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扛起阶级斗争大旗,打倒资本家!

风清扬斈 2个月前 (09-10) 网络资料 83 0

为什么阶级之间会有斗争?

·有血有肉的无产阶级
·剥削者与被剥削者
·“一些大的集团”

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转而认同共产主义。但这种共产主义在当时还只是一种哲学观念,一个没有血肉的幽灵。无产阶级这个概念也是这样,它最初出现在《德法年鉴》中论述法哲学这一社会解放的“积极的可能性”的文章中。

 作者:王伟光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涉及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民主与专政及其实现形式等重大问题。为了搞清楚这些重大问题,有必要重温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一、为什么提出国家与专政问题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就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走偏、不走样、不变色,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原则。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然而,国家与专政问题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在一些人眼中,一提到国家,总是冠以全民的招牌,把资产阶级国家说成是代表全民利益的、超阶级的国家,而把无产阶级国家说成是邪恶的、暴力的、专制的国家;一提到专政,不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人民民主专政,总是都不那么喜欢。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些“好心人”总是认为民主比专政好,认为“专政”这个字眼,是暴力的象征,不像“民主”那么美妙、招人喜欢;另一种情况则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反对专政的幌子,把一切专政都说成是坏的,根本不提还有资产阶级专政,只讲资产阶级民主,把资产阶级民主粉饰为“至善至美”的反专制、反一党制、超阶级、超历史的普世的民主,其实质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

 这些看法如果仅仅是一个喜欢不喜欢的爱好问题,就没必要兴师动众地长篇大论地讨论国家、专政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民主与专政实质上只不过是构成国家本质属性的两个方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民主,就须有专政;有专政,就须有民主,二者有机统一于国家。那么,什么是国家,什么是专政,什么是资产阶级专政,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又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以廓清人们的糊涂认识。而要说明这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则有必要从理论上说清楚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进而说清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思想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正确观点,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

 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和精神实质

 民主与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专政,这些问题都涉及怎样认识国家的起源、发展与消亡,涉及国家的本质与作用等基本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重温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恢复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本来面貌。

 第一,国家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人类之初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剥削、没有阶级,也就没有国家。当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了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出现了私有制,社会分裂为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对立阶级,出现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分裂和对立,统治阶级就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来统治被统治阶级,缓和冲突,于是国家就产生了。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后,才出现了国家。国家不是外部强加给社会的某种力量,也不是像黑格尔所说的什么“伦理理念的现象”,更不像封建统治阶级宣传的那样,是上帝赐给的。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阶级和阶级对立,为了有利于统治阶级不至于在阶级冲突中与被统治阶级同归于尽应运而生的。

 国家是阶级分裂、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国家是从社会冲突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了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科学地讲,国家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阶级和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即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需要的。

 第二,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剥削、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国家又是一个政治的、阶级的范畴,国家是一种政治组织,是统治阶级的权力组织,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中最主要的部分,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国家的核心是政权。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从来都把国家描绘成至上的、绝对的、不可侵犯的,同时又是超历史、超阶级的力量。譬如,封建君主宣称“朕即是国家”。资产阶级则把国家说成是代表全民利益的超历史、超阶级的全民国家,把国家说成是阶级调和的工具。这些说法都掩盖或歪曲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国家既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那么国家就不可能是超历史的、超阶级的、全民的,而是具有阶级性的本质。有奴隶制国家,也有封建制国家,还有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而从来就没有什么超历史的、超阶级的抽象民主、抽象的全民的国家。实际上,国家是建立一种社会秩序,使统治阶级的压迫合法化、固定化,而这种秩序的建立不是阶级调和,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表现。

 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对内的主要职能是依靠暴力和强制机关统治被统治阶级,以保证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政治地位和根本利益。对外的主要职能是抵御外来侵略,保护本国利益不受侵犯。剥削阶级国家还担负对外侵略、掠夺的作用。国家除了这些主要职能外,还担负调整国内各阶级阶层关系、维护秩序、组织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文化、统一道德、保障公平等职能。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主要是就国家的阶级实质、主要特征而言。恩格斯说,国家官吏掌握了社会权力和征税权,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剥削阶级的国家之所以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是因为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统治被统治阶级的新手段。列宁认为,国家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用来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一切剥削阶级的国家都是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奴隶制国家是奴隶主压迫统治奴隶的工具,封建制国家是封建地主阶级压迫统治农民阶级的工具,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统治工人阶级的工具。

