拿出手机放摇滚乐队痛仰的《公路之歌》。张可元说声音大才有劲,让我连上他货车的蓝牙。很快他便摇头:“你的歌不得劲啊,软绵绵的,打瞌睡。”“你喜欢哪种?”“我喜欢听DJ。”他兴致勃勃地解释,就是酒吧里放的那种,“动次打次,有劲!”我默默关掉了手机。

这天晚上8点多,张可元把货车停在都匀服务区,吃完餐厅里的25元自助餐,便回车睡觉。第二天凌晨4点,我们沿着210国道前行,不久进入广西境内。公路两侧的地貌渐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贵州棱角分明的大山,变换为相对低矮圆滑的丘陵,平地也越来越开阔。

4月21日早晨6点半,我们到了210国道与G75高速公路交汇的广西省南丹县拉者村。这一带弯多坡长。两个月前,张可元的朋友驾驶大货车经国道路过此处,因为雨天路滑,撞上了高速公路路基。张可元一边说起这事,一边踩了踩刹车。

几分钟之后,路面的车辆渐渐慢下来,最后再也不动,堵成了一条蔓延几公里的长队。“前面出事故了,”张可元凭经验判断。我们在车里等了二十多分钟,公路上滞留的车越来越多。张可元开始煮开水泡面,两碗泡面,半包榨菜,这是我们两人的早餐。一个小时过去,救援车才赶来。我下车走了约500米,越过漫长的车队,看见两辆大货车已迎面撞在一起。其中一辆货车的驾驶室严重扭曲变形,保险杠、车门掉在地上,正被救援车拖行到公路边。另一辆货车驾驶室与货箱折叠成90度,前脸面目全非,油箱趴在地上,路面铺满了大小金属碎片。一名正在拍照的工作人员介绍,其中一个司机疲劳驾驶,开车过线撞上了另一辆车。

8点40分,事故现场终于清理出一条狭窄的通道,车辆开始通行,我们重新上路。我把现场拍的两张照片发给张可元。“只是小事故,”他不以为意地下结论。他递来手机,给我看他在今年2月去云南瑞丽途中拍的一段视频:一辆满载的大货车在一处180度拐弯时下坡,瞬间起火,升腾起浓浓黑烟。

这样的场景我在重庆见到过。两天前,在吉林籍长途货车主张俊利的住处,他给我展示了自己几年前遭遇一场车祸时的照片。2009年5月,张俊利的两辆大货车运了二十多台全新大众汽车,从长春前往重庆4S店。半年前,他加入长途货运行列,花费近90万元购买了两辆新解放牌挂车,一辆全新,一辆二手,请了4个司机轮流驾驶。他们翻过秦岭之后,经过一段数十公里的连续下坡道路,因为频繁踩刹车,而且载重较大,刹车和轮胎温度过高,冒烟起火。

张俊利在后视镜里看到后面起火,吓得赶紧喊司机停车,拼命跳下去跑远,打电话求救。轮胎上的火苗很快点燃了货车,紧接着油箱、电瓶相继爆炸,货车上装载的小汽车也纷纷起火爆炸。消防队赶来,也不敢靠近。所有人看着整辆车被烧完。“小汽车上的铝制发动机都烧化了,最后车底下全是铝块。”这场大火烧毁了张俊利的那台二手货车、一段高速公路,以及车上的12台小汽车,包括奥迪A6、迈腾和速腾,总价值四百余万元。最终他自己给4S店赔付了30万元,搭上了一辆车,保险公司承担了剩余损失。

这次事故改变了他的一生。出事之后,为了消防队的一纸火灾证明,在汉中耽搁半个月,最后花了1000元才搞定。后来在重庆办理火灾理赔期间,他的货车擦到了马路牙子,城管围着他,要罚款,甚至推搡他。张俊利盛怒之下,从驾驶室里取出一把防身用长刀吓唬城管。他因此在重庆劳教了数月。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知名的上访户。

在中国公路上,每天都在发生各种交通事故。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2014年全国道路交通死亡人数约为3.43万人。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则是,中国每年因为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者超过20万人,远远高于中国官方数字。

各种道路两侧,人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安全标语。有的严肃警示,如“危险路段,减速慢行”,“超载超速,危机四伏”;有的委婉建议,甚至颇为有趣,比如“劝君驾车不要忙,免得娇妻守空房”,“朋友开慢点,你爸不是李刚。”离开南丹事故现场不久,我们沿着210国道继续前进,依然要经过许多弯道、陡坡。其中,进入一处急弯前的路旁,放置着一辆损毁严重的面包车,上面竖立的标牌上写着:“前面拐弯处超车死亡14人。”那个带下划线的数字似乎随时准备上调,具有一种特殊的震慑力。

穿制服的人

车祸和伤亡,司机们因为见得多反倒没我这么大惊小怪。我想起在那些车上拿酒当水喝的司机,也许在半醉半醒间猝然离去也是他们预期中的一种结果。在张可元的车上,我发现司机们更为在意的是别的事。

