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汪精卫(续下)

风清扬斈 14年前 (2005-12-13) 历史札记 5010 0
汪精卫“主和”难,日本的“主和派”也阻力重重。由于这次发表的声明是正式声明,需要陆、海、外务三省协商后拟成正式文本,然而首先在最重要的参谋本部发生了意见分歧,参谋本部的要员坚决反对明确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声称战胜国万不可做出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这样有损于国家威严之事,这样做太对不住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最后近卫向强硬派妥协,在声明中删去了“重光堂协议”中最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项。近卫在得知汪精卫于12月19日到达河内后,于1938年12月22日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 
日方和平运动的发起者之一犬养健在他的回忆中,评论近卫的第三次对华声明时说:“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如果按照重光堂会议的精神发表,确实会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可是,这次声明竟把最为重要的撤兵约定忘得一干二净,实在让人担心汪精卫和平运动会走上歧途,我深感失望。”日方和平运动的另一个发起者西义显听到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后感叹说:“日本把汪精卫欺骗了”,松本重治对近卫的声明内容也感到愕然:“感到和平运动的未来已经出现了暗影”。 
汪精卫对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也深感不满,但他亲身体会“主和派”的艰难,近卫发表这样主和口气浓厚的声明,也一定有他的难处。虽然近卫声明删去了最为重要的撤兵内容,但在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方面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协议”,所以汪精卫决定按重光堂协议的规定,发表声明响应近卫的和平倡议。 
1938年12月28日,汪精卫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要求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认真考虑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其原文如下: 
“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察。本月9日,铭谒总裁蒋先生,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 
“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12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划,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 
“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决不能用于解决战事。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仅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专此,敬候公祺。汪兆铭谨启” 
12月29日,汪精卫又发表了所谓的“艳电”。“艳电”这个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当时电报为了节省字数,把日期用一个字代替,12月29日的电报代号为“艳”字,故称之为“艳电”。汪精卫的“艳电”并不是宣布与日本“合作”的声明,而是以公开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提出建议的形式发表的。“艳电”的大致内容如下(手头暂时查不到“艳电”的原文): 
近卫首相在最近的对华声明中指出日本对中国无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并提出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表明日方已有和谈的诚意,希望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以近卫声明为谈判基础,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汪精卫还特地提出近卫声明中没有提到的日本撤兵问题。“艳电”说:“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汪精卫出走重庆后,不少外国电台报道说:汪精卫外出是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日本谈判和平问题。12月24日,蒋介石让外交部紧急发表声明:“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由于汪精卫在党内的地位,蒋介石担心汪精卫的出走影响人们对国民党的信心,最初只是对外声称汪精卫前往河内治病,为汪精卫返回重庆留下一条后路。 
蒋介石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精卫回重庆,王宠惠说:“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汪精卫回答说:“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汪精卫来到河内后,他的和平计划遭到很大的挫折。第一是近卫食言没有在声明中公布撤军的许诺。汪精卫本想近卫也有困难,准备今后再继续交涉撤兵一事,所以于1937年12月29日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没想到近卫内阁又于5天后的1938年1月3日宣布总辞职,使汪精卫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第二是龙云变心,没有按照当初的承诺发表对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响应,迎接汪精卫在云南建立新政府。汪精卫本来并没有考虑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所以龙云的变心使汪精卫设想的和平运动完全泡了汤。 
从汪精卫与日本人秘密和约的情况来看,并不是汪精卫一厢情愿的对日投降,而是双方都有和平停战意愿的情况下达成的双边协议。在整个秘密交涉的过程中,汪精卫并非十分主动,最初与日方进行接触的董道宁和高宗武也并非汪精卫派出的使者。而日方却比汪精卫主动得多,日方主动提出汪精卫出马的有利条件,汪精卫考虑再三后才答应的。而且汪精卫在秘密协议中提出日本撤军和建立统一中央政府的条件,都是对中国有利的。 
如果日本当初不答应撤军的话,汪精卫也不太可能会离开重庆另立政府。然而日方却在汪精卫离开重庆走上不归路后,违背诺言收回了撤军的承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最能让人谅解的地方就在于日本撤军这一条,没有了日本撤军的保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自然成为卖国投降行为。从这一点看,汪精卫也可以说是被日本人出卖了。但日方倒也未必是有意出卖汪精卫,就象后来美国出卖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台湾国府与中共大陆建交一样,国家之间只有利益,却没有情谊,弱者总是处于被出卖的危险之中。 
第三部分之五:汪精卫的成立南京政府计划 
汪精卫既没有绝对效忠于自己的私家军,也没有掌握垄断国家财政的命脉企业。汪精卫之所以能够在一无兵二无钱的情况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顶峰人物,唯一依靠的就是他的名望。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建党元老,文才口才过人,是孙中山最为信任的左右手,加之有曾经冒死刺杀满清摄政王的英雄壮举,这样的辉煌资历在国民党中无人可比。更加重要的是汪精卫拥有近似于完璧无瑕的正派人品,不贪污、不赌博、不吸毒、不近女色,这在当时腐败的中国政界是绝无仅有的高洁人物,汪精卫走到哪里,哪里的空气就会变得清高起来。汪精卫的政敌们虽然批评汪精卫的政治见解,但对汪精卫的人品都是非常敬服的。 
汪精卫的唯一政治资本就是他的名声,一旦名声毁坏,汪精卫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结了,这和那些即使恶名昭著,也照样执政掌权的军事实力派完全不同。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出走重庆搞“和平计划”,是用他唯一政治资本的“名望”来背水一战。但汪精卫的和平计划遭到了很大的挫折:汪精卫按照与日方达成的密约离开重庆前往河内,日方却违背密约收回了撤军的承诺。本来在汪精卫和日方代表秘密签订的“重光堂协议”中,日方答应以“撤军”来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如果当时日方不提出撤军的承诺,汪精卫也不会离开重庆。可是日本首相近卫在发表声明时,忽然临时删去了有关撤军的承诺。 
汪精卫和平运动的设想是建立在日方撤军的基础上,这样的和平运动是有可能得到中国人理解的。日方食言收回撤军的承诺,就使人感到汪精卫等人是无条件地接受日方的“招降”,这就完全毁坏了汪精卫的名声,断送了汪精卫的政治前途。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等人答应声援汪精卫,也是把日本撤军作为基本前提,在日本不撤军的情况下搞“和平运动”,自然要背上汉奸的恶名。龙云等人见日本收回了撤军的许诺,也就不再响应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因为他们还有退路,不象汪精卫已经离开重庆出国,没有退路了。 
日本近卫首相在1938年12月22日发表的第三次对华声明中,尽管没有提到撤军,但在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方面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协议”,所以汪精卫还是按照重光堂协议的密约,于1938年12月29日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但汪精卫万没想到近卫内阁居然在他发表“艳电”5天后的1939年1月3日宣布总辞职,由于“重光堂协议”是汪精卫和近卫首相之间的密约,近卫辞职就使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彻底流产。日方的和平运动参加者影佐帧昭等人也不满近卫的做法,影佐说:“近卫竟奇怪地干出这种事,他把汪先生这样的中国元老拉到河内,自己却立即辞职,简直没有一点国际信义。” 
