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汪精卫下

风清扬斈 16年前 (2005-12-13) 历史札记 4003 0
第三部分:《和平运动曲线救国》
第三部分之一:从主战派到主和派的转变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胜利后,独裁的倾向越发明显化,以前支持他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人也转而加入了反蒋的战线。1931年2月蒋介石将胡汉民软禁,在国民党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又引发了另一次反蒋高潮。1931年5月,改组派、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林森和孙科派、以及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在香港的汪精卫应邀出任广州“非常会议”政府的领袖。1931年9月初,广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9月18日在东北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1927年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时,发生了武力强行收回英国租借和打杀外国人的南京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于1927年6月27日到7月7日,召开了“东方会议”,讨论对中国的对策。所谓“东方会议”,就是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这里“东方”就是指中国。虽然中国在地理上位于日本的西方,但日本却把中国称为东方,而自己称为西方,这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其实与当时日本人的脱亚入欧思想有关。当时日本人说:“日本在地理上属于东方,但在政治上属于西方;日本人外表上看是属于东方人,而在内心的精神上却是属于西方人”。所以日本政府把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称为“东方会议”。
在东方会议上,执政党政友会的强硬派代表森格和关东军的强硬派,提出了满蒙分离,武力解决满洲的主权问题。但田中义一首相和外交部强烈反对,认为这样明显地违反了九国条约,对中国进行露骨的侵略,势必在国际上引来巨大的麻烦(九国条约是1922年日本和英美法列强与中国签订的条约。条约规定九国共同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但也要求中国承认和保证现有的外国租界及特权)。在会上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万一中国的内战波及到满洲,危及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时,日本将采取“自卫的措施”。
现在有一种说法:在召开“东方会议”时田中首相曾向日本天皇上奏说:“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这就是所谓的“田中奏折”。但现在已经证明,这份田中奏折是伪造的,二战后盟军收缴了日本的全部档案,既没有发现田中奏折,也没有发现与田中奏折有关的资料。现在有证据显示苏联的情报机关伪造了田中奏折,欲挑起中日战争,因为苏联最愿意看到中国和日本这两个邻国相互火并。尽管日本的军政界高层在“东方会议”上商讨过满蒙分离问题,但并没有制定一个征服满蒙的计划,也没有制定征服中国的计划。
东方会议以后,一些日本少壮派军人不满日本政府的优柔寡断政策,希望挑起事端,找借口武力解决满蒙问题。1928年张作霖战败后,以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为主谋,策划了铁路爆炸事件,炸死了当时的东北军阀张作霖。河本大作本想张作霖一死会引起东北的内乱,关东军可以用东北内乱为借口出兵满洲。但张作霖死后长子张学良平安接班,关东军并没有找到出兵的借口。后来日本军部以河本大作违纪私自挑发事端为由,将河本解除了军职。
不过河本大作却说:他很爱中国,也很爱中国人。他所痛恨的是中国那些欺压民众的军阀土匪,他只与中国的军阀土匪为敌,从来不与中国人民为敌。河本还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死后化为中国之土。河本大作出身于日本贵族家庭,解职退伍后在满洲铁路公司作理事,河本在大连郊外修建的高级住宅现在还被用作高级宾馆。日本战败后,河本大作并没有回国,而是到山西的阎锡山那里作高级顾问。
1948年到1949年解放军攻打太原的太原战役中,河本大作作为老兵又重新拿起了枪,参加了阎锡山的太原保卫战。阎锡山出逃太原时,曾经邀请河本一起走,却被河本拒绝。太原战役中共有1100余名原日本兵参战,战死700余人,400余人被俘。河本大作被俘后,被关在太原战犯管理所。中共知道他曾经是策划张作霖爆炸事件的主谋,希望他写一些回忆资料,但被河本拒绝了。1953年8月河本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病死,尸体埋在太原城外的无名坟地,实现了他死后化为中国之土的念愿。
张作霖原来是东北的土匪,在奉天附近的新民屯抢夺富豪赵氏的女儿为妻,1901年生下了长男张学良。后来张作霖率部归顺了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因为帮助日本军队得到了日本人的赏识,和当时的作战部主任田中义一成为好友。田中义一当首相后不久张作霖就被日本人谋杀,田中也颇为伤心,特地给张学良打电报安慰。
张学良却是一个放荡公子,张学良接班后,生活更是放荡。在张学良掌权的3年期间里,对政事并不专心,每日沉溺于酒色之中。张学良尤其好色,和父亲张作霖有妻妾6人不同,张学良对女色采取“用完就扔”的方法。张学良的近侧们投其所好,争相进献美女来讨好张学良,朱铁生将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献上,晋升为张学良的副官;朱光沐将自己的女儿献上,当上了总务长;沈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当上财务局长;奉天省长翟文选的妹妹被张学良强奸,翟文选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出家作了和尚。
张学良曾说:“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我虽不是英雄,但在爱美人方面和英雄一样”。1928年底张学良易帜后,经常走访南京。张学良走访南京的目的不是和蒋介石商谈政事,而是爱上了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妹妹,最后王正廷只好将妹妹进呈。张学良最荒唐的事是将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诱拐到北京,电影公司向张学良提出抗议,结果张学良干脆出10万元将胡蝶买了下来,可谓骄横之极。张学良因“九一八”事变后退避不战而被迫辞职出国时,首先做的事却是向他的诸位爱妾一一告别,被当时的报纸责骂为“娇妾重于国土”。
张学良如此挥金如土的生活,当然经常感到钱不够用,除了加收各种苛税外,还通过其它渠道搞钱,特别糟糕的是盗卖故宫的珍宝。张学良掌管北京期间,从故宫搬出数百箱珍宝运到上海拍卖,其中有一些极为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比如英国图书馆以12万英镑购入了“王右军快雪时晴图”,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65万美元购入了“唐寅踏雪寻楼图”。
谁是故宫宝物的所有者呢?从法律上讲故宫中的一切财物均为末代皇帝溥仪私人所有,这是中华民国政府正式签订的清帝退位条约中所规定的。然而中国人并不重视法律条文,不知什么时候故宫中属于清帝的私人珍宝已变成国家所有,却忘记了在法律上废除承认清帝财产权的优待条约。
1930年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加入蒋介石一侧,出兵占领了北京天津等华北地区。但也正是因为张学良把东北军的主力部队都开进了关内,使关外兵力空虚,日本关东军才有机可乘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在一个月内占领东北全境。张学良的关东军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将整个东北让给了日本。虽然一些资料说张学良不抵抗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但这并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并没有必要无条件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而且张学良本人也从来没有执行蒋介石命令的先例。如果张学良决心向日军开战的话,蒋介石根本不可能阻止。蒋介石下野后,汪精卫曾代表国民党中央多次下令张学良对日出兵,收复东北失地,张学良均拒不执行。可见张学良的不抵抗只不过是为了保存实力,而并不是为了执行国民党中央的命令。
不过“九一八”事变并不是日本政府策划的,而是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将校独自策划的。少壮派将校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日本政界高层的受贿。因为当时中国政界行贿成风,中国军政要人也经常向外国政界要人行贿,来换取对自己的支持。一些日军少壮派将校怀疑日本政府的高层被中国行贿收买,才不愿对中国采用强硬政策,因此私自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从张学良的保险柜中搜出53张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单,最巨额的是政友会主要干部床次竹二郎50万元。日本政界要人的腐败受贿丑闻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极大反感,军人们乘势发起打倒腐败政党政治的军人夺权运动。当时日本社会舆论普遍倾向于军人,声称“宁要清廉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这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开始。
关东军侵占东北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热血青年学生们的激忿。学生们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非常愤怒,自9月下旬起,上海、北平、天津、广州等地的学生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抗议日军入侵和政府的对日不抵抗。当时学生们认为外交部长王正廷是不抵抗方针的责任者,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冲入外交部将王正廷殴打至重伤,王正廷被迫辞职。12月初,各地学生来到南京请愿,抗议蒋介石政府的畏缩政策,指责蒋介石患有“恐日病”,要求蒋介石亲自率领中央军北上抗日。12月5日,政府派军警逮捕学生185人,即所谓“一二五”事件。为抗议政府的暴行,12月14日,各地学生再次进京,打砸外交部,殴打了出来讲话的蔡元培等人。17日,一万多学生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捣毁《中央日报》报社,受到了军警武力镇压,在珍珠桥附近打死、打伤学生30余人,逮捕数百人,制造了“珍珠桥事件”。
当时汪精卫领导的广州政府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民主政治和主张积极抗日,于是学生们把汪精卫奉为他们的政治领袖。前往南京游行的学生们,欢迎汪精卫到南京主持党国大计,他们打出的口号为:“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汪精卫则一方面批评蒋介石动用武力镇压学生,另一方面发表了他的政治主张。汪精卫在接见学生代表团谈话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
