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个人破产立法应提上议事日程

风清扬斈 1个月前 (07-19) 网络资料 84 0

 

“有很多民营企业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年轻人创业,早期创业出现很多问题以后就被打入了失信名单。打入失信名单以后,就使得他二次创业的可能性没有了。有了个人破产制度之后,对年轻人实际上是给了东山再起、涅盘重生的机会。”

4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分组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研究处理对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苏军建议,个人破产立法应当提上议事日程。

多位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全国人大代表等也针对“执行难”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解决执行难

需制定个人破产法

张苏军说, 在制度上要把个人破产立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报告》中提到,对涉及2万多家企业的63万件执行案件成功地转为破产案件,但是这63万件执行案件在整个执行案件的总量中九牛一毛,大量的执行案件是涉及个人,而不是涉及企业。而现在的《破产法》只是涉及到企业,没有涉及到个人。

张苏军表示,所以现在的《破产法》只能把涉及企业的案件通过破产程序彻底解决,应该把个人破产制度的立法提上议程,至于是选择制定个人破产法,还是在修改现行《破产法》时把个人破产制度吸纳进去,两种路径都可以,否则很难彻底解决,或者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

“个人破产制度既是个破产制度,也是个涅槃再生制度。”张苏军说,有很多民营企业家,早期创业出现很多问题以后就被打入了失信名单,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年轻人创业。打入失信名单以后,就使得他不能再二次创业。有了个人破产制度之后,实际上给了年轻人东山再起、涅槃重生的机会。

严防刑事手段介入经济案件

也要严防执行过程动用刑事手段

全国人大代表冯键表示,要坚持罪刑法定的原则,严防动用刑事手段解决经济问题。执行过程中大量是经济案件,要严防用刑事手段介入经济案件。既要严防侦查部门动用刑事手段介入经济案件,也要严防在执行过程中动用刑事手段。

冯键说,很多经济纠纷都是企业或个人在经济合作中发生的。合作过程中或因为亏损,或因为利益分配问题发生矛盾。本来都是企业内部的事情,司法机关根本不该介入,因为司法资源是国家的,是保护人民的,不能被公权私用。此外,司法资源也是稀缺的、有成本的,不能浪费稀缺的司法资源。

“法院的执行也要讲公平正义,不能搞选择性执法。因为要执行的案件比较多,要防止执行过程中搞权力寻租。”

而全国人大代表蔡素玉则提出一些经济案件中民事执行方面的问题。一个案件,法院把败诉企业封掉,特别是把该败诉企业的银行户口冻结。蔡素玉认为,这等于判了败诉企业死刑。

“如果案件还在进行,比如是一审判输的,该公司还在上诉,且上诉还在进行期间,不应该把企业全部冻结。当然可以限制企业把资金、财产转走,但还是应该允许这个企业业务可以继续下去正常运作。”蔡素玉建议,如果终审该企业败诉,也不能冻结银行户口使企业不能运作。需要该企业作出经济赔偿的就作出赔偿,如果无法赔偿,就用抵押向银行借贷等。蔡素玉认为,冻结企业账户就导致企业不能发工资给员工,也不能做任何买卖,收不了钱,付不了钱。

“夫妻共债”执行受影响咋办

这位委员这么说

女性权益因“夫妻共债”问题在执行中受到影响应该怎么处理?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邓丽提出,浙江省基层妇女人大代表提了一个建议,和执行工作有一定关联。人民法院在解决执行难工作中,有一部分女性利益受到影响。这个现象的起源是:2003年12月4日,最高法通过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这条司法解释出台以后,有一部分人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判决承担连带责任,他们有的是“不知情、没签字、未受益”,但付出的数额超出了家庭生活所需。被执行以后,无辜被负债的配偶工资卡被冻结、房产被拍卖,生活陷于困境。

