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越历史时空的青春共鸣——学习《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风清扬斈 2周前 (07-05) 网络资料 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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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出版说明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是中央党校策划组织的系列采访实录,从2016年11月底到2017年3月中旬,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连载。

策划组织这个系列采访实录,主要是为了讲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是第一位出生和成长在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他有过曲折的少年时代,有过奋斗的青年时代。从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从普通公民到国家主席,从普通军官到军委主席,他在党和国家各个领导层级都干过。从西北到华北,再到东南沿海地区,中国的西部、中部、东部地区他都待过,农民、大学生、军人、干部他都当过。这些丰富多彩的经历,这些重要岗位的历练,这些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对他担当重任、继往开来是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能够带领党和人民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很大程度上来自他扎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经验积累和由此而来的深邃理论思考。梁家河七年知青岁月,无疑是他人生经历中十分重要的起点。还原那段历史,再现习近平总书记知青时期的艰苦生活和成长历程,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历史地了解总书记的过去和现在,更加全面、历史地认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核心、全党核心地位的重大意义,从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基于这样的初衷,我们组织记者深入基层一线,对当年那些与总书记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乡亲和知青们进行面对面访谈。村民们、知青们谈起当年的故事,记忆依然那么清晰,说起来依然那么激动,回味起来依然那么幸福。他们述说的故事虽然发生在40多年前,珍贵的记忆虽然沉淀在流年岁月之中,但绝没有褪色。在梁家河村史馆和知青窑前,在陕西第一口沼气池前,在至今仍发挥效用的淤地坝前,在赵家河的知青林前,在习近平总书记当年留下足迹的那些地方,倾听着总书记与人民同甘共苦、水乳交融的故事,倾听着总书记刻苦读书学习的故事,倾听着总书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历练故事,人们的心灵会一次次受到冲击和震撼,一次次得到洗礼和升华。

第一篇采访实录在《学习时报》刊出后,立刻引起极为强烈的社会反响。一时间,国内外网站纷纷转载,微博、微信平台网友广泛热议。随着采访实录陆续刊出,热度在持续加温。许多网友留言和跟帖,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艰苦环境中磨炼了意志和品格,这样的经历令人佩服,纷纷为总书记点赞,表达对总书记的拥戴之情,表示要以总书记为榜样,立足岗位踏实工作。

在网友留言和来信来电中,不少读者建议把采访实录结集出版,方便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不少单位还自发把采访实录结集成册,在干部群众中组织了多种形式的学习活动。有些高等院校把采访实录作为大学生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健康成长成才的鲜活教材,开展了“青年学子学青年习近平”专题学习教育,取得很好效果。尊重广大读者的热切期盼,我们把19篇访谈稿分为“知青说”“村民说”“各界说”三个部分,重新进行编排,并选用了76幅图片,辑为此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公开出版。

  习近平总书记与当代大学生心贴心,总书记对青年学生无限关爱、寄予厚望,当代大学生由衷拥护、爱戴党的领袖。今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给追寻他的青春足迹、奔赴延安开展“青春红色筑梦之旅”的大学生回信,勉励他们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情民情,在创新创业中增长才干,在艰苦奋斗中锤炼意志品质,在亿万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进行的伟大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总书记的这一回信及勉励南开大学新入伍大学生“淬炼成钢,书写绚烂、无悔的青春篇章”的回信,与风靡全国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以下简称《岁月》)一道,引起了强烈反响,菁菁校园中掀起了学习青年习近平的热潮。 

  《岁月》是绽放青春光芒的党史宝典和充溢真理光辉的精神宝藏。学习这本书,可从小故事中读出大道理,从众口述中洞察大时代,从真情怀中感受大担当,从奋斗史中汲取大智慧。总书记四十多年前的梁家河峥嵘青春,具有无比强大的感染力感召力,跨越历史时空共振共鸣,震撼心灵洗礼精神,像磁铁般深深吸引着当代大学生,照亮着莘莘学子把激昂青春梦融入伟大中国梦的新时代征程。 

