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求是: 博士大跃进

风清扬斈 2个月前 (03-11) 网络资料 301 0

 

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进行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历时两年,近30万字的报告透露: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其中半数以上博士进入政府当官,完全不同于早年90%博士留在大学及科研所工作,“博士大跃进”之风愈演愈烈。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就曾经发文质疑西南财经大学授予的博士学历。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在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大背景下,从中央到地方,明确把高学历当成录用和提拨干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然而,这一原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在“特色中国”却迅速走形、变味,“博士大跃进”之风愈演愈烈。

来自国务院学位办的最新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博士超级大国这个位子,至少二十年内无人能赶超了。

中国的“博士大跃进”的造假之风和所隐藏的巨大祸患,让稍为清醒的国人痛心疾首。最早公开在2009年10月27日,人民网转载了《钱江晚报》的一篇文章,题为《人大校长称中国最大博士群在官场。倡议还学术权力以学术》。文中,着重摘录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对“博士大跃进”的担忧:学术权力市场化,各式各样的博士学位开始泛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而对“官员博士化”背后的造假现象,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指出:“许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根本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

在2008年6月,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王益被“双规”。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于同年7月19日在新浪博客上撰文《请查一下王益的博士学历来历》,更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共鸣。

葛剑雄对王益的博士学历提出了一系列质疑:本科和硕士都是历史学专业的王益,如何能在繁忙的工作中,用约两年时间完成经济学博士课程,写成博士论文,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并通过答辩?从理论上讲,要修完一门课程就得定期到学校听讲并参加考试,王益任职单位在北京,西南财经大学在成都,学校不可能派人到北京为王益单独上课或单独命题考试,王益上课和考试是如何完成的?正常情况下,全日制博士生需要3年多时间才能拿到学位,在职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王益为何能比正常学制的学生还要早毕业?如果王益真的按规定上课,参加论文撰写和答辩的各个程序,就必须每周往返于北京和成都之间,旅费是自己出还是花了纳税人的钱?

其实,葛剑雄先生对王益的质疑,几乎完全适宜用在质疑中国所有博士官员身上,包括那位曾名动一时的“博士省长”于幼军。 鄢烈山先生在《从于幼军的博士学位说起》一文对于幼军的质疑就深具穿透力:于幼军是函授本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是在职学习,博士研究生也是在职学习。2年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已经比在校生当时上的3年要短。拿硕士学位需要参加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和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每年一次),于幼军在2年内可以读完全部课程并通过这学生们最怵的英语全国统考吗?而且3年内上两个在职研究生进修班,能同时拿哲学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真是神人也。而鄢列山对于幼军博士学历的质疑,或许,又适用于质疑与于幼军相同或级别更高的官员身上。“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今中国,“博士大跃进”之灾也就在所难免了。

对中国的“博士大跃进”和“官员博士化”之风的严重危害性,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痛斥中国高校的学术腐败是“国家的耻辱”。

很多教育界人士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尖锐地指出:官员“博士大跃进”中的种种权学交易,为一些不学无术、滥竽充数的官员提供了升迁的台阶,伤害了那些刻苦学习、勤奋钻研的学生,使我国的学位含金量不断下降。

不仅如此,中国的“博士大跃进”,还直接影响到各国对中国人的学历资格承认——很多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学历,这本来是中国学子的心头之痛。

对中国“博士大跃进”必然给中国带来的祸患,我党的“理论权威”杂志《求是》就特地发表了吴陈胜先生的一篇文章——《官员博士化”渐成奇观:中国“博士大跃进”》。文中指出:“在这场由官员和高校担任主角的“二人转”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同流合污的筹码。

一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将学位化为献媚的礼物,得到了项目、经费和资源,成为“博士帽”批发商;不少官员也凭借职权,将“博士顶戴”轻松加身,以图在今后的提拔升迁中,让“博士帽”兑换来更高级别的“乌纱帽”。提拔升迁是官员攻博的原始冲动”。

我党的“理论权威”杂志《求是》就特地发表了吴陈胜先生的一篇文章——《官员博士化”渐成奇观:中国“博士大跃进”》。

近年来,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已明确把博士学历作为一个优势条件。然而,这一原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却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走了形、变了味,“博士大跃进”浮躁之风愈演愈烈。更有甚者,在这场由官员和高校担任主角的“二人转”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同流合污的筹码。一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将学位化为献媚的礼物,得到了项目、经费和资源,成为“博士帽”批发商;不少官员也凭借职权,将“博士顶戴”轻松加身,以图在今后的提拔升迁中,让“博士帽”兑换来更高级别的“乌纱帽”。

 

提拔升迁是官员攻博原始冲动

今年6月,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王益据传被“双规”。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撰文《请查一下王益的博士学历来历》,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共鸣。

葛剑雄对王益的博士学历提出了一系列质疑:本科和硕士都是历史学专业的王益,如何能在繁忙的工作中,用约两年时间完成经济学博士课程,写成博士论文,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并通过答辩?从理论上讲,要修完一门课程就得定期到学校听讲并参加考试,王益任职单位在北京,西南财经大学在成都,学校不可能派人到北京为王益单独上课或单独命题考试,王益上课和考试是如何完成的?正常情况下,全日制博士生需要3年多时间才能拿到学位,在职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王益为何能比正常学制的学生还要早毕业?如果王益真的按规定上课,参加论文撰写和答辩的各个程序,就必须每周往返于北京和成都之间,旅费是自己出还是花了纳税人的钱?

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于1983年5 月,此后25年间,在校博士生数量和博士学位授予量迅速增长。根据教育部统计公报,1998年,我国在校博士生45246人,到了2004年,猛增至 16.56万人,个别年份新招博士生超过5万人。来自国务院学位办的最新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攀升至世界第一。

在这场“博士大跃进”中,官员攻博又是一种怎样的发展态势?据半月谈记者多方调查,一些国家部委领跑了“官员博士化”进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

行政机关真的需要这么多博士吗?有关专家认为,政府的职能是公共管理,除了个别专业性岗位外,大部分行政岗位本科学历足以胜任。既如此,众多官员为何对博士文凭情有独钟?