答应支持汪精卫和平运动的近卫首相辞职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一时间就象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没有著落。在国内则是一片谴责声讨汪精卫之声,国民党中常会于1939年1月1日召开临时会议,通过了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的决议。形势对汪精卫极为不利,汪精卫曾一度产生退出政坛隐居欧洲的设想,但这次和他以前8次光明正大地前往欧洲不同,将被人看作是国家的叛徒逃往欧洲,汪精卫对此计划也非常踌躇。正在此时,发生了高朗街暗杀事件。 
汪精卫到达河内后,住在河内郊外一座位于小山上的避暑别墅中。1939年1月16日,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数人袭击打伤头部;1月17日,亲汪精卫的香港《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幸亏一个外国船员发现出面制止,林柏生才免一死;1月18日,在澳门的汪精卫外甥沈次高被人开枪打死。1月28日,突然有十几个身分不明的人从汪精卫住的山下向上攀登,汪精卫得报后紧急下山。此后汪精卫搬入人口稠密的河内市内的高朗街27号一幢西式三层洋楼居住,并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但法国当局只是派一个警察在门外象征性地站岗。 
1939年3月21日凌晨,四名暗杀者越墙攀上三楼走廊,劈开位于三楼正中的主卧室之门,刺客在黑暗中对准睡在床上的一对男女乱打数十枪,以为汪精卫必死无疑。然而被刺的不是汪精卫,而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高朗街27号洋楼的三楼有四个房间,汪精卫夫妇、汪的女儿汪文惺与女婿何文杰、朱执信的女儿各住一间房,把最好的一间主卧室让给刚从郊外旅馆搬来的曾仲鸣夫妇,没想到这反而送了曾仲鸣的命。暗杀发生前的晚上曾仲鸣曾对汪精卫说:“现在重庆方面正想从肉体上消灭汪先生。先生的身体是属于中国四万万人民的,请千万珍惜。” 
曾仲鸣早年留学法国,1925年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同年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时,汪精卫任主席,曾仲鸣任秘书,从此一直相随左右。在枪击中曾仲鸣腹部中了十余弹,其妻方君壁也受重伤。曾仲鸣被紧急送往法国陆军医院抢救,汪精卫要去医院看望曾仲鸣,别人都说现在出门太危险,法国警察也劝汪精卫不要冒险去医院。但汪精卫仰天流泪说:“我是从小看著仲鸣长大的,又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结果汪精卫乘坐曾仲鸣法国朋友的私人汽车到达医院。 
当汪精卫到达医院急救室时,曾仲鸣已昏迷多次,他醒来时对汪精卫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曾仲鸣临死前又挣扎起来,把以他的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银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签了字,为汪精卫尽了最后的一份力。高朗街暗杀对汪精卫来说已是第二次遇刺了,但汪居然又大难不死,亦可谓天意。 
曾仲鸣死后汪精卫极度悲愤,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曾仲鸣先生行状》,又在3月27日的《南华日报》上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作为对蒋介石暗杀行为的抗议。汪精卫在《举一个例》一文中,披露了1937年12月6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次会议听取外交部次长徐漠的报告,讨论德国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平条件。陶德曼在南京会见了蒋介石,转达了日本的和谈条件,蒋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精卫用这个实例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 
汪精卫在文中责问蒋介石:“主和是大家共同的主张,当时陶德曼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蒋介石认为和谈可以进行,那么在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后的今天为什么和谈就不可以进行?而且还要对主和的人横加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再何况,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十分苛刻,而蒋介石居然说不是亡国条件,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而今天近卫声明所提出的条件大大让步了,却为什么不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 
近卫内阁倒台,继任者平沼首相见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后,西南省份的中国军政要人并没有象预计的那样通电支持汪精卫,因此对汪精卫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产生了怀疑,但他们忘记了日方食言收回撤军承诺对汪精卫个人威望的打击。在1939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日本方面对汪精卫相当冷淡。但是河内发生汪精卫暗杀事件后,因为汪精卫毕竟是响应日方的和平号召才到河内的,日方召开了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及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研究决定派遣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前往河内营救汪精卫,帮助汪精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到达上海,暂时住在法租界。 
在轮船尚未到达上海之时,汪精卫就对影佐祯昭和犬养健说:“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方针一直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组织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揭露、指责重庆政府对日抗战的错误,宣传中日和平以拯救中国、拯救东亚,扩大和平运动的阵营,从而使重庆政府改弦易辙。原来设想在西南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一个和平运动基地,但自从我离开重庆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我的想法也有了改变,我想不如推进百步,索性建立一个和平政府,通过日本政府对中国和平的诚意,用事实来证明抗战已毫无意义,从而促使重庆政府转向和平路线,这样比较适当。” 
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一事大出影佐等人的意料之外。当时日本政府只是吩咐影佐帮助汪精卫建立一个“反共救国同盟会”的民间组织,并没有设想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政府。所以影佐为难地说:“诚然,这也确是一个好办法。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是受命专来帮助先生转移到安全的地点而已。关于现在您所说的话,在公务上我没有答复您的资格。不过作为和平运动的同志,我还是发表我的意见。我认为,首先要看日本政府是否彻底实行近卫声明,这是前提条件。假如日本政府在这个态度上有所改变的话,那么先生的这个新建议将会完全失败的。我作为一个日本人说这样的话,不免有些奇怪,但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慎重行事的事。” 
汪精卫说:“我也有同感。比如说,重庆政府还不信任贵国,他们认为日本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心中所想的却完全相反。各地希望和平的同志如今踌躇不前,也是出自同一理由。近卫声明是否实行,这是我们和平运动的分歧点。” 
犬养健问:“不知汪先生在组织新政府时要向帝国政府提出什么要求?” 
汪精卫说:“主要是希望日本政府坚持实行近卫首相的声明,如果不能践行声明,我必将遭到国人的讥笑,认为我是受日本的欺骗而离开重庆的。重庆方面也更不会相信日本政府,认为贵国口是心非,不守诺言。”汪精卫还说:“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新政府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 
汪精卫又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抗日论也好,和平论也好,都是爱国心的表现,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热爱国家。从另一方面来说,抗战论总容易让一般的中国人接受。与之相比,和平论几乎就等于卖国论,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从现在中国国民的心情来讲,哪怕是内地的一、两个省份因抗战而生存下来,人们也会确信,它将来必定成为国家振兴的根据地。这种主张最容易使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热血沸腾。但是倘若青年们没有这样旺盛的精神,中国的将来和亚洲的将来也就令人担心了。由于这些缘故,在我们和平运动的征途上会遭受到相当的责难,要经常不断地被骂为卖国贼、汉奸,但我已做好挨骂的思想准备。我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照与我们约定的那样在中国广泛宣传,到那时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才会放射出异彩。我们在那个时候才能与抗日的青年们见面,互相笑著说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 
影佐祯昭被汪精卫的话深为感动,在他的回忆录《曾走路我记》中,给予了汪精卫最高级的赞词:“汪氏的行动表现出他对支那、对东亚的热爱和赤诚,其崇高的精神、高洁的人格连鬼神都会为之感动。我除了真正地敬服感佩以外还能有什么呢?” 