  一曲嘹亮的青春之歌,生动揭示了青春成长规律 

  同人民一起奋斗是亮丽青春的厚重底色。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奋斗的青春最美丽。无论时代场景如何变化,与祖国共成长、投身人民的伟大奋斗,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路,都是青春永恒的主题。1969年1月,年仅15岁的习近平来到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与当地百姓“一块吃、一块住、一块干、一块苦”,当了整整七年农民。上山下乡,是那个时代所要求的知识青年的人生选择。习近平接受艰巨挑战,一步一步迈过了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这“四关”,将青春燃烧在了革命圣地广袤的黄土地上。青年习近平的苦难辉煌,为“只有进行了激情奋斗的青春,只有进行了顽强拼搏的青春,只有为人民作出了奉献的青春,才会留下充实、温暖、持久、无悔的青春回忆”做了最好注脚。 

  理想信念是青春远航的动力引擎。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如何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关键是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他以实践做出了诠释。即便作为“黑帮子弟”处境艰难,但他坚持追求真理和进步,始终对党充满信心,矢志要为群众办实事。与他同窑洞住过的雷平生说,习近平有强烈的使命感,在农村的7年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要为老百姓办实事。正因如此,习近平先后8次写入团申请书,先后10次写入党申请书,不屈不挠,饱经周折方入团入党。理想信念犹如定海神针。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青年习近平已经把理想信念深深地内化于心,外化成行。当身边的知青或当兵、或招工、或推荐上大学,一个个相继离开梁家河,只剩下他一个人,他还能从容淡定,奋发作为。因为他把自己看作了黄土地的一部分,立志改变梁家河的旧面貌。 

  艰难困苦是砥砺青春的“磨刀石”。逆境最能检验一个人的意志和追求。青年习近平面对的苦与难无疑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正如一位受访者说的:“在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别人做事从‘零’开始,习近平却要从‘负数’开始。”自然环境、劳动环境、生活环境乃至政治环境风霜刀剑严相逼下,他毫不气馁,不怨天尤人,而是砥砺前行,从15岁刚来到黄土地时迷惘、彷徨,到22岁离开时,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2013年总书记寄语青年,“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青年时期多经历一点摔打、挫折、考验,有利于走好一生的路。要历练宠辱不惊的心理素质,坚定百折不挠的进取意志,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变挫折为动力,用从挫折中吸取的教训启迪人生,使人生获得升华和超越。”细品《岁月》,青年学子无疑会对这段话有更感性深刻的体悟。  

  勤学实干、创新创造是青春飞扬的通行证。习近平在梁家河“有个针缝的时间都读书”,渴求知识,崇学尚读,留下了许多好读书善读书的佳话轶事,如煤油灯下熏面看书,走三十多里山路借书。他的博学多识赢得了村民的尊重。在梁家河的几年里,他一直苦干实干,同他一起劳动过的王宪平说“很卖力气,肯吃苦,一点儿都不惜力”,因而被誉为“好后生”。当上村支书后,他大刀阔斧地抓生产,组织农民打坝打井,改革创新生产组织方式,设立铁业社、缝纫社、代销点、磨坊,在全省率先引进沼气新技术,实干苦干创新干,让全村较短时间内就焕发勃勃生机,也让自己的青春在梁家河格外熠熠发光。 

  一幅壮美的历史画卷,生动诠释了人民领袖锻铸“根”“源” 

  深深扎根中国大地。《岁月》为我们再现了青年习近平扎根黄土高原,在山沟沟里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情同手足、血肉相连、鱼水交融的历史画卷。7年的岁月,让他更加深入了解了国家的现实状况和最底层农民的生存状况,真切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冷暖甘苦,扎深了根基,接足了地气。习近平总书记曾自述:“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如果说上山下乡是时代使然,那么,他在读完大学在中央军委机关上班后,又到县里工作则是主动的自觉的选择。历史地看,基层沃土确乎成了青年习近平练就过硬本领、淬炼坚强党性的“大熔炉”。 

  矢志为人民谋福祉。多年后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回忆:“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旦告别了最初的迷惘和彷徨,他就找到了坚定的目标,建立起了对党、对党的事业、对为人民服务的坚定执着。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说过,“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从《岁月》中可清晰看到,这一执政理念的形成,奠基于在梁家河村的最初执政实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无疑也发轫于梁家河。可以说,总书记从梁家河读懂了中国梦,也读懂了民心,梁家河“是他读懂人生、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起点。” 

