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

风清扬斈 3年前 (2016-09-14) 国学散记 1117 0

 人民日报新语:建文化自信,凝聚精气神
李红辉
 
近年来,我们常常提到文化自信。所谓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民族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信心。这种信心建立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是对自身文化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价值的充分肯定。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建立文化自信。

  在我看来,中华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而了解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有助于我们增强文化自信。

  中华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古人历来认为,各家各派的学说是可以并存的,主张“和而不同”。“沧海不遗点滴,始能成其大;泰岱不弃拳石,始能成其高。”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与它的包容性密切相关。

  中华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如《管子》中说:“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中华文化的发展紧紧围绕着人的问题而延伸,始终把人当做根本,把人当做目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中华文化是崇尚道德的文化。儒家文化可以说是一种道德文化,我们熟知的道德理念,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都是由儒家总结和提出来的。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一个非常完备的道德文化体系,使得中国文化具有了浓厚的道德色彩。

  中华文化是重视经世致用的文化。中华文化有着很强的现实关切,注重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提高百姓的文化水平和道德境界,以此促进国家的治理。这种经世致用的精神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文化有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色。《周易》里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大学》里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正是在这种与时俱进精神的推动下,中华文化不断发展出新的思想成果。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华文化总在不断地更新和转化,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有着适应新环境、满足新需求的能力。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理解了中华文化的特点,就有足够的理由建立起文化自信。我们今天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接续历史和文化传统。把文化继承好、发展好,建立起对文化传统的强大自信,为民族的伟大复兴构建坚实的文化基础。

  (作者系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教师)


《 人民日报 》( 2015年01月22日 12 版)

 

人民日报大家手笔:文化自信是强大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坚定文化自信的重大意义。文化自信是发自内心的对自身文化的价值、能力和前途的坚信,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文化自信的文化,是民族意义上的文化。换言之,我们所讲的文化自信是对民族文化的自信,是在文化层面对本民族自我价值、自我能力和自我发展前景的自觉持守和淡定心态。

  文化自信首先表现为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一个民族对于自身文化之由来、发展历程、内在特质、现实状况、发展趋势的理性把握,对于自身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关系的理性把握。就我国而言,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弘扬,对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光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理性清理,既是文化自觉的当代表现,更是文化自信的切实践行。最近二三十年,我们肯定民族文化的价值,对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怀有温情和敬意,对包括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新学等不同学术繁荣时期的价值有深刻认识,对老子、孔子、墨子等一大批思想大家倍加推崇,对浩如烟海的传统典籍进行认真整理和创造性阐发。这些都不是外力强加给我们的,而是经过长期的实践后积淀于我们内心的价值认同,是经过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后自我超越的结果,是对民族文化的价值坚守。这也表明,我们的文化自觉意识日益增强,作为文化自觉最高表现形态的文化自信日益坚定。

  文化自信其次表现为自觉的文化批判和价值重构。在积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能够清醒地看到民族传统文化的不足,勇于并善于对其进行清理,通过文化批判为新的价值重构创造条件,是中华民族素有的襟怀和胆魄。中国历史上不同学派、不同思想相互激荡,往往在碰撞中相互吸收甚至相互融合,这中间就包含着文化批判和价值重构。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对专制政治和专制帝王的批判,都是对传统文化糟粕深入骨髓的批判。近代谭嗣同、梁启超等希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拯救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创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清理、对西方文化合理成分的吸纳,进行新的价值重构,我们不断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还表现为对民族文化当下状况的充分肯定和对未来前景的满怀信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全社会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光大并践行中国精神,是我们基本的价值取向。这不仅是价值观自信的表现,更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我们坚信能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我们坚信中华文化将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显而易见,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中华民族的长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是的,我们应该有而且一定有这个信心,因为我们的这种自信是文化自信的凝聚。

  (作者为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 人民日报 》( 2016年09月14日 07 版)

从坚定文化自信看党建文化的创新发展

缪爱诚
2016年09月14日08:26 来源:人民论坛网
原标题:从坚定文化自信看党建文化的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大会上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血脉和灵魂。党建文化,则是党的建设的灵魂与活力之源。我们的党建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执政实践中形成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蕴含着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纲领路线、组织纪律、工作作风、行为规范等一系列价值遵循。“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能否创新发展党建文化,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精确表达和传播,也深刻影响着新时期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建设大局。

