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PK张维为,张维迎说的真话更多一些

风清扬斈 3周前 (08-28) 网络资料 55 0

在中国很多明星和官员的简历里,经常会缺失很多关键信息,比如大学毕业学校,毕业时间,经常都会被隐藏或者出现断档,见怪不怪,其实不是不愿意写,而是不敢写,写出来了怕影响不好。张维为是一个经常出现在电视屏幕和报纸杂志上的明星人物,但是就是找不到他的准确简历,感觉很奇怪。相反,张维迎却很清晰,清晰到简历很多地方都被删除了,百度百科也删掉了,文章和视频几乎都没有,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仔细一检查,发现原因很简单,一个在说真话,被封杀了,一个说假话,到处被宣传。

张维迎1978年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经济系,后考入牛津大学经济系攻读研究生硕士博士学位,张维为大学情况不得而知,据说毕业于复旦大学,曾担任国家领导人翻译,1988年考入日内瓦大学,取得国际关系学硕士、博士学位,成为牛津大学访问学者,两人的共同交集,估计就只有牛津了。张维为这里就不贴了,因为很容易找,文章和视频都很多,张维迎很少,大部分都被删掉了。


张维迎:近代500年里,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2017-07-03 18:27 

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比,我们甚至连瑞士的一个零头也达不到。再过五十年、一百年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


近代500年里,中国的发明创新几乎为零

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古代中国有过辉煌的发明创造,为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过去500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让我用数字说明这一点。

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 Challoner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

这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经济增长源自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的不断出现。传统的社会只有农业、冶金、陶瓷、手工艺等几个行业,其中农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现在我们有多少个行业?

按照国际多层分类标准,仅出口产品,两位数编码的行业有97个,4位数编码的行业有1222个,6位数编码的行业有5053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这些新的行业全是过去300年里创造的,每一件新产品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在这些众多的新产业和新产品中,没有一个新行业或重要产品是中国人发明的!

以汽车产业为例。汽车产业是1880年代中期由德国人卡尔·本茨、戴姆勒和迈巴赫等人创造的,之后经历一系列的技术进步,仅从1900到1981年间,就有600多项重要创新(Albernathy, Clark and kantrow (1984))。

中国现在是第一汽车生产大国,但如果你写一部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史,榜上有名有姓的发明家数以千计,里边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比利时人,瑞典人、瑞士人、日本人,但不会有中国人!

即使像冶金、陶瓷、纺织等这些在17世纪之前中国曾经领先的传统行业,过去三百年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没有一项是我们中国人做出的。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公元1500年之前和1500年之后的不同。1500年之前,全球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各区域之间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一项新技术在一个地方出现,对其他地方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人类整体的贡献非常有限。

比如说,东汉的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了造纸,但中国的造纸技术到公元751年后才传到伊斯兰世界,又过了三四百年才传到西欧。我上小学的时候,练字还得用“土盘”,用不起纸。

但1500年之后,全球开始一体化,不仅技术发明的速度加快,技术扩散的速度变得更快,一项新技术一旦在一个地方出现,很快就会被其他地方引进,对人类整体的进步发生重大影响。

比如,德国人于1886年发明了汽车,15年之后,法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又过了15年,美国取代法国成为第一汽车生产大国,到1930年,美国汽车普及率已达到60%。

因此,1500年之后,创新才真正有了国家间的可比性,谁优谁劣一目了然!中国在过去500年没有做出一项可以载入史册的发明创造,意味着我们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比我们的祖先差远了!

