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汪精卫上

风清扬斈 14年前 (2005-12-13) 历史札记 3662 0
真实的汪精卫

作者:林思云 
中国经常有这样一种怪现象,提到某个人的名字是妇孺皆知,但问起该人的生平和事迹时,却又是鲜为人知。汪精卫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汪精卫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大汉奸,可是大家对汪精卫的“卖国事迹”却是一问三不知。这也是中国历史教育的一大特色;只告诉大家他是坏人,却又不告诉大家他作过什么坏事。好在中国学生头脑比较简单,不喜欢刨根究底,所以历史老师还不至遇到太大的麻烦。
汪精卫在中国是一个完全被否定的人物,甚至被认为是中国人的耻辱。因此现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把汪精卫从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历史中完全抹杀,只是抗日战争的历史中实在无法抹杀汪精卫的存在,才简单地提到了汪精卫和他的维新政府。这种出于主观愿望而随意修改历史的作法,使中国人对历史产生了错误和虚假的理解,实在有碍于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历史上真实的汪精卫,曾是近代中国有数的叱吒风云的历史人物,对中国的历史走向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历史走到21世纪的今天,应该考虑还汪精卫的本来面目,重新认识历史上真实的汪精卫。
要为汪精卫写一个比较真实客观的小传还有不少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有关汪精卫的资料十分匮乏,人们似乎都极力避开这样一个敏感人物,怕给自己惹来各种麻烦。198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出现一些关于汪精卫的书籍,比如蔡德金的《汪精卫评传》,黄美真的《汪精卫传》,秦亢宗的《走向深渊》等。但中国出版的书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有意识地贬低丑化汪精卫,写书的重点放在猎奇和艳史方面,不是严肃的人物传记而近似于野史小说,真实性有很大的疑问。日本也有不少关于汪精卫的书籍,比如上板冬子的《汪兆铭的真实》,杉森久英的《汪兆铭传》,今井武夫的《支那事变的回想》,特别是亲身参加过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松本重治写的回忆录《近卫时代》和《上海时代》,犬养健的《扬子江仍在奔流》,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事情。与中国的资料相比,日本有关汪精卫的书籍比较严肃,基本没有凭信性很低的猎奇艳史部份。因此这篇《真实的汪精卫》以日文资料为主,中文资料为辅,力争做到求实客观。
汪精卫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所以本文也分为三大部份来写:第一部份:为了革命奉献一切;第二部份:打倒独裁者蒋介石;第三部份:和平运动曲线救国。
第一部份:《为了革命奉献一切》
1893年5月4日,广东省番禹县(今广州),来自浙江的客商汪椒家里,又新添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是汪椒的第4个男孩,也是第10个孩子,汪椒给这个男孩龋蝴叫汪兆铭。
汪兆铭是汪椒的填房吴氏所生,生汪兆铭那年汪椒已经62岁了。汪椒是个落第秀才,后来弃文从商。汪椒见这个小儿子异常聪明,就特别注重教汪兆铭读书,在汪兆铭5岁时就开始教他认字。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汪兆铭8、9岁时,就基本可以读书了。汪椒晚年由于年老眼花,无法看清书上的小字,就让汪兆铭每天为他朗读诗书。汪椒特别喜欢王阳明和陆游,每天让汪兆铭为他朗读王阳明的文章和陆游的诗。每天在父亲面前朗读,不仅无形中培养了汪兆铭演讲的口才,还使幼小的汪兆铭接受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和陆游的豪放文风,这些对汪兆铭后来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汪椒家里并不富裕,汪兆铭童年时代的生活相当清苦。汪兆铭13岁时,母亲病逝,14岁时,父亲又病逝。从此汪兆铭就依靠比自己大22岁的大哥汪兆镛抚养生活。由于家境所迫,汪兆铭17岁时就开始到私塾去教书。1901年汪兆铭18岁时参加了科举考试,以广州府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秀才。
1900年义和团事件以后,清政府开始搞“新政”,开始大量选派公费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并给予归国留学生举人或进士的待遇,授予高级官职。这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识青年纷纷前往外国留学。
当时公费留学生的主要派遣国家是日本,大量留学生前往日本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日本地理位置近,留学费用便宜;二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强国经验对中国特别有现实意义;三是日文中大量使用汉字,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学日文要比学欧洲文字省力很多。特别是日本还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置了一些学校,在日本教师讲课时,旁边配有中文翻译,以便让不懂日文的中国留学生也能听懂讲课的内容。当时日本比较有名的专门招收中国留学生的院校有:政法大学速成科(汪兆铭母校)、宏文学院、同文书院和振武学堂(蒋介石母校)。
1904年,两广总督岑春□在广州招考前往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的公费留学生,录取人数为50名。清政府为每位公费留学生每月资助30日元,这比现在公派留学生的资助金高多了,可以在日本生活得比较宽裕。汪兆铭考上了这次的公费留学生,和汪兆铭同时录取的还有胡汉民,朱执信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同盟会的骨干。1904年9月,汪兆铭挤杂在三等舱的乘客当中,首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当时汪兆铭万万没有想到三十多年后,他以“国家元首”之尊乘专机访问日本,更没有想到他会客死在这片土地上,人的命运真是不可预测的事。到日本后,汪兆铭住在东京神田区神保町名叫春水馆的留学生宿舍,离政法大学很近。政法大学以教授西方的政治法律为主,汪兆铭在那里学习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这些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使汪兆铭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树立起推翻专制的封建王朝,建立西方式民主共和国的信念。
1904年底正好是日俄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日本全国都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即使在课堂上,发表最新战况的号外新闻一到,教授就停止讲课,和学生一起朗读新闻。日本这种举国上下的爱国热忱,不仅使汪兆铭十分感动,也唤起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的爱国心,激发他们投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运动之中。
到1905年,仅仅在东京一地,就有中国留学生1万余名,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空前的规模。中国的革命家们纷纷在留学生最多的日本建立革命党派,使日本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当时在日本主要有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党,和主张推翻异族皇帝的革命党。保皇党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反对进行流血的暴力革命,主张承认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在清政府的主导下进行渐进的立宪改革。保皇党在海外华侨中有不小的势力,但在日本的血气方刚的年青留学生们,并不喜欢保皇党的渐进稳健主张,大多数都支持革命党激进的暴力革命方案。
在海外一时有很多革命党成立,由于中国历史上就有同乡结党的倾向,这些革命党都建立在同乡会的基础上。有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黄兴、宋仁教的湖南派“华兴会”,章炳麟的浙江派“光复会”等等。其中以孙中山的“兴中会”和黄兴的“华兴会”势力最大。黄兴身材魁梧,仪表堂堂,性格豪放,很有革命家的“气派”,很为年青的留学生们所倾倒敬仰。而孙中山则身材矮小,说话慎重,在留学生中间的人气不如黄兴高。但孙中山提出了一套“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比黄兴派的单纯革命相比,在海外华人中有更大的感召力。
1905年7月孙中山从美国再次来到日本,汪兆铭和胡汉民,朱执信等广东同乡一起拜访孙中山,加入了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汪兆铭文思敏捷,擅长演讲,有很大的组织力和号召力,很快脱颖而出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并委以重用。由于当时的革命党都是各自为政,力量很分散,这次孙中山来日的主要目的就是联合各派的革命党,组成一个统一的革命党。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前往黄兴的住所拜访。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大革命家,但以前两人一直在各自的平行线上,出来没有见过面。
黄兴对孙中山的来访大喜过望,黄兴紧紧握著孙中山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当时黄兴32岁,孙中山40岁。可是孙中山和黄兴交谈不久,气氛就开始紧张起来,两人语气强硬,各持己见,甚至到了拍桌子瞪眼睛的地步。最后黄兴破颜一笑说:“孙先生,我服你了”,两位革命巨星终于达成了联合。1905年8月20日,各革命党派的大联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选为总理,汪兆铭作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被选为评议部部长。新建的同盟会最初设有三个部: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汪兆铭当选重要职务的评议部部长,说明汪兆铭在革命党中有相当的影响力,那时汪兆铭才22岁。
