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飞:隐伏的历史

风清扬斈 1个月前 (07-21) 网络资料 47 0

 

导语:历史如烟和并不如烟,成为各类历史写作爱好者经常的一个口头禅。只有置身进历史的时空之中,去检校也许才会更有意味。这是翻故纸堆的一种乐趣,而这种乐趣最大的动力就是任由好奇心去恣意游走,透过已经泛黄的书本和已往的历史迷雾试图去看清一些事物。

  

作    者:杨植霖 乔明甫 薄一波

    出版时间:1978



    对熟悉中共党史的人来说,了解王若飞这样一个鲜活人物的存在就没有任何稀奇可言。王若飞1946年就已经过逝,从时间来说,他是无法享有中共建政之后的光耀的。而围绕着王若飞的故事性而言,《王若飞在狱中》是绕不开的一本小书。

    《王若飞在狱中》最早是1961年出版的,在这一版中收录的有杨植霖的《若飞同志在绥远狱中》和乔明甫的《若飞同志在太原狱中》,后来这两篇文章凑成了《王若飞在狱中》。1979年则在这个基础之上,添了一篇薄一波的口述营救王若飞的《若飞同志出狱前后》。

    历史如烟和并不如烟,成为各类历史写作爱好者经常的一个口头禅。只有置身进历史的时空之中,去检校也许才会更有意味。这是翻故纸堆的一种乐趣,而这种乐趣最大的动力就是任由好奇心去恣意游走,透过已经泛黄的书本和已往的历史迷雾试图去看清一些事物。

    一

    历史的钟声,只要是从公元1949年10月1日之后撞响的,改写历史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与更早的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更何况所有关于王若飞的牢狱故事都是从当年的见闻者,所做的回忆录为始。

    追授王若飞是烈士的事,1957年已经开始,这与2009年授予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是两回事。《红旗飘飘》杂志创办之初,研究的选题就是去整合1949年之前的中共英模人物,最早拟定的写作对象是——李培之女士(王若飞夫人),未能如愿。但1957年8月由内蒙古出版的《草原》杂志刊登了一篇《王若飞同志监狱斗争忆述》,引起了《红旗飘飘》编辑黄伊的注意,这篇1万字左右的文章其作者就是杨植霖。

    《红旗飘飘》的黄伊经过努力,与杨植霖建立了通信联系。目的是通过这篇稿子再经过资料积累,整理完善之后凑足几万字可供出版之用。杨植霖这个时期已经贵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他回信写道:“近日较忙,抽不出时间改写,以后尽量抽空改写,写好后交给你们出版。”随后,《红旗飘飘》的编辑回信告知的是两年时间内写妥就好。

    1959年8月10日,杨植霖的稿子来了。只是这个时候以中国青年出版社为主体的《红旗飘飘》最早的创办人相继离开,此时的《红旗飘飘》编辑看完稿件之后觉得不能用,最后这件事就落在专门整理革命回忆录和人物传记单行本的张羽编辑手中。张羽的阅后感是“它没有按照回忆录的写法,以自己的亲身感受来抒写,写作者同王若飞如何认识、如何接触、如何共同斗争……以引人入胜。而是写成一个横向的、夹叙夹议的评述性文字。文章从8个方面论述了若飞同志的思想品质和作用,如艰苦奋斗、顽强学习、诲人不倦、宁死不屈等,像个思想修养性读物。这样的写法可读性不强,尤其是青年读者不易接受。”

    发回重新修改,杨植霖先生又修改了一次,只是依然不能打动编辑的心。1960年2月25日,张羽编辑与杨植霖先生、朱子明(杨植霖先生的秘书)、李培之女士……等商定之后,亲自前往呼和浩特重新编修。

    经过张羽编辑28天的编修工作之后,这篇原本1万多字的回忆文章在杨植霖先生改写之后变成4万多字,但经过张羽编辑之手,则变成了七八万字。3月26日完成,修定之后命名是《若飞同志在绥远狱中》,杨植霖先生则撰写了《前言》。

    3月26日,张羽编辑启程回京,31日这部修改过的稿件则到了李培之女士的手中,李培之女士则请了一些其他同志阅读之后,4月8日张羽编辑取回稿件,4月12日发排,4月底就排出了清样,5月陆续分送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乌兰夫和李培之等同志的审查。