不管怎样,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的“主动出击”,使日本政府一时感到为难。日本对中国的方针原来是分而治之,因为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日本于1937年12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1938年4月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日本并不打算在日占区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所以对汪精卫提出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的计划并不感兴趣。但汪精卫毕竟是中国政坛上的超重量级人物,日方还是认真考虑了汪精卫的建立政府设想。 
1939年5月26日,汪精卫在上海召集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动提出“建立政府”的计划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拟订出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准备以书面形式提交日方,汪精卫亲赴日本和日方谈判。《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先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党章,重新制定政纲及政策,授权汪精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负责改组国民政府以及“还都南京”。该文件还规定:在“国府还都”南京的同时,王克敏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梁鸿志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自动取消,并宣布重庆国民政府为非法政府,其对国内发布的法令、对外缔结的条约协定一律无效。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在影佐侦昭和犬养健陪同下秘密飞往东京。日方尽管对汪精卫的来访并没有多大热情,但还是给予汪精卫很高的礼遇,前首相近卫文吕和外相有田八郎亲往机场迎接。为了对外保持秘密,汪精卫被安排住在东京郊外的一所高级私人别墅。对汪精卫的来访,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召开政府首脑紧急会议,讨论汪精卫提出在南京组建政府的要求,平沼说:“原来我国政府鼓励汪氏出逃重庆是为了促进重庆政府内部分化而与帝国政府议和,这样战事就可能更加顺利一些。原先我们只是计划在经济上支持汪氏进行和平运动,现在汪氏要求我国政府支持他在南京组织中央政府,这是我们未曾想过的。” 
日本政府内部对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的设想意见很不一致,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日方终于统一意见,同意汪精卫建立新政府。1939年6月5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拟出一个《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该方针规定:1、中央政府由汪精卫、吴佩孚、临时政府、维新政权共同组成,吴佩孚主军,汪精卫主政;2、新建中央政府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与日本建立调整国交;3、中央政府必须具备一定的号召力,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4、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分治合作为原则;5、关于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在不妨碍亲日、满和反共的原则下,可允许存在。日方以《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为原则和汪精卫进行谈判,但日方的建立政府方针和汪精卫的建立政府设想相去甚远。 
6月10日,汪精卫首先与平沼首相会谈,但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第二天与陆军大臣□垣的会谈,是这次谈判的最主要重头戏。□垣先提出陆军不赞成汪精卫在南京建立政府的意见,□垣说:“难道除了南京,汪先生没有考虑设法在其它地方建立新政权吗?譬如在皇军占领区以外。”汪精卫回答说:“原来我也是这样考虑的,只是形势发生了变化,才作出还都南京的决定。”□垣又说:“南京已经有了维新政府,再由汪先生建立一个新政府,不是好办法。”汪精卫回答说:“我们不说在南京建立新政府而是说还都南京。因为国民政府原在南京,重庆被称为陪都。还都能使重庆方面产生一种冲击力和向心力,使国内一切爱好和平之国民思和之心凝聚于故都南京。南京和平政府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央政权,目前北平和南京的临时、维新两个政权应加以撤销,或自行解散,使之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垣听后反论说:“分治合作是五相会议决定的原则,临时、维新两政府经过与汪先生协商可以考虑废除名义,但不能取消其内容及已形成的事实。”汪精卫则反论说:“阁下的意思似乎与五相会议提出的内政问题交给中国方面的原则有了距离,如果只废除临时、维新两个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要我出来收拾时局实感困难。因为中央政府有名而无实,势必会发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之争。这样的中央政府实在不是我们所设想成立的独立自主政权,如果阁下要坚持,我只有退让或延期组织政府。”最后□垣作出一些让步,说只要汪精卫能够说服王克敏、梁鸿志自愿放弃政府,日方也不反对。 
日本原指望汪精卫在日军占领区之外建立政府,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日力量。至于在日军占领区之内建立傀儡政府,王克敏、梁鸿志这样的人更加可靠。平沼内阁对汪精卫的建立政府计划很不积极,所以汪精卫这次秘密访日并没有太大收获。汪精卫回国后,曾走访王克敏、梁鸿志,试图说服两人同意放弃地方政府,支持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但王、梁两人均支支吾吾,没有表示出愿意放弃地方政府的意思,这样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政府的计划又濒临死路。 
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时,吴佩孚曾表示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吴给汪去信说:“中日辅车相依,为友为敌,利害本昭然,但目前危亡抗战之中,更须化敌为友,因有史以来,从无久战不和之理。故自芦沟桥变起,身居故都,一直以启导和平为信念。”但汪精卫到北平约见吴佩孚时,吴佩孚态度很傲慢,结果会谈没有实现,不过不久吴佩孚忽然急病而死。 
1939年8月,平沼内阁倒台,原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出任首相。阿部上台后,开始积极支持汪精卫,同意取消临时、维新两个政府而由汪精卫领导成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1940年3月31日,汪精卫才正式“还都南京”,在日占区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国民政府”。 
如果说日本人扶持汪精卫在日占区成立一个傀儡政府,倒不如说这个傀儡政府是汪精卫尽力“争取”而来,而且是来之不易。日本人一方面怀疑汪精卫搞和平计划是中国人的诡计,试图以此来缓解日本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日本也怀疑汪精卫等人对日本的忠诚,尽管重庆开除了汪精卫等人党籍职务,但汪等原国民党人与重庆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仍有各种难于切断的千丝万缕联系,日本人担心汪精卫等人会在关键的时候反叛,会把日本的军事机密传递给重庆。事实上抗战期间重庆政府正是通过汪精卫政府获得了大量的军事情报。 
日本人要在日占区建立一个傀儡政府,最重要的考虑之一就是傀儡政府对日本的忠诚可靠程度。从这方面来讲,王克敏、梁鸿志等人显然比汪精卫更加可靠。日本从刚开始就没有考虑过让汪精卫在日占区成立政府,只是希望汪精卫在日军未占领区成立政府。多亏影佐侦昭等和平运动发起人尽力奔走,向日本领导层说明汪精卫的诚意,最后日方才同意汪精卫成立政府的要求。 