同盟会最初的主要任务是搞宣传和制造舆论,1905年11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正式创刊。《民报》特邀章炳麟担任主编,主要编辑则为汪兆铭、胡汉民、吴稚晖等人。汪兆铭从《民报》的创刊号开始,一直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汪兆铭以“精卫”的笔名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汪兆铭使用“精卫”的笔名,源自《山海经》里精卫填海的故事,含有对革命锲而不舍之义。汪精卫的文章逻辑严密,笔锋锐利,有很大的影响力。当时《民报》的主要对手是梁启超等保守派主办的《新民丛报》,汪精卫的文章以与保守派的改良主张论战为主,宣扬暴力革命的必要性。1906年6月,汪兆铭从政法大学速成科毕业,在260余名学生当中,汪兆铭成绩名列第二。本来公费留学生在学成毕业后,有归国服务的义务,同级的大部份同学纷纷归国。但汪兆铭却不准备回国,决定留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由于逾期不归就没有了公费资助,必须自己解决生活问题。幸好汪精卫日语较好,找到了一份翻译工作,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生活,还可以资助朋友。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的势力大振,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取缔中国留学生的反政府活动。尽管日本政府中,对中国留学生的革命行动持同情态度的人很多,但由于考虑到与清政府的外交关系,开始对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反政府活动进行限制。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发布的禁止中国留学生进行反政府活动的规定,但事实上对中国留学生的反政府活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1907年初,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请”孙中山出国。
此后汪精卫跟随孙中山出走越南和马来亚等南洋各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这时汪精卫已成为孙中山最为信赖的亲信之一。1908年3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陈耕基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经常为孙中山捐钱捐物,孙中山则定期向陈耕基赠送《民报》等革命刊物。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非常爱读《民报》,在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影响下,陈璧君决心以实际行动投身革命。汪精卫到槟城演讲时,台下听讲的陈璧君对汪精卫的风度和才识十分钦服。汪精卫因为革命的公事不时走访陈耕基家,所以也经常见到陈璧君。但每次陈璧君与汪精卫见面都是在母亲卫月朗的陪伴下,没有单独谈过话。
1908年汪精卫26岁,陈璧君17岁,正是男女热恋的年龄。当时虽然两人之间都很有好感,但还只是革命同志的关系,没有发展到恋人的地步。另外阻碍他们成为恋人的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汪精卫和陈璧君都已经和别人订婚。根据中国的传统习惯,陈耕基为陈璧君选了一个华侨巨商的儿子订了婚,而且准备在近期内就让陈璧君结婚。陈璧君读了《民报》等宣扬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书报后,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憧憬西方式自己选择结婚对象的自由结婚。陈璧君和她的未婚夫谈到革命,谈到自己将来准备投身革命。她的未婚夫却思想十分保守,对革命也没有任何兴趣,他对陈璧君说:“革命是男人的事,女人搞革命象什么样子?”。由于两人思想差距太大,陈璧君最后终于选择“退婚”。陈耕基开始不同意“退婚”,但无奈陈璧君态度坚决,只好同意让陈璧君“退婚”。
汪精卫少年父母双亡,所以长兄汪兆镛在他15岁时,为他选择了一个同事的女儿刘氏订了婚。汪精卫在日本参加革命后,汪兆镛经常来信训斥汪精卫忘恩负义,拿了朝廷的公费出国,到国外却干背叛朝廷的反叛之事。汪兆镛要汪精卫立即悬崖勒马,放弃革命回国为朝廷尽忠。其实汪兆镛也并非坚决反对汪精卫搞革命,只是怕汪精卫成为朝廷的罪犯后连累他们整个家族。汪精卫也明白长兄的用心,在清政府发出对他的通缉令后,汪精卫写信给汪兆镛,表示断绝与家庭的关系,解除婚约。汪精卫在信中说:“罪人兆铭在日本从事革命之事,已被朝廷发觉,谨自绝于家庭,以免相累
吾为革命流血,志矢不渝,谨请谅鉴。罪人与刘氏由家庭作主,曾有婚约,但既与家庭断绝,则此关系亦当随之断绝。请自今日始,解除婚约”。汪兆镛接到汪精卫的断绝信后,退还了刘家的订婚聘礼,为汪精卫解除了婚约。
陈璧君退婚后,倔强地要求到日本参加革命,陈耕基只好同意陈璧君去日本。1908年7月,陈璧君搭乘荷兰客船来到日本,在孙中山的“特批”下,宣誓加入同盟会,到《民报》编辑部帮忙,和汪精卫在一起工作。陈璧君到《民报》后,编辑部的气氛一下活跃了起来。本来《民报》的编辑们都是些穷书生,生活十分拮据,极少去饭店吃饭。陈璧君却是个阔小姐,口袋里总有花不完的钱,经常请大家去高级饭店聚餐畅饮,使这些编辑们大为开怀。在这些未婚的年青编辑中,陈璧君成了他们追求的对象,然而陈璧君却逐渐倾心于汪精卫。
陈璧君倾心于汪精卫,不仅因为汪精卫的相貌才能,还因为他严肃的生活作风。在这些年青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赌博酗酒,而汪精卫却象清教徒一样生活,被人称为“道学先生”。最让陈璧君感动的是汪精卫“革命家不结婚”的信念。汪精卫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活无著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汪精卫发誓说:“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汪精卫越说不结婚,陈璧君反而越爱汪精卫,但汪精卫却从来没有碰过陈璧君一个指头。后来汪精卫说:正因为他太爱陈璧君,他才没有碰陈璧君一下,他不想毁了陈璧君一生的幸福。
汪精卫后来真的实践了他的诺言,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和革命同志陈璧君结婚,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汪陈的革命婚姻在当时一时传为佳话。汪精卫婚后也一直严守一夫一妻的准则,从来没有外遇和桃色新闻,汪精卫的道德人品在当时的革命家中无人可比。
到1908年冬,革命进入最困难的时刻。六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大量革命志士倒在血迫之中。此时梁启超等保皇党乘机攻击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批评革命党领袖是唆使别人送死而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的批评反响很大,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批评了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不久这场批评的矛头就开始指向孙中山,有人写了《孙文十四大罪状》一文,揭露孙中山贪污革命经费2万元自用。当时孙中山独揽同盟会中的经费大权,从不公开经费的使用情况,所以人们怀疑孙中山贪污也不是无中生有。虽然孙中山到底有没有贪污的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但这场批评对孙中山在党内的威信影响极大,同盟会中出现也了反孙运动。章炳麟的浙江派公开反对孙中山,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他们以前的“光复会”。黄兴的湖南派持中间态度,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
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站了出来,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
第一部份之二:玉石共焚
1905年孙中山联合海外各派革命党组成同盟会,主张用暴力的方式来推翻清王朝。到1908年冬,同盟会已经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但都相继失败,大量革命青年为此失去宝贵的生命,梁启超等保皇党则乘机批评革命党的暴力革命。
梁启超特别批评革命党领袖们,自己躲在安全的海外,却唆使别人在国内搞送死的暴力革命。1908年冬,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批评革命党领袖的“远距离革命家”作风,批评他们唆使别人送死而为自己谋取名利的作法,一时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反孙中山的运动,一些人主张“革命之前必须先革革命党之命”。反孙派攻击孙中山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批评孙中山近似于独裁的领导作风,说孙中山“办事近于专横,常令人难堪”,第二是批评孙中山不公开革命经费的使用情况,不少人怀疑孙中山将革命经费挪作私用。
1907年日本政府“请”孙中山出国时,日本朋友公开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20000余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2000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使《民报》经常陷于经费拮据的苦境。1908年冬,《民报》主编章炳麟和孙中山诀别,章炳麟说:日本人向孙中山赠送的赠款,本来是赠送给革命党的革命经费,孙中山却把这些钱当作赠送给他个人的私人赠款使用。章炳麟批评孙中山这种作法“实在有损我同盟会之威信,而使日人启其轻侮之心”。
在“远距离革命家”批判和“倒孙狂潮”的夹攻下,党内党外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士大量出现,同盟会一时间陷入失败的边缘。汪精卫是同盟会中无条件坚决支持孙中山的孙派骨干,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汪精卫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使党内党外的怀疑人士重新树立起对革命的信心。
汪精卫刺杀清政府高官的设想,并不著眼于暗杀计划本身是否成功,而是著眼于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精卫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作为同盟会中坚分子的汪精卫,在北京行刺被捕的消息传来后,海内外对孙中山同盟会的看法大为改变,梁启超的“远距离革命家”批判不攻自破,人们重新树立起了对革命党同盟会的信心。可以说当时同盟会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靠汪精卫牺牲自己的烈举挽回的。如果当时汪精卫被清廷处死,汪精卫毫无疑问要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钦定英雄,永远载入史册。汪精卫在《致南洋同志书》中的一段话,也在当时被流传为佳话:“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汪精卫最有名的文章是发表于《民报》26期上的《革命之决心》一文。汪精卫在文中说: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才使生米变成熟饭;釜则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自己当作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
在同盟会中汪精卫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汉民。胡汉民比汪精卫大四岁,不仅是和汪一起来日本留学的同乡,也是长年在《民报》一起工作的同事,汪一直把胡当作大哥看待。胡汉民得知汪精卫要北上行刺时,劝汪说:你是同盟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你的文才口才和号召力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以一时之激情与虏酋拼命,对革命的损失太大。
