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入党的曲折历程

风清扬斈 3年前 (2016-08-24) 历史札记 843 0

  

  1981年5月29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就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病情,向全国人民发布第十一号《病情公告》,内称:“宋庆龄名誉主席28日晚9时发生咽部黏膜大出血,呼吸困难。虽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继又发生肺水肿,病情危笃。”就在这个公告发布不久,患病多时的宋庆龄在北京后海寓所陷入深度昏迷,于29日晚8时18分走完了她漫长而伟大的人生旅程。

  新中国成立后

  宋庆龄曾经两次提出入党

  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次紧急会议上,讨论通过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就此发出了《关于接收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份《决定》中,中共中央称宋庆龄此前曾经“多次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么,宋庆龄究竟是何时要求加入共产党,又为何长期没有解决加入组织的问题呢?

  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来自她多年对共产党的敬仰,特别是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真挚情感。早在1927年4月,她与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等人在汉口联合发表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通电,那一时期,宋庆龄就已经看到毛泽东等中共人士才是中国未来的救星和希望。1949年夏,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亲笔写信,委派邓颖超等前往上海敦请宋庆龄北上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北京对宋庆龄而言,无疑是她的伤心之地。1925年与宋庆龄感情至深的孙中山就在北京病逝,因此当接到毛泽东邀请她北上的来信时,宋庆龄曾一度踌躇。直到6月30日出席中共华东局在上海逸园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后,宋庆龄才毅然决定前往北平。毛泽东闻知宋庆龄将要赴北平的消息非常振奋,当即决定与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亲往前门车站迎接她的到来。毛泽东此举让宋庆龄十分感动。宋庆龄在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以后,暂且住在方巾巷一座宅子里。这期间她通过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友好合作,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敬佩与日俱增。

  1950年3月,宋庆龄第一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谈到她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与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同时也表达了多年向往加入共产党的心情。这封信被视为宋庆龄首次向中共中央表达加入组织的愿望。中共中央在收到宋庆龄的信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从当时党的最高利益考虑,暂未作明确答复。

  1952年10月,宋庆龄认为前信请求入党的意思并未表达清楚,于是决定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坦率地谈到了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毛泽东对宋庆龄恳切入党的两次来信甚为感动。毛泽东决定找宋庆龄谈一次。他对宋庆龄真诚地表示:“庆龄同志,你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曾经是我和中国共产党敬爱的偶像。你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光荣。因为你在政治上是完全够格的。在革命战争的时期,实际上你已经是我党优秀的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有些事情我们党内的同志做不好,你做却很合适。我在党内已经说了:党的高级干部都要向宋庆龄同志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指沈钧儒)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宋庆龄入党的问题就这样暂时被搁置下来。

  事实上,宋庆龄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经要求加入共产党,并且还得到了批准,只不过那一次她走了弯路。

  宋庆龄确曾加入过共产党

  关于宋庆龄早在20世纪30年代要求加入共产党一事,多年来始终是中共党史研究者们争论不休的话题。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以后,保存在莫斯科的大量早期共产国际秘密档案开始渐次被解密。2005年,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向研究者公布了一批涉及中共的历史文献。其中有一份与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有关的秘密报告。该报告的执笔人亚历山大·彼德罗夫是20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秘密派往中国上海的代表。在该研究中心解密的全宗档案第224卷中,有一份长达万言的《中国问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彼德罗夫在《报告》的最后一部分说:中国共产党南方城市的地下活动处于白色恐怖的威胁之下,特别是上海的秘密斗争更加艰难。不断有中共党员被投入监狱的消息传出,有的组织刚刚转移到新址,就因叛徒出卖再遭破坏。在《报告》中,彼德罗夫特别提到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从欧洲返回以后的处境:在蒋介石随时有暗杀威胁的形势下,仍在严酷环境下从事秘密斗争。彼德罗夫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这位共产国际代表承认宋庆龄是中共的地下党员。他写道:“孙新林(宋庆龄)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系指彼德罗夫之前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收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世界反帝反资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公开的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

  这位共产国际派驻代表在《报告》中提及宋庆龄在上海的活动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表明了三个重要的问题: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宋庆龄就已经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了;二、宋庆龄入党是此前由另一位共产国际派往上海的政治代表同意并发展的;三、发展和吸收宋庆龄为共产党员是错误的。在这位派驻代表的眼中,宋庆龄虽然“是个好同志”又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世界反帝反资大会”,可是他同时对宋的入党感到忧虑。彼德罗夫认为:宋庆龄的党员身份一旦暴露,必将不利于这位著名社会活动家在中国参与支持共产国际的革命活动。《报告》据此指出:如果宋庆龄加入了共产党,那么“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解密了“宋庆龄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是共产党员”的文献以后,举世皆惊。由于彼德罗夫给共产国际的《中国问题报告》写于1933年,因此中共党史研究者进一步推测,宋庆龄的入党时间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还有人认为,宋庆龄加入共产党的时间甚至要更早一些。