最高人民法院也高度关注这个问题,2018年1月,最高法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发布后取得了较好效果。不少省份法院都依据《解释》执行审理和重新审理了一些案件。之后,最高法于2018年2月和9月又连续下发了两个内部相关文件,要求各地对符合改判标准的信访案件,及时立案审查,必要时可以暂缓执行。

邓丽表示,有浙江代表给自己反映了意见,自己也到全国妇联作了一些了解。经济活动和发生这类案件比较多的省区,因为纠正和改判问题,有的地方基层法院没有执行,案件中承担连带责任的配偶90%是女性,她们被列入失信人名单、被限制消费、无法正常出行和工作,很难继续从事自己的职业。建议最高法能够指导各地基层法院对没有进行甄别纠错的案件继续加大督促和指导力度,在一定时限内及时纠错,甚至能够公开一个时间表,让问题能够进一步得到解决。

构建高效执行制度

需统一掌握个人财产信息

对于如何构建高效执行制度的问题,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必新提出,现在执行难的核心问题还是被执行人规避执行,财产难找难查。从国外情况和经验来看,这需要政府全面地掌握各种信息,仅仅靠法院掌握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江必新说,国家的税务机关、财政部门对纳税人和不少市场主体的财产掌握得清清楚楚。但由法院全部掌握这些财产信息,一方面难以做到,另一方面也不合适。

他说,将来最好让政府统一掌握这方面信息。胜诉的当事人获得执行根据之后,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查询被执行人的全部财产,再申请法院或其他执行机构执行。从长远来看,政府统一掌握财产信息不仅仅是为了执行,更多是要进行社会管理、征税管理,还有其他社会管理,包括综合治理都需要统一掌握这些信息。现在各部门分开来做成本很高,也容易出现不规范的问题,国家需要有一个掌握个人和组织财产信息的综合部门,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规范化管理。

江必新还提出,目前有行政执行、民事执行、刑事执行,这三大执行如何整合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在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的时候,要重新考虑执行权力的配置问题。国外有一个新的机制,即利用社会组织的力量进行执行。这种执行模式不仅有利于弱化被执行人和市场主体与公权力的对抗性,也有利于调动执行主体的积极性,避免消极执行问题。如果社会组织滥用执行权,造成别人损失的、乱来的,就让社会组织承担赔偿责任,这也很容易规范。

红星新闻记者 赵倩 北京报道

原标题:个人破产制度要来了!破产法修改将加速,或将启动试点 来源:中国证券报

中国的破产法因为只涉及企业破产,并未提到自然人破产,一直被认为只是“半部破产法”,而这一局面将发生改变。

7月16日,国家发改委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明确提出,研究建立个人破产制度,逐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符合条件的消费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最终建立全面的个人破产制度。

中国证券报获悉,下一步,破产法修改将加速,个人破产法是重点,有可能将在部分地方启动试点。

个人破产制度要推出了?

个人破产是什么?是不是意味着不用还钱了?

个人破产,是指作为债务人的自然人不能清偿其到期债务时,由法院依法宣告其破产,并对其财产进行清算和分配或者进行债务调整,对其债务进行豁免以及确定当事人在破产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

而当下,中国的破产法其实只是“半部破产法”,因为只涉及到企业破产,并没有提到自然人破产。随着《方案》的下发,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已箭在弦上。

从《方案》来看,由四部门分工负责分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

 

破产法体系的重要补充

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表示,从政策层面、司法层面、立法层面等方面来看,现在是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好时机。

