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没死,只是潜伏了下来

风清扬斈 2周前 (08-12) 网络资料 101 0

博主注: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应该知道,那个年代不堪回首,是用生命、鲜血和不尽的泪水回忆的,历史照亮未来,如何不让文革悲剧重演,才是今天我们需要认识和思考的问题。诚然,西方敌对势力,资本主义体系,西方文明依然存在敌意,一直想颠覆中国现有的价值观,甚至不惜一切打压中国发展,一些所谓的民运认识蠢蠢欲动,试图搞颜色革命,以期望获取某些个人利益,这是需要警惕的。但从中国自身而言,不断进步和实现民主,是底层民众应该拥有的权利。不能妄议中央,但是我们仅仅,也仅仅是希望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注:本文不代表博主观点,仅为转载。


文革没死,只是潜伏了下来。
    有类把戏史不绝书,那便是文字狱。徐一夔赞美朱元璋“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被朱认为是“光头之下,天生僧人,为世作贼”,徐被杀;周冕赞美朱“寿域千秋”,被认为是骂其“兽.欲.千秋”,周也被杀;吴宪奏章中有“天下有道”四字,被认为“天下有盗”在讽刺自己以前做过盗贼,吴仍被杀。
    1959年,王洛宾创作歌曲《萨拉姆毛主席》,因谐音为“杀了毛主席”,被定为反革命罪,获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20年。“萨拉姆”为阿拉伯语,为“安萨拉姆,阿莱空木”的减缩,译成汉语即“愿真主的安宁在您身上”,为维吾尔人见面时的称呼。
    此类把戏在后来的“文革”中演绎到了极致,早已超出了文字狱的范畴,操纵者由庙堂,扩散到了民间,受害者由士人,下放到了百姓。
    “文革”时,有人将“茅房”写出了“毛房”,因此获罪。在银川有饮食名店“老毛手抓”,若在那个时代,吓死他也不敢悬挂,纵使你也姓毛。与毕星星先生扯起此话题,他给我讲到了段子,说大队召开学毛著会议,一人问另一人,“谁的语录本?”那人随脱口道“我儿子的”,因此获罪。
    封佩玲《文革记忆:浩劫之后,谁为我“平反”?》载:“有一次小组会发言,我把《人民日报》社论中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念成刘少奇革命路线,出现了口误,这一下,小组会立即炸了窝,我还未反应过来,就有人把我从座位上揪起来,低头、认罪。第二天,又开了专门的批斗会,要我交代颂扬刘少奇,公开唱反调的罪行,交代反动思想的根源,说我骨子里反毛、反党、反人民。其实,就是口误,念错了,哪有什么反动思想,更找不出反党的思想根源,只好认罪,任你批,任你斗,大会、小会,批个没完。”
    那时,毛作于1961年9月9日的《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人人能诵,有人在书写时,却将“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中的“仍”,写成了“忍”,一字之差,意思大变,于是被查处。粉碎“四人帮”后,此人要将自己树立为抗争江青的英雄,一时传为笑谈。
    哈尔滨电表仪器厂技术员巫炳源、王永增因1968年1月1日散发油印小报《向北方》,被指“一心向往北方苏修”“恶毒攻击毛主席”,定罪为“反革命集团主犯”,4月5日宣判死刑。
    新疆焉耆县回族文盲妇女马玉芳,家境贫寒。一天来例假,用不起卫生纸,为擦经血,顺手扯了一张旧报纸擦拭,并随手扔到了床底下。后被发现,指控其污染了报纸上的毛像,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处以极刑。1966年9月晚,19岁的某文工团舞蹈演员孟爽,演出归来摸黑开台灯时不小心碰碎毛泽东石膏像,在偷埋碎片时被人发现。文工团设专案组对其暴力审讯42天,吊打、大头钉扎脚、烟头烫腿肚、挨饿、强奸、灌屎尿致其昏死,熬刑不过,以垫床砖自砸脑袋而亡。
    陈独秀的三女儿陈祯庆到商店买毛主席像章,说了句“钱一个,太贵了”,便成了“反革命”。
