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中国人

风清扬斈 4个月前 (10-11) 网络资料 177 0
Schweden Stockholm Nobelpreis Literatur 2019 Autor Peter Handke (picture-alliance/K. Schöndorfer)

奥地利作家Peter Handke

(德国之声中文网)那是一份很长的书单。诺奖委员会依据生平数据列出的201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书单。那是这位奥地利人自24岁起发表的作品。他首部小说《大黄蜂》1966年问世,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出版。该处女作尚未让他扬名国际。不过,同年出版的《冒犯观众》(Die Publikumsbeschimpfung und andere Sprechstücke)已使他成为人们再也无法忽视的、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家和作品屡次被搬上舞台的戏剧作家。现在,76岁的他获得了文学世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奖。

《内心世界的外部世界的内心世界》(Die Innenwelt der Außenwelt der Innenwelt,1969)、《罚点球时门将的焦虑》(Die Angst des Tormanns beim Elfmeter" ,1970)、《无欲悲歌》(Wunschloses Unglück" ,1972)、《短信长别》(Der kurze Brief zum langen Abschied,1972)、《左撇子女人》(Die linkshändige Frau,1976)、《试论疲倦》(Versuch über die Müdigkeit,1989) --彼德·汉德克的很多作品的名字,尤其是那些前期作品,渗入了德语区的集体意识。即便没有读过,人们也知道这些名字。瑞典文学院授奖于汉德克,以表彰他在作品中以具有"丰富想象力的语言探索了人类经验的边缘和特点"。诺奖委员会主席奥尔松(Anders Olsson)这样解释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自首部小说起,他以各种门类的作品成为了欧洲战后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极其多产观点激进

汉德克无疑是当代最多产、同时也最具争议性的作者之一。从出道之日起到现在,即在50多年时间里,这位多产作家就一直在两极化。1966年,还在《冒犯观众》问世前,他便几乎一夜成名: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次见面会上,他发表讽刺演讲,攻击传奇般的文学圈--47社(Gruppe 47)。格拉斯(Günter Grass)、里希特(Hans-Werner Richter)和恩岑斯贝格(Hans-Magnus Enzensberger)等当时一些大名鼎鼎的作家均是该文学社成员。他称这些人"写作阳痿"(Beschreibungsimpotenz)。此次演讲成为一个极富创造性生涯的引人注目的开始。

自中断法律学业、走上作家之路起,1942年在一奥地利小镇出生的他,便以其作品及政治立场一再引发争议,也有人认为他的为人处事之道也充满挑衅意味。还在53年前的法兰克福,他便以《冒犯观众》一剧侮辱观剧者,经由演员之口斥观众是"傻瞪眼"、"添口水者"和"无用货"。尽管如此,汉德克以其20多个剧作写下了戏剧史,他的作品不只是在德语国家的最著名剧院上演。2018年,奥地利涅斯特洛伊(Nestroy)奖评委会授予他终身成就奖。

反响两极

Filmstill Der Himmel über Berlin (STUDIOCANAL)

《柏林苍穹下》电影剧照

他的剧作《柏林苍穹下》(Der Himmel über Berlin)使他不朽。德国导演大师文德斯(Wim Wenders)将之改编成电影。兴奋的文德斯这样评论诺奖决定:"还能有谁?"。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拥有汉德克许多著作版权的柏林苏尔坎普出版社社长兰德格雷贝(Jonathan Landgrebe)当然同样兴奋。出版了十多本汉德克译本的法国伽利玛(Gallimard)出版社自然也十分高兴。该出版社今年5月刚出版了汉德克的《儿童故事》(Kindergeschichte)。作者本人30多年来在巴黎南部生活,或许,他在法国,比在德国、挪威或阿尔巴尼亚更受人喜爱。

因为,很多批评家无法原谅这个愤怒的作者在1999年巴尔干战争中所持的立场。其时,汉德克站在塞尔维亚一边,谴责北约的空袭;2006年,在南斯拉夫前独裁者米洛舍维奇葬礼上,他发表演讲。

欢呼与批评

与此相应,德国文化和传媒国务部长格吕特斯(Monika Grütters)在致贺时便有所保留。她表示,汉德克从不屈从于时代精神,而总是独树一帜,他乐于挑衅,打破了某些政治禁区。