  铸就干事创业的历史担当。习近平总书记的雄才伟略和担当作为其来有自。青年习近平插队在贫瘠的陕北黄土高原,这是全国1600多万插队知青中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最为艰苦的地方之一,而他是陕北知青中年龄最小、在农村待的时间最长的极少数人之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的这句话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印证。恶劣的自然条件、繁重的劳动生活和严酷的政治考验,磨炼了其坚毅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和勇于担当的品格风范。梁家河村民梁玉明说:“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在组织上要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时,他没有患得患失推脱,而是毅然决然担起责任,在带领乡亲们干事创业的实践中,“干一件成一件,没有哪件事情是半途而废的,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能想办法克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力挽狂澜,之所以能解决过去长期想解决但没有解决好的难题,办成许多过去想办但没有办成的大事,无疑与他这种意志品格和敢于担当的精神气概密不可分。 

  永葆赤子情怀本色。从把好点的粮食分给老乡吃,到对贫下中农、老人、儿童、残疾孩子无不真诚相待;从把“娘的心”针线包送给村民张卫庞,把蓝色大衣送给上师范的武晖,到把粮票和钱悄悄压在房东碗底下;从“解衣推食”倾其所有把一切有用的东西送给讨吃老汉,到离开梁家河多年后还给吕侯生治病慷慨助人;从在赵家河村“整队”果断治理神车沟,到在梁家河村打淤地坝办沼气,无不体现了习近平对人民群众的真挚情怀和大仁大爱。他把自己完全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千方百计想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生活。这样的赤子情怀,让梁家河村民对他也一往情深,举村为他上大学送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样的赤子情怀使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对普通群众充满真情,这充分体现在他成为总书记后开展的精准扶贫等诸多治国理政实践中。 

  一部鲜活的团课教材,生动指引了青年工作根本遵循 

  青年群众工作本领是共青团的看家本领。团是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群众组织,在党领导下做好青年群众工作,是团的固有职责。共青团如何在青年工作领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当时以团员身份被派到赵家河村“整队”的习近平以实际行动,回答解决好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有知青回忆,“近平做群众工作很注意方法,也很人性化,从不采取强势、高压的做法,总是尽量做思想工作,把人的思想弄通了,心里疙瘩解开。”他苦口婆心动员27岁的武刚文重新担任生产队长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典案例,办青年夜校扫盲,带领村民打坝修梯田,开会拉话“讲得可有意思了”,独特的人格魅力让村民们至今津津乐道。无论在哪里,他都会尊重人团结人,把群众当亲人,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干。重温习近平的梁家河记忆,团干部必须坚决摒弃“青年官”的倾向,要当“青年友”,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强化群众立场、深化群众感情,知青年懂青年爱青年,练就青年群众工作过硬本领。 

  先进性是共青团发挥作用的关键。读完《岁月》,习近平知青岁月的整体形象,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有追求、能吃苦、爱学习、办实事、重仁义、敢担当的“有大抱负、有大气魄、有大本事、有大勇气”先进青年,也为我们今天如何定义先进青年指明了方向。实际上,正因为他学习上先进、思想上先进、劳动上先进、工作上先进,他是1974年延川县第四次团代会代表,还参加了1975年的延安地区先进青年代表大会。1975年,共青团延川县委9号文件,专门号召团员们在大办沼气运动中以习近平为学习榜样,争当先锋。青年习近平为彰显共青团先进性作出了突出表率。 

  服务青年利益是共青团工作生命线。青年习近平为什么在梁家河村和赵家河村群众尤其是青年中有那么高的威望,说到底,是他把群众的利益装在心里,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所有群众的事当做自己的事,一心只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总书记后来指出,党和政府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天的共青团开展工作,理应眼光向下,扑下身子,牢牢把住维护青年利益的大旗,从小事做起,努力为青年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 