汪精卫则说:梁启超骂我们这些革命党人是“远距离革命家”,章炳麟等人又背叛孙先生和同盟会,已经到了“非口实所可弥缝,非手段所可挽回”的地步。现在我们必须拿出具体的行动来证明我们的革命之决心,才能使梁启超愧对民众,使章炳麟愧对党人,才能促使同盟会内部团结和挽回民众对革命的信心。我以前在《革命之决心》一文中曾经说过,革命党人要为革命作釜作薪,现在正是需要我当革命之薪的时候,若吝薪则何由有饭?但不管汪精卫说什么,胡汉民都坚决反对汪的北上行刺计划。汪精卫临走时不敢向胡汉民告别,怕胡汉民会硬把他留下,于是咬破手指给胡汉民留下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胡汉民见到血书时,当场哭得昏了过去。
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并不反对用行刺清廷高官的形式,来挽回和唤醒民众对革命的信心。但考虑到汪精卫是同盟会中非常难得的人才,所以孙中山并没有表示支持汪精卫的北上行刺计划,但也没有表示反对。因为没有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的明确支持,汪精卫不得不自己寻找愿意和自己一起北上行刺,作革命之薪的人。汪精卫首先想到的是黄复生。
黄复生是四川人,和汪精卫一样也是发起同盟会的元老,担任同盟会的高层干部。黄复生读了汪精卫《革命之决心》一文后非常感动,对汪精卫说:“我也愿意作革命之薪”。汪精卫把自己北上行刺的计划告诉黄复生,汪精卫还没有讲完,黄复生就大笑道:“铭兄,有话何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精卫说:“去北京行刺可是九死一生,毫无生还的可能
”黄复生豪爽地说:“我参加革命时早已立志为革命而死,还谈什么生还的问题,这次就让我们一起作革命之薪吧。”
汪精卫再找到同盟会中会作炸弹的喻培伦,请他帮助作炸弹,喻培伦也爽快地答应了,愿意和汪精卫一同北上。当然最坚决和汪精卫一起北上的是陈璧君,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满座皆惊,也让那位说风凉话的人羞得恨不得钻入地缝。可惜现在再也看不到陈璧君那样有志气撕毁自己外国护照的烈女了。
汪精卫计划他和黄复生先到北京作好准备,然后喻培伦、陈璧君等人再携带炸弹到北京。1909年10月,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先乘英国船到天津,同盟会的郑毓秀迎接他们。郑毓秀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实业家,她本人精通外文,是天津有名的交际花。郑毓秀经廖仲恺介绍加入同盟会,这次廖仲恺特别写信给郑毓秀,要求她全力帮助汪精卫等人的暗杀行动。汪精卫平日接触的都是陈璧君那样的革命烈女,见到郑毓秀这样风姿绰约的美人交际花,觉得十分不自然。
汪精卫说:“听说最近北京的火车站盘查得很严。我们这些男人携带炸弹容易引起怀疑,想请你帮我们把炸弹带入北京。不过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炸弹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
”郑毓秀当即答应:“如果不会爆炸,还叫什么炸弹?这事就交给我了。”汪精卫是个相貌英俊的美少年,又精通诗词文章,郑毓秀对汪很是倾心,多次以教她作诗为借口和汪精卫接近,汪却极力避开和郑毓秀的单独接触。汪精卫此时已经下定决心象柴薪那样为革命献身,早把男女私情置之度外,和郑毓秀的关系从来没有越过同志的关系。后来郑毓秀感叹说:“汪精卫真是少见的道学先生”。
汪精卫和黄复生到北京的琉璃厂租了一栋房子,挂上“守真照相馆”的招牌,因为照相馆的暗室最适合搞炸弹的组装,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也不会引人怀疑。不久喻培伦传来话:正月十五(1910年2月10日)将带铁西瓜入京,请汪等人去前门车站接站。汪精卫和黄复生赶到前门站,见郑毓秀挽著一位白人绅士的手悠然走出车站,白人绅士的手里提著一个沉重的皮箱,里面装著炸弹,车站的警官看也没看就让他们走出了车站。原来当时外国人在中国有治外法权,因此没有人敢随便检查外国人的行李。这个白人是法国大使馆的职员,曾一直追求郑毓秀,这次郑毓秀请他帮忙,那人当然一口答应。
炸弹运到北京后,喻培伦和陈璧君也赶到北京,他们一起商量暗杀的具体计划。第一次暗杀行动是刺杀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贝子和贝勒为清王室的爵位名,亲王之下为贝子,贝子之下为贝勒)。2月底载洵和载涛从欧洲访问返京,汪精卫等人准备在载洵和载涛走出前门车站时,投掷炸弹炸死载洵和载涛。当天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但没有想到当时清廷正搞廉政运动,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混杂在一般民众中一起出站。由于出站的人群中戴红顶子官帽的人极多,汪精卫和黄复生无法识别目标,只好终止暗杀计划。
这次刺杀失败后,汪精卫等人把暗杀的目标定为清廷的最高领导人摄政王载沣。他们吸取了上次计划不周而失败的教训,开始详细调查载沣的行踪。醇亲王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附近,载沣每天早上8点出王府,经过鼓楼大街从景山后门进入皇宫。汪精卫等人本准备在鼓楼大街的矮墙后投炸弹,但正赶上鼓楼大街修扩马路,闲杂人太多,无法行动。他们后来注意到什刹海和后海分界处的一座小桥银锭桥,环境非常僻静,而小桥附近又有一条阴沟可容藏身。于是汪精卫决定事先将炸弹埋在小桥下,汪精卫自己藏身于阴沟里,待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和载沣同归于尽。
1910年3月31日深夜,黄复生和喻培伦前往银锭桥埋炸弹,留下汪精卫和陈璧君两人。陈璧君知道汪精卫明天将在爆炸中和载沣同归于尽,这将是他们两人最后的一夜。陈璧君拉著汪精卫的手轻声地哭泣,汪精卫本想找一些话安慰她,可是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汪精卫内心是深爱陈璧君的,他也知道陈璧君同样深爱著他,但汪精卫越爱陈璧君,就越不愿看到陈璧君为了他而失去一生的幸福。汪精卫努力压下和自己心爱之人的生死离别之情,只是拉著陈璧君的手默默无语,让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突然喻培伦匆匆跑进来说:“大事不好,有人看见我们埋炸弹了”,不久黄复生也跑回来说:“警察已经发现我们的炸弹了”。
本来他们以为在寒冬的夜晚人迹稀少,在寒冷的深夜行事不会有人发现。可是天公不作美,银锭桥附近一家人的妻子突然和别人私奔,男人晚上妒气得睡不著觉,深夜走出家门去散气。该人走到银锭桥附近,忽然看到有人影在桥下挖土,他立即联想到人们埋藏财宝的故事,于是潜伏在一旁偷看,想事后取走财宝。可是看到黄复生和喻培伦,埋好炸弹后又开始拉电线埋电线时,该人感觉到情况不对,这不是埋财宝,而是一个重大的阴谋,于是从藏身之处跑出来前去报警。
黄复生和喻培伦刚埋好炸弹,忽然看到从附近闪出一个黑影跑走,立刻意识到他们的行动被人偷看到了。于是喻培伦先跑回去向汪精卫报告,黄复生则在附近监视。不一会儿那个男人带著两个巡警前来,黄复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已彻底暴露,也跑回去向汪精卫等人报警。喻培伦建议他们现在立即离开北京,还来得及逃过清廷的追捕。但汪精卫说虽然发现了炸弹,但警察未必就能查出来是他们干的,所以不用著急,看看风头再说。
第二天北京各大报纸都登出了银锭桥下发现炸弹,有人想行刺摄政王的新闻,不过报纸上的分析却都认为这是清廷内部的势力斗争。有人说炸弹中包炸药的报纸写有伦敦字样,而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正好刚从伦敦回来,很可能是他们搞的暗杀阴谋;也有人分析认为是庆亲王想篡权的阴谋,但没有一篇新闻怀疑到革命党,使汪精卫等人大为安心。三天后又有报纸登出新闻,说银锭桥炸弹案的凶犯已经抓获,汪精卫等人更为安心,于是开始策划下一次行动,让喻培伦去东京买炸药,陈璧君去南洋筹款,汪精卫和黄复生继续潜伏在北京进行下一次暗杀的策划。
然而汪精卫等人却中了清廷的计谋。清廷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明白是革命党所为。为了防止暗杀者们逃跑,清廷故意向新闻界放出朝廷内部暗斗和凶手已经捕获的小道消息,使暗杀者们安心留在北京。清廷警察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警探到北京市内各个铜铁店调查,骡马市大街的鸿太永铁铺认出螺丝为该店所作,是琉璃厂“守真照相馆”的老板要求他们作的。警探开始监视“守真照相馆”,正好赶上“守真照相馆”搞装修,一些密探混入装修工人中,从“守真照相馆”中盗出了革命党的机密文件,发现这次暗杀正是革命党所为,首谋就是清廷出10万两白银悬赏人头的朝廷钦犯汪精卫。1910年4月16日,警察包围了“守真照相馆”,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一举抓获。
由于谋刺摄政王是一个大案,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理此案。肃亲王是清朝建国元勋八大世袭王室的第一家,是当时清廷中头脑见识过人的少有人才。顺便说几句题外话:辛亥革命成功后肃亲王亡命日本租界旅顺,和日本人川岛浪速结拜兄弟,并将一个王女托川岛浪速收养,这就是后来有名的川岛芳子。肃亲王看到从汪精卫身上搜缴的三篇汪精卫的亲笔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之后,感慨万分,非常佩服汪精卫的人品见识,更佩服汪精卫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肃亲王对清廷的腐败也感到深恶痛绝,所以对革命党人的反叛行为也十分同情,他后来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由于清廷已经宣布预备立宪,1910年4月25日清廷法部按照文明国家之法,开庭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汪精卫在被告席上昂首挺胸,慷慨陈词地宣读了他即时写成的四千余言的供词:“本名汪兆铭,别号精卫。前在东京时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均刊登于《民报》,不再多言。孙中山先生起事兵败后,我决心炸死载沣以振奋天下人之心。。。”。汪精卫和黄复生在法庭上不但没有招供同党,反而争著说自己是行刺的主谋,希望以此来为对方减轻刑罚,令在场人士十分感动。
看到汪精卫和黄复生视死如归,保护同志的常烘,肃亲王意识到:革命党人行刺的目的就是玉石共焚、杀身成仁,他们早已作好“薪尽饭熟”的献身准备。杀了他们不仅不能吓倒那些不怕死的革命党人,反而会激发民众对清廷的憎恶和反感。本来加害皇族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肃亲王决定从轻发落汪黄二人,以安抚天下人心。摄政王载沣最初主张立斩汪黄二人,但经过肃亲王的反复劝说,同意从轻发落汪黄二人。1910年4月29日,清廷以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汪黄二人死罪,判处二人永远监禁。
汪精卫接到免死的判决时,有捡来一条命的感觉。汪精卫入狱后,肃亲王亲自到狱中看望汪精卫。汪精卫以前以为清廷的官员都是愚钝无能的昏官污吏,没想到肃亲王肯屈身访问他这个囚犯,而且以礼相待,谈吐文雅,让汪精卫十分吃惊,也很佩服肃亲王的见识才干。后来人们问起汪精卫对肃亲王的印象时,汪精卫说:“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肃亲王说:“汪先生在《民报》的篇篇大作,我都拜读过。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自强自立,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法西方立宪,这些与朝廷的主张都是一致的。目前朝廷正在筹办预备立宪,建立国会让民众参政议政,这些不正是先生所争取的革命目标吗?”