  创新发展党建文化,开篇之义在于真懂实悟

  党员的思想觉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不尽相同,仅仅依靠意识形态教育来凝聚党心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发挥文化“润物细无声”的特有感染力,通过党建文化来熏陶和塑造党员个体。知是信之始,只有深刻理解党建文化,才能孕育发自内心的创新发展党建文化的信念。我们的党建文化起源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植根于孕育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华夏文化,发展于党的95年革命建设实践,浸润着中华儿女的思想灵魂,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引领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辉煌的业绩。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是对先进党建文化支撑政党发展、国家繁荣、民族振兴的一个印证和体现。95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生命力正是源于其独特的党建文化。同时,党建文化也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为革命英勇献身、为建设殚精竭虑、为发展呕心沥血。

  文化之火生生不息,我们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更有文化底气、更有文化自信。当前,我们的党建文化正在充分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繁荣发展,支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大步前进。我们的党建文化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先进文化,是中华儿女夺取小康建设全面胜利的指南针。我们应该肩负起传承发展党建文化的历史使命,真学真悟、真懂真信,以创新发展党建文化投身于“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的伟大实践中。

  创新发展党建文化,核心之要在于忠诚坚守

  文化贵在虔诚,自信重在坚守。无论是革命时期的党内叛徒,还是发展时期的“隐形党员”、“四风”干部、贪腐分子,造成其叛党违纪的最根本原因是其丧失了对党建文化的坚定信念、动摇了对党建文化的坚守、背叛了党建文化的要义。当前,“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依然严峻,党建文化的创新发展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常态下,能否坚定党建文化信念,是检验每一名党员合格与否的“试金石”。

  可以说,自信是一种植根灵魂的坚守,每名党员都要绷紧“三严三实”和“四讲四有”精神之弦,始终坚守理想信念,坚定“四个自信”、增强政治定力,带头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宗教迷信思想的侵蚀,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始终坚守政治纪律,严格遵守党章党纪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组织原则,坚持不越界、不逾矩、不妄议中央;始终坚守作风底线,弛而不息,反“四风”,正作风,带头继承优良传统、增强宗旨意识、锤炼道德修养、树立清风正气;始终坚守主业担当,自觉履行管党治党兴党的主体责任、直接责任和具体责任,理直气壮抓好党的建设、繁荣党建文化、厚植自信底气。

  创新发展党建文化,根本之策在于传承创新

  文化自信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95年来,党建文化历经革命性党建文化、开拓性党建文化、发展性党建文化、先进性和创新性党建文化等系列变革,自信力不断增强。传承无止境,创新也无止境。各级党组织应将文化自信融入党建“基因”,坚持在文化的扬弃中树立对党建文化的坚定信念,注重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让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等优秀党内文化代代传承;注重吸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从尊道厚德、勤俭自强、诚信敬业、天下为公等民族文化中吸收营养,以党建文化引领社会文化;注重汲取西方其他政党先进的治党理念,加强融合创新,提升党建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

  坚持在实践中厚植对党建文化的坚定信念,自觉将党建文化融入到党的实践活动中,引领和指导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深入挖掘基层党建活动的先进经验和理论成果,在党建文化的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中提升自信。坚持在共振中厚植文化自信理念,广泛吸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成果,始终将党建文化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始终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新发展党建文化,不断提升党建文化的战斗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彰显党建文化的红色自信、内涵自信和活力自信。

  【本文作者为中共如皋市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人民日报整版文章探讨“推动儒学融入现代社会”


《 人民日报 》( 2016年09月11日 05 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脉。近年来,社会各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不断高涨。与此相联系,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当代新儒学日益受到人们关注。如何充分发挥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与作用?如何认识把握当代新儒学的得失、推动其进一步发展?这是关系我们增强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课题。本期观察版刊发的3篇文章,围绕这些课题进行探讨。

——编 者

一、当代新儒学思潮概览(人民观察)

新儒学思潮是当前我国社会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的社会思潮。深入把握这一社会思潮的来龙去脉,理性辨析这一思潮的功过得失,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当代新儒学思潮的发展脉络与思想贡献

