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凌霜、区声白的政治思想

风清扬斈 3个月前 (04-18) 历史札记 430 0

黄凌霜、区声白的政治思想

   一、人物简介:

   1915年3月,刘师复积劳成疾,在贫病交加中去世。此后,黄凌霜、区声白成为刘师复之后影响较大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正统派代表。

   五四前后是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全盛时期。五四以前建立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有:1917年5月建立的北京露实社",同年建立的南京“群社”,与原有的广州“心社”鼎足而三。其他还有1918年5月建立的山西“平社”等等。它们出版的刊物有《自由录》、《人群》、《民声》、《太平》等等。1919年1月,“民声社"、“实社"、“群社”、“平社”合并为“进化社”,创办《进化》月刊,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

   黄凌霜,又名黄文山,笔名兼胜、兼生、超海,广东新宁人。早年曾在香港学习英语,后人北京大学外文系学习。五四前后,参与组织无政府主义团体“实社”、“进化社”等,参加编辑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刊物《实社自由录》、《进化》、《新生命》、《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民风》、《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1922年赴美留学,1928年回国,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赴美,以后情况不明。

   区声白,广东佛山人。早年参加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后考入北京大学学习。“五四”前后,参与组织“进化社”等无政府主义团体,是《实社自由录》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还曾主编过后期的《民声》杂志。其最有影响的论著是与陈独秀“讨论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文章。1922年赴法留学,后回国在广州做世界语的推广工作,担任国民党中宣部的国际宣传事务。1936年任广洲社会局科长。抗日战争时期沦为汉奸,任伪广州市政治教育局长。抗战胜利后,逃往南洋,以后情况不明。

   一、主要政治思想:

   其一、反对强权和国家,尤其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五四”前后的无政府主义者从反对一切强权和暴力的观点出发,反对布尔什维克,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宣称:“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不承认政治家的强权,我们一样的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对于主张用兵的,不管是‘赤卫军’、‘自卫军’,都是反对;对于主张战争的,不管是阶级战争、国际战争,都是反对。”他们指责布尔什维克国家“抹杀个人”“、滥用强权”“、独裁专制”、压制劳动者,说什么“强权本来就不好,因为他同个人自由立于反对地位,布尔塞维克却事事用强权……这是摧残个人,这就非人道” 。他们表示反对一切强权,包括无产阶级的强权。他们说:“强权是什么东西!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不承认政治家的强权,我们一样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强权’这个东西,早就应该伸腿!”

    其二、主张个人绝对自由。黄凌箱、区声白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宣扬极端自由主义,他们认为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应该是自由自在的,不受任何一点个人以外的力量的束缚,个人的自由丝毫不容侵犯。黄凌霜声称:“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万能,因而为极端自由主义,所以无政府主义乃个人主义的好朋友。从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出发,他们反对一切组织纪律。

    其三、主张建立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抨击私有制度,而以公有制度作为他们的理想社会图式。他们主张在废除强权以后,政治生活由自由组织的各种公会和团体主持,社会平等,个人独立。经济上,一切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都归全社会所有,每个人竭自己所能为社会出力,劳动成为享受和义务;每个人尽自由所需领取社会公有的财物。黄凌霜认为“将来社会进化,达至如何地步虽不可得知,工与学合为一途,工人即学者,学者亦工人,造成‘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正常社会,有可预料。”1920年成立的“工读互助团”是对无政府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一次实践。

    其三、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革命的途径

    第一,暗杀。他们称,若“为人道而暗杀,可云皆合于正理,不惟无罪,反有功于社会。

    第二,互助主义。他们在《进化》杂志上以较大篇幅介绍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认为“互助”是“进化”的要素。他们继续宣扬“社会进化在于互助而非竞争”的论调,说“互助不但为反抗天然界的敌力和他种侵害的利器,也可算是向上进化的好工具”,社会发展正是由于“互助”才“由较不高尚而至于较高尚。”

    第三,工团主义主张建立工团。黄凌霜认为“将来社会进化,达至如何地步虽不可得知,工与学合为一途,工人即学者,学者亦工人,造成‘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正常社会,有可预料。”1920年成立的“工读互助团”是对无政府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一次实践。

    三、对黄凌霜、区声白无政府主义的评价:

    在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思想界先进思潮的主流之前,无政府主义以其与专制统治势不两立的姿态对引导人们反抗专制、憧憬光明起过积极作用。直到“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对活跃思想、启发人们思考问题、反对专制统治,仍具有进步意义。许多早期共产党人如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陈延年等,都是经过无政府主义这个环节,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但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无政府主义者加紧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其中尤以黄凌霜、区声白等为急先锋,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攻击,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攻击俄国苏维埃政权,反对阶级斗争学说,攻击马克思主义生产和分配原则。无政府主义作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敌手,主要起阻碍社会进步的作用。与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成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任务。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1卷第8号上发表《谈政治》一文,以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批判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发生了。经过一年多的论战,无政府主义思想为真正的革命者所唾弃,一些原来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青年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日益缩小。