    揪斗人时,被斗者不许申辩,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呼毛主席万岁来喊冤。某人斗人积极,每当被斗者辩解时,他即愤怒呵斥:“不许放狗屁!”一次,被斗者无奈之下只得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位积极分子仍习惯.性.地怒骂:“不许放狗屁!”革命群众立即对他拳打脚踢,勒令其站在被批斗者的位置上接受批斗。
    一位小学老师,写得一手好钢笔字,无事时习惯在废纸上写写练练。一次,在纸上写了口号“打到刘少奇”,另一行则写了“毛主席”三字,后面的“万岁”尚未写,即被叫了出去。写者无意,观者有心,此时处处有警觉者,某来人随便一看,横着打倒刘,竖看即打倒毛,这不是“反标”吗?那可是天塌下来的大事,遂上报,写者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当场逮捕。1987年左右,我所在单位的男厕所里出现了“打倒邓某某”的“反标”,党委书记“文革”时是“支左”干部,此时阶级斗争的弦又绷,但方式方法也与时俱进了,其没有大张旗鼓,轰轰烈烈,而是不露声色地将单位里的怀疑对象一一招来,抄写一段文字,试图对照笔迹,秘而不宣自行破案。怀疑对象中自然少不了我,事后知详情,一阵恶心。此事不了了之,党委书记退休不久即癌症死。
    党委书记虽癌死,但那时我已意识到“文革”还没完。后来听了陈丹青的表述,深以为然:“所谓‘文革’,就是恶的大规模释放。不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施暴(譬如纳粹时期),而是人们在彼此施暴,人人参与。最后,完全分不清你我。‘文革’没有胜败,十年期间,全国上下一塌糊涂。关于‘文革’,迄今没有全景式的、有穿透力的说法,历史不算账,就可能会重演。”处事无难了事难,其原因在于“文革”的土壤还在,种子还在,一旦雨润,便会疯长。山峦多变态,不及世人心,人.性.中蛰伏的恶成分,最易在专制的社会环境里打开潘多拉瓶盖。章怡和于2012年3月19日访台举行读者见面会时曾警觉道:“不可低估中国农民的愚昧、官僚的贪婪和知识分子的堕落!”周孝正的“三个不可低估”言论与之似:“千万不可低估官员的腐败程度,千万不可低估人民的愚昧程度,千万不可低估学者的堕落程度。”谁是这号人,就在你我身边,他或许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或许知书达礼,满腹经纶,一旦风雷动,便会旌旗奋。沈从文1966年7月曾记述道,“揭发我最多的是范曾,到我家前后不会过十次,有几回还是和他爱人同来的。过去老话说,十大罪状已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若果主要目的,是使我在群众中威风扫地,可以说是完全作到了。”
    此类故事,今天看似荒唐,当时却堂而皇之地正经。父子反目,夫妻告密,以邻为壑,人人自危,人人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文革”结束,不管原因如何,给你平反,你就要感谢;冤假错案,不管何人制造,只要纠正,就是伟大;贫穷潦倒,收入低下,不要何人造成,只要政府关怀,去看望你,去送衣服粮食,就是正确。对此,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分析道:“人们彼此相似,却对彼此的命运互不关心,这是独夫政体的必然后果。”无论“文革”完否,应记住历史学家史景迁的这句话:“‘文革’确实是一场灾难。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经历过文化劫难,但中国在破坏历史资料方面尤为严重。这是一场巨大的悲剧,很多人因为他人而死——中国人与中国人斗争、致死。”
    “文革”是否还可能重演?土壤在,种子在,若遇适当湿度、合宜温度,即可发芽。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里有句意味深长的分析:“‘文革’不会重演只是因为没人肯当导演,但中国不缺乏‘文革’演员。因为‘文革’时所有人都上了舞台。如果都是受害者,哪来那么大的悲剧?”“文革”没有完,只是潜伏了下来。(转帖)