    二

    1960年7月1日,许明(周恩来秘书)给李培之女士写了一封信,内容“我们办公室几个秘书同志看过《王若飞在狱中》一书后,都感觉受到很大的教育。文字也流畅。只有一点意见,觉得对敌人的描写,特别是心理状态的描写太软弱了一些。实际上敌人是很凶狠的、毒辣的。傅作义很注意《北京晚报》的连载,叫人把载有该文的晚报都保存起来。他曾对人说‘人家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吧,谁叫咱做了这些事呢!其实我对王若飞还是解求过的,不知党怎么算这笔帐。’(以上是内部材料上反映的)我曾将傅作义的反映向总理汇报过,总理说,对这些高级民主人士还是要留有余地才好。最近总理很忙,我一定找适当时机请总理题字。大姐身体好吗?”

    1961年1月之前,张羽已经根据这封信里的周总理原则指示,全面检查了稿件中有关(傅作义)方面的描写是否准确,分寸掌握是否恰当。凡是行文中涉及原国民党缓远(今内蒙古)省主席傅作义的地方,注意掌握政策和遣字用词,只做侧写或虚写,或者叙述交代,避免唇枪舌剑和出现人身攻击。并获得中央负责同志的确认及傅作义不再提意见。

    这时在排出清样后,送递的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审查,其时担任第一书记的是胡耀邦先生。如果你读懂了胡耀邦先生的八条指示,你也会明白,胡耀邦先生后来的人生大波折实在不足令人称奇,这位精懂文字之道的中共领导人对这部稿件的指示完全符合——中共万年长治的精神。

    (1、监狱和狱吏)监狱历来是专政工具,狱吏则是专政工具的具体执行者,文字上必须对这一点有充分交代。在回忆录一开始就要开宗明义把这个意思写得非常清楚,让人们看出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斗争。王若飞在狱中高唱《国际歌》,他的唱歌本身就是对敌人的反抗,就是直接和狱吏发生的矛盾和斗争。

    (2、关于牢狱生活)对具体的牢狱、具体的人要作具体的分析。王若飞刚被捕时,遭到过敌人的一次假枪毙,看来并不可怕。这个牢房也没有对他进行过肉刑,没有拷打,也没有其他很残酷的刑罚。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著名的共产党人,是一个负责干部,因此对他特别优待;而是因为这个地区、这个牢狱出现了特殊情况,使他能够过一种特殊的狱中生活。我们可以同另一本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作比较。《在烈火中永生》写的是重庆集中营,那里就是非常残酷的,敌人是非常恶毒的、凶狠的。而这里就同重庆的集中营有所不同。为什么不同呢?这就要讲清它的背景,不要让读者发生误解,以为这里的敌人似乎很讲人道,还很有点人情味哩。所以一定要对不同的敌人、不同的监狱、不同的被囚者作政治上的分析。

    (3、狱中的思想教育及群众的觉醒)这篇回忆录写的牢房里关了不少人,同房的难友很快接受了王若飞的思想,这一点要把原因、情况写充分。他们的思想到底是怎样通的?因为背景、情况写得不够,现在有些地方还显得不太自然。

    (4、绥远狱和太原狱的关系)王若飞从绥远出狱后,又被押到太原去,这是怎么回事?日本人逼近归绥,红军到达陕北,以及即将出现的国共合作,这个重要的政治背景,迫使敌人要把一个著名的共产党人从临近前线的一个监狱转到后方的另一个监狱。回忆录的结尾处要把这些情况交代清楚。

    (5、关于傅作义)凡是牵涉到傅作义的地方,要注意的是既不要抹粉,也不要抹灰。要说明这么个问题,你们甚至可以在文中交代:“亲爱的读者,你们可知道,统治者对待反抗者总是很狂暴的。但在当时,各地情况也有差异。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势力有能够达到的和不能达到的区别。我们党就是要利用矛盾,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斗争方法……”。你们必须写出绥远的政治背景,它的特点是什么?而不要过多地牵涉傅作义本人。我们在那个地方就是要根据不同的矛盾,进行不同的工作。对王若飞所处的环境要交代清楚。傅作义有傅作义的政治背景,因此也有他对待王若飞同志的态度。《毛泽东选集》中谈过统一战线的问题,我们也要根据统一战线的方针,对傅作义作政治分析。从这篇回忆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傅作义先生是个有见地的人,因此回忆录中同时要注意写出一个政治家,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的政治风度。

