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罪人黄万里,湮没在政治权力的尘埃里

风清扬斈 3周前 (08-30) 网络资料 106 0

黄万里三宗罪:其一,爱国者和教育家黄炎培之子,怀璧为罪;其二,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成功预言大坝的危害;其三,反对修建三峡大坝,妄想用三十分钟换取中央对三峡大坝的修建计划的取消。最终,黄万里带着他的铮铮铁骨和民族骨气,成为民族罪人,一代水利大师死不瞑目。



三门峡唯一反对者黄万里:我只会讲真话


1912年黄万里周岁

三门峡唯一反对者黄万里:我只会讲真话


1972年,黄万里从三门峡回京探亲,历经磨难却精神矍铄

三门峡唯一反对者黄万里:我只会讲真话


黄万里夫妇与长女且圆、长子观鸿

 编者按:曾任毛泽东秘书、原水电部副部长的李锐对黄万里发出过这样的言语:“中国过去有几十年时间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知识。黄万里的遭遇是最典型的。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他是中国水利界一个非常伟大的马寅初式、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而出身名门,作为黄炎培之子的黄万里,一生中的转折点就是黄河三门峡工程上他的坚持己见。这里我们摘编出书中关于三门峡事件的前后。

 三门峡建坝——提出《意见》

 也许是冥冥之中一种机缘和巧合,黄万里一生的命运都和与他同姓的那条不到万里也有好几千里的黄河息息相关。当年他“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理的,便立志学水利治黄河”。1947年在甘肃水利局长任上,他已是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黄河水利委员会,黄万里也参加了。此后为黄河治理、为三门峡大坝,黄万里倾注了大量心血。

 早在1955年周恩来主持的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上,黄万里就力排众议,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当时许多专家对规划交口称赞,只有黄万里发言反对。他当面对周恩来总理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1956年5月,黄万里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发表于《中国水利》1957年杂志第8期。《意见》指出:“四千年的治河经验使得中国先贤千年以前就在世界上最早地归纳出了四种防洪方法:沟洫或拦河蓄水,堤工堵水,束水浚深治河,缺口疏水。另外,近四十年来,中外学者融合德国人治河的理论和经验,又积累了不少新的知识。忽视这些知识,认为有了坝就可以解决下游防洪问题,是不妥当的。”

 他说:“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坝的功用只不过是调节流率,从而替治河创造优良的条件,决不能认为有了坝就可以治好河。”《意见》最后反复强调:三门峡筑坝后,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针对综合规划及三门峡筑坝已形成全国人大决议的难以挽回的现实,黄万里特别提出了三门峡大坝一定要能刷沙出库的建议,为日后泥沙大量淤积预作准备。  

 三门峡讨论会——光荣孤立

 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是1957年6月10日至6月24日由水电部在京召开的,主要讨论三门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和运用方式。在讨论会上,拦洪蓄沙的高坝派、拦洪排沙的低坝派和只有黄万里一人的“反上派”(反对上三门峡工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高坝派代表为三门峡水利工程局总工程师汪胡桢和工程师沈崇刚等。他们把下游河道的形势说得岌岌可危,说如果等着中上游水土保持(主要指在支流建坝拦沙)见效再建三门峡大坝,下游就可能改道,因此主张立即建三门峡大坝,拦洪蓄沙,让清水出库,并反对减少库容,不减少库容就是主张建360米大坝。

 低坝派以温善章为代表,主张拦洪排沙。这派人明显处于少数。他们希望保护耕地,减少库容,降低蓄水线(335米或330米、320米)。

 黄万里与“主上派”对垒,孤身舌战。黄万里认为不能在这个淤积段上建坝,否则下游的水患将移至中游关中平原,而且他认为,河道里的泥沙起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自然作用,建坝拦沙让黄河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是不现实的,何况清水出库对下游河床也不利。

 据黄万里说,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只有笔者一人根本反对修此坝,并指出此坝修后将淤没田地,造成城市惨状。争辩七天无效后笔者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此点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六个底孔都堵死了。”