据记者调查,官员攻博主要有四种心态。一是在实际工作中确实感到还有知识欠缺,希望通过攻博开阔视野,提高对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平。二是塑造个人形象,把高学历当作光鲜外衣包装自己。三是把攻博作为扩大社交范围,结识更多专家、官员和企业家的机会。四是想用博士学位把自己“武装”成拥有高学历的知识型干部,以此获得提拔晋升的优势条件。

葛剑雄认为,官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不是不需要,但绝大多数官员所追求的,与其说是某一方面的专业能力,还不如说是博士学位的象征意义。是否拥有博士学位往往成为提升的先决条件和关键因素,直接导致一些官员对博士学位趋之若鹜。

权力侵蚀学历换来“博士顶戴”

官员攻博,最大难题就是学习时间无法保证。许多官员所在单位与攻博学校并不在一个城市,有的甚至相隔千里。按照我国行政机关每周5天工作制,对于只有周末才有时间听课的官员而言,很难在两天之内往返千里去聆听导师的教诲。就算每周末都能保证听课时间,攻博官员的学习时间也只占全日制博士的1/3。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官员博士生往往比全日制博士生毕业得还要快。

葛剑雄感叹:作为负有指导博士生之责的教师,我深知,要获得博士学位,即使原来有良好的基础,也并非易事。就我见闻所及,那些在高官位置上获得的博士学位,很少不含水分,甚至少不了权力或者金钱的介入。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曾经上交了一份“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的提案。蔡继明认为:许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

蔡继明透露,相当数量已经获得和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党政干部,大多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职权,动用公款混取文凭。入学考试往往是瞒天过海,或者名义上报考统招生,实际上参加校外班单独考试;或者考试舞弊,甚至根本没有经过考试就取得了入学资格。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又投机取巧,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由秘书代听课。在学期考试中,由秘书代考或者根本不考,反正总有办法得到高分。完成整个博士学业所必需的发表学术论文、接受答辩等诸多严格的程序,一些官员也有应对之策,论文可以找人写,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可以提前“ 做工作”。

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很多官员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一帆风顺摘得“博士帽”,由“学而优则仕”而“仕而优则学”,“官员博士化”渐成奇观。

高校“文凭钓鱼”演绎学位换资源

官员“博士大跃进”引发了不少让人瞠目结舌的怪现象。北京高校云集,但一些外地高校却纷纷将在职博士集中培训点开设到北京。对博士学历的这种强劲需求,甚至连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一些高校也难挡诱惑,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设立招生机构。

某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趁机将文凭化作谄媚的礼物,从入学到毕业,主动为官员们设计了一条秘密“绿色通道”,入学考试一般都是学校单独命题,有些高校甚至打出了“免试入学”的旗号,不断扩大官员博士招生规模。一些在职领导干部也投桃报李,利用手中握有的各种项目审批权,给学校安排土地批租、增加经费等许多好处,搞起权学交易。

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河南省一位曾获得某著名高校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副市长告诉半月谈记者,博导与官员结成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双赢合作”。有了这层“师生关系”,导师不仅可以顺利拿到很多科研项目,而且能借助官员的行政权力获得诸多社会资源。

某大学一位教授向半月谈记者透露,因为带了两名官员博士生,该校一位博士生导师的儿子被安排到某重要单位工作,博导夫妇每年都被邀请到“官员博士”所在市的国家级风景区度假。这位博导在郑东新区买了一套新房子,两名“学生”,一名“赞助”了装修费用,另一名赠送了一套家具和电器。丰厚的回报对该校其他导师带来了心理上的冲击。一些导师也开始自降身份,有意识地招收官员学生,并在入学、考试、论文等方面主动帮忙。

郑州市某高校一位副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虽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学校其实无力抗拒拿文凭换利益的“官员博士化”。因为学校需要主管部门方方面面的支持,特别是掌管科研经费、项目、计划指标的教育、财政等部门,你不做别人做,结果不仅会被上级“穿小鞋”,而且还会被扣上“思想不够解放”的帽子。

“国家的耻辱”:权学交易歪风亟待刹住

“官员博士化”的迅速膨胀,不仅加剧了官员群体升迁道路上的彼此攀比,更加剧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的媾和。有限的教育资源被大量消耗,真正的求学者被排斥,“劣币驱逐良币”使人们对国家教育制度产生了信任危机。

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痛斥中国高校的学术腐败是“国家的耻辱”。很多教育界人士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尖锐地指出:官员 “博士大跃进”中的种种权学交易,为一些不学无术、滥竽充数的官员提供了升迁的台阶,伤害了那些刻苦学习、勤奋钻研的学生,使我国的学位含金量不断下降。

令人欣慰的是,为了捍卫博士学位的尊严和品质,一些高校已经开始对招收在职博士生提出严格要求,包括引入匿名评审员制度、论文评审公示制度等。一些著名高校的个别专业和身怀学术良心的学者,已明确提出不再招收在职博士生。一些党政机关对干部文凭腐败现象已有所警觉,在公选干部时,对需要拥有博士学历的岗位,提出了必须是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的要求。

文章来源:清北读书

转自:墨香学术

 

中国的“博士大跃进”,国家的耻辱

作者:文逍遥

摘要

一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将学位化为献媚的礼物,得到了项目、经费和资源,成为“博士帽”批发商;不少官员也凭借职权,将“博士顶戴”轻松加身,以图在今后的提拔升迁中,让“博士帽”兑换来更高级别的“乌纱帽”。提拔升迁是官员攻博的原始冲动”。

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进行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历时两年,近30万字的报告透露: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其中半数以上博士进入政府当官,完全不同于早年90%博士留在大学及科研所工作,“博士大跃进”之风愈演愈烈。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就曾经发文质疑西南财经大学授予的博士学历。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在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大背景下,从中央到地方,明确把高学历当成录用和提拨干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然而,这一原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在“特色中国”却迅速走形、变味,“博士大跃进”之风愈演愈烈。

来自国务院学位办的最新统计显示,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博士超级大国这个位子,至少二十年内无人能赶超了。

中国的“博士大跃进”的造假之风和所隐藏的巨大祸患,让稍为清醒的国人痛心疾首。最早公开在年10月27日,人民网转载了《钱江晚报》的一篇文章,题为《人大校长称中国最大博士群在官场。倡议还学术权力以学术》。文中,着重摘录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对“博士大跃进”的担忧:学术权力市场化,各式各样的博士学位开始泛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而对“官员博士化”背后的造假现象,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指出:“许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根本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

在年6月,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王益被“双规”。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于同年7月19日在新浪博客上撰文《请查一下王益的博士学历来历》,更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共鸣。

葛剑雄对王益的博士学历提出了一系列质疑:本科和硕士都是历史学专业的王益,如何能在繁忙的工作中,用约两年时间完成经济学博士课程,写成博士论文,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并通过答辩?从理论上讲,要修完一门课程就得定期到学校听讲并参加考试,王益任职单位在北京,西南财经大学在成都,学校不可能派人到北京为王益单独上课或单独命题考试,王益上课和考试是如何完成的?正常情况下,全日制博士生需要3年多时间才能拿到学位,在职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王益为何能比正常学制的学生还要早毕业?如果王益真的按规定上课,参加论文撰写和答辩的各个程序,就必须每周往返于北京和成都之间,旅费是自己出还是花了纳税人的钱?