新儒家用以指宋元明时期的道学或理学,最初是冯友兰为方便西方汉学界认知中国哲学而使用的名词。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与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又用新儒家(学)指称新文化运动后旨在复兴精神性的儒家或儒学的思潮、流派与学者。为区别于宋明理学,后来人们一般以当代新儒学(家)指代后者。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形成于五四运动前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期间,这也可以视为这一思潮发展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思潮发生在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大陆。第三阶段思潮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第四阶段思潮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海外,改革开放后又由一些华人学者引入中国大陆。第一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五四”前后的新儒学,第二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抗战时期的新儒学,第三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港台新儒学,第四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海外新儒学。其代表人物,第一阶段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等,第二阶段有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等,第三阶段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第四阶段有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有人持“思想文化决定论”,把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思想文化落后尤其是儒学落后。这种观点在甲午战争后愈演愈烈,在新文化运动中发展到一个高峰,形成了诸如“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极端思想。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绝对地对立起来,把清末的衰败一概归咎于传统文化,无疑是简单粗暴的做法。那时,儒学面对的困境是空前的。儒学从对社会无所不在的渗透,变成了西方汉学家所谓的博物馆文化、图书馆文化或古玩文化。在这种形势下,当代新儒学围绕“返本开新”进行了诸多努力。

当代新儒学思潮反思现代性,反思唯科学主义,重视人类与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其论域、问题意识与思想贡献主要有: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二元对立,重新思考东亚、中华精神文明与现代化、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批评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看法;提出开展文明对话与建设文化中国;揭示儒学价值与现代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的内在关联;强调儒学与现代民主具有一致性;发掘儒学的“内在超越”意涵,论证安身立命的“为己之学”具有超越意义;等等。当代新儒学致力于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之源,阐述道德理想主义,肯定道德主体性,这对于纠正当代社会中存在的西方中心论以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

港台新儒学的成就与局限

港台新儒学最著名的事件,是1958年唐君毅、牟宗山、徐复观、张君劢等人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个宣言主要是针对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而发的。该宣言认为,“中国文化问题,有其世界的重要性”;中国文化不是“死物”“国故”,乃是“活的生命之存在”。中国文化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实践,不仅是一种外在规范,而且是一种内在精神生活的根据。从孔孟到陈朱陆王的心性之学“是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是人之内在的精神生活的哲学。由此,港台新儒学提出了“返本开新”的思想,即返回儒家心性之学的根本,开出“新外王”——现代科学和民主政治。

台湾鹅湖学派等继承港台新儒学的思想,坚持其理念,继续在民间起着弘扬儒学的作用。在台湾,分散在不同大学和研究院所的儒学教授们人数不多、力量不大,但他们坚持中国文化的理想,坚持中华文化认同,坚持中国经典与常道的阐扬、传承与转化,是难能可贵的。目前,这一阵营正处在分化、重组的过程中。

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港台新儒学存在不少局限性。儒家价值系统在现代港台社会仍然有其价值和意义,但需要重新定位。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将儒家的终极关怀、道德理想主义的合理因素融入我国新文化体系中,甚至使其超越国界、融入人类新文化体系中,都是必要和可能的。但像一些港台新儒学学者所坚持的那样,试图将儒家“内圣外王”的基本结构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则是不可能的。现代生活非常复杂,发扬儒学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必须实现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大陆新儒学的界定与发展走向

大陆新儒学(家)究竟如何定义,学界见仁见智。有人以此相标榜,但学界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持封闭的立场,脱离了时代与现实。因此,需要为大陆新儒学(家)正名。中国哲学界一些专家的看法是:就其主流而言,所谓大陆新儒学(家)或新时期中国大陆的新儒学(家),是受当代哲学思潮特别是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影响,面对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互动的背景下,以儒家哲学思想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积极调动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促进儒学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并创造性地诠释儒学精义、推动儒学现代化与世界化的学派。大陆新儒学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即强调中西融合与儒学的根源性、当代性、开放性、包容性、批判性、创造性和实践性。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新儒学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在理论上,大陆新儒学在儒学新话语体系的建构上颇有创见与贡献。比如,汤一介的天人、知行、情景“三个合一”论,庞朴的“一分为三”说,张立文的“和合学”,蒙培元的“情感儒学”,牟钟鉴的“新仁学构想”,陈来的“仁学本体论”等,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大陆新儒学的哲学思考受到西方新思潮、新问题的启发,也对后者予以回应和批评。对于儒学经典,大陆新儒学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的。大陆新儒学思考的中心是传统儒学与当今时代的关系问题,致力于调动儒学资源回应时代的需求和挑战。受到现代西方哲学“拒斥形而上学”“反本质主义”的影响,大陆新儒学大都主张消解形而上学,或者只承认广义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主张终结狭义的形而上学,把真实的“情”放在最高地位。

