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刚一出生,就已经输了

风清扬斈 3年前 (2016-08-27) 网络资料 1455 0

来源:金融八卦女

警钟长鸣!

显然,放眼世界,人民需要时不常地品味一下类似《北京折叠》这样反乌托邦式的小说,以抱团提醒、相互刺痛、各自沉思:

人类这个两脚兽所统治的这个世界,是不是越来越糟了?

几个月前,我花了一个中午的时间,在豆瓣上读完郝景芳的中篇科幻小说《北京折叠》,那时,这部早已传遍中国科幻界的小说刚刚成功入围世界科幻小说的最高奖项:雨果奖(Hugo Award),这个奖项是由世界科幻协会(World Science Fiction Society,简称WSFS)为纪念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而设立的科幻小说奖项,该奖分量之重,堪称科幻界的“诺贝尔文学奖”。

两天前,这部小说获得了今年的雨果奖。这是雨果奖设立以来,亚洲人第二次获奖,众所周知,第一位获得雨果奖的亚洲作家是写出《三体》的刘慈欣。

我承认《北京折叠》是一部好小说,但的确没想到它能最终荣膺雨果奖。毕竟,和刘慈欣典型的“硬科幻”不同,在清华物理系毕业的郝景芳笔下,《北京折叠》写的并不科幻,更确切地说,这部小说更像是一部披着“科幻”外衣的纯粹的“反乌托邦式”小说。

大刘写的《三体》已经拍成电影,有不少人在微博上呼吁《北京折叠》也拍成电影。但我觉得,《北京折叠》是一部注定不可能拍成电影的“世界级”科幻小说,因为这部小说中含有太多的隐喻,或者,已经不能算是隐喻,而是赤裸裸的现实。

《北京折叠》中北京,处于含混不清的未来时间线上,在小说中,中国的首都北京被分成了三层空间:顶层统治者,中层精英和底层劳工。

这种差异性很明显地体现在小说中人物设定工作上,主人公老刀生活在第三空间,与5000万人挤在一起,他的工作是垃圾处理工,生活中充斥着肮脏与霉气;第二空间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金领精英,一共2500万人生活在秩序井然的高节奏工作中;拥有同样面积的第一空间人口最少,这里生活着北京的权贵和富豪阶层,他们制定城市规则和法律法规,人口只有500万人,仅仅是第三空间的十分之一。

《北京折叠》的讽刺还在于小说中的空间翻转时间设定,三个空间每48小时轮换一次:第一空间的统治者能够享受一整个24小时,然后睡去,第二空间的白领苏醒,他们能够享受白天的12小时;第三空间的劳工只能享受从夜晚十点到清晨六点的时间,也就是说,他们永远都看不见真正的太阳,高悬头顶上的阳光,只是第一空间的统治阶层用技术手段制造的假象。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和死的距离,而是我奋斗了18年,却依然舍不得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这就是《北京折叠》这部小说在现实社会中赤裸裸的投影,就像小说中老刀为了女儿糖糖上幼儿园的学费,甘愿冒着被捕的危险来到第一空间送密信,而第一空间那个阔太太给老刀的封口费一出手就是10万元,面对10张1万元面额的纸币,老刀显得非常窘迫,他这辈子甚至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万元面额的纸币,而10万元只是那个女人一周的薪水,她还仅仅上半天班,拿的是半薪,工作只是为了不想呆在家里,“老公挣的钱足够多”。

这个投影是如此清晰,以至于大多数人读完《北京折叠》之后,可能都会默默对标一下,现实中的自己处于“这个世界”的第几空间?

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刚刚一出生,就已经输了。

这就是比赛最残酷的地方,还未起跑,胜负已分。社会正在撕裂,阶层正在固化,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描述的那样:城市阶层正在以物质力和行政资源调动力进行区分,分处于不同阶层的人们,将来虽然身处同一个城市,却熟视无睹地擦肩而过。

《北京折叠》中所描写的场景正在当下的北京真实地上演,唯一不那么冷酷的是:三个空间的不同阶层,至少在时间面前还处于平等,大家都平等地享受或浪费一天24小时的轮回。

小说中,所有矛盾的起点都在于老刀希望自己的女儿糖糖能够上一所第三空间中比较好的幼儿园,每个月学费要15000元,这部科幻小说中描写的场景几乎完全源于当下的北京:“稍微好一点的幼儿园招生前两天,就有家长带着铺盖卷在幼儿园门口排队,两个家长轮着,一个吃喝拉撒,另一个坐在幼儿园门口等。就这么等上四十多个小时,还不一定能排进去。前面的名额早用钱买断了。”

老刀希望让女儿通过良好的教育,鲤鱼跳龙门,能够有朝一日从第三空间冲到第二空间——这简直就是最朴素的天下父母心了吧。

贫穷,是穷人的原罪。贫穷养育贫穷,因为贫穷治下的环境、教育、见识乃至你能想到的所有资源,都因为贫穷而被限制,被固化,因而输在了“起跑线”上,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马太效应差不多就是这世间最冰冷的规则了。

就像我在很早之前一篇文章中讲的那样:顶级阶层的人生,或者说精英阶层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已经被设定了一个下限,差不到哪里去,他们最糟糕的时候,人生最低点的时候,也就是在山顶上摔个跟头,但也不会滚落到山脚下。这道理残酷而森严:即使山顶上的草,也比平地里白杨站的高,因为它生下来就站在山顶了呀!你充其量对着它吼一句:草!这他妈的不公平!

几年前,我经常去北京一些国际学校做校园活动,屌丝如我,着实被这些国际学校动辄每年25万元人民币的学费惊呆了,这还是小学部,这还算便宜的,这还不包括校车费用和同样高昂的餐费。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北京或上海国际学校的学费,大部分学校的收费都能在互联网上查到。这些学校的招生简章大都明文规定:本校不招收中国国籍的学生。当然,这并不妨碍校内的孩子多半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华人”。

在这种学校,节假日放学时,你要是开个C或者3系,真的都不好意思往停车场里停。放学的时候,各种S和B打头的豪车陆续驶来,GMC或劳斯莱斯是最常见的“接孩子的车”,大部分是专职司机过来接,还有一小部分80后或90后的全职辣妈,开着红色或白色的Porsche,娉婷而夸张地用英语和孩子打着招呼。

这些国际学校有许多北京一流公立学校都闻所未闻的课外课(而对很多北京父母而言,能进入一所公立学校已经很艰难了)。学校中的教育方式,与大洋彼岸的美国或欧洲没什么不同,学校里全英文的交流环境,连保安也一口纽约腔儿。这里的教师不用考虑孩子的升学率问题,因为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心里都清楚:在这里念书的所有孩子,他们的人生道路与99%的中国孩子都不一样,他们大部分都会在初中就选择出国读书,最晚高中也会去美国或欧洲读书了,然后顺理成章地念一所常春藤大学,毕业后在大摩(MorganStanley)或麦肯锡(McKinsey & Company)找一份50万起薪(美金)的工作。

坦白说,去世界顶级公司找工作还是这个阶层孩子中混的差的,更多的是选择进入家族企业历练准备接盘或再创业,还有一少部分孩子早已对金钱产生麻木且厌恶的感觉,他们的选择是在国外成立一个NGO或公益组织,每天穿梭于慈善酒会、艺术品拍卖会和基金会筹款晚宴中,挽救这个操蛋的社会于水火之中。

当一个阶层的父母狼狈地通宵蹲在幼儿园门口的马扎上痛苦而忐忑地排队时,等待另一些孩子的是清洁的空气、高质量的纯外语教学、绿色有机的食物、非富即贵的同班同学,这是另一种人生起点。这一丁点儿都不科幻。

就不说所谓的教学质量和思维理念了吧,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北京冬天雾霾是常态,当你的孩子在冬日北京令人难以忍受的雾霾下做广播体操的时候;另一个阶层的孩子或许在操场上也做同样的动作,但不同的是,这些孩子是在昂贵的防霾设备的保护下,校方一狠心将整个学校的操场的上方都建起了防霾帐篷,孩子们享受着顶级空气过滤设备滤清后的干净空气。

 

这一点都不科幻,北京上海任何一所国际学校中,院墙隔绝的,就是两个阶层的巨大鸿沟,这深不见底的沟壑中,倒映着的是另一个中国。

柴静制作的抗霾纪录片《穹顶之下》,有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空气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对不起,这句话,错了!