汪精卫反论说:“我们革命党人所主张的绝不是立宪,而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实行三民主义。亲王既然读过汪某在《民报》上的文章,对汪某的革命主张应有所了解。”
肃亲王说:“你们革命党的确有很多杰出的主见,但你们也应该认真倾耳听听我们的看法。说实话,我认为‘三民主义’是一种见识偏狭的理论,不能成为今后中国的指导理念。为什么要宣扬灭满兴汉?这样宣扬民族仇视能够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吗?为什么要搞平地起风波的流血革命,我们不是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的机会。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是比用多量人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吗?”
汪精卫反论说:“我们主张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著把政权交出来的。现在中国搞君主立宪,并不能解决长年的腐败弊害,而且把国会作为民权的支柱不过是一种幻想,国会只不过是君主的傀儡走狗而已。只有民主革命才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肃亲王说:“中国的政治十分复杂,各种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操之过急?螳螂在前,黄雀在后,列强不是在觊觎著我们吗?不忍不谋则乱,还请汪先生三思。”
汪精卫和肃亲王的辩论总是在两条平行线上,谁也说服不了谁。当年汪精卫正值年青的28岁,而肃亲王却是初老的45岁,但两人都对对方的才学见识产生了敬佩之心。肃亲王原想说降汪精卫为清廷效力,但见汪精卫革命志坚,也就没有再为难汪精卫。后来肃亲王不时来狱中看望汪精卫,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不是政敌,倒有些近似朋友的关系了。
孙中山在纽约得知汪精卫被捕的消息时喟然长叹道:“兆铭是吾党一位大人才,失去他好比断了我一支手臂”。同盟会东京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也发起了营救汪精卫的行动,胡汉民亲自奔走各地为营救汪精卫演讲筹款。通过营救汪精卫的活动,使一度陷于分裂的同盟会内部开始弥合,也使民众重新认识到革命党的决心,对后来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汪精卫在狱中无事,每日作诗。汪精卫狱中诗作最有名的一首是《被逮口占》(又名《慷慨篇》)。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诧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精卫的《慷慨篇》从狱中传出后,立即被许多报纸争相转载,“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也成为当时革命青年们广为传颂的诗句。
但监狱中的生活毕竟是艰苦的,每日三餐是一碗霉变的陈米和一条咸萝卜,另外每五天可以吃到一次豆腐,逢年过节则每人赏赐肉半斤。一天汪精卫正在苦嚼著黄米饭,忽然一个狱卒给汪精卫塞进十个鸡蛋。这是谁送来的鸡蛋呢?汪精卫拿著鸡蛋仔细端详了半日,在一个鸡蛋上写著一个小小的“璧”字,原来是陈璧君冒死到北京救他来了,是陈璧君买通狱卒给他送来的鸡蛋,汪精卫忍不住热泪流出了眼眶。汪精卫那天晚上抱著鸡蛋睡了一夜。
第二天狱卒悄悄对汪精卫说:“你有什么话写封信,我会转给送你鸡蛋的那个人”。汪精卫感情激荡,当即写成一首《金缕曲》送给陈璧君。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潺愁,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汪精卫在《金缕曲》后面,又用血写了五个字“勿留京贾祸”,让陈璧君赶紧离开危险的北京。过了几天,汪精卫收到狱卒转来的陈璧君的一封信,陈璧君在信中说:“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我将遵从你的忠告立即离开北京,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
汪精卫为陈璧君的真情所感动:自己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囚人,如果不自首叛变的话,根本没有出狱的希望,唯一可以盼望的是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但那一天什么时候才会来呢?是10年后还是20年后?也许他见到陈璧君的那一天,双方已是白发苍苍的垂暮之人,也许他永远再也见不到陈璧君了。但又有什么比这种心中的结婚更具有真正的爱情呢?汪精卫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一个大字“诺”。
陈璧君接到汪精卫的血书哭了三天,但也高兴汪精卫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真情。于是陈璧君按照汪精卫的话,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参加革命。
此后革命的形势发展之快,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在短短十几天内,全国二十多个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清廷为了挽回颓势,急忙宣布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当然最大的政治犯就是汪精卫和黄复生两人。1911年11月6日,清廷宣布释放汪精卫和黄复生,北京各界一千余人前往法部大狱门前欢迎这两位刺杀摄政王的义士。1911年12月,汪精卫乘船到上海,那里陈璧君正等著他。从此这对经过革命生死考验的革命夫妇正式成婚,以后两人再没有分离过,直到汪精卫死去。
辛亥革命成功后,汪精卫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一不作官,二不作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汪精卫和陈璧君举办了盛大的结婚仪式后,返回他8年没有回过的故乡拜见兄长。然后于1912年9月,携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留学。
第二部分:《打倒独裁者蒋介石》
第二部分之一:起草总理遗嘱的人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北京的满清政府依然存在,满清政府的手中还握有比革命军更为强大的军队。这时中国面临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双方采用武力对决的手段,在中国进行一场大流血的“南北战争”,胜者用武力统一中国。如果双方一时间僵持不下,中国就有南北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危险。另一种选择是双方采用和平的议和方法统一中国,当时和平议和的关键掌握在袁世凯手中,“南北战争”能够避免吗?人们把视线聚焦在袁世凯身上。
现在中国人一提起袁世凯,就条件反射地在头脑中浮现出一个“窃国大盗”的形象,简单地把袁世凯划为开历史倒车的人民公敌,但实际上的袁世凯并非如此简单。由于袁世凯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的敌人,所以国共两党的历史书都对袁世凯大加诋毁,把袁世凯描绘成一个充满权力欲的野心家,一些历史书还误传袁世凯出卖谭嗣同等人的恶迹。其实1912年,袁世凯在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心中的威信,要远大于孙中山。在清末,袁世凯就象当年苏联的叶利钦一样,是清政府中改革家的代表,清政府后期的诸多改革,多数出自袁世凯之手。在叶利钦上台以前,谁会预测到他会从民主的旗手变成独裁的君王呢?袁世凯也象叶利钦一样,上台前也曾赞美声一片。
孙中山的民国临时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了两个最基本条件:清帝退位和采用西方式的共和制国体。对于清帝退位,袁世凯等汉族大臣基本全部赞成,可是在打倒清帝后,中国该采用什么国体的问题上,双方意见分歧较大。袁世凯本来是梁启超等人“开明专制”的支持者,也认为中国不适合搞共和制。不过袁世凯还是同意了南方政府采用共和制的方案,但要求中华民国总统有近似于独裁的权力。最后南方政府同意了袁世凯的集权总统方案,南北政府合并,使中国避免了内战和分裂的危险。
如果说袁世凯有什么“功绩”的话,应该首推“统一中国”。当时革命党人十分激进,不少人提出了分省自治的提案,如果当时没有袁世凯坚持维持一个强权的中央政府,中国很可能就要分成几个国家。另外蒙古和西藏当时是清王朝的藩属国,辛亥革命后,俄国和英国曾设法谋求蒙古和西藏脱离中国,但袁世凯积极与列国交涉,保全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
袁世凯出任第一任中国民国总统,并非窃取了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是当时的众望所归。袁世凯虽然赞成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但并不赞成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而倾向于搞开明专制。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的革命目标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辛亥革命虽然实现了三民主义中推翻异民族统治的“民族主义”目标,可是在平均地权、男女同权方面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方面,却几乎没有达成当初的目标。不少同盟会成员批评孙中山不应该放弃同盟会当初的平均地权、男女同权等革命目标,汪精卫也向孙中山进言,希望同盟会不要仅仅满足于打倒满族人政府,但孙中山却以为这样的妥协是必要的。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多位南方政府人员组成临时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曾邀请汪精卫这位全国著名的反清英雄出任广东省都督,这对于一个还不到30岁的青年来说,是极有诱惑力的官职,但汪精卫却婉言谢绝,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不作官,不作议员”的承诺,于1912年9月携陈璧君一齐前往法国留学。
为了在议会中对抗袁世凯的总统强权,同盟会联合其他一些党派,在1912年8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出任国民党理事,宋教仁出任理事代理,但国民党的实权基本上掌握在宋教仁手里。随著政局的发展,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袁世凯的开明独裁路线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后发展成为公开的斗争。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南方的革命派一齐举起了反袁的旗帜,这就是所谓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开始后,汪精卫应孙中山之招,从留学的法国紧急回国,参加革命。但“二次革命”的革命军在袁世凯的强大政府军面前很快土崩瓦解,1913年9月1日的南京陷落,标志著“二次革命”失败。“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亡命日本,汪精卫亡命法国。
“二次革命”失败后,汪精卫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前汪精卫以为中国的一切罪恶之源就是满清政府,只要打倒了满清政府,中国就一下会变成一个民主强盛的国家。但是汪精卫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曾经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竟然得到这样一个结局,革命不但没有使中国民主强盛起来,反而比以前清王朝的时代还要糟糕。一个人对一个事业投入的越多,对事业失败的悲痛和挫折感就越大。汪精卫曾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都交给了革命,却换来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使汪精卫的革命理想消失得无影无踪。汪精卫一下从一个狂热的革命青年,变成一个踌躇多疑的政治家。
在法国,汪精卫进入法国里昂大学攻读社会学。汪精卫在法国学习很勤奋,似乎想远离政治的漩涡,但中国政局的发展,又把汪精卫带回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中。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1915年12月,袁世凯废除共和制,改中华民国的国号为“中华帝国”,自己宣称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在中国引起了新一轮反袁运动,就是所谓的“三次革命”。汪精卫在孙中山的急招之下回国,参加了反袁护国军。袁世凯军队在反袁军面前节节败退,袁世凯不得不在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恢复共和制,并在6月6日急病而死。
