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深刻解析:国际贸易格局已发生根本变化

风清扬斈 6天前 网络资料 15 0

本文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ID:CHINAFINANCE40FORUM),华尔街见闻专栏作者

2019年4月9日晚,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在复旦大学以“新时代,国际贸易新格局、新趋势”为主题发表演讲。

黄奇帆指出,国际贸易格局已发生根本变化,表现为货物贸易中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间品的比重得到了极大提升,服务贸易的比重也得到了极大提升。整个生产力体系方面的变化,正在影响和产生新的世界贸易规则。

他认为,当今的世界贸易版图变化,不仅仅是核心技术、资本多少的竞争,更讲对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的控制能力。“谁如果控制产业链,谁其实就是在出行业标准,就是大头。”

“三链”的特征性发展,也引出了世界贸易新格局中一个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制度的变化,就是“三零”原则的提出——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

那么,“三零”原则在中国的具体实施情况如何?“零关税”对中国工农业到底是冲击还是调剂?“零壁垒”的实现体现在哪些方面?“零补贴”是否能够倒逼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创新?

今天,我们推送演讲全文以飨读者,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和我们交流看法。

640.webp.jpg,或者这个国家的货币本身就是世界的硬通货。人家拿了你人民币就像拿了美元一样,不用再去换,直接当作是自己国家的外汇收起来了。从这个角度,有一天人民币变成了世界硬通货,也是成为进口大国的一种标志。

对刚刚说的五方面做分析可以得出零关税利大于弊。

第六,零壁垒。

零壁垒我开始就讲了一个定义。壁垒,就是要讲营商环境的国际化,要讲市场的开放,要讲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的开放。要讲我们中国的企业到海外去投资有便利性,不能跑到海外总是受到别的国家磕磕碰碰的阻拦,就是别的国家给我们很多的壁垒,如果我们签订了零壁垒,我对你没壁垒,你对我也没壁垒,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方便。有四个方面。

首先,讲营商环境,主要是讲八个要素。

第一准入前国民待遇。有的说同等国民待遇,这讲的是你的企业,我的企业都在这块土地上生成了。这两个生成了的企业一样的待遇。但如果我这个地方有一个规矩,你的企业我就不让你诞生,不给你注册,不让你准入,那你说准入后的国民待遇就是废话一句,我都不让你准入,你就没资格参与公平竞争或者不公平竞争,你连竞争的门槛都不能入。所以这里首先强调的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就是可以不可以到你这个地方开公司,国有企业可以,民营企业可以,外资企业也可以,同等的准入前的待遇。这个定义跟后面的同等国民待遇是两个概念。

第二负面清单管理。负面清单管理我们有一句行话,叫法无禁止都可为。就是对这些企业必须要有负面清单,不能干的我定负面清单。我负面清单之外的你都可以干。前几年我们政府就在搞负面清单。一搞就搞了三百多条。任何一个地方三百多条负面清单,搞得企业什么都不可以。这次人代会,李克强总理报告里讲,负面清单的条目要大大的约束减少,你减少到一定的量以后,法无禁止都可行,企业的自由度就大了。对政府要有一句,法无授权不可为。也就是说政府别多动症,什么都想做。法无授权,你就不能乱管三七。也就是说不能多动症。这两句话是对称。负面清单管理里涉及到这两句话的法治性的意义。

第三个尊重知识产权。

第四个遵守有公平的规范的合理的劳动保障制度。

第五个,生态环境保护的一套制度。环境制度。

第六个竞争中性。竞争中性就是企业产生之后的同等国民待遇。表现在招投标的时候,政府采购的时候,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时候,在银行贷款提供资金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同的所有制的企业,是同等国民待遇。不能有主观上、客观上的差异。

再有,就是政府要开放市场。开放市场就是我允许你企业成立,但不能让你做的事很有限。比如说我们对外资银行最近提出了三个开放,已经操作落实下去了。以前,允许外资企业建立合资企业,股权比例不能超过25%。银行的股权比例不能超过50%。汽车的外资企业比例不能超过50%等等。现在可以让你70%、80%,乃至独资。这也就是开放一些领域。

还有允许你开银行了,但你这个银行有了之后,要在三十个城市或者三十个省开分行,健全发展。但每开一个支行一个分行都要人民银行银监会去审批,两年三年,那就很麻烦。所以就是说通过备案制可以自由地设立子公司。

同样登记以后营业活动的条款。五个方面还是八个方面还是八十个方面,经营领域里面的具体限制,这一块,怎么放开,也是一种管理方面的事情。所以营商环境,实际上是在讲这些事。这些事涉及到国际化、法治化和公开化。这是营商环境。