    (6、关于“党”、“党中央”、“共产国际”几个概念的使用问题)回忆录中,有的地方提到了党,有的地方提到了党中央,还有的地方提到了共产国际。在使用上要注意它们之间严格的、特定的意义,不能含混。文中有的地方提到王若飞是党中央派来的,有的地方又说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他究竟是谁派来的呢?要讲清楚。

    (7、关于经典语录的发明权问题)回忆录中说,王若飞同志在和敌人斗争时,为了捍卫马列主义,曾说过“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这句话毛主席说过,那是在1942年。而王若飞同志坐牢是在1931年,他可能有同样的思想,说过类似的话,但不可能说出一字不差的同样的话。回忆录中这样写了,就出现了一个发明权的问题。这句话究竟是王若飞同志先说的呢,还是毛主席的创造?发明权归谁?我认为发明权只能属于毛主席。写到这里时必须加以区别,哪怕是细微的差别。同样,对毛主席也有个认识问题,要根据历史发展来写领导同志,不要超越了历史,不要把后来认识到的东西提到前面来写,那样就不真实了。这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请你们务必认真检查一下。

    (8、关于狱中的“思想自由”问题)回忆录中写到王若飞同志在狱中不但能看书,而且除了看中文,还可看外文、念外文。他看了很多很多的书,还有大量的著述。似乎在这个监狱里还颇有点“思想自由”的样子,监狱真成了革命者的“学校”了。这个地方也要作分析。不充分分析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引起社会的误解,似乎这里不像是个国民党的监狱。

    三

    对于历史有时候是较真不得的,特别是中共校订过几稿的作品。胡耀邦先生的八条意见和文字批改,成了张羽第三次加工的准绳和重要参考,三易其稿,最后由胡耀邦先生亲自审定。

    1961年2月13日,团中央通知张羽和《中国青年》的秦浩同志听取审查意见。1961年3月印出第一批书,同时《中国青年》杂志第五、六期合刊发表了前12节,第七期全部登完。各地报刊纷纷转载、选载。4月份第二次印刷,5月份第三次印刷。

    为了解决从绥远监狱到太原监狱的一个空白期,张羽编辑留意到乔明甫先生曾发表过这方面的短篇回忆文字。张羽与李培之商议之后觉得由乔明甫写太原监狱时期的王若飞是最适合不过的人选,约稿乔明甫写成稿件。乔明甫完稿之后寄到出版社,也还是经过修改的——两修其稿,但这个时候,编辑社已经没有能力大力度的去挖掘和整修。最终由杨植霖先生的《若飞同志在绥远狱中》和乔明甫先生的《若飞同志在太原狱中》合成《王若飞在狱中》。最后产生的影响就是王若飞在狱中艰苦斗争的事迹广为流传。

    一部小书能够流传,除了官办喉舌的呐喊助威,也得有相对好的故事素材。如果完整的阅读过《若飞同志在绥远狱中》就会惊呼,这真是一部符合其时官方主旋律价值体系的一部优秀小说。记住,是小说,并非是单独地、真实地、可靠地回忆录,因为经历过如此重要笔墨的修饰,自然很多地方就会留下漏洞。

    “跨进牢门,觉得有一股阴森发霉的气息,直灌进我的肺腑。当我回头再看时,铁门在背后‘啪’一声落锁了。漆黑的房间晨,阴郁而潮湿,只有一片光亮,从一尺见方的铁窗里射进来。我屏着气,定定心,向周围打量了一番:这个囚室,高不满七尺,长七尺,宽五尺,简直象个坟墓。……”这是小说体回忆录最开始的场景,而当镜头切换到王若飞的时候则是——“一个秋色淡淡的下午,西斜的太阳,照射着小小的囚窗,囚房里增添了一丝温暖的气息。当我靠近囚窗,领受这难得的阳光时,突然,从前面的牢房里传来低沉而压抑的歌声: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只有当熟悉胡耀邦先生的第一条指导性意见“监狱和狱吏”——王若飞在狱中高唱《国际歌》,他的唱歌本身就是对敌人的反抗,就是直接和狱吏发生的矛盾和斗争。才能明白,这样简单的一种描述性写作原来还有这样的深意。