其实,葛剑雄先生对王益的质疑,几乎完全适宜用在质疑中国所有博士官员身上,包括那位曾名动一时的“博士省长”于幼军。鄢烈山先生在《从于幼军的博士学位说起》一文对于幼军的质疑就深具穿透力:于幼军是函授本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是在职学习,博士研究生也是在职学习。2年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已经比在校生当时上的3年要短。拿硕士学位需要参加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和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每年一次),于幼军在2年内可以读完全部课程并通过这学生们最怵的英语全国统考吗?而且3年内上两个在职研究生进修班,能同时拿哲学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真是神人也。而鄢列山对于幼军博士学历的质疑,或许,又适用于质疑与于幼军相同或级别更高的官员身上。“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今中国,“博士大跃进”之灾也就在所难免了。

对中国的“博士大跃进”和“官员博士化”之风的严重危害性,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痛斥中国高校的学术腐败是“国家的耻辱”。

很多教育界人士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尖锐地指出:官员“博士大跃进”中的种种权学交易,为一些不学无术、滥竽充数的官员提供了升迁的台阶,伤害了那些刻苦学习、勤奋钻研的学生,使我国的学位含金量不断下降。

不仅如此,中国的“博士大跃进”,还直接影响到各国对中国人的学历资格承认——很多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学历,这本来是中国学子的心头之痛。

对中国“博士大跃进”必然给中国带来的祸患,我党的“理论权威”杂志《求是》就特地发表了吴陈胜先生的一篇文章——《官员博士化”渐成奇观:中国“博士大跃进”》。文中指出:“在这场由官员和高校担任主角的“二人转”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同流合污的筹码。

一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将学位化为献媚的礼物,得到了项目、经费和资源,成为“博士帽”批发商;不少官员也凭借职权,将“博士顶戴”轻松加身,以图在今后的提拔升迁中,让“博士帽”兑换来更高级别的“乌纱帽”。提拔升迁是官员攻博的原始冲动”。

文章来源:文逍遥

转自:墨香学术


“学术大跃进”的中国高校 

2018-12-28 09:43

  近来朋友圈被一篇关于武汉大学“3+3聘用机制”的文章刷屏了,称武汉大学这种残酷的聘用机制下,青椒(青年教师的别称)们的淘汰率高达百分之97%,大多是因为无法通过大学严苛的考核标准,最后被告知不被聘用或者因为无法维持正常收入而离开。一时间,学界炸开了锅。炸了的原因并非是大家不知道有这种情况的存在,而是终于有人如此详细地提出“控诉”,使得近年来这种引起学界不满的现象被很多人开始一吐为快,即高校,尤其是国内的一本高校,为了提高学术声誉,多发论文多拿课题,枉顾学术规律和研究的长期发展需要,对青年学者、博士提出极为苛刻的要求。而且从此文的跟帖上可以发现,还有很多其他存在同样状况的高校也纷纷被“揭发”出来。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说,这像一场“学术大跃进。”

  前几日,一位即将毕业的博士朋友去参加南方某高校的招聘,就真切地感受了一把。该校一个实力并非特别强的学院邀请来面试的博士、博士后来自世界各地。面试程序并不复杂,大家也都准备得很充分。在最终的面谈环节中,年轻一点的一般被告知只能做博士后,三年之后才考虑是否被聘为副教授。而年纪超过35的博士则可以考虑申请所谓的“副研究员”。请注意,这里的副研究员只是一个临时工的头衔,并非正儿八经的职称,主要用途是方便在职期间申请各种课题。并且,这种头衔还被分为三个等级,待遇自然也是有所差别的。同样的,具备这种头衔的人员也要在三年后接受考核才确定是否被聘为副教授。如果没有通过考核的话,这些经过三年拼死拼活的博士们就将被打回原形,也就是传说中的“非升即走”。

  也许人们会说,高要求没毛病啊,如果高校里养的都是闲人,教育和科研怎么进步?嗯,这种说法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但其中“奥妙”恐怕就真的只有身在其中的学术人才能了解,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轻描淡写地带过。回到刚才的例子,所谓的三年考核标准,那是真的高啊。三年五篇国内最高要求的论文,并且其中还有几篇是指定专业内top 2的两本期刊,其他一律不认,至于剩下的,可以不是这top 2,但需要用独著的书或者国外SSCI期刊论文代替。虽然对于这类“高校求”都算是有所耳闻,但想必当时在场所有听到这个要求的年轻博士们依然都会倒吸一口冷气。且不说top 2的期刊对于文章的要求之高,毕竟诚如社会人士所言,高要求真的没毛病。但学术期刊一般都会有一些领域偏好,例如偏理论、偏实证、偏定量、偏......对于擅长于不同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学者而言,是否都合适?其次,专业领域内最大牌的期刊往往也是会更偏好一些热门的研究,而对于一些小众的、冷门的研究,即便是高质量,也不见得会受到青睐。最后,据告知,因为竞争激烈,这些期刊的见刊周期也相对较长。这也就意味着,即便你拼死拼活能够有非常高质量的文章出来,能够在三年内全部顺利见刊这都是说不定的。至于最后一条温馨提示,剩下的不发top 2也没问题,可以用独著或者SSCI代替。嗯,这个逻辑有点诡异,未必独著和SSCI会比发国内期刊论文更容易?当然,以上还只是一半的要求,另一半则是必须要有一个省部级课题在手,否则也同样必须在三年之后out。

  很多人都羡慕博士们可以有高学历和高平台,殊不知在如今的国内高校里,博士们熬完三五年的苦逼生涯(境外、国外会更久),面临的并非就是一个岁月静好的人生阶段了,也不太可能潜心地去钻研某个自己喜爱的领域,期待有所成就。反而是要经历一个比博士学习阶段更加苦逼的职业生涯,为了三年后自己能够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而费尽心思地去写文章、发文章、抢课题,至于自己擅长和热爱的研究是否能够在这三年里有所精进或者实现突破,难说。而且三年后是否能够顺利打怪升级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而不是写手,超过百分之九十的淘汰率,了解一下。

  参加完面试的博士朋友揣着一大杯啤酒苦笑道,“我感觉自己像个业务员,上级们三句话不离‘产品’(论文),让我好好写,多多写,如果手里有正在写的,也先攒起来,等入职了再发。我开始有些恍惚,我到底该做什么......”