我还要强调一下人口规模问题,国家规模有大有小,国家之间简单比较谁的发明创造多,容易产生误导。

理论上讲,给定其他条件,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创新越多,技术进步越快。并且,创新之比与人口之比是指数关系,不是简单的等比例关系。原因有二:第一,知识在生产上具有重要规模经济和外溢效应;第二,知识在使用方面不具有排他性。

10多年前,美国物理学家Geoffrey West等人发现,在城市生活中,人类的发明创造与人口的关系遵循正5/4指数缩放规则: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另一个城市的10倍,那么,发明创造总量是后者的10的四分之五次方,即17.8倍。

以此来看,中国对世界发明创新的贡献与中国的人口规模太不成比例。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瑞士的165倍。

按照知识创造的指数缩放法则,中国的发明创造应该是美国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国的42.3倍,瑞士的591倍。但实际情况是,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比,我们甚至连瑞士的一个零头也达不到。

瑞士人发明了手术钳,电子助听器,安全带,整形技术,液晶显示器,等等。中国人民银行印刷人民币使用的防伪油墨是瑞士的技术,中国生产的面粉有60%-70%是由瑞士布勒公司的机器加工的。

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是中国人基因有问题吗?


中国的体制扼杀创造性

显然不是!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古代中国的辉煌。

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

无论政府管制、反垄断法,还是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宏观经济政策,都是阻碍我们国家创新的一些重要的体制和政策,如果这些障碍不清除,中国创新的潜力不可能发挥出来。

1

政府监管

从古到今,政府监管一直是阻碍人类创新的重要因素。产业革命早期,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曾明文禁止生产印花棉布,阿克赖特不得不走上法庭为自己生产印花布辩护;路易十四时期,法国政府曾禁止生产和进口棉布,有16000名企业家因违反此法被判死刑。

政府监管通常以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的名义出现,但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者,不是消费者。

这是因为,创新作为创造性的破坏,意味着用新产品代替老产品,新产业代替老产业,新企业代替老企业,一定会动既得利益者——现有企业、现有行业的奶酪。

监管部门打着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借口,但这个借口是不成立的,因为它忽略了市场的声誉机制。它假定市场上每个人都在试图骗人,其实企业家明白,商业上的成功要靠好的声誉。

2

反垄断法

《反垄断法》其实应该叫《反竞争法》,因为反垄断法所反的那些行为正是市场中企业的竞争手段,尤其是通过创新来竞争的措施。

传统经济学把垄断和竞争的定义完全搞错了。经济学教科书中讲的最理想的竞争是 “完全竞争”!所谓的完全竞争,就是众多厂家以相同的技术、相同的成本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收取相同的价格。

正如哈耶克指出的,这实际上是没有竞争。这样的完全竞争和创新是不相容的,只要有创新,竞争一定是“不完全的”,一定会导致所谓的“垄断”,因为创新就是做与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市场份额其实是对创新成败的最好检验,越成功的创新,吸引的客户越多。但按照传统经济学的定义,客户多了、市场份额大了,就限制了竞争。所以不难理解,历史上受反垄断法折磨最多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创新能力最强的企业。

中国人几乎都在用微信,腾讯独此一家,但是它仍然得不断创新,因为总有人虎视眈眈。可以设想,如果马化腾高枕无忧,认为自己享有垄断地位,可以剥削消费者了,我想用不了一两年他的公司就会彻底完蛋。

反对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优势地位,其实就是反创新,因为所有创新,按流行的经济学定义,都会形成垄断,而且越大的创新,越有商业价值的创新,垄断程度越高。如果你做了一个小的创新,也起不了大作用,但颠覆性的创新,就会形成所谓的垄断。

3

产业政策

我曾经讲过,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凡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不搞砸是不会罢手的。这里讲一下产业政策如何扭曲企业家精神、阻碍创新。

首先,产业政策一定会导致寻租行为。有产业政策就有市场准入、信贷、税收、土地等方面的区别对待,谁能得到支持,谁不能得到支持,完全由政府官员说了算,这就带来垄断租金,实际上也是政策性的套利机会。最擅长寻租的人就会与政府搞关系,拿到优惠的人通常是寻租高手,而不是创新能手。

其次,产业政策使套利比创新更有利可图。创新是实实在在真金白银的投入,要熬很长的时间,套利则容易得多。比如说政府补贴新能源汽车,想办法弄到牌照就可以拿到补贴,有些企业不生产汽车仍然得到每辆车20万的补贴。有这么好的套利机会,为什么要创新呢?

