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三策》(原文、译文和评论)

风清扬斈 4年前 (2015-03-26) 历史札记 267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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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40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馀人。广川董仲舒对曰: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敝,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乎!”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縻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秦灭先圣之道,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遗毒馀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扞,烂熟如此之甚者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馀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义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趋利无耻,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夫不素养士而求贤,譬犹不琢玉而不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王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谬,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巨,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虖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馀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一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其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虖!此民之所以嚣嚣若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天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脧,寖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民不乐生,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无可为者也。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者皆师尊之。及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

以上即是所谓《天人三策》,但司马光对其进行了删减。按《汉书》记载,《天人三策》是汉武帝的三问和董仲舒的三答。汉武帝第一问是问人性的本质是什么和怎样得到上帝的授权。董仲舒的回答是人性的本质是由君到四方远近的神旨的传达。这一答删减后就是上述第一段。汉武帝第二问是为什么有尧的有为和舜的无为的矛盾、周的文化的繁荣与禹的俭朴的矛盾、好的官员与坏的官员同时存在的矛盾。董仲舒的回答是教育就足以解决上述矛盾。这一答经过删减后就是上述的第二段。汉武帝的第三问是为什么三代的治国思想不一样。董仲舒的回答是天性完整人性不足。这一答经过删减后就是上述的第三、四、五段。董仲舒的每一次回答都是初看答非所问,细看则是说一件事就回答几个问题。这与他长期从事《春秋公羊传》的学习和研究,思维上习惯于概括性和完整性有关。从汉武帝的问题可以看出,一方面他还只是一个十七岁的青年,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另一方面当时的朝廷对他所提的那些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这反映出秦朝的文化灭绝政策以来,汉初朝廷的理论水平比起周朝来不是进步而是退化。这些儒生对再深奥的哲学问题都拿得出较为可行的答案,相当务实的汉朝朝廷对此理所当然地承认儒生确实有本事。正是儒教的务实作风导致了它成为思想界的主流,这不是一个立意于罢黜什么和尊什么的问题,而是谁有本事谁来做的实际情况。《天人三策》的三问三答看起来就像一个渴望知识的后生请教一个学有所成的智者,这里面可以看出董仲舒高屋建瓴的理论水平和汉武帝超人的智商。一个十七岁的青年能够提出上述问题,固然与他的帝王身份有关,也反映出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只知道酒色和围猎的贵族青年。正是在汉武帝时期,《五经》陆续从民间涌现出来。这三问三答有什么意义呢?自秦朝以来一百年的时间,中国社会的文化程度处于较低的状态。自《天人三策》以后,汉朝的文化出现蒸蒸日上的情况,有的方面所达到的水平后世望尘莫及。这是由一个渴望文化的青年皇帝和一个哲学上集大成的学者共同促成的。《天人三策》定下来的东西,如太子的教育制度,太学,察孝廉,足足流行了两千年。汉朝的这个“汉”字可以用来代表中华民族,正是因为在这里明确定下来的信仰方式和个性心理特征。我们看到《三国演义》上面的那些伟大人物和伟大性格,其实正是这刘、董二人倡导出来的。我们看到曾国藩那样的治世名臣,正是在这里创建的教育制度下产生的。就汉朝的范围内看,刘彻的成就的主要方面在于武功,所以谥为“武”。但是就整个中国历史看,他与董仲舒一起创立了汉族人的基本个性,应当谥为“文”。电视剧《汉武大帝》没有搞清楚这一点,主要在汉武帝的武功方面下功夫,这算是没有抓住重点。要认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就应当不嫌麻烦地学习这篇文章。司马光的删减很注重逻辑和结构,不像原文那样显得有点东拉西扯。应当说经过司马光的删减这《天人三策》变得更加严密和明确,这也说明董仲舒的思想还不是完全成熟,他的原材料其实是比较芜杂的。汉武帝收到的关于古今治道的论文上百篇,董仲舒这篇显然是拔得了头筹。这一篇文章的思想基本是对贾谊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理论水平是相当高的。对这篇文章的学习,我边译边分析。并且在本书的其它地方结合实际进行印证。这里分析的部分,以括号区别。