他指出,人们常说中国只有“半部破产法”,就是因为中国缺少了个人破产法,个人破产法的制定将是对我国破产法体系的重要补充。市场经济的主体不仅有企业,更包括亿万自然人、商自然人。这些主体都会有各类各样的债权债务关系,在自身的债务超过一定限度的情况下,都需要一定的措施来解决负债过高或流动性短缺的问题。对那些“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更要有债务豁免机制。通过建立健全自然人破产制度,能够给予债务人重新开始的机会,清理市场信用垃圾,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李曙光指出,完善个人破产制度,应出台一系列的配套制度。他建议,下一步应建立豁免制度、财产转移欺诈制度、追索制度以及对个人家庭价值的保护等问题,从制度设计上需更多地考虑老人、妇女和儿童利益。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财产豁免的标准,比如符合某些条件的可以豁免债务,而“假破产”则将会坐牢。此外,个人破产的适用范围,如何防止恶意破产以及失信名单制度的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认为,个人破产制度的探索已经有很长时间,社会也对个人破产制度的推出有较为强烈的期待。如果这一制度能够尽快落地,将可以有效完善我国破产制度,对推动企业破产退出,尤其是个体工商户与个人独资企业的退出,将有积极作用。而且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将倒逼金融机构审慎发展个人信贷消费业务,既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信贷安全,也有助于避免过度刺激消费者超前消费。

中国证券报 刘丽靓

个人破产法对深圳别具意义

 

来源:深圳商报    2019年07月19日    版次:A01

本报评论员 胡蓉

近日,国家发改委等13部委印发了《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方案》提出,分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逐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符合条件的消费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最终建立全面的个人破产制度。这意味着,在推出企业破产法10余年后,个人破产法终于要来了。

很多人担心个人破产制度是在保护“老赖”,其实二者有很大不同:“老赖”是有钱不还,个人破产者则是无钱可还。相反,个人破产制度是预防逃债最为有效的措施,因为在破产程序中,债务人企业已得到有效控制和管理。

个人破产制度的目的,是让那些“诚实而不幸”的个人债务人获得重生的机会,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债权人利益,将债务人剩余的财产能够尽可能以最公平的方式分配给各个债权人。如此,市场主体在遭遇竞争失败时,就可以用对整个经济伤害最小的方式退出市场或者实现重生,推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有效利用。当然,推行个人破产制度的同时,也需要有完善的个人财产信息系统和强大高效的监管机构来防止恶意逃债的发生。

个人破产制度曾对商业繁荣发挥重要作用。很多名人都有过破产后东山再起的经历,比如香港明星钟镇涛以及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缺少个人破产制度,我国的破产法被戏称为“半部破产法”。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小微企业日渐成长壮大,这些企业贷款困难,常常是用股东个人担保方式解决公司融资问题。一旦出现经营困难,容易发生跑路现象和野蛮逼债现象,使得债权人及员工权益受到损害,也极易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破产制度相对滞后,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中的排名明显低于总体排名,成为营商环境中的短板。从优化营商环境角度来说,个人破产制度也到了该出台的时候了。

个人破产法对深圳更是别具意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经说过,在一个鼓励冒险、奖励创业家的社会,同时也必须给予冒险者“体面失败”及从头再来的机会。

众所周知,深圳是一座创业之城,深圳的商事制度改革更是推动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据最新数据,深圳商事主体总量达到313.9万户,继续保持全国大中城市首位;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241户,拥有企业149.1户,创业密度稳居全国第一。

保持市场活力要不断注入活水,也需要有畅通的退出机制,深圳比任何城市都期待个人破产法的推出。2010年,深圳市人大代表张育彪就在全国两会上建议推出个人破产法;2016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完成了个人破产立法调研课题,并向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提交了《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建议稿)》。相信个人破产法的出台,将让创业大潮在深圳更加奔流涌动!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大致经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起步阶段,其标志是以信用评价为代表的信用中介机构出现;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发展阶段,其标志是以信用担保为代表的信用中介机构快速发展;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初期的初步完善阶段,其标志是以政府为主体的信用披露系统和以社会中介为主体的信用联合征集体系着力建设;第四个阶段是2014年后的快速提升阶段,国家出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中央出台规划,地方立法等。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就是运用法律手段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约束的奖惩机制,目的是增强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破产法就是其中比较有效的倒逼债务人履行偿还义务和恢复信用的法律之一。令人遗憾的是,我国虽有《企业破产法》,但个人破产法仍然遥遥无期。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呼吁尽快出台个人破产法,助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首先回顾一下破产法发展的缓慢历程:中国1906年前是没有破产法的;1906年的《大清破产律》(1908年废止)是迫于外强压力而制定的;1915年至1949年的破产法成为台湾今日破产法的根基;1949年至1986年间,破产法因当时的特定情况没有制定;1986年的《企业破产法(试行)》只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2006年的《企业破产法》仍然只能算半部破产法,因为不涉及个人破产的规制。