汪精卫本来性格清高,对金钱权力看得并不是很重,自动放弃了多次争夺权力的机会。但这次汪精卫却一反常态,竟然“别人不请我自来”,争著在日本人手下作一个傀儡政府的领导人,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难道汪精卫真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怕别人“卖国”把国家卖完,自己亲自来搞有限度的卖国?汪精卫的确说过:“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汪精卫也许因为被人们所误解而难过。蒋介石不采纳他的和谈建议,他不得不出走重庆,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政府,和日本达成和平撤军的协议,救百姓于战火之中。这本来是一个可行的计划,他本人也不会因此被人们耻为卖国求荣的汉奸。可是没想到日本人临时变卦,收回了撤军的承诺,把汪精卫推进了汉奸的行列。 
对此汪精卫是有苦难言,在当时他无法向别人解释清楚他离开中国是被日本人欺骗了。如果汪精卫隐遁欧洲,等于默认他干了卖国之事而出逃欧洲。汪精卫想干点什么事来进行挽回,因此汪精卫才迫不及待地要建立一个政府,想作一些对中国有益的事来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澄清人们对他的误解。可是汪精卫的努力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越陷越深,越洗越黑。政治仕海险处丛生,一步走错,当年最让人尊敬的革命老英雄就变成最大级的卖国贼。 
不过从客观来看,在1939、1940年时,德意日的势力正如日中天,很多人都认为德意日要夺取世界领导权,至少要平分世界。假如当时日本和德国联手首先打败苏联,逼和英美,中国的命运就很悲惨了。如果历史真的走到这条路上,没有汪精卫在敌占区成立的统一中央政府,中国就要被分裂成几个国家了。 
第三部分之六:短命的南京政府 
1939年8月,日本平沼内阁倒台,8月31日阿部信行陆军大将的新内阁成立。阿部首相在上台后的第二天发表声明,声称处理中国事变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转变了以往对中国“分而治之”的方针,表示支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迅速处理中国事变。1939年9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起草了《以建立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的最高方针》,声称:“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实质包括促成重庆实现停战,以及吸收重庆的军力和财力”。 
阿部首相的新方针使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中央政府的计划成为可能。汪精卫在策划新政府的同时,也展开了各种宣传活动。汪精卫在“我对中日关系的根本理念和前景目标”的广播讲话中,提出了中日间“结怨不如解怨”的看法,汪精卫说:“现在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把蒋介石先生等人夸口的抗日战争继续下去,但我实在看不出重庆有取得抗战胜利的军事力量,抗战的结果只能使共产党受益;另一条道路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朝化敌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国走向亡国之路,后者是中国走向复兴之路,也是亚洲走向复兴的道路。我决心选择后者的道路,也希望全国各党派和无党派的有志之士加入我们的行列。” 
1939年10月1日,汪精卫在日本的《中央公论》上发表一篇《寄语日本》的文章,试图警告那些热衷于侵略中国的军国主义分子。汪精卫在文章中说:“侵略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我们可怕的敌人。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正在排除共产主义,却不知道日本排击侵略主义。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也是一个侵略主义者,而且对中国的侵略最甚,中国人把“东亚共同体”、“东亚新秩序”看成是灭亡中国的代名词。如果日本有灭亡中国的企图的话,中国就不得不和共产主义势力联合起来反抗日本。这虽然无异于饮鸠止渴,以暴易暴,而且是暴中之暴,但也是无可奈何。” 
1939年10月,日本兴亚院起草了一个《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以此作为与汪精卫谈判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条件。所谓“兴亚院”,是日本政府于1938年7月成立的一个专门处理中国问题的部门。兴亚院提出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包括《调整原则》、《调整要项》、《调整要纲附件》,比起前首相近卫文吕去年宣布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有很大的倒退。《要纲》把中国划分为东北、内蒙、华北、华中、华南五种地带或五个层次。最深的一层是“满洲国”,第二层是“蒙疆自治政府”(1939年9月,在日本的策划下,蒙古的德王在张家口成立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要纲》对这五个层次采取不同的政策。 
对于东北,《要纲》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帝国”,使东北从中国完全独立出来;对于蒙疆地区,《要纲》要求中方同意“特别设定军事上及政治上之特殊地位”,在中国的名义主权下实行自治;对于华北地区,《要纲》要求成为“日满华高度结合地带”,日本在“高度结合地带”实行“防共驻兵”;对于华中和华南地区,《要纲》称恢复和平后,日军将从这些地区撤军,但要让日本军舰在“长江沿岸特定地点及华南特定岛屿驻屯停泊”。《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附件”中,把蒙疆地区解释为长城(包括长城)以北的地域”,把华北地区解释为长城(不包括长城)以南的河北省、山西省和山东省。 
日方的“和平运动人士”对兴亚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也感到不满。影佐帧昭说:“如果以此方案为基础与汪先生谈判,就会使人怀疑日本政府的信义。即使汪先生接受了这个条件,和平运动也不会成功”。犬养健说:“除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还有附件等八件,好比一座大山压在汪先生身上,怎么能使他开展国内的和平运动呢?又怎么能使他得到中国民众的信任呢?” 
汪精卫看了影佐送来的兴亚院《要纲》后大失所望,《要纲》的内容不仅与他向日本提出的要求相距甚远,而且大大超过了上海重光堂协议的范围,也违反了近卫第三次声明的精神。汪精卫考虑再三,还是准备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谈判。汪给影佐回信说:“尊函及日华关系调整拟订方案已收到,似与近卫声明宗旨相当差异,颇以为憾。但对此拟订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则无异议。谈判委员以周佛海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为委员。希肝胆相照,和睦相处,以审拟东亚问题。” 
1939年11月1日,以周佛海为首的汪方代表开始与日方代表举行秘密谈判。汪方要求谈判以近卫声明、上海重光堂协议和东京谈判的三个文件为基础,表示很难接受上述三个文件中所没有的东西,而日方则态度强硬,坚持《要纲》的方针。由于双方一度争执不下,只好中途休会。汪精卫听完陶希圣的谈判汇报后,流著泪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 
汪精卫当时思想也有犹豫,准备搬到上海法租界的私宅暂住,发表声明停止和平活动。影佐得知汪精卫准备打退堂鼓后,赶紧去见汪精卫,汪精卫对影佐说:“很感谢诸位对谈判的成功所作的努力。但这次日方提出的原案,和近卫声明的宗旨相差太远,我们无法让步,而你们如果让了步也无法向日本政府交待。现在我们是在讨论一个不可能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不如停止谈判,撤回建立新政府的设想。” 
影佐一边听汪精卫的谈话一边笔记,当他听到汪最后一段话时,两行眼泪竟掉落到笔记本上。影佐说:“我协助汪先生迁居,并请法租界布防。但我认为汪先生放弃新政府的计划还为时尚早。正如您所说的那样,谈判进展非常困难。这个原案表面上虽然强硬,但并不是没有交涉的余地,我们也不明白日本政府最后的打算是什么。我将立刻回东京交涉,请先生暂时留下来等候我的消息。” 
汪精卫认为影佐还是有诚意的,于是留下来等待影佐的消息。影佐回到东京后,向陆军大臣等人汇报了谈判情况,并说明了汪精卫的立场,希望日方能作出适当的让步。11月下旬,影佐从东京返回上海,可是并没有带回满足汪精卫要求的让步。12月双方的谈判再开,日方同意在协议书上附加一份《绝密谅解事项》,其中加入汪精卫的一些要求。 