再次,产业政策会误导企业家的投资选择。本来在市场中,企业家投资什么,或者创新于哪方面,要看市场前景,产品是不是有利可图。而有了产业政策的诱惑,企业家投资什么不是看其市场前景,而是看是否容易得到政府的资助和支持。这就像大学教授申请研究课题经费一样,不是看什么题目最有意义,而是看什么题目好拿钱。

最后,产业政策导致严重的不公平竞争。得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处于优势地位,而得不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处于劣势,即使后者的产品更有市场前景。前一类企业由于政府补贴可以卖得很便宜,更优秀的企业、更具创新的企业反而竞争不过不具创新力而只会寻租和政府搞关系的企业。

4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和管理体制的约束,一定是短期行为,不可能有积极性创新。创新是先亏损,熬过很长时间才可能盈利,国有企业领导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耐心。

国有企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着民营企业的创新。这有六个原因:

一是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就要对市场施加准入限制,导致民营企业不能进入一些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压缩了民营企业的创新空间。

二是国有企业挤占了民营企业创新需要的资源,特别是信贷资本。时至今日,大部分的银行贷款仍然是流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融资很难,而且融资成本很高。

三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给民营企业提供了套利空间。如果一个地方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套利很容易,就不会有动力创新了。

四是当国有企业作为客户存在的时候,民营企业作为供应商,产品是否卖得出去与其创新能力、产品质量关系不是很大,这些民营企业更可能靠找关系卖东西而不是靠产品质量和价格的优势来卖东西,这本身就使得民营企业创新的积极性降低。

五是当国有企业作为上游供应商时,像电信行业、公用事业部门,它们的法定垄断地位会阻碍下游企业的创新能力。

六是国有企业的存在降低了整体经济的自由竞争程度,也导致民营企业创新的动力不足。

5

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货币政策也会阻碍企业家创新。

根据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经济的发展一定是新产品、新技术、新企业淘汰老产品、老技术、老企业的过程,创新周期决定了商业周期。用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一定会延缓和阻碍这个淘汰过程,从而有害于创新和经济的长期增长。

有研究显示,许多创新活动在衰退的低谷开始。原因是,当市场已经饱和的时候,企业无法从旧有和已经成熟的产品中获利,便只能求助于通过创新降低生产成本或推出新产品。

当企业因为产品销售不好出现困难的时候,如果政府用信贷政策救企业,就会使得套利比创新更有利可图,从而阻碍创新。


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

其实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乱想,那就会有创新,你不会为了你的想法去冒险的时候,创新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

公元1500年之前,西方不亮,东方昏暗。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们却原地踏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我必须强调,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

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今天,饭前便后洗手已成习惯。但是,1847年,匈牙利内科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提出医生和护士在接触产妇前需要洗手的时候,他冒犯了同行,并因此丢掉了工作,在一个精神病院死去,终年47岁。

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的观点基于他对产褥热的观察,当时他所在的医院有两个产房,一个服务于富人,由专业医生和护士精心照料,这些医生不断在接生和解剖尸体之间转换工作;另一个服务于穷人,由接生婆负责。

他发现,富人得产褥热的比例是穷人的三倍。他认为,原因是医生不洗手。但他的看法与当时流行的医学理论相矛盾,他也不能对自己的发现给出科学证明。

人类的卫生习惯是怎么改变的?这与印刷机的发明有关。 1440年代,德国企业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印刷机使得书籍和阅读普及开来,许多人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是“远视眼”,由此对眼镜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在印刷机发明一百年后,欧洲出现了数千家眼镜制造商,并由此掀起一场光学技术的革命。

1590年,荷兰眼镜制造商JANSSEN父子把几个镜片累在一起放一个圆筒里,发现透过玻璃所观察的物件被放大,由此发明了显微镜。英国科学家Robert Hook用显微镜发现了细胞,引起了科学和医学一场革命。

但最初的显微镜分辨率并不高,直到1870年代,德国镜片制造商Carl Zeiss生产出了新的显微镜,它是基于精确的数学公式构造的。

正是借助这种显微镜,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等人发现了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证明当年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创立了微生物理论和细菌学。正是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的创立,逐步改变人类的卫生习惯,并由此导致人类预期寿命的大幅度延长。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古腾堡的印刷机被禁止使用,或者只被允许印刷教会和行政当局审查过的读物,那么,阅读就不会普及开来,对眼镜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大,显微镜和望远镜就不会被发明出来,微生物学就不会创立,我们不可能喝上消毒牛奶,人类的预期寿命也不会从30多岁增加到70多岁,更不要幻想探索宇宙空间了。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牛顿花了30年的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明白了万有引力定律,如果我宣称自己用三个月的时间走过了牛顿30年的道路,你们一定觉得可笑。如果我再反过来嘲笑牛顿,那只能说明我太无知!