破产法历来被视为一把“双面刃”:它既保护债权人利益,也保护债务人利益,这是一种政策性的平衡。尤其对债务人而言,他一旦申请破产并进入破产程序,则所有针对他的其他诉讼将被中止;即使要清算,其基本生活权利也是可以得到保障的。这就提醒债权人在考虑出借时要更加小心谨慎,比如在借贷前对债务人资信状况进行调查,要求债权人提供充足的抵押或担保等。此外,虽然破产法给予债务人信用修复和重新开始的希望,但破产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如果他处于经营状态,就必须退出市场;破产还意味着对其一些资格的限制,例如不能担任公司的董事,消费水准也要受到限制。

破产法给予债务人重新开始的机会,但是破产法也可以倒逼个人清偿债务。因此,在个人债务清偿和个人破产之间,第三方清收中介机构大有作为。目前国内较大的委外清收机构已经有上千人的规模,网点遍布全国区域。笔者欣喜地看到,债务清收行业正在逐步发展,有关规范也陆续出台。比如,2017年5月,深圳市互联网金融协会印发《深圳市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催收行为规范》(征求意见稿),2018年3月出台了《互联网金融逾期债务催收自律公约(试行)》。未来的法律法规必将对有关中介清收机构的法律地位、准入标准、自律和监管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从目前情况看,债务人逾期不履行义务,债权人可以通过法院寻求救济。如果债务人不履行法院判决,则可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2013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正式开始施行。全国法院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具有以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拒执行等6种情形之一的被执行人将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可以限制其高消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乘坐飞机、列车软卧、高铁,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高尔夫球场消费,不得购买不动产、非经营必需车辆,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受限,可拍卖其唯一住房,限制炒股、出境,甚至最高可判刑7年。

有人说,个人破产法将终结联合惩戒“老赖”黑名单公示制度,起码会终结“老赖”黑名单中主要大类的公示。这种说法可能有些道理,但两者毕竟有本质差别。在香港,债务人可以申请破产,债权人也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一旦高等法院向债务人颁布破产令,债务人必须立即将其所有资产交给受托人管理。这里最为关键的是,债务人必须披露全部财产及债权,包括动产、不动产、现金、有价证券、知识产权等等,不得有隐瞒、转移等行为,也不得在破产前后携带财产离开香港,否则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破产管理署保证破产人获得收入后,保留足够应付其本人及家庭合理需要的部分,包括住房、饮食、衣服、教育、交通、医疗、所得税等开支。

相信大家比较熟悉香港明星钟镇涛的破产故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香港楼市泡沫破灭,钟镇涛夫妇所购楼盘大幅度贬值,贷款本息滚至2.5亿元港币。2002年7月,钟镇涛申请破产,同年10月,法院裁定钟镇涛破产。破产期间钟镇涛赚来的收入都要上交香港破产管理署,破产管理署按照其生活所需给予生活辅助后,将其余收入用于还债。据报道,钟镇涛在生活上受到的限制包括:每月的置衣和剪发费用为500元至800元港币、饮食2000元至3000元港币、住宿4000元至8000元港币、每天交通费为20元至30元港币等等。2006年10月,法院批准钟镇涛解除破产后,钟镇涛在接受采访时略带伤感地说:“这4年来,我在香港的房子是租的,拍戏时,制作单位没有开车接我,我就搭地铁。逛百货公司时,只能看不能买,因为我是破产的人。”

在香港,破产的后果还不止这些,很多专业行业不允许破产人继续持牌执业,如律师、会计师、地产代理、证券交易商、保险代理等,破产人也不能担任公司董事或参与公司的管理工作,不能获任太平绅士。