 70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打开。四十多年后,曾参与三门峡工程技术工作的一位著名教授在《自述》中坦承,他“参加了导流廊道的封堵,造成水库淤积,危及关中平原,必须重新打开导流廊道,增建冲沙泄洪隧洞,减少水电装机容量,为此深感内疚,看来要坚持正确意见,还是很不容易的”。  

 右派生涯中——难忘黄河

 由于坚持己见,黄万里被打成了右派,而即便在右派生涯中,黄万里一直没有忘记三门峡。1964年,他再也不能坐视三门峡水库造成的灾难,不顾个人安危,再次向国家领导人上书。他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引起重视。

 这一次他上书的对象选择了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董必武是同盟会员,参与过辛亥革命,与黄炎培算是老同志。抗战后国共合作时,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黄炎培以社会名流为参政员,董必武以中共方面代表为参政员。7月18日,黄炎培去武昌中路83号董处拜访,两老相见长谈良久,后在重庆也多有来往。论交情,黄炎培与董必武可算由来已久了。黄万里在建国前夕从上海到沈阳时,曾在北京专程拜谒过董必武,董必武还介绍他去见了当时水利部的负责人。所以,这一次黄万里选择了董必武,写信向他力陈三门峡大坝淤积的严重性,建议改建。他知道董必武能文擅诗。信是四六韵文写的,并附有两首古体诗,一首是《念黄河》,另一首可能是《哀黄河》。

 信送走之后,果有反应,黄万里被水电部召见,有关领导嘱其提出改建计划。看来董必武是认真对待黄万里的来信,至于董必武是通过什么方式在三门峡这么敏感的问题上表达了意见,得在今后有关档案公开后才能得知,但无疑,董必武在纠正三门峡的失误上起了作用。  

 关于黄河预言——时间验证

 1957年,三门峡水库高坝派取得了胜利。按他们的方法,在黄河上游筑坝进行水土保持,在三门峡建高坝拦洪蓄沙。这样搞了五十年后,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呢?水土保持日益恶化,下游河水已所剩无几。从1972年黄河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已每年断流平均100多天,1997年达222天。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不到两年,水库淤积严重,渭河河口淤积4米多高,西安已面临威胁。

 1964年6月,水电部在三门峡现场讨论了工程改建方案问题。会议上汇报了人造洪峰期间渭河下游的淤积情况,三门峡水库淤积延伸的部位。1964年12月5日至18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治黄会议,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两个确保,即确保下游,确保西安。

 应该指出:三门峡水利枢纽虽经两次改建,潼关以上黄渭洛汇流区的淤积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从1960年至1995年,三门峡库区冲淤累计总淤积量为55.65亿吨,其中潼关以上为45.45亿吨,占总淤积量的81.65%,潼关以下淤积量为10.21亿吨,占总淤积量的18.36%,说明潼关以下虽有冲刷而潼关以上淤积一直在发展,各河的淤积还在向上游延伸……潼关以上淤积最为严重的是汇流区,汇流区的严重淤积使黄河洪水倒灌渭河的概率增加,使渭河口河水倒流,往往造成渭河口的淤堵,形成严重的灾害。黄河洪水对渭河的倒灌使渭河入黄口门不断地向西倒……

 渭南水患,移民困难,这个决策错误造成的仍在流血的伤口,什么时候才能愈合呢?  

 最后的遗言——治江四策

 在长江水患后,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指示,有关部门曾找黄万里请教过关于黄河某区清淤的办法。逐渐有更多的人知道黄万里是懂水利的。

 黄万里一生眷恋着祖国的江河。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2001年8月8日,他的学生沈英、赖敏儿夫妇来看他,他自知沉疴不起,与他们再次谈了治江之事。当时黄万里有些激动,沈英夫妇怕他激动,起身告辞。他们走后,黄万里觉得话没说完,又写下了最后的遗言:

 万里老朽手所书

 敏儿、沈英,夫爱妻姝: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为主。

 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完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年8月8日(李瑛/整理)  