“九一八”事变,也使国民党内部燃起了停止内斗,一致对外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迫于形势,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派蔡元培、张继携带他写给汪精卫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蒋介石在信中说:“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惟愿诸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勿使外间以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蒋介石邀请汪精卫代表广州政府到上海举行和平会谈。
1927年10月22日,汪精卫、蒋介石和胡汉民这国民党“三巨头”,在上海举行了首次会谈,提出南京和广州两政府合并,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胡汉民提出两政府联合的前提是蒋介石下野,所谓“讨蒋第一,抗日第二”,但汪精卫则表示要“团结宽容”,在削减蒋介石权力的情况下,留蒋执政,所谓“抗日第一,讨蒋第二”。和平会议最后决定宁粤双方在南京、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各自的中央委员后,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广州政府随即取消。
1927年11月12日,南京政府的“四大”,召开,蒋介石在会上表示“虔诚悔过”,通过了恢复汪精卫、陈公博等481人党籍的议案。广州政府的“四大”则于11月18日在广州召开,由于各派争吵不休,汪精卫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代表二百余人赴上海,另外在上海召开了“四大”。12月22日,三个“四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四届一全会,此时蒋介石由于镇压学生的“珍珠桥事件”受到各方的强烈反对,被迫再次宣布下野。
这次组成的国民政府主要由广州政府的人马组成,蒋介石派在政府中居于明显劣势。不过为了搞好团结,汪精卫和胡汉民也没有在政府中担任职务。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林森为国府主席,但不负实际责任,由孙科任行政院院长,负责政府的实际领导,陆海空军总司令则暂缺。蒋介石虽然下野,却有一只忠于他的私家军,没有蒋介石的命令,别人根本指挥不动这只军队。所以蒋介石虽然在政界失势,但仍然是最有实力的实权者。
孙科为首的新政府为了争取民心,一反蒋介石的对日妥协“不抵抗”政策,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的态度。正好1931年12月28日日军向在锦州的张学良东北军发起进攻,新国民政府下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称自己的兵力武器不足,请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孙科召集诸将领讨论对张进行增援,可是没有一个将军表示愿意去东北增援张学良军。在此情况下,东北军不战而撤出锦州,全军退入山海关以内,试图保住他们在北平附近的最后一块地盘。张学良在解释东北军为什么不执行中央政府死守锦州的命令时,批评中央政府说:中央口头上要求东北军死守,实际上却不给予任何支援,想让东北军在抗日中耗尽自己的实力。
这时孙科政府体会到“口头上抗日简单,实际上抗日行动难”的滋味。就在此时,又爆发了让孙科难于应付的上海事变。1932年1月18日,上海租界的5名日本僧侣忽然被一群中国人围打,其中一人被打死,二人重伤。但二战后的调查发现,该事件原来是关东军的高级军官委托日本上海总领事馆的武官,雇佣中国无赖所干。中国人打死日本僧侣一事,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骚动。1月20日,在上海居住的日本人近千人,到日本总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总部门前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出兵保护他们,在示威途中这些日本人还捣砸了一些贴有反日标语的中国人商店。在此情况下,日方向国民政府提出了类似于最后通牒的“限期要求”,要求中国政府道歉、赔偿、惩罚作案者和取缔解散上海的民间反日团体。
由于孙科政府犹豫不决拿不出对策,日方则以中国没有接受“限期要求”为由,于1932年1月28日派兵强行进入中国管区,和驻守上海闸北地区的蔡廷锴十九路军发生了激战。由于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上海事变的战斗打响后,孙科自感无力处理如此重大事件,请求汪精卫出马,自己于1月25日辞职。新国民政府于1月28日成立,由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负责领导政府。
在抗战初期,汪精卫是持主战态度的,可以划入主战派。汪精卫上台后,立即宣布迁都洛阳,积极抗战,并称中国政府“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1932年2月1日,汪精卫主持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把全国划分四个防区和一个预备区,摆出了进行积极抵抗的姿态。2月8日,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慰勉上海十九路军将士“忠义之气,照耀天日”,犒劳十九路军5万元。
汪精卫同时下令其它部队增援上海的十九路军,但汪精卫指挥不动蒋介石的部队,蒋介石私下指示他的嫡系部队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战,使十九路军的抗战陷于孤掌难鸣的困境。汪精卫又下令在北平的张学良在北方起兵,牵制日军,并派陈公博到北平说服张学良起兵。但张学良根本没有出兵的意思,只是以上宾招待陈公博等人,一谈到出兵之事就支吾过去。3月6日,十九路军在孤掌难鸣的情况下全线撤退,发表停战布告,至此第一次上海事变宣告结束。
想进行抗战的人没有军队,而有军队的人却避而不战。各路军队保存自己实力第一,抗战第二的私心使汪精卫的抗战热情完全消散了,产生了只有用“和平”的方法才能挽救中国的想法。汪精卫看到没有蒋介石出面国民政府就无法统领军队的窘境,只好提出让蒋介石复出领导军事。1932年3月6日,蒋介石复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后的国民政府由汪精卫主政,蒋介石主军。由于上海为各国列强的利益所在,在列强们的调停下,中日开始进行和平谈判,汪精卫派外交次长郭泰棋和日本谈判,双方于5月5日达成《淞沪停战协定》。但停战协议的消息传出后,却在中国的民众中间引起了愤怒,上海的愤怒民众把郭泰棋责骂为卖国贼并将其打伤。
1932年6月,汪精卫率领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干等去北平会见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共同调查日军占领东北三省问题。汪精卫在北平时找当时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张学良商谈东北问题和对日方针,张学良却一直称病不见,但又和宋子文一起去北海游船,使汪精卫深感气愤。7月17日,日军在热河发起了新的军事进攻,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发表通电,命令张学良立即出兵热河,收复失地。张学良却声称汪精卫无权过问军事,出兵要有军事委员长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念及张学良过去帮他打赢中原大战,也有意偏袒张学良的不抵抗行动。在此情况下,汪精卫只好宣布辞职,前往欧洲养病。汪精卫在临行时电告张学良,指责他“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千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未闻出一兵,放一矢,却不断向中央索要军款,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汪精卫最后要求张学良“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汪精卫出国后,日军于1933年1月进攻山海关,2月中旬又占领承德。热河省的大片领土再次沦陷,震动了全国,国民党内部再次出现请汪精卫归国主持抗战的呼声。汪精卫则提出条件说:他回国主政的前提必须是张学良辞职,以平民愤。此时蒋介石也无法袒护张学良,3月9日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保定会晤,蒋介石说服张学良辞职出国考察。3月10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辞职,汪精卫则于3月底回南京复职。
汪精卫在复职后一方面批评张学良的避战不抵抗,另一方面又解释他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汪精卫说:“榆关以一日而失,热河以七日而陷,实不成话。像张学良这些东北军畏敌如虎,敌必日益骄横。今后军队再不抵抗势必影响对日外交。须知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后抵抗愈得力,则交涉愈有希望。”
但是这次汪精卫复职后,改变了他以前的主战态度,变成了主和派。此后汪精卫开始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蒋介石也积极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计划。1933年5月31日熊斌代表何应钦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举行会谈,共同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承认冀东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实际上是默认了日本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占领。
《塘沽协定》公布后,社会舆论一片沸腾,强烈抨击蒋、汪批准的这一丧权辱国的协定。当时的一份报纸这样写到:“如果要说那些以大刀、石头及血肉之躯英勇与日寇拼死的抗日官兵值得后人永世颂扬的话,那么南京政府,尤其是蒋、汪二人,实为出卖中国领土主权、出卖流血牺牲的爱国官兵、出卖爱国民众的千古罪人。”上海的市民团体还联合发出通电:“我全国民众,誓死抗日,而汪精卫誓死媚日,竟至敢冒不韪,继《上海停战协定》之后又签订卖国之《塘沽协定》,即加以卖国之名,岂得为过。”
面对全国一片讨骂汪精卫的气氛,陈公博找汪精卫说:“签了这个协定,先生遭到各界纷纷批评,我真不知道汪先生为什么要背这个黑锅?”汪精卫说:“我们要复兴中国起码要三十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已年过半百,无其他报国之道,只要中国不再损失主权与领土,就可告慰平生了。”陈公博听后感动地说:“历代王朝危急之秋总有人站出来背黑锅的。其实南宋秦桧也是一个大好人,他看南宋已无力与金抗战,就挺身而出与金讲和。我想秦桧是一名状元出身的有学问的宰相,决不是傻爪。他当初何尝没有想过以后要被世人唾骂?但他还是以牺牲自己来换取南宋日后的中兴。李鸿章、袁世凯也都想复兴国家,都不想卖国。可是李鸿章死了,袁世凯也死了,中国还是不振,到今日国难愈加沉重。”陈公博继续说:“现在有人说《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是卖国,我看与其说是卖国,还不如说是送国。卖国的人还有代价可得,送国却是没有代价的。今日要送国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汪精卫听后说:“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陈公博又说:“不过我对于先生这种无代价的牺牲总觉得不值得。”汪精卫则说:“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这番谈话后,陈公博下定决心跟汪精卫一起“牺牲救国”,这为两人后来共同与日本合作打下了思想基础。