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开放一些原来比较不开放的禁区。这也是壁垒。主要是讲什么?我们国家四十年在房地产、在工业、在制造业或者基础设施领域,对外资基本上都开放的。这次人代会通过了《外资投资法》实际上把这些年在这个方面的开放政策法治化,形成一个新的法规。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对于我们以前视若禁区的,不怎么开放的,或者嘴上在说开放但操作的时候迈不开步的那些领域,比如教育、卫生、文化、金融、服务贸易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开放度是很低的。跟大家说一个数字,大家就可以想象开放度是很弱的。其实到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的营业额占整个中国金融资产量、营业量、业务量的百分之四点几。那个时候外资金融机构没开放,就是在上海浦东这些地方搞了一下。但是到2018年,十八年过去了,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量,资产量占整个中国金融机构业务量资产量1.6%。这个缩小,说明这十几年外资金融机构发展不快,另外一方面说明中国国内自己的国有民营的金融机构成长得飞快。你分母变大了,分子不动,比例也会缩小。

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这个领域还真不是担心人家来冲击我们。我们有太强大的壁垒和自卫意识。哪个文件规定的?真没有。稀里糊涂中,懵懵懂懂的,形成非常大的保护体系,玻璃门也好,铜墙铁壁也好。在这个意义上开放有助于我们竞争发展。

医院也是,外资办医院,一般很难的。世界上的一些好的医院,在中国来建生产效力都很低。外资办学校,也是很少或者很慢,他们不是没积极性。他们看到我们有巨大的市场,你就看浦东,那时候我们在浦东的时候,大家意识比较开放,也就是在九十年代的初期,中期的时候,上海浦东就允许外资办小学、初中、高中。包括中欧工商管理学院,都是那时候搞起来的。

浦东金桥有一个小学,进了这个小学可以读到初中,一直读到高中,十年连读的,读了以后,这是外国人办的一个外国学校,贵族学校,然后这个学校的人出来以后,可以有通道到美国常春藤大学里面去读书。结果整个上海,多少人都想到这个地方去,我那个时候是因为在重庆,我根本不来管自己老家浦东的事,后来有一天碰到一个上海人跟我说,他的小孩想到这个学校去。问我有什么办法?我想想这个地方,读书这么难?后来我就问朱晓明——我的老朋友,我说你那个时候搞的学校现在是上海很有名的学校,他说是。这个学校,每年如果有一个名额出来,至少有一百多个人来竞争。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学校定了一条制度,不管上海什么人等,市级领导局级领导还是谁,批条子通通没用。我一听上海还有这样的好学校。我们重庆的学校,我一打听,好学校都如此。

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不让更多的学校进来呢?我到新加坡去,新加坡在2014年的时候办了一个学校,这所学校是美国常青藤大学在新加坡办了一个分校,这个分校一年招生六七百人,几年下来,一共有几千人,95%是大陆的学生。孩子一去读,他的老爸老妈也跟着到那边生活工作,去移民或者什么。总而言之,里面的人,原则上新加坡人去读只占5%,95%是大陆的学生进去了。既然是这样,我问他们校长为什么不开到上海、北京去,而跑到这儿,让我们的学生走来走去?他说是你们不让我们办。我就懵掉了,后来我想想也是这么回事。

从这个角度是要开放的。开放不在嘴上,而是很实质性的,把教育、医院、包括文化,文化里面有大量的创意产业,各方面的内容,也包括物流业。现在物流业,我们想想这里面也没什么复杂性,但外资来干也不大容易干好的。

总的意思就是服务业,服务贸易和数字经济,数字贸易里面,也有很多复杂性的壁垒。比如说你搞了一个研究所,你让外资把研究中心搬过来,他说可以,我们的人搬过来,不可能把美国的书、资料统统搬过来,主要是靠网,如果五十个人在你这儿工作,每天都要跟美国的互联网通,但你们这儿就要翻墙。这翻墙我们是不做的,因为我们的人不能违法。你们中国人自己翻墙是你们的事,我们遵守你们的法律,我们绝不翻墙,因此我们也就无法来中国开研究所、研究中心。就这一个,数据通信的自由,这是FTA讨论里面数字经济的第一条。