 

 

当今社会主要不公之剖析

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体。公平是效率的基础,效率是公平的保障。也就是说公平的机制能带来增效的成果,而效率的提高又会加重“蛋糕”的份量,为公平分配提供物资基础的保障。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二者的关联,能为我们在新时期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启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我们在社会分配中何时优先效率、什么时候又需突显公平,是依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定。离开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物资基础条件来谈二者,抽象定论孰轻孰重不是科学态度,也没有实际意义。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生产力水平长期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难以得到提高,广大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挫伤,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将效率放在突显的位置。当我国进入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实现“中国梦”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因种种原因造成了不少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诱发了腐败滋生的土壤,特别是有些因素已导致有损于大多数民众的人格尊严。此时,公平不但要摆在优先突出的位置,还须视作促进生产力发展、保持社会繁荣稳定、创建和谐社会的“定海神针”,不能有半点含糊与懈待。
当今社会的不公,不仅影响到经济发展和产生人与人间的对立,还是社会安定的重大隐患,必须高度重视和强力疏导,否则将带来灾难性后果。现剖析以下社会上主要存在的一些不公现象:

一、住房不公:随着多年来房价一轮轮飚涨,使其早已远远超出国人购房的经济能力及心理承受范围。买不起房,租不起房的人群日益扩大,孕育了千千万万的“房奴”,成长着一批批“蚁族”队伍,住房难已上升至今日社会影响人群最大,涉及人数最多,激起民怨最深的全民族的热点问题。它起因于上世纪末住房体制改革,因新体制的暇次,加上后来工作中的失误以及纠错机制缺失使其成为了今日民生的第一大难题。

住房不公带来的主要危害有五方面:一是产生了巨大的贫富两级分化;二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三是引发群体性事端的重大诱因;四是危及到人的基本居住生存权的保障;五是破坏人们的创新精神。下面我们逐一分析其危害。

首先是产生了巨大的两级分化;我国公民的财产包括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对于国人来说,有钱后第一选择的置业就是购房,所以房产便是构成国民财富中很重要的资产,往往房产拥有的数量在很大方面体现了财富聚集的多少。在当今高房价的催生下,致使很大一批人群“头无片瓦,脚无寸土”,而少数不法官僚和权贵及“房叔”“房姐”们占据了几十套至上百套的房产,形成了房市中奇高的“尼基”系数,造成了社会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其二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在房地产市场滋生的腐败有两个层面,一为对“公”层面: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收获了巨额的资产,很多地方并没有按增收比例用于民生领域,特别是没有很好地用于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而是体现在为自己修建“楼堂馆所”大行奢靡之风,消耗在了大量的“三公”经费上。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黑箱”操作,为权力官员腐败提供了便利条件。二在隐“私”层面:我国奇形的房市为权钱交易搭建了“美仑美奂”的舞台,为官商“联姻”提供了绝佳的配对。在房市的“围城”里,从高官到办事员生成了不少巨贪,“培育”了行业中最多的超级富豪,表演着眼花僚乱的经适房、保障房变商品房的顶尖“魔术”,演义着精彩“真假悟空”的神灵变身之术。其三引发了大量的群体性极端事件:因官商利益连体,受伤害的必定是百姓。因大量的农用地和拆迁地征用补偿的不公,引发的群体性上访、静坐、斗殴、自焚等极端事件始起彼伏,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和社会的不安。其四是危及到大多数人群的住宿基本生存保障:“居者有其屋”是人们生存的基本条件,因目前的高房价和“富人囤房,穷人无房”极不合理的持房结构,加上政府的公租房又严重缺位,造成了大量的人群既买不起房,也租不起房,过着很不安定的生活,构成危及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其五是破坏了人们的创新精神:由一个占大比例的“房奴”和“蚁族”组成的就业人口队伍,不少人成天花大量时间去思考“房贷”和“还贷”的问题,背负着我明天住在哪里的压力,哪有更多精力去考虑工作呢?创新精神又从何而来?

住房不公产生的根源有二:一是机制弊端;是“土地财政”规则使地方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一边是土地转让巨大的利益诱惑使其深陷房市的利益瓜葛中,另外又要肩负公平公正调控房价的重任。这利益对峙的“双面角色”都得由地方政府来扮演,就是神仙也演不好这“双面角色”,利益的驱驶使地方政府很难做到不踢“假球”、不吹“黑哨”。二是贫富差距和腐败;腐败和贫富差距是一对“孪生兄弟”,贫富差距易滋生腐败,腐败又催生着更大的贫富差距,彼此往返恶性循环。造成的结果是:财富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的是“围城”内的官商利益共同体,“家”底“倾其所有”的“房奴”是圈外的广大老百姓。

点击查看源网页二、社保“双轨制”的不公:所谓社保“双轨制”是企业职工实行由企业和职工本人共同缴纳的“缴费型”统筹制度,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实施的是由国家财政“拨款型”的养老制度。这两种不同的社保体制使得我国养老金标准存在天壤之别。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社会保障绿皮书》和《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调查》,指出现阶段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金最低是200元,最高10000元,上下限最高相差近50倍,“双轨制”是造成其差距的重要原因。“双轨制”有三大危害:一是涉嫌“违宪”;《宪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还明确规定公民之间人人平等,谁也没有特权,更不能超越法律行权。而“双轨制”明显将公民划归为企业和事业不同等级,将官员们归类至“贵族”阶层,把占就业人口绝大多数的企业员工降为了“二等公民”,有损于大多数人的人格尊严。并在没有经过“人大”立法的情况下就予以实施,已有滥用权力和行使特权之嫌。二是造成国民财富二次分配极大的不公;我国的财政收入来源于全民的税收,而最大税源来自企业,企业员工又是创造最大税源的主力军,谁也不能在人民没授权情况下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收入为己谋利。三是对“官本位”体制的利益“固化”;我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群众有血肉相连的联系。各级政府头上都顶着“人民”二字的“桂冠”,全体公务人员都是人民的公仆,既然是血肉相连的一家人关系,又咋能生出“双轨制”的“私生子”?这一没理论基础支撑,二属“DNA”的变异,三是脱离群众,四是培育权贵。所以,“双轨制”的不公不仅体现在官、民养老金收入的差别上,更表露了制定政策的职能部门高高在上的“官本位”特权思想作祟,也是形成今天“官民对立”、“干群紧张”的重要成因。

三、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分配是体现社会公平的重要环节,收入分配公平是建立在劳动者创造财富价值上的收入相对均衡。收入分配公平的精髓应体现在两个基准面上:一是机会公平;二是机制相对公平;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是驱动社会进步的正能量,它能激励人们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机会公平是搭建收入公平的平台:一个蒸蒸日上有希望的社会必须对每一个要求上进的人都要提供均等的机会,知识改变命运,勤奋和能力收获财富是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若是仅靠“拼爹”和“世袭”的不劳而获,这样的社会绝对无任何希望可言。而我们现行的社会,比如一些垄断国企几乎囊括了社会大部分高收入就业岗位,并构筑了“固化层”。还有一些形成了“世袭”的雏型,不依仗权力,只靠自身努力是不可能入内的。这就阻断了有能力无权力想靠努力改变自己命运之人的“梦想”,此“固化层”不破就没有谈收入公平的平台,连机会都不给你,又在哪谈收入公平呢?机制公平是收入公平的保障:所谓机制公平就是建立在公平竟争基础上的市场机制,必须打破垄断才能实现。比如说垄断行业国企,价格它说了算,来钱太容易。而竟争行业的民企特别是中小民企,挣钱非常之难。你让一家中小民营企业与垄断大国企在极不对等条件下去竟争,不是无稽之谈吗?企业不来钱它拿什么去给员工加工资?既使国家出台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还不是画饼充饥。只有打破垄断,让大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去公平竟争,才能谈得上有真正意义的收入公平。