(新华网)

九寨沟地震,除促进九寨沟人民、游客、官员及国家地震局抱团取暖外,也令远在震源几百公里外的三峡工程不得安生。

说起三峡大坝,不得不提起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罪人黄万里,每逢地质灾害,我都恨不得对其慰问一遍。

Dear 黄万里

黄先生,您是革命家黄炎培的三公子,1934年投身美帝建学,三年后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是该校首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像您这样的民国大师当然没有资格获得国内的院士学位了。如果您当时能从这点上醒悟,就该知道收敛。可你一生的选择,令人遗憾。

先来说说三门峡工程吧,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动, 你以“泥沙会在水库淤积”为由,与已沦为科学婢女的水利学家们舌战七天。

谁也没想到你居然想效仿诸葛孔明,全然不顾自己是个书呆子的事实了吗?你难道不知道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完美的神话故事中吗?钢产的神话、亩产的神话,人们迫切期待再看到水利的神话、大坝的神话,你列举的学术内容,对急于奔月的嫦娥来说连怀里的兔子毛都不如。

而所有的神话,都是人们为造神做的铺垫,你居然大言不惭说:“圣人出,黄河清”这种话没有任何科学根据,是迂腐的谣传。在那个向右走几步,就有可能发配黑龙江的年代里,对于指名道姓反对决策的你而言,只是发配劳教,我想你该感谢国家对你的宽容。

接下来的日子,你被发往密云劳动。但天不随中华,你乌鸦嘴的那几句,居然真的灵验。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1958年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两年后开始拦洪,是年偶遇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庞大的工程支出却换来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上涨,库区农民不得不背景离乡。你走了狗屎运,无惧学术的打压和封锁,道破了天机,却被非民意决策击败,成了右资,也是从那时起,你成了肉钉,密云之后又有小人合计,文革中你被派往三门峡打理厕所。

但1964年毛主席赏识你的文字,你本可摘掉帽子,重新投胎为人。结果你居然冒出一句:三门峡结论不难得出,70余人竟只有我一人反对,国家养仕多年到底何用?说实话,我真不知你说这番话安的什么心思。

1980年,你沐浴春风,熬过十年,被中央平反,虽然平凡内容不过寥寥两行,但已是中央对你的开明。如果你就此收手,研以学业,凭你老爹的辈分、自身学术界的地位加上中央对你多少有点的愧疚,你应该平步青云,前途无限了。可你这不开窍的木鱼,总是与机遇作对。

言中三门峡后,你的乌鸦嘴又伸向了三峡工程,80年代三峡工程消息传出后,你不遗余力的反对工程,并曾六次上书中央寻求沟通,你乞求可怜的30分钟做三峡工程危害的阐述。可惜,毕竟你乌鸦嘴的前科已名满四海,除给人造成困扰外,已无人愿意听你言语。最终你只能再次无力地看着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全国人大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其中1767票通过,反对177票的差距也是空前。

三峡竣工后,你的担忧接踵而来,随即你又一次站在中国舆论的风口浪尖,只是此时的你已不再年轻。

03年后,三峡面临严峻的移民安置、水质污染、诱发地震,水位上涨引起的滑坡、崩坍、淹没区扩大、限制长江航运、珍稀动植物种类死亡等等问题。

其中最令人恐慌的是因三峡工程建于两个板块之上,巨大的重量改变了长江中下游的环境气候和土壤板结,加之水压很有可能诱发板块活动,引起大地震。

因此有多名学者认为重庆水灾、 江西地震,、四川旱灾、汶川、玉树、雅安、云南、九寨沟地震与三峡有关,但这些地区都在地震板块中,所以外界对此观点仅是甚嚣尘上,并无确凿证据。

但无论如何,你的预言正慢慢应验,至此,我想问黄先生,你又有何所得呢?