第二,当然就是说数字经济里,还有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也是,我们的数字经济是鼓励它发展。在鼓励发展的时候,游戏规则定的比较少,像农村里的庄稼,在田野里杂草乱生,因为游戏规则很少。到了城里,同样这个土地上游戏规则各种交通规则都会比较多。在这个意义上,在美国、欧洲,互联网是他们发明的,但中国有很多的互联网的业态发展的好像很好,但为什么发展不到美国去?发展不到欧洲去?也发展不到日本去?这其实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投资问题,就是法治性的游戏规则不接轨。你到他那里,他那些事不许干,美国人的法律基本上有一个约定,互联网平台不得搞金融。Facebook,七八千亿美元的平台,它没有金融。亚马逊也没有金融的。Google跟我们百度差不多的搞搜索引擎的,他也没有金融的。它就为一切金融服务,为一切企业服务,为一切市场服务。他就做它的平台,不跨界。一跨界,这里面会乱套。而我们这儿几乎所有的互联网都搞金融了,是你搞金融?还是你乱搞金融?还是你帮助金融提高了一些技术手段?比如说我们的P2P,一搞就搞了上万个。从2006年的第一个宜信到2012、2013年大规模推广,到处都是站台和宣传。报纸上长篇累牍的内容很多,一下子就刮了一阵风,最后这个东西都是什么?是农村里的高利贷在互联网的套路里,在新瓶装老酒。

农村里的高利贷都是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在几十人几百人的圈子里,互相乱借资,高吸揽储,借新债还老债。如果有最后崩盘了,了不得损失几十万、几百万,最多就损失个几个亿。但一跟互联网结合在一起,可以日行万里,穿透到全国各地。一个网站就把全国各地给覆盖了。几个月几年一过,几百亿的坏账就爆炸了,这里面就有很多游戏规则。数字贸易谈判,这方面游戏规则的谈判,有个判断理解的问题。数字通信,进出自由方面的游戏规则问题。还有就是对于一些数据产权跨界流动的时候,对国家利益各方面的判断,也是一块。

这一块,现在欧洲跟美国谈判也是焦点,日本跟欧洲谈判也是焦点,大家在这块还是很认真的。我讲这段壁垒这件事,内容其实很丰富,是当下,在零关税背景下,国门打开的背景下,壁垒成为各国之间认真计较谈判的重要内容。如果把这些事处理好了,壁垒的问题就解决好了。

第三就是补助。零补贴的问题。

零补贴,其实一可以使得国家一年加入本来要补贴几千亿,现在可以省掉一两千亿,财政可以节约开支,少补贴。这是一个宏观上的好处。第二,补贴的过程,经常会出现跑步前进、灰色交易。实际上少补贴,不搞这种补贴,这一类的不正之风、灰色的现象相对就会收缩减少。第三少搞这种补贴,可以倒逼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创新,自身更加健康。第四,这种补贴,往往变成人多钱多干傻事。反补贴盛行的地方产业结构一定过剩过烂,大家骗钱骗保。

一个电动汽车在补贴的状况下,在2014到2016年三年里面,全国搞电动汽车的法人做的规划,到2020年,这个规划加起来,是多少辆?两千万辆。我生产多少辆,他生产多少辆,报给建设部工业部。规划2000万辆,实际上不会做到。但他就为了骗补奠定基础。这是一个。事实上,前两年大家发现,这个电动车除了骗补产生一个大量的产业以外,没有真正形成多少好的电动车。为什么?全世界的电动车的基本问题没解决。电动车的基本问题是电池、能源,这个电池充一次电跑400公里。用了一年多的时候,充一次电只跑一百多公里、两百公里。到第三年,基本上充一次电只能跑一百公里不到了。而换一个电池等于半辆车的价格,买得起汽车换不起电池。再有电池下雨天水一进立刻短路,车就废掉了。还有电动车容易着火,一撞肯定触电。事实上全世界电动车的基础还没有奠定。美国人说美国的,欧洲人说欧洲的,特斯拉这么有名,电动车的电池根本没发明任何知识产权,就是把七千个我们说的五号电池串成一个大饼装了上去。就是把日本人的五号电池装起来。恰恰在这块没有任何发明,你搞什么知识创新。所以本人干过一个比较混的事。我当时作为市长,2014年我们科委工业经委写报告来,说我们重庆应该争取搞电动车。电动车的补助,要市政府补贴一万辆。因为一辆车我们补贴一万,中央有关部门也补一万,这样一辆车补两万。后来我就想着,刚刚说的这段话,我就在会上说,根本没有任何可能,2020年前不会有电动车的世界。这种事情不是说你创新,就先扑上去。扑上去创新,让实验室去创,别在市场上搞,东西出不来,害了老百姓。现在我们汽车牌照十万块一个,摇三年也不一定摇得到。摇到还出十万。电动车牌照随叫随到,买了电动车套牢了,这个车不行。所以我当时说,这个东西即使国家出一万,白送,我也不干。这个东西搞到后来会是一场灾难。