 第三,特殊的军队,还有监狱、法院、警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

 恩格斯指出,国家同原始社会比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原始氏族组织是按血缘来区分它的居民,而国家则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另一个是氏族组织有自己的自动武装组织,没有军队、警察和官吏等专门从事统治和压迫的社会权力,而国家却设立社会权力,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由于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建立了专门用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特殊的武装队伍、法庭、监狱、警察等强力工具,且特殊的武装队伍等强力工具随着剥削阶级国家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对外侵略竞争的加剧而日益加强起来。

 第四,国家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亡,而国家的最终消亡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过渡。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个事物都是一个过程,都有生、有死。无论是自然界的事物,还是社会领域的事物,都是如此,国家也不例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深刻地揭示了国家产生、发展和消失的经济根源,指出国家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也将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失。国家不是永恒的,不是永存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消亡的前提是阶级消亡,阶级消亡的前提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并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国家阶级压迫的职能不需要了,国家才可以消亡。可见,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公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高度发展。

 但有人曲解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认为资产阶级国家也可以“自行消亡”。列宁坚决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粗暴的歪曲,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列宁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是不会“自行消亡”的,而要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消灭它。因为国家是“实行镇压的特殊的力量”,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代替,决不能靠“自行消亡”来实现。

 恩格斯所说的“自行消亡”的国家是指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无产阶级国家。列宁根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分析强调指出,由于国家是阶级统治、阶级压迫的工具,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可以“自行消亡”。国家消亡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的,一定要把国家消亡同社会经济基础联系起来考察。当社会发展到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任何阶级的时候,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了。那时“国家”的政治形式是最完全的民主,而最完全的民主也只能自行消亡,这就根本不需要国家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社会主义民主将进一步发展,劳动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学会管理社会生产和社会事务,这就逐步为国家消亡创造了条件。

 三、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的国家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国家学说告诉我们,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担负着最终消灭阶级与国家的历史使命。

 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关于国家问题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建立自己的统治;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这些表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无产阶级在历史上革命作用的“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专政”,其具体表现为,无产阶级要求建立的国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只有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消灭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1871年,巴黎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巴黎公社。这是人类历史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马克思科学总结和分析了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著名结论,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必须做的唯一“修改”。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这个基本原则具有重大意义。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所谓“现成的国家机器”,就是指资产阶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用什么来代替被打碎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就是用新型的国家政权来代替之,由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政权,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它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是新型的国家,是由剥削阶级国家到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的必经阶段。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就不可能消灭阶级,乃至最终消灭国家。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不过它在阶级性质、历史使命、基本内容上都同以往一切剥削阶级专政根本不同。它是为无产阶级消灭剥削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创建条件的主要工具。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的国家,之所以是新型的,因为它在根本性质上不同于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是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对少数反动分子实行专政的国家,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享有最高程度民主的国家,是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的统一体,即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对一切反动阶级、敌对分子实行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进组织——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

 由于各国情况的差异和历史条件的不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从历史上来看,有巴黎公社无产阶级专政组织形式的最初尝试;有列宁总结俄国革命经验所肯定的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宜的形式——苏维埃共和国;有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两个基本职能和属性,一是担负对内镇压被统治阶级、对外抵抗外来侵略的阶级工具职能,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二是具有组织生产、发展经济、协调关系、保证公平、繁荣文化、统一道德、提供保障等公共服务职能,具有公共服务的属性。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消灭了阶级对阶级的压迫基础上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新型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新型国家的阶级工具职能,其范围和作用会逐步缩小、减少,而公共服务职能会逐步扩大、加重。但这不等于放弃阶级工具的职能,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个职能有可能加重、加大。比如,当出现大规模的外国军事侵略的情况下,当外部敌对势力与内部敌对力量相互勾结,严重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时,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压迫的作用丝毫不能减轻。

 四、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的主要经验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他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实质和主要内容,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

