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公私合营来了

风清扬斈 2个月前 (08-10) 网络资料 588 0

 

针对当前有些自媒体将“央企+互联网”说成要把阿里和腾讯变成“公私合营”的说法,国资委官方微博昨日回应称,“央企+互联网”,是国企混改模式之一,是市场主体的合作共赢,不是所谓的“公私合营”。

8月1日,国资委网站发布消息称,7月31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会见了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

就在6月16日,郝鹏在国资委会见了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一行。这些都发生在5月郝鹏被任命为国务院国资委主任之后。

会见时,着眼于培育壮大新动能、推动新发展,郝鹏均表达了国资委对中央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加强合作、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创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持。两家企业负责人也分别汇报了与中央企业的合作进展,并阐述了对中央企业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意见建议。

国资委如此密集会见互联网企业,市场猜想“央企+互联网”混改模式将进一步加速。同时,也出现了某些自媒体将“央企+互联网”说成了要把阿里和腾讯变成“公私合营”的说法。

对此,国资委官方微博——“国资小新”昨日表示:“近期国资委和互联网企业亲密接触,鼓励支持中央企业与互联网企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创新。社会各界比较看好这种以改革培育新动能、以合作推动新发展的互利共赢之举。但是,这种正常的合作和混改,却被人歪曲为‘公私合营’,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你以为偷换概念就能混水摸鱼、玩‘标题党’就能吸引眼球了?!这种说法不仅错,而且蠢,太低估我们广大网友的认知水平了,小新更不接受。骗点击的‘标题党’们,大周末的不能稍微歇歇吗?!”

自2016年重点领域央企混改试点启动以来,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七大领域”企业皆迈出实质性步伐。数据显示,整体来看,目前中央企业混改的占比约70%,其中商业一类占比达到73.6%,中央企业到四级及以下企业混改比例超过90%,绝大部分都进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央企+互联网”是央企混改一个明显的趋势,这对央企和互联网企业是互利共赢的。借助互联网企业的技术优势和创新能力,央企能够加快实现从“工业革命”到“信息化革命”的产业升级。互联网公司则可以撬动庞大的央企资本,进入新的产业领域,更好地发挥其技术和创新能力。

第四批160家混改试点企业正加速推进。其中,中央企业系统107家,地方企业53家。(记者 江聃)

来源:新华网

 

中国国资委主任郝鹏,上周召见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称国资委鼓励支持中央企业与腾讯公司等互联网企业加强务实合作。就在一个月前,郝鹏还会见了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也谈及国企与互联网公司加强合作的混改模式。被中国内地媒体解读为公私合营。此举激起千重浪。国资委本周日(8月4日)急忙澄清是“正常的合作和混改”。

主管中国国有企业资产的中国国资委网站上周四(8月1日)发布消息称,7月31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会见了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郝鹏在会见中强调,国资委鼓励支持中央企业与腾讯公司等互联网企业加强务实合作,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郝鹏特別提到,腾讯参与的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并希望双方“继续加强合作,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实现互利共赢”。

2019年7月31日,郝鹏再度会见网企大佬马化腾,被指再度施压网企深度介入混改。(图源:国资委官网)

2019年7月31日,郝鹏再度会见网企大佬马化腾,被指再度施压网企深度介入混改。(图源:国资委官网)
  •  而在一个月前,国资委主任郝鹏会见了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也谈及央企与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合作与混改。有评论认为,郝鹏出任国资委主任三个月,郝鹏会见互联网“二马”,其意图非常清楚,就是要求上述两家互联网巨头与官方合作,形成“央企+互联网”的经营模式。这一动作被中国内地多家媒体解读为官方要求马云和马化腾带头实现公私合营。

国资委主任郝鹏会见了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图源:国资委官网)

国资委主任郝鹏会见了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图源:国资委官网)

学者: 公私合营是大倒退缩影

江西大学经济学者陆炳乾认为,官方希望通过上述方式扩大垄断,以获取更大的财富:“我也看到了有关的信息和报道,这一所谓央企混改模式,我的理解应该类似于早年,建国初期的所谓公私合营。这样的信息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这个和这一段时间以来,整个中国时局的倒退,类似于回归的计划经济时代,是相一致的。反映中国社会大倒退的一个缩影。”

上述消息在互联网引发热议。浙江一网民留言道,再次恭喜马云、马化腾,期待他们旗下的所有平台与产品被列入新的某国制裁名单。所谓公私合营就是回到1953年时期,强制富商出钱买国企股份,这岂不是明抢。还有人留言称,养大了民企就像养肥的猪,就要下口。然后又重演“改革开放”,民企从零开始,外商再等着去中国投资的春天。

资料图片:2018年12月18日,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大会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右),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路透社)

国资委更称,这种说法是偷换概念,不仅错误而且愚蠢,不过是一些自媒体在玩“标题党”吸引眼球。1956年初,中国各省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风潮,资本主义工商业被“公私合营”后,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一年后,公私合营企业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资本家则丧失了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最后在文革中被“打倒批臭”。

 

1990年,中国决定开发上海浦东。这里如今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

2018年中秋节刚过,中国人社部高官的一席话,给已经热议中的国进民退担忧,又增加了新的恐慌。

这段讲话,实际上发生在中秋之前: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全国会议上说:民营企业要坚持职工主体地位,以职工为本,让职工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共同参与企业管理,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这番话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其中最抓眼球的重点是:民营企业要以职工为本、职工共同参与企业管理。

这难道是新一轮"国进民退"的最新官方信号?