尽管汪精卫一直是反袁先锋,把袁世凯称为“人民公敌”,但袁世凯并不记恨汪精卫,反而非常欣赏汪精卫的胆识和才能。在汪精卫流亡法国期间,袁世凯曾经托蔡元培找汪精卫,请汪精卫回国作总统府的高级顾问,但汪精卫拒绝了袁世凯的邀请。从历史上来看,汪精卫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追逐权力的野心家。
“三次革命”表现出中国的老百姓对几千年来延续的帝制已经厌烦,使在中国复辟帝制的企图再也无法得逞。虽然“三次革命”成功地阻止了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但孙中山的国民党并没有得到政权。袁世凯死后,政权依然掌握在握有枪杆子的北洋军阀手中。当时中国之所以形成军阀混战的局面,是由于中国没有征兵制、也没有军官退休制度。当时在中国征召士兵并不是由国家机构统一进行,而是由各路将军私人征召,这就形成了士兵不忠于国家而忠于个人的私家军制度。
孙中山虽然长年从事革命,在民众中也有较高的威信,但由于没有自己的私家军,所以一直无法走上政坛。这使孙中山痛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感到有必要创建一只效忠于自己的军队。但孙中山本人的职业原是医生,自己并不懂军事,也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而孙中山周围的忠实追随者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等人都是书生,没有会带兵打仗的将军。孙中山开始著重搜罗军事人才,在日本军事学校毕业的蒋介石,很快受到了孙中山的青睐。
1917年苏联成立以后,开始了输出共产主义的革命外交,中国成为苏联革命外交的最重要国家。苏联宣布放弃沙皇时代与中国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民对新兴的苏联政权产生了极大的好感。苏联看中了孙中山的国民党,而孙中山也正好急需外国的支援,以前积极支持孙中山的日本在提出苛刻的21条后,已经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感。于是孙中山开始在苏联的援助下筹建一只完全效忠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1924年6月创建了黄埔军校,委派蒋介石出任校长。
由于孙中山接收了苏联援助,苏联要求孙中山和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孙中山答应了苏联的联共要求。但孙中山的联共政策,特别是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对之声。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干部,包括汪精卫和胡汉民,以及刚从苏联考察归来的蒋介石也都反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只有廖仲恺积极支持联共。所以国民党的联共政策基本上是靠孙中山个人的威信强行实施的,这就为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内的清党清共,埋下了伏笔。
1924年10月,直系军阀冯玉祥在北京发动了政变,北京出现了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的临时联合政府。临时联合政府邀请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事,于是孙中山在汪精卫等人的随行下前往北京。孙中山到达北京后立即病倒,送协和医院诊断为肝癌,从此卧床不起。1925年2月,孙中山病情加剧,急忙电请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人赴京。汪精卫等人本以为孙中山会主动提出立一个遗嘱,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可是一直到2月24日,仍不见孙中山有立遗嘱的意思,于是汪精卫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商定,先为孙中山起草一个遗嘱,再根据孙中山的意思修改。
孙中山的遗嘱由汪精卫起草,汪精卫写好遗嘱后,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一起来到孙中山的病榻前。汪精卫眼含泪水对孙中山说:“希望总理留下一些话,好让我们去做。我们恳请总理生前留下遗嘱。”宋子文和孔祥熙也说:“汪先生是代表在京的政治委员会提出这个意见的”。
孙中山问:“你们要我说什么呢?”
汪精卫说:“我们预备好了几句话,读给总理听。总理如果赞成,便签个字,当作总理的话。如果总理不赞成,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话,我可以代笔记下来,也是一样。”
于是汪精卫掏出写好的遗嘱,大声朗读起来:“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孙中山听完后说:“好呀,我很赞成。”没有一字添改。于是这篇汪精卫写的“总理遗嘱”,就当作孙中山的政治遗嘱公开发表。
为什么孙中山没有主动提出自己的遗言,为什么孙中山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由于孙中山没有指定接班人,结果造成了后来国民党内部长期内斗不断,这也是孙中山埋下的不幸之种。也由于孙中山没有指定接班人,国民党内没有人敢接任总理之位,只好宣布取消总理制,把总理这一称呼永远让给孙中山。此后国民党的领导体制开始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
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中,汪精卫是呼声最高的接班人。汪精卫是同盟会中资格最老的一辈,有敢于自我牺牲的英雄光荣史,有革命成功后不谋求当官的君子风度,更有鲜有人比的文才和口才,这在国民党中都是无人可比的。加之汪精卫的个人生活作风也非常为人称道,汪精卫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中,都是鲜有人能够做到的。
在1925年7月1日,孙中山原来的大元帅府改组,改为国民政府,设国民政府主席为最高领导人。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汪精卫以全票当选国民政府主席,成为孙中山以后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但汪精卫却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就是他没有一只忠于它的私家军,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社会中,汪精卫这样的文人书生,注定不能在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坐得太久。
第二部分之二:短暂的汪主席时代
1925年3月12日,国民党总理孙中山逝世。由于孙中山逝世前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汪精卫以他在党内的资历和声望,被推举为孙中山之后的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1925年6月26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今后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撤销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行政机构,将国民党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7月2日,汪精卫在10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汪精卫的发言得到了在场军民的热烈欢迎,到处响起“拥护汪主席”的口号,这是汪精卫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日子。
汪精卫的国民政府遵守孙中山“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积极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位居国民政府的要职。比如汪精卫任命共产党员的谭平山为中央党部的组织部长,毛泽东为宣传部长,林伯渠为秘书长,帮助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使共产党的势力在国民党中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一时间汪精卫领导的国民政府似乎一切顺利,但一个多月后发生的廖仲恺暗杀事件,一下使汪精卫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
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由各种势力混杂而成的政党,党内分有不少派阀。在孙中山生前,各个派系畏于孙中山的威望,没有出现激烈的派系斗争。但孙中山殁后,国民党失去了威振全党的重秤,党内的派系斗争开始表面化和激烈化。当时国民党主要分为左派和右派两派:左派支持孙中山的联共“三大政策”,其代表人物是廖仲恺,右派则反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其代表人物是胡汉民。汪精卫则是中间偏左的立场。
胡汉民也是一直在国民党内地位很高的人物,曾多次在孙中山不在时,代理孙中山的大元帅职务。孙中山去世后,胡汉民也是很有希望接任国民党领导人位置的候选人。然而在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这使胡汉民非常不满。原来在东京同盟会时代,胡汉民和汪精卫本是生死之交的密友,胡汉民曾为营救汪精卫而披心沥血。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在权力面前,他们之间的友谊开始破裂,胡汉民开始支持党内的右派反对汪精卫。这正应验了中国的古话:“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权力对人的腐蚀作用实在太大了。
1925年8月19日,廖仲恺在国民党部大门前,遭5名枪手的枪击身亡。廖仲恺被刺案惊动了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汪精卫亲自组成了特别委员会,调查廖仲恺被刺案的凶手。可是汪精卫没有想到调查的结果,却显示出胡汉民是刺杀廖仲恺的幕后策划者。汪精卫念及当年他们两人在东京时代的旧情,没有公开处分胡汉民,只是将胡汉民以国民政府特使的名义派往苏联考察。1925年9月22日胡汉民前往苏联,但汪精卫这个举动被一些国民党左派批评为有徇情枉法之嫌。
廖仲恺一死,汪精卫就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遭到一批国民党右派的猛烈反对。由于右派的台柱人物胡汉民被迫离职出国,国民党右派在广州政府已无法立足,于是他们跑到北京另立中央。1925年11月23日,戴季陶、林森等一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召开了自称为“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这就是所谓的“西山会议”,与会者也被称为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以反对联俄联共、反对汪精卫“左倾”为主要议题,通过了一系列反对联俄联共的决议案,并罗列汪精卫“为共产党护符”的九大罪状,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以观后效。
虽然右派的反汪气焰十分嚣张,但由于最为重要的军权仍掌握在左派手里,所以西山会议并没有形成很大气候。1926年4月1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在会上重申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三大政策,汪精卫说:“西山会议派打出反对联俄联共的旗帜,就是打出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旗帜,所以成为总理的叛徒,革命的蟊贼”。
汪精卫的左派立场得到了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高度评价,在汪精卫当政期间,共产党的确得到汪精卫很多的关照,要不是汪精卫后来当了“汉奸”,共产党很可能要把汪精卫和张学良并列起来,誉为反蒋英雄。在“国民党二大”上,汪精卫当选执掌最高权力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此时蒋介石却以“流星般的速度上升”,成为党内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