日方的让步之一是把日本在华驻军分为防共和治安两类,前者驻军的区域规定为蒙疆,以及正大铁路以北的晋、冀北部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后者的治安驻军则另行协定,其余地区的日军在和平恢复后两年内撤退完毕,但并没有说明什么时候才算恢复和平。另外日方同意取消向汪精卫政府派遣中央政治顾问,改为聘请日本军事顾问。 
虽然日方的让步很有限,汪精卫最后还是决定忍辱接受日方的条件成立中央政府。与以前国民党副总裁的身分相比,现在汪精卫的身价已跌为一个被政府通缉之人,不再有太多讨价还价的资本了。1939年12月30日,周佛海代表中方在协议草案上签字,周佛海解释说:“弱国无外交,现在我们暂时失去了某些主权,一旦新政权建立后,经过和平建设,国势日盛,到那时我们再与日方交涉来废除有关的条约和协定也不是不可能。” 
1940年3月20日,新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这天是个晴朗的日子,南京市的市民在警察的引导下,各家都挂出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日本本来主张新政府使用以前北洋政府时代的五色旗,因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重庆方面的国旗一样,容易造成混淆敌我。但汪精卫坚持用国民党的这个国旗,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在国旗下增加一个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巾。南京市民们看到以前的国旗又飘扬在街头心里确有几分高兴,但看到国旗下的黄色三角巾心里又有几分酸楚。这天还发生了日本兵枪击国旗事件,因为中日开战以来前线的日本兵一直对著这个旗帜而战,很多日本兵在这个旗帜面前倒下,现在这面旗帜突然在他们面前升起,使不少日本兵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 
1940年4月26日,新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仪式。此时日本的阿部信行内阁已经倒台,1940年1月16日成立了米内光政内阁。前首相阿部信行作为特使,和日本众议院议长、贵族院议长、以及日军总参谋长等要人出席了还都仪式。仪式在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里面挤满了文武官员和前来祝贺的市民,文官身穿中式礼服,武官身穿军装,但大家的脸上都没有表现出还都的兴奋。大礼堂里人头攒动,却是一片肃静,偶尔还传来低声的叹息声甚至哭泣声。汪精卫宣读完《还都宣言》后,不禁流出了两行热泪,周佛海和影佐帧昭也落下了眼泪。 
汪精卫的中央政权建立半年后,在以前密约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次谈判,签订了公开的《华日基本条约》。1940年11月30日在南京举行《华日基本条约》签字仪式,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出席签字。汪精卫身穿礼服站在礼堂的石阶前,等待日方特使阿部信行到来时,眼泪忽然忍不住夺眶而出,沿著双颊一滴滴流下。突然他以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用力地拔拉,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的声音。这时军乐声响起,汪精卫身旁的翻译周隆庠悄声提醒汪精卫说:“先生,阿部大使来了。”汪精卫这时才恍然从梦中醒来一般,周隆庠用手帕替汪精卫拭去泪水,用梳子梳整一下汪的头发,此时汪精卫的脸上重新浮现出一丝微笑,走下台阶迎接阿部特使。 
汪精卫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大任务,就是诱招重庆政府的军政要人加入他们的“曲线救国”行列。这个诱招行动虽然没有很大的成果,但也并非一事无成。到1943年8月,投奔汪精卫的重庆政府官员有国民党中央委员20人,高级将领58人,军队50余万,这些人都是不满蒋介石的政客和被蒋介石排挤的地方杂军。但1943年8月以后,日本的败色已浓,就再也没有人投奔汪精卫政府了。 
汪精卫政府的第二大任务是建军。汪精卫深感以前没有自己军队的苦恼,决心组建一只自己的军队。只要有了军队,有了实力,他的政府才能摆脱傀儡政权的地位,日本也无法对他随心所欲地控制。汪精卫效法孙中山办军校的方法,主办起“中央军政干部训练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汪精卫亲自兼任团长,陈公博兼任教育长,周佛海兼教务长。训练团的对象是收编的投奔他们的地方杂军,训练以三个月为一期,自上而下,一直训练到排长为止。汪精卫的国民政府最多时曾有军队百余万,但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汪精卫还得不到军队的绝对效忠,1943年日本显出败色后,许多投奔汪精卫的军队又转投蒋介石。另外日本对汪精卫的建军也十分警惕,所以汪精卫的建军计划成果也不明显。 
汪精卫成立政府后比较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清乡”。所谓“清乡”就是清除国民党残军,共产党新四军在乡村中的势力,建立起汪精卫政府统治的末端机构。经过1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清乡工作。以往日军是在秋收的时候出动军队武力收缴粮食,不但引起很大的民愤,而且收缴到的粮食也不多。汪精卫政府在“清乡”地区改为政府出面征收粮食,结果日占区百姓渡过了没有日军侵犯骚扰的安稳的一年。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少人以为日本向美国宣战是丧失理智的疯狂行为,其实日本对美开战也是有国民感情为基础的。 
日本在历史上就一直处于人口非常过剩的状态,对外移民是日本解决巨大人口压力的一个好办法。由于美国是最富有吸引力的移民国家,19世纪末日本开始了移民美国的热潮,大量日本人纷纷移居美国。然而日本移民在美国却受到严重的种族歧视和迫害,当时美国的很多州规定禁止“有色人”拥有土地,许多在美国出生的日本移民的二世、三世,虽然已成为地道的美国公民,但仍然被禁止拥有土地,只能从事低贱的职业。 
当时中国移民在美国也同样受到严重的种族歧视和迫害,但中国政府向来不对自己的人民负责,对自己的同胞被外国人迫害充耳不闻。而日本政府却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日本就美国歧视迫害日本侨民的问题提出了抗议。于是美国开始制定限制日本移民的“排日移民法案”,1924年美国制定了“关于移民问题的宪法修正案”,事实上完全禁止了日本向美国的移民。 
当时美国对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完全没有人数限制,但是从1924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美国没有批准过一个日本人移民美国。这明显是对日本人、以及亚洲有色人种的歧视。当时美国的“排日移民法案”,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民愤,国内反美情绪高涨,使日本的亲美派陷入了穷地,刺激日本走上了狂热民族主义的道路。这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远因。 
造成日本对美开战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石油禁运。当时日本90%以上的石油依赖美国进口,在依赖飞机军舰坦克的现代化战争中,只要美国切断日本的石油供应,日本必然陷入不战自败的困境。据近年的一些资料显示,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在1920年代就发现了中国的大庆油田。但美国政府却不让美孚公司公布这个发现,反而让美孚公司对外宣称在中国东北没有找到石油,还装模作样地提出一个“中国贫油论”的理论,把中国的石油判了死刑。 
当时日本为了摆脱石油被别人卡脖子的窘境,也在中国东北勘探寻找石油,但凡是美国人勘探过的地方日本人就不再去勘探了,他们相信在美国人勘探过的地方真的没有石油。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美国人会骗他们,真相信了“中国贫油论”,没有继续在东北勘探石油。如果日本人发现了中国东北的大庆油田,日本也很可能不会因为美国禁运石油而去偷袭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就要改写。后来日本人知道美国人欺骗他们时,感叹输给美国人输得心服口服,美国人战略眼光的高明真是没话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提出代表中国向英美宣战,并向日本提议南京政府派兵到太平洋前线与日军共同作战。汪精卫向日本提出此项建议的目的主要是为南京政府建立一只强大军队找理由,但是日本并没有同意汪精卫的参战计划。日本人毕竟对南京政府的忠诚持有疑虑,帮南京政府建立起强大的军队后,中国人会不会把枪口掉过来对准自己? 