今天读到一篇微文,名《中国的“博士大跃进”,国家的耻辱》。文内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进行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历时两年,近30万字的报告透露: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其中半数以上博士进入政府当官,完全不同于早年90%博士留在大学及科研所工作,“博士大跃进”之风愈演愈烈。”作者认为,我国作为博士超级大国的位子,至少二十年内无人能赶超。中国的“博士大跃进”的造假之风和所隐藏的巨大祸患,让稍为清醒的国人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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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内所引用的数据来看,该文应发表在2009年或稍后,文内的具体数字与事例,笔者虽没有去一一核实,但感觉他说的现象是存在的,所表达的担忧也并非无道理。又有十年快过去了,虽然如此之“风”并没有如其文所担忧的那样“愈演愈烈”,但估计我们博士超级大国的地位应依然占据着,其现象所产生的土壤与带来的危害亦并未根除。

“博士大跃进”,尤其是官员“博士大跃进”;在我国的确并非个案,甚至可说是很普遍。不少高级干部任前公示的简历中多可见博士的头衔,哪怕其起始仅是个小中专或更低的基础。实际上,老百姓喜欢的干部是多种类型的,关键在于干部所具备的素质和能力,在于是否能为人民服务,学历的高低并非是核心的。只要你有素质与能力,能为老百姓做事,哪怕是小中专的学历,或仅是个基层干部出身,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英雄不问出处,说得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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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不问出处,那应该问什么呢?核心的应该是“问才”“问能力”“问水平”“问功夫”。古往今来,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与被认可度常不是被这样的“核心”所定。如我国历史上的汉、魏以后,以九品中正制来选官、任官,很多公卿士大夫就唯亲是举,只要和自己有关系,近及身边的子孙弟侄,旁及七大姑八大姨的亲亲眷眷们,哪怕是无才无学,甚至是呆蠢弱智者,都能有一官半职。如此便造成了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现象。如此也才催生出由隋朝开始形成、并一直延续至清末,前后共达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有不少历史学者曾痛批科举制度的黑暗与对人的桎梏;但如果没有科举制度,真难以想象我们的社会与文化发展又该是怎样的一种面貌。

新中国发展的初期,社会的领导与中间力量均是经过血雨腥风的洗礼而走出来的,他们信仰坚定,作风优良,能力超群,长期斗争的砥砺就是他们最好的答卷。因而,对于他们,根本不需要任何其它形式的考试或学历来;当然,这些优秀成员中也有不少学历或知识水平很高的留苏、留美、留英、留法等人员,也有不少我们自己国家所培养的大学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社会发生大发文化动荡,重要的选拔人才制度——高考不能正常举行,国家建设与发展人才的选拔出现困难。因此,在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高考制度被恢复,而且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提出了干部“知识化”的重要标准。在和平年代,国家的治理与社会的发展均离不开知识,知识水平的高低确实是一个合格社会管理者的重要基础,因此,干部“知识化”标准的提出,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包括后来,对很多具有博士学位的一些专家、学者的发现与使用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此的举措对于社会的发展及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无疑均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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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出在很多人的功利之心。社会上有不少人,功利心甚重,他们贪恋权势,目光主要凝聚在官位本身,把对“知识化”的要求仅仅理解成硕士、博士的学位证书的提供。因此,这些人常常直奔结果,而忽略过程。对他们来说,既缺少一个真正的学习经历,也不具有一个硕士、博士的真正水平。他们的“知识化”本质上仅是“证书化”“形式化”,是一种专业形式的“镀金”。

更进一步说,这即是腐败的一种新形式——学术腐败。很多有识之士对之不乏揭露与批评。如《中国的“博士大跃进”,国家的耻辱》的文内即举例说,最早公开在2009年10月27日,人民网转载了《钱江晚报》的一篇文章,题为《人大校长称中国最大博士群在官场,倡议还学术权力以学术》,文中摘录了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先生对“博士大跃进”的担忧:学术权力市场化,各式各样的博士学位开始泛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而对“官员博士化”背后的造假现象,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指出:“许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根本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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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于同年7月19日在新浪博客上撰文《请查一下王益的博士学历来历》,对王益的博士学历提出了一系列质疑:本科和硕士都是历史学专业的王益,如何能在繁忙的工作中,用约两年时间完成经济学博士课程,写成博士论文,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并通过答辩?从理论上讲,要修完一门课程就得定期到学校听讲并参加考试,王益任职单位在北京,西南财经大学在成都,学校不可能派人到北京为王益单独上课或单独命题考试,王益上课和考试是如何完成的?正常情况下,全日制博士生需要3年多时间才能拿到学位,在职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王益为何能比正常学制的学生还要早毕业?如果王益真的按规定上课,参加论文撰写和答辩的各个程序,就必须每周往返于北京和成都之间,旅费是自己出还是花了纳税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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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先生在《从于幼军的博士学位说起》一文质疑:于幼军是函授本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是在职学习,博士研究生也是在职学习。2年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已经比在校生当时上的3年要短。拿硕士学位需要参加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和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每年一次),于幼军在2年内可以读完全部课程并通过这学生们最怵的英语全国统考吗?而且3年内上两个在职研究生进修班,能同时拿哲学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真是神人也。如此诸多的发问和质疑,可谓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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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的滥得与滥用,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和危害是不容小觑的。《中国的“博士大跃进”,国家的耻辱》的文内即指出,中国的“博士大跃进”,直接影响到各国对中国人的学历资格承认——很多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学历,这本来是中国学子的心头之痛。《求是》杂志发表吴陈胜先生的一篇文章——《官员博士化”渐成奇观:中国“博士大跃进”》指出:“在这场由官员和高校担任主角的“二人转”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同流合污的筹码。还有,“博士大跃进”的现象倒逼博士研究生学位获取条件的提高,很多博士生被要求在读博间发表数篇核心或C刊论文。此要求根本堵不住那些神通广大的“求证者”,倒使不少真心向学的人不能安心为学,反叫苦不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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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进行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历时两年,近30万字的报告透露: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其中半数以上博士进入政府当官,完全不同于早年90%博士留在大学及科研所工作,“博士大跃进”之风愈演愈烈。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就曾经发文质疑西南财经大学授予的博士学历。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在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大背景下,从中央到地方,明确把高学历当成录用和提拨干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然而,这一原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在“特色中国”却迅速走形、变味,“博士大跃进”之风愈演愈烈。

    来自国务院学位办的最新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博士超级大国这个位子,至少二十年内无人能赶超了。

    中国的“博士大跃进”的造假之风和所隐藏的巨大祸患,让稍为清醒的国人痛心疾首。最早公开在2009年10月27日,人民网转载了《钱江晚报》的一篇文章,题为《人大校长称中国最大博士群在官场。倡议还学术权力以学术》。文中,着重摘录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对“博士大跃进”的担忧:学术权力市场化,各式的博士学位开始泛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而对“官员博士化”背后的造假现象,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指出:“许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根本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

    在2008年6月,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王益被“双规”。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于同年7月19日在新浪博客上撰文《请查一下王益的博士学历来历》,更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共鸣。

    葛剑雄对王益的博士学历提出了一系列质疑:本科和硕士都是历史学专业的王益,如何能在繁忙的工作中,用约两年时间完成经济学博士课程,写成博士论文,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并通过答辩?从理论上讲,要修完一门课程就得定期到学校听讲并参加考试,王益任职单位在北京,西南财经大学在成都,学校不可能派人到北京为王益单独上课或单独命题考试,王益上课和考试是如何完成的?正常情况下,全日制博士生需要3年多时间才能拿到学位,在职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王益为何能比正常学制的学生还要早毕业?如果王益真的按规定上课,参加论文撰写和答辩的各个程序,就必须每周往返于北京和成都之间,旅费是自己出还是花了纳税人的钱?