驶离南丹县境不久,我们转入了323国道,进入河池市金城江区,时间已经到了上午11点半。张可元原本计划中午到达目的地柳州,突然发生的车祸,让他决定在河池市上高速公路。

我们快到河池城区的时候,国道上的不少大货车开始相继停在路边。很快,停靠的车队越来越长。“又出车祸了?”我问张可元。“你看其他车都照常开,只有大货车停了。前面一定有交警查车。”他判断。我们往前走了几百米后,果然在对面车道路旁的大树下,停着一辆警车,4名交警坐在车内,或盯着路上的车,或仰头休息,或玩着手机。再往前开数百米,我们看到马路对面也停靠着数十辆大货车,司机们多在休息。

“这些大货车司机停这里干什么?”我很好奇。

“他们在等交警下班了再过去。”张可元说:“我的车装的是标准码头柜,不超长、宽、高,也不超重,欧洲标准,交警不会拦,这些停着的车都不是标准集装箱,一过去就要罚钱,他们总能查出问题。”

过去十年,随着中国高速公路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长途货运司机因为便利性和安全性,开始走全程高速。不过,在一些地段,因为当地高速公路过路费高昂,以及近两年运费下降,部分驾驶员出于成本考虑,重新行驶在国道、省道等公路上。这些公路也是检查站最多的地方。

江苏一名货车司机称,执法人员通常一摆手,就大概知道是罚多少钱。超高、超宽、超重、超车肯定要罚款。有时候,甚至灯光、车牌、挡风玻璃不干净也要罚。“交警罚小钱,路政罚大钱。”他说这是他的经验,“有时候什么都不开罚单,好像交‘过路费’,沦为行业潜规则。”随着年纪增大,他已经学会妥协。

张俊利并不喜欢公路执法人员。他说自己买车一年多,罚单过了两万元。让他彻底不喜欢这个群体的,是他在内蒙古遭遇的扣车事件。2010年初,他从长春出发,运载4S店小汽车途经呼和浩特附近一段公路,被当地交警拦车检查。他被开了一张罚单,没有名义。张俊利不知道为什么罚款,要求交警提供罚款由头。后来,交警认定他的货车改行(指车辆高栏增加、车体加长、轮胎加大等),罚款一万元。他拒绝受罚,车辆被交警扣在一家停车场内。张俊利连续多天找交警理论,没有结果,4S店则一直催他交车。他一气之下把货车上的小汽车悉数卸下,全部堵在停车场入口。

张俊利的举动引来当地民警。警察调出他的资料,发现他曾遭受过火灾,甚至曾与重庆城管发生纠纷,并因此劳教一百多天,怕他惹出事端,帮他说服交警。“他们最后还了我的车,也没罚款,耽误了我7天时间,赔4S店一笔钱。”

在路上遭遇罚款多了,张俊利渐生逆反心态。曾经有一次,他刚进高速路入口,交警说他的车超长,要求罚款,让他停车。他不接受,踩着油门跑上了高速公路。一辆交通警车一直在身后追着他,就像警匪片中的场景。“我碰过一名路政(执法人员)说我违规,要罚钱,我给了他500块钱,他直接说,你这500块钱我们哪够分啊。”张俊利不再愿意与执法人员打交道。2010年下半年,他卖掉了自己的货车,离开了这个行业。

“被拦下的车,或多或少会有点问题。”张可元每年都要上交数千元罚金。过了河池城区,张可元把车开上了高速公路。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到了柳州卸货点。厂房里排满了等待卸货的汽车。“昨天到的车都没卸货,我的车要到明天了。”

我与张可元告别回到广州。我想自己就像路边一棵香樟树一样在司机们的视野中迅速消逝。后来张可元告诉我,他并没有按计划返回深圳,而是临时接了一单运往广西梧州的货。他现在几乎只要有钱赚的活儿都愿意接,不再苛求运价高低。他希望能多赚些钱给妻子。只是痛恨物流公司用油卡抵运费,让他白白损失了一些钱。

2012年以后,增值税政策改革,物流公司支付给货运司机的运输费,不再是全额现金,至少一半是以加油卡抵付,而且这种趋势日益严重。“公司通过这种方法逃税,我们却要吃亏,要自己拿油卡打折换现金,现在有的油站还不收油卡。”有时候,他会对这个行业感到悲观。提前透支身体、长期吸烟、火灾等各种不安全因素带来的恐惧,让35岁的张可元多次想不干这一行。

张可元后来发微信给我说,如果我以后去云南等地旅游,他愿意免费搭我。这让我想起自己在人生各个阶段认识的那些朋友。这些天,他从蛇口拉装了集装箱,依然从深圳出发去重庆,开始了他的又一次公路之旅。