所谓道,就是用来通向治的路,仁、义、礼、乐是它的具体内容。(“仁”是“天一人二”,“义”是“我之为美”或者“行而宜之”,“礼”是“履以致福”,“乐”是“音乐、快乐”。这里提到的道,是“以道得民”的儒的解释,现代可以理解为真理,但准确理解应为上帝的性格,即天意。作为孔孟之道一派的董仲舒,强调道的具体内容是仁、义、礼、乐。这一流派认为世界由充满无限爱意的上帝所控制,上帝制定的法则中最重要也就是爱,所有的这些爱首先地倾注给人,然后由人把它发扬光大。这种观点认为上帝的性格的主要方面是爱。尚敬思想说“惟天无亲”,显得与这个观点相反。上帝的性格究竟如何,其实谁也说不清楚。道教对“道”也同样有作为“路”的理解,但它更多地将它理解为“无”或者说“太极”之类的虚无的东西。佛教对于四谛之一的“道”,也有类似的“路”的理解。本书《儒教》一文,对于回文之后的《洛书》的“行”字有关于“路”的理解。在对“道”的理解上,经典的儒教与道教、佛教最大的区别在于儒教认为真理掌握在上帝手中,人们通过学习可以化身于其中;而道教认为真理存在于万物之中,人们通过学习可以得到它;佛教则认为真理隐藏于人性之中,通过学习可以把它开发出来。从造成的影响来看,高水平的佛教学习者看起来对自己思想之外的东西哪怕是自己的身体都漠不关心,仿佛现实世界根本不存在;高水平的道教学习者看起来仙风道骨,仿佛已化身为神本身;高水平的儒教学习者看起来愈加谦卑,仿佛旨在强调自己的渺小和不值一提。另一方面,由于儒教深入骨髓的政治性,使它相当讲求现世的功利。它区别于世界上所有的其它宗教的地方在于它不光要求对真理的学习,还对这一学习加上了唯一的一个目的,那就是“得民”。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的重心在于“治”,而不在于路。什么是“治”呢?下面马上就讲到。)其所以圣明的王死了之后,他的子孙继续平安地统治天下几百年,都是进行了礼乐教化的缘故。作“君”的没有不想国家长治久安的,但政治混乱、国家危难的却很多,这是用人和治国思想两方面不当造成的。周朝的道在幽王、厉王时衰微了。这不是道消失了,而是幽王、厉王没有继续采用道。(真理不灭的道理,在佛教里被理解为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一不异、不垢不净,这倒是普天下所有科学的共识。司马光认为是汉朝没有完全采用经术和被采用的经术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造成汉朝不能达到周朝那么长的国运。从理论上讲,如果能够通过《五经》达到对人的思想的绝对的控制,确实能够具有无限长的国运。但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民主的进程不允许这样。董仲舒说政治的要义在于用人和治国思想两个方面。这其实是针对他自己想要推销的学说而言。按《洛书》的说法,政治应当包括八个方面。这是一种基于实际情况而立论的文风,是典型的尚忠思想的文风。尚文思想的八股文总是在自己的观点上附著一些离题较远的东西。它在自己的观点提出之前先进行大量地渲染和曲折、繁复地造势,而真正观点本身并没有这种强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尚敬思想的文风总是先喊口号,对自己的观点很不自信。这都是汉朝文风的比较优势。就公文而言,汉朝的文风是最可取的,因为它至少可以节省时间、精力和纸张。结合当今中国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这种文风总是从意识形态出发,与现实的生活之间有脱节。这就造成《天人三策》真的犹如天书一般,没有长时间的学习根本看不懂。特别是它的思想前提是承认上帝的存在,这就造成现代人理解它与理解玄奘的《成唯识论》一样困难。另一方面,这种文风不重视论证过程,显得不在意自己的观点一定要正确。它将实际的情况罗列出来,认为这种罗列本身就是论证。《五经》多数是历史知识,深入学习《五经》的人往往会带有这种观念。这就是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的原因。现代人不认同这种方式就是论证,所以中医的地位越来越低。)到了宣王的时候,他仰慕先王的德,兴起停顿了的,补救破败了的,重又倡明了文王、武王的功业,周道蓬勃复兴了,这是昼夜不停地做好事造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儒教的“德”是指的人所掌握的真理,即“德”是对道的模仿。因为真理完美永恒,兴滞补敝的对象不可能是“道”,而只能是模仿“道”的“德”。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和“德”之间谁为尊的问题当迎刃而解。如果以重人思想的孔孟之道来看,当是“德”尊而“道”卑;如果以《洛书》的文本结构以及道教的理论来看,当是“道”尊而“德”卑。所谓形而上学谓之道,形而下学谓之德,原本是指真理的两个方面,但中国人却一定要在两者之间分出一个上下,可见儒教的尊卑观念影响之深。)