    其实,葛剑雄先生对王益的质疑,几乎完全适宜用在质疑中国所有博士官员身上,包括那位曾名动一时的“博士省长”于幼军。    鄢烈山先生在《从于幼军的博士学位说起》一文对于幼军的质疑就深具穿透力:于幼军是函授本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是在职学习,博士研究生也是在职学习。2年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已经比在校生当时上的3年要短。拿硕士学位需要参加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和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每年一次),于幼军在2年内可以读完全部课程并通

过这学生们最怵的英语全国统考吗?而且3年内上两个在职研究生进修班,能同时拿哲学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真是神人也。而鄢列山对于幼军博士学历的质疑,或许,又适用于质疑与于幼军相同或级别更高的官员身上。“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今中国,“博士大跃进”之灾也就在所难免了。

    对中国的“博士大跃进”和“官员博士化”之风的严重危害性,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痛斥中国高校的学术腐败是“国家的耻辱”。

    很多教育界人士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尖锐地指出:官员“博士大跃进”中的种种权学交易,为一些不学无术、滥竽充数的官员提供了升迁的台阶,伤害了那些刻苦学习、勤奋钻研的学生,使我国的学位含金量不断下降。

    不仅如此,中国的“博士大跃进”,还直接影响到各国对中国人的学历资格承认——很多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学历,这本来是中国学子的心头之痛。

    对中国“博士大跃进”必然给中国带来的祸患,我党的“理论权威”杂志《求是》就特地发表了吴陈胜先生的一篇文章——《官员博士化”渐成奇观:中国“博士大跃 进”》。文中指出:“在这场由官员和高校担任主角的“二人转”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同流合污的筹码。    

    一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将学位化为献媚的礼物,得到了项目、经费和资源,成为“博士帽”批发商;不少官员也凭借职权,将“博士顶戴”轻松加身,以图在今后的提拔升迁中,让“博士帽”兑换来更高级别的“乌纱帽”。提拔升迁是官员攻博的原始冲动”。

 

 博士教育大跃进

丁东
潇湘晨报2004-8-1
  博士生教育在中国大陆,不过二十几年的光景。现在已经出了大问题。前几年博士还是香饽饽,许多大学开出优惠条件争相引进,现在,报纸上已经开始讨论博士生就业难了。
  博士生多,是因为博士点多。最近几年,各地高等院校为增设博士点拼搏得十分热闹。前些年,一些地方院校,博士生的特殊待遇高于教授,引得许多学子纷纷争戴博士帽。还有一些官员和老板,对高学历发生浓厚兴趣,也调动公款、私款,用各种方式“攻读”博士学位。博士点增长空前之快,博士招生数每年增长三成以上,现在北大清华博士的招生人数已经超过哈佛大学,照这个速度,博士生的总数几年也要超过美国。有人说,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二十几年就走完了美国一百多年的路。我看这是拔苗助长,水分很大。前些时候,杨东平主持了一个教育论坛。上海学者许纪霖即席发言,对博士大跃进提出尖锐质疑,引起一片掌声。他的看法,我也有同感。
  二十年前,博士生导师的含金量在中国大陆是很高的。连一些一流学者,都不敢申请博士点。苏州大学的钱仲联教授只申请硕士点。钱锺书是学科评议组成员,他说,如果钱仲联只能指导硕士,我们都没有资格指导博士。于是评议组商定,钱仲联应当评为博导。现在,这种佳话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
  八十年代毕业的第一批博士多数处于学术前沿,甚至没有毕业,学术领先地位就已经得到同行的公认。比如北师大的王富仁,复旦的葛剑雄。给予他们较高的荣誉和待遇,是合情合理的,对于学术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博士点和博士生的含金量便开始下降。老一代的博导退休了,去世了,他的博士授予权就转移到了本校本系本所本室的新一代人手里。如果新一代的导师也是国内公认的名家,博士点还算名副其实。但人们更多看到的不是青胜于蓝,而是二世而衰,乃至二世而亡。博士生越招越多,考生的整体质量自然与八十年代前期不可同日而语。就算导师本人够格,面对生源质量下滑也无可奈何。一些名牌大学的博导发出博士硕士生源不如本科生的慨叹。更麻烦的是官员们也看上
了博士、硕士头衔的好处,于是纷纷挤进来攻读在职博士、硕士,他们入学考试和普通考生就不是公平竞争。有人入了校,不上课,有些省级领导干部甚至让导师坐飞机专程到他的官府上门面授,还有官员的毕业论文是秘书捉刀代笔。现在,中国博士生的整体学术水平,不但不如八十年代前期的硕士生,能不能超过那时的本科生,也很难说。
  现在,明白人已经不是看你的学位是什么,而是看你什么时候得的学位。如果是八十年代拿的博士、硕士,含金量还比较高,越往后,泡沫越多。现在毕业的博士找不上工作,我看一点也不奇怪。如果你确有学术创见,发表了一流的论文,出版了一流的著作,比如像于建嵘博士那样,还用发愁找工作吗?可惜,这样的博士,在如今的博士生当中,占的比例很小。
  很多博士生无心治学,只求文凭。老师讲怎么做真学问他嫌烦。他感兴趣的是,怎么用最省力的办法把博士弄到手。

能讲怎么做真学问的导师算是好的。有的导师本身就是靠包装假问题混上去的。还有的导师虽然有真本事,但招的研究生太多,博士十几个,硕士几十个,自己社会活动又多,几乎拿不出时间指导学生。这种局面,他自己也无力扭转。
因为学校好大喜功。经济过热可以搞宏观调控。我看,博士教育过热,也应当宏观调控了。
  可惜的是,这种博士教育质量下滑,博士含金量降低的现实,并没有得到教育界的正视。他们还说,中国研究生招生数量偏少。许多地方院校对博士的盲目追崇有增无已。一些大学引进师资非博士不得入门,一些大学要求五十岁以内的教师都要去攻读博士,否则不予评教授。一些年近半百的教授、副教授,只好放下日常教学,离乡背井,去攻读博士学位。在这种以增加博士点为首要目标的导向下,最受伤害的不是位居国内前十名的名牌大学,因为这些大学的博士点已经不少,想增加新点也不难。最受伤害的是那些地方大学。他们的财力本来就不如名牌大学宽裕,有限的财力和校系领导的精力,又都投放到争取设立博士点上。为了建立博士点,他们费尽了心机,天南海北地寻找学科评议组成员联络感情,拉关系。据说,为了增设一个博士点,投资数量达几百万元。在这样的气氛里,博士点的增设很难不演变为设租寻租机制。 