 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对新中国国家本质及其形式的唯一正确的政治选择。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要打碎旧中国的国家机器,建立一个新型的国家机器,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革命的实际行动分作两步: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通过革命战争,打碎旧中国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这个新型的国家机器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是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革命的主要同盟是农民阶级,其他同盟还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只有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集中全民众的力量,才能战胜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历史地导致不仅仅只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最广泛联盟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它不是单一的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最广泛同盟者的对少数敌人的专政。

 毛泽东科学地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目的和作用。他说,在中国现阶段,人民是什么,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奋斗,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自己的国家,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专政与民主的辩证统一。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当然,人民民主专政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主要基础是工农联盟。

 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思想告诉我们,不能把民主与专政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为专政是对民主的否定,讲专政就是不要民主,从而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性质和作用。对敌人的专政是对人民民主的保障,坚决地打击敌人的破坏和反抗,才能维护人民民主,才能保卫社会主义民主。当然,也不能认为民主是对专政的否定,讲专政就是否定民主,从而否定社会主义的民主本质,对人民民主是对敌人专政的前提,只有在人民内部充分发挥民主,才能有效镇压敌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专政就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政治手段、阶级工具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的势力,对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敌对分子实行专政;第二个任务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和平演变”、西化、分化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对企图颠覆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外部敌对势力实行专政。因此,必须强化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保证全体人民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达到消灭阶级、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的目的。

 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科学、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事业,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走共同富裕道路,是人民民主专政长期的、根本的任务。

 人民民主专政的要义为:第一,坚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第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南;第三,坚持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盟为最主要的基础;第四,以一切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为最广泛的联盟;第五,对少数敌人实行专政,对大多数人民群众实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第六,通过社会主义法制实施民主与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须臾不可离开的法宝。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人民民主专政是万万不可取消的,必须坚持,必须巩固,必须强大。否则,不足以抵制国外反动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图谋,不足以压制国内敌对力量里应外合的破坏作用。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设强大的公安政法力量,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保卫和平、保卫人民、保卫社会主义。

 当然,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所制定的各种法律、法令等法的规范,以及按照法律规定建立起来并贯彻实施的种种法律制度,它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及其领导的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意志的集中体现。执政党、参政党和一切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民群众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范内活动,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学部主席团主席)

 来源:《红旗文稿》


重弹“阶级斗争”老调将撕裂社会,葬送改革开放


【本编者按】:这里说的“阶级斗争”,是政治集团、政党,挑起的人与人之间的恶斗。任何一个政治领袖及其集团,为了夺取政权,总要找出一个能够号令百姓的正当理由,打出一面昭告天下的旗帜。俄罗斯历史上的“布加乔夫农民起义”是冒名沙皇的名义起义的,列宁的“十月革命”实际上是冒名无产阶级的名义,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起义的。他们自封为“最有觉悟的先进阶级——无产阶级”,把所有阶级甚至包括无产阶级本身打到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只能俯首帖耳于他的麾下。夺取政权后,一个专制集权,限制人民自由的政权,必然遭到反抗,即使没有人民的反抗,也会因为自身的不合理性,难以为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它仍然需要“阶级斗争”的武器,挑动群众斗群众。所以,阶级斗争是一个工具或武器,是用来压制自由思想,镇压民主力量的。“阶级斗争”好比唐僧的“紧箍咒”,是为了制约百姓的。“阶级斗争”的旗帜,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确发挥了比任何“冒名”旗帜大的多的作用,但是历史的车轮在不断检验并淘汰所有的“冒名”者,现在重弹”阶级斗争“者,将会自毁前程。

 

 

何新  空山野语  2014-10-11

 