孔子说:“人有倡明真理的能力,而不是真理控制和指引人走向文明。”(这一句话载于《论语》。就像我们无法最终在理论上证明唯心主义的错误一样,我们无法以绝对的对或错来评论这句话。对于这一句话的进一步分析就是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这一句话至少包括以下几层意思:世界由上帝主宰。人是上帝之外最伟大的东西。真理是上帝诸多性格中的一种。除上帝本人之外,首先是人可能学习和模仿上帝的性格。上帝第一性,人第二性,真理只是他们两者的性格中的一方面。)所以国家的兴亡安危在于人自己,只要上帝不参与其中,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人对世界的主宰。但要是人自己不采用上帝制定的真理,就会丧失这种主宰。作“君”的人,应当用正确的思想来塑造出正确的朝廷,进而用正确的朝廷塑造出正确的官员,进而用正确的官员塑造出正确的人民,进而用正确的人民塑造出正确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处于正确的状态,全世界就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就没有坏的、错的东西存在于世间。这样,阴阳就会调和,气候就会符合人的意愿,所有的生物就会和谐地相处,人口就会得到增长,各种给人带来幸福和好运的东西就都会出现,而王道的终极目标也就达到了。(以上就是儒教所描述的王道乐土、大同世界,或者说天人合一的境界。它比《洛书》的描写具体,可以说是对《洛书》的发展。从宗教的角度讲,这是一种创建人间天堂的观念。天朝的观念确立了汉族人的民族自尊,意思是离上帝的神旨更近的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至今的汉族人认汉朝为祖宗。)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里不出现上帝画的图,我这辈子看来是完了!”(这句话反映出儒教接收神旨的特殊方式。由于中国自夏朝以来完成了政教合一,就造成了中国的神职人员在精于政治理论的同时丧失了纯粹的神学研究,造成中国缺乏古希腊那样庞大完整的神话体系和专业的修道士、先知来传达神旨。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一个高于政治统治者的宗教统治阶级,最高级别的祭祀活动由对神学不甚了了,对政治却耳熟能详的王或皇帝主持,他们就把神旨的接收做成了宗庙、明堂、石室、金匮之类的政治产品。由于神学的不完备,在需要神旨的时候,他们只能够把政教合一之初的《河图》、《洛书》拿出来无数次地研究,或者到泰山之巅去膜拜,希望见到上帝本人。)这本可以得到的神旨,因为地位的卑贱而得不到,这让孔子感到悲哀。(《洛书》的写作的目的被弄成了上帝写给人间帝王的一封信,这就让人,特别是三代的人认为神旨最初第一个接收者应该而且只能是世间最高的统治者。正是这个原因,孔子虽为圣人,也感到自卑。)陛下您贵为天子,具备了得到神旨的地位、形势和条件。另一方面,就您的聪明、才学和仁德而言,您是一个好皇帝。然而天地间竟然没有反应,上帝竟然没有赐予您表示他的赞许的瑞祥,这是为什么呢?这主要是教化还没有兴起,人民还没有走上正确的道路的缘故。老百姓一心追求物质利益的情况,就像水从高处往低处流一样。如果不用教化来约束他们,是不会停的。(这应当是“下流”一词的渊源。)古时候的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处于尊位治理天下的时候,总把教化当成一件大事来抓。他们在诸侯国设立太学,在城市设立庠序,用仁来熏陶人民,用义来约束人民,用礼来节制人民。他们的刑罚相当轻也没有人犯法,这是教化流行而习俗变好的结果。(我认为周朝时候即使真的有太学,也是一个规模较小的学校。)圣明的王在接手乱世的时候,将旧有的法律、习俗统统去掉,重新实施教化。教化流行起来了,习俗形成了,他们的子孙依照施行,五、六百年也不会衰落。秦国抛弃了古代圣王的道,采用一种目光短浅的治国思想,所以才得天下十四年就灭亡了。它造成的恶劣风气至今仍然没有消失。它造成的习俗败坏,人民不服管教,坚决抵制王道的情况十分严重。打个比方来说:琴瑟弹出的声音不准,严重的时候只有换上新的弦方可弹奏;政策不能施行,严重的时候只有采用新的政策才行。其所以汉朝得天下以来,总想要达到王道而至今没有达到,错在应当改革却没有进行改革。(儒教三德的“利用”强调自我改良,这是儒教持久的生命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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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书》本传中,收录了汉武帝三篇策问和董仲舒的三篇对策全文。这三篇主要讲天人感应,因此又称“天人三策”。董仲舒的著作较多,而这三篇对策则是他的代表作。后人汇集的《春秋获露》则是三策思想的展开与细化、深化。