其他人的反应则是震惊。受威胁民族协会(GfbV)严厉抨击诺奖决定。该组织预防大屠杀和保护责任部负责人乔舍维奇迪(Jasna Causevicdie)表示,"诺奖委员会何以会表彰一个支持民族杀戮的文人,让人无法理解。"

汉德克本人对获奖感到"语塞、感动"。2004年成为奥地利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女得主的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在得知汉德克获奖后,对奥地利通讯社作出这样的反应:"太棒了!他本来无论如何都该在我之前获奖的。"耶利内克的这一表态自然会让汉德克暖心。

《痛苦的中国人》

汉德克获奖,也受到华语圈关注。在推特上,一些用户甚至盛传:他的获奖作品是《痛苦的中国人》(该消息并不属实,诺贝尔文学奖其实没有获奖作品一说)。还有一位用户写道:“虽然中国人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痛苦的中国人》获奖了!!”

事实上,《痛苦的中国人》是汉德克作品之一,也有中文译本,但内容无关中国,讲述的是发生在奥地利萨尔茨堡的故事,主要勾画的是主人公面对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矛盾。该书中文译本的编者这样写道:“作为一个出现在洛泽(故事主人公)梦境中充满神秘的陌生人,'痛苦的中国人'一再呈现为主人公竭力克服内心痛苦的隐喻”。


本文摘自《痛苦的中国人》,(奥地利)彼得·汉德克 著 刘学慧 张帆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0月

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1942—)被奉为当代奥地利最优秀的作家,也是当今德语乃至世界文坛始终关注的焦点之一。汉德克的一生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像许多著名作家一样,他以独具风格的创作在文坛上引起了持久的争论,更确立了令人仰慕的地位。从1966年成名开始,汉德克为德语文学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获得过多项文学大奖,如“霍普特曼奖”(1967年)、“毕希纳奖”(1973年)、“海涅奖”(2007年)、“托马斯·曼奖”(2008年)、“卡夫卡奖”(2009年)、“拉扎尔国王金质十字勋章”(塞尔维亚文学勋章,2009年)等。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介到世界许多国家,为当代德语文学赢来了举世瞩目的声望。

编号:H78·2181021·1510
作者:彼得·汉德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6年10月第1版
定价:49.00元亚马逊18.40元
ISBN:9787208140820
页数:327页

而分心的意义在于“在意那些已经丢失的东西”,甚至是不可挽回、消失了的东西。在意一种空穴状态,我必定不在空缺的位置上,所以“我现在有时间了”,“所谓有时间,并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解脱:解脱了所有矛盾的感觉。”只有解脱了矛盾,才能制造属于必须讲述那些空缺状态的矛盾——投身到社会中去,不在是我一个人的世界。于是从空缺到投身,便是一种叫门槛的概念出现。门槛是什么,从那个感兴趣可以通行的过道出来,门槛探寻者的守护神是盲蛛,在进入之前,必须让自己学会解脱,于是把地区政党的宣传海报扔进水里,让人们失去“享有观看水的权利”,把企业“可以开发的土地”的广告点燃成为灰烬,然后把所有以树命名的街名全部叫“无名街”——这是我曾经作为证人的存在,现在它们必须毁灭。

毁灭最关键的一步是对于生命的戕害,那个写着万字符的年轻人为什么让我有一种阴郁的感觉?楼下的弱智女人死了,那些关于偷窥的记忆死了,“这个受到诅咒的标志并不是出于一时兴致或一时轻率而随便涂抹上去的,而是怀着恶意的精确和黑暗的决心画的,浓墨重彩,描绘得地地道道。”诅咒他人?还是诅咒死亡本身?山顶之上有鸟飞过,河南中天鹅拍打着翅膀,“岩壁离得很近,我将这名死者弃置不顾了。”我消灭了可能,消灭了万字符,消灭了苦闷和愤懑,消灭了诅咒的力量,而实际上打死那个年轻人,只不过是消灭一种被隔绝的状态:“更像一个陌生的第三者的脸,或者更确切地说,像是一个到此仍不熟悉的、而今终已现身的、十分亲密的亲人的脸。”他们曾经出现过,但是现在必须和我的解脱一样,制造空穴下的空缺,在意丢失的东西。