【按】其实承认不承认当代中国社会存在阶级已经不是问题,不管用“阶层”还是“群体”哪个词儿,都得承认已经存在着经济条件、政治地位、文化品味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群体”。这些群体互不认同,甚至尖锐对立,已经快要达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程度。王文把这个问题挑破,引起轩然大波,惊动了何新先生出山,再作冯妇。何文讲的相当透了。不是你承认不承认有没有阶级,国家要不要实施专政职能,而是阶级也好,不同群体也好,是不是必得你死我活?从人类历史来看,所有的人群对立就算是彻底消灭了对手,一定还会出来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对手,一个自己完全不了解的对手,一个能够要自己这条老命的对手。学乖了,留着对手,留着可控的对手比干掉对方更好一些。于是,放下刀枪来政治博弈,古希腊式的公民大会也行,古罗马的贵族共和也行,英国的君主立宪也行,美国的联邦共和也行。中国式的人民民主和政治协商也不是不可以试试,其实从制度的角度,列宁式政党的民主集中制也应该是一种政治博弈,只不过搞走了样。总之,承认阶级,不搞斗争是完全可能的。须知,资本主义国家从来也没有否认过阶级,只不过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任何一个阶级去专其他阶级的政短期可以,长期肯定走向反面。所以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不仅过程残酷,结果未必就好。承认阶级,不怕斗争,力求合作,可能是作为民族国家比较好的选择。关于国家的职能,诚如此文所言,其基本职能应该是管理社会,保卫疆土,维护主权。所有对内的镇压只有在符合上述前提时才是合理的。所以被镇压的不应该是哪一个阶级,而是所有危害这个国家整体的人,无论其处在哪一个阶层。前些年,官贪商奸民闹愈演愈烈,看来是国家的专政方向的确有问题。哈哈,套一句那个年代的话说,恐怕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歧路亡羊,知之,即动手补之,未晚。只是,老调可以弹弹,决不可再用老套。

 

 

何新:重弹“阶级斗争”老调将撕裂社会,葬送改革开放

关于重新认知阶级问题的论纲(草稿)

新浪博客2014-09-28 22:36:12

 

【本文提要】阶级矛盾确实存在,但政治路线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重弹“阶级斗争”老调将撕裂社会,葬送改革开放的成果。

 

【何新的说明】

我患病多年,思维能力迟钝,因此久矣不能作长论。

但是,注意到近期关于阶级问题的政治思想辩论。这个问题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兹勉为其难,略述我的一些基本看法。

【阶级问题论纲】

1、当前中国主流政治理论和学术思维中存在三种思想道统:一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一是毛泽东思想,一是传统自由主义(包括个人自由、自由市场和票选政治民主的所谓“普世价值”思潮)。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古典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关于社会的阶级分析、以阶级斗争为纲(简称“阶斗论”)以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理论。 

2、文革的基本目标是反修防修。“修”即修正主义,就是试图变更、改变上述毛泽东“阶斗”理论的政治路线。而所谓修正主义者,即试图改变毛泽东路线的政治代表人物,文革前被认为是刘少奇,文革中是林彪、陈伯达,文革后期和后文革时代是邓小平(他们也确有此心,并不冤枉)。

中共11届3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将中共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即“阶斗论”)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邓小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毛泽东基本路线原教旨的最重大“修正”,也是邓小平以来改革开放路线的根本基础。

 

3、中国改革在80年代是摸着石头探路的实验性改革,一度曾经以东欧国家的改革作为范本。90年代以后,基于传统自由主义(即洛克、边沁、斯密和哈耶克的理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渗透中国思想界成功,新自由主义成为市场改革的主要引导思想,而自由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即各种“普世价值”理论)也乘机而大肆进入。

我是国内最早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市场理论并且与其辩论的人之一。我认为近年改革政策的一些重大失误与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的市场误导有关。新自由主义理论不应作为经济政治改革的指导理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学术理论毫无可取,只应当批判、抵制而不应研究、学习和借鉴。事实上,西方自由主义的许多思想内容是重要的、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对于改革开放也并非完全没有起过积极的作用。

4、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改革和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70年代末国人所憧憬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与科技的现代化)目标,现在都基本实现。中国经济各项指标都已经实现“超英赶美”(1958年毛泽东提出的目标)。在物质生产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产出的第一大国,GDP的第二大国。

改革开放中发生的某些政策失误,导致当今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未来隐伏社会分裂、思想迷茫、民族关系复杂的风险性。

 

5、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引出了极其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理论方面的诸多问题,亟待反思、总结和研究。

但是中国主流政治思想界浅薄无能,一百年来始终无能力形成政治思想体系的新资源。因此中国至今仍然主要只有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自由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三种政治思想资源。