1942年以后日本在太平洋战线上投入了主要兵力,在中国战场上已捉襟见肘。南京政府也看出日本的窘境,逐渐采取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交还主权,扩大政府力量。1942年9月22日,汪精卫向访问南京的日本特使,前平沼骐一郎提出了强化南京政府建议,汪精卫在建议中要求日本不要继续干涉南京政府的行政和经济。1943年1月9日,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了《租界返还和废除治外法权》,将英法租界和日租界返还中国。1943年2月2日,汪精卫发出主席令,撤除国旗上“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巾,使国旗恢复了原来的模样。1943年10月30日,南京政府和日本重新签订了《华日同盟条约》,大大改善了1940年签订的《华日基本条约》中的主权丧失部分。 
虽然汪精卫利用太平洋战争大大改善了南京政府的地位,但如果日本战败,汪精卫的努力将一切付之东流。1943年以后,日本已露败迹,南京政府的官员也感到忧心忡忡,一旦日本败战,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周佛海等不少高官开始暗地里和重庆方面取得联系,为自己准备一条退路。 
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和毛泽东的中共也对汪精卫政府十分注目。俗话说:“两湖熟,天下足”,汪精卫南京政府正是占据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带,和上海这个最大的国际都市。日本战败后,南京政府投向重庆和延安的哪一方,就会大大增加该方的力量。蒋介石通过周佛海等旧部下拉拢南京政府,毛泽东也试图和汪精卫接近。1943年3月7日,中共代表冯龙在上海与周佛海秘密接触,冯龙说他是受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的直接指派,中共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毛泽东等最上层三、四人,但中共和南京政府的交涉似乎没有什么成果。 
1943年8月,汪精卫的健康开始恶化。1935年遇刺时留在背部未取出的子弹造成的隐患,使汪精卫经常感到背部、胸部及两肋的剧烈疼痛。11月21日,日本政府派内科专家黑川利雄教授到南京为汪精卫检查身体。汪精卫希望将体内的子弹取出,但黑川认为还是保持现状,不取为好。黑川走后汪精卫的病痛日益加剧,又请南京日本陆军医院院长后藤治疗。后藤认为病痛是由于子弹压迫神经所致,认为非取出弹头不可,并保证手术能够成功。汪精卫同意施行手术,12月19日后藤亲自主刀为汪取出了子弹。 
但手术后汪精卫的病情突转恶化,体温上升,下肢麻痹。1944年元旦以后,汪精卫已不能从床上坐起。1944年2月,日本政府再派黑川到南京为汪诊治,黑川认为弹头取出后汪的两腿才变得麻木,是脊椎压迫神经所致,形成“多发性骨髓肿”。“骨髓肿”是一种外伤引起的疾病,没有有效的医治方法,死亡率高达90%。黑川建议汪精卫前往日本,用其先进设备为汪治疗。3月1日,名古屋帝国大学的日本神经外科医学权威斋藤真教授奉首相东条英机之命,到南京为汪精卫会诊。斋藤会诊后同意黑川的诊断,认为汪有必要到日本进行治疗,宜早不宜迟。 
1944年3月3日,汪精卫在陈壁君及其子女的陪同下,乘专机去日本就医。临行前汪精卫召集陈公博、周佛海到病床前召开会议,并写下手书:“铭患病甚剧,发热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愈。现将公务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早日痊愈,以慰远念。兆铭。” 
汪精卫飞抵日本后,住进了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的特别病房里。汪精卫的住房除了极少数高级医务人员知道外,其他人员毫不知情。3月4日,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组织黑川利雄、斋藤真等八名教授对汪精卫进行会诊,再一次确诊为因子弹头在体内过久,诱发成为多发性骨髓肿,第四至第七胸椎骨的肿胀已由背部向前胸扩散,严重压迫脊髓神经。会诊结束后,斋藤亲自主刀对汪施行“椎弓切除”,切除左右胸背骨七片,以缓解汪精卫的疼痛。手术后,汪精卫感觉尚好,失去知觉两个月的双腿也恢复了知觉。 
但到1944年9月,汪精卫的病势又开始恶化。汪精卫问主治医生黑川教授:“请坦诚地告诉我,我的病能治好吗?如果治不好的话,我想回中国。”黑川说:“请放心,我保证一定能治好。”这当然是医生经常用来安慰病人的话。1944年10月,汪精卫的病势转危。日方得知汪精卫病危后,不少高官前来探望,病房中摆满了垂危病人不可能下咽的水果和点心等慰问品。 
11月8日,美军对名古屋进行大规模空袭,医院将汪精卫转入地下室。因地下室没有暖气设备,非常寒冷,汪精卫因此得了肺炎。次日汪精卫体温高达四十度,呼吸困难。11月10日午后,病房中传来汪夫人陈壁君的大声呼叫。黑川教授赶入病房,见汪精卫浑身颤抖,痛苦不已。黑川握住汪精卫的手查看脉搏,汪精卫吃力地说:“我要回中国 
”,这成了汪精卫最后的话。 
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20分,汪精卫停止了呼吸。汪精卫去世后的第二天,日本现任首相小矶、前首相东条英机和前首相近卫文吕等人赶到医院向汪精卫的遗体告别。特别是前首相近卫在汪精卫的遗体面前默默站立了一个多小时,汪精卫今天的下场可以说是近卫一手造成的,也许他感到有些内疚。汪精卫的遗体于11月12日由专机运回中国,小矶首相、近卫等人前往机场为汪精卫的遗体送行。 
汪精卫生前酷爱梅花,曾把南京的市花定为梅花。汪精卫在名古屋大学养病时,曾赠送名古屋大学纪念红梅树苗株,种在病房前,现在还有两株尚存。汪精卫死后葬于南京郊外的梅花山,蒋介石还都后将汪精卫的坟墓炸毁,遗体烧却。 
第三部分之七:汪精卫死后南京政府的结局 
汪精卫于1944年11月10日客死于日本名古屋,他的遗体于11月12日由专机运回中国。汪精卫死后,南京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哀典委员会,由陈公博任主任委员,周佛海、王克敏、褚民谊为副主任委员。南京政府于11月12日发出公告:“国民政府汪主席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申时,在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逝世,距生于民国纪元前二十九年五月四日已时,享寿六十有二,谨于十一月十二日恭迎遗体回国成殓,择期举行国葬,饰终典礼,由国民政府会同中央党部组织哀典委员会敬谨办理。” 
11月12日下午六时,装载汪精卫遗体的专机降落在南京光华门外机场、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等一百余名官员到机场迎候。南京政府按照汪精卫生前的遗愿,把汪的陵墓建在国父孙中山陵墓左侧的梅花山上,表示他生前是孙中山的助手,死后也要追随左右。由于汪精卫生前有过陵墓不要劳民伤财的遗嘱,加上南京政府的财政有限,所以汪精卫陵墓的规模不大。不过汪精卫的棺木外面用钢筋混凝土浇灌了厚厚的一层墓壳,倒是十分坚固。 
汪精卫死后,南京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陈公博说:“现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这台戏也该结束了。我来继承汪先生的职位,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此时日本的败局已定,南京政府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7日,陈公博在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解散南京国民政府,把中央政治会议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当晚,陈公博广播发表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历时5年4个月的短命政权宣告结束。 
陈公博解散南京政府后,向日本方面提出到日本避难的意愿。此时日本已投降,但还是安排让陈公博、林柏生、周隆庠等人于8月25日秘密飞往日本。陈到日本后,化名东山公子,隐居于京都郊外的金阁寺。但不久陈公博等人潜居日本的消息泄露,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将陈公博等人引渡回国的要求,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只得无条件答应中国的要求。日本前首相近卫文吕得知陈公博要被引渡回国,匆匆赶到金阁寺和陈公博道别,近卫说:“实在对不起。。。“,陈公博倒爽快地回答说:“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说不上谁对不起谁。” 
1945年10月3日,陈公博一行7人被引渡回中国受审。1946年4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公博。陈公博对指控他的汉奸罪表示不服,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我认为抗战应该,而和平是不得已。平心静气去想想,当日汪先生来京之时,沦陷地方至十数省,对于人民只有抢救,实无国可卖。在南京数年为保存国家人民的元气,无日不焦头烂额,忍辱挨骂,对于个人只有熬苦,更无荣可求。到了今日,我们应该念念汪先生创立民国的功勋,念念他的历史和人格”。1946年4月12日,法庭判决陈公博死刑,于1946年6月3日执行。临行前,陈公博要求向陈璧君告别。在陈璧君的囚室外,陈公博向陈璧君深深鞠了一大躬,双手捧上自己用过的一把茶壶,说:“夫人,我先随汪先生去了。牢中别无长物,一把茶壶,权做留个纪念吧!” 