 

是什么引发了中国的“博士大跃进”

权学交易与中国的“博士大跃进”
——对部分高校学术造假与官员博士化现象的冷思考
近年来,一些高校的学术造假事件不断频发,中国教育的未来开始让越来越多的人担忧起来。复旦大学的教授葛剑雄就是这样的一个有识之士。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的副主任,他所披露出来的一些负面现象,就很值得我们警醒和沉思。
一、 不是博士的大学校长岂能作“博导”
按照常理,作“博导”的肯定要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否则的话,在学术研究上又岂能作别人的“博导”呢!这作为一个最起码的学术规则,在中国竟然也不乏有反其道而行之者。能够做这种事的,自然大都是一些掌握权力的大人物了。
据葛剑雄委员披露,广东的一所大学就出了这样一位“南 郭 先生”式的“博导”。葛剑雄“曾经收到一份举报材料,举报广东一所大学的校长抄袭他自己的博士生的论文。这位校长的博士生用一篇论文拿到了博士学位。过了两三年,这位校长自己凭借同样一篇论 文拿了 博士学位。”( 2009年3月11日 《文摘周刊》《学术造假频发凸显机制缺失》)
从这个举报材料上看,这位校长在做别人的“博导”之前,自己也还不是博士。像这样的“博导”又能给他自己的博士生“博导”什么呢!你自己的学术积淀和功底都尚未达到博士的水准,又岂能“博导”别人!就是“博导”了,除了“瞎导”、“盲导”之外,又还能干出啥有用的“名堂”!这样的“博导”培养出来的博士水准还能高哪去!也难怪,咱们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些博士得不到国外的认可,也还需要到人家的大学里重新“回炉”,再接受人家的一番“博导”才行。
二、 是什么引发了中国的“博士大跃进”
除了“论文的抄袭造假”之外,中国的学术造假也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那就是 博士培养的短期速成与学位授予的批量发放。
通过短期培训班的形式,让一些急需博士头衔装点门面的在职官员速成起来,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博士培养模式。看一看当今一些高级官员的学术背景吧,不是法学博士的,就是经济学博士的,比比皆是。博士头衔的装点,让中国的一些省部级官员都高学历、高智商起来。
这些人的博士头衔都是怎样“搞”到头上去的,且听一听 葛剑雄 教授的分析吧。
据 葛剑雄 教授披露,“近年来,高校与高官的权学交易日益泛滥起来。很多官员热衷于花钱读EMBD,或想办法拿博士学位,为什么,他们就为了升迁。有几个官员真正有时间去读书?不少人都让秘书代劳。去年,我 国的 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攀升到世界第一。”( 2009年3月11日 《文摘周刊》《学术造假频发凸显机制缺失》)
对于这种官员博士的速成化与大批量的发放,葛剑雄委员把它称之为中国的“博士大跃进”。这是一种明显的官场学术腐败啊!
当官的都热衷于利用手中特权赤裸裸地进行这种学术造假,通过权学交易、秘书代读代劳的形式,而为自己谋个博士头衔装点学问、装点门面,中国的学术风气还能端正起来吗?
是什么引发了中国官员的“博士大跃进”呢?为什么这么多的官员都热衷于拿这个“博士”学位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这种用人体制上博士优先考虑升迁导向出来的。去年的官方杂志《半月谈》曾专门撰文指出,“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已 明确把 博士学历作为一个优势条件。然而,这一原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却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用走了形,变了味。”( 2009年3月11日 《文摘周刊》《学术造假频发凸显机制缺失》)
博士的优先提拔,优先任用,这样的用人导向,把一些官员未来升迁的念想和指靠都维系在这种博士学位的有无上。这也就难怪中国的官员都要争着花钱到高校去交换这个虚假的博士学位了!
中国的“博士大跃进”就是这样催生和引发出来的。这种过于偏颇的用人导向,让我们这里的“博士大跃进浮躁之风愈演愈烈”,更甚者,也让我们这里的“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同流合污的筹码。”( 2009年3月11日 《文摘周刊》《学术造假频发凸显机制缺失》)
三、权学交易,各取所需,皆大欢喜,这样培养出来的博士又有几个不是“赝品”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钱来买。个人生活消费品用钱买就不用说了,美色、情妇用钱买也不用说了,更甚者我们这里的权力、官位、博士学位也统统都可以用钱买。
更具中国特色的是我们这里官员的博士教育还可以让自己的秘书、下属取代读代劳,短期速成式的培训班是人家上的,书也是人家代读的,博士论文也是人家代抄的,而最终想要拿到的这个博士头衔,却要不劳而获地戴到自己头上。
在一些高校,一些地方官员和企业老总、社会新贵同班上课,一同速成,每个人交上几万元的短期培训费,就可买个博士之类的头衔装点装点自己的门面和赖以炫耀的学术背景。北大、清华这些所谓的中国名校,就是经常利用自己的办学优势,通过开办这样或那样的在职进修或短期培训,而与地方官员、企业老总大搞权学交易、权钱交易,进行独具中国特色的办学创收。
这种投入极少的办学创收经验很快就被仿效起来。部门、本位利益的驱动,让中央党校也没能坚守住自己的清誉,而也利用起自己的特殊之位,大搞起这种权学交易起来,以致招来了不少社会上的闲言碎语。前不久,就有不少人对中央党校借用短期培训的形式,而与地方官员、企业老总、社会新贵,大搞权学交易和权钱交易予以创收,颇有微词。面对社会上的这种批评和抱怨,中央 党校的 教授王长江还专门对此作出了回应。他以《中央党校最近究竟触动了谁的神经》为题,招认了中央党校确实存在这种负面的创收现象,并自我解嘲道这是部门、本位利益驱动的结果。 王长江 教授没好意思说出口的是,你们别的高校都可以通过这种学术途径搞创收,我们中央 党校的 教授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仿效你们搞点学术创收,又有什么可见怪的呢!
像这种用钱交换,用别人代读代劳出来的博士头衔,又岂能不是“水货”、“赝品”!中国不是经常有这样的官儿吗,离开了现成的讲稿,就不会讲话了!如果是一个闭门苦读出来的博士,在这样的公开演讲中又岂能没话可说,没理可讲,没道可论!