仿佛就打开了一道门槛,仿佛就制造了在场的证人:我大声喊道:“山应该是空空如也!”一个死去的男人,就成为了山的一部分,于是我送给他的悼词是:“你终于可以什么都不是了!”经过一座山,制造一场事故,只不过是进入房间的开始,这种被清除了障碍的行为便是“介入”的开始,而房间里四个人在玩纸牌游戏,一个是神父,一个是年轻的政治家,一个是画家和主人,另一个则是我。主人在斟酒,画家在高声叫一个花色,神父写作了关于纸牌游戏的发展史论著,而政治家则“竭尽全力,寻求转机”——他们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游戏系统,玩牌的意义就是,“你要玩就一味地玩下去吧。”

但是为什么竭尽全力的政治家最后却输了?当在游戏中失去了主动,意味着失去了掌控权,这何尝不是一种空缺的努力,就像我烧掉了地区政党的宣传海报,而神父之存在,是为了打开了“门槛”的真正介入意义:一方面,门槛是作为整体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那个整体是门,是城市,是上帝的天堂,“我就是一扇门”;而门槛的另一个意义则是: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其实门槛本身也是一个区域,说得更确切地说:一个特别的区域,一个考验或保护的特别区域。”不必进入到上帝的天堂,不会进入地狱的大门,也不必通过而进入另一个区域,门槛本身就是区域,它是存在,是命名,是讲述,是整体,甚至就是我。

于是门槛的故事在另一个层面上被展开了,我的名字叫“投手”,我离开了房子,我回到了城里,甚至,我有了一种对爱的渴望,“你们总是口口声声说爱,可这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是性爱吗?是对某个人的爱吗?是对大自然的爱吗?是对工作的爱吗?——无论如何,我现在所渴望的是一个躯体,渴望的不是性器官,更多是爱的肩膀,爱的脸蛋,爱的目光,爱的存在一爱?爱的无能?爱的烦恼?现在我只有苦闷,因为我的生活中没有爱。”因为没有爱而渴望爱,因为分心而有了自我的证人,只是因为门槛就是门槛——这是一种自我的本体论?为什么司机会叫我“中国人先生”?为什么他们说“这里是奥地利吗?”

实际上,这正是某种在空洞、空位和空缺中留下位置的隐喻,一个父亲命名了自己,但是却被遗忘了,父亲之祖国意义在这种遗忘中被异化了,而异化之后的杀人、逃离、游戏,注定不是从那个门槛里抽身出来,相反,陷入到了更苦恼的虚无状态中,而“中国人”无疑是那张陌生的第三者的脸,他不是我,不是讲述者,不是父亲的儿子,不是儿子的父亲,它是一个手指的方向,一个“往喷泉方向”的图案,所以苦恼也好,恐慌也罢,真正要成为观察者,必须有一个证人,而这个证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随着几天前那致命投掷石头,我自己的死亡也一天天地逼近了。”自己砸死了自己?无非是一种没有父亲的异化感,所以逃离死亡,所以寻找躯体,所以为爱命名,所以在城市中寻找自我区域的门槛。那个女人出现,我在黑暗中触摸她的身体,我恢复了爱的权利,而那个“中国人先生”也在再见中消失——像经历了一场梦,无论是黑夜还是群山,无论是游戏还是神父,无论是死亡还是门槛,都是梦中的一部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梦,与另一个人融为一体,成为这个世界中心的主人。”讲述者重新归为,一切都是说着那个叫“我”的人的一个故事:一个奥地利人,一个离开家的人,一个失去了丈夫的人,一个在空缺中找不到自己的人,以及一个“痛苦的中国人”。

但是,讲述者讲述一个故事,是不是就是那个证人?他让“我”回到了对岸的国家,回到了村里,回到了家中,回到了学校,于是我看见了母亲的床,看见了学校的孩子,看见了自己的脸,看见了像我的儿子,看见了回来的女儿,看见了朝我做手势的妻子,仿佛就是通过原本那个空洞的小说,在门槛的故事里重新回到了现实,而最重要的是,我成为了父亲——在儿子这个“证人”面前,一种“正确的顺序”才得以建立,而在国家意义上,我也是一个证人,见证了不在时间中改变的一切:“这条中世纪的运河流淌着——和城里教堂大门上那些像一样一宁静、狡黠、静默、庄严、徐缓且宽容。”