些日夜无休的货车司机 

作者:蔡木木  一个胖子。



2012年,距离春节仅有一周的时间,我、母亲还有司机吴师傅一起坐在我家的半挂车里。车辆一路向北,我心里想着,等这趟跑完,就能回黄湖老家过年了。

凌晨3点多,半挂车从广东驶入江西省内,过省界收费站后,吴师傅把车停在路边,下车检查轮胎和捆绑货物的绳子。

母亲在车里休息,忽然听到身后一阵窸窣声,便问:“吴师傅,你在找什么呢?找驾证吗?”声音继续作响,却没人回答。母亲起了身,猛然发现一个陌生男子正在驾驶室后排乱翻,母亲吓了一大跳,大喊“吴师傅,吴师傅!”并条件反射般地迅速拽住车座中央的一个包的背带。

陌生男子许是急了,见母亲拽着包不放,便使劲从母亲的手里夺过包,跳下车翻过高速护栏,迅速消失在如墨的黑夜中。

后来我们才知道,尾随我们车后的另一辆半挂车也遭此一劫。车主护钱时还被歹徒捅了一刀,抢走了1万多元的现金。我家则损失了3000多元。报警后,收费站的交警虽然迅速赶到了现场,但此事却只能不了了之。

母亲吓坏了,在随后抵达的第一个加油站,就把自己枕头下藏的2万元现金全部充进了油卡里。

——而这只是我家跑半挂车10余年中,一次不起眼的经历。

1

2006年春节,我到无锡投奔父母。

在此之前,我家汽配店所在的停车场内半挂车极少,但市面上的行情很不错。全家人商量后,决定买一辆双驱动的重汽斯太尔王半挂车,配备的是专门拉大件的高低板,随后又请了两个司机。很快,业务就不断,单趟利润低于1万元的都不接。

就在那年春节前,我家跑了一趟货运,从佳木斯到上海,运送变压器。半挂车赶到佳木斯后,境外的变压器尚未入境,等待期间,厂家每天给1000元的补偿。大约十几天后,变压器顺利过境。进山海关前,花费2000多元办了“三超”证(特指超宽、超长、超高的车辆,2013年前,“三超”证往往跨省作废或只能在某些高速路段使用)。出山海关收费站后,遇到路政人员要求罚款2万,母亲恳求了2个多小时,最终以“6000元不开票”的方式得以放行。

最终,那趟货刨去所有成本,依然结余6万余元——总费用17万,中介给我们的运输价格是11.7万——也正是这趟货,让我家在车场内名声大振。

但很快,运输市场就趋于理性,“三超”的利润大不如以前,为了维持生活,我家把高低板换成17.5米的普通板,又辞退了一个司机。即便如此,到了后来,甚至遇到过连续3个月亏本的日子。

我家的车是2003年出厂的重汽斯太尔王,挂板长度17.5米。图/Christian Petersen-Clausen我家的车是2003年出厂的重汽斯太尔王,挂板长度17.5米。图/Christian Petersen-Clausen

起初,运输市场还很混乱——天价运输费、货物出事车主逃跑等事常有发生,经过几年的摸索,半挂运输行业也自然变得规范起来,像我家这种以家族运营模式的小团体,就极少能直接接触到厂家的运输资源了,厂家会优先选择运输公司和有信誉资质的中介,而我们则只能接触到这两者一时消化不掉的资源。

等运输公司和中介占据了绝大多数资源后,留给车主的利润就微乎其微了。

那时,运输费用的浮动,往往都是根据各省路政罚款的力度(例如河南、江西罚款较高,广东相对较低)、整体市场是否低迷(秋冬季和淡季)、物流中介与驾驶员的沟通谈判能力而决定(驾驶员必须对道路相当熟悉,了解该路段是否能遇到路政等因素,依次讨价还价,至于厂家给的最终价格很少有人了解)。至于油价和过路费,则是硬性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构成关键因素。因此,跑一趟车,稳稳获利的其实也只有物流中介——至于半挂车主,相当于就是在“赌”。

等到2009年,市场又有了新的变化——仅凭一张身份证、一个担保人,就可无抵押贷款购买一辆半挂车——此举一度导致整个市场车辆数目骤然增多,运输价格随即大幅度下降,随之而来的贷款、高油价、过路费等等,都成为半挂车主们的噩梦,过去那样轻松挣钱的日子一去不返。

尽管就像大家认为的那样,当时,在这个行业里,努力一把一年十几万的利润总还是有的,可问题又在于,一辆半挂车并不是只凭借一个司机就可以运行的,它往往需要两三人为一个小团体(多为家庭)一同配合。

如果一个家庭年收入在15万以下,算上车辆折损,的确会让人觉得得不偿失。毕竟常年在外四处奔波,那种受尽委屈的感觉,也只有身处其中,才能体会得到。

2

2010年,吴师傅来到我家的车上,我负责跟车,也帮吴师傅打个下手。

第一任司机走之后,母亲曾换过几位司机,都没做长久。有的是嫌母亲唠叨,有的是个人原因,而吴师傅则在我家车上待了7年之久。

吴师傅是90年代就摸上方向盘的老司机(141型以及弹簧牵引的卡车),到我们家的时候大概40岁出头,皮肤黝黑、中等个,话不多,虽然挺着点肚子,但爬4米多高的车顶撒网、拉雨布、捆绳子都相当利索。吴师傅少了一颗门牙,笑起来像孩童般可爱,爱喝酒并且只喝白酒——那时候,我俩常常在抵达广州后,在大排档一起喝到烂醉。