不久汪精卫遇刺,被一名抗日军人连发三枪至重伤。此后汪精卫不得不再次告别政坛,前往欧洲疗养。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和张学良是主和避战的“主和派”,汪精卫则是主张抗战的“主战派”,抗战初期积极抵抗的十九路军也是亲汪精卫的粤系部队,这和1937年芦沟桥事变时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掌握军队实权的蒋介石和张学良等人避而不战,使没有军队的汪精卫的抗战计划成为一句空话。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的思想变化,代表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被个人把持的私家军队的失望。
第三部分之二:主和派的艰难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发生对外战争时,那些坚持对外寸步不让的主战派,总是被尊为民族英雄,而那些主张对外让步和解的主和派,总是被打入民族败类的汉奸行列。尽管如此,在每次发生对外战争的时候,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清一色的主战,总会出现一批主张让步和解、不怕当汉奸的主和派,中日战争时也同样如此。
中国分为“主战”与“主和”两派,敌国日本也同样存在“主战”与“主和”两派。日本的军部和关东军是主战派,而日本政府和外交部则是主和派。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日本政府本想阻止,但却无能为力。当时的若榇首相后来以“不听命令的军队”为题,描述了“九一八”事变的经历:“9月19日一早,我突然接到陆军大臣南次郎的电话,说昨晚9点关东军遭到中国军队的进攻,关东军进行了反击,现已占领奉天城,战斗仍在进行中。政府随后立即召开了临时内阁会议,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然后通过陆军大臣,向在满洲的部队下达了政府不扩大事态的指示,却被关东军当作耳旁风,关东军进攻嫩江时说是为了保护嫩江铁桥,我以为他们占领嫩江就会停下来。可是他们占领嫩江后,又说离敌军太近不安全,还要越过东支铁路。陆军大臣下令不许越过东支铁路,可是关东军已进军到齐齐哈尔,并又向黑河进军。日本军队竟然不服从日本政府的命令,真是奇怪的事情。”
但关东军扶植的满洲国并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当时的日本政府也没有对满洲国予以承认。1931年12月,若榇政府倒台后,犬养毅接任首相。犬养首相反对在满洲搞一个独立的满洲国,认为这样露骨地违反九国条约势必造成日本和欧美列强的正面冲突,同时还试图对军队中“下克上”的作风进行遏制。但犬养的行动激怒了军国主义分子,1932年5月15日,一伙狂热的军人冲入首相官邸,明目张胆地将犬养首相杀害。犬养被杀后,再也没有敢于挺身而出抵抗狂热军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实成为军人控制下的政府。
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但这激起了全世界各国的反对。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发表调查结果,否认了“满洲国”的成立理由,要求一切退回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况。然而国联的调查结果却在日本国内引起爱国者们的一片怒骂,谴责国联对日本内政的干涉。1933年2月21日,国联进行了表决,以41票对1票(1票为日本)通过了要求日本从东北撤军的决议案。然而日本的松冈代表却在表决后微笑退场,宣布日本退出国联,使大会一片谔然。松冈代表回国后受到了狂热日本国民的夹道欢迎,舆论界也盛赞松冈“干得好”、“有骨气”。
在1933年3月到5月期间,日本关东军又独断发动了长城攻势,一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国军队虽然进行了一些抵抗,但却节节败退。参加这次抗战的基本上都是地方杂牌军,蒋介石的中央军主力仍在南方。1933年5月31日,中日双方在塘沽签订了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塘沽协定》规定在长城以南设置10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日双方撤出在非武装地带内的驻军,非武装地带的治安由中国警察担任。塘沽协定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屈辱性的协议,它意味著中国政府默认满洲国的存在,而且对华北的主权也有一定程度的丧失。
汪精卫和蒋介石主持批准的《塘沽协定》,被一般民众认为是一个卖国条约,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而汪精卫认为政府签订这个条约是正确的,汪精卫在解释为什么签订《塘沽协定》时说:
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中国是一个弱国,这就决定了这场被侵略的国难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以现在中国的国力,无论进行怎样的抵抗,都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这是我们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没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呢?这就是爱国心的缘故,她让我们明知不能取胜,还要准备抗战到最后一兵一将。
现在很多人当中有两种错误的想法,一种是过分软弱,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对日本进行抵抗,如果和日本交战,将和过去义和团的下场一样;另一种是过分强硬,就象一个人在旷野中发泄一样,“杀尽倭奴”、“打到东京”,什么狂言都敢说,还能得到人们的拍手喝采。以上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个最低的限度。只要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决心签署停战条约,即使受到国民一时的唾骂,也要坚决进行负责任的签字。但如果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决不签字。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
《塘沽协定》虽然暂时解决了东北问题,华北问题又浮出了水面。1927年国民党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蒋汪联合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只限于长江流域,华北各省仍在各路军阀的控制之下。当时华北五省的实权者是:察哈尔省:宋哲元,绥远省:傅作义,河北省:商震;山东省:韩复渠,山西省:阎锡山。日军占领东北以后,华北的军阀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害怕日军继续向华北进攻,使华北变成满洲国第二;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邀请国民党的中央军进驻他们的地盘帮助他们共同防日,因为一旦中央军进入他们的地盘,他们便失去了对该地盘的控制力。
华北的军阀们既不愿意投靠日本人,也不愿意完全投靠蒋介石,于是出现搞一个“华北自治系统”的提议。日本人显然高兴看到华北搞独立,这样将使“满洲国”得到一个安全的屏障。蒋汪政府虽然不愿意看到华北独立,但又怕中央军出兵华北会引发和日军的全面冲突,于是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华北“轻度独立”。1933年12月2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委员长为二十九路军军长宋哲元。宋哲元原来是冯玉祥的部下,宋的二十九军属于地方杂牌军,在武器装备、士兵素质上和南京的中央军有巨大差别。
广田弘毅出任外务大臣以后,深感日本退出国联,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试图从修复中日关系入手,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孤立处境。1935年1月22日,广田在议会发表了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蒋汪联合政府也对广田修复中日关系的倡议表示响应。2月1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认为广田的演说“具有诚意”;2月22日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发布禁止“抵制日货”等排日活动的政府令;1935年5月,中日两国将外交关系由公使级上升为大使级。
现在看来,汪精卫的对日和解政策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日本国内并不是铁板一块清一色的侵略扩张派,也有主张与中国和解的主和派。但中日两国的情况一样,都是强硬的主战派占据绝对上风,中日两国政府的主和政策都遭到了各自国民和社会舆论的猛烈批评。汪精卫的对日和解政策引起国民党内主战派的激烈反对,国民党内反汪的呼声日渐高涨。1935年7月,南京政府监察院对汪精卫主持的行政院提出弹劾,指责汪精卫大搞媚日外交。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离开南京前往青岛休养,于8月8日发电给南京政府,提出辞去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支持汪精卫的铁道部长顾孟余、陈公博等人也跟著辞了职。
汪精卫在位时承担著“卖国”的主责,使蒋介石的压力减轻了很多,汪精卫的辞职,将使蒋介石不得不陷入单独承担“卖国”责任的困境。所以蒋介石这次一反常态,表示“绝对支持”汪精卫,并派元老蔡元培飞抵青岛慰留汪精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发电请汪留任,国民党中政会和中常会再三电邀汪回南京主政。汪精卫则提出了复职的三个条件:一、负责制定对日外交方针;二、行政院的政治外交不必均提交中政会决议;三、中央财政归行政院独立主持。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汪精卫的要求被国民党中委会全部接受,汪则于8月23日宣告复职。
不过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汪精卫和蒋介石被认为是卖国主谋,激进的爱国者们把两人列为暗杀的对象。1935年11月1日至6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照相时,大礼堂里的秩序比较混乱,于是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合影,返回会议厅休息室。汪精卫见蒋介石迟迟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蒋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精卫说:“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摄影刚完,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汪精卫被刺后,陈璧君首先赶来,见汪精卫倒在血泊之中,不由想起当年两人赴京暗杀摄政王的情景,悲愤地说:“四哥,你放心罢,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革命党反正要横死的,这种事我早已料到。”蒋介石也从休息室赶来,汪精卫以为自己要死了,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