  一个光辉的楷模榜样,照亮着激昂青春梦融入伟大中国梦的新时代征程 

  7年知青经历,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和实践的历史起点。《岁月》让我们从源头上更加深刻理解党的领导核心成长的实践根基,从源头上深刻理解人民领袖诞生的历史逻辑,从源头上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理论根脉。结合《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学习《岁月》,广大青年学子可深深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独特的领袖魅力、青春魅力、思想魅力和人格魅力,同时也找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根脉源头。这些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既是直接让广大青年学生受益的人生宝典,也是新时期做好团学工作的行动指南。学思践悟《岁月》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青年习近平为光辉榜样,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当代大学生必将开启激昂青春梦融入伟大中国梦的新时代征程。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捍卫、追随党的领导核心和人民领袖。通过学习《岁月》,青年学子要更加深刻理解,党确立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核心地位顺应党心民心,具有深厚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和实践基础,关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关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迫切需要。领袖的成长不是偶然的,领袖来自人民,其思想和魅力的形成是有源头的。精心研读《岁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重要思想,切身体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对广大青年学生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进一步激发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衷心爱戴,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维护、捍卫、追随党的领导核心和人民领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汲取丰厚精神滋养,自觉以青年习近平为偶像楷模不负青春韶华。贯穿《岁月》的一条红线,就是青年习近平在融入群众中确立了理想信念,在艰难曲折中实现了精神升华,在实干苦干中绽放了青春华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青年要成长为国家栋梁之材,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既多读有字之书,也多读无字之书;要不怕困难、攻坚克难,到基层、到西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要从一开始就扣好人生的扣子;要树立与这个时代主题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勇于担当这个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励志勤学、刻苦磨炼,在激情奋斗中绽放青春光芒、健康成长进步。这些重要论述,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青年时期的人生感悟,为当代青年学生成长成才道路标注了鲜明的时代坐标和基层导向。以青年习近平为偶像楷模,青年学子要做“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有作为,有品质、有修养”的大学生,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永葆肯吃苦、不怕苦的奋斗精神,养成爱读书、善读书的生活方式,扎根中国大地,扎根人民群众,谱写青春激情奋斗的华彩篇章。 

  遵循青年工作规律,坚决按照强“三性”去“四化”的根本要求推进团学改革攻坚。学校共青团尤其是高校共青团在全团具有基础性、战略性、源头性的地位和作用,团学改革是共青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把握《岁月》中指引的青年工作规律,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团学改革要奔着脱离青年学生群众的本质问题去,牢牢把握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根本要求,以自我革新的精神和钉钉子精神落实好团学改革方案,着力改革创新团学组织的制度机制、管理模式和工作方式,着力夯实学校共青团的基层基础,着力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着力改进团学干部工作作风。在改革攻坚中,尤其要注重与时俱进做好青年学生群众工作,切实维护青年学生合理权益,充分彰显共青团先进性,不断提升团学工作科学化制度化专业化水平,不断巩固扩大党执政的青年学生群众基础,更加紧密联系和团结广大青年学生坚定跟党走。 

  把握时代际遇机缘,积极服务引领广大青年学子将激昂青春梦融入伟大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说:“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习近平总书记7年的知青岁月,牢牢把握了当时的时代际遇与机缘,集中体现了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和鲜明的创新创业精神。什么是当代大学生的时代际遇与机缘呢?就在于当代大学生注定是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冲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见证者、全程参与者、关键实践者、荣光分享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当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他勉励广大青年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随着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阶段。接续“五四”以降的光荣与梦想,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当代大学生就要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国梦奉献磅礴青春力量。学校共青团将切实增强历史自觉,充分发挥组织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网络育人、服务育人作用,组织动员和服务引领广大青年学子创新创业创优,勤学、修德、明辨、笃实,将激昂青春梦紧紧融入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傅振邦) 

原标题:“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对象:王燕生,1951年生。北京市人大附中学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当年底参军入伍,复员后曾在工厂和科研单位工作。1993年出国留学。2011年退休前在外企任职。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5月11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王燕生同志,您好!很高兴采访您,请您讲一讲当时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大背景。

  王燕生: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文章,公开发表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那个时候,全国各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大家熬着夜上街游行,敲锣打鼓。

  我是人大附中的,家在农科院。原本我想年底征兵的时候去参军,但毛主席指示一下来,我考虑还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去当知青。我们那一批知青里面,大部分人去插队都是因为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可能还有家庭、个人所处的环境等因素。

  采访组:您还记得离开北京去插队的情形吗?

  王燕生:北京知青是从北京站坐专门的列车走的,来送行的人特别多。我记得自己从北京站上火车的时候,我父母没来,是我的兄弟姐妹来送我的。当时心里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我忘记自己是否哭了,来送我的家人可能哭了。我们乘坐的那列火车,车厢里面是一个个的格子,每个格子里面坐七八个知青。

  那时候坐火车可到不了梁家河,连北京直达延安的火车都没有,我们是从河南绕过去的。我记得是在陕西铜川下的火车,在附近住了下来,住的地方没有床,我们就把稻草铺在地上,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坐大卡车到延安,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三天,我们坐大卡车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文安驿公社在公社大院请下乡知青吃了一顿饭,用大笼屉蒸的白馍,还有猪肉炖菜。知青们围成一圈,蹲在院子里吃。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孩子觉得这些饭菜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的。后来,经历了插队的艰苦生活,回想起那顿饭来,真是了不起。当时公社为了招待我们知青,拿出了他们能拿出来的最好东西。