在实践上,大陆新儒学的一些学者积极支持、引导民间儒学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大陆一些地方自发形成了民间儒学。民间儒学可以理解为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学,或民间组织推动发展的儒学,既包括乡村儒学,又包括城市社区儒学,还包括各地书院的重建。其主要目标,是使儒家文化的做人做事之道即儒家仁义之道在国人的心中扎根。从一定意义上说,民间儒学的发展是儒学灵根自植、融入当代社会的积极探索,能使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儒学的核心价值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百姓的生活指引与安身立命之道,从而实现安立世道人心的价值目标。为推动民间儒学发展,一些大陆新儒学学者纷纷到民间去弘扬儒学,把会议儒学、书本儒学转化为民间儒学、生命儒学。虽然其形式还有待探索、成效还有待检验,但这种努力值得肯定。

(作者为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

二、着力建构新的世界化儒学(当今聚焦)

哲学总是在回答时代问题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当今时代,儒学发展面临诸多必须正视的时代挑战和应当解决的现实问题,诸如东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动力与目的问题,东西方社会新一代面临的多元价值冲突问题,现代国家治理方式多元化及其国际整合问题,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恶性利益追逐与市场竞争问题,生态危机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冲突问题,人类未来走向与发展取向问题,等等。除此之外,来自宗教信仰者的诘难,来自西方政治制度的批评等,是儒学发展的外部挑战,考验着儒学解决矛盾的能力与智慧。

面对问题和挑战,我们亟须增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与道德实践,着力建构新的世界化儒学,积极影响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的发展,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

保持儒学核心价值

儒学的“返本开新”,首要问题是保住“本”即保持儒学的核心价值,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儒学,就容易走偏甚至迷失。

儒学的最大特征是“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倡导一种自主自强之德、返本之德、创化之德、求同存异之德、包容之德、信任之德。在此基础上,才能实践仁道、寻求义道,建立礼制亦即行为规范。儒学关注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实现,注重发挥人性中积极进取的一面。儒学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即圣人之道人人都当行也可行,行不行则在乎个人自觉与否。儒学先不问效果,强调自强而后助人、自强而后立人、自强而后达人,强调“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由此可见,儒学是一种德性伦理学,不同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也不同于美国当代伦理学家麦金泰尔的伦理学,更不可成为时下相对主义者提出的所谓角色伦理。有西方当代学者看到中国社会注重人际关系,甚至存在庸俗的拉关系现象,就断言儒家把有利于实现自我利益的关系看作高于一切,把角色看成人存在的最高或最基本的形态。这是一种消解与庸俗化儒学的观点。

其实,儒学并不只强调人在组织里扮演一个角色,更注重的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家庭然后形成国家,强调在集体和组织中保持人的独立性。儒学重视真诚,重视人的真性情,重视对生命体验、生命价值的真实表达,尤其重视辨清是非善恶、把握取舍去留。儒学强调,为人的目标不只是扮演角色,同时要真诚地面对社会关系。角色伦理注重人们扮演社会角色的形式与技术,孔子说的“乡愿”就是一种成功的角色扮演,孔子称之为“德之贼”。角色最多是一种外在规范在组织中的体现,这是角色伦理本身存在的问题,但儒学并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应充分认识儒学的真诚性与德性,将儒学看作真诚伦理和德性伦理,而不是肤浅地将其看作角色伦理和关系伦理。

发挥儒学经世致用功能

中国的和平发展,雄辩地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价值。当代新儒学应认清自身的方向与潜能,认清自身的时代定位,认清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责任;不但要与世界文明积极互动,而且要坚持人类大同的理想追求,充分发挥修己安人、经世致用的功能。

客观地说,儒学对于这个时代的价值,对于人在天地之间安身立命的价值,对于人类应对危机挑战的价值,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儒学不应脱离现实生活,也不应漠视社会发展,而应将自身的核心价值与现代社会的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当代新儒学应关注的对象,除了传统的思辨、伦理与政治问题,还应包括生态、经济、管理、医疗等诸多当代问题。为此,我们可以探索建立生态儒学、经济儒学特别是低碳经济儒学、管理儒学和医疗儒学,将儒学中的本体论、伦理学与知识学灌注到这些领域之中,形成相关的价值、规范与目标。