不过汪精卫的伤势虽重,但所中的三枪并非致命伤,在南京中央医院将左臂、左颊的子弹取出,但后背的子弹取不出来。汪精卫在遇刺后会见报社记者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
汪精卫被刺受伤后离开南京前往欧洲疗养,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由蒋介石接任,外交部长由张群接任。此后蒋介石的独裁权力不仅在政府方面和军队方面,在党的方面也增长起来。1935年12月2日至7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为胡汉民,蒋介石为副主席;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则为汪精卫,蒋介石亦为副主席,但胡汉民和汪精卫都在国外养病,实际国民党已由蒋介石一手操纵。
汪精卫被刺后,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又遭暗杀,此后国民党内主张对日强硬的主战派成为主流。蒋介石在军政上“单独负责”后,没有汪精卫那样敢承担“卖国责任”的勇气,所以蒋介石主政后的南京政府开始向主战派的方向倾斜。1936年1月22日,外交部长张群对日本驻华大使表示:希望调整中日关系,否则只有靠战争解决问题。1936年6月蒋在讲话中说:“中国和日本的冲突已不可避免,而且为期不远了”。1936年7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主战派大占上风,确定了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的政府方针。蒋介石在该会上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如危及国家生存,则必出最后牺牲之决心”。
1936年2月26日,日本发生了军人暴动的“二二六”事件,此后日本政府基本被军人所控制。日本“二二六”事变以后,一些军国主义狂热分子又开始策划“华北分治运动”,试图将华北五省也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内。五届二中全会后的南京政府,在华北问题上以不妥协的强硬姿态和日方进行交涉,12月3日双方的谈判决裂。正在这时,发生了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的最大“受害者”是张学良,《塘沽协定》又使张学良军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地盘。1933年4月到1934年1月,张学良周游欧洲各国,张回国后被任命为西北剿匪副司令,东北军移驻西北,执行剿灭共产红军的任务。张学良在失去地盘后,一改过去的对日妥协政策,成为坚决的抗日者。张学良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要求蒋介石停止对共产党红军的围剿,联共一致抗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等人在西安武力扣留了蒋介石,试图以“兵谏”的方式来迫使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当时国内的许多人虽然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不满,但也不赞成张学良以武力对国家元首进行逼迫的作法。除共产党以外的各路军阀和各地实权者纷纷通电支持蒋介石,社会舆论也基本站在蒋介石一边。南京政府更是采取了对张学良坚决不让步的政策,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也督促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使张学良处于十分为难的处境。蒋介石开始拒不接受张学良的建议,后来在周恩来的说服下,口头答应:“准备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但没有签署任何有文字的文书。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返回南京,象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国民政府官员、各路军阀的代表、以及数以万计市民的盛大欢迎。12月28日,蒋介石以自己要对西安事变负责为由提出了辞呈,被中央政府慰留。12月31日,在南京的军事法庭以反乱罪对张学良判刑10年,但随后蒋介石提出对张学良进行特赦,1937年1月4日军事法庭对张学良进行了特赦,此后张一直被软禁。张学良的东北军失去领导人后发生了内讧,被中央军改编接收。
西安事变大大提高了蒋介石的威信。在西安事变中,包括以前和蒋有很深恩怨的各路军阀将领都以国家利益为重,一致表示无条件支持蒋介石。同时中共在西安事变中许诺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共同抗日,表面上也是蒋的胜利。此外国共合作对于南京政府和苏联改善关系也有重要作用。为了争取日本之宿敌苏联的帮助,蒋介石调整了以往反苏反共的政策,1936年初开始试探和苏联改善关系。由于与苏联改善关系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问题,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消除了蒋介石和苏联改善关系的难点。反共的南京政府和苏联改善关系的结果,使蒋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苏联多方面的援助。
西安事变后汪精卫从欧洲回国,不过由于身体原因,汪精卫并没有在政府内任职。此时国民党三巨头之一的胡汉民已经病逝,留下汪、蒋两巨头。尽管汪精卫不担任政府职务,汪仍为国民党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在政治上还在蒋介石之上,对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仍有极大的影响力。
1937年以后,南京政府开始采取强硬的姿态对待“华北自治政权”。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时,要求华北五省的领导人也出席。阎锡山和韩复渠同意出席,而宋哲元以立场特殊为由要求不出席会议,但蒋介石却给宋发出必须出席会议的强硬电报,宋只好派他的副手秦纯德代理出席。此后宋哲元颇受日本和南京的两面挟板之苦,1937年5月10日,宋干脆回山东老家,不问华北政事来回避责任。6月21日,南京政府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出二十九路军实行国军化,以及停止使用河北省货币等强硬命令。
1900年义和团事变后,清政府承认八国联军可以在北京有一定数量的驻军。此后日本一直在北平附近维持数千人规模的条约驻军,日本将其称为“天津军”。此外在1937年,英国和法国也在北平附近派有驻军。由于日本“天津军”和二十九军同驻一处,磨擦颇多。1937年7月7日,在北平附近进行演习的“天津军”,在芦沟桥附近与二十九军发生了军事冲突,引发了中日全面战争。
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由于日本是战败国,战前的档案已全部公开,“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策划的阴谋已毫无疑问,但现在仍找不到日本人首先挑发芦沟桥事变的证据。在战后远东国际法庭上明确判定“九一八”事变是由日本人所挑发,但并没有断定芦沟桥事变是日本人挑发的。近年日本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芦沟桥事变是隐藏在二十九军中的共产党间谍首先向日军开枪而引发的,因为从动机上来看共产党最希望发生中日战争。特别是中共中央在芦沟桥事变发生数小时后就发出了号召全面抗战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让人感到似乎中共已经预知芦沟桥事变的发生,所以才会这么迅速地作出反应。
日本方面对芦沟桥事变的记载是:1937年7月7日晚,一个小队的日军在北京芦沟桥附近进行演习。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日军小队长立即进行点名,发现少了一名士兵。日军小队长联想到刚才的枪声,以为该士兵已在刚才的枪声中被打死,于是小队长下令向中国军队进行还击,形成了军事冲突。但不久那个失踪的士兵又回来了,说当时因为闹肚子去解手而没有赶上点名。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国内的社会舆论对蒋介石一片恶骂,指责蒋介石有意挑起事端,应该对蒋以及他领导下的南京政府进行军事惩罚。但在军部内却分成“事变扩大派”和“事变不扩大派”,两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少将作战部长,他根据“胜利的极限点”的理论,坚决反对日本“得陇望蜀”,再继续向华北进出。石原认为一旦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日本将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绝无取胜的希望。而军部中的大部分却是事变扩大派,他们无视中国团结一致抗日力量的形成,认为中国军队会象以往一样一打就跑。他们提出“对支那一击”论,以为只要给中国一个强大的打击中国政府就会屈服。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和汪精卫等正在庐山邀请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召开国事座谈会。卢沟桥事变发生后,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离庐山回南京进行军事部署后,由中政会主席汪精卫继续主持会议,汪精卫发表讲话说;“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历史上的元灭宋、清灭明,这两次被外族侵略而亡,不是侵略者能使我们四万万人被杀尽,能将我们的土地毁尽,而是我们死了几个有血腥的人之后,大多数没有血腥的人,将自己的身体连同所有的土地,都进贡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汪精卫的话很不动听,但他讲的却是实话:中国是弱国,绝无打败日本的可能,所以中国的抗战结局只能是两条路,牺牲和投降。如果后来没有美国参战,中国和日本进行单独较量的话,结局只能是牺牲和投降两条路。在抗战的开始阶段,西方列强对中日战争大都持旁观态度,只有德国愿意出面调停。中国要求《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开会讨论制裁日本违反《九国公约》的侵略行为。1937年11月3日,《九国公约》签字国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会议特邀的苏联代表表示支持中国,主张各国对日本进行集体制裁。但美国代表却说:“既然日本政府已由德国出面调停,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代表的态度不要偏激,以免影响调停,刺激日本。”美国代表还建议中国应该:“公开宣布消除抵制日货,保护日侨生命财产,与日本进行经济合作,避开谈论恢复战前国土原状的问题,前景还是乐观的。”
英国代表表示:“英国政府将与美国采取完全一致的步调。”意大利代表则公然为日本辩护:“在战事发生中,很难确定谁开的第一枪,这个责任便属谁的问题,意大利打算谴责冲突的任何一方。”最后会议仅通过了一份宣言,指责日本在华行动违反了《九国公约》,建议日本停止军事行动,但只是一纸空文,毫无任何制止日本侵略的措施。所以当时汪精卫对抗战的悲观看法并不太离谱,中国抗战胜利不过是赶上运气好的险胜,在1937年的时候,谁又能预测到八年后中国会沾美苏之光成为战胜国呢?
