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里的中国

风清扬斈 16年前 (2005-12-09) 历史札记 4619 0


   
    我们的文化之根,换言之,汉文化语境的终极之词是什么呢?一般的一贯的讲法,认为“道”是汉文化语境中人的终极价值追求,这其实是一个天大的误会。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我国的几则创世神话(神话无疑正是一个民族文明的起源,没有哪一个民族的神话不包容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核与终极价值追求。) 

    其一,盘古开天辟地神话   

    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阳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发数极深,盘古极长。 

     [徐整(三国)《三五纪历》] 

     (另据现编中华元典丛书第一集,盘古开天辟地所用工具为斧。) 

     其二,女娲练石补天神话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洲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火监炎而不死,水汪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翼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翼州平,蛟虫死,颛民生。 

     《淮南子--览冥训》 

    这两则神话其一是创世神话,其二确切的说是救世神话。创世神凭借板斧开天辟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盘古就是如此“神于天,圣于地”。活脱脱一尊雄性阳刚、威势凌厉的力量雕塑。事实上,神话强调的正是力量。是力量创造了世界。但是这种力量不是天神的力量,而是人的力量。否则,如何“神于天,圣于地”呢。而且,依据叶舒宪先生的神话还原。“斧”最初是原始男性社会首领所享有的对本部落所有处女的“初开权”的神圣象征,这种“初开权”与其说是一种享受特权不如说是一种神圣的义务,然而,神圣的义务在时间的流逝之中被遮蔽了本性。“斧”后来与“王”一样直接象征着征伐权,统治权等……如此看来,是权势创造了世界。其实权势不仅创造了世界,同时也拯救了世界——女娲就是“断鳌足”、“杀黑龙”,以暴力拯救了世界。 

    如此,世俗的政治王权是汉文化语境之中的最高权威,“势”作为一种终极目的成为汉文化语境的本源。而且,在创世与救世之间的分裂,更意味着这个以“势”为终极价值追求的文化语境的历史,势必是治乱循环的历史。 

    对照古代西方创世神话,我们就能更清楚的认同上述结论。在古希腊神话中,没有哪一个神具有最高权威,奥林匹斯山上的最高统治者总不断被更迭。到了宙斯,虽则似乎统一了神宫,但仍然时刻防备着诸神的反叛。正如他对他的父亲所做的那样。“势”在这里显然不具备终极意义。对于希腊诸神来说,最重要的是情欲,神们总是争风吃醋甚至大战迭起。所以,古希腊人所信奉的是“情欲创世论”,是情欲创造了世界。神们为情不计一切的进行争伐,“情”显然必然导致自由意志与超理追求,但“情欲”的世俗化却又必然会导致“欲”的泛滥,换言之,“情欲”创造了世界,但也会毁灭世界,所以,古希腊文化在大约十一世纪时消失了。然而,“情欲”的自由意志与超理追求功能却又是其必然复兴的缘由。当然,前提是与希伯莱文化的合流。《圣经》的创世神上帝即大爱,也就是说,是大爱创造了世界。上帝首先创造了日月星辰动植物而后第六天才创造了人,由人来依据前五天所创造的世界秩序来管理世界——这不是功利,恰恰体现了上帝对人的爱,而且,上帝在世界陷入灾难之后,又献出了自己的儿子耶稣,通过十字架上显示的真理——大爱,拯救世界。而古希腊文明一旦接受了希伯莱的上帝,那么上帝之大爱就作为终极价值有效的控制了情欲的泛滥。所以西方文化一方面凭藉希腊的自由意志与超理追求不断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又通过上帝大爱抚慰着人们在欲求的折磨下的痛苦灵魂。 

    于此可见,西方人的一生应当是由情向爱升华的一生,是进取与拯救相伴相依的一生,是从此岸世界向彼岸世界的过渡的一生。而在以“势”为终极追求的汉文化语境中,既没有情也没有爱,人就只能在唯一的此岸世界为名利(权势是最高的名利)而忙碌了。那么,我们的爱神哪里去了呢?我们的神们有过爱情生活吗?答案当然是没有。现存中国古籍女神分属三种基本类型:原始的神、巫术的神、人祖的神。原始女神包括西王母、羲和、常羲、女岐等七位。她们或有夫而育或无夫而育或不知有无夫也不知有无生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没有爱情生活的只言片语,就连性生活也被生育行为粗暴地取代了。 