当前,中国的未来是沿着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路向继续前进(这个方向已经受到中国相当多数百姓的反对),还是回归传统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的路向(这个方向有可能导致重蹈第二次文化革命以及极左路线的回归),再次成为当前的政治理论辩论的焦点。这两种思潮的泛起和交锋,都直接关系当今及未来中国权力、资源与财产的重新分配问题。

但是,这两条旧路都走不通。中国必须找到第三条道路。

 

5、传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两种思潮都是外来的,都是不切合当今中国国情与世界现实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思想系统,其中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又分为青年马克思,成熟马克思和晚年人类学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反杜林论》,《论费尔巴哈》、《自然辩证法》是三部代表作),普烈汉诺夫主义、列宁主义、托洛兹基主义,布哈林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错综复杂的思想脉络。

毛泽东思想体系以及邓小平思想体系,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实际都是一种异端。因此30年代的共产国际主流派,以及60——70年代的苏联学派(包括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主义)都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看作异端,进行过激烈的理论辩论。

6、1840年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9世纪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全面危机与世界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内继续发展。因此未来属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1840)。但是事实上,近二百年里资本主义生产力一直在蓬勃发展。当今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仍然是拥有最强大资本、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经济体系。而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变革,也是在引入了大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竞争性市场制度)、生产力和技术后取得的。

列宁在20世纪初认为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即一个或几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世界战争谋求建立世界帝国的时代。这种判断在20世纪初叶是正确的。但在二战以后,新帝国主义已经具有跨国性、超国家主权的整体化联盟的新的特征,即进入了“后帝国主义”或“超国家的新帝国主义”的时代。

因此,如不根据新的世界形势发展马克思主义,仍然简单化地重新照抄照搬旧日理论作为制订政策的工具,就无法认识、分析当今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复杂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深刻变革和真实状况。

 

7、阶级分析是一种识别敌友我关系的社会分类。旧的分类标准,一是收入来源,一是经济地位,一是依据政治思想(康生)。

依照政治思想划分阶级是荒谬的,势必导致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这方面已经有文化大革命的前车之鉴。

依据收入来源或经济地位划分阶级和敌我关系,也是荒谬的。有钱人中有好人。无产者中有大批反社会罪犯,即流氓无产者(马克思曾经说流氓无产者最反动)。

列宁对于“阶级”的定义是:“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他还说:“阶级是这样一些集团,其中一个集团可以靠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为生,可以把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攫为己有。”

据此,定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及分类的原则是关于经济剩余物的占有,即剥削。

但如果据此,当今非劳工阶级的众多社会集团(包括官僚集团),都有被认定为剥削者的嫌疑。

实际上,体力劳动并非创造财富与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智能财富即无形资本是创造有形社会财富的重要源泉,这正是剩余价值理论所忽视的一个重大疏漏。劳工阶级不是唯一的社会财富创造者和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因此,传统的所谓剥削理论也需要重新估价。

 

8、关于“阶级斗争”问题,列宁还有这样的定义:“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

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掀起新的阶级斗争——则中国社会必将再度被撕裂,经济发展进程将中断,中国将发生新的内战和革命。这是祸国殃民之论。

马克思曾认为,资本主义将消灭中间阶级(中产阶级),最终只存在两大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种判断与今天世界与中国的现实完全不符。无论发达国家还是中国,今天都是中间阶级(中产阶级、小中产阶级)人数居多。

根据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专政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那么现在中国的多数有产者(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都将成为被国家暴力专政的对象——以至需要实行对资产阶级从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张春桥理论)。正是这种极端理论在文革期间导致社会生活的法西斯化,导致文革后期政出私门的毛泽东个人专权的政治极状况。

9、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仅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而且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认为新生产力的唯一先进代表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集团。

实际上,无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穷人集合体,其中既有缺少生存资源和文化教育背景的底层蓝领工人,也包括大量的流氓无产者。

当前世界已经进入蓝领工人地位日益降低的智能经济时代。新的产业革命(后工业革命)发展迅速,包括机器人在内的新兴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而推进这一信息化革命的主要代表不蓝领劳工而是白领技术知识精英。蓝领劳工阶级不是当代先进生产力的主要代表。