汪精卫还有一些话不便公开讲,他私下说:别看现在全国一致高喊“彻底抗战,牺牲到底”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几?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牺牲,但他们内心里牺牲的概念是让别人去牺牲,而并不是自己牺牲。为什么大部分人不肯讲出不愿牺牲的老实话?是因为他们害怕卖国的罪名,害怕承担亡国的责任。中国后来抗战的结果,的确应验了汪精卫的分析,大多数人都以保全身家性命为第一目标,真正勇于流血牺牲的人是极少数。
中华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准投降”,中国人可以原谅临阵脱逃的逃兵,却绝不原谅向敌人投降的降兵,这与西方国家正好相反。在西方国家中可以原谅向敌人投降的降兵,却绝不原谅临阵脱逃的逃兵。西方人认为在无力抵抗的情况下向敌人缴枪投降,也算尽到了军人的责任,不算什么可耻之事。而临阵脱逃则是逃避军人的责任,是军人最大的耻辱。二次大战中西方战场上降兵很多,逃兵却很少;而中国战场上降兵很少,逃兵却很多,这也反映出东西文化的差别。
蒋介石也明白中国不可能打败日本,只有借助第三国的军事力量对抗日本。但借助外国军队打日本也是非常危险的一步棋,这就是所谓的“引虎赶狼”,外国军队不会无偿帮助中国打仗,其索要的代价可能也非常高昂。后来苏联出兵东三省帮中国赶走了日本人,但作为代价中国不得不将外蒙古交给苏联,外蒙古独立也正是蒋介石借助第三国抗日所付出的代价。
现在看来,中国和日本主和派的下场都不妙,在日本,主和的犬养毅首相被杀,后来还陆续有多位主和派高官被杀;在中国,主和的汪精卫被刺几乎丧命,主和派的唐有壬等人也遭暗杀。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一个高官来说,做少数的主和派要比做多数的主战派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主战派高官们号召别人流血牺牲,自己并不需要直接上战场,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而做主和派却要冒被狂热主义者暗杀的生命危险。
日本在战争时,也是一片主战的狂热叫嚣,但主战派尽管主张战争,却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日本战败遭到割地赔款的苛刻制裁后,主和派方得以“平反”。人们才开始后悔当时没有听从主和派的劝告,才开始批判当年那些不负责任的主战言论。由于中国有幸成为战胜国,现在我们可以轻松地批评当年主和派的卖国求荣,可是我们如果理解当时主张和解妥协甚至要冒生命危险的话,我们也许就不会轻易批评他们主和是为了卖国求荣了。
第三部分之三:和平运动的开始
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向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但这种进攻又显得毫无战略章法,不禁使人怀疑到日本发起侵华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芦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
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芦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
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
难道日本人的战略眼光真的这么差?连李宗仁所说的军事常识都看不到?其实这里面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当时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侵华战争,似乎是把中国作为其敌人,然而少壮派军人真正想打倒的对手并不在中国,而在日本国内的官僚集团,中国被他们利用作为挑战日本官僚政权的工具。
1929年美国开始的经济大恐慌很快就波及到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特别严重的是美国和德国,日本也不例外,大恐慌后经济也陷入极度的萧条。经济大恐慌使人们对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体制失去信心,国家统治的计划经济被很多人看成是解决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1930年代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功已经非常令人瞩目,德国希特勒上台后搞准计划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也使德国在两年之内就走出了经济危机,这些都使人们更加怀疑资本主义体制的后进性,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体制,德国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意大利式的法西斯体制,都是作为取代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试点”。
在这样的国际大形势下,日本军中的少壮派们也提出要改变现有国体的设想。他们提出要废除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型利益国家,建立一个人人灭私奉公的、尽忠报国的、以道义而不是以利益为本的新型国家。当然日本国内的资本主义当权派不会轻易让出他们的政权,军人们要想夺取政权,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海外制造军事纠纷,使日本国内陷入非常时期的战时状态,这样军人们就可以用军事上必要为理由征收个人财产,侵犯个人人权,以国家大义为借口堵住一切反对派的嘴,为改造国家体制创造必要的条件。尽管日本军人在战时建立起来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没有能使日本打赢战争,却成为了战后日本在国家的主导下发展经济的国家主导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型。
在这种改变国体的呼声下,1937年6月4日近卫文吕(借字,原字上麻下吕)内阁成立。近卫是一个完全新型的政治家,虽然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思想却十分活跃敏捷;虽然近卫是文人,但在军人集团与文人政治集团发生冲突时,近卫对军人持同情态度,所以近卫内阁得到军人和文人双方的支持。近卫上台后,在开始著眼改革日本国体的工作,近卫宣布他的政府方针时说:“要建立基于国际正义的和平,建立基于社会主义的施政”。此后日本政府开始学习苏联搞国家主持的五年计划,实施国家控制主要产品价格的统购统销战时经济制度,不久后又解散了所有政党,试图建立一个希特勒式的“举国一致”独裁内阁。以上这些国体变革如果没有中日战争作为借口,在和平环境下是很难推行下去的。
但日本历史上并没有个人独裁的传统,一贯是集体领导体制,所以独裁体制在日本颇难立足,近卫也无法成为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二次世界大战是民主阵营对独裁阵营的战争,但这并不准确,民主阵营的苏联中国都是独裁国家,而独裁阵营的日本却是民主国家。尽管在二战期间日本军人试图建立一个独裁国家,但并没有成功,日本一直没有出现过一个称得上独裁者的人。有人试图把日本的东条英机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并列成为独裁者,这完全偏离了历史的真实,东条英机实在无法算成是一个独裁者。
近卫文吕上台才一个多月,就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成为近卫内阁的棘手问题。当时近卫本想采用不扩大的方针,军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也积极鼓动近卫亲自飞往南京和蒋介石“促膝谈心”,彻底解决中日间的纠纷。近卫对石原的设想有所动心,甚至准备了出访的飞机,但后来由于遭到日本军方强硬派的反对而不了了之。近卫又派亲中派国会议员宫崎龙介乘船前往南京与蒋介石会谈,但宫崎龙介在上船时被日本宪兵逮捕,强行送还东京,可见当时日本军方把首相的人都不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近卫不得不向军方妥协,采取了对中国的强硬姿态。
蒋介石也明白中国独自不可能打败日本,必须借助第三国的军事力量对抗日本。蒋介石在抗战爆发不久就在上海主动向日本驻扎上海的海军陆战队进攻,试图使上海这个国际城市陷于战火而引起英美法各国列强的干涉。但英美法对中日战争的反应意外的冷淡,英法忙于对付欧洲的希特勒,已无暇顾及远东事务,而美国的民众正处于严重的孤立主义中,不愿卷入外国的纷争。如果没有外援的话中国将必败无疑,在中国军队从上海败退后,蒋介石也开始考虑在德国的调停下和日本进行停战谈判。
德国当时已与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条约,德国愿意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和日本都是德国的友好国家。当时欧美国家围堵希特勒德国,德国在国际上朋友不多,所以十分重视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中国当时虽然没有石油,却是镍等战略金属的主要供应国,德国的战略金属主要依靠中国供应,而作为交换,德国以向中国借款的方式,“借”给中国大量军事装备,这是抗战初期蒋介石军队均为德式装备的原因,也是蒋介石聘用30多名德国军事顾问的原因。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以同盟国的身份向德国提出抗议,要求德国停止向中国供应武器,召回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德国在日本的压力下不得已停供中国军火并召回军事顾问,但中德仍是友好国家,请德国出面调停,中国也比较放心。
于是德国大使陶德曼担任了调停的主角,陶德曼对中国人说:“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抗战已经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勇敢精神,现在应该到结束战争的时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有好几次讲和的机会,但我们却过分自信自己的国力,没有走上讲和的轨道,后来德国无条件降服时,不得不悲惨地接受战胜国的所有条件。”陶德曼希望中国人吸取前车之鉴,不要象德国那样搞到无条件降服的地步。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中国方面透露了日本讲和的条件:(一)内蒙成立自治政府;(二)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三)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理;(四)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减低日货关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
12月2日,蒋介石与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开会,征求大家对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谈条件的意见。与会者均认为日本没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没要求承认满洲国,也不要求赔款,条件不算苛刻,白崇椿甚至说:“如果条件只是这些,那为什么还非要打仗不可呢?”12月2日下午,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中国愿意接受德国的调停,可以以日本提出的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但华北的主权和完整不得侵犯,和谈始终由德国担任中介人。蒋介石还说:假如他全部同意这些要求,中国就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中国就会发生革命。他要求德方、日方对谈判一事严格保密。