陈璧君被捕后,更是表示坚决不服罪。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璧君,陈璧君在法庭上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壁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后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陈璧君接到判决书时却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陈璧君个性十分刚烈,汪精卫在日本治病时,陈璧君一直伴随汪身旁,但从来没有对日本人说过一句感谢的话,日本人对她也很发怵。1949年共产党夺取大陆后,蒋介石并没有把陈璧君移往台湾,而是把陈留给共产党。1952年,和陈璧君私交很深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去监狱探望陈璧君。1912年汪精卫和陈璧君结婚时,何香凝还曾作过陈璧君的伴娘。宋庆龄和何香凝告诉陈璧君,中央已经决定,只要陈璧君承认汪精卫有罪,写一篇悔过书就可以释放出狱。陈璧君却立即拒绝:汪精卫无罪。她宁可坐牢,也不承认汪精卫有罪。1959年6月17日,68岁的陈璧君死于监狱中。 
与陈公博相比,周佛海要随机应变得多。早在日本呈现败迹时,周佛海就暗自与重庆联系,为自己留好了退路。当年汪精卫与日本密谈基本上是周佛海一手包办,陈公博不仅没有参与,而且还表示反对。最后汪精卫组建政府时,陈公博感到汪精卫正值用人之际,出于与汪精卫的私人情谊才接受了汪精卫的邀请,到南京政府任职。如果论“卖国罪”的话,与日本签定密约的周佛海,显然要大于没有参与密约的陈公博。但最后周佛海却比陈公博罪轻一等,只判了一个无期监禁,而官职比周佛海小得多的林柏生、梅思平等人都判了死刑,可见当时的汉奸审判亦不公正。 
尽管蒋介石抗战后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但蒋介石在抗战时期也多次和日本进行过秘密和谈。除了抗战初期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外,1939年12月蒋介石密令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曾广冒充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在香港与日方举行秘密谈判。日方对此会谈十分重视,要求继续举行高级别的谈判。1940年3月7日至10日,双方在香港举行了高级别的秘密会谈,中方代表除了假“宋子良”外,还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副侍从长陆军少将张汉年。 
会议开始时,日方出示了陆军大臣的证明书,而中方陈超霖、章友三两人只出示了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明书,却没有蒋介石的证明书,说明蒋介石不愿直接承担和谈的责任。但陈超霖说蒋介石亲自过问此事,并在他离开重庆前,特别嘱咐他三件事:(一)必须取得日本撤兵的保证;(二)明确日本的条件;(三)会谈在秘密中进行。日方答应考虑蒋介石的撤军要求,但提出了几项撤军条件:(一)原则上承认伪满洲国;(二)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三)以密约规定日军在内蒙及华北若干地区驻军防共;(四)停战后与汪精卫一派合作。 
据参加会谈的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透露,这次会谈争论的中心是满洲国的承认问题、撤军问题、以及与汪精卫合作的问题。重庆方面表示:“满洲问题中国原则上同意考虑,但方式如何另详商议”;“关于撤兵问题,日本应将在华军队尽快全部撤退,不得另找借口延迟撤退(撤兵步骤另细订);“关于汪精卫问题,纯属中国内政问题。在恢复和平后,根据汪氏与国民党的历史关系,中国将适当处置,无须提为和平条件之一。”但后来重庆方面表示在承认满洲国问题上政府内部意见对立,要求会谈延期。后来重庆方面一拖再拖,谈判也就不了了之。 
1943月11月2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会议,会后发表的《开罗宣言》中声明三国将联合向日本侵略势力作最后的反攻,在战争胜利后,把中国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但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制定最后对日作战方针的最高会议时,却没有邀请蒋介石参加。1945年8月,美、英、苏三国发表敦促日本政府立即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时,竟然也没有邀请中国这个对日作战最久的国家一起敦促日本投降。这些使蒋介石感到一种屈辱感,也是弱国无外交的另一种表现。 
不过蒋介石又对美英苏三国不邀请中国参加最后对日作战方针会议表示担心:三国是不是准备出卖中国的利益对日讲和?蒋介石最怕日本与三国进行有条件投降的谈判,把保存汪精卫政府作为日本从中国撤军的条件。另外蒋介石也担心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战场和日军作战,这样中国就要成为共产党的天下了。在担心被美英出卖和担心苏联出兵的情况下,蒋介石通过地下渠道,派南京政府的考试院副院长缪斌赴日与日本秘密谈判单独讲和。缪斌表面是汪精卫的人,背后却又是蒋介石的人。1945年3月,缪斌受蒋介石的重托,化名“佐藤”来到东京,开始了“佐藤工作”。日本对这次谈判非常重视,当时的首相小矶国昭亲自领导与缪斌的谈判。 
中国方面提出的与日本单独讲和的条件是:日本从中国全面撤军,解散南京政府和取消满洲国国号,中国即可与日本单独签署和平条约。小矶首相对中国的方案很感兴趣,有意接受中国的条件。当时日本正准备进行本土决战,如果能和平体面地解决中国问题,把几十万大军撤回日本,可以有效地解决兵员不足的问题。此外和中国单独讲和还有助于瓦解同盟国阵营,在外交上也是一大胜利。但日本的军部却极力反对与中国单独讲和,小矶首相最后遗憾地说:“错过这次机会,百年以后都要后悔。” 
抗战胜利后,缪斌被作为汉奸逮捕。缪斌本以为他很快就会被无罪释放,但不久却传来了尽快执行死刑的命令。缪斌于1946年5月21日被处决,比“第一汉奸”陈公博的刑期还早。原来美军占领日本后,发现中国准备与日本单独讲和的“佐藤工作”秘密资料,麦克阿瑟大怒,要传唤缪斌到东京法庭出庭作证。蒋介石赶紧向美国否认曾经和日本进行过秘密和谈,另一方面却下令立即处死缪斌,这可以说是“杀人灭口”。缪斌作为南京政府的考试院副院长,并非政府要职,缪斌本人也没有特别重大的卖国行为,本来不应判死刑。将缪斌如此迅速地处死,也反映出蒋介石害怕得罪美国人的心虚。不过在日本福冈久留米市的有名古寺善导寺中,却有供祭缪斌的牌位;在东京中央区的稻荷神社,还有“和平神缪斌显彰碑”,把缪斌奉为“和平神”,表示不忘缪斌的“和平工作”。 
1946年1月,在重庆的蒋介石通知何应钦:在重庆政府还都南京之前,必须将汪精卫在梅花山上的坟墓处理掉。1月21日工兵用炸药炸开汪精卫的墓壳,打开棺木,见汪精卫的尸体上覆盖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礼服:黑色长马褂,胸佩大绶,头戴礼帽。由于使用过防腐剂,尸体尚未腐烂。棺内没有任何陪葬品,只发现尸体的上衣口袋里有一张3寸长的纸条,上书“魂兮归来”四个字,这是陈壁君在名古屋帝大医院汪精卫去世时写的。 
汪精卫的棺木和尸体被运往清凉山火葬场彻底焚化,梅花山的坟地由工兵铲平后建了一座小亭,四周添植许多花木,彻底改变了模样。1994年时,在汪精卫的原墓地上面修建了一座汪精卫跪像,似乎是模仿岳飞墓前的秦桧跪像供人们唾骂。但到1999年1月,汪精卫跪像突然被撤除,原因尚不明了。 