    汉武帝登基以后,为了施展雄才大略,招揽人才,多次举行贤良对策,即由各地方推荐贤良文学之士。汉武帝亲自提出策问,贤良文学进行对策,汉武帝亲自阅读对策,从中发现人才,加以任用。公孙弘参加对策,受到汉武帝赏识,才进人仕途。董仲舒也是通过对策而被任为江都相的。《史记》没有提到董仲舒参加对策,只说“今上(汉武帝)即位,为江都相”。《汉书·董仲舒传》则明确说董仲舒由于对策受到汉武帝赏识而被任为江都相,并把董仲舒对策系于元光元年五月,。司马光(资治通鉴)把董仲舒对策系于建元元年,即汉武帝即位的当年。根据就是《史记》上的“今上即位,。从此以后,萤仲舒的对策之年就成为历代争议的问题,从南宋的洪迈开始,有马端临、沈钦韩、苏舆、史念海、夏曾佑、范文洲、侯外庐、翁伯赞、王益之、齐召南、苏诚鉴、徐复观、岳庆平、施丁、王先谦、王葆珐等都参加了讨论。主要有建元元年说和元光元年说。我以为,《汉书》中元光元年五月的说法较为合理。

    同气相应思想与天命论思想相结合,产生了天人感应说,在先秦的著作中就已经有了这种思想,《周易·乾卦·文育》和《吕氏春秋·应同》都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类的思想。《吕氏春秋》首先将同气相应思想用于说明朝代更替的征兆: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於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这里也吸纳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秦始皇不怎么相信天命论,但他相信五德终始说,认为自己是得了“水”德,水的颜色尚黑,数尚六,因此,秦始皇在制度上做了一系列的规定,如旗帜、服饰用黑色,车轴长六尺。由于秦朝很快灭亡,天命论又反弹了回来,西汉一些思想家认为秦始皇灭亡的原因有不信天命,不施仁义,封建制改为那县制,好大喜功,贪欲无度等若干条。西汉第一位大儒陆贾在《新语·明诫》中说:一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天人感应,灾异边告的思想都已经有了萌芽。汉初的刘邦、吕雄、汉武帝等都有天人感应的思想,并在政治活动中有所表现。例如刘邦有病,不肯就医,就是说他自己的命是由上天决定的,医生如何能改变天惫。吕堆在刘邦死后,任用吕氏家族的人,垄断了朝廷上下要害部门,排挤刘氏家族。当时发生一次日食,吕难很紧张。根据阴阳学说,日食是阴侵犯阳。

吕雄是个妇女,属阴,在朝廷搜权,正是阴侵犯阳。根据天人感应理论,天文变化是上天对政治的态度,日食是大灾异,表明上天对当时政治的严厉谊责,泣责女人居然在朝廷搜权。吕堆对别人说:“此为我也。,。惫思是说,日食是上天针对我的。男女分阴阳,君臣也分阴阳。君为阳,臣为阴。赏罚也分阴阳,赏,大家高兴,属阳;罚,悲哀痛苦,属阴。德为阳,刑为阴。因此,汉文帝时也曾经发生日食,当时并没有皇后干政搜权的问题,那就可能在别的方面出现了毛病。汉文帝小心行政,不知哪儿有问题,赶紧下诏,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灾,以诫不治。”然后,向广大贤良征求惫见。“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肤之不逮。,。希望敢讲真话的人,给他指出缺点错误,指出不足之处,以便更正。我想当时的汉文帝是相信天人感应的,是真心诚惫征求批评愈见的。有天命论或天人感应论在那儿,对皇帝的精神有抑制作用,对皇权也有制约作用。文景盛世与此不无关系。

    汉武帝对汉初的天人感应说有点怀疑,提出策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夏、商、周三代受命,他们的瑞符在哪儿?历代灾异的出现都是怎么产生的呢?董仲舒对策是: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逸)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叛),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蓄)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天要让谁当王,是自然而然的,人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受命之符’。

天下人都同心归向它,天的瑙祥就相应天下人的减心而到来,例如《书》中所载的(商汤时)白色的鱼跳人汤的船,(周丈王时)有火落在文王的屋顶上,变成红色的乌鸦。这些都是“受命之符”,都是不断积承善德的结果。后世君主贪图享受,又不能统理百姓,诸侯背叛,驱逐人民投人战争来争夺土地,不进行道德教化,只用刑罚。刑罚使用不当,就产生邪气。人民中积累邪气,对官方的埋怨和厌恶也在积累。官民不协调,阴阳就会混乱,进而产生妖草。这就是灾异所缘起。