    《熔炉》篇还特别给王若飞安排了三个感化对象:得了梅毒的农民刘宝全、因爱情而杀人入狱的回族青年马福和打家劫舍的张排长。

    刘宝全是一个悲苦的农民男人形象,三十多岁的老实巴交百姓娶了一位贫农的女儿成婚,这位贫农出身的女人却有一个极其出众的特色,因此被邻村的恶霸给盯上了。梅毒这个病是从恶霸传染给刘宝全妻子,然后再传染到刘宝全身上。刘宝全得知自己的女人被恶霸给侵犯了,血涌之气,与妻子商议——诱恶霸入瓮,一个漆黑的晚上,恶霸再次来骚扰刘宝全之妻,刘宝全用顶门的木头杠子,打断了恶霸的一条腿,打瞎了恶霸的一只眼,准备再打的时候被赶来的邻居们拦住。

    这位原本进来和王若飞同一监室是为了监视他的,当他讲这个悲惨的人生故事之时,王若飞的第一句就是“嫉恶如仇”的问道——“你没有打死他?”等到讲完之后,王若飞的革命情怀及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地问了一句“你怎么不把这个坏蛋干掉?还把他留在人间?”这种煽动性质的革命精神,最早的出处是毛泽东精神其中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被判无期徒刑的刘宝全罪名是“预谋杀人,侵犯人权”,称奇的是民国时代居然会有人权这样的一个罪名。而王若飞在对待刘宝全这个人身上所倾注的还有救治他的身体,最终多方施力,让他梅毒清除,思想上还时不时的关切、问询,最后这位农民同志成了党的宣传人——“逢人便夸王若飞是好人,共产党也是天大的好人。”这位已经如此悲苦的刘宝全,最终死在国民党狱吏的折磨和凌辱之下。

    马福22岁的时候已经与王若飞同处一狱,只是原文中并没有交待他究竟是多小的时候就因爱情而杀人,也没有道破他入狱有多少年。王若飞在解决马福的精神世界问题的时候,指明的道路是——“共产党的理想是为了解放全人类,为了拯救更多的劳苦大众,因此,为了一个女子去杀人是不对的,要推翻的是制度,改变制度里的——婚姻制度。”

    前后对照的来看,《若飞同志在绥远狱中》还有专门的一章是写给自己夫人李培之的《向李培之告别》,这里面通过书信的方式让一个共产主义者王若飞的爱情观脱颖而出。“一个革命者永远不能把爱人问题看得比革命还重要,不然会犯错误的。何况现在还在监狱里,闹这个问题更不现实。”及通过见证者转述时的旁白“他又说:对待婚姻问题,必须严肃,不要饥不择食,不问政治,只看外表,结果弄出很多纠纷,或者生活不到头。他坚决反对那些朝三暮四的杯水思想;更鄙视那些为了爱人而毁弃政治生命的人。”

    就不难明白,王若飞劝解马福的,其实在他心中也是如此。但看起来如此伟光正的《若飞同志在绥远狱中》怎么可能会有漏洞呢?

    四

    “啊,那是一封多么真挚动人的信啊!开头几段,若飞同志用诗一般的笔调,表达了他对培之同志笃实的爱情和别后思念的心绪,接着,他叙述了狱中的生活和自己准备就义的决心。他对培之同志说:忘掉我,不要为我的牺牲而伤痛,集中精力进行战斗,继续努力完成党的事业。接着,就以大量篇幅,谆谆勉励培之同志,要完全相信毛主席领导的正确,永远跟着党走,要坚持真理,经得起各种各样的考验,要用生命来卫护党的团结,捍卫党的利益……最后,他以无限的深情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培之同志说:别了,我们在红旗下聚齐,又在红旗下分手,战士们虽然在红旗下倒下,但革命的红旗却永远不倒,它随着战士的血迹飘扬四方!这,就是我们的胜利!请你伸出双手,来迎接我们的胜利吧!”