后来他们又说了很多,我说那弄一百辆吧。他们会开完后跟我做工作。几个委办主任和管工业的副市长跟我说要标一个姿态,要有积极性,重庆是一年生产几百万车的地方,电动车不搞,你就变成一个老古板,后来我同意一千辆,当然各个省里我们是最少的。所以说要看透,不能为了骗补就乱搞。还有光伏电池,等到补贴一取消马上行业就瘫痪。

补贴要补在哪儿?补在生态环保上。补在产业结构调整以后,下岗工人出现了,我补就业、补他下岗工人的生计。第三,补在研发环节上,研发环节里国家补进去了,企业自己也出钱了,科研人员也下了很大的精力,这样产生生产力跟市场竞争中的补贴是无关的。要把这个补贴补到刀口上。

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这三个点就是第五六七个要点。

最后一点,要讲一下,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我们国家在采取措施,中央也非常明确地积极的推进,今年很重要的任务,一边和中美贸易谈判之外,另一边积极的参与和推进双边的,和地区的FTA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在开放当中的引领作用。通过贸易谈判、通过国际贸易之间的这种合作,使得我们的国家跟世界贸易体系形成一个开放的、互利的、普惠的、包容的,而且是共享的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了实现这个方面,实际上下一轮的贸易谈判,我个人认为是一个要以“三零”原则,为纲领的,为基础的,为前提的FTA的谈判。

因为现在说的FTA谈判,里面主要的就是讨论“三零”。所以实际上“三零”这件事、FTA这件事,在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60条里,第七章第一段专门讲过中国进FTA怎么展开、怎么推进这方面的事。

国家其实想的很长远。下一轮的国际贸易谈判也好,开放过程也好,是会和“三零”原则为基础的贸易格局密切相关的。在这个工作推进的时候,有五个要点要把握好。第一个,“三零”不等于全部归零,“三零”里比如说关税这方面,不是百分之百的商品全部变成零关税,他有一个阶段性和趋势性。比如日本跟欧洲的贸易谈判,他的概念是什么?日本对欧洲的全部的货物贸易的品种,有86%,实施零关税,也就是日本对欧洲,86%的产品关税全部归零。但还有14%的品种,用15年时间,逐步归零。也就是说它有一个阶段性、趋势性,15年为零。这是一个概念。

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15年以后,最终一万个商品里面,我可能会有9500个商品变成完全零关税,但还有那么500个,哪怕是一百年以后我也还是有5%、6%的关税。这也是一个概念。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利用“三零”原则中的阶段性、趋势性和某种灵活性,变成国家和国家之间谈判,你争我夺、互相较量的一种筹码,我同意你这两点,你同意我那两点,最后贸易签订了,大家遵守贸易协定。但是“三零”不等于统统归零,这是很具体的概念,这是有关“三零”的灵活性、趋势性、阶段性谈判中,实际上要把握这个东西,我们搞经济学研究的可能在这方面要研究各个国家的案例了。

“三零”的确是要实验的。

为什么三中全会的报告在讲到FTA的时候,后面讲了推出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等等。因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神圣任务就是对全球的FTA贸易协定中的“三零”原则进行先行试验。试验成功了,国家跟国外签订“三零”原则的贸易协定就有底了,就等于可移植可推广到全国。因为FTA只要一签,就不是国家一部分的签协议,而是整个国家的。这个有点像1990年浦东开发,当时中国的开放还是刚刚在货物贸易领域,在服务业金融业统统都没开放。但国家允许浦东开发,保税区里就干这些服务业开放的活。

比如90年外高桥保税区,国家规定的法规一共七条。第一条,允许保税区里面设置的任何企业都可以做进出口贸易。大家如果年纪大一点知道,90年中国任何企业都没有进出口权。外资、内资、民营、国有企业都没有,只有外贸部直属的外贸公司有进出口权。外高桥保税区允许只要在这里进驻的任何企业都有进出口权。

还可以做转口贸易、加工贸易、离岸贸易。这些概念现在很多人都搞不懂,但当时这个地方就已经可以了。

再有,允许外资在浦东设银行,允许外资在浦东搞百货商店,允许外资在浦东搞保险公司,允许外资在浦东的保税区里搞批发贸易。为什么把批发贸易单列一条呢?现在搞批发,义乌小商品市场都是批发。但是大家知道90年的时候,中国的商品零售刚刚放开,一般批发都是政府管制,在保税区里搞国际批发,是很稀罕的。去年上海进博会里所有的摊位就是进出口的批发贸易,外高桥保税区90年就开始干了的,所以马上就把外高桥的保税区整个的做法移植到进博会里。