1937年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讨论陶德曼大使转达的日方停战条件。与会者也基本同意接受日方条件,在郑州部署军事的蒋介石打来电话:和谈可依照国防最高常务委员会议的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这暗示蒋介石不准备直接主持和谈,要把卖国的帽子扔给汪精卫。汪精卫倒是不怕汉奸帽子,他说:“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三,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
12月13日日军轻取首都南京后,使日本人以为中国的抵抗已到穷途末路,于12月22日又增加了三项苛刻的和谈条件:(一)在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立特殊机构(亲日政权);(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日方请陶德曼将新增三项条件转达中国,并把谈判期限规定为1938年1月15日。陶德曼看后摇头道:“这样的条件中国是不会接受的”,果然不出陶德曼所料,中国政府没有按期答复日方的条件。于是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施加高压,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由大本营联席会议通过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1月18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明了中国的强硬态度:“全力维持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日本在中国发表声明后即日撤回驻华大使,中国也于1月20日撤回驻日大使,两国外交关系正式断绝,陶德曼的调停以失败告终。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以加强军事为由,提出国民党中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最高决策机关,取代以前的最高决策机关中政会。国防最高会议的《组织条例》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由军委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蒋介石是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是中政会主席,所以蒋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卫出任副主席。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修改党章重新确立国民党的领导体制,规定国民党设总裁1人,副总裁1人,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这样蒋介石就借战争的理由名正言顺地夺取了汪精卫长期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尽管如此,汪精卫在党内的影响还是巨大的,蒋介石虽然掌握实权,但在表面上也要让汪精卫这位老前辈三分。
由于英美法不肯出兵干涉,蒋介石开始考虑请求苏联干涉,不过蒋介石在是否应该动用苏联这张牌时也非常犹豫不决:苏联曾经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曾经在1904年和日本为了争夺在中国的霸权而大打出手,因此与日本成为死敌。中国请苏联出兵,即使赶走了日本人,进入中国的苏军会轻易撤出吗?请神容易送神难。更为严重的是,苏军一旦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岂不要在中国做大,国民党还能掌握政权吗?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批人非常反对请苏联干涉中日战争。后来苏军进入东北后,把东北交给了中共,成为中共打败国民党的基地,这些都验证了汪精卫等人的担心。
但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被动局面,使蒋介石不得不铤而走险,请求苏联的出兵援助。1937年8月2日蒋介石召见苏联大师鲍格莫洛夫,请求苏联给与全面的军事援助,苏联方面答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要求首先在两国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互不侵犯条约”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国承认以前被沙皇俄国侵占的领土,不再向苏联提起领土要求。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字。
尽管蒋介石和中共都强烈要求苏联直接出兵,但斯大林却对出兵一事含糊其词。11月11日,斯大林在召见中国特使杨杰时说:“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同情中国的抗战,如果苏联出兵,中国就会在世界上失去道义的支持。现在中国在军事上还有很大余地,万一中国军队实在坚持不住时,苏联再出兵也不迟”。不过斯大林答应向中国派遣志愿军和紧急提供武器,苏联的第一批志愿军飞行队40余架飞机进入中国,于11月21日在南京附近首次和日军交战。
1937年11月30日,蒋介石亲自向斯大林发电报,要求苏联表态是否同意出兵,斯大林最后说:“如果签署九国条约的国家共同出兵制裁日本的话,苏联就出兵。如果苏联单独出兵的话,世界舆论就会把苏联看成是趁火打劫的侵略者”,拒绝了蒋介石直接出兵的要求。但苏联加大了对中国援助的力度,1937年底立法院长孙科访问苏联,苏联答应向中国提供20个师的装备,1938年3月,苏联正式签署向中国提供3000万美元的第一批军事借款。但后来欧洲战线吃紧,苏联以增强本国军事力量为重,放慢了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不过在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以前,苏联共向中国提供飞机900余架,军用车辆2000余辆,大炮1000余门,弹药1亿8000万发。3000多名苏联志愿军在中国直接参战,不少人长眠于在中国的土地上。
英美法隔岸观火,苏联也不肯出兵,中国的抗战只剩下“焦土战”这条严酷的道路。由于日本是一个资源贫瘠的岛国,非常不利于打持久战,所以蒋介石就把希望寄托于用持久战来拖垮日军。当然日本也明白本国资源有限的弱点,提出了“以战养战”,用中国的资源打中国人的设想。蒋介石为了不让敌人利用中国的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中国各战场大搞烧光毁光的焦土战术。但焦土战的最大受害者并不是日军,而是中国的平民百姓,国民党内部对这种残酷的焦土战术也有不少反对之声。
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泛滥的黄河水并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却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不久,国民党军又在预定撤退的长沙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长沙大火后,汪精卫批评蒋介石说:“我们烧东西也许是怕自然物资变成‘自然汉奸’被敌人利用,但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汉奸的话,自然又怎么会变成汉奸呢?如果象长沙一样把每处每地都焦土化的话,我方抗战所需的物质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质全烧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民,这些人怎么处理?带他们一起跑吧,他们又跑不动;将他们杀了吧,又于心不忍。如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奸。”
汪精卫在一次演讲时说;“从前法国有一个国王,叫做亨利四世,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希望我的人民,在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在他家里的火炉子上面、瓦罐子里面,都偎著一只鸡。我们再看看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有的连鸡毛都没有见过,还谈鸡?一生都吃不著一只,还要说在每个星期六?他们从小到老都在劳动,田地和工厂接受了他们的血汗,等到血汗用尽了,生命也完了,就离开了世界。那好比火炉需要柴炭,等柴把精力完全贡献出来,只剩下灰未、只剩下煤屑的时候,不讲情面的铁铲就把它们铲出去!不让它们再在火炉里停著

汪精卫越来越对这种建立在人民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感到疑问:抗战的目的是什么?法国国王还企望人民百姓能有鸡吃,我们的领导人想到过老百姓的疾苦没有?抗战的最大牺牲者不就是那些连鸡肉的滋味也不知道的平民百姓吗?我们不惜牺牲四万万老百姓的生命来培养一个民族英雄,这值得吗?如果不出现奇迹的话,这场战争要经过多少年才能结束?在这期间中国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惨祸?汪精卫越来越觉得他的和平救国理念是正确的。
当然国民党内部持“和平救国”观点的,不止汪精卫一人。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组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低调俱乐部”是胡适起的“雅号”,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周佛海说:“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著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1938年9月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与“低调俱乐部”中断了联系。
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说:“蒋委员长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国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政府。”江精卫则说:“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匾乏,在战祸中喘息著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不过在国民党内主战派压倒多数的情况下,汪精卫感到已不可能说服蒋介石等人走“和平救国”的道路,于是他开始走自己独自的和平道路。汪精卫委托“低调俱乐部”的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和日本私下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
日本国内也有一批主和派,主张尽早以较为宽大的条件和中国停战言和。主要人物是陆军参谋本部支那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还有在华日本纺织同业株式会社理事长船津辰一郎,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前首相犬养毅的三子犬养健等民间人士。影佐祯昭等主和派也在没有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私下与中国接触打探和平的可能性。高宗武和西义显等人私交不错,双方不久就达成了初步协议:日方以宽厚的讲和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汪精卫则脱离国民党另立政府和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
对于汪精卫来说,迈出这一步的确是非常艰难的。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汪精卫也明白,他迈出这一步的代价有多大,岂止勾销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甚至要千夫所指、万人痛骂,陈公博也从成都打来电报,劝告汪精卫说:“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了。”