那时,吴师傅的儿子也已20出头,在工厂做短期工(半月结),钱一旦够花了就结束工作,如此反反复复,经常需要吴师傅贴补,小女儿还在老家读小学,妻子也在工厂里做工,爱打麻将,手里也剩不下钱,全家收入主要都靠吴师傅。

起初,按照半挂车司机行情,我们给吴师傅的工资大约是6000元,后来渐渐涨到9500元。半挂车必须包司机的吃住烟酒,吴师傅租房子的费用也是从半挂车上支出,房子位于无锡钱桥北一个偏僻的村子里,750一个月。而吴师傅的工资则大多用于为儿子在老家盖房子。

有段时间,母亲偶有抱怨,说一年到头没剩多少钱,倒是养活了司机一大家子。不过,这只是母亲由于阶段性收入不佳产生的偶发情绪,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全家人都是非常感激尽职尽责的吴师傅。

那时,我家门口的凉棚下就像一个沙龙聚集点,几乎每天都有一批不出车的车主们在那里聊天。叹气的总是大多数,有抱怨一年到头风风雨雨,盈利稀薄的;有羡慕谁卖掉车、找到更好的营生的;还有人羡慕别人家底厚、儿女争气,不用自己帮衬,卖车回老家养老的。可抱怨归抱怨,他们也都没有放弃——其实,大家也没有太多选择,不仅是这个行当,甚至包括运送的货物。

在所有的货物中,“百货”是最次的选择:不用等,随装随有,但几乎不挣钱。

首先,装车需要1天,卸车需要1天,路上跑最少2到3天,到达目的地之后,返程货源待定的话,则需要在停车场旅馆内等候,如此满打满算,一个月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跑4、5趟左右。更何况,从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向次发达的地区发货价格普遍偏高,而返程不仅货源难找、价格也偏低,例如:我家曾经从北京拉二锅头去海南,费用大约是2万多,而归来的时候,费用打了半折,扣掉成本,最终亏损4000多元才接到从海口清风原纸厂到天津金红叶纸厂的货——如果只运百货,那么肯定是月月亏本的。

相比之下,“三超”还是会好一些。

通常来说,“三超”货品基本都是不可分割的机械大件,例如风力发电机的铁翅膀。能分割的货物厂家肯定不会以此方式发货,因为同样的行程,“三超”的成本至少比不“三超”的高3至4倍。且超出得越多,价格就越高——虽然“三超”大件非常容易被路政扣留罚款,且对驾驶员的经验也有更高的要求。但只要有能力的车主,都在努力寻找拉“三超”的机会。

可机会不常有,车却不能闲着。“行情不行就随便拉个百货先跑着吧。”吴师傅总这么说。

即便如此,精明的物流中介们早把利润掐算得非常准确——市场不行,利润就低,有时候连百货都拉不到。更何况,即使价格再低,也有大量的背着贷款的半挂车在排队等着,哪怕能剩那么一点,他们都会出发。

在这样的环境下,跑半挂的生活几乎没有黑夜白天。

如果是两个司机(车主和司机),他们基本22个小时都会在高速上行驶,余下的2小时用来在沿途的服务区吃饭、上厕所,其余时间一刻也不停息。

至于只有1个司机的我们,也不轻松。吴师傅寻常都会在清晨开到凌晨,有时候时间充足,会在深夜10点多在服务区休息一下(半挂车内有上下铺)。服务区的饭很贵,有时候也是为了节约时间,在高速上吃点自带的泡面火腿肠,等抵达目的地卸下货来,再找个餐馆喝两杯。

如果赶时间,吴师傅能从早上7点多一直开到次日清晨6点多,中间除去吃饭、上厕所,只有1个小时用来午休。等到了深夜,吴师傅也会犯困,起初他会不断地抽烟,后来他自己抽烟抽得受不了了,就不停地喝咖啡吃花生。等天亮了,花生壳和瓜子皮能在脚下铺绵绵厚厚的一层。

吴师傅屡屡咬牙开到天亮,把车停在服务区,有气无力地说自己快要不行了,但随后告诉我2个小时后一定要叫醒他,直到把车开到卸货地后,他才会安下心来休息。

其实后来,吴师傅也有能力自己贷款买车了,儿子又拿到了A2驾照,可他依旧在我家车上工作,一直到我家卖了车,吴师傅才召回儿子,贷款买了新车与儿子一起继续跑。

3

如果说2010年前半挂车的收入是靠“挣”,那么2010年之后就基本得靠“省”了。

我家所在的停车场内,有很大一批半挂车司机或车主平时吃住都在车上,洗漱就用公用洗手间门口的水池。停车场内很空旷,每当微风吹过,碾实的黄土地上就刮起阵阵黄沙。若下了雨,四处就是泥泞一片,这样简陋的停车场停车也便宜,一天40元,等后来又涨了20元,就有一大批车主走了,他们为了节约就停在附近的高架桥下,不得不时时躲着交警和夜里偷轮胎的人。