 

黄凌霜

黄文山(1901~1988),广东台山人。1921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士学位,中国“文化学”学者。黄文山(1901~1988)广东台山人。1921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士学位。同年作为孙中山的代表赴苏联出席远东人民大会。1922年留学美国,后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7年回国后,历任上海国立劳动大学教授、教务长,建设大学校长,广东法商学院院长,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部主任。1949年由台湾赴美,曾任洛杉矶中国文化学院院长、台湾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黄文山长期致力于建立一门“文化学”学科,主张应用人类学、史学、社会学等各学科领域的知识,综合研究文化现象。他认为社会进化不外是文化的演进,文化的演进源于社会进化,又支配社会进化的方向。著作著有《社会进化》、《黄文山学术论丛》、《文化学体系》、《当代文化论丛》、《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中国古代社会史方法论》,其中《文化学体系》是其代表作。译著有P.A.索罗金《当代社会学学说》和《今日社会学学说》、哈尔《社会法则》、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

 

黄凌霜
一、人物简介
广东台山籍的北京大学学生黄凌霜。黄凌霜是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 区声白等人以社会主义学派自居, 主张绝对自由, 认为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一切国家都是罪恶的根源, 反对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 把工人运动限制在经济斗争的范围内。 黄凌霜提出,个人加入和退出团体有绝对自由,不能捆住手脚。 陈独秀说: 团体和社会组织、 生产事业一样, 必须有持续联合的方法。 陈独秀明确表示,反对他们用公意代替法律、主张善良教育等观点。
1919年2月, 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在《 进化》 月刊上发表《 评〈 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一文,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所谓“ 集体主义” 加以攻击。从1920年起,陈独秀、李达、毛泽东、周恩来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新青年》、《共产党》、《先驱》等刊物上先后发表许多文章,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指出:在阶级没有消灭之前,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才失去其效用。不要国家,不要政权的无政府主义者是“ 有产阶级的好朋友”,是“ 有产阶级的恩人,无产阶级的敌人”。
二、人物侧记
1、 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二十世纪初, 它被当作一种社会主义思想,经过一些留学日本、法国的学生和反清的流亡者的介绍,传到了中国。“ 五四” 前后,无政府主义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并扩散到工人之中。当时先后成立了许多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如晦鸣学社、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心社、实社、进化社、奋斗社等等。 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所谓正统派,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力量。 1919年 1月, 黄凌霜曾说: 现在社会的政治、 宗教、 法律、 资本家, 阻止人类全体的自由的幸乐, 使他不能实现, 都是强权的, 我们应该“ 面尺竿头, 更进一步”, 从根本上将他们扫除。( 全世界革命)由平民自己去行那“ 互助” 的生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才算进化的公理(无政府,无私产),完全战胜强权呀!可是,二十年代初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广东, 他便“ 以钓游为乐, 间或有事乎蕉学, 金石残碑, 观摩不己” ,敢于出世的高人隐士。 1922年赴美留学后,更以公开忏悔,表示与遇去决裂:当清夜自思, 有生以来, 所作之事, 所为之文, 所读之书, 至今无一不为忏悔之材料, 比达新大陆以后, 睹哥伦比, 华盛顿之遗泽, 欲深自振拔, 恢复人生价值於一二,当以曾条生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言自期,前路茫茫,不知有所造就否也。从1919年下半年到 1920年,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宗旨或侧重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大量出现, 据不完全统计, 五四时期出版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刊约有七十多种。 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反封建来说, 有革命的一面, 因此被反动派视为“ 洪水猛兽” 。但它又是同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不相容的。如不批判这种思想,划清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无产阶级政党就不可能产生。
三、名人名言
我们在世界整部的文化史社会史随处都可以找出充分的凭据证明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铁则人类求生存, 并非单是为着物质, 也不单是为着精神, 而是为着心和物合一的生命或生活。


标题:    无政府主义活动在广州    

类目:    