点击查看源网页四、社会资源配置引发的不公:社会资源配置不公主要发生在城乡之间,地域之间,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政府投资的社会服务项目分布差别引起的不公。这里最显眼的就是因教育与医疗分布不均引发的不公,矛盾最集中的还是在教育上。在教育方面最大的不公就是地域间的高考录取标准差距和名校的录取差异。比如说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城市高考录取标准就明显低于其它地区和城市,名校所在地的考生上名校的机会就大大高于外地考生,特别是北京考生上北大、清华的标准要低于不少外地考生,正是这种不公才引发了全国“异地高考”的风波。究其不公根源为:绝大多数名校都是靠国家财政的投入,也就是说他们是用全国纳税人的钱来办学的,并不能将其划归于当地所属名校,他们实质内涵是全国人民的名校。因而进校的标准要一视同仁,不能搞地域岐视,特别是对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清华等高校来说就更不能搞地域岐视了。像美国的哈弗、麻省等世界顶尖大学对世界各国(包含本国)的考生都是一个标准,美国入学还要实行平权法,即按照种族比例招收学生。大学招生也要根据平权法招收一定比例的黑人学生,不能因为黑人学生成绩比其他族裔学生差就不招或少招。这就是中美间教育公平存在的最大差距,也是我们软实力技不如人的“七寸”穴位,要赶超任重道远啊。

五、不同所有制企业遭受国民待遇的不公:这里主要指国企与民企间遭受的国民待遇的不公,它主要体现在因生产资源占有的差距和行政垄断市场以及承载就业人口比例不对等三方面造成的不公。首先是生产资源占有的不公:政府以“国计民生”大网罩住了一些垄断行业国企,将国家的优质公共生产资源(有的是国家战略资源)划归其名下,“两桶油”就是典型代表。并用行业准入许可规定阻止其他企业入内,特别是限制了承载大多数就业人口的民营企业进入,致使国有垄断企业长期获取资源垄断利益。从融资环境看,国企与民企也存很大区别,不论直接还是间接融资国企都快捷便利。而民营企业间接融资困难重重,直接融资门槛又太高,一些民企上市之难犹如“登月工程”,而其间接融资的条件和成本又远远高于国企,不公的融资环境人为地加重了民企的经营成本。其二是由行政垄断市场造成的不公:如金融、电信、电力、自来水(等公共事业企业)等行业,是行政垄断的代表企业。基本上是不允许外人与外资入内的,他们是政府赋予了行政特许权的。因而行业收费、市场定价都是自己说了算,借用政府行政手段获得了垄断利润。其三是国、民企业间承载的就业人口比例悬殊引发的不公:具不完全统计国有企业占有全国60%以上的公共生产资源,却只承载了百分之十几的就业人口(余下的全由民企承担),同时还享受政府的各种补贴和优费政策等,这是典型的“贵族”型企业。如此不对等的企业环境,肯定派生出巨大的企业间国民待遇的不公,这也是造成社会财富“蛋糕”切得极不公平的最重要原因。

点击查看源网页六、人与人竟争的机会不公:这里主要指各行业“潜规则”盛行带来的人与人竟争的机会不公。当今的社会“潜规则”太多,几乎涵盖了各行各业:政府有“潜规则”;演艺圈有“潜规则”;学术界有“潜规则”;企业(特别是垄断国企)有“潜规则”;一个人的成长史无处不见“潜规则”伴随着形影不离。例如:上小学拼户口;上中学拼关系;上大学拼地域;找工作拼父母;职场里拼资历;发财拼特权等;各行业中的“潜规则”大有取代明规则之势遍及方方面面,如:演艺圈新星出名不靠演技靠关系,因而美女们难摆脱“性交易”的纠缠;学术界后人上台阶也得过“钱、色”关;企业、特别的高收入岗位云集的垄断国企“潜规则”就更多了:入门仗权势,工程靠外包;用工是代理;升迁凭关系等;我们常说进政府公务员序列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非常惨烈,还有如同“萝卜招聘”等猫腻,但好怠还有公务员统考,面试等一些明规则可循。然而在一些垄断国企门槛中的“雾霾”就太浓,能见度极低,想成为其正式员工,靠实力、凭能力、无权力门都找不着。“潜规则”带来的是:人与人竟争不再靠能力,获取财富靠的是“世袭”和权力。真所谓“知识改变不了命运,学识抵不过出身”。如不改观会耗尽有志青年的理想与志向,遏杀民族的创新能力,整个社会将走向沉沦。

七、不同人群话语权的不公:这里主要指的是权贵阶层群体与弱势群体的话语权的不公,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向公共媒体表达诉求的机会不公;我们很多公共媒体因利益关系嫌贫爱富,如富人们能为其提供广告、赞助等,有的为利甚至丧失了公允性。因此,喜欢为名人、富人锦上添花,不愿为穷人雪中送碳,成了一些公共媒体的通病。因此,弱势群体的声音很难通过相关媒体表达。二是司法诉求获胜的机会不公;凡稍有点争议的诉讼案,大多数都是富人胜诉。这里最能彰显是金钱的魅力,财富的魔力。三是各级“两会”代表和委员按群体人口比例分布不公,造成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代表、委员比例远低于强势群体。因而他们的议案难有份量,发出的声音也容易淹没,提出的诉求很难响应。

八、贫富阶层之间岐视引发的不公:我国的贫富间岐视严重,许多人嫌贫爱富,如社会上广泛存在的“笑贫不笑娼”就是例证。最大的岐视就是城乡间的岐视,不少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因而造成了农民和农民工在城市里的不公正待遇,无形中引发了城乡对立。还有我国的户籍制度虽在历史上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今天已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节奏了,它事实上造成了城乡及大城市与小城市居民之间的岐视源头,也带来了教育、医疗、就业、事故及失地补偿等一系列的不公。另外一些发了横财的富人们良心泯灭,不把穷人当人看,他们宁肯在澳门赌场一掷万金,为一饱口福挥金如土,也不愿为农民工及时支付工资,不想给被拆迁户以合理补偿,不支持社会慈善福利事业等,这都是因岐视引发的贫富对峙造成的关系紧张之根源。

以上存在的种种社会不公现象,是多种突发事件的诱因,也是食品安全等问题层出不穷的深层原因,还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更是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大敌,党和政府有责任修补和疏导人群间的关系,更要在深化改革中根除体制上的弊端,从源头上清淤疏渠,在制度上防微杜渐,还社会以公平正义,给人民以美好希望。同时,我们人人都责任从自己做起,改掉自身的不良习气,不能恶小而为之,不因善小而不为之。朝前看“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只有上下一心,共同努力才能凝聚全民族的向心力,在“个人梦”“民族梦”“国家梦”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最终才能托起海纳百川的“中国梦”。

志同道合的同志们:“梦”想还未成真,同志仍须努力。


社科院专家:中国民众非仇富而是仇“不公”


“中国在目前这个特殊的发展阶段,一些通过不公平分配得到了巨额社会财富者已经进入巨富或者说豪富阶层,这部分人虽然从数量上来讲不多,但产生的社会影响相当大,带来的社会震荡也比较剧烈。”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张车伟称。他是在中国社科院最新的一项集纳研究——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13年春季报告——作上述表示的。
此项研究以该院副院长李杨为负责人,吸引了该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等众多专家参与。

张车伟关注的领域是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他指出,尽管对于中国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目前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但是中国当前存在着过大的收入差距问题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缺乏再分配手段