由此可见,中国的官儿也好、教授也好,大智慧倒没见有多少,不然的话,还不早就拿几个诺贝尔之类的大奖了;但却不乏通过自己的小聪明去捞钱搞创收,买博士头衔装点自己的学术门面。你有你的政策,我有我的对策。你上面用人不是要博士头衔吗?我下面就花钱买个短期速成的戴上。哪有时间读博呀,要是真读起来,又怎能吃得消那个苦那个累啊!怎么办呢,就找自己的秘书、下属代读代劳嘛!反正只要权学一交易,一切都会心神领会地立马搞定。你上面用人的导向,需要什么样的博士头衔,我通过权学交易就会让人家高校授予什么样的博士头衔。一个用钱买到自己的升迁所需要的博士头衔,一个用博士学位的授予换来自己所需要的钱,这样的交换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中 国的 博士培养如果这样一直“大跃进”下去,那么,中国的官员就会很快 都拥有 博士这样的头衔来,如此高的学术素养与自己的民众相比,自然就显得“智高一筹、学富五车”起来,又岂能上自己小民或外夷毛贼的当,设的套。
如果实际上想一想,要是都用这样培养出来的“水货”博士、“赝品”博士指导我们中国的科学发展和对外开放,又岂能不上人家的当,钻人家设的套!
这样的“博士大跃进”也不是一点用没有,至少它又给我们中国拿到了一个新的世界第一的称号,即博士授予量的世界第一。这样的世界第一,除了能挣得一点虚假的脸面上的荣光之外,又有何用呢!
四、为什么更多的人都争着“弃学从政”
在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都热衷于凭借这种学术造假出来的博士,而挣着挤进这种“学而优则仕”的官场独木桥呢?行政上的诸多特权和优厚的福利待遇,就是一个极大的诱因。现在,最荣光的就是当官的,一个人一旦做了官,就会立马受到世俗的追捧和高看。在一些高校,“一个处长比教授还风光”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凭心而论,从政的当官的远远不如搞学术的辛苦。搞学术本来就是一种耗时长、费心神的苦差事,穷经皓首,闭门钻研不说,出成果、受追捧,也都极难。相反,从政则就轻松惬意许多,无须费心费神,就可捞大钱,吃吃喝喝地玩一辈子,而贪享不尽生活、肉体、情色上的乐趣。
在当教授的不如一个处长风光吃香之时,又有谁还会傻乎乎地钻研学术呢!吸引不了更多的人投身到这种闭门钻研的学术研究中来,又何以研究出更多的学术成果!没有更多的学术成果研究出来,又何以提升我们的科技竞争力和我们企业的市场生存力!又何以不在技术研发上咀嚼别人的科技淘汰物或花钱买来的二流技术成果!中国在技术研发上除了少量的自主创新之外,更多的都是靠引进、吸收、消化别人转让过来的二流技术,推动自己的技术升级和经济发展。
五、中国学术研究的未来出路
要摆脱这种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尴尬地位,就必须尽快清除这种学术造假不断频发的土壤和诱因。当前,最重要的就是改变这种当教授的不如一个处长风光吃香的体制环境。要通过这种体制环境的改变,让闭门钻研学术的教授待遇也好、福利也好,都比这个从政的处长更风光、更吃香。只有这样,才能刹住更多人都争着弃学从政的念想,才能留住更多的人闭门安心搞自己的学术研究。只有这样,中国的学术研究才能兴旺发达起来。
当然,在学术研究上也还要坚决摒弃那种不顾实情,只顾下达数量指标的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要给那些闭门安心搞学术研究的创设一种宽松的待遇优厚的工作环境,要让他们能够潜下心来,没有后顾之忧地搞自己的学术研究,要用重金奖励、全社会追捧的办法,引导他们在学术研究上多出精品。只有这样,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才能与这种“博士大跃进”出来的世界第一名号相对称,说出来也才能让更多的人认同和信服。

当下,我国的经济文化有了高速的发展,包括本科及硕士、博士的各级高度教育的规模都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究竟怎样才算有“知识”、怎么才可符合“知识化”的要求?要进行准确地甄别,变得十分困难。因受功利观念影响,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曾造就出如周进、范进、孔乙己之类的废物与文化垃圾,曾给后世留下不少笑柄;我们今天的“博士大跃进”,对后世留下的恐怕不仅是笑柄,会有更深度的社会危害,应当引起社会的更大关注和警惕。

 

从***的博士文凭看中国博士大跃进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24日 转载)    

如果下次在王小丫主持的"开心辞典"节目中,出现这样的弱智问答题,我估计没有一个参赛选手能开心地笑着进入下一个答题环节:"请听题,以下两个课题哪个是中国博士们的研究课题:1,《试论菜肴味道和加热温度之间的辩证关系》;2,《论菜市场在城市中的定位》?" 
       对此,我相信所有读过中学以上的选手都会答错而引发哄堂大笑。因为,这两个"课题"千真万确都是中国的博士们研究的课题! 

 