董仲舒对策又说:    巨谨案《春秋》之中,视前借已行之事,以砚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国家将有失道之放,而天乃先出灾害以健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弄以分俱之,尚不知变,而伤放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吸触而已夹。。

    董仲舒提到的《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改编的政治书,有很高的权威性。在尊古卑今、厚古薄今的时代,利用《春秋》讲道理,就更有说服力。萤仲舒说自己认真考察了《春秋》中所记载的前世已经做过的事情,来看天与人相互作用的关系,是很可怕的。一个国家将要发生失道的败坏时,天就先发出灾害来苦告他,这个国君如果不知道反省,天就会发出怪异现象来恐吓他;如果还不知道改变,那才会导致伤害败亡。由此可以看出,天对人君是仁爱的,想带助人君防止祸乱。只要不是十分无道的世代,天都要给以扶持,使他安全。这事就在君主的勤勉。也就是说,如果君主勤勉地为人民做好事,那么上天一定会扶持的,他就可以平安地做君主;相反,如果君主不勤勉政事,贪图享受,那么,上天就会使他家破国亡,身败名裂。实际上,虽说天命,天人感应,君主的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兴衰成败,仍然由君主自己决定。萤仲舒这一招自然也很厉害,君主要承担一切责任,无法推卸。

    天人三策,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说的主要内容,借助于《春秋》的权威,适应了当时杜会的需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他退休在家,又加以思考,使天人感应说更加完善了。这就是他的《春秋繁露》一书。此书是董仲舒的代表作,内容相当丰富,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董仲舒提出宇宙模式。这是天有十端说,十端是: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人。他说:“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  

第二,他认为天地生万物。他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天地之气派生阴阳五行,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人也是天地生的,而且是天的骄子。“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I“为人者,天也。”。“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  

第三,天人同类感应。董仲舒认为天生人,人象天,“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同类,同类相动,因此,天人相感。人们从共振现象概括出同类相动,盆仲舒用这个道理为根据来论证天人感应说。

    第四,天人相感,为什么都看不见?董仲舒列举许多同类相动的现象,如把不同的琴瑟摆在那里,“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音调相同的琴瑟会感应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天将阴雨,人欲睡卧,这是阴气相感。鸡到天将明,都相互鸣叫。美事招美类,恶事招恶类。总之,物本来就有“以类相招”的本性。弹这把琴上的宫调,那把琴上的宫调也自动响起来,这是同类相动。“其动以声而无形,人不见其动之形,则谓之自鸣也。又相动无形,则谓之自然。其实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物固有实使之,其使之无形,’。感应是看不见的,却是确实存在的。所谓自鸣、自然都不是独立自然的,都有相互作用的东西,只是这种作用是无形的,没有被人们发现、认识而已。

    第五,同类相感有中介物,天人相感的中介物是阴阳五行之气。弹宫而宫应,弹商而商应,中介物是声音。声音是无形的,所以看不见,人以为是自鸣的。天与人之间的中介物是阴阳五行之气,这种气充满空间,人在气中,就像鱼在水中,不知道自己周围充满气,空间好像虚空,其实是充满气的,实的,他说:“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者,若水常渐鱼者也。所以异于水者,可见与不可见耳,其澹渝也。然则人之居天地之间,其犹鱼之离水,一也。其无间,若气而淖于水。水之比于气也,若泥之比于水也。是天地之间,若虚而实,人常渐是渝澹之中,而以治乱之气,与之流通相淆也。”渐,读jian,浸的意思。这里提到气是“无间’的。鱼之离水,这里的离,不是离开的愈思,相当于“丽”,是附着、接触的惫思。《诗经·渐渐之石》:“月离于毕,碑涝沱矣。”月接近毕宿时,天就将下大雨。《周易·离卦·象》:“离,丽也。日月(星辰)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星辰,据王充《论衡·说日》校补,两句同为七言,于文为顺。

    第六,天人感应,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说的道理太多,人们对天人感应仍然持怀疑态度,根据当时人的理性,不能使人相信天人感应。董仲舒举出当时人们尚未认识的十种现象,都是奇怪的,人们还理解不了的现象。董仲舒认为,大家都不理解而又确实存在的现象,其中包含对人们利不利,也无法知道,那是十分可怕的。有些现象为当时人所观察到,但还无法解释,对人有利还是有害,还不清楚,因此是很可怕的。盲目性是可怕的。有人转瞎马,夜半临深池,危险性就在于盲目性。