今天,你的名字除了水利事业,便是与可怕的地质灾害和那些遗臭万年的罪人排在一起,01年你目睹所言,去世前痛心疾首,但未能亲眼所见后世的磨难,也算上天对你的恩宠,可在你死后,一方面悲剧依旧酝酿,另一方面人们仍然对你念念不忘,都快把你从一个教育家、科学家变成抗震英雄了。

壮烈离座之后的百世流芳,这就是你所想要的吗?

当然也有明白人骂你是书呆子,说你是造谣生事,是美帝走狗。毕竟重庆港并没有因泥沙石而於赌,这些后辈平生没读翻过几页水利的书,就不辩“谣言”和“预言”的区别摇身一变成了水利专家。呵呵,他们认为某人的预言与现实不符就是造谣了,虽然可能他们也知道如此这般的话,古往今来可能摘不出几个干净的伟人了。

黄先生,认同吧,毕竟以当时的环境,你也没想到中国会发展成世界的大经济体,自然防於的技术也随之提升。

我知道在灾难发生后,你活在良心的谴责中,一直未能走出来,听闻你自己的遗愿是效仿岳飞,在白帝城上立四个跪着的铁像,让那些对于三峡工程错误决策负主要责任的人,向长江请罪,向中国人民请罪,向子孙后代请罪。而你则成为另一个碑,一个向子孙后代表示歉意的碑,碑文上写着:请原谅,我没有能够阻止他们。

黄先生,你想跟遗臭万年的人并排并我并不拦你。但此前网络上仅流传你的预言,而没有详尽的事迹。至此,我想对你说,虽然你没有能够阻止他们,但我们也来晚了,我们都是历史的罪人。

如果你尚在人世,我想你每晚入睡前如恋人般慰问的那句应该会是:

安息吧,三峡。

此文资料参考自:百度百科 《黄万里》 及 天涯社区

黄万里:一生讲真话 

   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著名水利工程专家。自1937年留学归国起,倾毕生心力于国内大江大河治理。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学识渊博、观点独到而蜚声中外,更以敢讲真话、仗义执言而在学界独树一帜。  改学水利  1911年,黄万里出生于上海,父亲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1932年,黄万里以优异成绩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专业是铁路桥梁工程。毕业后他在沪杭铁路工地上给工程师当助手。如果不是席卷南北中国的两场大洪水,出身名门而毫无骄奢之风的黄万里或许会就此发展为一名铁路桥梁工程师。

  1931年长江、汉水泛滥,仅湖北云梦一县,七万生命被洪水冲走;1933年,黄河水灾,大堤决口十几处,人财物损失无法计算。  黄万里生前多次说过,两场洪水激励了许多青年奋志学习水利。当时唐山交通大学同学中有三人放弃铁路桥梁工程师之职,计划出国改学水利,22岁的黄万里就是其中之一。

  1934年元旦,黄万里赴美国留学,广求名师于美国著名大学,从天文、地质、气象、气候等基础学科学起,先后取得康奈尔大学硕士、伊利诺大学博士学位。

  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26岁的黄万里学成归来。浙江大学、东北大学和北洋大学邀请他前往任教,他一一婉拒,理由是,自己考取的是官费留学,花了老百姓的钱,现在最切要的是亲身参与中国的水利事业,不欠黎民百姓的钱。  于是,黄万里成为四川省水利局一名工程师,继任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开始了长江上游干支流之间的行走。1938年至1943年,他和部下先后六次长途考察,在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等江河两岸走了3000公里,训练了40多名工程师。

  自此,黄万里踏上了治水之路。  反对三门峡工程  解放后,黄万里执教于清华大学水利系。  他当年的助教回忆说,黄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耿直,敢说敢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针对谁,他都是照说不误,有时可以说是口无遮拦。  在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中,这种性格得到了体现。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请苏联拟定一个在黄河下游兴修水利工程的计划。1955年,列宁格勒设计院拿出了设计方案。苏联境内很少泥沙量大的河流,他们的专家缺少泥沙河流治理经验,所以他们拿出的方案整体思路就是蓄水拦沙,要在黄河干流建造46个水坝,三门峡大坝只是其中之一。