回家后,我也认识了一群年轻人。虽都住在一个院子,但我们却很少相聚——大家跑车的地方以及时间都不同,如果凑巧回来遇到,就一起喝酒上网,这也是停车场的年轻人仅有的娱乐。

每逢出车归来,吴师傅的儿子翔翔就会来找我。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去停车场附近的商店“娃娃机”里夹香烟,香烟被夹起来的时候,猛地晃一下机器,晃进缺口里,附近的商店会折价收。后来,香烟机被铁链子锁上不能晃动了,香烟就很少被夹出来了,他只能天天去上网。

佳佳与我年龄相仿,他与父亲俩人共同经营一辆半挂,也是他们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半挂车运输行情极为复杂,往往两三天就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大件运输价格更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行情最不好的时候,很多半挂车都放弃拉货,选择在停车场里等待。可佳佳却没有选择的余地——在每月贷款1万多的情况下,他只能注重趟次而不是利润。

那段时间,佳佳父子二人专跑无锡到广州从化的物流百货——只是因为百货不用等——两人轮流开车、睡觉休息,在服务区换人,24小时除去在服务区吃饭上厕所,一刻也不停。回到无锡后,也只是到租住的房子内洗澡吃饭,随后就即刻出发。如此下来,每月可以比一般车多跑1到2趟。尽管那时候,从无锡到广州,一趟百货来回的利润总和甚至不到4000元,

老杨儿子20多岁,一直吊儿郎当的。50多岁的老杨经常在我家店里唠叨跑车太累了,再干几年给儿子攒点,就回老家不干了。老杨本是黄湖化肥厂的下岗工人,也有退休工资,若不是为了儿子,恐怕也不至于吃这个苦。

跑车人的生活并不比寻常人丰富,我时常感觉,在这种四处奔波的生活中,很难安静下来,可生存的压力又不允许你停下来,那种嵌入心底的孤寂是非常痛苦的。比如我和吴师傅在一起常会喝酒,不过是一种压力的宣泄罢了。

停车场里的毛孩比我小一些,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大约只有17岁,黑瘦、个子也不高,有个定了亲的媳妇在老家,停车场里的青年老乡们普遍都是初中没毕业,毛孩也不例外,只是毛孩比大家都要有钱。

毛孩的父亲在无锡经营半挂多年,后来发展成专门发货的中介,手中有许多的大件资源,名下也有多台半挂车,挂的板全是拉机械大件专用的高低板与重型低平板,这样的车往往都是不屑于去拉百货的。

毛孩父亲曾给过我家一单活,从苏州工业区去河北正定某方便面厂,宽4米、高5米的一个机械,毛孩跟着他哥哥也开一辆半挂车走在前面,他们车上装的是42米长、3米多宽的一个机械,如此大的庞然大物在苏州上不去高速,我们就白天休息、夜间在国道行驶,从镇江附近的某个路口上了高速。

临行前,毛孩父亲告诉我们,如果发货厂家问这趟货多少钱,一定要说这趟货4.8万,吴师傅与母亲对这种事见得多了,难免有些抱怨,但毛孩父亲只给我们3.6万——仅仅靠着资源中介,他就能获得1万多的利润——至于是否在私底下给了厂方回扣,就不清楚了。

看似准备得如此充分,在下高速时还是出了问题。

毛孩下的高速收费站前那段匝道是S型的,车辆在拐弯的同时,42米的机械大件太长,尾巴甩不过来,我们知道这样势必会引来路政,感慨还好没有跟太紧,赶忙换了收费站口。果然,毛孩的车卡在了匝道上,随后,路政人员叫来工人,用氧焊切掉了2个拦住机械大件尾侧的护栏(1个收费2000元),才得以通过;处理完毕后,路政还试图把车赶去路政部门专用的停车场,但无奈停车场空间也不够,为此只得暂时收了车上的行驶证和毛孩的驾驶证,让他们自行找地方停好后前去处理。

毛孩他们意识到再去路政必定会迎来一大笔罚款,卸完货后,直接舍弃证件回了无锡。回程的时候,我们的车还从石家庄拉了几块钢板(大约30吨),亏本几千元回到无锡——那趟行程总共用时8天,盈利大概在1.6万左右。而按照吴师傅的说法,40多米的大件不剩个5、6万,“谁愿意冒这么大的险?”