我们常说中国用世界7%的可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但我们需要问一问:中国何以做到这一点?简单地说,就是大量使用化肥。中国人食物中大约一半的氮来自无机化肥。如果不使用化肥,一半的中国人会饿死。

氮肥的生产技术是那来的呢?是100多年前,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伯和BASF公司的工程师卡尔·博什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国与美国做的第一单生意,就是订购13套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合成氨尿素生产设备,其中8套来自美国的 KELLOGG公司。

我想用一下泰勒 ·考恩教授说的比喻:我们制度改革为什么这么快?我们采集了大量的“低垂的果实”,但这个果实是会采摘殆尽的,所以未来还是要依赖于我们自己去栽树,让世界其他人也能采摘我们种的树。

再过五十年、一百年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来源:综合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家圈

 

张维迎简历

 2002年至今北京大学校长助理,2006年至2010年12月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1959年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4-1990年曾在国家体改委工作。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师从诺贝尔奖得主James Mirrlees教授和产业组织理论专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致力于推动中国大学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商学院教育体制的改革。2005年任学院常务副院长。

 本报讯 记者从北京大学处获悉,北大党委近日研究决定对光华管理学院(下称“北大光华”)行政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张维迎将不再担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拟任新院长。拟任人员的公示期为12月6日至12日。

 新院长43岁

 根据该公示,北大光华原副院长蔡洪滨拟任新院长。在这张公示中,暂未提及现任院长张维迎的动向。北京大学官网显示,张维迎还担任着北京大学校长助理职务。

 北大相关部门一位人士对记者表示,此次公示内容还不能说是最后的决定,仍需得到学校党委的任命。公示中也注明:如公示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存在问题,请通过来电、来信或面谈的形式向党委组织部反映。

 即将接任北大光华院长一职的蔡洪滨生于1967年11月,比张维迎年轻8岁。他本科就读于武汉大学数学系,此后在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留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并于1997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北大光华网站上,蔡洪滨本人的简历十分简短。除任职学院外,他还担任北京大学莫里斯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蔡洪滨还担任光大银行、启明星辰和中国联通等数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光大银行的资料显示,蔡洪滨长期致力于博弈论、产业组织、公司金融和中国经济等领域的研究。

 比起厉以宁和张维迎两位前任院长,蔡洪滨是北大光华最年轻的院长,他刚刚度过43岁生日。而厉以宁担任院长时是64岁,张维迎是47岁。

 2005年,蔡洪滨应邀回国,回到北大光华任教,并于一年后担任该院应用经济学系系主任。在他之前,经济学家邹恒甫曾担任该系主任。

 张维迎“开口无忌”

 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张维迎成名甚早,且一向以其对市场经济不遗余力的鼓吹而闻名。今年,他的《市场的逻辑》一书风行一时。他提出,金融危机之后,社会上又开始蔓延对市场经济的误解和不信任,这种误解和不信任如果演变为更多的反市场政策,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面临非常大的风险,比环境破坏的后果更严重。“这时候,需要经济学家站出来,澄清和捍卫市场经济。”

 出生于陕西一个农民家庭的张维迎性格直爽,但开口无忌的直爽,加上层层传播中的误解与曲解,也让他多次置身舆论的风口浪尖,被认为是“最富争议的经济学家之一”。

 早在1983年,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为钱正名》一文,提出“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作贡献”的惊人之语。文章刊登后,张维迎旋即陷入一场大批判。近年来,张维迎提出“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垄断国企是一种全员寻租”,这些观点都引起很大争议。加上“邹恒甫被开除”事件等,令张维迎身边一直新闻不断。