今年将迎来“文革”五十周年,历史不断闪回。从几年前的重庆“红歌会”到今年的央视春晚,“文革”式重口味持续袭来。

权力指鹿为马的傲慢与偏见,激起公众强烈反弹,吐槽中有网民预测:这种强势造神秀只是热身,稍后必有重拳出手,应对历史和现实的问责。

元宵节还没过,一场快闪式媒体巡礼之后,在号称与北京文艺座谈会规格比肩的官媒大会上,党姓四十八字舆论导向组合拳正式登台设擂。

我在很多年前曾提出一个观点:毛泽东和中共既是一党专政体制的受益者,同时也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债务,成为其自身长期历史行为的受害者。他们创立了一个斯大林主义的“互害”体制,而“文革”就是这一体制的现世报。其历史遗产包括:平均的贫穷、人为的仇恨、人口的爆炸和文化的毁灭。

这个根据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建立起来的体制,没有永久的朋友,且永远在寻找和制造敌人。1949年打败了政治对手国民党,通过土改消灭了地主,就开始整肃盟友和自己人。整完了民族资产阶级再整民主党派,消灭了党外民主,党内民主也保不住。

残酷历史

实现一党专政的后果,是执政党须直接面对全民,所有的社会矛盾都聚焦到党内,导致内斗连绵不绝。整掉了彭黄张周,“大跃进”折腾成大饥荒。七千人大会后,党内高层矛盾日益尖锐,最终酿成一场历时十年的空前浩劫——“文化大革命”。

Image caption毛泽东一辈子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自称“其乐无穷”

毛泽东一辈子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自称“其乐无穷”。文革期间他还有句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完全是独夫口吻。为了干掉“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他不惜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投入绞肉机。

人们你斗我,我斗你,斗过他人,又被他人斗。抄家、批斗、文斗、武斗,夫妻、子女、父母、亲友相互告密揭发,图书、古籍、文物、古迹惨遭毁灭……正所谓“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文明古国成了一座丧失理智的大疯人院,北京、湖南、广西等地都出现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不仅普通百姓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很多“红二代”(包括当今中共总书记)的父辈们也未能幸免。

据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披露:“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董宝训、丁龙嘉:《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第1页;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第9页)

痛定思痛,1981年起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时,参与起草文件的亲历者们群情激愤。主持起草者是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一向被称为“左王”),也十分愤怒地控诉:“在全国范围停止了宪法和法律的作用,从国家主席到所有公民的人身自由没有了,抄家、抓人、打人、斗争。

这件事一定要讲,宪法和法律废除了,这是大事变,是不能容许的,一定要大书特书!侵犯了公民的权利,侵犯了党员的权利,党员停止组织生活,在群众中公开宣传多数服从少数。所有这些事情,说明‘文化大革命’是怎样荒谬绝伦,怎样叫人没法在这个社会中生活了。”(胡乔木:《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0页。)

但这种清算“文革”的诉求,很快被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政治谋略所稀释。邓提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出于执政党利益的考虑,《决议》虽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对毛泽东作出了三七开的评价,小心翼翼地将毛的罪错从毛泽东思想中剥离出去,保住了他作为中共开国领袖的脸面。但“毛泽东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立论,至今在逻辑上无从自洽。

反思“文革”

伦敦中国”文化大革命“图片展

在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尽管存在着阻力,对“文革”及其成因的反思和研究,尚能以一种不太高调的形式踏实行进。出版了与国史、中共党史和文革史有关的一批著作,例如“历史在这里沉思”、“1949-1989年的中国”、“40年国史反思”等系列丛书、《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庐山会议实录》、《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等专著和大事记,以及《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译著,1989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后,随着文化专制主义的卷土重来,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以及相关文艺作品,逐渐成为禁区。巴金先生生前呼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至今无从实现。