    巫术女神的命运和原始女神一样。人祖女神离我们最近,但据古籍可知,她们的存在完全是因生育了伟大儿子——多是民族的第一位男性祖先。这些记载非常简单,仅包括两项内容:生下了谁与在什么神迹下生育的。换言之,这些人祖女神完全是依赖于权势而进入历史记忆的。然而,没有爱情生活的女神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只能说是被遗忘甚至有意删略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势”不能容忍“情”与“爱”的存在,在“势”看来,爱情总是与阴谋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代王朝的衰落与覆灭似乎总是几个女子的责任,如商纣之于妲己,周幽之于褒姒,唐明皇之于杨贵妃。也就是说爱情总会危及政治利益,这才是根本原因。[注释1] 

    “势”通过对爱神的扼杀有效的扼制了人们对彼岸世界的向往。然而,此岸世界人人皆追逐权势也会闹得其不得安生。所以,他又将“差别”先验合理化,使权势成为一个金字塔形。每一个人在这个金字塔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俗话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转黄土造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泥人也。 

     《风俗通》 

    差别既是神意,人能有何可言!后来,孔子又进一步将这种“差别”用哲学予以系统化、规范化,牢牢控制了人的思想言行。孔夫子根本不相信天道,他说“祭神如神在”,又说“天何言之”,所以他只相信人道。于是他及其后继者逐渐构建了以“君权”为旨归的“亲情本体论”哲学大厦。[注释2]这一哲学大厦有三大支柱,“仁”、“礼”、“孝”。“仁”者,爱人,而“礼”则又将这“爱”等级化,爱而有等级差别,事实上是取消了爱的存在,只剩下了需要数倍于负出的偿还之“恩”。而“孝”呢,则维持着这“给恩”与“报恩”的世界绵绵不绝。可见儒家之道是完全服务于政治王权的。再来看老庄,老庄讲的是自然之道,但洋洋五千言《道德经》与厚厚一部《庄子》大多说的是人在社会中的保身立命之术,回归自然与母体无吝说是这保身立命之不可能的最后一招。老庄事实上以消极的态度肯定了“势”的终极地位。这样,中国两大哲学之道一正一反相交融合彻底维护了“势”的利益。 

    “势”才是汉文化语境中的终极之词,而“道”只是奴仆而已。这一点,被鲁迅早在六七十年前就彻底洞悉了—— 

    中国历史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一是“刀与火”即“圣武”。 

     《鲁迅全集》第一卷355页 

    最要紧的还是“武力”,并非理论。不论是社会学或是基督教的理论,都不能够产生主义威权。原人对动物的威胁,是产生于弓箭之类的发明的,至于理论,那不过是随后想出来的解释。这种解释的作用,在于创造自己的威权的宗教上、哲学上、科学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据,使得奴隶和牛马恍然大悟这世界的公律,而抛弃一切翻案的梦想。 

     《鲁迅全集》第一卷 

    这样,无论是老庄之道还是儒家之道或是现代的什么主义,无非就是“圣武”精神的意识形态保护色,或者说是各种主义的意识形态意义。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反传统就永远只能反到意识形态这一奴仆层面,而无法反到“圣武”精神这一终极价值层。鲁迅那种激烈的反传统也是在洞悉了传统文化的“圣武”精神意识形态保护色本质秘密后的必然反应,所以鲁迅反传统意义至关重大,他远远的超出了同代人反传统的本质目的(同代人只将传统文化之道作为终极价值本身来否定),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圣武”精神。鲁迅的一生就是这样独立斗争的一生,但他同时也试图拯救,他是用“爱”来拯救而不是用“恶”或“恨”来拯救的(刘小枫语)。无论是《狂人日记》中的“救救孩子”,还是后来的“我们怎样做父亲”或是他本人的孺子牛的精神,都是他看到了由于“爱”的失落,整个民族缺乏精神超越可能后企图拯救的努力。然而,鲁迅的价值与意义远远没有被人们认识到。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切断了理解巨人的可能,这种思维方式是汉文化语境中人以“势”为终极追求的根本保证。[注释3] 