  但是,在规划中既无法回避也最难以启齿的是关乎渭河两岸土地与人民及大坝存亡的问题:水库将淹没农田207万亩,移民60万;黄河泥沙在三门峡水库的淤积,将使这个高坝大库的寿命只有30年左右。而当时力主建筑三门峡工程的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一个负责人却保证水库寿命为300年。30年是严格按照上游来沙量及预留库容147亿立方米——占总库容的2/5——计算得来的;300年这句大话却是信口开河,或者说是信口筑坝、信口河清。但,决策者偏偏就信了。

  为了三门峡工程的最后通过,一系列的信口开河接踵而至:中国方面向苏联专家组提出的《技术任务书》中,中方给出了一个真正天方夜谭般的数据:通过植树造林水土保持,到1967年,上游来沙量可减少50%;当三门峡水库使用150年后,则为100%。照此推测,黄河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变清了。

  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工程正式破土开工。  就在这一时刻到来的前一年,时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的黄万里上书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他指出:筑坝虽有调节水流的有利一面,但必然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性的严重后果。在以后的不断上书中,黄万里先生更是第一个预言了渭河翘尾巴淤积从而形成大患的后果。  三门峡工程开工两个月后,有70多位专家、教授参加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开始召开。  准确地说,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一位名叫温善章的人提出改修低坝外,只有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苏联专家的规划。其余的人异口同声,赞成三门峡大坝上马,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就要清水长流了。

  黄万里对此毫不客气地进行了批驳。  他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建立在一个错误设计思想基础上的工程,因为它违背了“水流必须按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三门峡修建拦河高坝,泥沙在水库上游淤积,会使黄河上游的水位逐年增高,把黄河在河南的灾难搬到上游陕西。  研讨会开了10天,黄万里参加了7天,也辩论了7天,到最后,会议就成了以他为对象的批判会。

  在三门峡工程的反对者中,黄万里、温善章以及有所进言的叶永毅、吴康宁、梅昌华、张寿荫等人的名字将为历史铭记。

  三门峡工程1957年4月动工,1960年9月建成。建成的第二年,黄万里的预言即不幸被言中,大坝内泥沙多达16亿吨,一下子淤积成灾。第三年,潼关河床淤高4.6米,渭水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航运窒息,渭河平原即“八百里秦川”地下水位上升,土地盐碱化无法避免,两岸百姓生计受到影响。  三门峡水利枢纽的改建无可避免。1964年,在黄河两岸凿挖两条隧洞,铺设四条管道,泄水排沙。同时,8台发电机组炸掉4台,剩余4台,每台机组发电量5万千瓦,共20万千瓦,只是原设计发电量120万千瓦的零头。  这第一次改建还是不行,五年后的1969年,又第二次改建,花了6000万元,将原坝底的6个排水孔全炸开;而黄万里早在动工之初就力主这6个孔不要堵死。  有关资料显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从1964年动工改建,直到1973年12月改建才最后完工。

  按照一些水利专家的看法,三番五次的改建后,原指望带来黄河清水长流的三门峡工程,已经水库不是水库、电站不像电站,成了个四不像。  讲真话难  在改建三门峡工程前,黄万里早已被打成右派。1973年,这名右派被发往三门峡工地,白天劳动,晚上读书,“自研治黄之道”。然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黄万里仍上书直言,力陈在江河干流上修筑高坝大库的危害。2001年8月8日,先生于重病中自知不起,他从老妻手中接过纸笔写道:“万里老朽手启予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之策中,各段仍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8—8手笔候存”。8月27日下午3时5分,在清华大学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90岁的黄万里先生溘然而逝。  终其一生,黄万里的遭遇令人深省:三门峡工程的失败,使有的人一路高升;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黄万里却是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改正右派的人,那是1978年。此后一直要求讲课直到1998年长江洪水后,他才重新获得授课权,时已87岁高龄。当他着一身白色西装、结红色领带走上讲台时,获得了多少掌声和赞叹,而其中却又不乏辛酸。  (本报综合《南方周末》《中华读书报》李玉霄徐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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