无政府主义活动
    在广州曹直
    无政府主义又译“安那其主义”,源出于18世纪的欧洲,在马克思主义尚未在中国传播之前,它以新思潮的面目出现,在中国思想界迅速传播。五四运动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开始走向反动。既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学说和主张,又不满中国反动政权,也不容于旧中国的统治者,最后必然走向破产道路。
    广州是中国国内无政府主义团体和刊物的首创地。1912年5月在广州西关存善东街8号创立的“晦鸣学舍”,被称为“中国内地传播无政府主义之第一团体”。主持者为刘师复,参加者有莫纪彭、郑彼岸、郑佩刚、林直勉、世元、丁湘田、无等、抱蜀、天放、无为、林君复、李希斌、刘石心等。
    1912年7月,刘师复、郑彼岸、莫纪彭、林直勉又联名发起组织“心社”。规定十二戒约: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不婚姻、不称族姓、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作海陆军人、不奉宗教。心社成立后,刘师复终生不用刘姓,改称师复。同年夏,在广州西关宝源路平民公学设世界语夜校,由法国留学归来的许论博传授世界语,借以宣传无政府主义。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五月底,广州学生联合社会各阶层,以抵制劣(日)货为中心,发动了3万多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受到桂系军阀莫荣新的镇压。1920年春夏间,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开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共同目标下汇合。广州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也趋向活跃。《无政府主义讨论集》、《真理丛刊》在广州出版,《民声》第1至29期合刊本也在广州重印,还出版了《两个工人谈话》。《劳动者》创刊前夕,俄共(布)党员米诺尔和别尔林由黄凌霜陪同到达广州。据刘石心回忆:“此刊物定名为《劳动者》周刊,是在陈炯明率粤军回粤前创办的。我们想无政府主义不适宜马上实行,首先应集中力量做工团运动,所以《劳动者》宣传工团主义。初时由我们出钱,后由俄国人米诺帮助我们印刷费。”11月,互助团合并加入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成立),共有成员数十人。协同和机器厂工人李德轩也参加了这些活动,还带领刘石心、黄尊生等到工厂进行宣传。
    1920年12月底,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来到广州。他此行的目的之一是想在广州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921年1月,他在广州发表演说6次,宣传社会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这样就引起了分别以他和区声白为代表的两派的论争,这场论争是通过陈公博主编的《广东群报》和无政府主义者刊物《民声》而开展的。剧烈的争论使陈独秀邀请广州无政府主义者代表人物进行的商谈破裂。陈独秀原意希望能共同合作,要求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接受共产党的纲领,加入共产党。最后,双方同意各走各的不同道路,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和俄共(布)党员的联系也由此中断。
    1921年年底,黄凌霜由广东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广东机器工人维持会会长马超俊指派,以广东机器工会代表的资格,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在苏联居住了半年,至1922年6月回国,这时,他对社会主义革命深感失望。加上他在苏联期间,曾与张国焘发生过争论,这样,他更感到恐惧不安,害怕无产阶级专政,不久就去了美国。
    1921年3月广州共产党小组成立后,中共“一大”于7月23日召开。1922年以后,国民党和陈炯明的势力一直统治着广州,因此,无政府主义的活动仍在继续进行。1922年4月,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同盟成立,代号AF,由梁冰弦、刘石心、黄凌霜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狄克博以广东机器工会为基点建立。订立了章程,设立了分部,盟员佩带刻有骼髅头像的戒指,并规定了秘密联络的口号和手式,对违纪者作出了给予严厉处分的规定。召开成立大会时,广东各县及港澳无政府主义者亦前来参加,共达50余人。代号为AF的社团成立不久,因内部意见分岐而互相攻击,有人向广东地方当局告密,狄克博被捕,“AF”予8月自行瓦解。
    1923年9月,“真社”在广州召开成立大会,成员有黎昌仁、刘帆声、吕安平、王思翁、李少陵等20余人。这个无政府主义的小组织设有不同分工的各个部门,还开设“劳动者俱乐部”和“通讯图书馆”,并于1923年10月出版不定期刊物《春雷》(李少陵、王思翁主编,共出3期),1924年出版月刊《惊蛰》。1923年,广州还出现过“素社”,出版《好世界》,由省教育委员会擎霄主持。“广州理发工会联合会”也是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团体,出版《理发》杂志。此外,1923年还出现过《新海晏》旬刊,以宣传乡村文化,改造社会为宗旨,由颜志炎创办。