 今年年中,一则“学历造假”的炮弹又对准了张维迎,以致张维迎不得不在博客中登出《张维迎声明》,对“造假说”逐一回应。他写道:“自己在此严正声明:出自自己的每个阶段的简历,其一切文字都是正确无误的,经得起任何方式的检查。”  “外界经常曲解和夸大张院长的言论,这对他是不公平的。”一位北大光华学生对记者说。

 可能得罪不少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大光华教师表示:“客观地说,张维迎在任内是十分敬业的,这次院长易主,可能他事先也没有想到,毕竟他才做了一届,年龄上也还能做一届。但现在的院长选任,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都很重要。维迎在人际关系问题上,可能得罪的人多一些。他思想有新意,但很多观点引起了社会争议,好像和管理学院院长的本分有些偏离。这大概是他无法继任的原因。”

 “未来中国经济的转轨,是要开发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市场靠的是企业家,靠的是柳传志,而不是靠的周小川。要完成这个转变,我们就一定要有制度方面的重要变革,包括政治制度。”在张维迎的博客中,这一新近演讲的标题为《中国发展靠柳传志不靠周小川》。

 (《第一财经日报》)


吴才晋:决不允许“全盘西化”的学霸祸害青年

       是培养“接班人”,还是“掘墓人”?

北大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源地,涌出了像李大钊、毛泽东等一大批改变中国命运的北大人,蔡元培先生还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作为北大校训,这是北大昔日的辉煌和骄傲。但是,今天的北大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学校被“西化”学霸垄断,正在走向极其危险的边缘

今年71日,张维迎教授在2017年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毕业典礼上作了题为《自由是一种责任》的演讲。这哪里是毕业演讲,完全是地地道道的“推墙”宣言!

北大,您的“思想自由”怎能演变成“全盘西化?您的“包容”怎能蜕变成“纵容”?难道您追求真理的心死了吗?您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担当哪里去了?您怎能容忍这样的教授误导学生、祸害学生,把学生引向邪路!您这是在为国家培养“接班人”吗?不!这是在培养“掘墓人”!也是对人民、对国家、对历史的犯罪!

如果您认为这是小题大作,请您看看美国的“名言事件”。201347日,美国教育部网站每日名言栏目,引用了毛主席“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他人,诲人不倦”的名言,就这样一句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纯粹教育方法的语录,却在美国网民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人对美国教育部网站居然刊登共产主义领袖毛泽东的名言,表示十分震惊和强烈不满。

当天,美国教育部就对此事做出了回应,承认此举失误并向网民道歉,下令网站删除了这个名言,要求网站全面核查“名言警句数据库”,防止再有此类共产主义者言论出现。这还不算,同时还下令暂停了这个网站栏目。即是如此,美国国会仍然不肯罢休,一位参议员要求美国教育部必须作出解释,为什么要刊登共产主义者的言论。这是美国政府对捍卫资本主义制度的爱国者的态度。大家看看美国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是怎样讲政治的?又是怎样自觉维护和捍卫资本主义制度的?这就是文化软实力!

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2016517,习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

张维迎教授在毕业演讲中,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我们先看看他到底胡说了些什么?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我们常说中国用世界7%的可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但我们需要问一问:中国何以做到这一点?简单地说,就是大量使用化肥。中国人食物中大约一半的氮来自无机化肥。如果不使用化肥,一半的中国人会饿死。

“再过五十年、一百年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那么,张维迎教授口口声声说的西方文明又是怎么发展起来?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一部西方列强发展史就是一部对外侵略扩张的战争史,他们的发展充满着侵略、掠夺、屠杀和血腥。单从旧中国看,西方列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从中国获得的战争赔款就高达17.6亿两白银,中国实际支付了总额为13.35亿两白银。其中,甲午战争对日赔款2.3亿两白银,外加利息和抢掠,日本实际获利超过3亿两白银,相当于日本当时8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这就是日本人的原始资本积累和发展史。