1924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戴季陶等人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而蒋介石不但不是中央委员,连候补委员都不是。但1924年5月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后,一举成为国民党党军:国民革命军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在中国往往是得军队者得天下,蒋介石凭借掌握的军权,在国民党中的地位飞速上升。当然蒋介石的跃升,在相当程度上也得益于汪精卫的大力提拨和重用。1925年10月,汪精卫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东征陈炯明的命令,汪精卫亲自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汪精卫那时还没有想到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字辈蒋介石,居然会在一年后成为掌握国民党的实权人物。蒋介石东征陈炯明取得胜利后,在国民党中名声大振。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国民党中最有实力的人物。
不过蒋介石能够飞速掌握国民党的实权,还与汪精卫过于淡泊权力有关。汪精卫在党内的资格最老,和孙中山的关系最近,又有敢于自我牺牲的英雄事迹,所以汪在国民党内的声望首数第一。汪精卫为人诚实、不贪钱财、特别是在个人生活方面,汪精卫不抽烟、不酗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腐败的中国政界,是一种非常清高的存在,和他周围的污浊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是类似于“圣人”的偶像,是大家非常尊敬的革命老英雄。但大家总是对汪精卫敬而远之,在国民党内从来没有形成过所谓“汪精卫派”,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有句格言说:“水至清则无鱼”,汪精卫品格过于清廉,所以愿意跟随他的人就很少。在中国善于玩弄权术的人总是以“封官许愿”等物质刺激的方法,来召集网罗自己的跟随者。汪精卫不但不搞“封官许愿”,还对自己的部下要求很严,由于跟汪精卫干捞不到什么好处,所以愿意跟随汪精卫的人就很少。另外汪精卫也不会用“结拜兄弟”等方法来拉拢有权势的人,蒋介石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精卫结为“拜把兄弟”,但都被汪精卫婉言谢绝。按照西方的标准,汪精卫这样有出色口才笔才,又有充分政治责任感和生活清廉的人,是非常理想的政治家。可是汪精卫这样西方型的政治家,却不适合于中国污浊的政治土壤,这也是汪精卫一生的悲剧所在。
对于具有走向权力顶峰野心的蒋介石来说,汪精卫是一个需要排除的障碍。蒋介石刚开始时是以一个积极拥共的左派形像出现,曾发表声明痛斥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反汪行为,得到了汪精卫的信任和重用。但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后,就开始向反共的右派靠拢,成为右派的领袖人物。为什么国民党内会出现强大的反对“联俄联共”的右派势力呢?这其实与苏联的中国政策有关。
1923年列宁的秘书马林访问孙中山,表示苏联准备在政治和军事上,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国民党。孙中山对苏联也很有好感,两人一拍即合,达成了协议。从此苏联向孙中山提供大量的金钱武器,孙中山靠苏联的支援建立起黄埔军校,创建起一只国民党自己的军队。但孙中山得到苏联支持的代价也不小,孙中山特聘苏联人鲍罗廷为国民党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有极大的发言权,国民党的各项政策行动都要征求苏联代表的同意。孙中山殁后,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决心完成孙中山的遗志,北伐统一中国。但北伐所需的武器军费,全靠苏联人提供,随著苏联对国民党援助力度的加大,苏联派遣了大批军事顾问进入国民革命军的各个师团。
但苏联顾问们并不懂尊重中国的礼节和习惯,在国民党军队中以傲慢的太上皇身份出现,对国民党军队的内部事物指手画脚,引起了很大一部分国民党军人的反感,也使很多国民党领导人怀疑苏联有在政治军事上控制国民党的野心。蒋介石曾叹息说:“呜呼,赤化也,共产也,俄人掌握政权也。”接替鲍罗廷的苏联顾问季山嘉到任后,对中国人更是非常傲慢,特别是季山嘉与国民党军队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私人关系极差,季山嘉见到蒋介石,不是冷笑就是挖苦,几乎反对蒋介石的每一项计划,这促成了蒋介石反俄的决心。
更为糟糕的是,季山嘉改变了以前苏联逐步改造国民党的计划,开始公然帮助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扩充势力,试图让中共从内部颠覆国民党,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季山嘉向国民军的各个师团派遣共产党员作党代表,当时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80的党代表都由共产党员担任。然而季山嘉的激进赤化行动,遭到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强烈反对。1926年3月18日,国民军最精锐的中山舰,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忽然驶入黄埔,中山舰除去炮衣摆出战斗阵势,停靠在黄埔军校旁,有搞军事政变的嫌疑。尽管到现在为止,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仍然不很清楚,但有不少迹像表明可能是苏联顾问季山嘉策划的。中山舰长李之龙是共产党员,中山舰的行为又让人联想到俄国十月革命时巡洋舰炮击冬宫的历史画面,所以蒋介石认定共产党要搞暴动,于是下令包围苏联顾问公馆,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将第一军中的党代表全体免职,并逮捕了中山舰长李之龙。
当时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又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这么大的行动事先不通知汪精卫,显然是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和汪精卫对抗。汪精卫对蒋介石无视合法国民党中央政府而擅自行动的行为非常愤怒,准备召集中央委员处置蒋介石的越权行为,但大部分中央委员却都替蒋介石说话,赞同蒋介石的排俄排共行动。汪精卫看到他这个最高领导人已被蒋介石架空,如果他和蒋介石搞直接对抗,势必引起国民党内部的严重分裂。既然国民党中央的大部分人都赞成蒋介石,为了维护国民党的整体利益,汪精卫决定以主动辞职的方式,把政权交给蒋介石。
1926年3月22日,汪精卫在临时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上说:“我是革命政府和党的代表,这件事的发生我也有责任,我只责己不责人,一切均由我不能尽职所造成,我将引咎辞职。此事一切善后工作,均由蒋同志去办。”当时汪精卫之所以轻易把政权让给蒋介石,是因为当时汪精卫以为蒋介石和他的对抗只是出于政治观点的不同,没有想到蒋介石上台后会搞个人独裁。汪精卫本是一个淡泊权位的人,本来并没有和蒋介石争权的野心,但当蒋介石明显在国民党内搞个人独裁后,汪精卫才站出来成为反蒋的核心人物。
1926年5月11日,汪精卫离开广州前往法国马赛。汪精卫辞职后,广州国民政府于6月6日推选蒋介石为中央军委主席兼北伐军总司令。后来蒋介石又出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蒋介石的排俄排共政策虽然得到了国民党中相当的支持,但国民党北伐还要依靠苏联的经济军事援助,还没有和苏联摊牌的资本。所以蒋介石在处理中山舰事件时,提出“对人不对俄”的方针,要求俄国撤回顾问季山嘉,重新派鲍罗廷任国民政府顾问。苏联接受了国民党的要求撤回了季山嘉,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一时得到了缓和。
蒋介石上台后,立即开始著手北伐。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占了南昌、武昌,这引起了北方军阀们的震惊。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等人组织起“安国军”和北伐军对抗。安国军司令张作霖开始在北京搜捕共产党员,许多共产党员逃入苏联大使馆避难。由于苏联是北伐军的总后台,张作霖不顾国际法,派军队强行进入苏联大使馆抓捕共产党人,并搜缴出多份机密文件,包括蒋介石和冯玉祥向苏联借款的契约书以及苏联向北伐军提供武器的清单表。张作霖从苏联大使馆抓出的中共最大级人物是李大钊,张作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武夫,立即判李大钊等二十人死刑,包括李大钊十七岁的女儿。
北伐军在军事上的进展虽然顺利,但蒋介石的独裁作风却引起了很多国民党人的反感。尽管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大部分国民党领导人站在蒋介石一边,赞成他排俄排共的“敢行”。但是蒋介石当权后表现出来的独裁霸道,又让人们回想起作风民主的汪主席的好处,于是“拥护汪主席,请汪主席回国复职”的呼声四起。1927年2月,孙科等人组成“迎汪行动委员会”,以国民党临时中央会议的名义,致电汪精卫,敦促他回国复职。蒋介石后来也挡不住“拥汪”的浪潮,只好也打电报请汪精卫归国复职。在法国的汪精卫收到了雪片般飞来的请求他回国复职的电报,最后蒋介石也打来电报说:“如果先生再不回国的话,我就要出国了”。
汪精卫看到这些电报后感叹道:“看来我不回去不行了”。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从此汪精卫开始了他与独裁者蒋介石的斗争。但此时的蒋介石羽毛已经丰满,汪精卫手里又没有军队,已经无法有效地抗衡蒋介石了。
第二部分之三:从拥共到反共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自责辞去国民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出国。蒋介石接任国民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蒋介石上台后,虽然一改孙中山和汪精卫时代的亲俄政策,但并没有和苏联人摊牌。苏联当时受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孤立,在海外只有中国国民党一个朋友,所以也不愿轻易和国民党把关系搞糟,苏联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撤回态度傲慢的顾问季山嘉,重新派态度比较谦虚的鲍罗廷出任国民政府顾问,使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一时得到了缓和。
蒋介石上台后,1926年7月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北伐。据近年的一些研究资料显示,苏联对国民党政府提供了高达数百万美元(当时价格)的军事援助。当时中国是个穷国,各个军阀并没有多少钱购买军火,而资本主义国家“死的商人”军火商,决不会象苏联那样提供无偿的军事装备,所以苏联的援助使各个军阀部队在军事装备上,大大劣于北伐军。比如大军阀之一张宗昌的部队,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枪,连军服也长年不更新,士兵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还有很多人连鞋都没有。部队里发的一点军饷全被各级军官装入自己的腰包,张宗昌自己也生活非常靡烂,有妻妾42人,其中21人是白人。这样的军队没有战斗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苏联的援助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允许共产党人在北伐所到之处发动工农,并在军队中进行帝国主义问题、农民问题的激烈宣传。当时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来就很痛恨,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又使中国人的仇外情绪火上浇油,使北伐军和外国人造成了严重摩擦。1927年1月3日,北伐军不顾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外国租借的国际条约,强行进入英国在汉口的租界,和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发生了交火,双方各有死伤。1月6日,北伐军再次强行进入在九江的英国租借。如果是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大英帝国肯定再次纠集八国联军惩罚中国,但一次大战后英国的国力大大衰退,只好默认中国军队武力收回汉口和九江租借。