    1922年7月1日创刊于新会的《民钟》,是中国无政府主义刊物中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后来移广州出版,1927年4月后移上海出版,7月停刊。《民钟》主要介绍克鲁泡特金的生平和学说,它起了同中国共产党争夺劳动群众的作用。《民钟》还攻击苏联和中共,鼓吹
    “一点一滴地”改造社会。
    在广州,经过共产党人对无政府主义开展批判,进行论战之后,一部分人如刘石心、区声白、警秋、抱蜀、无为、天放等去法国留学,继续出版油印刊物《工余》,攻击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少年》,一部分人则当上国民党政府的官员,还有的专搞黄色工会。1936年广州市社会局自局长以下五个科的科长及市立一、二中学的校长均是无政府主义者或其赞助者。机器、海员、理发、厨业、粪便工会中也都有无政府主义者把持,李德轩、朱敬等都成为黄色工会头目。(李德轩解放前任伪广州市机器工会头目,解放初期于民主改革运动中被镇压)。区声白在1938年广州沦陷后,竟然出任敌伪市社会局科长,当了汉奸,抗日战争胜利后出走澳门潦倒而死。黄凌霜也在出任过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委员之后出走美国。广州的无政府主义活动遂告销声匿迹。
    从现存史料可以认定:曾在广州进行
    过活动的无政府主义者尚存有姓名的前后
    共达70人。受他们的影响参与外围活动的
    知识分子和工人人数当会更多一些,但已
    无从查考。与广州无政府主义活动有关的
    历史上的重大问题,情况不明存疑待查的尚有两件:(一)、是否曾有过7名广州无政府主义者与两位俄共(布)党员于1920年秋冬间共建过中共广州地方早期组织呢?这种说法见于俄文本《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但现存史料中,没有任何一位中共党员或无政府主义者曾予证实。当事人黄凌霜于1923年4月的信件中述及这一段经历时只写道:“余复携露人(按:指俄国人)某君南至广州设立通讯社,遂开露党在中国活动之局。”①当事人梁冰弦60年代在《解放别录》中回忆说:当时成立的是“社会主义者同盟”,“广州方面有梁冰弦、区声白、李少陵、黎昌仁等主持。”②黎昌仁60年代回忆说:“陈独秀主张大家合作,希望结成统一战线,不要分开。”但为梁冰弦等所拒绝,最后便走向分裂。③郑佩刚60年代的回忆亦说在1921年暮春,“广州社会主义同盟便分裂了。”④刘石心、谭祖荫则在80年代初不约而同地多次坚决否认他们曾与俄共(布)党员共建中共广州早期组织。⑤上列无政府主义者均为重要当事人,60年来,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说法大致相同,均不能证实《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关于中共广州地方早期组织创建过程的记载。(二)由刘石心等主编的《劳动者》周刊究竟属何性质,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纵观无政府主义者在广州的活动;自1912年开始,共历十余年时间,高潮出现在1920年前后。参加过活动的成员估计约近百人,大多为失意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些工人。他们虽反对建立组织,但实际上共成立了9个较具规模的小团体。共出期刊11种以上,还印行了书籍约10种,1927年以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动荡,各派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经受考验。无政府主义者在这种政治环境中走向没落和分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广州的无政府主义活动最后陷于沉寂和绝迹。注释:
    ①《工余》16号(1923年4月),北师大《党史学刊>> 1980年1期转载。②载香港《自由人》杂志。③④《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第512页、
    531页。⑤《共产主义小组》第758页、765页。
    附:现存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名录
    1.刘师复2.莫纪彭3.郑披岸4.林直勉5.郑佩刚6.许论博7.世元8.丁湘田(女)9.无等(女)10.抱蜀(女)11.无为(女)12.天放(女)13.林尹复14.李希斌(以上加入晦鸣学舍)15.刘石心16.梁冰弦17.区声白18.黄尊生19.黄凌霜20.黎昌仁21.李少陵(以上加入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22.刘抱真23.梁一余24.谭祖荫25.梁雨川(以上据谭祖荫回忆)26.李德轩27.陈允诺(以上据刘石心回忆)28.范天均29.朱敬30.薛觉先(AF) 31.李正方(AF)32.王思翁(AF)33.郑真恒(AF) 34.陈君冷35.刘天华36.张日池37.陈洪有(以上据郑佩刚回忆)38.李占标39.刘天顽40.李太一41.黎健民42.冥鸠43.黄艺博44.陆爱群45.叶楚伧(以上据范天钧回忆)46.黄文山47.程宝源48.冯笃明49.吕安平50.李星远51.叶楚沈52.刘帆声53.薛剑耘54.陈旭55.孔嘉56.张恕57.徐北鸿58.刘真59.陈炳(以上据黎昌仁回忆)60.郭唯灭61.杨计黑61.陈雁声63.何介克64.钟标65.张铸英(以上据袁振英回忆)66.擎霄67.颜志炎68.警秋(以上据《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69.王衍孔(以上据《无政府主义在中国》)70.赵司农(据《关谦呈文》)
    (作者单位:广州市党史研究室)    