但是,在证人的见证中,痛苦和空无真的会变成宁静和宽容?故事里的我真的可以成为讲述者?从分心到介入真的是一种“正常的顺序”?那个“痛苦的中国人”仅仅是陌生的隐喻?一部小说,也是“空洞形式”的小说,也是可以“抹去我的足迹”的小说,所以在小说之外,那个我其实是游离的,他真的像是一个梦想者。《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一个文本,是1991年的真实记录,那里就只有一个讲述者了——他的名字就叫彼得·汉德克,一个出生在奥地利克恩滕州一个村庄的人,“当时正值‘二战’期间,村子里的大部分人,不,全村人都是奥地利-斯洛文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一个属于历史的名字?时间在流逝,政局在转变,国家在分裂,战争在持续,所以最后它成为了一个记忆之中的词,甚至慢慢要从记忆中淡去,而作为一个讲述者,真的只能是“耷拉了眼皮”的观察者,而那个名字便真的成为了隐喻:

不,无论是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还是南斯拉夫联盟中的斯洛文尼亚,在我这个客人眼里,你既不曾是东部,也不是南部,更不用说是巴尔干的。更确切地说,你是第三者,或者“第九王国”,难以名状的东西,却是童话般真实的东西。

“童话般真实”就在彼得·汉德克所说的“第九王国”,陌生的第三者,越来越趋向于消失甚至消逝,却越来越具有存在性:“第九王国的古老斯拉夫童话已经年复一年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幽灵似的中欧流言。”在这样的流言里,斯洛文尼亚也是一个没有了父亲的存在,或者按照彼得·汉德克的说法,“我们的父亲总是在睡觉。”但仿佛有一种唤醒他的努力,无论是1995年《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还是1996年《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彼得·汉德克在成为讲述者之后,终于还是站在观察者的位置,甚至要介入,冬天的塞尔维亚,夏天的塞尔维亚,真实的土地,真实的人们,真实的故事,但是那种介入感又是一种虚无:合并、分裂、冲突、战争……没有父亲的存在,一条门槛终于被封闭在冬日的大雪中,正如哪位边城的图书管理员所说:“我不可能是塞尔维亚人,也不可能是克罗地亚人,同样不可能是匈牙利人,更不可是德国人,因为我在哪儿都找不到家的感觉。”

而观察者、讲述者更是如此,“在塞尔维亚,我既不会有家的感觉,可是也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外地人,既不属于其中,也不会受到伤害。我始终是一个旅行者,是的,即使是一个所谓新型的观光客。”但是既然在介入,彼得·汉德克或许要找寻虚无的原因:在此时此地,在历史最前端的现在,我们如何面对南斯拉夫,如何看待塞尔维亚,如何定义斯洛文尼亚?不仅仅是一个区域间的问题,不是门槛具有通向的意义,而是一个“关系到世界”的问题,圣西门说:“必须考虑的是:我们是否可以书写和阅读历史?特别是关于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所以观察者而介入,其实是想成为当下的历史书写者,是想让曾经的证人成为历史的证人,但是痛苦依然在,死亡依然在,无法弥合的矛盾依然在,空缺的位置依然在,悲观而退出,背后其实是一个“几乎完全黑暗的迷宫”——即使具有世界意义,历史也无法交给真正的讲述者。

和小说一样,杀死一个人,其实是自我戕害的写照,根本没有谋杀,一切只不过是死亡无休止的臆想,它在梦中,在现实里,也在历史深处,斯洛博丹·尼科利奇,和妻子同是当年的游击队员,在波黑战争爆发后自杀了,他写于德里纳河边的巴伊纳巴什塔附近佩鲁采克村的告别信也许是这段历史最后的证人:

背叛、我们国家的解体和混乱、我们的人民被抛其中的严重局势、波黑战争(塞尔维亚克一克罗地语为“rat”),灭绝塞尔维亚人民以及我自身的疾病已经使我的余生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我决定摆脱所遭受的病痛,尤其要摆脫国家灭亡所带来的苦难。我的身体已经精疲力竭,难以继续承受这一切,那就让它好好休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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