自2000年起,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显示收入差距的全国基尼系数,使得观察者只能凭借自己获得的数据进行揣测。时隔多年后,国家统计局又开始公布这一指标,并且给出了逐步收敛的结果。然而,它和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以及社会大众的切身感受还有差距。

19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总结了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先扩大再缩小的倒U形假说。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一假说仍然缺乏严格的经济学理论证明,也没有完全得到经验事实的证实。

张车伟认为,即便“库茨涅兹假说”真的存在,那也不会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必须靠完善的再分配制度来矫正“市场失败”。发达国家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不管美国、日本还是欧盟,基尼系数的下降无不与此相关。然而,作为再分配的主要手段,中国的公共财政无论是从收入还是从支出上看,调整收入差距的功能都显不足。

中国的税收制度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所占比重很低,例如,具有较强再分配功能的个人所得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不足7%,纳税人数占工薪劳动者的比例不足20%。以间接税(增值税、营业税、国内消费税、关税)为主的税收制度使得一般劳动者承担了更高的税负水平,高收入群体承担的税负相对较轻,因此,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在某种程度上和税收制度的“劫贫济富”关系密切。

中国财政用于民生支出比重低,再分配功能弱。在中国的财政支出中,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支出严重不足;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低收入群体受到的保护程度更低;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收入分配功能重视不够,没有充分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目前,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所占比重虽然很大,但转移支付多为项目支出,缺乏调整收入差距的再分配效应。

另外,从社会保障现状看,正规就业者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而低收入群体受到的保护程度较低,社会保障制度不仅缺乏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甚至还具有某种程度的逆向调节倾向。

据此,张车伟认为,与一些国家相比,缺乏再分配手段的调节作用,是中国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且难以下降的主要原因。

不是“仇富”是仇“不公”

张车伟研究的另一个发现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虽然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地步,但当前的收入差距程度既没有超过发达国家历史上曾经达到的水平,也没有超过发展中国家中的最高水平,即使和当前发达国家初次分配后的收入差距相比,也基本上相差无几。

那么,为什么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却在社会上引起极大不满呢?他的答案是,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严重性或者说问题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收入差距扩大本身,这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问题的根源在于收入差距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公平的分配方式引起的。

当社会上出现对富人批判时,一些学者常有中国人“仇富”的论断。然而,在张车伟看来,社会财富或者收入以不合法、不合理或者不透明的途径和方式流入了部分群体或者个人的口袋,这才是引发社会批评的本源。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大量社会财富不断被创造出来,但令人遗憾的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社会财富以不公平的方式被分配,这不仅加大了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而且也是制造社会裂痕的重要根源,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最危险因素。因此,只盯住收入差距问题而不着重解决收入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收入差距即使能够得以缩小,但收入分配问题并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他说。

他举了个例子:在一些国有企业上市、并购等资本化运作中,少数人利用内部消息、关系和权力等不正当手段从中攫取巨额财富;属于全民所有的国家各类矿产资源以很低的价格被少数个人控制,资源开发的巨大利润流入个人口袋;一些国有企业高管人员利用决定薪酬的权力取得高额薪酬等。正是凭借类似的方式,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富或者说豪富阶层。这一阶层的存在,使社会上大多数人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即使中高收入的工薪劳动者也常常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低收入阶层或者弱势群体。

优先堵住分配不公的漏洞

如果病根如此,那么处方是可想而知的。张车伟认为,中国当前优先要做的是消除分配不公,进而完善再分配手段。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般而言,正常市场机制下形成的收入差距具有阶段性和可控性,调节这类收入差距的政策手段也比较明确,一些国家的经验实际上已经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经验:在正常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收入差距,是可以通过完善再分配机制逐步加以改善或者解决的。然而,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既不是发展阶段问题,也不是市场机制建设问题,而是利益格局调整、制度法规建设和执行问题,它并不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自动得以解决。

针对当前土地、矿产资源、国有企业、公共产品等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过程是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来源的状况,他建议,首先要完善土地制度,明晰土地产权,改革集体土地征占用制度,提高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份额,将土地出让金纳入财政预算;其次要建立更加严格的矿产资源使用制度,尽快开征资源税,提高矿产资源使用税标准,建立矿产资源企业的利润分成制度;再次需要完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加强监管,提高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国有企业收益应该尽快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关系到生计、安全的公共事业、自然垄断和战略性资源行业应该谨慎上市。另外,他还强调,需要进一步规范公共产品的资本化运营,对已经收回成本的高速公路、市政交通等企业应当尽快清理整顿,严格监管私人部门进入公共产品领域,降低公共产品服务费用。

原标题:堵住收入分配不公的漏洞


社会风气越来越差的十大原因
一是我们还没有形成最基本的诚信观。喊了多年的诚信,搞了多年的市场经济。然而,在新中国的60年建设中,我们还没有建立最基本的诚信观,或对于诚信还缺乏真正的认识,尤其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本来就十分脆弱的诚信观被西方的道德观冲得无影无踪,就连在街上搀扶一位老人,送受伤者或突发病人去医院都有可能被亲属误会,最后的结果做好事者可能成为掏腰包者,于是,出现了做好人好事要分几步,要有证据,还要有录像,否则,很有可能连法院都不会相信你,见义勇为者流血流泪甚至坐牢,公安人员甚至说出这不是见义勇为者的责任……这其实涉及到我们社会最基本的诚信和良知问题。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建立起诚信观,有了诚信,才有可能有好的社会风气。
二是我们没有树立良好的金钱观。在以钱和权说话的今天,钱是老爷,钱能通神,钱能让好人弯腰,钱能让权力变得扭曲。只要涉及到钱,假话、造假就会铺面而来,友情、亲情也荡然无存,甚至生命也在金钱面前变得不堪一击,权力和法律也会倒向金钱的一方,因为权力和法律是人在执行,所以,只要能弄到钱,下级部门或政府会编着谎言或扩大事实找上面要钱;只要能弄到钱,有些部门就可以把上面的拔款挪作他用;只要能弄到钱,行贿受贿就成为公开的秘密;只要能弄到钱,各种欺诈就能够满天飞;只要能弄到钱,身体也成为一种本钱……

三是我们没有树立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和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国家强大我们才能安定幸福……这些话人人都会讲,但国家是什么?国家其实是个空洞的概念,他是属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是属于13亿人民。所以,国家就成了唐僧肉,谁都想去拿为已用,国家的税收不偷白不偷,国家的钱不贪白不贪,国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如此的想法,哪有依法纳税的商人?哪有为官廉洁的官员?因为偷税者往往成为富翁;贪官往往是官运亨通。

四是我们没有正确的正义观。在我们这个社会,主持正义往往是傻瓜的代名词。所以,见义勇为者是多事,没有谁叫你去做,甚至有公安人员说这不是他们的责任,所以,公开抢劫无人去理睬;有人落水不敢去抢救;看见强奸赶紧躲开……所以,因为正义的举报者往往成为打击报复的对象,甚至丢掉工作、甚至被神经病、甚至坐牢、甚至丢掉生命……所以,我们一方面呼唤包公那样的官员,一方面如果真有廉洁官员往往没有朋友,更没有人向他们喝彩,尤其是很少有提拔的机会……

五是我们没有树立正确的公平观。公平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少有显现,如分配的不平等,一个企业,老总与基层员工的收入差别几十倍、上百倍已不是新闻,甚至上千倍也存在,不是说某企业的老总年收入达到6千多万元,而底层老百姓年收入只不过2万多元,如考公务员,就出现了为某人量身打造的规则,其他人不可能或很少有可能达到这个要求,即使有幸达到这个要求,也要用总总理由推掉他,如某海关的仓库招一个仓库保管员设立的条件,就有嫌疑为某人量身打造;某职位在考试时,虽然有三个名额,但两个缺考,30多分就顺利达到了要求;江西吉安公安系统、西安城管系统甚至出现了考第一名者因为不是原设定之人,竟然以各种理由拒绝他们上班,甚至还要将他们指控为网上通缉犯。在提拔领导干部时,领导的子女往往优先提拔,如山东、河南等地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有句话说得让人心酸:将军的儿子只能当将军,因为元帅自己有儿子,所以,现在底层老百姓很难流到上层。

六是缺乏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我党成长、壮大的法宝,也是多年总结出来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然而,现在,许多部门、单位、机关、企业、甚至各级政府,却很少有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往往成为某位领导的一言堂,几乎所有的制定、规定都是领导的言论,所谓的民主集中制也不过是走形式,走过场。所以,谁上台就听谁的,他的话也就成为了法律,所以,政府、部门、机关、国有企业就成为某个人的了,如此集权下的政府、部门、机关、国有企业,哪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哪有好人生存的空间?