  能够证实宋庆龄20世纪30年代初加入共产党的最有力证据,当是与孙中山、宋庆龄有着特殊关系的何香凝之子廖承志的回忆。1981年廖承志在公开发表的《回忆宋庆龄》一文中说过一段话,从中可以看出宋庆龄早年确与共产党有着组织上的联系。廖承志说:1933年他因叛徒出卖,和共产党人罗登贤、陈赓等人一起被上海工部局逮捕拘押,宋庆龄闻讯主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执委会开会,研究营救办法。为造成声势,宋庆龄还就此发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 给国民党施压。几天后,廖承志等经宋庆龄等人营救出狱。一天,刚从监狱获释不久的廖承志,在母亲何香凝家中见到前来探望他的宋庆龄。当房间里只有宋庆龄和廖承志两人时,宋庆龄悄悄地对廖承志说:“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廖承志当时非常意外,此前他只知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与母亲何香凝关系密切,同时也是他此次得以出狱的三个担保人(柳亚子、经普椿父亲和宋庆龄)之一。但廖承志并不知宋庆龄与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因此他对宋所说的“最高方面”茫然不解。直至宋庆龄解释这“最高方面”就是“共产国际”时,廖承志才恍然意识到,宋庆龄已经与共产国际发生了秘密接触。据廖承志回忆,当他意识到宋庆龄是代表党的组织来与他接触后,才开始如实报告他在狱中的情况。当时宋庆龄说:“我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廖承志对宋庆龄提的问题果断作答,并当即表示:“第一,目前在上海继续坚持斗争恐怕有困难,我自己准备到苏区去;第二,叛徒名单我马上就可以写给你。”宋庆龄当时十分高兴,叮嘱廖说:“好,只有10分钟。”

  廖承志的回忆可以进一步证实,宋庆龄1933年曾经代表共产国际前来母亲家中向他索要党内叛徒的名单。从这一点可见,宋庆龄当时确已在为地下党进行工作。当然,那时的宋庆龄参加的共产党,究竟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廖承志也不十分清楚。不过她所称的共产国际,显然与中国共产党有着毋庸置疑的关联。

  据抗战时期中共上海市委地下党员李云,在宋庆龄病逝后发表的《回忆宋庆龄》 中透露:1937年,她奉地下党的指示前往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宋宅,与宋庆龄秘密联络。李云在与宋庆龄的多次接触中,宋庆龄曾多次露出她对中共的好感。一次,宋庆龄颇为机密地向李云询问:“我现在算不算共产党员?”面对这样严肃的问题,作为普通党员的李云当然无法作答。她当即表示:“我回去问问。”不久,李云请示了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当她再来宋宅时,就按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郑重答复宋庆龄说:“你和共产党员一样!”宋庆龄听到中共上海市委这一答复后,十分兴奋。

  李云代表中共上海市委答复的“你和共产党员一样”,这无疑说明当时的宋庆龄还不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那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当代历史研究机构解密的文件中,为什么称宋庆龄“是个好同志……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统观以上历史史实,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宋庆龄当时在上海加入共产党,并不是经过中共上海市委批准的,而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参加的。因此,直到1937年宋庆龄仍然对自己参加的党组织持有疑虑,这也就是为什么她在1949年以后仍然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第三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入党申请

  1957年4月28日,宋庆龄向当时正在上海的刘少奇当面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第三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入党申请。

  刘少奇回京后就宋庆龄要求入党一事,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政治局对此也相当重视,并就此事进行了讨论研究。中央领导同志对宋庆龄的入党要求都给予赞扬与肯定,特别是毛泽东对此事更为认真。他知道这是宋庆龄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第三次郑重申请了。中共中央对宋庆龄靠近中国共产党的多年夙愿历来持积极欢迎的态度,虽然一时不能吸收她入党,却早就把宋庆龄视若党的一员。早在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时,毛泽东就提议请宋庆龄作为特邀代表出席。这表明中共事实上已把这位党外杰出革命家看成同志和挚友。此次讨论宋庆龄的入党问题,多数政治局委员倾向于吸收她入党。然而在权衡宋庆龄入党对党的事业得失之后,毛泽东则更倾向于宋庆龄继续留在党外。这样更加便于宋庆龄为党工作。