关于北京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名称和成员的考证    

 谢荫明    北京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名称   北京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名称并非“共产主义小组”,几位当事人在回忆中都谈到过这个问题。张申府回忆:一九二〇年八月,“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1】朱务善回忆:“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名称我记得叫‘共产党’,不叫‘共产主义小组’。”【2】罗章龙回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人给起的。在过去,对内对外都没有用过这个名字,……”【3】,“成立之初就称‘共产党’。”【4】北京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另一成员张国焘回忆,当时党的组织叫“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或“共产党小组”【5】。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会议,决定正式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6】,或“共产党北京党部”【7】。北京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向党的“一大”报告时,称自己为“北京共产主义组织”【8】。根据以上材料,可以认定,北京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一九二〇年十月成立时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或简称“共产党小组”。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底,名称改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一直沿续到一九二一年七月党的“一大”召开。从小组成立到“一大”召开这一阶段,可以笼统地称为:“北京共产主义组织”。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   根据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成员的回忆和有关资料,曾经参加过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人及其简况如下:  (一)李大钊【9】: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生于一八八九年,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一九一三年北洋法政大学毕业后,即去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参加反袁世凯运动。一九一六年回国,历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和《新青年》杂志编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接受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创办《每周评论》,积极领导五四运动,并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潮作坚决斗争。是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组织者。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被军阀张作霖逮捕,二十八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二)张国焘【10】:一八九七年生,江西萍乡人,又名特立、凯音。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九年在北大理预科学习。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在北大哲学系学习,参加过《国民》杂志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和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八月后曾任北大学生干事会总务主任兼联合评议部主席,北大学生会干事副主任。一九三八年四月背叛革命,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多伦多。  (三)刘仁静【11】:一九〇二年生,湖北应城人。一九一八年八月考取北大理预科,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在理预科学习,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三年在北大哲学系学习,参加过五四运动,“六三”大逮捕中被拘留,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四)罗章龙【12】:湖南浏阳人,又名罗璈阶、罗仲言。一九一八年九月入北大法预科,后升入经济系学习。一九二四年于经济系结业。参加过五四运动,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五)邓中夏【13】: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一八九四年生,原名康,号仲懈,湖南宜章人。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在北大国文系学习,结业后转入哲学系学习,直至一九二三年毕业。五四运动时,是北京学联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一九年三月,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一九二○年初,参加组织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担任过讲演团的总务干事和少年中国学会的执行部主任。他负责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和主编《劳动音》周刊,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三三年五月邓中夏在上海被捕,九月在南京就义。  (六)高君宇【14】:一八九六年生,名尚德,字锡三,山西静乐人。一九一九年在北大理预科毕业后,又进入地质系学习,一九二二年毕业。是五四运动时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又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一九二五年病逝。  (七)缪伯英【15】:女,一八九九年十月生。一九一九年七月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曾加入北京工读互助会,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一九二九年十月病逝于上海。  (八)何孟雄【16】:一八九八年生,湖南酃县人。一九一九年三月入北大政治系学习。在学习期间,一度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组织过“工读互助团”。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曾作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去参加少共国际大会(后被阻回来)。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被捕,二月被国民党杀害。  (九)张申府【17】:又名张嵩年,河北献县人。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在北大物理、数学系学习,后入文科哲学研究所,“五四”前后是北大校内的活跃分子。一九二○年任北大讲师。同年冬出国,去巴黎讲学,是中国留法学生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之一。  (十)朱务善【18】:又名朱悟禅,湖南澧县人。一九一九年四月入北大学习,积极参加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又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  (十一)李梅羹【19】:湖南浏阳人,北大德文系学生,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曾翻译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列著作。  (十二)吴汝明【20】:湖南长沙人,又名吴汝铭,雨铭、雨溟。北大法科学生,第一个报名到长辛店担任劳动补习学校的教员,做过较长时间的工人工作。  (十三)范鸿劼【21】:一八九七年生,湖北鄂城人。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在北大理预科学习,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二年在北大化学系学习。参加过五四运动,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曾担任过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长,主编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一九二七年四月与李大钊等一同就义。  (十四)李骏【22】:湖北应城人,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在北大理预科学习,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二年在北大化学系学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  (十五)邓培【23】:一八八四年生,字少山,广东三水人。一九二○年前后是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中被害。  (十六)史文彬【24】:一八八七年生,又名石志清,字志卿,山东青城(今高青)人。一九一二年进长辛店铁路机厂做工,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负责人,北方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一九四二年冬因病逝世。  (十七)宋介【25】:《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说:《曙光》杂志“有我们的一个同志负责出版。”指的应是宋介,宋是《曙光》杂志社第一批九名成员之一。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至一九二一年六月,《曙光》共出版了六期,每一期的第一篇文章都为宋介所撰。除此之外,每期至少有他三、四篇文章,他还负责与各地的通讯工作,因此可以认定他就是《报告》中所说的那位“负责出版”的同志。《曙光》杂志社共十四人,除宋介外,其他人参加共产主义组织的可能性都不大。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宋介为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  (十八)张太雷【26】:曾经担任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俄国人柏列维的翻译。一九二○年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在天津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十二月十九日,他曾同邓中夏、杨人杞及张国焘一起去长辛店参加劳动补习学校的筹备工作。