七是以民为本只是口号,没有落到实处。以民为本是各级官员应有的责任,也就是过去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然而,这些都成为了官员的口头禅,只落实在表面上、报告上、文件里、政绩上,就是没有落到实处,老百姓根本没有得到实惠,即使个别老百姓得到了实惠,那也只是政绩的需要、宣传的需要、做表面文章的需要。在一些官员眼里,老百姓并不是他们的主人,他才是老百姓的主人,所有有人说:美国的市长要讨好所有老百姓,而中国所有的老百姓要讨好市长,甚至有些官员比黑社会的老大还要黑,比和珅还要贪,如前几天出现的某“索命书记”,如重庆的文强,如现在的一些“许三多”官员。所以,现在就出现了官民对抗到了很严重的程度,甚至出现某位官员之死竟成了网络上网民的盛宴。

八是财富的高度集中。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国,而能够奢侈的人却不到总人数的1%,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却要节衣缩食、精打细算过日子,而且在物价疯狂上涨的现在,住房、医疗、教育、就业、打官司成为老百姓头上的五座大山。现在,许多老百姓连一日三餐也需要精打细算了。一边是一掷千金、包二奶、二爷,一边是生活困难,不得不去卖淫、不得不沦为二奶、二爷,如此鲜明的对比,要想社会风气能够好转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九是失业率越来越高。要想社会风气文明,前提条件是人人要有工作,而且要有体面的工作,要有较高的收入,这样,人们才有尊严,都有可能讲究礼仪,否则,那只能是一厢情愿。然而,现在的失业率却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没有事做,但这些人要生活啊,所以,偷盗、抢劫、强奸、诈骗就成为扭转社会风气的难题,光靠打击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要让他们享有劳动的权力。

十是我们的法律根本不够严谨。要树立正确的观念,必须要有严谨的法律,然而,虽然我们已有不少的法律,但很少有法律能够做到严谨,往往一部法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一部法律背后往往是有许多与法律背道而驰的解释,最后要领导拍板才能决定,成为领导玩弄权术的东西,而且官员能够用职务顶罪,老百姓只能用身体或生命顶罪,法律面前没有做到人人平等,现在的贪官往往要么被免职了事,如果民愤够大,开除工作,如果罪大恶极,也就是个死缓,这也成了法律对现代官员的公开潜规则。还有,现在的法律往往成为领导恐吓老百姓的保护绳。如在拆迁方面,有些人竟然不认《物权法》,而只认《拆迁条例》,而且有领导喊出了“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口号。

所以,要想社会风气好转,我们的各级官员必须做到以民为本;必须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想方设法减少失业率;必须做到公平、正义、诚信;必须做到财富相对平均,否则,要想社会风气好转,那只能是一句空话!