大家想象一下,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在90年这个机制下搞起来以后,整个中国现在有138个海关监管局,外高桥保税区是其中一个。但它一年做的进出口贸易是1600亿美元。全中国138个监管区产生的进出口贸易是6000亿美元,外高桥一个等于138个的1/4。第二个它一年的税收都有一千多亿。上海一年一共税收是五千多亿,它就占了1千多亿。上海6000多平方公里,它这里10平方公里,就占1/5。上海一年外贸进出口一年也就是五千多亿,它1600亿,也是1/3。所以外高桥里面做的事,就为整个国家进入WTO以后的开放产生托底的作用。

同样我们现在的FTA要进行贸易谈判。我们自由贸易试验区该是什么?就是“三零”。就是零壁垒,零壁垒里面刚刚说的八种投资环境中的营商环境的八条你就要做。你如果做了可以,外国企业到你这儿做八条可以做到,那么别人去推广就有底了。我们现在有许多自贸区,连“三零”概念都没听到过,也没想过自贸试验区和国际上的双边自贸协定是什么关系?大家可以取网上搜一下,看各地自贸区在干什么?一个自贸区120平方公里,往往在城郊结合部,“征地动迁,集中移贫”,实际上在造新城,没有三年见不到影子的。

黄奇帆: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是建设营商环境最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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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 侯润芳)“营商环境的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是建设一切营商环境软硬件的最高标准,也是当下中国最需要、最迫切、最务实,同时也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所需求的,也会带来中国进一步的改革。最终营商环境国际化会推动我们国家更大开放,融入国际社会。”

今日,在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等主办的“2019中国营商环境研讨会暨城市营商环境指数发布会”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在谈到中国营商环境的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话题时作了以上表述。

在黄奇帆看来,中国营商环境的改革,是自我在解决问题、不断提高,路子没错,但时不我待,应按照WTO改革要求和FTA发展要求的国际营商环境标准,一步到位引进来。“可能整个中国不能一下子实现,可以先让12个自贸区以国际的营商环境的标准进行试验。自贸区的试验本质上就是营商环境国际化的试验,就是零壁垒的试验,如果在12个自贸区试验得可以,就可移植、复制、推广。”

黄奇帆进一步指出,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方面,不是在边境上、海关的两方管理,更重要是边境内的规则国际化的问题,边境内的营商环境规则从FTA、WTO的要求来说,大体上涉及八个方面:

一、准入前国民待遇。要点不是一个企业和另一个企业同等国民待遇问题,而是企业能不能有生存权、出生权的问题。

二、准入以后,不同企业之间统统按照负面清单管理,法无授权政府不可以作为,法无禁止企业都可以做,负面清单清楚了,所有企业在一个行动的框架中。

三、要保护知识产权。

四、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

五、劳动力保障,权利方面的要求。

六、同等国民待遇,不同所有制,不同企业竞争中性,在政府采购、银行贷款或者其它各个方面不同所有制同样一件事有同样的游戏规则。

七、不应该有各种补贴,这是不合理的,也要去掉。

八、开放一些以前不怎么开放的领域,或者开放度不够的领域,比如教育、卫生、文化,比如服务贸易,服务业、金融业等等。

黄奇帆说,上述八个方面做好了,基本上和国际标准就一致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自贸试验区宗旨就是要对标WTO和FTA中的营商环境国际化的要求,把国际化要求引到自贸区里进行实施,实施的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因此,当今中国营商环境的最高的试验地就是自贸区。”

他还指出,所有区县,地市州、各个政府都有营商环境改善的要求,都有硬条件和软环境条件的要求,这些最根本的标准就是营商环境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的要求。“营商环境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是建设一切营商环境软硬件的最高标准,也是当下中国最需要、最迫切、最务实,同时也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所需求的。”

在黄奇帆看来,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制化,也会带来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因为中国政府跟企业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怎么平衡,在营商环境国际化八个条款中只要一展开,边界和度就很清楚,就会真正形成法无授权不能为,法无禁止企业都可以做。”黄奇帆补充,营商环境国际化可以倒逼中国更多的开放,没有壁垒,内外资融合在一起可以更健康发展。同时营商环境的国际化一定会带来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才环境的交流,使得中国创新驱动发展得更好。营商环境国际化会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完善,产业链布局更加合理,效率更加高,整个经济就能够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和中高端产品的发展。“最终营商环境国际化会推动我们国家更大开放,融入国际社会。”

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编辑 刘晓阳 校对 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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