  我们知青在文安驿公社大院里吃饭时,很多老百姓都趴在墙头上看。当地老百姓很淳朴,一听说北京来的知青,都说是“中央来的知青”,“毛主席身边来的人”。吃完饭以后,开始集合,念名单,各村来接各村的知青,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被分到了梁家河。梁家河的人来帮我们搬行李,我们就给人家递烟。农民看到我们给的是过滤嘴香烟,都是双手接烟的。当时,我们给的烟都是牡丹、中华,也有大前门。大前门虽然在北京属于很一般的烟,但在农村算是非常高档了。

  采访组:你们是怎么从文安驿到梁家河的?

  王燕生:来接我们的梁家河村民,帮着把大件行李和箱子放在毛驴背上和平板车上,很快就堆满了。剩下的都是小件行李,村民们就帮忙拎着。行李堆中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棕箱,一位叫张太平的社员觉得这个箱子比较小,拎着就行了,不用放在平板车上了。谁知,他拎起来之后就大声说:“这个小箱子看着不大,咋这么沉啊?”我最初也不知道那是近平的箱子,后来才知道是他的,里面装得满满的都是书。

  就这样,梁家河的社员和我们一起走到了梁家河村。到村里时,天已经快黑了。

  到了梁家河,由于我们知青的灶还没开起来,晚饭就到各家各户吃派饭。村民家里都点着煤油灯,让我们上炕吃饭。我吃派饭的那户村民给我做了饸饹面。我吃的时候,在饸饹里发现了一丁点儿羊肉沫儿。我当时还觉得肉少,后来才知道,农民过年才能吃这个。

  我从村民家里出来,村民说送我回去,我说不用送了,结果一出门,外面没有路灯,黑咕隆咚的,我两眼一抹黑,还真找不到我们住的窑洞了。等我找到了窑洞,近平他们吃饭也都回来了,我们一交流,各家各户的派饭都做得挺好,有高粱面的饸饹,有馍馍片。

  我们六个人要在一铺炕上睡觉,当天晚上分铺位。杨京生爱干净,离灶台远一点,住在靠窗户的第一个。雷平生的母亲在延安待过,她告诉雷平生离灶台近的地方暖和,他就睡在离灶台最近的铺位,结果那个地方太热,把被子都给烤糊了。近平没有刻意选,就在雷平生旁边的铺位住。

  采访组:当地有的社员说,你们到梁家河之后,拿出面包来喂狗,在那个粮食匮乏的年代,他们有些不理解。您了解具体情况吗?

  王燕生:其实这是一个误会。我们下乡时,每个人都可能随身带一些吃的、用的。有人带了面包,可是在路上走了好几天,面包一直都捂在包里,到梁家河的时候就发霉了。发霉的面包就不能吃了,人吃了会拉肚子的。村里的狗都不怎么拴,随便乱跑,跑到我们院里的时候,我们就把发霉的面包拿出来喂狗了。刚到梁家河时,我们和村民彼此还比较陌生,接触少,互相不了解情况,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小误会。后来,我们和村民渐渐熟悉起来,就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误会。

  采访组:你们几位知青,初次从首都北京到陕北农村生活,经历了哪些困难?后来是如何适应的?

  王燕生:一开始觉得很不适应,我们毕竟都是大城市里长大的,觉得陕北农村的生活各方面都太艰苦,太原始,什么都不方便。现在我倒是觉得,年轻人多吃苦,多体验,对成长有很大好处。

  讲到生活方面不习惯的地方,我就想起以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近平接受采访,谈到“过五关”的时候,一讲到“跳蚤关”,我就笑了。这是一种会心的笑,只有我们这批人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让我想起我们当时所经历的“磨难”。近平讲得非常真实,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说不出来这些细节。

  我们刚到陕北,身上就开始长大疙瘩,那时候都不知道是跳蚤咬的。这种包比蚊子叮得还严重,我们用手反复地挠,挠得多了就挠破了,流血。当时的被子都不像现在,是没有被罩的,我们的白色被里上粘得都是血点。身上的这些包,挠破了就疼,不挠破就特别痒。我们问村民,他们也说不明白怎么回事——当地人都没有这个毛病,北京娃娃来了怎么就得这种病呢?