当今中国社会十大病症
古今中外,万事万物,“两全其美”的好事儿从来不会降临到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个人的头上。二十世纪的中国以及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在她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目睹了最为翻天覆地、最多乾坤巨变的历史时期。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巨变,必然带来社会的巨变、思想的巨变、人心的巨变。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广大民众更是经受了从内到外的更多更深刻的时代的洗礼与蜕变。伴随这种洗礼与蜕变的,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剪不断理还乱的留守与彷徨,也有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强烈冲击与渗透。精髓也好,糟粕也好,都是人类历史在其演变过程中的应有元素,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两个巨轮,历史也只有在不断的矛盾斗争,或留存,或抛弃,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为人类创造更加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中国数千年的物质与精神成果举世公认,源远流长,当然也和任何其他的族群的文明一样,泥沙聚下,有清有浊。纵观当下的中国社会,发扬自己的优良元素,改正自己的不良之处,将大大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修正方向,创造出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独特的灿烂文明。在此总结出目下中国社会的十大病症,以示警醒与鞭策。
病症一,目光短浅,心浮气躁。也许是我们太想发展自己了,太想赶超别人了,我们在从事各种事业和活动的时候,总是缺乏一种持之以恒的态度,总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成功,一夜之间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我们总想走捷径,抄近路,因而缺乏耐心。我们忘记了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古训。一夜暴富,一夜成名,成了无数人,尤其是年轻人的人生理想与目标。只要能富,我们可以忘记祖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教诲,我们把坑蒙拐骗的手法发挥到了极致,我们愿意靠出卖良心赚钱赚名,靠出卖隐私赚钱赚名,靠制造丑闻赚钱赚名。所以,我们总是只能看别人的《动物世界》,因为我们没有耐心像别人那样为了拍摄一部45分钟的纪录片,在极其艰苦危险的条件下,蹲守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病症二,缺乏诚信,轻视信誉。诚信是维系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心理预期。在一个没有诚信的社会里,人们需要付出极高的成本和代价,才能办成一件很小的事情。当人人自闭的时候,当你谁也不信的时候,当人与人之间建起了一堵堵不信任的高墙的时候,社会发展和幸福追求的时间将大大延后,社会进步的脚步将缓慢蹒跚,甚至原地踏步和恶化。看到一个摔倒的老人你不敢去扶一把,因为你怕反被赖上;街上一个残疾的乞讨者你不敢去帮助,因为他或者她的后面有一双眼睛睁盯着你;走进医院你总是心怀狐疑,因为你不知道医生会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感冒,给你开出天价的药物;到集市买一斤油,你总是忐忑不安,因为你不知道那是不是潲水油;想喝一杯豆浆,你会迟疑反复,因为你不清楚那杯里装的,是不是百分之九十都是水龙头里的水。
病症三,死要面子,宁可受罪。这是中国人一个延续了几千年而不衰的传统。“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思想可以说已经侵入到了超多国人的骨髓和血液。大到跨国事务,小到邻里纠纷,都时时处处可以看到“死要面子”的身影。你的车是五万买的,我就要买一辆八万的。房子装修花了五万,非要告诉别人是花了八万。八十元买的衣服,我肯定告诉你是两百八十元。明明是自己无理,却硬是要和对方争个面红耳赤,死不认账。明明知道自己没钱,贷款也要建个三层小楼。明明在一个回收站看门,回去却说在一家大型保安公司上班。等等等等,真可谓是数不胜数,没完没了。幸好,咱中国人早就习以为常,明知是谎言,大家也就心照不宣,哼哼哈哈,权当真实,落个心满意足。凡是遇到求情不成的时候,总是会来上一句“就算看在我的面子上好不好”,或者“瞧不起人不给面子是不是”,别说,这些话有时还真是好使。汉语中有关面子的词语、名言、谚语、俗语、格言等,更是多到没法计数,在此就不啰嗦了。
病症四,盲目跟风,甘做羊群。可以想象,蒙上眼睛,跟着别人往前挤,哪能有好结果呢?盲目跟风的特点,也是中国人世代相传的。这种特点,不仅会让自己迷失在毫无根据的热潮里,更是给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忽悠大多数人的机会,也使得少数人乱中取利有了天然的对象和场所。你炒股赚了钱,我肯定跟上;你要是换成了基金,那我也会拥抱基金。这阵子卖营养口服液赚钱,全国都会在生产和销售营养口服液。今年出了一部赚钱的贺岁片,明年肯定会拍出几十部贺岁片。今年流行看警匪片,所有的电视剧就会都变成警察抓坏人。有一所大学说要把自己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跟着就会有几十上百所大学都会喊出同样的口号。小道消息说股票有可能要涨到七千点,就会有翻一倍的人赶紧掏钱追买六千点。可是失败的次数再多,损失的钱物再多,在伤疤没好之前,我们还是照常跟着别人出发,同样不会去考虑前面是陷阱还是深渊。
病症五,缺乏合作,一盘散沙。三岁的孩子都知道,一根筷子容易折断,而一把筷子就是折不断的浅显道理,可我们就是习惯于单打独斗,孤独前行,总是相信自己一个人的智慧会超过一群人的智慧,总是相信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会超过一群人的力量。不团结、不合作,也不知道怎样团结、怎样合作。因此,房地产商可以将我们各个击破,盆满钵满;跨国公司可以讲我们分而买之,步步为营;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可以顺利进入千万家,让你欲哭无泪;黑心的老板可以威逼利诱、小恩小惠、肆无忌惮;无能的领导可以单独谈话、晓以利害、分而治之、稳坐宝位;这种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也是永远无法列举完毕。我们来假设一下懂得团结和懂得合作的好处吧。如果在一个城市,每个街道有一个购房者团体,再在区里组成一个更大的购房者团体,在市里再组成一个更大的购房者团体,又如果这个团体能够吸纳百分之五十以上,甚至百分之八十的购房者,大家统一组织、统一意见、统一条件,和开发商谈判,坚守自己的价位底线,和开发商周旋到底,那我们还会被开发商忽悠成现在这个惨败的样子吗?
病症六,造假成性,害人害己。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不愿打开电视或者翻阅报纸,因为只要每天多打开几个电视频道或者多翻阅几份报纸,你至少可以找到几十条甚至上百条的造假新闻和事件。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还真的好像已经找不出不可以在前面安个“假”的东西了,不信,你试试。每天,从睁眼醒来,到闭眼睡去,你仔细想想你所看到、听到、读到、用到、吃到、喝到、碰到的一切的一切,有多少是假的?饮食中的假烟假酒、假油假肉、假面假盐,以及假N,当然不用说了。穿衣戴帽中的假名牌假布料、假鞋假帽、假羊毛假科技,以及假N,也不在话下。经济生活中的假数据、假产量、假收入、假价格、假人口、假罚款、假检查,以及假N,也是睁眼就见。文化生活中的假唱、假原创、假作品、假丑闻、假绯闻,以及假N,更是层出不穷。学校生活中的假特长生、假贫困生、假三好生、假作业、假论文、假成绩,以及假N,难以列举。学术生活中的假博士、假教授、假学术论文、假文凭、假项目、假论证,每天都在不断涌现。你要是愿意,还可以继续这个单子。
病症七,藐视科学,缺乏创新。温家宝总理一首《望星空》的诗,让国人感慨万端。只可惜,回过头去,无人再去望星空。科学是一种思维方式,技术只是一种做事的工具,只可惜我们只欢迎技术,而太过冷淡了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指导人类走向正确的方向。中国人只重技术,不重科学,其实是和前面所谈到的目光短浅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只看到眼前,而星空太遥远。我们只要眼前的利益,不想去思考未来。但没有科学,我们就没有发展技术的头脑,没有科学,我们就只能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爬行。同样,因为我们不重视科学,我们不可能有创新,因为创新的基础是科学。科学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一种生存方式。计算机不是我们发明的,互联网不是我们发明的,电话不是我们发明的,手机不是我们发明的,影响人类生活的几乎全部学科都与我们无缘,现代科学几乎都与中国人无缘,诺贝尔奖所奖励的创新成果与我们无缘,这些都是藐视科学的后果,都是不善于创新和发明的后果。但让人想不通的是,从五花八门的诈骗手段来看,中国人绝对是一个聪明绝顶的民族。
病症八,爱心不足,博爱甚少。这里想说的,不是中国人没有爱心,中国人的爱心也是感天动地的。这里说的是中国人的爱心所惠及的范围太窄,缺乏应有的博爱的理念和精神。一个中国留学生杀害一个美国学生,美国学生的母亲写信给中国学生的母亲,说:“虽然你的儿子杀了我的儿子,但你同样失去了你的儿子。我完全理解你此时此刻内心的痛苦,因为我们的悲痛是一样的。希望你重新振作起来,不要悲伤过度。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的孩子在天堂健康幸福。”一个日本的妇女团体可以走上街头,为非洲的饥饿儿童募捐。多少美国的夫妇到发展中国家收养孤儿。一群法国的退休老人为非洲的贫困地区捐款修建水井。一群英国的中学生会为一家国际环保机构贡献自己的假期。这样的爱,这样的延伸至天涯海角的爱,才是博爱、大爱。中国人的爱,基本上都是只对家人的爱,对自己家庭的爱,最多可能会延伸至对朋友的爱、熟人的爱,并且程度会大为降低。所以,我们会高喊着让一个准备跳楼的人赶紧跳,我们会和一个落水的人讨价还价,我们兴高采烈的观赏路人大打出手,我们会在一个人的财物被歹徒抢劫时,面无表情,无动于衷,纹丝不动。大爱无疆,就让我们的爱飞出我们的小天地吧。
病症九,喜随大流,缺乏独立。所谓独立,不仅包括物质金钱的独立,更重要的是思想的独立和精神的独立。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千差万别,所需要的面对生活难题的解决办法当然也是千差万别的。如果缺乏独立的精神,人云亦云,害怕独立,将不可能找到一条很好的解决自己问题的途径。没有独立,你就不会去思考;没有独立,你就不会去面对;没有独立,你就会交出自己的自由;没有独立,你就只有依附。而一个没有自由而只有依附的人,是不可能拥有自我,享受自我的。独立是为了解决自己个人的问题,团结是为了解决群体共同的问题,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我们平时的所见所闻,都要学会独立思考和分析,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挖掘想象背后的原因。唯有如此,自己的双眼才不会被蒙蔽,才不会跟在别人后面受欺骗。唯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才能识别假象,追求真理,守住原则,争取自己的权利,维护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
病症十,崇尚等级,好大喜功。也许是由于受到几千年封建等级社会的影响,中国人对等级特别喜好,特别崇尚。为了争夺某个历史名人的出生地,两个地方可以大打口水战;为了证明自己姓氏的高贵,总会找出自己的家族和某个皇帝的血统有关;只要是个官,不管大小,都喜欢别人称呼他的官衔,而不是亲切的“老王”或者“小王”;为了表现自己有身份,总会到处宣讲自己和某某名人有关系;在大学里却不愿意别人称他为教授或者老师,而是愿意别人叫他“李处”或者“李科”;在一家稍有名气的公司当个跑腿的,面对来访办事的客人,也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还有各种各样的官员和老板那些颐指气使的蛮横行为,就更是难以叙说了。这些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层出不穷。崇尚等级,就是瞧不起自己。崇尚等级,就是贬低自己的人格。崇尚等级,就是给自己寻找枷锁。不甩掉这种封建的等级意识,我们就会永远生活在别人的阴影里。另外,中国人更是喜欢听好听的假话,不愿听难听的真话。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万事都想圆满成功,十全十美。是英雄就不能有半点瑕疵,是狗熊就必定一无是处。总是喜欢将人分成好人和坏人,因此,生活中要么造神仙,要么造魔鬼。凡事不管大小,都沉迷于假大空,表面光,追求热热闹闹、空前盛大、前所未有、某某之最。凡此景象,难以胜举。
不好意思,这世界从来就不公平


有个朋友很擅长唱歌,特别招女孩子喜欢;有个朋友写小说超级厉害,读者粉丝一大群;有个朋友看书特别快,她看过的书我可能一辈子都赶不上;有个朋友长得特别漂亮,她的美生来就是很好的敲门砖……
是的,很多人天生就比我们厉害。

比如我们一起进公司的同事,我是那种脚踏实地的人,写文章一板一眼,一点也不生动活泼,被领导说过很多次,“你写文章是最认真的,可能也是最有深度的,但也是最难看的”。这一度让我挺有挫败感的。但我们有同事就很擅长写轻松幽默搞笑的文字,文字到她手里就像是在写段子,那种风格就是很受欢迎,读者喜欢领导自然也喜欢。

所以,你得承认这世界本来就不公平,甚至没有什么所谓的“公平”。

你觉得你努力工作,就应该得到升职加薪么?不一定。

你觉得你拼命爱一个姑娘,她就应该和你爱她一样爱你么?不一定。

一个人很喜欢画漫画,他就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漫画家么?不一定。

这世界不公平,所以可能你努力一辈子也许都赶不上某些人。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事儿。尤其是可能你努力一辈子都比不上某些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他生来就可能拥有比你一辈子创造的价值还要多。那他要承受道德谴责么?并不。

那是不是我们应该很悲观,既然努力也没结果,那还努力干嘛呢!