    每一个民族都曾经经历过一个巫术的时代。那是神人共通的时代,人通过巫术祈祷仪式与神相通。人们认为只需诚心就能获得神恩。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自身认识的深化,就逐渐抛弃了这种思维方式进入了现代思维方式阶段。苏格拉底著名的“认识你自己”可说是这两种思维方式交替的界河。苏的一生是反对神话的一生。他不仅反对神话内容本身,而且还反对神话思维方式——这才是最重要的。经过他和他的弟子们的努力,现代理性思维方式取代了神话思维方式,而同一时期的孔子则不同。孔子一方面“不语怪力乱神”,另一方面却又说“祭神如神在”,这两句看似矛盾的话恰恰反映了孔子只反对神话内容而接受神话思维方式本身的态度。这样,孔子以“未知生,焉知死”的人生态度彻底拒绝了彼岸世界而将那套神话(巫术)思维方式保存下来。然而,巫术思想方式是一定要对“神”负责的,在没有神的世界里,他也要找出一个“神”来,所以,汉文化语境之中一方面没有彼岸之神,一方面敬奉的此岸鬼神又如过江之鲫,比哪一个民族都多。这样,人事实上成了自己的神。“文化大革命”那种疯狂的造神运动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大泛滥的结果。而且这种思维方式必然导致根深蒂固的主奴性格。因为人在拒绝了彼岸世界的情形下只能重返人间自身寻找替代神。换言之,人可能成为自己的神甚至可能成为他人的神,这意味着自我迷恋的主子性格。然而人间的终极追求是“势”,君主高踞于权力顶峰又顺理成章的成为人间所有人的最高主宰神。这又是自轻自贱的奴才性格的根源。 

    巫术思维方式中最核心的内容是语言崇拜。巫术祈祷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古人和今人(只限于汉文化语境)相信语言的神力能接通人神之界。这种语言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不断重复,没有节制。最终语言的意义消失了,语言驾驭人,将人送到了神面前,或使人进入一个迷狂世界。也就是说意义并不重要,语言的价值体现在他借重人们的巫术思维方式获得驱使人的霸权。那个时代,“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祈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信念,“60天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狂欢看似荒诞,实质有着这种深刻的心理根源。 

    新时期作家中,王蒙最先敏感的意识到了这种语言(仅仅是语言层面而不及于思维方式层面)的霸权,从而产生了新时期文学中第一批文体改革的小说——准意识流小说。但,这种意识此时还是不自觉的。从《恋爱的季节》开始,王蒙的语言更加夸张铺饰,似乎一条没有尽头的河流。语言这时在王蒙的创作中已经具有了本体论意味,内容倒在其次。郜元宝先生认为王蒙的这种语言是对文革乌托邦权力话语的戏仿,用以消解某种意识形态霸权。其实,王蒙的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乌托邦语言[注释4],他一方面固然在消解某种正统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在重建自己的至上权威。换言之,王蒙通过这种语言将自己神化进入了一种自我迷恋睥睨一切的境界。事实上,王蒙也正是一个名利欲很重的人,喜欢唯我独尊,只不知他在模仿他的艺术,还是他的艺术在模仿他。但至少他这种对权力的狂热欲求使他第一个开始了新时期的文体改革。然而,王蒙如不就此止步,恐怕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 

    这就是我们的根:以“势”为终极目的,以“差别”为根本保证,以各种古今之“道”为其意识形态奴仆,以巫术思维方式为内核,以乌托邦语言为载体,一个民族就这样在彻底无爱的岁月中踉跄到了今天。 

    注释: 

    1、关于女神的无爱以及无爱的女神详论见玄峻先生的《联想与映证》一书,本书以翔实的资料令人信服的证明了在汉文化语境中没有爱神的存在,并指出,由于缺乏爱神,汉文化语境就丧失了超越之维。 

    2、由于儒家哲学是建立在家庭伦理本位基础上的,所以我将其命名为“亲情本体论” 

    3、在汉文化语境中,各种主义的意识形态保护色本质在薛毅先生的《无词的言语》中有所论及。我要补充的是,在汉文化语境中不仅处于庙堂文化或广场文化范围的主义等等具有意识形态意义,更可怕的是,民间文化的意识形态意义已经从上到下无处不在的将这个民族一网打尽,已没有一片独立的思想空间了。 

    4、这里,我强调的是乌托邦话语设置了一种怪圈,似乎没有人可以走出去,因为权力最终总是体现为语言的权力,而且由于缺乏彼岸的世界,这种话语权力总是唯我独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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