毛孩的哥哥当时20岁出头,手里钱多了,就在外面与社会人鬼混,还养了个情人,很少回家。毛孩的嫂子就和尚未学会走路的孩子一起,在停车场内租住的房子里陪着公公婆婆生活。

看哥哥四处厮混,毛孩也不甘示弱。大约2010年,他在停车场与其它司机赌博,把车上的几万元货款全部输光了。而此前,他已陆续输了十几万,几番戒赌,都没有成功。

那一次,毛孩痛下决心,挥刀剁掉了自己的左手小拇指。

4

在路上跑,常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怪事。

比如,高速服务区加油站经常会出现“断油”,并不是真没油了,而是每个“国营加油站”都要限量,只给每辆货车配给300至400元的油量——不过是一辆A7半挂车1/10的油量。

每逢限油,加油站就是百米的货车长龙,而加不到油,往往会延长半挂车一至两天的运程。为此,半挂车主都会请人安装备用油箱在车头后面,两个油箱足足能加8000元。不过,此举很快就被禁止了,因为非常不安全。

我们在加油站,加油员说只能给加400元。吴师傅就站在那里,看着加满油的小轿车羡慕地说,“为啥每次缺油都不缺汽油呢?”加油站员工戏谑道:“领导不开货车,有钱人也不开货车啊。”大家就都笑了。

2011年,我们的车从广东到唐山。清晨8点进入河南境内,过省界收费站后100米是服务区加油站。加了400元的油后,我们离开了服务区,沿途就看到对面的高速公路上,几个施工人员正在封闭的高速路段上看手里的图纸,他们左侧100多米的地方,几个矮小的老头鬼鬼祟祟的,很快,就两两协助、迅速抱着一根长条钢筋往高速护栏外送……

我正和吴师傅打趣着讲,就又行到一个服务区,一位男加油员说,最近缺油,只给加600元。随后,就把加油枪塞进油箱内,电子屏幕开始走数,我扫了一眼,速度还蛮快。

我还在车旁发呆,男加油员就说了声“好了,可以走了”。起初,我还惊讶于这个加油站效率真高,正准备锁油箱时,母亲走来与一位女加油员套近乎,问能不能再加600元。

在母亲的讨好下,女加油员又让自己的同事又给我们加了600元。

一切妥当后,吴师傅上车打火,满脸兴奋地说,“这下好了,不用再排队了,原本剩一点,上个服务区加了400元,这里加1200元,现在油箱基本就是满的了,出了河南到河北再加次就行了。”(我们是老式斯太尔王,加满油箱大约需要2000元以内即可)我与母亲也很高兴。随后,母亲一直在自夸,说自己刚才和女加油员拉关系是多么明智。

然而,车行了大约10分钟。吴师傅低头自问道:“不对啊!这油表怎么不动呢,难道坏了么?”坐在一旁的母亲也凑上前看,两人都不明所以。

又过了一会,吴师傅才恍然大悟:“油表没有问题,肯定刚才没加进去,叫人骗了!”然后,他不停地叹气沮丧,指责母亲自作聪明,多送给人600元。母亲这才一言不发了。

我们只能继续找加油站。

下个排队的服务区是个私人加油站,油不限量,但1升大约贵1元。吴师傅在车头前向我抱怨道,“贵也得加啊,物流部一会儿一个电话,催死人了。”

加油员开始加油后,我们例行去后面检查半挂平板上的捆绑设施有没有松动。待返回加油机附近,电子荧屏上显示加油金额已有1400余元。吴师傅惊呼道:“还没加满么?!”又低头地趴在油箱外,依稀看到油箱里只有绿油油的半箱油,果断叫停了。站在油箱旁,吴师傅的脸都气成了暗红色,愤怒地说,“我原本还剩几百元,油箱总共还装不了2000元,这1400元加完才到了半箱,你们这不是坑人么!”

加油站的年轻女员工自知理亏,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默默地把加油枪放回了原位。

我们交完钱,把车停在加油站外的空地,继续检查设施。前方也有个40多岁的司机在紧绳索,吴师傅上前与他攀谈,把这两起加油的遭遇告诉对方,司机一口河北口音,笑着问我们:“第一次跑这里吧?”

“我们以前跑广东多一点,这面来得少。”

“幸好啊,你们没报警,真要是报警喽,没等警察到,就有人过来把你们打一顿。你说你加油被人坑了,还被人打一顿,可冤?再说了,即使警察来了向着你,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油箱里原先有多少油呢……若是警察说把车拖到停车场,都去派出所去处理,人家拖得起,你能受得了,记住教训啊!”

吴师傅尴尬地笑了:“这不一路上都在限油么,没办法啊!”

随后,我们再次启程,进入河北境内,在第一个加油站从下午等到第二天的早上,才加上了油。

5

除了加油站以外,让半挂车主最头疼的,就是路政了。因为各省市、甚至各路段对于“三超”证的办理要求、时间等因素各有不同,一般半挂车主是很难全程都遵守的严格的路政规章制度。

在停车场内,总能听人唠叨,交警不过也就罚200元,一见到路政的车,腿都要打颤。路政的罚款没有封顶,而面对罚款,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装可怜,或者尝试进行“不开票的交易”。

在货运部内,车主们与物流的中介因价格争论不休。一趟货,公里、高速费用、油钱,大家都能计算清楚,唯独难以估量的是路政的高额罚款——而遇到路政后的关键,就在于司机们各自的本领和运气。