  有些知青就往家里写信,也没有说明白,就说身上总是起很痒的大包,家里回信就猜测说,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到了后来,我们才发现是跳蚤咬的。在陕北农村,家畜家禽的身上都有跳蚤和虱子,窑洞里四面都是黄土,地面不像现在铺地砖,当时都是压实了的黄土地面,跳蚤在里面很容易滋生、繁殖。而当时的生活普遍贫困,北方农村的老乡,一年到头也不洗澡,冬天穿着大棉袄、大棉裤,棉衣的缝里面都是虱子、跳蚤。后来我们告诉老乡,我们身上起的包是跳蚤咬的,他们还不相信,不停地说:“我们咋没事呢?”其实,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已经适应了,身体对虱子、跳蚤的毒素已经有了免疫力。

  采访组:在那样的环境中,你们的个人卫生问题怎么解决?

  王燕生:我们六个人住在一个窑洞,一铺炕上。一月份是严冬,陕北这边腊月里非常寒冷,但是屋里的炕烧得很热乎,我们六个人挤在一起,觉得挺暖和,挺好,也不觉得十分难熬。冬天,我们没法洗澡,也不觉得有多难受。但刷牙是个习惯,不刷真是不舒服,因为我们都是从幼儿园开始就刷牙的。村里肯定买不到牙膏,到了文安驿也不容易买到牙膏,但能买到牙粉。这样,刷牙的问题就解决了。

  天气转热,上山干活回来出一身汗,又长期没条件洗澡,我们就觉得很难受。像我,在北京从小就住公寓楼,家里有卫生间,能洗澡,虽然当时北京的条件也不好,没有热水器,但我家的楼房,一个星期能供应一次热水,所以每周至少能洗一次澡。然而到了陕北,就没有这个条件了。

  我们都想洗澡,于是就一起到村里一条沟下的井边去冲凉。我们都穿着游泳裤下了沟,把水从井里打出来冲一下。那个井旁边有个跨沟的小桥,也是梁家河村的交通要道。后来发现过桥的大姑娘小媳妇,见到我们都捂着嘴就跑,还有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就指指点点地笑话我们。后来到劳动的时候,村里的妇女就笑话我们说:“你们这些大娃娃,也都快成大人了,咋能在村里光腚呢?人家婆姨都不敢看你们!”旁边那些婆姨就哈哈大笑,我们就解释说:“我们哪敢光腚,都穿着游泳裤呢!”她们都一脸茫然,说:“游泳裤是啥?”原来她们都不知道游泳裤,像城里那种游泳池,她们没见过。知道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就不在井边冲凉了。

  采访组:你们吃饭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王燕生:最初,村里派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弄柴、做饭。不久,我们知青就得自己做饭了。做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烧柴,我们在北京用蜂窝煤,没有烧过柴,对砍柴的理解仅仅局限在书本上,以为只要拿着斧子、柴刀去山上砍柴就可以了。可是真正在梁家河解决烧柴问题,却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那里的黄土地很贫瘠,山上没有什么树,我们只能把草根一点一点地搂回来当柴烧。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生活真艰难,做饭还要为烧柴发愁。

  我们知青下乡的第一年是吃国家供应粮,但还要靠自己劳动,不仅要去拉粮食,回来还要自己加工粮食。我们费很大劲,把粮食从文安驿拉回梁家河,有麦子、玉米、小米、高粱等。但是这些粮食是半成品粮,我们住的那个窑洞前面有个碾子,我们用毛驴或骡子拉那个碾子,加工粮食。比如玉米粒,就要用碾子碾成玉米碴子,煮粥吃;或者用磨盘磨成更细的玉米粉,可以做团子吃。一开始我们干这些活都是很费劲的,赶不好毛驴,拉不好磨,加工粮食耗费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就先吃那些容易加工的粮食,比如小米不用加工,直接做小米饭就吃了;玉米,碾一碾就能吃了;到了最后我们才吃麦子,因为麦子加工起来最麻烦。

  采访组:您能讲一下你们当年在梁家河劳动的情况吗?