从债务人欠债不还,到债务清收,到法院判决,再到个人破产,说明这个中间存在债务清收的空间,合法的私力救济(包括第三方的清收中介机构协助)有较大的作为。当然,清收业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法律对其地位作出进一步确认并予以规范。毫无疑问,债务清收做得好,能够及时帮助债务人修复信用,避免因不履行司法判决而成为联合惩戒的对象,或者成为个人破产法的对象。可见,个人破产法的确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有倒逼作用的。因此,呼吁出台个人破产法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在个人破产立法方面,虽然每年都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个人破产立法议案,但我国至今仍未启动个人破产立法程序。为了推动个人破产立法进程,深圳市律师协会向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启动深圳个人破产条例的建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去年完成了个人破产立法调研课题,并向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提交个人破产立法调研报告及《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建议稿)》。最高人民法院今年2月2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暨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纲要》中引人注目的新举措,就是“研究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这些对进一步推动我国个人破产法立法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应该说当前个人破产法的立法条件已经比较成熟。2018年数据显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228元,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251元(2006年为11759元),这足以说明我国个人财富增加明显。此外,信用卡逾期半年未清偿信贷总额为788.61亿元,迫切需要解决个人债务清偿的问题。

当然,个人破产法出台可能还需要做不少的研究准备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曾经表示,与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相关的个人财产报告制度、信用体系还不健全。究竟申请破产人有多少财产,可能债权人、法院都没法彻底搞清楚;破产人隐匿、转移财产,也往往难以证明,即使证明了,也不会承担严重的法律责任。这种情况下,个人破产法就有变成“个人逃债法”的风险。汤教授这番具前瞻性的讲话值得在立法过程中予以关注并解决,尤其要对破产人隐匿、转移财产等非法行为作出具体的处罚(包括刑事处罚)规定。对此,本人呼吁大家共同贡献智慧,也十分期待个人破产法早日出台。

湘潭大学信用风险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顾敏康

林钧跃:《个人破产法》是“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的“终结者”吗? 

2019-05-10 07:48

源点注:本文系上月推文重发,作者林钧跃。

林钧跃教授

从社会信用体系最初设计伊始,黑名单系统就是失信惩戒机制“工具箱”中的一件利器。黑名单系统中包括5种名单,分别是黑名单、灰名单、黄名单、绿名单和红名单。当前,黑名单是利用率最高的名单,红名单次之。

长期以来,失信黑名单星星点点曾有过一些应用,但真正对失信者构成强力震慑和惩戒的是政府联合惩戒黑名单制度及其公示的黑名单,它包括黑名单编制及其公示等内容,肇始于2016年。

2016年初,由国家发改委和最高法院牵头,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44家成员单位联合签署了《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发改财金〔2016〕141号)。这份《备忘录》列出了55项惩戒措施,对失信被执行人设立金融类机构、从事民商事行为、享受优惠政策、担任重要职务等方面的限制。联合惩戒对象为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包括失信自然人和组织法人。

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为支撑此向制度而建立了失信行为联合惩戒系统,动态公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名单就是最早出现的联合惩戒对象“黑名单”。

对于严重失信者,政府联合惩戒黑名单公示制度的震慑力非常大,随着数十份《备忘录》的签署,联合惩戒的力度还在不断增强,迄今已让数百万失信被执行人丧失了生活便利或商业机会,并降级了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对法院执行庭来说,黑名单制度让其执行经济裁决的能力增强,效果相当显著。

黑名单制度在我国大面积实施,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国内,被登上黑名单的被执行人和组织都强烈要求政府给予“修复”信用的机会。在国外,近两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和学者关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运行状况,为数不少的外国人以“人权”为说词,对黑名单制度的实施给予负面评价,给予中肯评价的偏少。

当然,我们不必太过介意来自国外的负评,有些外国人从来都在诋毁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希望看到中国变富变强。一些外国人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对社会信用体系无知却要瞎评论的外国人也不在少数。总之,聚焦到社会信用体系建立起的制度方法来看,黑名单公示制度和居民诚信分(非金融类的个人信用评分)是受到外国人怀疑和攻击最多的两项。

且不论黑名单制度的功与过,政府应该对联合惩戒黑名单这一工具的效用加深认识和评价,做到“心里有数”。

当前,最需要回答的问题有:

一是黑名单制度运用该有什么限制或限度?