  因此,在中央政治局就此事达成一致意见后,毛泽东委派刘少奇和周恩来一起前往上海,向宋庆龄传达中共中央的意见。

  1981年春,88岁高龄的宋庆龄被确诊患上了慢性白血病。当宋庆龄病危的消息传来时,邓小平于5月16日上午再次来到宋庆龄的榻前探望。此前一天,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已作出接收宋庆龄为正式党员的决议。邓小平向病床上的宋庆龄表示祝贺。此前,邓颖超、彭真、华国锋、宋任穷和廖承志等也相继走进宋庆龄的病室,对她在生命最后时刻加入共产党表达了由衷的祝福。宋庆龄频频点头,她已不能说话。

  5月16日下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京举行了第十八次会议。会议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建议,通过并公布了《关于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的决定》。摘自《党史博览》 窦应泰

宋庆龄晚年被入党以后说:“不勉强吧!”

作者:何方

1994年11月,书记处审查通过了党史编委会整理的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
邓小平批示:还是要去伪存真,敢于修正不实之处。
陈云批示:宋庆龄的品质高贵,在于信仰始终如一,爱国、爱民、爱和平。不做违心事,不讲违心话。要尊重她这一点。

材料内容提要:

宋1950年3月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入党,52年10月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求。毛对宋说:“你在政治上完全够格,在革命战争的岁月,实际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们做不好,你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你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

1955年11月,宋给毛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1957年宋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 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从1958年起,宋曾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党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做工作, 宋只得继续参加。

1959年4月,宋在人大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宋先后两次推辞:“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才挂个名,作个样子,对国家不利。”提议由李富春或乌兰夫担任。

宋任国家副主席,是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议的,政治局讨论时,21人中18人赞成,3人反对,反对者是:毛、林彪、康生。

当时毛发言:“宋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

文革期间,宋先后给毛和党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67年8月、69 年11月、76 年6月,宋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 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七封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 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1970年3月,毛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传达时他们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宋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于是宋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

1980年11月,宋给党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 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19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医院转告宋,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宋听后微笑说:“不勉强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

胡、李问宋还有什么要求,她提了两点:“我死后还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储蓄,办个福利基金。”

 


宋庆龄“被入党”?谣言止于读史者

资深宋氏研究者/刘文进

 

“被入党”、“不勉强”——最近不知因何网上又掀起一股“宋庆龄热”。

不过,这回的“热”,有点邪乎,尽是些信口胡编的谎话,刘文进研究宋庆龄近10年(从上世纪最后一年算起),觉得这次的谣言造得实在有些低级不堪。

宋庆龄同志是“被入党”的吗?

请看当事人王光美的回忆:

1981年5月15日晨,宋庆龄体温下降(此前一直发烧),神志清醒。王光美匆匆赶来探望。

宋庆龄在病榻上与王光美进行了交谈,这是她们之间最后一次谈心。王光美说:"毛主席、刘少奇和周总理都对你有很高的评价,我昨天去拜访过总书记胡耀邦,他也一样。记得你曾提出要求入党,不知现在是否还是这样想法?"宋庆龄点了点头,表示肯定。王光美又接连重复了三遍,宋庆龄都明确表示肯定。王光美随即电话告知胡耀邦。胡耀邦即表示:“我这就处理此事。”(见王光美:《永恒的纪念》,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92页;佐证的有《杜述周回忆材料》,杜述周时任宋庆龄秘书。)

王光美为什么会询问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儿?因为她在听到宋庆龄病危的消息后想起了一件往事:1957年,宋庆龄曾当她的面向刘少奇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刘少奇通知宋庆龄:中央认为她留在党外对革命的作用更大一些。这件事情的整个经过,王光美都在场。她对当时宋庆龄听到“暂时留在党外”的回复后失望并眼泪汪汪的样子印象极其深刻。

帮助临终之前的老人了却凭生所愿,是中国人也是世人常情。

 


宋庆龄与王光美、刘少奇夫妇是一生的朋友加同志

1981年5月16日上午9时50分,邓颖超前来寓所探望。10时13分,彭真夫妇前来寓所探望。邓颖超、彭真是代表党和政府前来探望。他们告诉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您长期以来的宿愿,党正在考虑您的入党请求。宋庆龄高兴地说:“好,好。”声音虽然微弱,但十分清晰。(邓颖超:《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载《宋庆龄纪念集》,第61-62页)下午,邓小平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会上一致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人民日报》1981年5月16日。)

当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受党中央委托,前来北京寓所,通报中央政治局的一致决定。

 

图为在卧室的床前,廖承志握着宋庆龄的手激动地说:“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党中央已经庄严决定接收您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宋庆龄在哪儿说了“不勉强”?