不,只有你接受了这种不公平,你才能看清楚你自己是谁,你要去往何处。


天赋和能力是上天给我们的初始值,没办法也许你生来血槽就不是满的,但你得战斗。

比如我觉得可能谁谁的文笔甚至不如我,但是他的小说很快就被杂志采用,很快就开始出版。反过来看自己,我才发现,其实我写小说挺糟糕的,想表达什么就说什么,缺少了一种婉转的巧妙,想象力缺乏,对语言的把握很失控……

所以别人语言可能很朴实,但是对故事的设定就是比我好,这没办法,那点设定就足够胜过我千千万了。

我曾经也经历了很坎坷的一段创作过程,大概就是在找自己。

我想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在工作当中觉得自己总是不得力,做什么事情,努力了很多收获却甚微,觉得自己好像就是瞎忙活,每天做着相同的时期,就这样耗过了一年。这其中或许有个问题,就是也许我们只看到了自己努力,却并没有看到我们的努力方式是不是不对,我们努力的目标是不是不适合我们。

有的人天生比我们优秀,甚至比我们优秀还比我们努力。我们觉得他们能够做到,我们就应该能做到啊!我想说:这真的不一定!

每个人的能力、机遇,以及人脉不同,注定了你没办法和别人一样。

古希腊哲学家克拉底鲁说:人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他想说的是运动和变化,这种运动和变化,可以像蝴蝶效应一样,因为一点点我们和别人的差距被放到无限大。别人擅长人际交往,可能别人就会在那么巧妙的时间点上给领导说了那么一句话,就被领导认为能力出众,他就得打了你可能三年五年的努力都得不到的机会。


那么认清楚自己和别人的差距之后,再来看努力,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没有绝对的公平,但是我们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相对的公平。自己和自己比较,找到自己的目标,找到自己实现的方式,找到自己的路,你才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达到自己最远的彼岸。

先天的优势与劣势只能决定我们出发的位置,一旦找到属于自己的目标,自己的快乐,自己的满足感,你的收获一点也不会比别人差。

我认识一个姑娘,她收入并不高,她也没有太大的追求与野心,对于爱情她不将就,还有期望,每天日子简简单单但却开开心心。她从来没觉得自己要像别人一样,做人上人,这样简单的生活也很好。所以,当别人羡慕慢生活的时候,感叹时间匆忙然后为此忙碌而丢掉了很多东西,错过了很多美好,甚至丧失了健康的时候,那个朋友却根本不用想那些问题,因为她过着的生活就是别人梦寐以求的日子。

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她不会去抱怨自己得到的绝对价值比别人少,但绝对的幸福感却是相同的,甚至她比很多人都要幸福。她没觉得生活对她不公平,她也总是笑笑地面对别人说“年轻时候你就过着老年人的生活”,她觉得,这样并没有什么不好啊!

还有个朋友,他深处困境中,感觉处处不顺。情绪积压到爆发之后,他突然像是想通了。面面俱到的想要做好,无非是给自己增加压力,他根本就没办法面面俱到。他反而放轻松了,列了一个表格,把事情按照轻重缓急排名,重要的、急需解决的放在前面,剩下的依次往后排。然后他按照表格慢慢地去解决那些事情,后来反而一件件地都得到了解决,没有解决的一些,都是他现阶段能力确实达不到的,他需要很长时间战斗的,这就成了他长期需要攻克的东西。

一件件实现那些目标之后,不断的快感注入,他很久都没有感受到那种情绪积压,让他几近崩溃的状态了。


世界是平的,但世界也是不公平的,没办法整齐划一。就像中学时候赛跑一样,如果你的心里眼里只有自己,只有自己的目的地,你可以很快地到达,但是往往很多时候,我们会歪过脑袋看我们跑道上一起奔跑的人。

——哎呀,他超过了我,怎么办?

——哈哈哈,我还遥遥领先,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脚步。

当我们的目标变成参考别人的时候,我们已经迷失了方向。所以左右环顾他人的跑步运动员,注定要失败。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你没办法在别人的身上找到自己的目标和方向。

你就是你,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

你的目标就是你的目标,唯一符合你的目标。

你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成功失败还是咬牙坚持,都与他人无关。

不要一天瞎看别人,更不要带着负面情绪抱怨不公平,这世界就是这样的,你抱怨不抱怨它都在那里,不来不去。比不过别人是正常的事儿,失败了也不是丢人的事儿,你知道,梦想从来都怕咬牙坚持的傻逼。梦想的这小东西很美好,但它只属于你自己。

人民日报谈社会不公现象:何时办事不求人?
去特权观念 树规则意识(读者论坛)
现实生活中,办事必求人成了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许多求人者和受托者其实都很无奈,但似乎又无解。
归根结底,办事必求人,是特权意识在众多社会成员中的反映,是规则意识缺失的社会反映。从求人者的动机来分析,一是希望通过求人把不符合规则的事办成;二是希望通过求人把需要排队的事抢先办成;三是担心自己正当的事会受别人求人的关联影响。而从受托者的动机来看,一是身处人情关系社会之中,求人与受托是相互关联的,此时受托为人办事,是为了彼时求人办事;二是身为窗口办事人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受托办事也在自由裁量范围之内,没有违纪违法成本和风险;三是受托办事,没有损害他人利益(实质上损害了非特定他人的利益),心安理得。
笔者认为,应当根据上述成因来讨论对策。一是窗口部门的办事规则和程序,应当尽可能简单便利,使得求人办事的效率反而不如不求人;二是所有办事部门应当明文规定,“凡是受托为亲友办事的工作人员一律受纪律追究”。有了明确的规定,受托者也就拥有了拒绝求人者的正当理由,也是对受托者的一个风险成本约束;三是对于受托所办事项存在程序瑕疵的,一经举报查实,应认定为无效力,并公之于众。以此作为喜好办事求人的风险成本约束,也使喜好办事求人者成为社会负面评价对象。
修复“破窗” 人人有责(读者论坛)

办事为何要求人?因求人者有需求。求人的对象主要为掌握着大大小小权力和资源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求人者对办某件事的要求、程序不熟悉,办理结果及时限无法预知。在提交办事材料时,审核人员行使自由裁量权有一定的空间,正所谓“帮你办可找许多理由,拒绝办只需一条理由”,求人了就容易过关。按原则不可办或正常渠道没法办的事情,求人打打擦边球,事情往往就真办成了。在有竞争的情形下,求人往往能抢占先机,获得利益。
但是,办事求人使得人际关系复杂化,原本按制度、规矩办变成了求人办,守规则者无助,钻空子者得利,伤害群众感情,破坏社会公平,损害社会公信力,扰乱社会正常秩序,增加社会运行成本,还易引发“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形成寻租空间,滋生社会腐败。
求人背后,是不求人不好办事或办不成事的怪现状。因此,治理求人之风,最根本还是从法治政府的建设入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政府依法行政,公众依法办事,就能从根本上减少求人现象。

 