二是黑名单制度应该长期使用下去吗?

三是有没有更好的替代工具?

依笔者之见,失信惩戒机制是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黑名单制度又是失信惩戒机制中的“核心部件”。在社会信用体系运行初期,黑名单制度简单易用,应用效果显著。但是,其中的黑名单公示制度应该随着我国破产法体系的构建完成而逐渐走向“消亡”。

当然,黑名单系统会得到永久性使用,特别是其中的灰名单和黄名单,更将在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环境下和政府信用监管升级中凸显出重要性,是社会信用体系下一阶段建设工作需要使用的重要工具。红名单则会在社会道德和商业伦理重塑过程中长期发挥作用。

《个人破产法》有无可能成为黑名单制度的“终结者”?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但不一定是完全彻底的终结。应该说,《个人破产法》立法必能终结的是“‘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公示制度”。

比较依据《备忘录》采取的失信惩戒方式,以《个人破产法》替代之会有诸多好处的,总结其主要优点有如下6条:

一是针对“失信被执行人”的绝大部分联合惩戒措施都可以写进法律,成为《个人破产法》中的执行条款,例如限制高消费和追寻藏匿资产等等。

二是《个人破产法》中不仅有惩罚条款,也赋予破产个人以人权保护,特别是其生存权保障。例如不将被执行人驱离其唯一的住房,允许被执行人拥有必要的交通通勤工具以供寻求和保持就业等等。用美国《联邦破产法》的立法解释来说,就是“债务人私人在法院申请破产的目的,是保护其一部分维持其基本体面生活条件的私人财产的豁免,不被他(她)的债主全部用于抵债目的而强行收回或没收。在破产个人开始有能力偿还债务之后,将按照法院裁决的偿债顺序逐步还债。”很明显,《个人破产法》以法律形式占领了道德制高点。

三是一旦失信被执行人进入到破产保护状态,不再允许胜诉方/债权人及其委托的商账催收机构再行骚扰之,阻断了原被告双方的直接接触,由司法部门或指定的政府部门承担保障双方权利的唯一桥梁的作用。这种做法能缓解社会矛盾,减少因暴力催讨行为导致的刑事犯罪,以及减少债务人自杀案件。

四是依《个人破产法》对破产个人进行惩戒和人权保护方式有发达国家的先例可循,不似《备忘录》那样易被误解和易受攻击。

五是有利于提升法院的服务意识,在执行庭建立起长期有序执行的制度和操作程序,更有利于提升执行效果。

六是有利于改造破产个人,无论是在其生活习惯方面,还是增强其劳动意识方面。关于这一点,从外国的执法实践可以看出,多国建立起有效的社区法律援助系统,以及破产个人的职介和劳动监督机制。

笔者在2003年初出版的《社会信用体系原理》一书中,曾介绍了诸多美国信用或征信类法律,其中就包括《联邦破产法》。当然,世界上还有多个发达国家立有个人破产相关法律。例如,英国国会于1986年就其破产法第二部分专门规定了个人破产申请程序。澳大利亚国会于1966年颁布实施《个人破产法》。德国的破产法规定了信用消费债务人的破产程序。而且,多国的《个人破产法》立法时间早于《企业破产法》的。