对于本文开头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当代新儒学可以从以下认识前提出发,探索提供参考性答案:不同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必须不断超越自身、相互借鉴,促进内外平衡;当代人面临的价值困境,正是儒学创新发展的良机,当代新儒学可以引导人们处理好知己与知人、成己与成人的关系;儒学秉持的儒、释、道调和与统一的理论,有助于解决西方世界中三教(即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与敌对问题;民主政治的基本内涵与实现形式是多元的,当代新儒学可以为当代民主政治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实践智慧;弘扬儒家义利观的合理要素,有助于从社会责任与道德修养入手解决资源与利益分配不公问题;儒学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和理论,不但有助于建构当代生态文明,而且对人类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导向意义。

(作者为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

三、儒学精华造福现代人生(大家手笔)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人们的生活和医疗条件等都得到了极大改善。然而,现代人也经受了种种“病变”。

例如,现代生活对于高科技和人为环境的过分依赖,造成了一种让人始料不及的矛盾: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而适应环境的能力却越来越弱;人为环境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使个人生活甚至社会生活陷入混乱。因此,对现代人的生活而言,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在增强。

又如,现代生活的紧张节奏容易造成人们生理或心理上的失衡。尤其是在一些流水作业的生产线上,人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单调的操作,生活变得紧张、机械和乏味,容易导致失落感和对生活的迷惘。

另外,当今人类面临严重的生态平衡和环境污染问题。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不仅会威胁现代人的健康,更为严重的是将贻害子孙后代。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非常紧要的问题。

面对上述种种“病变”,儒学精华大有可资汲取和借鉴之处。

人与自然和谐一体,这是儒学十分强调的思想。儒家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为一气所生,具有同根性、整体性和平等性,因而倡导“仁民爱物”。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强调万物与人为同类,人们应当推己及物。宋代理学的创始者之一程颢也说“人与天地,一物也”,又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以儒学为主要理论基础的中医认为,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失调,是人得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医治疗中,无论是诊断还是开处方,都首先参之以时令节气,乃至严格到选择药材的产地和生产时间。这种将人类健康与自然环境联系起来的观念,至今仍然适用。这种观念告诉人们,为了自身的健康,人类必须全力保护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此外,儒学还有许多关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节制消费的思想。例如,荀子将“节用”与“御欲”联系起来,提出人们在生活消费中要有“长虑顾后”的观念,而不应任人之欲。那种“不顾其后”、奢侈浪费的人,乃是一些“偷生浅知”之徒。这是有深远意义的见解。

有人认为,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有一定历史根据和道理,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离开群体而存在,只有得到社会的认可,才能凸显个人的价值。因此,儒家强调服务群体和社会,并非只是消极地否定自我;相反,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群体的奉献,正是实现自我价值、形成完美人格的正确途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名句传诵至今,正反映了人们对献身于社会群体这一行为的高度肯定,也反映了人们期望社会涌现出更多具有这种高尚品德的君子。

一个人的言行受他的“心”(头脑、思想)支配,一个人观念的变化会影响其言行的变化。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人是参与到天地生养万物进程中的,而人的这种参与不是一般的参与,所谓“人者,天地之心也”,说的是人在天地万物中的地位就像心在人体中的地位。人心一动,人的言行就会发生变化。与此类似,人类观念、行为的变化,也会引发天地万物的变化。正因如此,人类更应对自我有充分的认识,对自身言行有更多的节制。


儒家认为,人既要能认识自己的大,也要能认识自己的小;不能以大自傲,也不能以小自卑,正所谓“泰而不骄”“位卑未敢忘忧国”。然而,这并不容易做到。人的自我失落,大都来自于同自然和他人的不融洽、不协调,而其根源则在于自我本身,即不是由于只见自我之小而妄自菲薄,就是由于只见自我之大而妄自尊大。也就是说,不能恰如其分地认识自我,缺乏自知之明。儒学是以人为本的文化,既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又认为应合理安顿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形成天地人三才之道。人类的最高宗旨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天地参”,让人类的智慧参赞天地造化。这是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良方。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国人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精华的自尊和自信不断增强。当此时势,我们应更加积极地开发儒学这座宝库,使其日进日新,在散发古老光辉的同时展现崭新的时代风采,为人类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

相关推荐

  • 网友评论

    • (*)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