一九二一年五月,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主义者参加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同年六月,又代表中国共产主义者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十九)陈德荣【27】:一九二○年十月和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加入北京共产党小组。当黄凌霜等人退出共产党小组后,他仍留在组织内,并参加过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参与过《先驱》的编辑工作。  此外,参加过共产党北京小组而后又退出的还有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袁明熊、张伯根等。  在一些人的回忆中还提到江浩、李韶九、梁鹏万、陈为人等参加过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但尚待进一步查证。   北京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发展状况   从共产党北京小组筹建到党的“一大”召开,十个多月的时间里,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并不十分固定,常有增加或减少,其中较大的几次变动是:  一九二○年九、十月间,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筹备和刚刚组建时,成员仅有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三人【28】。原打算发展刘清扬入组织,未果。【29】  一九二○年十月,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黄凌霜、袁明熊、陈德荣、张伯根等【30】。此时张申府由北京赴法国,离开了共产党北京小组。  一九二○年十一月初,北京共产主义组织在通过自己制定的中共临时纲领时,因纲领中有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一条,无政府主义者表示反对。争论的结果,黄凌霜等三人退出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31】也有说五名无政府主义者全部退出的。【32】根据刘仁静回忆【33】和北洋政府档案【34】,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陈德荣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仍在党和团内工作。因此,只有部分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的说法较为可信。  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后,一九二○年十一月初,又有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等人加入。共产党北京小组成员发展到七、八人。他们开始着手进行印发传单、出版小册子和《劳动音》周刊等工作,“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有一种说法,认为罗章龙、刘仁静和几个无政府主义者是同时加入共产党小组的,其实不确。罗章龙、刘仁静在回忆中都没有提到在小组内发生过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争。罗章龙回忆:关于无政府主义者“是否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然后又退出小组?这个我没有印象。”“当时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作中不分彼此,但是在党外合作。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党后再退出,记不清有这回事。”【35】刘仁静回忆:“我记得当时的党员只有七、八个人。黄凌霜是无政府主义者,倾向共产党,但是没有加入这个小组。”【36】两个人的回忆都很肯定,否认无政府主义者的加入和斗争。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明确地记载了共产党北京小组内的这场斗争。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的现象呢?只有一个可能性,即刘、罗是在无政府主义者已经退出组织的情况下加入的,他们并不了解这场斗争的经过。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共产党简史》记载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后,“由于随后就有邓中夏等四人参加(此四人即: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及一不知姓名者,参见《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编者注),北京小组的力量反而加强了”【37】。延安现代史研究会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写道:“党内一面清洗了一批无政府主义分子,一面在组织上又吸收了一些新的分子进来。张太雷、邓中夏、刘仁静(在北平加入),……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加入了党的”。  一九二○年十一月以后,陆续加入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有缪伯英、何孟雄、高君宇、朱务善、李梅羹、吴汝明、范鸿劼、李骏、邓培、史文彬、宋介等十余人。 ------------------------ 【1】《“一大”前后》(二),第220—221页。【2】访问朱务善纪录,存中共唐山市委档案室。【3】《“一大”前后》(二),第195页。【4】访问罗章龙纪录,1977年。【5】见《“一大”前后》(二),第146、147页。【6】见《“一大”前后》(二),第148页。【7】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5、16页。【8】《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第10、13页。【9】根据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见《“一大”前后》(二);罗章龙:《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见《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朱务善:《星火燎原》,见1959年5月5日《北京日报》;葛萨廖夫:《中国共产党简史》,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党史资料》1953年第7期。【10】同【9】。【11】同【9】。【12】同【9】。【13】同【9】。【14】根据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见《“一大”前后》(二);罗章龙:《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见《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朱务善:《星火燎原》,见1959年5月5日《北京日报》。【15】根据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见《“一大”前后》(二);罗章龙:《回忆党的创立时期的几个问题》,见《“一大”前后》(二)。【16】根据朱务善:《星火燎原》,见1959年5月5日《北京日报》;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见《“一大”前后》(二);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17】根据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见《“一大”前后》(二);刘清扬:《回忆建党初期党领导北方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见《河北文史资料》第二辑。【18】根据朱务善:《星火燎原》,见1959年5月5日《北京日报》;罗章龙:《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见《“一大”前后》(二)。【19】根据罗章龙:《回忆党的创立时期的几个问题》,见《“一大”前后》(二);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见《“一大”前后》(二);朱务善:《星火燎原》,见1959年5月5日《北京日报》。【20】根据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见《“一大”前后》(二)。【21】根据施存统(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见《“一大”前后》(二);罗章龙:《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见《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22】根据罗章龙:《1920年至1923年期间的社会主义青年团》。【23】根据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见“一大”前后》(二)。【24】根据罗章龙:《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见《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25】根据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见《“一大”前后》(二)。【26】根据朱务善:《星火燎原》,见1959年5月5日《北京日报》;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见“一大”前后(二);邓明以访问沈雁冰记录,1979年9月;王一知:《忆太雷》。【27】根据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见《“一大”前后》(二)。【28】根据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见《“一大”前后》(二);刘清扬:《回忆建党初期党领导北方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见《河北文史资料》第二辑。【29】根据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见《“一大”前后》(二);刘清扬:《回忆建党初期党领导北方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河北文史资料》第二辑。【30】根据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党史资料》1953年第7期。【31】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资料室编:《党史资料》,1953年第7期。【32】根据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33】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见《“一大”前后》(二);《访问刘亦宇(刘仁静)谈话记录》,见《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34】《北洋政府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的档案资料》,见《青运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35】罗章龙:《回忆党的创立时期的几个问题》,见《“一大”前后》(二)。【36】《访问刘亦宇(刘仁静)谈话记录》,见《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37】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党史资料》1953年第7期。   该文原载《北京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6月 第38期     