在官修历史教科书中,“文革”的历史被淡化处理。初中教材涉及“文革”的内容仅为一章节,沿袭传统史学的“奸臣模式”,将文革定性为林彪、江青等一小撮野心家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刻意回避对始作俑者的历史问责。叙事笼统,缺乏细节,“红卫兵”、“知青上山下乡”等重要的关键词皆一笔带过,既没有量化的数据,更不敢触及十年浩劫的深层原因。青少年无法从教科书中获取对这场历史浩劫的准确认知。

毛泽东曾经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左)

“政府和人民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黑格尔语)。一党专政下的权力私相授受,当然跳不出中国历史的治乱周期率。当局坚持自身利益最大化、拒绝反思“文革”的恶果,不仅使经济起飞后的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同时令绞肉机式的“互害体制”得以延续,至今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建政以来成系列的“宫斗剧”,至少已播出了三季。

第一季,“文革”:以毛泽东借助林彪废黜刘少奇的宫廷政变始,历经扑朔迷离的副统帅林彪坠机事件,以华国锋联手叶剑英逮捕毛氏遗孀及其盟友的宫廷政变终。

第二季,“改革”:华国锋被迫下台,“老人干政”导致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被废黜,“垂廉听政”令弱主胡锦涛十年难有作为。

王立军(左)出逃到薄熙来(中)垮台入狱

第三季,“打虎”:自2012年王立军出逃到薄熙来垮台入狱,历经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一众高官落马被囚,“宫斗剧”仍在继续……。

权力传棒到“红二代”手中,体制内对“文革”的态度,变得越发波诡云谲。作为这段历史的当事人,此群体中的很多人曾是当年的“老红卫兵”,运动初期扮演过加害者的角色,其本人或家庭后来又成为受害者,“文革”结束后再度成为体制的受益者。多数人对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怀有血缘情感,视毛泽东为团体的教父,尽管亲生父母和自身备受教父的苦整,可团体终究是团体,教父依然是教父。

这种角色的转换和利益的考量,使相当一部分人对第一个角色讳莫如深,拒绝反思和道歉。另一部分人主张深刻反思,以道歉求和解,避免社会的彻底撕裂。这种成本最低的“维稳”,至今未被众多同侪所理解。

文明与理性

“文化大革命”这场反人类反文明的历史倒退,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其所造成的文化、道德断裂,不仅令全社会咀嚼苦果,且历经几代人都难以修复。当下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是高官还是富豪,是“红二代”还是平头百姓,凡是从那场浩劫中幸存下来的亲历者,只要心智正常,绝不会希望“文革”重来。

曾国藩曰:“大抵乱世之所以弥乱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近年御用的官媒写手们,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号下,明目张胆地涂抹掩盖历史罪恶,竟然成了一件理直气壮的事。 面对这类混淆黑白的妄人,史家尤须继承史德,秉笔直书,清算文革,坚持问责。

在国门紧锁、信息封闭的毛时代,造神运动容易成功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历史的修纂已不再是官府的专利,越来越多的民间亲历者,正以拼图式的勤奋书写,还原历史的真相;而一切伪史在信息互联的时代都变得不堪一击,随时可能被戳穿。

在国门紧锁、信息封闭的毛时代,造神运动容易成功。而在国门开放、信息多元的大数据时代,造神运动注定成为历史的笑柄。尽管毛泽东的幽灵徘徊未去,所谓“文革”重来仍像是一场皇帝新衣般的闹剧,在保持警惕的同时,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当时的著名御用文人、后来的“四人帮”成员之一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被中国当局称为“十年动乱”、“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在内的整体破坏性影响广泛而深刻,这种负面影响至今仍在继续。

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在发动文革之初鼓励全民“造反”,政治上立竿见影出现动乱,全国各地武斗杀人普遍发生;因为革命代替生产,经济上走到崩溃的边缘;教师被斗致死,所有高校关门,教育系统受到毁灭性冲击……