所谓个人破产,依据美国《联邦破产法》,如果债务人在客观上无力偿还信贷或债务时,包括因发生意外、失业、不幸事件、投资失败、消费过度等情况时,可以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社会信用体系原理》一书援引的美国法律为《联邦破产法(Bankruptcy Act)》、《1978破产改革法(Bankruptcy Reform Act of 1978)》和《1999破产改革法》。那时,当个人进入破产保护状态之后,任何高消费都会受到限制,却不致使其自身的生活没有保障,降低到社会救济线以下,使他(她)更加无力偿还债务。

美国的《联邦破产法》规定,一旦债务人申请了破产保护,被法院认定为破产个人,债主就不得要求拍卖债务人的主要住房、汽车、基本家具和部分珠宝,因为法律保护公民享有基本体面生存的条件,以及继续工作的能力。法律将私人汽车列入豁免的范围,是认为汽车是债务人继续工作或寻找工作的必要工具。在另一方面,在债务人向法院提出了破产申请之后,提供消费信贷和其它形式融资的金融机构还不得再向其催讨欠款,大件耐用消费品分期付款商家也不得收回其赊销出去的商品。

当然,破产个人仍负有偿债责任和义务,只是得到延缓偿债时间方面的宽限。美国的《联邦破产法》规定,必须在扣除了债务人的基本生活费(按照当年报税用1040表的规定)、赡养费、子女抚养费之后,并交纳了个人所得税,余下的收入部分应用于偿还债务。

对比我国的情况,美国的《联邦破产法》主要覆盖消费信用领域,无力偿还消费信贷、信用卡欠款和赊购商品分期付款等情况。不似我国还有严重的P2P套路贷问题。

当我国立法机关需要制定《个人破产法》时,可以考虑我国社会的特殊情况,例如法院有权冻结被执行人的唯一住宅产权,收缴产权证,不允许拍卖偿债,以示保护原被告双方的权利,特别是赋予破产个人基本人权保障。再如,就我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汽车(包括中高档摩托车)和珠宝首饰都会被认为是“高消费类的奢侈品”,法律处置方法应该不同。

曹思源先生,中国著名法学家、宪法学者

在提及推动《个人破产法》立法时,不由得让我忆起了曹思源先生。大约是在2002年初夏,一次笔者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找“秦靳门”办事,偶遇在学院里任教的曹思源先生。曹先生因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立法而得“曹破产”美誉绰号,他是一位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规则建设立大功者。

那时,笔者正在编写《社会信用体系原理》,书中撰有介绍美国《联邦破产法》和《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的内容,于是请教曹先生对企业破产后处罚债务人的问题。交谈中,曹先生提及他认为我国也该立《个人破产法》,而且他已经提出了相关建议。斯人已逝,他的功绩却不该被后人遗忘,曹先生是我所知国内最早提倡《个人破产法》立法的法律专家。

返回到“终结者”说法,笔者认为《个人破产法》将会终结联合惩戒“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公示制度,起码会终结“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中主要大类的公示。但是,企业失信责任人类和政务失信类黑名单公示制度不能被《企业破产法》和《个人破产法》所终结。

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个人破产法》立法将消除黑名单制度中“最敏感”问题,推动黑名单制度建设工作朝着更道德、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与《个人破产法》相关的“信用修复”问题似乎也该提及,笔者呼吁为信用修复设置两类处置办法:

一是对2019年之前被黑名单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一定程度的宽容,允许他们在一个设定的截止日期前清偿。一旦他们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偿还了欠债的本利和罚款,可将他们立即从黑名单或其他政府记录上完全删除。

二是对于2019年之后出现的“失信被执行人”,即使他们清偿了债务,也要自清偿之日起被公示或记录五年,受到《备忘录》的限制期应与《征信业管理条例》相一致。

一旦《个人破产法》完成立法,政府就不必再考虑设置和举办信用修复培训之类的“解套”问题了。

总之,《个人破产法》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重要的法律支撑,对提升我国的法治水平和社会治理水平意义重大,还能减少外国人对社会信用体系的负面看法和阻挡恶意攻击。我国的立法机关有必要提升《个人破产法》的立法规划级别,尽快启动立法工作,构筑我国完整的破产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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