  王燕生:刚到梁家河,我们就在基建队,主要任务是打坝、拉土,我们在北京都没有干过这样的活儿,干得不熟练,村民就手把手教我们。千万别小看这些简单的体力活儿,如果掌握不好技巧,就干得又慢又费力气。起初,我们连挑水都挑不好。陕北的扁担是用两根又扁又长的木棍绑在一起做成的,立起来有一人多高。这种扁担不像南方的竹扁担,竹扁担挑东西时会产生形变从而起到缓冲作用,而木头扁担特别硬,没有形变,把所有重量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我们用扁担挑着两个木桶到井边,把水挑回住处,再倒进水缸。刚开始,我们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往前就是往后了;二是肩膀受不了,扁担把肩膀硌得生疼,从井边到窑洞,不算远的路,要歇好几次。几趟下来,肩膀就被磨破了皮。但第二天水缸里没水了,还是要去挑水,磨破皮的肩膀火辣辣地疼。

  到了春天,劳动就真的开始“上强度”了。刚开春时,夜还长,六点多钟,天还没亮,村里就开始喊:“上山受苦去喽!”开春农忙,就是要起这么早,我们急匆匆爬起来还得刷牙。村民没见过刷牙,说:“这帮北京来的娃娃,一到早上就口吐白沫!”洗漱完毕,我们就开始跟着农民整地、送肥,不会干也要跟着干。

  我们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到了农忙的时候就得往山上挑粪,这是又累又脏的活儿。挑粪的筐比较浅,里面装满沤好的农家肥。我们挑着粪上山,不但路远,而且还要走那种“之”字形的羊肠小道,山路又窄又陡,所以劳动强度很大。我们不想被落在后面,在路上就使出了全力,尽量走快一些,结果力气很快就用完了,再干后面的活,就没有什么力气了。慢慢我们就发现,农民上山的时候并不是健步如飞,而是慢悠悠的,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干农活儿,就像长跑一样,不能一开始就冲刺,必须要保存体力。

  夏收的时候,我们到山上去收麦子,麦地离村子大约五里路,并且是在山上比较高的地方。麦子割好以后都是一捆一捆地码放着,往回挑的时候,扁担一头担一捆。挑麦子更累,一是因为距离远,路不好走;二是因为无论多远,中间都不能休息,因为一旦把挑子放下,一捆麦子在地上一墩,麦穗就会散落,当时亩产不到一百斤,如果在往回挑的途中掉几斤麦穗,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挑麦子只能换肩,不能把扁担卸下来休息。五里山路,挑着麦子,经常要走一个小时,那也算是快的了。

  近平当时是我们村知青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这些农活对他来说,真是难上加难。那时我们学犁地,虽然看着简单,人家都是一个直线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一弄,就是歪七扭八。近平最初和我们一样,干农活也是很不熟练,但他从不服输,吃了很多苦之后,他干活也熟练了。我离开梁家河以后,听到他当了村支书的消息,还是有点吃惊的,没想到他在农村扎根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你们住在一个窑洞里,平时业余生活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王燕生:平时劳动归来,我们就在窑洞里听收音机,有时候村里的同龄人来找我们说话。我们这几个知青,跟梁家河的老百姓关系都很好,我们不仅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没吵过架,没打过架,而且关系非常亲密。

  我们平时在窑洞里看书,就用那种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来照明。有时我们也横七竖八地躺着聊天,唱《外国民歌200首》,当时那本书还有手抄本,我们学唱里面的歌曲。

  近平带了很多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静静的顿河》,是四本硬精装的大部头,我借来看了一段时间,这也是我第一本认认真真、从头到尾读完的世界名著。2013年,我在网络上看到近平在访问俄罗斯的新闻报道,他提到了很多名著,其中就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我们的房东张太平结婚,我们知青去闹洞房。那年的春节前后,梁家河有三家结婚的,一个是张太平娶刘金莲,村民让我们几个知青都坐在炕上,称呼我们是“中央来的”,把我们当上宾款待,让新娘子给我们点烟。其实,我们也没怎么闹,因为我们对农村闹洞房的习俗也不懂,就是跟着凑热闹而已。在农村,生活都比较平淡,像房东家娶媳妇这样的新鲜事,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肯定要去看看的。

  过了几天,沟对面有一家结婚,他家的成分是富农,因为他有一群羊,所以被划为“羊富农”,但是他家结婚也挺热闹,梁家河的老百姓都很朴实,不管上面“阶级划分”的那一套。

  第三家结婚的是张卫庞家,他是到梁家河的上门女婿。没多久,我们就和张卫庞熟悉起来。有一次,我跟张卫庞开玩笑说:“我还比你早到的梁家河。”张卫庞笑着说:“是,是!”张卫庞的岳父是村里的老书记,也是一位老革命,为张卫庞操办婚礼之后,没两年就去世了。那时我已经离开梁家河了,后来听说,近平专门到张卫庞家里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当年还有一件小事,我记不太清楚了,有机会可以考证一下。我们几个知青在插队时有一张合影,所有人都在照片里,只有近平没在照片里。当时具体在什么情况下拍的这幅照片已经记不清了。后来,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会没有近平?有的知青记得当时情况,说:“这张照片就是近平给咱们照的!”