      日前,笔者从网路上得知,神州制造博士的速度,已经开始超过美国。我伟大的中华民族,继国人的人均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多年稳居世界冠军宝座之后,又将在教育领域夺得一个令人惊叹的双料冠军:中国有资格培养博士的大学和年度授予博士的人数,从2008年起,将至少在这个1000年内,永远位居世界第一。资料已经明白无误地显示,"我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已超过310所,而美国只有253所。"2007年,中国授予的博士已经与美国不相上下,今年,将历史性地开始超过美国而稳居当今世界无可匹敌的冠军宝座了。 
      正是应了互联网上的一句经典:中华民族是个神奇的民族,无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够被她创造出来。中国人从文盲人数世界第一到博士培养点和授予博士的人数世界第一,只不过经历了一个甲子轮回都不到的时间。如果这不算人间奇迹,我看人间也就没有啥奇迹可言了。 
      不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创造这个中国奇迹的选手们,有一半人是中国的官员们:中国的博士们像鲤鱼跳龙门一样,纷纷从学堂跃进了衙门,或者干脆不用离开衙门而只花个几万元公款通过在职教育,就可以如探囊取物一样随随便便到清华北大的象牙塔里,捞个很多人看不懂的PMBA或EMBA博士证书到自己的皮包里。 
      也许,我真是个不堪教化的中国呆子,据我估计,今后谁要称呼某人是博士,恐怕会像用小姐这个词称呼年轻的名门淑女一样,开始被有自尊心的人以为是种恶意挖苦和冷漠嘲弄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按《东方早报》早先的说辞是,"大家正在损失尊重博士的理由"。 
      当然,话也不能说得如此绝对。中国的博士千千万万,林林总总,就像一筐鱼目混在一把珍珠里一样,不可一概而论,确实是有学富五车者,也有真知灼见者,更有挺立在世界科学高峰之巅的人中俊杰。但是,仅仅以我这个第二学历才是大专的中国白痴偏居于穷乡僻壤的孤陋寡闻为证,我就敢一竹篙扫翻一船人,而下这样的断语:日后,你若在仕途上走错了路遇见一位博士,绝对有95%的概率,这个博士就像注水的猪肉一样,是个注水的"豆腐脑"博士。这些家伙看起来知识广博,说话满口新词,可大都是些搞不来学问而充其量只会搞权术和搞阴谋的主。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所谓中国出产的博士文凭,握在各级官员手里,绝对不是这些人学问深不可测和才华横溢的标志,而仅仅只是这些人用来唬人的头上饰物。这就像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张艺谋从喊来的孔丘三千弟子头上那两根野鸡毛,其实俗不可耐却故作高贵和有文化的摸样。在此,当我看到张艺谋,居然没去大成至圣庙上香,就喊来孔丘的那些弟子,在"鸟巢"里头上插几根鸟毛,作峨冠博带样,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存心糊弄像弱智的布什和学中文真正学蠢了的陆克文等远道前来的蛮夷酋首,孔子若地下有知,当恸哭流涕。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当有人向你介绍一个中国的现任部长,说此人仅仅是一个只有中专学历的人时,你倒真的要在大跌眼镜的同时而对他刮目相看了。因为他千真万确是一位具有真才实学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掌门人。据传,此人是一位有充裕时间搞学问和做工作,却没有空闲时间去混文凭的官场另类。 
      当年,记得我在一个小地方的政府和市委工作期间,为领导们当写字匠达10余年,每年抄章摘句胡乱涂鸦达20余万字,居然在好几年间有一个毕业于人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经常给我这个野鸡大学的大专生当打印文稿的校对员。平心而论,这个硕士研究生当文稿校对员的水准堪称一流,其认真和敬业的精神,每每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不仅会把我在文中所有出现"的"、"地"、"得"的文字,订正得完全合乎汉语规范,而且,还会把我所有用错逗号和分号的地方都纠正的一个也不错。有一次,这个秀才因为有感于领导对他这样的饱学之士以杀鸡用牛刀的方式大材小用,而牢骚满腹对我大吐苦水,我则像个真正的大哥对小弟开导一样,半是好心半是戏谑地对这个秀才开玩笑地说,你学历史和经济法学史,怎么会功亏一篑,不把学问搞下去,竟然愿意滥竽充数混进官场来跟我这种烂泥不上墙的人打下手,那你怎么不会斯文扫地呢?后来,这位自尊心没有泯灭的秀才,被我一席话激励和羞愧得到了28岁连老婆都不愿意找,终于利用自己勤学苦钻的劲头,一举考取了律师资格证和注册会计师资格证,而终于被国家财政部罗致到门下,成了我所说的那5%的官场真正学者,而搞真正的学问去了。 
      说心里话,面对中国的博士注水现象,我不但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反而感到得极为正常。为此,当我二姐的儿子在南京气象学院硕士毕业后,问我这个没有文化的舅舅,他的导师劝他读博,是否值得再读三年?我对他说,如果你想终生研究气象,就去读;如果像我这个没有用的舅舅一样准备走仕途,就毫无必要。 
      在我看来,这个名叫"博士大跃进"的中国教育肿瘤,能长在神州病入膏肓的教育体制之上,再合乎逻辑不过:那是因为,自从办学倡导"学术自由,兼收并包",鼓励思想解放的蔡元培死了之后,中国早已经断了现代意义大学的香火,从此,遍布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所谓大学,全是些信奉"以吏为师"办学理念,不再出产人格健全的思想者,而成了名副其实批量制造大大小小精神残疾者的学衙。



博士生教育岂能“大跃进”
2003年02月12日 00:20:28

刘效仁   

  由于被发现在剽窃的学术论文上署名,东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冠群卷入了剽窃风波。虽然剽窃者博士生李仕峰承认私自将导师顾院士署名为第二作者,校方亦称此事完全是“李仕峰的个人行为”,但顾院士是否知情还是受到了公众的质疑(《南方周末》1月19日)。

  目前中国在读博士生人数已达12万多人,仅

 次于美国和德国。有资料表明,到2010年中国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将跃居世界第一。这种教育规模和速度无疑展示了国人追赶世界博士教育水平的心理,但以这样的速度增长,要保证培养质量委实是一个现实难题。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将此现象称为博士“大跃进”。这种超越了博士教育资源实际的急躁冒进,带来的只能是学界的“大跃退”,导致学术质量和成就的倒退,更是学风学养的倒退。

  以东南大学为例,该校一共有1445名博士生,而指导教师不到200名,每个博导平均要带将近十个博士生。用一个教授的话说,以前一个教授带两三个博士,培养一个是一个,现在多的带一二十个,每人每天只能指点一两分钟,结果可想而知。

  随之而来的是教育质量和学术质量的严重滑坡。博士生在毕业之前首先要达到学校规定的一些硬性指标,如东南大学的博士生就必须在一级学报上发表至少两篇论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学术论文不可能一挥而就,为了完成硬性指标,学生们就粗制滥造,像教育部一位领导指出的那样:现在大量博士生或者从事很难说是学科前沿的研究,或者长时间陷在导师低水平的横向开发项目上。一位建筑系主任也坦称,由于博士生太多,以前的博士论文还可以谈一些真正深入大局的问题,现在的博士论文甚至出现了《论菜市场在城市中的定位》这样不入流的论文。如此小题大做、文不对题的应景之作要之何用?同时,博士生的数量增多,论文数也随之增长,而核心期刊却没增加多少。于是,种种学术期刊越来越厚,字号越来越小,甚至要出增刊以满足博士生发表论文的需要。论文版面费也就应运而生。其间腐败,自不必多言。

  为了凑数,一些学生只能写一些专门为发表而发表的论文,但仍然不一定能完成硬性指标。于是,剽窃就成了捷径。因为每年有那么多粗制滥造的垃圾论文没有人看,所以剽窃之作便可以逃过专家们的法眼。博导们虽然没有精力辅导那么多学生,却要享受博导待遇,同样要完成硬性的教学指标,包括发表论文的数量指标。于是就难免出现博导不参与论文写作,发表时却一定署名在前的怪现象,这恰恰与博士生的剽窃不谋而合。

  可悲的还有,博士生论文答辩,人情成了重要标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直陈,以前博士毕业论文答辩,要请清华、人大的权威来会审;现在博士生数量激增,经费有限,只好请同城的老教授。大家碍于面子,往往先打个招呼:我这个学生肯定不行,送个人情算了。于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博士教育质量滑坡,学风颓废败落,几成不治之症。

  博士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宝塔尖,有自身的规律。要保证质量,尤其需要循序渐进,精钻细研,来不得半点心浮气躁和急功近利。搞大跃进洋冒进,不仅欲速则不达,直接影响了学术创造,而且败坏了严谨务实的学风,毁掉一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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