实际上,邱小平所讲并没有什么新意,而且媒体在报道时普遍忘记提的是,他作为人社部副部长,还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尽管中国国企中的工会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但作为社保和工会负责人,为民营企业的职工谋利益,讲几句冠冕堂皇又政治正确的话,显得非常合情合理天经地义。

然而,让外界心惊的恰恰是他的官员身份,因为前不久,一篇“私营企业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应该退场”的网络文章,曾经激起千层浪。尽管中国官媒高调表态“以正视听”,连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在天津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强调,要“落实和完善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措施,消除民营企业投资的各种隐形障碍”。然而让民营企业家忘记过去的历史并不容易。

南巡效应

深圳深南大道旁的巨幅邓小平画像

图片版权XINHUA
Image caption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讲话: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

 

今年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年。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在这40年间创造了世界奇迹,不仅超过了英、法、德、日,赶上美国也指日可待,成果有目共睹。

在这40年间,中国的民营经济从无到有,如今其份量之重,早就有"半壁江山"之说。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今年5月曾经为民营企业提供过这样一组数字:

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全民所有制经济占51.4%,集体所有制经济占35%,个体、私营经济(包括合资、外资)不到14%。

2017年,中国的个体、民营经济对税收贡献了50%以上,对城乡就业的贡献率达80%。实际上,早在2011年,中国官方统计的数据就显示,民营经济总量占GDP比重已经超过一半。

邓小平南巡,对中国的民营企业的确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1988年,物价上涨导致抢购风潮,中国民间"反官倒、反腐败"的呼声成为1989年六四民运的主要起因。六四之后中国经济所处的困境、在国际间的孤立,以及对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潮的打压,也体现在经济领域对个体和民营经济的防范和限制。

1990年2月,党报《人民日报》刊登时任中宣部长王忍之的文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为“姓资姓社”争辩的开端。文章提出了极为敏感的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

在政治矛头对准中国民营经济的氛围下,国家政策向国企倾斜,政府收回了很多原本向民营企业开放的领域,民营经济遭遇严重打压,很多民营企业因此破产。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有介绍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的文章。文章写道,1989年之后,社会上对个体、私营经济批评的言辞十分激烈。

“在这些‘左’的舆论和高压之下,包括温州在内的全国个体、私营企业主们人心惶惶,有的忙着转移财产,有的关门停业,有的卷款逃难。”

而董辅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对1989年的个体、民营企业状况有详细的记载:全国个体户减少到1234万户,从业人员减少到1943万人,分别比1988年下降15%和15.7%。私营企业则减少了50%。

私营企业骤减的局面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才有所改善。2004年,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还被写入中国宪法,然而民营企业一直以来所受的歧视从来没有消除。

公私合营

毛泽东

图片版权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3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

 

如果说20多年前邓小平在如何看待私营经济问题上“拨乱反正”,那么发生在1950-1956年间的“公私合营”则是对私有财产发动的翻天覆地的革命。

从1953年起,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带来的根本变化是:企业由资本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资方开始丧失企业经营管理权。

1954年以后,私营工商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遇到了严重的困难,部分私营工厂停工、停薪、停伙、甚至关门,部分私营商店停业。这些困难迫使私营工商业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政府的安排。接受公私合营的工商企业越来越多。

由于银行、铁路、钢铁、矿山、电力、对外贸易等关键性经济部门,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再加上同一时期开始实施粮食统购统销,私营工商企业的经营更加困难。到1955年,私营企业已经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条件,离开政府的安排,就难以生存。

1956年2月3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资改工作座谈会上这样总结道:“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资本家的全部财产拿过来,约计全省私营工商业的资金有1亿9000多万,现在被我们拿过来了,国家发了一笔洋财。1亿9000多万元相当于19多亿斤大米。广东年产大米是18亿斤,即几天时间被我们共了一大笔财产。”

民企离场

浙江一家生产自行车的民营企业

图片版权XINHUA
Image caption中国民营企业有“五六七八九”的说法,即民营企业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

 

有评论认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一篇论述私企该离场的网文之所以如此让人心惊,应该与历史上民企被打压和被革命遭遇留下的沉重阴影有关。

长期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家自嘲是“共和国的养子”,而国有企业才是“亲生儿子”。因此,有学者提出不应该区别对待国企、民企和外企,只要是在中国注册的企业,都应该一视同仁享受平等的待遇。

对此,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的承诺: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内外资企业打造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媒体近期却报道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中国国家资本入股民营上市企业。

有报道称今年以来,包括国资委、地方国资委、中央事业单位在内的“国资系”正在参与或已经完成了20多家A股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交易。“在国资作为受让方的股权转让中,近六成转让方式为无偿转让或行政划拨。”

如此现象也引起海外媒体的关注。英国《金融时报》认为" 中国国有集团吞下困境中的民营公司"(China State groups gobble up struggling private companies)。

中国媒体对此现象的解释是:有民营企业经营困难,求"卖身"。但是一个普遍认同的局面是:当中国整体经济形势出现变化时,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

民企困境以及由此而来的各方舆论应该是正在处理中美贸易大战的中国政府不希望看到的局面。中国国务院属下的《经济时报》27日刊发社评,批评“第二次公私合营”的说法是标题党,是别有用心。

不过,社评同时承认: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确实面临种种压力。“有些受形势变化所累,有些受营商环境所困,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民营企业家蒙受冤假错案”。

受政策歧视、融资困难、经营不利甚至不白之冤困扰的民营企业家们,很多已经选择移民海外。有的在成功获得外国身份后,将子女留在海外自己继续回国打拼。

即便中国政府打造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民营企业有了蓬勃发展的外在条件,然而一个非常现实的内在问题今后恐怕仍然会带来相当的困扰。

那些拿了外国身份的民企二代们,该如何继承父辈在国内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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