  采访组:您觉得插队生活艰苦吗?这段知青岁月,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王燕生:我想,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插队生活,对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主要是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我们像农民一样在黄土高原贫瘠的土地上劳动,缺吃少用,甚至还要为烧柴发愁。而对于近平来说,这还不是主要的,他精神上所受到的痛苦和压抑,比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更大。

  我们这一拨北京插队知青,八一学校的学生居多,干部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多一些。具体到我们几个知青里面,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级别是最高的,在受迫害之前是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的父母,级别都不是很高。我的父亲是一个北京司局级干部,在“文革”时期,我的家庭遭遇的冲击和我在精神方面遭受的压力就没有近平他家那么大。

  我们不难想象,近平所处的家庭环境,与插队下乡的艰苦生活比起来,会有多么大的落差。

  1970年,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我们几个知青都在窑洞里听收音机,当广播里宣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的时候,近平在特别认真地听。结果名单里面没有出现他的父亲习仲勋的名字。当时,近平虽然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情绪是比较失落的。他这个人比较坚强,不会对身边的人抱怨什么,或者倾诉自己的苦闷,但是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敬爱的父亲已经受到了九年的迫害,至今仍命运未卜;母亲也过着受审查、挨批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头上还戴着“黑帮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个家庭四分五裂……这些,对于他,一个17岁的男孩造成多么沉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况且,一两年之内,跟他一起来插队的知青陆续都走了。我们都是先转回老家插队,再从老家当兵走了,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从老家参加革命,孩子要当兵比较容易。而且当兵这个出路是非常好的——那个年代,当兵是最光荣的,社会地位也是最高的。

  然而,习仲勋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解决,他的家庭受到的冲击太大了。要寻找一条从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对那时的近平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这种困境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是一种精神上的磨难,这种苦远远超过了体力上和生活上的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近平没有消沉。他贴近黄土地,贴近农民,下决心扎根农村,立志改变梁家河的面貌,一待就是七年。在这七年时间内,他靠自己的苦干实干做出了一番成绩。

  后来,近平在接受采访时讲到了刚插队时的迷茫和后来的转变,这些我都非常认同,他讲得非常实在。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每个人也都有一个砺练和成长过程,没有“天生伟大”这一说。这也就是近平所说的“过五关”当中的“思想关”。

  采访组:能谈谈您对习近平说的“思想关”的理解吗?

  王燕生: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插队下乡这一代人,亲身体验过农村艰苦日子,亲眼见过中国最贫困、最原始的生活。

  对近平来说,他所经历的,远远不止这些。在“文革”期间,父亲被迫害,他被扣帽子、被歧视,被困在陕北穷山沟里,忍受着各种各样的不公平。然而,近平在困境中完成了一次蜕变,实现了精神上的升华。他从一个迷茫的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成为一个饱尝人生酸甜苦辣的青年,胸怀为民谋福利的抱负,这就决定了他所走的人生道路的不同。

  近平后来返回北京上学,又有了前途光明的工作,但他却放弃了看似更平坦舒适的道路,反而下沉到基层、沉至社会实践的最前沿去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走得很充实。这是有大抱负、有大气魄、有大本事、有大勇气的人才能做出的选择。

  按照一般人想法,家里帮忙安排一个好工作,选择又清闲又待遇优厚的公职,或者出国留学,甚至移民国外,享受高福利……做这些轻而易举的事情岂不更好吗?为什么要到又苦又累的基层呢?近平选择走这条路,与他“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抱负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们这个国家,正是因为有一批近平这样的人——未必都是领导干部,可能是工人、农民、教师、医生,无论是不平凡的人,还是平凡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热爱这个国家,愿意穷尽毕生为她而奋斗。所以,中国才会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快的发展和这么大的进步,而且有这么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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