黄文山文化思想研究

中山大学 | 黄有东 

黄文山是一个“板凳坐到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文化学家。他用一生的心血开创性地营造了一个较完备的科学的文化学体系。他不仅是中国型文化学的创建者,也是世界现代文化学的先驱之一。 黄文山建设文化学的历程分前后两期:1949年他离开中国大陆去美国前为前期,这是他的文化学基本理论的形成阶段,他所想要解决的主要是中国文化的出路与建设问题; 1949年后为后期,这是他的文化学体系的完善时期,他所想要解决的是从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进而到人类文化的出路问题。中西兼收的知识背景与丰富的文化实践经历,使其文化学体系既有“世界视野”,又有“中国本色”的优点。 黄文山认为文化学是从社会学中层创而来,并以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等为路向。他注重文化学研究的“科学性”与“方法论”,严格地把文化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建构。“文化”、“文化学”、“文化体系”是其文化学体系架构三个基本范畴。以它们为中心,涉及到基本内容有:“文化”的定义、分类、性质与特征;文化学的对象、任务、研究模式、发展阶段;“文化体系”的十种“基本类型”、三种“上层类型”、结构与心态;以及成对的范畴“文化”与“社会”、“文化”与“自然”、“文化”与“文明”,“文化学”与“社会学”,“文化体系”与“自然体系”、“文化体系”与“社会体系”,等等。其文化学体系架构的重要命题有:文化学是一门独立的、自成体系的科学;文化学在科学体系中占有最高的位置;文化体系不仅会生长与没落,还可以“复兴”或“再生”;未来的文化是以中庸(中道)法则做根据,综合“冥观的文化”与“实感的文化”二者之长,成为新型的“中庸型文化”;世界文化的出路,就在于中西文化互相借鉴,建立浑融的“会通文化”,等等。世界文化浑融论,是黄文山整个文化学体系要得出的最终的结论,也是他对中国文化出路、世界文化出路的成熟的解答。从对文化学体系的整体性思考来看,黄文山是他同时代文化学者中的佼佼者;从把文化学作为独立科学进行建设来看,在同一时期,只有怀特和陈序经等少数的文化学者,能与之比肩。黄文山对文化学的开创性探索,为我们建设中国“当代文化学体系”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想资源。