因此邓小平80年代说科技也是生产力,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这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流氓无产阶级具有强烈的反社会性和破坏性。仍然认为无产阶级应当成为社会领导阶级,这种论断不合时宜。今天的中上层工人阶级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重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或“工人阶级专政”的旧提法,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对今天的社会现实、社会和谐并不具有任何建设性意义,相反,可能导致思想混乱和社会分裂。

在国际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根据旧的阶级斗争理论,那么这些国家就都是中国的敌对国,是中国在国际上进行阶级斗争的对象——这种国际关系理论无比荒谬,如果付诸外交政策,政治经济后果将不堪设想(1968年毛泽东下令抓捕外交部红卫兵头子姚登山,表明连他也无法容忍这种国际问题的极左造反派)。

10、改革开放以后,由“无产阶级专政”的旧提法转变到“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进步。“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把多数人民(包括社会各个阶级),而不是单纯把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放在政权主导者的地位上,这是符合人民民主方向的。

“人民民主专政”一词,最初是中共在40年代构筑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理想时所提出的。但在1949年,毛泽东将这个提法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简单合一,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这在当时可能有意义,但今天已经不能适合当今中国混合经济的新现实情况。

 

11、社会是不平等的。社会中的人群,存在不同的等级、阶层和利益集团,这是几千年来一切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

改革前的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体制名曰“社会主义”,也并非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社会中也存在各种特权制度和“资产阶级法权”。

因此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试图消除这种不平等。但是,这个目标即使在文革过程中也没有实现(所谓“走后门”就也是特权现象)。文化革命与极权专政,都不是消除社会不平等的方法。

 

12、社会的不平等,导致阶层的划分、利益集团的区分以及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存在。

但是国家机器的建立就是为了避免激烈的阶级斗争导致社会的自我毁灭。国家不仅是一个暴力的强制机器,同时也是一个利益分配的调解机构,即阶级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的调节机构。

列宁的国家即暴力专政机器的理论片面地强调了国家的阶级镇压职能(《国家与革命》),这一点被林彪简单为一句话——“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但是这种片面强调专政暴力的镇压理论,就是法西斯主义理论。在今天鼓吹这种理论,实质是对改革开放和人民民主潮流的反动,是极其危险的。

 

13、现在少数极左分子鼓吹发动第二次文革。然而文革的理论目标是完全错误的。

文革的指导理论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路线,核心目标是反修防修。但是究竟什么是“修”?50——60年代以来,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缓和国内阶级矛盾、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的路线被认为就是“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经证明,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是改革开放路线,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撕裂社会的斗争路线的修正——这种修正是必要的、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的运动。

 

14、90年代邓小平提出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不争论”的方针。

不争论,就是回避意识形态的争论,从而避免由此导致严重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分裂。这一方针大智若愚,是极其英明的。不如此,就不会有近三十年来中国的进步和经济发展。

继续避免陷入和纠缠于错综复杂、永远难以理清的政治意识形态与路线争论,以至使社会再度分派、分阶级而陷入严重分裂,在今天也仍然是明智的方针。

当今中国仍应坚持邓小平的务实方针。中国应当按照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的向建立现代法制社会和人民民主的国家的方向前进。

社会中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用意识形态的虚拟帽子上纲上线,更不要随意戴什么阶级帽子。特权势力(包括奢侈无度、欺压工人的土豪金分子)的问题是搞特权、贪污腐败分子的问题是贪污腐败、各种犯罪分子的问题是违法犯罪——并非由于什么他们是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中国今天仍应当重视研究1940——1950年代毛泽东、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团结全社会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和力量,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充分发展人民民主,仅仅对少数反社会的恐怖分子、各种犯罪分子包括腐败分子实行专政。走向民族复兴而不是回归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才是18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倡导的中国梦。

在这个时期,重弹过时的阶级斗争论和所谓无产阶级的专政论,会召唤各种反社会力量和反对改革开放的力量(包括流氓无产阶级)在发动新阶级斗争的旗帜下集结起来。这种老调,是对11届3中全会以来中共改革开放路线的逆动,是不能不引起关注社会和谐稳定者的警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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