第三部分之四:对日和约的实态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对战局的形势有三种看法:一、快胜论: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可以在“三个月内解决支那问题”;二、持久战论:认为中国国土辽阔,战场的纵深太大,日军只能占据一些军事据点,不可能有效地控制整个中国。中国政府如果坚持不降,中日战争将成为旷日持久的持久战;三、外国干涉论:认为中日战争将导致第三国的武装干涉,日本会在外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被迫退出中国。
随著战局的发展,证明“快胜论”的预言是错误的,但外国也没有积极干预中日战争,所以“持久战”的预言成为现实。日本非常不愿意打持久消耗战,持久战拖得越久,对人口资源丰富的中国就越有利,日本将在消耗战中拖垮。到1938年底,日本用在中国战场的兵力已增至24个师团,军费激增,财政困难,税收加重,国内危机日渐困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内部也出现了尽快解决战争的呼声。
在1938年初,日本还寄希望于用高压手段迫降中国政府,1938年1月16日近卫首相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声明。1938年10月,日军本想在武汉战役中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但中国军队主动撤退,中国政府也迁都重庆,使日本通过武力高压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破产。此后,日本政府内要求“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呼声抬头,1938年11月3日,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一改过去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针,表示:“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1938年12月6日,陆军省参谋部公布《1938年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略》,决定今后的对华总方针:“以攻占汉口、广州为行使武力时期,今后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切戒急躁。为此,目前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其他各项施策都应与此相适应。”对华总方针还规定军事上“以不扩大占领区”为宗旨,确定新黄河、合肥、芜湖、杭州一线以东的占领区为治安地区,以西为作战地区。在不扩大占领区的原则下,对国民党军实施有限的局部进攻,同时加强航空作战,轰炸重庆国民政府大后方及中国国际补给线,打击中国的抗日意志,促使国民政府崩溃。
1938年底以后,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为“军事打击为辅,和平谈判为主”,由否认重庆国民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1938年11月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考虑作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和中国政府谈判,结束战争。1939年3月,日本新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说中公开表示说:“蒋介石将军与其领导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反日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东亚新秩序之建立,则日本准备与之进行中止敌对行动的谈判”。
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对战局的形势有四种看法:一、胜利论:认为中国军队已具有击退日军的实力,可以击败日本的军事进攻,赢得军事上的胜利;二、亡国论:认为中日战争的结果将导致中国亡国;三、最后胜利论:中日战争成为持久战后,最终将引发外国的武装干涉介入,中国在外国的帮助下最终战胜日本;四、和平救国论:中日战争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后,日本也难于忍受长期的消耗战,所以日本不能灭亡中国,不得不与中国进行停战和谈。而中国也应该积极响应和谈,尽快结束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破坏性巨大的战争,减少中国国力的损失。
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和放出和平的气球,这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看法不谋而合,国民党内对“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裂。但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国的汉奸帽子,所以国民政府内“主战”派还是占绝对多数。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等“主和派”开始了自己独自的“和平工作”。不过蒋介石在“主战”和“主和”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一方面他高唱抗战到底的高调,另一方面对汪精卫等人的“和平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中日战争的结局留一条后路。蒋介石并没有制止和惩处参与“和平工作”的官员,使汪精卫的“和平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通过私人关系与在上海的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等人进行接触,摸索与日本和谈的可能性。西义显和松本重治劝董道宁直接到日本与军方人士会谈,于是在松本的安排下,董道宁于1938年2月,即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一个月后,来到日本与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进行了会谈。董道宁是一个小小的科长,肯定是在某个上层人士的指派下到日本秘密谈判的,但董道宁到底是受谁的指派直到现在也还搞不清楚。
参谋本部中国课长的影佐祯昭大佐是日本的主和派,是早期参与和平工作的唯一军人。董道宁向影佐询问日本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政策的可能性,影佐说:军部中也有很多人反对近卫首相发表那样的强硬声明,但近卫首相的声明亦是事出有因,不可能那样简单地取消。但影佐表示日本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愿意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期望中国也能够表示出具有和谈的诚意。董道宁请影佐给蒋介石写封信,影佐认为他以一个课长的身份给蒋介石写信不太合适,于是他给在陆军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应钦和张群分别写了信,影佐在信中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一桩不幸的事件,董道宁此番来日本表示了中国的诚意,日本深为感谢”。
董道宁回国后将影佐的信交给上司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又将信转交给蒋介石的近侧宣传部长周佛海,周佛海再将信转交给汪精卫和蒋介石。不久高宗武向西义显转达了蒋介石向影佐祯昭的好意表示的谢意。周佛海又向蒋介石进言派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到上海“收集情报”,蒋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进行秘密外交,并从军委会秘密经费中每月支6000元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周佛海不久又背著蒋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会谈,高宗武有些担心:“我去日本蒋先生知道吗?”周佛海说:“你就放心去吧,一切责任由我承担。”
周佛海之所以敢瞒著蒋介石和日方谈判,是因为周佛海对蒋介石抱有这样一种看法:抗战后蒋先生一反他以往的表现,如果把过去蒋先生的行为贯穿起来进行研究,就会知道蒋先生的真正态度是“主和”的。由于举国上下高唱全面持久抗战,蒋先生不能不附合,而且比别人的调子更高,以便压服反对他的人,争取舆论的支持,蒋先生是被逼迫著走上他不愿意走的路。所以周佛海决定“以自己的胆识,把蒋先生的作法反过来加以灵活运用,等决心和平后,再向蒋先生报告。”周佛海认为蒋介石终究会明白他的一番苦心。蒋介石在知道高宗武未经他许可私下到日本谈判时,只是说:“荒唐,荒唐”,并没有提出对高宗武进行处罚,更没有强调今后要严格禁止类似事件发生。
1938年6月高宗武在松本重治的陪同下来到日本,高宗武到日本后首先表示他并不是蒋介石派来的使者,而是中国主和派的代表。高宗武说:“我首先想说明我的立场,为了实现和平,我准备不惜做出任何牺牲。为了中国,我最为重视的不是对日作战,而是对共产党的斗争。关于这一点,蒋委员长周围的一部分军人,主张即使把对共产党的斗争置之以后,也要把抗日看成国家的当务之急,我对此是反对的。但汉奸我可不当,我所奋力争取的仅仅是实现和平,这条界限是明确的。如果是不当汉奸的和平工作,那么有什么困难我都忍耐,但倘若这样做会成为汉奸,那么我马上就此作罢,即使说我中途脱逃也好,或说我是叛徒也罢,我都要退出。”后来高宗武果然因为害怕当汉奸,退出了“和平运动”。
高宗武怀疑蒋介石愿意冒卖国的罪名进行和谈,高宗武说:“关于中日和谈的大义,如果从我的信念上来说,我不得不以汪先生为同伙。随著战祸的扩大,国民是不能忍受的。蒋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温暖。”高宗武努力推荐汪精卫,他对影佐帧昭说:“为了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先生以外的人。除了汪先生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先生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先生听从和平论的时机,这样较为适当。”
日本军方逐渐为中日战争的长期化感到头疼,对影佐的和平计划开始产生兴趣。1938年7月初在影佐帧昭的斡旋下,高宗武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会谈。会谈时高宗武提出由汪精卫出马,从政府外部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为汪精卫出马提供有利条件。日方同意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进行“和平运动”。高宗武于7月21日返回中国。
高宗武因未经蒋介石允许擅自赴日,而且此行得到的结果也对蒋介石不利,所以不敢回武汉,只向周佛海报告了日本之行的情况,并付一封致蒋介石的信:“委员长钧鉴:职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周佛海先把高宗武的报告送给汪精卫,因高在报告中写有“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马”字句,周佛海征求汪精卫的意见:“在呈送蒋先生以前要不要把这段删去?”。汪精卫则说“没有关系,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蒋介石看完高宗武的报告后,转交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并嘱咐张群看完后转交汪精卫,他不知道汪精卫早已看过。过了三天蒋介石忽然大发雷霆:“高宗武是个混蛋。谁让他到日本去的?”