我们遇到路政最狼狈的一次,是从广东去贵阳,随后从贵阳回苏州。

上午9点多,我们已走到东部某市,天空晴好,我与吴师傅停车去服务区内的水池洗漱。等洗漱完我俩拎着洗漱篮往回走,眼见还有20多米就到了车前,高速公路下的涵洞里忽然开出一辆印有“中国公路”的车辆,吓了我和吴师傅一大跳。我们都很紧张,因为这次拉的是25米长的机械设备,远超车身的17.5米。为躲避路政的车辆,吴师傅和我只能拎着洗漱篮,返回服务区的超市里闲逛。

超市外骄阳似火,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吴师傅念叨着,“路政也耐不住热,该走了吧。”就出去看了一圈,果然,炙热的停车场不见路政车的影子。吴师傅异常兴奋,赶忙回头喊我,“快,快,快!”说着自己先向半挂车跑去。我一路跟随吴师傅狂奔到车里,大口喘着粗气爬上车。

吴师傅匆忙启动,我在一旁焦急地祈祷,“赶快,赶快,走不掉就要掏钱了。”没想到转眼间,涵洞里路政车再次冲了出来。车辆似乎早已有所准备,径直向我们扑来,一个急刹停在我们的车前,车后窗摇开后,缓缓伸出了一只手。吴师傅只能从驾驶位上爬下去,乖乖地把证件交了出去,那只手攥住证件缩回车内。随后,车玻璃缓缓升起,车辆一溜烟又通过涵洞,回到了高速对面的服务区——车里的人应该很生气,气我们故意躲他——放在平时,路政在收走证件后就会立即与司机谈判具体该罚多少钱。

气温上升,阳光毒辣,服务区内闷热得没有一丝微风,坐在车里的我们不舍得开空调,又不能离开车去阴凉的超市,只能敞开驾驶和副驾驶的门各自坐在两边等路政的车再次回来。

大约1个多小时后,路政的车才开回来,停在距离我们10米的地方,那只拿走证件的手再次从后车窗内伸出来,挥了挥手,示意吴师傅下车。

吴师傅小声地嘟囔了一句:“他娘的,总算来了。”随后赶忙下车,堆满笑容迎了上去。路政人员在空调车里坐着,吴师傅则在毒辣的太阳下撅着屁股,把头趴在后车窗与他们商量罚款的事。大约过了10分钟,吴师傅向坐在副驾驶的我挥挥手,示意我也过去——吴师傅没有谈拢,对方要2000元。

坐在后排的路政人员是位退伍军人,他听说我也是退伍军人后,让我下车去见见他。我下车走到后窗户,与他说了会儿无关紧要的话,很快就开始恳求他少罚点:“还有两个省,一路上罚款的人多着呢,帮帮忙吧……”

最终,他们“放过了我们”,草草罚了600元了事。吴师傅很高兴,赶忙从屁股兜里掏出钱包,数好钱递进车窗。捏住钞票后,那只手才又把证件从窗口里递出来,随后路政车辆缓缓启动,车窗再次合上。

6

在路上,我们偶尔还得和一类人打交道——“黄牛”。

那是一个夏天,我们从陕西神木拉一趟煤回苏州。晚上11点多,我们在苏州某大桥收费站排队。天气凉爽,坐在副驾驶的我摇开了窗户。

这时候,有个瘦瘦的人站在副驾驶的高速护栏外,一边挥手一边问:“包过桥!要过桥么?”

吴师傅未理睬他,瘦子又重复了一遍。

吴师傅见我询问的眼神一直盯着他,答了我一句:“我们不超,不用他们。”前面的车辆在缓缓前进,我们也继续向前行驶。走了十几米,又来了一个高大的胖子,眉头紧蹙,昂头急切地询问我:“要过桥么,包过桥?”我们依旧没有理他。

等轮到我们驶上收费站的地磅,半挂车刚停稳,电子屏幕就显示“56吨”,而核载是55吨——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走路桥,只能走轮渡——吴师傅顿时着急了,他慌张地把身边的小篮子里沿途江苏、河南、陕西、安徽的省界收费票全翻了出来,跳下车,跑到收费站的小窗口解释:“一路上过来,在以上几个省过磅重量从未超过55吨!”

吴师傅对能否过苏州大桥很慎重,此前,一过山区,他就把半挂板下多余的“滴水刹车”里的水全部放掉了,连油都没多加,如此精密计算,就是为了防止过桥超重。

面对省界收费站的票据,收费站内的员工却置之不理,她摇了摇头,坐在那明亮的窗口内,只是重复一句:“我们以我们的地磅为准。”

眼见沟通无果,吴师傅有些气馁,返回车内,我指挥着后面的货车退让,我们离开了大桥收费站,在收费站前的护栏空档处掉了头,驶向几十公里外的另一个收费站。

到达下一个收费站时,收费站的超宽车道已经关闭了,我下车恳求戴眼镜的男员工,他同意可以帮我们打开超宽通道前的护栏。随后,就站在一旁看着我和吴师傅挪开护栏。吴师傅装作不经意、其实是搭讪讨好地对他说:“哎?我这一路上都是53吨、54吨,结果到了大桥的地磅却是56吨呢?”

男员工笑道:“那你肯定是走最边上了。”

“你怎么知道的?”