可是1927年3月27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后,激愤的士兵的狂乱行动,引起了造成很大国际麻烦的“南京事件”。北伐军进入南京后对外国领事馆、教堂、商社等进行了武装袭击,打死英美法意等国6人,打伤数十人。特别是英国领事被北伐军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龙刀斩首示众,英国领事夫人被27名北伐军士兵轮奸至重伤,此外还有上百名外国妇女被北伐军士兵强奸。北伐军的“暴行”使列强们十分震惊:义和团又来了!英美在长江上的数艘军舰开始向南京城内炮击报复,打死南京市民2000余人。不过日本军舰被政府下令不得开炮,日本舰队司令驶回上海后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说:他奉命不准开炮,以至海军保护侨民不周,无面目以见国人。(据日本报道,日本在“南京事件”中重伤5人,被强奸者35人)。
蒋介石对这种情况非常担心:这样下去北伐势必引起各国列强的干涉,就要破灭国民党消灭军阀统一中国的大业。蒋介石认为这一切都是共产党的帝国主义理论煽动所造成的,不和共产党分家,北伐就不能成功。蒋介石下了“分共”的决心。尽管蒋介石的“分共”主张得到大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支持,但当时蒋介石身兼各种要职,培植私人势力,搞军事独裁的倾向也十分明显,所以反对蒋介石独裁,请汪精卫回国重新担任国民党领导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也感到众怒难犯,只好请汪精卫回国主持大局,蒋介石给汪精卫拍电报说:“如果先生再不回国的话,我就要出国了”。
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于1927年2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在汪精卫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斯大林希望汪精卫回国后重用陈公博等左派人士,嘱咐汪精卫说服蒋介石不要赶鲍罗廷回国。原来苏联将最高顾问季山嘉换为态度比较谦虚的鲍罗廷后,仍和蒋介石龌龊很多。一次鲍罗廷对蒋介石说:“你想让众人不说话是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一个故事罢。古时西方有一个国王,极讨厌大臣们说话。有一天,他对大臣们说:‘你们说话太多了,我不喜欢。’大臣们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陛下要我们不说话,只有去找狗。”蒋介石认为鲍罗廷有意羞辱他,又要赶鲍罗廷回苏联。汪精卫向斯大林表示回国后要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并做好蒋介石等右派的工作。
北伐军攻克汉口后,原来在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往汉口,而蒋介石的北伐军总司令部却设在南昌。在汉口的国民政府要求蒋介石把北伐军总司令部迁往汉口,而在南昌的蒋介石却要求把国民政府迁往南昌,两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蒋介石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拒绝把司令部迁往南昌的作法,显然出于私心。在蒋介石看来,驻扎汉口的部队都不是他的嫡系部队,他到南昌必然处于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蒋介石和武汉国民政府的迁都之争,使人们更加感到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危险。
1927年3月10日,就在汪精卫回国的途中,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反蒋会议,与会者们一致认为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意培植私人势力,现在又挟军力与党和政府对抗,制造军事独裁。如果不及早加以抑制,蒋介石必将成为袁世凯第二。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议案,“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等,均意在提高党权,削弱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会议还通过今后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汪精卫为首的7人集体领导。汪精卫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
北伐军占领南京后,蒋介石的北伐军司令部迁往南京,这时国民党已形成在汉口的国民政府和在南京的蒋介石派系两大阵营,两个阵营都拉拢汪精卫加入他们的阵营。以当时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加入哪个阵营就会大大加重该阵营的砝码。70年前的交通不比现在这样快捷,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乘坐的邮轮到达上海时,北伐军已经攻占了上海。蒋介石派他的私人代表吴稚晖前往码头迎接汪精卫,在这以前,蒋介石向全军发表欢迎汪精卫回国领导的通电:“自今以后,所有党政、民政、财政、外交等等,均须在汪主席领导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统帅全军而服从之。”4月3日,汪精卫到法租界孙中山的故居,和蒋介石以及在沪的国民党高级军政干部会谈。
吴稚晖说:“现在共产党以武汉为中心,从城市到农村都在搞暴动,武汉的国民党已被共党所胁持,迟早要被吃掉”。蒋介石说:“目前我党已处于一个危险时期,也是一个转折关头,如果让共党再猖狂下去国民党就要垮台,现在一切党国命运在于汪主席复职。”汪精卫说:“蒋先生要兄弟来究竟要做些什么呢?”蒋介石说:“第一是复职。第二是把苏俄代表鲍罗廷赶走,此人在武汉成了太上皇,非把他赶走不可。第三是分共。这三件事必须坚决做,立即做,请汪主席指示。”
汪精卫回答说:“联俄容共的政策为总理手定,不可轻言更改。此事事关重大,须召开四中全会做出决定。党的民主制度、组织原则是必须遵守的。”吴稚晖站起来激动地说:“汪兄弟,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要讲什么组织原则,还要对共党心存幻想。”接著李宗仁、李曾石等人纷纷发言,反对汪精卫的意见,要求汪精卫不要偏袒中共。汪精卫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但他仍然坚持原则,毫不退让。最后汪精卫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这时吴稚晖忍不住激动,扑通一声跪倒在汪精卫面前,流著眼泪说:“汪先生,汪主席,看在党国面上,你就放弃袒共立场,留在上海领导吧!”汪精卫被此举搞得不知所措,拔腿逃避上楼,口中连声说道:“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最后会议就在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气氛中结束。
汪精卫和蒋介石等人第二天继续开会,这次汪精卫改变了昨天的强硬态度,同蒋介石达成了初步协议。协议规定:一、4月15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二届四中全会上决定一切;二、通告共产党暂停在国民政府内的一切活动,听候中央开会决定;三、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从蒋总司令的指挥。汪精卫知道蒋介石是暂时的妥协,为了从政治上压倒蒋介石,汪精卫私下找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要求陈独秀发表一个不反对国民党的宣言,堵住蒋介石说共产党要搞暴动的口实。
4月5日,汪陈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宣言说:“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宣言最后说,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到底,绝不受人离间。
《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激怒了国民党的右派。本来国民党的右派并不支持蒋介石的独裁,只是赞成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他们原来寄希望于汪精卫回国后带领他们反共,遏制蒋介石的独裁。可是《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表明汪精卫坚决容共的态度,使国民党中大部分反共又反蒋的人士,不得不归集于蒋介石之下共同反共,使蒋介石成为反共英雄。如果汪精卫当时打出坚决反共的旗帜,就很可能会得到大部分国民党人的拥戴,就有可能阻止蒋介石后来的军事独裁。可是当时汪精卫并没有看清大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士要求“分共”的呼声,坚决执行孙中山的容共政策,使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号召力大为下降,也从反面为蒋介石的独裁铺平了道路。
《汪陈联合宣言》不仅是汪精卫悲剧的开始,也是陈独秀悲剧的开始。当时共产党内的激进分子,也非常不满国民党的越来越明显的排共政策,要求共产党不再寄人篱下,主动离开国民党单独搞革命。陈独秀发表与国民党联合到底的《汪陈联合宣言》,被大部分共产党人认为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的宣言,此后不久就罢免了陈独秀总书记之职。
汪精卫在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之后,就乘船前往汉口。汪精卫到达汉口后,受到大量群众的夹道欢迎,使汪精卫非常感动。在10万民众参加的“迎汪大会”上,汪精卫说:“中国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表明了汪精卫坚决执行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正当汪精卫在汉口高呼“反共即是反革命”的时候,在上海的蒋介石却于1927年4月12日发动了武力清共的命令,这就是所谓的“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中,关闭了共产党在上海的总工会和党部,解散了工人纠察队,大肆抓捕共产党员,三天之内就处死300余人,逮捕500余人,还有数千人失踪。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汪精卫说:“蒋介石的反共,只是一种借口。其反革命之行动,丧心病狂之至,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4月18日,汪精卫又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说:“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为反动,罪恶昭章。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著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为了对抗武汉的正统国民政府,蒋介石干脆在南京也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以免在名分上输给武汉国民政府。4月18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邀请国民党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己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
尽管汪精卫竭力主张联共,但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中的反共情绪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共产党的农民运动过于激烈,而国民党的中下层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他们的父母亲友在故乡被共产党农会揪斗,使他们愤愤不已。最后连革命军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何健在一怒之下,指使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人和亲共分子数百人。“马日事变”后共产党向国民党武汉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惩处“不法军官”,但大部分国民党官员却袒护许克祥,使许克祥安然无恙。
此时共产国际也感到武汉的国民党靠不住,密令武汉的中共自己组织“工农革命军”,改组国民党武汉政府,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公有制。共产国际派印度人鲁易将此密令,即所谓《五月指示》转交武汉的中共中央。1927年6月1日鲁易到达武汉后,却在把《五月指示》交给中共以前,先交给了汪精卫。原来鲁易过分相信汪精卫,认为汪精卫铁心站在共产党一边的左派,出示密令以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希望汪精卫和共产党共同奋斗。