尽管人们常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实际上往往是“成者英雄败者贼”。如果客观分析一下当时的形势,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存续下来的可能性亦不算小。第一种情况是日本胜利,美国放弃远东地区;第二种情况是日本有条件投降,从中国和南洋各地撤军,但日本很可能把保留汪精卫政权作为撤军条件。如果美国没有及时发明原子弹,对日本进行本土作战必然要付出巨大伤亡,美英为了自己的利益,很可能出卖中国的利益接受日本的有条件投降。另外从反共一面来看,如果苏联参战的话,苏军的首先攻击目标肯定是在中国的日军,这样中国就不免会共产化。而汪精卫政权是反共的,美英看来保留汪精卫政权总比苏联出兵中国强。第三种是日本向美英苏无条件投降,却不向中国无条件投降,这从美英苏三国不邀请中国一起发表敦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可以看出这种可能性。如果这样日军就会给汪精卫政府留下一批武器装备后突然撤军,留下汪精卫政府自生自灭,就象美国抛下南越政府撤军一样。由于汪精卫政府掌握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和近半数的人口,蒋介石要想消灭汪精卫政权也非易事。因此从“运气”的角度来看,汪精卫南京政府的结局可以说是一种最糟的结局。 
从汪精卫的一生来看,汪精卫是个典型的“文人革命家”,善于用笔而不善于用枪。孙中山非常重视汪精卫的文才,孙中山的重要文件均由汪精卫起草,孙中山阅后总感满意,极少改动,汪精卫其实担任了孙中山秘书的角色。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孙中山任总理,黄兴任执行部部长,汪精卫任评议部部长,可见孙中山对汪的器重,也说明汪在同盟会里有相当高的声望。 
不过使汪精卫在中国名声大振的,还是他以“精卫”的笔名在同盟会主办的《民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汪精卫写的《满洲立宪与国民革命》、《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等一系列文章,都是当时广为流传的政论文佳作。1908年8月19日,孙中山在新加坡《中兴日报》上以“南洋小学生”为笔名发表文章《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文中说:“自精卫先生《民报》第六号《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一论出,言中外情势原原本本,使中国人士恍然大悟,惧外之见为之一除。。。。拜读精卫先生革命可杜瓜分之论,不禁五体投地,神圣奉之。”此文后来收入《孙中山全集》。 
但汪精卫的命运和他的老师孙中山一样,都是只有威望却无实权的领袖人物。文人革命家在夺取政权以前起著极其重要的舆论制造工作,可是一旦政权到手,他们就被掌握军队的军人政治家们排挤到一边。孙中山被袁世凯摆布,汪精卫被蒋介石摆布,都是中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牺牲品。不过汪精卫对国民党建立和发展的“功勋”是无法抹煞的。现在台湾的国民党,在召开重要会议以前必先朗读孙中山总理的遗言。然而这个遗言其实却是汪精卫所写,孙中山不过签个字而已。这也表现出汪精卫对国民党的影响仍然“阴魂不散”。 
汪精卫一生以生命为赌注进行了两次拼搏,一次是刺杀摄政王,另一次是发起和平运动,前一次赌博巨大成功,得到世人的喝采,后一次赌博却完全失败,遭到世人的唾骂。不过“人算不如天算”,在很多重大事件中,运气或天命起著重要的作用。汪精卫行刺摄政王时抱著必死的决心,根本没有想到生还。清政府对行刺满人王公的刺客一直都没有不处死的先例,只是到了汪精卫时才破例免死。如果当时清政府成全汪精卫必死的决心处死汪精卫,中国就会少一个大汉奸而多一个大英雄,现在我们的中小学生们将代代朗读汪烈士“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言壮语。 
如果汪精卫在1935年遇刺时被打死,也会成为中国可歌可泣的光荣老革命家,而汪精卫却只伤不死。如果1939年重庆特务不是错杀曾仲鸣而是打死汪精卫,人们也只是叹惜汪精卫一时糊涂,不会使汪精卫背上史上最大级汉奸的恶名。但命运之神好象是在故意捉弄人,汪精卫最后对自己的人生也是不满意的,在他60岁还历时曾经写下一首《朝中措》的述怀词: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栏杆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汪精卫在词前还写了这样一段话:“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元好问这样的亡国诗人之作引起汪精卫的共鸣,可见汪精卫的内心亦是郁郁颓丧。 
不少人把汪精卫投靠日本人解释为与蒋介石争权,但从汪精卫的历史来看,汪精卫并不是特别醉心于权力的人。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时,以汪精卫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他至少可以当一个部长以上的官员,胡汉民就作了广东都督。当时汪精卫才30岁,这样的高官对于一个30岁的青年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汪精卫却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放弃作官到法国留学。辛亥革命后象汪精卫这样具有功劳威望之人却没有作官的,只有汪精卫一人。后来汪精卫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时,在完全可以不辞职的情况下主动自责辞职,也反映出汪精卫对权力看得不是很重。所以简单地把汪精卫离开重庆搞和平运动看成是争权夺利,其实是把历史人物脸谱化了。 
汪精卫个人的悲剧,其实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试想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又怎么会遭到外国的侵略?又怎么会有汉奸?一个国家历史上的汉奸越多,就说明这个国家越弱。对于一个遭到强敌侵略的弱国,总要有人挑起“汉奸的担子”,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应该公式化地把“汉奸”理解为一群整天想著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而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汉奸”们的悲剧。 
  
附:汪精卫叛国“艳电”  
1938年12月29日  
汪精卫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7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 和平。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 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 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 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 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 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 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 国家之建设。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 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 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 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 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 同利益也。谨引提议,伏祈采纳!汪兆铭,艳。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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