    《向李培之告别》的原文中出现这样的内容实属大不该,还原一个简单的史实是——1928年6月,王若飞是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成员,后来则被任命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国农民协会驻农民国际代表,同时入列宁学院学习。1931年回国,任中共西北特委特派员,参与领导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晋(山西)、绥(内蒙古)、新(疆)等地农民斗争,开展土地革命。

    1927年7月——1928年5月,中共的第二任总书记是瞿秋白,1928年6月,中共的“六大”是在莫斯科开的,瞿秋白留下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相对王若飞来说,其时与他走的更近的从地缘来说、工作关系而言都是瞿秋白这样留在苏联莫斯科的中共人物。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说,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向忠发等等。而中共内部的领导谱的总书记——中共第三位总书记——向忠发同志,向忠发死于1931年6月24日,而接替向忠发的领导职权的并非是毛泽东同志,而是秦邦宪(博古)。

    1931年到1933年,是王若飞在绥远监狱坐牢的时间,当张羽编造或借用杨植霖的回忆叙事方式来谈论这样的一个问题,怎么也给人一种穿越的感觉。就算按照中共江西瑞金苏维埃政权主席来说,那也是1931年11月7日。从江西瑞金到绥远监狱的高墙之内,信息如果真的是如此迅速,那就显得极不可信了。

    同时1933年的江西苏区正在遭受国民党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最终迫使中共进行了万里长征的大转移。

    《用笔杆子战斗》里还曾经做出过这样的精确描述——“提到毛泽东同志,若飞同志以无限虔敬的心情说:从大革命失败后,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接着,把部队拉上山头,深入农村,建立根据地,……处处都证明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正确。我们党的代表者是毛泽东同志。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幸福。要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向毛泽东同志认真学习,就能使革命的胜利早日到来。”

    这段出自1979年版《王若飞在狱中》的53页,同时在这页还有一个备注更有趣“1940年春,在毛主席2月1日的整风报告后,我回到延安,若飞同志对我说:‘你好好地参加整风学习,现在你可以直接从整风中认识毛主席的伟大了。’若飞同志对毛主席的正确认识越来越深刻。”

    这种给领袖毛泽东同志背书的小说稿,把南昌起义的功劳也算给了毛泽东同志,事实上就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瞿秋白只所以只当了短短10个月的中共第二任总书记,原因就是1927年大起义失败需要由他负责,而南昌起义就是他批准的,虽然执行的路线是共产国比分预订的路线计划,以解放城市为首要任务。而瞿秋白的入党介绍人张太雷同志则在领导广州起义之后牺牲,同样是也是葬送在抢占大城市的疯狂计划中,这些事累积起来归咎在瞿秋白身上只有廖廖数语——瞿秋白认识形势不够清醒,认为中共领导的革命还处于革命的高潮期。而瞿秋白在消解攻击他的言论时,用的是“中国革命的高潮是时高时低”来搪塞,当然搪塞的不够成功。

    这也就说明了,在中共党史的内部,南昌起义的功劳最多只有一条——打响了武装革命的第一枪,同时还可以说成见证了前赴后继的共产党人为了拯救这个多灾多难的中国付出了多少的血汗,但无论如何说,都无法说明——“处处都证明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正确”这样的一个论调。

    结语

    这样拥护毛泽东主席的“王若飞”同志在文革期间照样被打倒,批臭。在其《红卫兵战报》的《刘记大叛徒王若飞》里就有——“王若飞一心想往上爬,十月革命后,他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期间根本不和无产阶级劳动大众相结合,而津津乐道什么法国的‘公园里绿叶、红花和青年女郎’。他诬蔑法国的工人个个是懒汉,懒得出奇。他叫嚣‘阿尔及尔和西班牙籍的工人,他们的污秽恶浊,实在不能一起住!’王若飞就是这样一个地主阶级的少爷公子!”

    更有趣的是,《若飞同志在绥远狱中》也有类似的批判——“若飞同志说,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认识了黄平,这个人平素爱出风头,喜欢夸夸其谈;贪恋安逸的生活,害怕长期的艰苦斗争,追求个人地位,满脑子个人打算,因此,到了严重关头,幻想撞碎了,他就撕掉先前的假面具,显出本相来了。他不惜背叛自己的誓言,卖身投敌,这在一个人的生活过程中,是最丑恶最可耻的。叛徒黄平不会不知道这种人格分裂的可耻结局,可是当他的个人主义占了上风的时候,他终于选择了这种投降叛变的下流道路。叛徒们的无耻也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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