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后大吃一惊,密令中写到:一、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实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二、在湖南湖北组织一只由2万共产党员和5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三、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四、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
汪精卫看完《五月指示》后冷汗直冒:原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从内部颠覆瓦解国民党,根本没有和国民党一心合作的诚意。于是汪精卫由拥共一百八十度转为反共,成为一个坚决的反共人士。
汪精卫随后找苏联最高顾问鲍罗廷,汪精卫说:“玩火者必自焚,我们要使火烧向敌人而不是烧向自己。”鲍罗廷不解地问道:“汪先生,你所说的敌人是指谁?”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的抄件说:“鲍罗廷先生大概已经看过这个指示了吧?如果共产党执行你们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国民党就完了。可以警告你们,你们打错主意了!”鲍罗廷不知道汪精卫怎么会得到这个密件,他急忙解释说:“我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但这个指示我知道。如果中共要执行这个指示,国共合作必将破裂,这是我极不愿意看到的。我将说服陈独秀,希望不会发生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态”。
鲍罗廷本人的确也不赞成共产国际的这个极左指示,《五月指示》传达到中共后,很多领导人也十分恼怒。1927年7月4日,在鲍罗廷的主持下,中共在汉口三教街紧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书记陈独秀首先发言说:“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革命的形势已转入严重的阶段,资产阶级已经叛变。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袖汪精卫,乃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其政府即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虽然汪精卫对工农革命中的过火行动比较反感,对鲍罗廷同志的态度也不十分友好,但这是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动摇性的表现。”
鲍罗廷接著说了汪精卫找他谈话的经过,然后说:“我十分遗憾地接到汪精卫签署的通知我回国的命令,看来他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但我们还是要争取他,希望他能坚持三大政策,扭转当前的局势。”陈独秀又说:“汪精卫的思想我很了解。他从法国回来后就找我发表共同革命的宣言,说明他是主张三大政策的,昨日如此,今日也如此。至于土地革命,我在五大开会时讲过,政策是正确的,但必须防止过火行动,不要使武汉国民政府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不要逼汪精卫走分共的道路。”
陈独秀和鲍罗廷主张对汪精卫进行妥协,暂不执行《五月指示》的命令,放弃激进的土改运动,争取和汪精卫继续合作。但是陈独秀的妥协主张却遭到大部分激进共产主义分子们的反对。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人均明确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李立三更提出要陈独秀作检讨检查错误。
第二天,中共宣布改组,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由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领导小组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五人领导小组当即起草了一份《宣言》,于1927年7月13日公开发表。《宣言》说:“目前,革命已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刻,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最近已公开准备政变
。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
看到中共发表的宣言后,汪精卫于1927年7月15日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说:“我们从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
。同志们,目前本党已经到了严重的关口,必须在这个会上作出生与死的抉择。”到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孙科、李宗仁、唐生智等,纷纷发言支持分共,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反对,声称三大政策是孙总理亲自制定的,违背三大政策就是总理的叛徒。但陈友仁的发言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最后陈友仁不得不退出会场。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在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但汪精卫说:“我们不象蒋介石那样搞武力清党,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本来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打算象蒋介石那样武力清共,而是准备让共产党和平地退出国民党,汪精卫也声称要“保护共产党人之身体自由”。可是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激进指导下,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所辖的二十军军长贺龙等人,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
南昌起义使武汉国民政府放弃了和平分共的政策,开始搞武力分共。1927年8月8日,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武力分共”决议案。在武汉也开始了大肆逮捕处死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彻底破裂。
国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还是在于两党的方针目标有根本的差异,两党合作其实不过是一种相互利用。国民党利用联共争取苏联的军事经济支援,而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两党最后走向诀别,也是终究要发生的必然事件。蒋介石搞暴力镇压共产党固然不对,但如果共产党能够采取陈独秀等人的妥协政策,不搞激进的共产主义暴力运动,共产党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的联合,可能会持续更长一些。
第二部分之四:第一次反蒋的失败
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抛开国民党干革命的《五月指示》密令,是造成武汉国民政府“分共”的直接原因。为什么共产国际会突然传来一个《五月指示》呢?这与当时苏联内部进行的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权力斗争有关。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持比较现实的态度,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而托洛斯基却持比较激进的态度,要求中国共产党抛开国民党干革命,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
斯大林通过苏联驻国民党政府顾问来指导中国革命,苏联顾问鲍罗廷是斯大林的代表,而托洛斯基却通过共产国际这个组织来指导中国革命,带来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印度人鲁易则是托洛斯基的代表。这样的双重指导,也给中共带来了很多麻烦,中共内部也分为现实的斯大林派和激进的托洛斯基派,在当时似乎支持激进革命论的人占了上风。在南昌起义问题上,1927年7月23日斯大林派来接替鲍罗廷的苏联代表罗米那兹,强烈反对中共搞武装暴动的南昌起义,但并没有说服中共的激进派。
汪精卫看到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抛开国民党干革命的《五月指示》后,开始要求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进行所谓“分共”。当时武汉政府的大部分国民党人都赞成分共,只有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和外交部长陈友仁等很少数人反对分共。宋庆龄反对分共的理由,和后来中共的华国锋等“凡是派”差不多,声称凡是孙中山生前亲自制定的方针政策都不能变,否则就是总理的叛徒。
汪精卫反驳宋庆龄等“凡是派”的意见时说:“孙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根据其三民主义之原则来发展他的观点,改变他的策略。当初他联合袁世凯,后来经过事实的教训就发动了讨袁,当初他依赖陈炯明,后来他又义无反顾地发动征讨陈逆。如果孙先生看到今天武汉的形势,看到共党正虎视眈眈地欲篡我党之权、我党之军,他会怎样?他一定会改变他的三大政策的。”
本来汪精卫和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打算象蒋介石那样武力清共,而是准备让共产党和平地退出国民党。但共产党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的“南昌起义”后,使武汉国民政府的和平分共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弯,也开始逮捕处死共产党人。汪精卫后来检讨说:“由于我的误谬纵容,才使共产党发展到这个地步”。汪精卫的“容共”政策使他在国民党内部的威信受到很大影响。
武汉国民政府开始“清共”后,武汉政府和南京蒋介石政府之间的根本分歧就消失了,很多国民党人开始要求分裂的武汉和南京政府重新统一。1927年8月初,冯玉祥分别致电宁汉政府,请求双方重归于好,合二为一。武汉政府坚称自己是正统政府,斥责蒋介石违背党统党纪,在南京另立政府是“以军治党、以党窃权”,是搞个人独裁的结果。汪精卫提出宁汉政府重新联合的前提必须是蒋介石下台,南京方面的国民党人要求宁汉统一的呼声也很高,特别是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军队的势力膨胀,也从侧面催促蒋介石下台。
正巧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在1927年8月初的徐州作战中,又败于孙传芳的军队,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提出需要“休息一下”,于8月12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8月14日正式发表下野宣言,前往日本访问。蒋介石的下野使汪精卫等反蒋派松了一口气,8月19日汪精卫代表武汉政府发表《迁都南京宣言》,汪精卫以为从此国民党就可以实现“以党治军”的文人领导,消除军人独裁的疾患。
但汪精卫却想错了,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谁枪多谁发言权就大的强权社会,各路将军拥兵自重,汪精卫这样的文人政府根本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管束,更不要说进行领导。蒋介石宣布下野后,支持蒋介石的人纷纷离开南京,南京又成为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军人掌权的军人政权,所谓“才驱走虎,又来了狼”,桂系军人依靠手中的兵权,并不服从汪精卫文人政府的领导。孙中山是一个文人革命家,最早跟随孙中山干革命的汪精卫等人也均是文人政治家,没有效忠于自己的嫡系军队。作为文人政治家的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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