不过蒋介石仍然没有深究高宗武私自赴日谈判一事,这使周佛海更加敢于放手进行“和平运动”。不久高宗武因肺病复发住院,周佛海改派军委会政略部秘书主任梅思平接替高宗武进行秘密谈判。1938年8月29日至9月4日,梅思平与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进行了五次谈判,初步确定了日本政府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为条件,支持汪精卫搞和平运动。梅思平将日方的内容转交汪精卫,汪精卫同意在此条件下出马主持和平运动。
1938年10月22日,汪精卫与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壁君等人秘密召开会议,讨论和平运动的具体计划。当时他们计划的“和平运动”分五个阶段:一、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地宣布下野,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二、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三、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者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军未占领地区建立新的独立政府;四、日本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日军撤退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五、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正和平。
汪精卫当初的这个和平计划是在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新政府,然后新政府接收日军撤军后的占领地,在不割让领土、不赔款的条件下和日本实现和平。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有相当的可接受性,汪精卫未必被国人责骂为卖国者。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汪精卫的和平计划和他当初的设想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汪精卫自己也成了牺牲品。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只要国民政府更变人事组织,日本就可以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日本所说的“更变人事组织”,就是指蒋介石下野。11月16日,汪精卫和蒋介石一同吃饭时,劝蒋介石下野促成中日和谈。汪精卫说:“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们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则反问汪:“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进行了激烈地争辩,最后蒋介石说:“说什么都是一样,我们不必再争论了。我已经困了,要睡觉去了”。于是蒋介石将汪精卫一个人弃置不顾,自己回去睡觉了,这也促使汪精卫最后下定离开重庆的决心。
汪精卫和平计划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得到云南政府主席“云南王”龙云的支持。汪精卫派陈璧君找龙云秘密商谈和平计划,龙云对蒋介石改编他的军队,调用云南的物质,削弱他的势力耿耿于怀。龙云对陈璧君说:“汪先生是党国元老,在国内外声望极高,只要他登高一呼,应者必然云集于他的旗帜之下。蒋介石一贯阴险奸诈,排除异己,所以汪先生发动和平运动、另立新政府是天经地义之事。除了共产党和冯玉祥等少数人之外,都会拥护汪先生出来倡导和平事业,在国际上也会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有了龙云支持和平运动的许诺,下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是否承诺宽大的和平条件。1938年11月12日,汪精卫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日本派影佐帧昭、今井武夫等人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举行最后谈判,双方经过8天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所谓“重光堂协议”。(一)缔结华日防共协定,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在“防共区”驻兵。(二)承认(默认)满洲国。(三)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四)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六)恢复和平后,日军在两年以内撤军。
另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军方对中国分而治之的战略。日本军方感到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最好的消除中国威胁方法就是把中国分为数个国家“分而治之”。日军先在东北制造了一个满洲国,又于1937年12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1938年4月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日方本来计划汪精卫出面建立一个局限于云南两广的地方政府,而汪精卫坚持必须撤销梁鸿志和王克敏等的地方政府,由汪精卫的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中国。由于汪精卫在此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日方最后让步同意汪精卫的新政府统一领导中国。
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抄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于11月26日带到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但最后汪精卫比较动摇,决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决定,在周佛海等人的劝说下,终于下决心选择“和平救国”的道路。汪精卫等人策划了一个脱离重庆的计划:12月5日,周佛海先去昆明,12月8日,江精卫夫妇去成都,两日后到达昆明再去河内。日本政府于12月11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汪精卫随后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任何一地宣布下野。与此同时汪精卫也接到日方的通知,表示对重光堂协议无异议,希望一切按计划实行。
但多年跟随汪精卫的陈公博并不知道汪精卫与日本秘密商定的和平计划,汪精卫把在成都任四川省党部主任的陈公博请来,希望陈也参加他们的和平计划。陈公博看了“重光堂协议”后徒然变色:“汪先生,这协议书是哪儿来的?委员长他知道吗?”周佛海说:“委员长暂时不知。”汪精卫说:“委员长不出来议和,我准备来议和,不然,焦土抗战,死且不知!”陈公博听后不安地说:“汪先生,依公博之见,先生这样做恐怕是难为人理解的,还可能出大乱子。”汪精卫则向陈公博解释说:“你我相处二十年,患难与共,我这次到外面去,和以前一样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有路可走,我是不会离开重庆的,可现在只能离开重庆才能去谈和。我在重庆谈和,人家定会误以为是政府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离开重庆,那么和谈便是我个人的主张了,如果交涉得当,再来劝政府,由政府出面接受。如果政府仍然执迷不悟,那就只能撇开他们另组班子了。我与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将来是会得到国人理解的。”周佛海也劝陈公博说:“历史的评价问题,牵涉到战局如何发展问题,很复杂,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定得下来的。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要谋事总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陈公博见众人都同意,只好说:“你们都统一意见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我总觉得这事还欠考虑,背著政府去和敌方谈和,无论结果怎样,总还有个立场问题。更何况还牵涉到要组织另一个政府问题,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诚意?此事须得慎重,最好放弃。”不过最后陈公博表态:“汪先生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众人在我面前骂汪先生,更不愿被别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里的密探。”
1938年12月8日,汪精卫准备飞离重庆的时间,本来是蒋介石外出不在重庆的日子,但12月8日蒋介石突然从桂林飞抵重庆,打乱了汪的行动计划。汪精卫只好暂时留在重庆,等待时机。12月18日,蒋介石飞往陕西出席军事会议,汪精卫以外出演讲为名,偕夫人陈璧君、秘书曾仲鸣、女儿汪文惺和未婚夫何文杰等人飞往昆明。汪精卫到达昆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率领省、市各厅局官员列队相迎,后面是一排排学生和市民夹道欢迎。当天晚上,汪精卫与龙云作了一次恳切的谈话,汪精卫把自己和平运动的计划告诉龙云,说到达河内后即公开提出与日本议和的建议,接著由龙云发表拥汪通电,然后四川、西南和两广各实力派也纷纷行动起来,造成以汪为首的和平运动区,一面与日本交涉和平,一面也促使蒋介石的重庆政府议和。龙云听后满口表示赞同。
12月19日,汪精卫夫妇、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一行十余人,乘龙云代为包租的专机离开昆明,飞抵法属殖民地越南的河内,迈出了和平运动的第一步。据说汪精卫在离开重庆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长信,信中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在当时的情况下,“主和”的道路要比“主战”困难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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