区声白
一、人物简介
区声白(1892—?) 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广东南海佛山镇(今佛山)人。早年曾人广州世界语夜校, 接受世界语的启蒙教育。后就读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及北京大学。 五四运动期间, 在北大学生中宣传无政府主义, 是北京大学著名的无政府社团进化社的骨干, 主张“ 家庭废、 私心灭, 人人均可专心一致, 以尽力于社会” 。 1920年毕业后到岭南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并利用《民声》等杂志, 进行无政府主义和世界语的宣传,他在岭南大学开办世界语班并在无政府主义者的“ 互劳俱乐部”创办世界语夜校。此间,他曾参加过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夕那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著名论战中,区声白是无政府主义阵营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与当时在广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之间进行过一场激烈的辩论。 此后, 区声白赴法国里昂大学留学, 在那里, 加入了国际性世界语组织“ 全世界无民族协会” 。 1925年毕业回国, 致力于世界语的推广。翌年在广州与黄尊生等创办世界语师范讲习所和广东大学世界语学会。 1929年参与创办广州世界语学会,任交际部主任。 1938年广州沦陷后,曾任伪广州市社会局课长。不久到澳门,任职于濠江中学。后病逝于澳门。
二、人物侧记
1、与陈独秀的辩论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二十世纪初, 它被当作一种社会主义思想,经过一些留学日本、法国的学生和反清的流亡者的介绍,传到了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反封建来说, 有革命的一面, 因此被反动派视为“ 洪水猛兽” 。但它又是同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不相容的。他们宣称 “ 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 ,“ 我们一样的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他们表示,既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 现在的国家”, 而尤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 未来的国家”。 如不批判这种思想, 划清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 无产阶级政党就不可能产生。陈独秀等党的创始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首先不能抽象地反对一切强权,反对一切国家。他们指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第二, 在一个团体、 一个社会内, 人人都要绝对自由, 那是办不到的, 也是不可能的。 劳动团体的权力不集中, 各团体自由自治, 这不仅不能打倒资产阶级, 而且会被资产阶级所利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使劳工运动遭到破坏。 1921年1月19日,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作了《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指出无政府主义要求离开制度和法的人人自由的幻想是走不通的,非致撞得头破额裂不可。这篇演讲词见报后,遭到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区声白的反对。 1921年4月5日在广州刊行的无政府主义刊物《 民声》 第30号增刊在《 无政府主义者对同类异派的真正态度》 的题头下, 他接连发表了《 区声白致陈独秀书》、《 区
声白答陈独秀书》、《区声白再答陈独秀书》,由此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顿时为社会所瞩目。 区声白三次致信陈独秀辩论, 陈独秀三次回信批驳, 这六封信以《 讨论无政府主义》 的总标题, 刊登在《 新青年》 第9卷4号上。 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持续了一年之久, 经过深入的讨论, 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2、 翻译《国际歌》
《国际歌》 的中文翻译有两种版本。 第一种译文从1920年10月10日至12月 5日分4次连载于广州《 劳动者》 周刊第2—6号, 标题为《 劳动歌》, 译者署名列悲。据同代人黎昌仁回忆,列悲可能是黄凌霜与区声白合署的笔名。《劳动歌》共6节,译文如下:
起来,现在世上受了饥寒困苦的奴仆。
管治将来世界的理性渐渐强起来了。
做奴仆的人呀!起来,快起来!不要固执古人的谬误!
世界的基础快改变了,无产者将成为万有者!
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
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全体!
君主、上帝、空论家,是不能拯救人类的。
工人呀!我们要拯救自己,以谋公众的幸福。
解放精神以脱离掠夺的生活,
这是工人唯一的事业。
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
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全体!
国家压制我们,法律欺骗我们,租税困苦我们!
富贵者则受保护,贫贱者则没有发言权。
法律平等是假的;
天下断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
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全体!
哦,铁路大王呀!矿煤大王呀!
是否除扑灭工党外便没有事情可干呢?
平民创造万物,什么是属于你们的呢?
你们应该把所有的财产,给回原有的主人。
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
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全体!
和平是对我们自己说的,对待敌人要奋斗!
罢工是我们反对军备最好的武器。
吃人肉的人呀!你们想做新伟人吗?
我们的枪弹是向我们的长官发的。
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
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全体!
城市的及乡村的工党呀!土地是属于我们的。
坐食的人呀!请他走!
你们用我们的血汗养活你,有如掠夺鸟一样!
你们终有一日灭亡,太阳照耀此光明的世界。
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
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全体!
这是《 国际歌》的全译, 而后来通行的译本则是以1917-1944年被苏俄采用为国歌的第一、二、六段为底本的翻译。
3、 致力推广世界语
区声白是一个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受许论博、 刘师复推广世界语运动的影响。 区声白, 毅然致力传播世界语。 他曾编写《 世界语课本》 、 创办世界语刊物《国际人民》, 在广东佛山开设世界语陈列所和负责广州方面与各地联系并供应书刊,维护了世界语运动的生机。 1921年在岭南大学开办世界语班并在无政府主义者的“ 互劳俱乐部”创办世界语夜校, 参加学习的有工人、 学生和国会议员等。这对广东早期世界语启蒙教育运动的继续深入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1922年, 他与黄尊生出席国际世界语教育会议。 1923年, 他俩当选为语言委员会委员。其间, 区声白脱离 “ 国际世界语协会”, 而参加新创立的世界语团体 “ 全世界无民族协会”。 随后, 苏联创立“ 苏维埃世界语者联盟”, 把“ 全世界无民族协会” 在苏联的全部会员拉了过去,并禁止它的会员与“ 国际世界语协会”发生一切关系,区声白即转而对“ 苏维埃世界语者联盟” 表示同情。回国工作后,他仍然亲近“ 全世界无民族协会” 而疏远“ 国际世界语协会” 。 1925年从法国回抵广州后,积极推广世界语。 1926年夏,黄尊生首任广州市市立世界语讲习所所长,他即入所全力襄理校务。 1929年起至1937年该所停办为止,他长期接任所长。该所在开办后长达11年的时间里, 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世界语师资,并领导世界语运动广泛、 持续地发展, 这与区声白长期对该所倾注心血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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