十年文革导致的包括打死、逼死、自杀在内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的统计数字,综合一些专业学者的研究结果,从两百万到两千万不等。

但是这样一场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空前浩劫,也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动乱,自1976年10月结束后,至今不足40年,但在发生地中国大陆,多年来却一直是个半禁忌的话题。虽然政府阶段性地开放关于文革的讨论,但宣传部门下令各出版社不准出版文革题材,整个大陆至今没有一家正式的文革博物馆。

令人奇怪的禁忌

朱学勤教授说,虽然中共中央在1980年代做出过一个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但这个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政治决议,并不具有纵深的历史含量。

朱学勤教授说,决议仅仅在政治上否定了文革和文革集团,用党的决议的方式肯定了打倒“四人帮”后的权力变动,但在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以及文革对中国民族、社会和老百姓造成了多大的祸害都几乎没有涉及,并且在做出这一决议后立即封存了文革。

著名社会学家、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博士在接受BBC中文网记者的采访时也指出,中国政府对于文革的研究和讨论之所以有时严有时宽,这与当局在特定阶段的政策和宣传有关,这种做法是30多年来一以贯之的,人们今年甚至不能预料明年哪些文革的话题可以被允许讨论。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无论当年的邓小平还是后来的江泽民、胡锦涛和现在的习近平,这些中国最高领导人都不是文革的受益者,相反,其中几位的家庭和他们自己都曾在文革中受过惨重迫害,那么为什么他们在当政之后会把文革当作半禁忌的话题呢?

丁学良教授认为,中国国内对文革作出最深切反省的时期是在邓小平复出后的80年代的短暂时期。当时从上到下的文革受害者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都是迄今为止最尖锐最深刻的。

但是在1989年六四民运之后,中国政府改变了此前较为宽容的态度,收紧了对群体事件的控制,原因是当政者们即便痛恨文革,但更惧怕老百姓和学生用文革的方式来对待他们,文革的方式就是群众上街、写大字报、造反。

丁学良教授对BBC中文网表示,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在近40年之后,出版社仍然不能出版文革题材,官方也仍然不能成立文革博物馆的主要原因。

深入骨髓的影响

与此同时,一些批评人士说,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后,许多方面和毛泽东时期的做法相似,比如在个人权力和个人崇拜方面。而他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不能以改革开放前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30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被认为是捍卫毛时代和文革精神。

一些批评人士指责习近平在搞“没有薄熙来的重庆模式”。目前在香港的著名维权律师滕彪说,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僵尸话语和血腥语言现在被重新启用。习近平在关于公安方面、文艺方面等的讲话之后,外界一些批评人士甚至把中国目前的局势称为是“习近平的文革”。

那么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是不是像一些批评者所称的仍然是一场没有结束的革命呢?这种耸人听闻的说法究竟有没有根据?

丁学良教授认为,包括习近平和李克强在内的这一代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出生的中国大陆人,文化大革命对他们的影响深入骨髓,融入血液,并不是他们自己希望重复文革,即使他们理智地痛恨文革,但是在潜意识和不知不觉中,却习惯性的使用了文革的语言、动作和逻辑。

丁学良教授举例说,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家是文革的头号受害者,但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过去5、6年中讲的话,和当年的红卫兵语言非常相似;中共老一代领导人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也是如此,他家和他自己在文革中都饱受折磨,但在下台前多年,薄熙来一直在推崇红色中国。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无论薄熙来还是批判薄熙来的人们,他们的措辞和逻辑都能让人立即联想起文革,因此可以做出结论,文革的影响在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身上深入血液,而那些没有亲历文革的年轻人,他们对于文革的了解则很可能被误导。

在一个文革影响如此深重的国家,如果没有对于文革事件的真实深入的研究和反思,不能让公众和后代正确评价文革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等所有方面带来的几乎是毁灭性的影响,不能唤起中国人恐惧文革的集体记忆,那么文革重来只会是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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