我们再用事实来让他闭嘴: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目前,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去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者为34%。我国科技实力日益强大,高性能计算机、高铁、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通信、北斗导航、载人深潜等尖端技术相继问世,发明创新呈现出井喷式发展。2011年以来,我国国内专利申请总量连续6年世界第一;2015年以来,我国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申请专利总量连续2年保持世界第一,其中2015年国际专利申请数量101万份,远比第二位的美国和第三位的日本的总和还要多。比如,华为截止2016年底累计获得专利授权62519件,90%以上为发明专利,其中截止2015年底累计获美国专利授权5052件,获欧洲各国授权专利11474件。华为因此成为世界通信业的龙头老大。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研发的专门治疗疟疾的青蒿素,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

再看看中国到底是如何解决吃饭问题的呢?一方面,得益于我国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另一方面,得益于我国“杂交水稻之父”、世界科学院院士袁隆平杂交水稻技术的重大突破。长期以来,中国水稻亩产不足400公斤,袁隆平经过长达20多年的潜心研究,于上世纪80年代初成功将我国水稻亩产提高到600公斤,目前他已将杂交水稻亩产突破了1000公斤,他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世界第一,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还为世界解决了3500万人的吃饭问题。他因此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荣誉奖”。

而张维迎教授本应“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却打着“自由与责任”的旗号,大放厥词,用心极其险恶,就是想从根本上否定新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否定改革开放近40年来取得的瞩世举目成就,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摧毁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说到底就是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按照英美的模式彻底改造中国,让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可再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重大原则问题、政治问题。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法律,不得违宪,“思想可自由,行为守底线”

培养接班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毛主席1957年说过,“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的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正是出于培养接班人的战略考量,毛主席作出易子而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重大决策,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据统计,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7名常委中,有4位有上山下乡经历,占57.1%;政治局25名委员中,7,28%;205名中央委员中,65,31.7%

过去,共产党打败国民党,靠的是有一大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优秀指挥员和党员干部。国民党败就败在理论宣传和发动群众上。后来,国民党在台湾重蹈覆辙、输给民进党,还是败在这里。三十多年前,蒋经国在台湾取消了党禁和报禁,民进党得以快速发展起来,发展起来的民进党得寸进尺,以推进民主为名,要求国民党的党政军退出在校园一切活动。从此,幼稚的国民党真的退出了校园,但民进党自己却悄悄地进入了校园,不只进入了大学,更进入了中学,潜移默化地把“台独”的种子撒向这些天真的孩子,培养了一大批“台独”骨干和生力军,才有现在台湾一些青年人逢中必反,先有“太阳花”反服贸运动,再有要求依据日本的皇民史观来修订教材的反课纲微调运动。

毛主席讲,思想文化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正确的思想不去占领,错误的思想就会去占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占领。

现在,为什么社会上一些仇党、仇军、仇政府等消极情绪仍然盛行?为什么张维迎之流还有市场?这也为我党我军的理论宣传工作敲响了警钟,说明我们“是不是在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了,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了,也在不该姑息的地方姑息了,更在不该放弃的地方放弃了。

习主席讲:“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希望,民族有力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因此,我们用科学理论培养人、塑造人的工作,再也等不得、慢不得、耽误不得。否则,将错失时机,犯历史性、颠覆性错误,失去的可能就不仅仅是一代人。

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当心“西化”勾了魂

恩格斯说,语言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当你使用一种语言时,就是接受推广一种意识形态。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外交流越来越频繁,使用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等外语的人士越来越多。我们在使用外语的同时,大家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推广着一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在“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中失去了“主心骨”,成了西方理论和价值观的“传声筒”,实质上讲就是“丢了魂,这种状况值得警惕。

面对经济全球化、社会网络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新挑战,面对某些领域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在某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等现状,我们必须更加鲜明地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强化斗争精神,主动占领阵地、亮剑发声,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努力培养更多的“讲好中国故事”的专家、学者和官员,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中国学术”“中国方案”“中国模式”和“中国贡献”,打好这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保卫战、持久战,决不能让张维迎之流继续祸害青年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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