阳、木、火、土、金、水、人。他说:“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 “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  第二,他认为天地生万物。他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天地之气派生阴阳五行,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人也是天地生的,而且是天的骄子。“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为人者,天也。”。“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气    第三,天人同类感应。董仲舒认为天生人,人象天,“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同类,同类相动,因此,天人相感。人们从共振现象概括出同类相动,盆仲舒用这个道理为根据来论证天人感应说。

    第四,天人相感,为什么都看不见?董仲舒列举许多同类相动的现象,如把不同的琴瑟摆在那里,“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音调相同的琴瑟会感应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天将阴雨,人欲睡卧,这是阴气相感。鸡到天将明,都相互鸣叫。美事招美类,恶事招恶类。总之,物本来就有“以类相招”的本性。弹这把琴上的宫调,那把琴上的宫调也自动响起来,这是同类相动。“其动以声而无形,人不见其动之形,则谓之自鸣也。又相动无形,则谓之自然。其实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物固有实使之,其使    董仲舒的可贵在于承认事实,对于这些奇怪现象,自己解释不了,没有妄加否定,承认奇怪现象的存在,承认“非人所愈”,而且提出这些现象对人有利有害还不清楚。到此为止,董仲舒的态度都是正确的,符合唯物论原则。再前进一步,应该提倡对这些现象的深人研究,即使一时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科学探索的方向也是正确的。但是,萤仲舒根据“非人所惫,的奇怪现象,来证明孔子“畏天命”,来证明“天者百神之大君”,敬天之必要。他讲这些现象,就是为了论证天人感应说。

    第七,利用阴阳五行讲灾异劝当政者。在《春秋策礴》中有论阴阳的五篇,论五行的九特。以阴阳五行讲天人感应、灾异谊告,占相当大的篇幅。

例如讲阳尊阴卑时,以天、君、父为阳,为尊;以地、臣、子为阴,为卑。因此,“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法于地也。地事天也,犹下之事上也。,m“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任何荣誉都要归于国君,任何罪过都要臣子承担。臣子做一件事,做好了是应该的,是托皇帝的洪福;做坏了,则是自己的失误。这当然是为国君树立权威的说法,这种说法用于维护君权,维护大一统政权,维护正常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事情总有两方面。维护了君权还要对君权有所限制,这就是从另一方面来维护君权。为国君者,要法自然,要以德配天。他说: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诗人之所难也。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

是故阴阳入出实应之处,所以现天之志;讲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砚天道也。天志仁,其追也义。为人主者,予夺生杀,各当其义,若四时,列官I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忍庚,任德远刑,若阴阳。此之谓能配天。

    当政的王者不应该不知道天,天又是难知的。通过阴阳出人盛实的变化来观察天志,通过五行的性能、生克来观察天道。根据阴阳变化,王者在行使授予、刹夺、赏踢、诛杀时要适时恰当,像寒署四季变化那样。设置官吏,必须知人普任,像使用五行那样。王者要好仁恶恶,常施德政,讨厌残酷,尽最远离刑罚,像阴阳那样。这些都做好了,王者才可以说“能配天”。

    天志、夭惫,都是可以从各种灾异中解说出来的。例如,“土干火,则多雷;金干火,草木夷;水干火,夏拭;木干火,则地动。’雷展多,就是“土干火”。土干火,可以有多种解释。据《五行顺逆》,水主成长,“举贤良,进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力,赏有功,封有德,出货财,振困乏,正封班,使四方。”土是“君之官,。官是指功能、作用的惫思。土的功能与国君的职能相似。土千火,就是国君干扰、妨碍了选举贤良,用人不当。也就是说,打雷多,皇帝就要考虑一下,有没有在选举和任用方面的不妥之处。这些说法,用现代的眼光来看,都是一派胡言,而在古代社会,皇帝还比较认真地听取,并能采取一些政治措施,来协调阴阳五行的关系。

    总之,董仲舒系统论证了天人感应说,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为后代官员向皇帝进谏提供了实用的理论武器,为制约皇帝权力、稳定社会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种思想体系,就是神道设教的体系。神遭是外在的唯心神学形式,,教,才是真正的内容。这些内容基本上是现实的,是来自于社会生活的。(周桂钿:《秦汉思想研究 5 董学续探 董仲舒评传》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5年,第76-83页,注意:OCR识别,有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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