制度“松紧带”造成社会不公(金台视线·何时办事不求人④)
明明是乡政府工作人员将一老人家养老保险证上的姓打错了,老人家在家人的陪同下拿着身份证去要求改,工作人员却冷冰冰地说不行,非要对方去村里开个“你就是你”的证明。且不说这规定本身合不合理,可转身来个熟人,要求给其亲戚被弄错的名字改过来,工作人员二话不说满腔热情立马就改,“走程序”的事提都不提。
今天读者来信中讲述的经历,可以说是当今社会现实的一个缩影,相信许多人都遭遇过类似的事情,而且很可能扮演过其中的角色——被拒者、求人者、被求者、疏通关系者……
我国并不是缺少规章制度的国家(你到任何一个政府机关特别是政务大厅,规章制度都常挂在墙上或工作人员的嘴上),缺少的是规章制度的约束力,亦即对规章制度的执行力。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规章制度往往是“松紧带”——其弹性之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种弹性,使一些人尝过不少甜头,也使太多的人吃过太多的苦头。
稍作观察便可发现,许多部门的规章制度似乎只是用来约束甚至苛求普通人、陌生人的,而对有钱、有权、有势者,对关系人、亲朋好友等熟人,则往往“不是问题”,特别是在上级领导或种种“好处”面前,许多规章制度或即刻遁形,或总能被“变通”。
为何本应一板一眼的规章制度却如此“弹力十足”?除了长久以来形成的“官本位”、特权意识、熟人社会、人情社会等因素外,许多部门、岗位的公职人员,不仅是领导干部,很多时候就是直接办事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且缺少监督,也是重要原因。事实上,许多部门的规章制度都是大而化之、笼统含糊的,不明确、不细致、不具体,即使明确、细致、具体,也往往因对执行者、执行情况缺少切实有力的监督与问责而形同虚设。因为自由裁量权大且无有力监督,部门领导、具体经办人就有了很大的辗转腾挪的操作空间;因为有利可图,有空可钻,有机可乘,权力寻租、潜规则等暗流涌动就不可避免,求人与被求之事,权钱交易、利益输送、人情输送等又怎能遏制得住?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巨贪“苍蝇”,办事求人现象经久不衰,皆暴露出“松紧带”制度的巨大漏洞与弊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百姓之所以办事难,难就难在其办事的时候,常常被视为“紧”的对象、“卡”的对象、约束的对象,而对一些有权有势有钱有关系者,办事人员却常网开一面甚至门洞大开,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公已成当今一大社会问题。自古以来,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机会的不均等、待遇的不公平造成的社会心理失衡更是社会的一大隐患。
因此,如何在减政放权的同时,缩减权力部门、领导干部、公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确立法律、规章制度的权威性、严肃性,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有章必循、违法违章必究,是解决办事求人问题的必破之题。
不熟须“走程序” 熟人立马就办(读者聚焦)
父亲拿回来的养老保险证上出现姓名错误,“徐”被错写成“陈”。父亲是个急性子,本来就患有精神分裂症,看到工作人员犯了如此错误,非常生气,马上就要到乡政府找人帮他改过来。考虑到父亲的身体状况,我陪他去了。
“你好,请帮我父亲修改一下资料,他本姓徐,老年保险证上打印成‘陈’了。”乡政府工作人员抬头瞟了我一眼:“领证的时候为什么不看清楚?”“是我父亲来领的,他眼神不太好使,没仔细看,不好意思,麻烦你帮他改一下。”虽然工作人员态度冷淡,我还是一脸笑容地对她,并让父亲掏出身份证,证明他们把姓名搞错了。
“光身份证证明不了,需要到生产队和村上开证明来才行。”工作人员冷冰冰地说。本以为他们会为自己的失误感到脸红,没想到却提出如此条件。
“身份证都证明不了,开个证明就可以证明得了?同志,这可是你们不仔细给我搞错的啊。”父亲有些不悦地说。
“不管是谁搞错的,都要经过这个程序。再说了,改不改过来也没关系,一月几十块钱的养老金凭证就可以领。下一位……”她的话噎得我哑口无言。“要是别人把你的姓改了,你也会忘了你们祖宗认了算了?”父亲气得脸红脖子粗。考虑到来回好几公里路程,等开好证明再来时工作人员早已经下班。我决定先在一旁等工作人员空闲下来再和她讲讲。
“小王,你们把我姐夫的名字弄错了,最后一个字‘宇’,你们搞成‘宁’了。”一位看起来像干部模样的男子直接走到工作人员面前。只见工作人员一脸媚笑,赶紧将名字改了。
看是熟人,不用证明就给改了,对陌生人却要严格“讲程序”。乡里工作人员如此办事,还有公正可言吗?
四川成都市 徐秀云
用制度约束就医“走后门”(读者聚焦)
有位同学在市区一家医院工作,因为工作性质相同,我们经常交流经验。最近,他苦恼地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情:他的一位朋友,因头疼想找神经内科专家诊疗,挂了专家号。他到导医台询问护士还要等多长时间轮到自己,护士告诉他,前面还有10多位患者,要耐心等待。他不想排队等候,就找到我这位同学。同学领着他找了专家,很快就看完了,没有排队。很多患者来得很早,等候时间很长,看到后来的却先看完了,极为不满,便与出门诊的专家“理论”,导致秩序混乱。
有患者将此事投诉到医院的行风办公室。结果,院方按照医院规章制度对我同学给予500元的处罚,并在医院网站通报批评,同时取消其该年度的一切评优活动。我同学觉得这种事很不光彩,再有熟人朋友托他看病时,他就把医院的制度讲给他们听,委婉谢绝,让他们自己排队等候。
托关系看病是由于医院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有的医院没有这方面的制度,有的虽有制度但流于形式,没有约束力。要刹住就医托关系走后门之风,必须从健全医院的规章制度开始,明令禁止开后门、走关系,且严格执行,一旦发现违规者,严格依规处罚,决不姑息。

实行阳光招生 上学不用求人(读者聚焦)
由于在机关工作,每年到暑期,不断有亲戚朋友因为小孩上学的事,要我帮忙找人。帮这个忙吧,要不断地与教育局、学校联系沟通,身累心累;不帮这个忙吧,亲朋好友都责怪,说不近人情是轻的,有的还到家里责骂。而且,整个社会都一样,找到人就能到好学校上学,找不到人就只有就近入学,现实逼得大家都去求人。
2013年,淮北市委、市政府取消“条子生”,规定各级领导不允许为任何学生择校写条子,所有学生一律按划定的片区就近免试入学。招生结束后,各学校还要把招生结果包括学生姓名、户籍和家庭住址在网络媒体和学校公示栏及时向社会和家长公告。如有异议,可以投诉、举报。
由于实行阳光招生,家长和社会可以监督,一下子就杜绝了“条子生”、关系生。开始有人不相信,还是到处找关系,但在实际操作中发现,关系确实不顶用了,渐渐地大家也不找关系了。
安徽淮北市 程荣华
制度不一样 苦了办事人(读者聚焦)
我原本在市里上班,后因换工作到了下面县里。我以为,两个地方同在一个市,养老保险也是同一账号,无非就是一地暂停,另一地续费就行了。但办理时才知道,首先要在原地办理转出,再在新地办理转入,而且双方要求还不一样,一方只给了转出关系证明,另一方接收却要详尽地列出保险缴纳清单。
我实在受不了两地推诿,只好找了熟人帮忙。熟人一出面,仿佛什么都不是问题,还是那张转出关系证明,很容易就办好了保险转入手续。
其实,这事我原本不想求人。可同在一个市里,却有不一样的程序、制度,时间精力都耗不起。我想知道,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什么时候才能打破区域壁垒、发挥信息共享的作用?办事者怎样才能获得全面准确、第一手的制度流程?为什么各地不能按照同样制度流程执行?这些问题不解决,办事者就会麻烦不断,求人之事就很难避免。
湖南安乡县 王一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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