男员工依旧笑了笑,双手插着裤兜:“快走吧,都这么晚了。”

在昏暗中,借着远处的灯光,我指挥吴师傅从超宽车道通过,电子屏幕上显示:54吨。

大约行了不足200米,我们走到一处需要左转的丁字路口。黑夜中,一道车光从路口左面倏地出现,迅速刹在我们的车头前面大约20米的距离,挡住我们拐弯的去路。在半挂微弱的车灯中,我看到两个年轻人下了车,其中一人还带下来一根钢管。

两人在微弱的车光中叫喊,手指着我们,示意让我们下车。吴师傅下了车,我也跟着下来,原来那俩人就是在收费站外喊“包过桥”的胖子与瘦子。

胖子边走边挥舞着手里的钢管示意要砸向吴师傅,吴师傅显然被吓住了,一言不发,也不躲避。胖子边走上前嘴里叫嚷着:“你知道我们打下这条关系花了多少钱么?”瘦子则紧随在他身后,虽不说话,却也是一脸的狰狞。

身后慢了一步下车的母亲,这时候立刻跑到我们跟前,挡在吴师傅与胖子之间,按住胖子握钢管的手,哆嗦着身体,嘴里说着“我们不知道啊!”“小伙子有话好好说”之类的话。接着,又说,我们也什么也没钱了,一路上钱都加油了,然后立马掏出50元塞给对方。怒气冲冲的胖子没有收。

不过,胖子的钢管也没有砸下来,瘦子则在一旁抱着胳膊,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随后,胖子又叫嚷了几句,唠叨完,两人才上车走了。

吴师傅似乎被吓怔了,回到车里依旧没说话,也不抽烟,大约过了几个小时,在苏州工厂里卸完煤后,吴师傅的脸上才恢复了血色。

7

当然,在各种坎坷之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很多温暖。

2008年的雪灾,我家的车也被困在高速某路段,在解放军尚未前来破冰之前的两天,1个煮鸡蛋被炒到10块钱,方便面20元一桶,还买不到。更别提最难解决的热水了。

那一次,碰巧我们的车停的高速路段附近铁丝网不结实,可以走出去,母亲走了一段,碰到一个人家,年迈的老奶奶把厨房借给母亲,极大地解决了不便。

两天后,朴实的士兵们赶了过来,挨个敲车门,给每辆滞留在高速上的货车送来了热水。

这件事情让母亲十分感动,反反复复说了很多年。

而让尚且年轻的我最开心的是,只要上路跑车就意味着可以下馆子了。

我们经常跑的广州到无锡这条线,每次来回就停在江西泰和县,那里盛产乌鸡,下了收费站向东走大约1公里就有家饭店,给司机提供的住宿是免费的。每次我们都会去炖一只乌鸡,偶尔还会喝点乌鸡酒。

那几年,除了西藏、青海、新疆、甘肃、云南、内蒙以外,所有的省份我都去过,可惜的是,我们的车到了任何地方都只能在城市的外环行驶。后来母亲也去了内蒙,在那里买过烤全羊,牧民现杀并烤好,大约1300多元;翔翔去兰州拉新鲜蔬菜,给我带来了好几个1毛钱1斤的瓜州蜜瓜,小西瓜般大小,味道非常好;我在延安买过兵马俑的纪念品,也在榆林领略过大漠风光,从榆林到神木县的高速上还有很多观光点;还有湖南呛鼻子辣的蒸菜,我也得以在行车途中品尝过。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南方。那是2013年的8月,车行过广州,阳江雷州一带的风景就明显与内地不同,成片青色的甘蔗田,还有仿佛如众星捧月一般的菠萝在田里。

我们曾在夜晚的海港旁等待上船。听到远处大海浪潮的声音的那一刻,我的眼泪都快涌出来,车在海口一下船就到了海口大道(如果从秀英港下,会是一望无际的金色沙滩),海口的空气质量真好,水果也很便宜——香蕉1毛1斤,木瓜8毛,青色的大菠萝1.2元1斤,大青芒果2.5元1斤。从海南回天津的时候,吴师傅用15元买了一大枝干香蕉,上面大约有七八盘青香蕉,商店老板还送了我们香蕉催熟药。

后来,我直到离开了半挂车、去外地开叉车,也时常和人谈起那段经常去海南的日子。

2013年,我们的半挂车在前往海口的轮渡上 (作者供图)2013年,我们的半挂车在前往海口的轮渡上 (作者供图)

直到2017年,我家的半挂车才终于被卖掉。那时,母亲还略带庆幸地对我说,“车卖掉好,钱少挣点就少花点,干那么多年,可算是干够了,走到哪里都担惊受怕的。”

回头想想,每个跑车的都像吉普赛人,去哪里是货源决定,在哪里都是外地人。每个人都想从半挂车微薄的利润中获取一点,也从不会有人想与下一秒就离开的半挂车们去建立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情感。

但即便如此,依旧有无数人,一直奔波在路上。

 

10日,无锡市312国道K135处、锡港路上跨桥发生桥面侧翻事故。事故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

 事故发生之后,一切都在争分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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