一篇打着“革命前辈、党史学者”头衔署名何某的《宋庆龄晚年说,“不勉强吧!”》!(又名《宋庆龄如是说》)文章中说“19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医院转告宋,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宋听后微笑说:‘不勉强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

刘文进读后,不禁想问此文的作者及传播者:你们所说的胡耀邦、李先念到的是哪个医院?他们又是在哪儿回忆了当时见宋的具体情景?事实是当时宋庆龄的医疗抢救工作一直在其北京寓所(后海北沿46号)内进行,党中央想尽一切办法,把全国的医疗专家都集中起来,中央保健委员会的特别医疗小组,进驻到了她家里,由北京医院吴尉然院长主持工作。(详见时任上海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负责宋庆龄生前的后勤保障管理工作的李家炽同志回忆:《我所知道的宋庆龄生前身后事》:http://www.80075.com/ShiChangYingXiao/20080318/321485-1.shtml)。

 

拜托不负责任的作者,以后多读点相关历史,别信破绽百出的网文!

匆匆写于2009-12-23深夜
 

36年毛泽东向宋庆龄借款 险害她暴露党员身份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1936年3月,应毛泽东的请求,宋庆龄派去了美国医生马海德;6月又派去美国记者斯诺。11月,毛泽东又向宋庆龄借了5万美元。为了这5万美元,宋庆龄的身份差点暴露。在宋庆龄1937年1月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最高领导王明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同志: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由此可以看出,王明是知道宋庆龄共产党员身份的人之一。

 

毛泽东与宋庆龄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周幼马,原题为:毛泽东曾向宋庆龄借款5万美元害其差点暴露共产党员身份

宋庆龄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员一样,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去战斗的先进分子。由于共产国际和宋庆龄本人的警惕性都非常高,宋庆龄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

30年代初期,宋庆龄曾解救出陈赓、廖承志、陈独秀等许多中共要人和革命者。1936年初,冯雪峰到上海领导地下党工作,宋庆龄请冯雪峰和潘汉年派一位中共党员在自己身边做秘书,负责她和中共地下党之间的联系,传递她为中共提供的南京国民党高层的情报。中共派来了李云同志。

潘汉年是中共地下党的著名领导人之一,他在1937年对宋庆龄有过这样的评价:“孙夫人坚定不移地与我党合作,她用她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据李云回忆,地下党由于电台被破获,无法和陕北的毛泽东及中央红军取得联系。宋庆龄帮助找来了张学良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并提供路费,地下党派号称“红色牧师”的董健吾前往陕北,由此接通了上海地下党和陕北红军的联系。

1936年3月,应毛泽东的请求,宋庆龄派去了美国医生马海德;6月又派去美国记者斯诺。11月,毛泽东又向宋庆龄借了5万美元。为了这5万美元,宋庆龄的身份差点暴露。在宋庆龄1937年1月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最高领导王明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同志: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由此可以看出,王明是知道宋庆龄共产党员身份的人之一。

宋庆龄入党后,共产国际为宋庆龄提供充足的经费,还派了美国人史沫特莱做她的英文秘书,后来又派奥地利人魏璐诗女士来协助工作。史沫特莱和魏璐诗都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宋庆龄靠她俩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魏璐诗和宋庆龄保持了终生的友谊。魏在中国去世后,在宋庆龄基金会主席黄华及其夫人何理良的帮助下,魏璐诗的墓地建在了宋庆龄陵园,位于宋庆龄墓地东20米处。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为了躲避日军战火,带着秘书李云由上海到了香港。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始,宋庆龄的工作重点由地下转向公开,继续支持帮助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的军民。从此,宋庆龄的共产党员档案锁在莫斯科苏共中央厚厚的保险柜里,70年后才得以解密。

我父亲在世时,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没有提到你?”父亲向我解释说:“我是秘密到陕北参加红军的。一旦斯诺的书公开出版,就会影响我在上海的中国朋友的安全。”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说的“上海的中国朋友”就是宋庆龄。父亲当时就知道宋庆龄和共产党来往密切:她经常安排“一些人”在我父亲的诊所开会,还曾让父亲协助她买大量的医药器材送给苏区,并护送中共要员出国。后来,她又把我父亲送去参加红军,为陕北的军民治病。

年仅26岁的美国人马海德,之所以在参加红军半年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和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宋庆龄言传身教分不开。父亲革命的一生,源于共产党员宋庆龄同志的帮助和指引,我们永远感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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