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大陆提倡儒家是儒家的死亡之吻

风清扬斈 4年前 (2014-11-19) 网络资料 2739 0

 
让我来谈谈儒家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不同的场合都说过,但在香港我还没有机会面对面的跟这么多的听众交谈,我想说几句话:


儒家是可以被利用的。传统的儒家,就是皇帝所尊崇的儒家,三纲五常的儒家,不许犯上作乱的儒家,这是传统的王权皇朝所推崇的东西。这个东西我们在西方做研究的人常常称它为制度性的儒家,叫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这跟真正的儒家,带有我刚才说的有高度批判精神的儒家是不相同的。


中国历史上向来就有两个“儒家”,一个是被迫害的儒家,一个是迫害人的儒家。所以大陆某组织尊崇儒家在我看来有一个跟“迫害人的”传统相同之处,就是它从前是一个批评儒家最激烈的团体,把孔子称之为孔老二,说孔老二如何如何不成材,还有人甚至还问,是哪一个人把孔老二介绍入党的(笑),所以当时的侮辱简直无所不至了。


可是一转眼,孔子忽然红起来了,现在全世界有几百个孔子学院,在中国也大大提倡儒家,号称新儒家的非常多。像唐君毅先生我刚才说的,他能真的创造一种新的儒家,是唐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包括牟宗三先生,包括徐复观先生,张君劢先生等等。他们提倡的儒家是一种真正学术性的儒家、批判性的儒家,而绝对不是叫人不要犯上作乱的儒家。


所以我常常说,大陆现在提倡儒家,至少给我个人来讲,造成很大的困难,我已经不大敢讲儒家两个字了,因为我一讲儒家,别人就会想当然的认为我和中国大陆官方对儒家采取的态度是一致的。所以在大陆,某组织提倡儒家,在我个人看来,是一种死亡之吻,Kiss of Death,OK。


所以我们要严格的分清,谁是真正的儒家,谁是借儒家来得到某些政治利益的“所谓”儒家思想。所以这些如果分清了,我们就不用犹豫,我们还可以继续讲儒家,我们还可以继续提倡儒家对文化的看法,对社会批判的看法,以及怎样和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结合起来。


有一点我要在这里顺便提一提,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种种观念,作为西方的普世价值是怎么样传到中国来的?你若是研究历史追溯到19世纪中叶以后,你就会发现这都是中国儒家自己搬来的。


当初最佩服西方这些法治、民主、普世价值的,其实是儒家。比如说薛福成,他就认为英美是中国三代以上才有的这个社会。所以康有为也就认为三代以上我们中国的制度是民主的,他把民主两个字用在夏商周三代以上的尧舜时代,那个时代不是靠世袭的,是传贤人的,谁做的最好,我们就选哪个人做领袖。


所以我们要弄清楚,真正的儒家最初都是对西方现代的普世价值表示很高度的尊重的。比如说英国的法庭不许用酷刑进行刑讯逼供获得证词,这一点王韬(就是和理雅各一起翻译中国古典《十三经》的著名思想家,1997年去世)认为也是三代以上才能看得到(三代以后就没有了)的理想世界。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有儒家背景的人,对西方的普世价值是特别欣赏的。比如说陈独秀,陈独秀是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的创始人,可是他在南京坐监狱的时候,他常常说,他最佩服孔子的是有教无类不讲阶级的,他同时也佩服孟子讲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杀掉一个暴君不是杀君,而是杀掉一个最坏的坏人。所以这一类的说法他说中国的孔子孟子还是有许多东西我们要尊敬的,这是他在监牢里面说的,有记载的。


还有一个提倡民主最有力的人——胡适。胡适本身其实是儒家的,胡适想做的真正最佩服的也是孔子,现在大家都把“打倒孔家店”这几个字放在他身上,这其实不是他的话,这是四川吴虞(吴又陵)的话,他不过是附和了一句,他当然对传统的言论上有过偏之处,可是基本上你看胡适的做人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所以在这方面讲,我们认为儒家的价值观跟西方现代所共同遵守的所谓普世价值是非常相合的,并不是处处相反的。


另一方面你再看,西方的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反对民主的观念也很深,所以这些慢慢都可以克服的,这个克服以后,基督教只有帮助民主的发展,不会影响民主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儒家在大陆遇到的问题实际上是很浅陋的问题,因为儒家的名声好,所以才被人利用,一利用以后就好像儒家都是他的,实际上你要看它怎么做,做些什么事情,这是孔子讲的,我要看人看其行,他怎么做人,这就能看出他是不是儒家。


儒家是宽恕的,道是忠恕,忠恕两个字,忠是尽自己所能,恕就是对别人采取宽恕的态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儒家的基本精神。如果一个党一个政府对一个给自己政策稍微有点批评的人,都要送到监牢里头去,那个还可能是儒家吗?所以我想辨别儒家还是不是儒家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千万不要被文字所惑,变成语言的奴隶。


节选自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65周年座谈会上的问答

 

 余东海
  余英时先生在《新亚书院65周年座谈会问答》中说:“在大陆,某组织提倡儒家,在我个人看来,是一种死亡之吻,Kiss of Death,OK。”云。

  此言疏忽了良知真理的力量,也缺乏儒家应有的文化自信。儒家作为中华文化的主统,对政治真谛和道德真理的阐说最为深入中正,具有至高无上的正义性和真理性。在儒家面前,没有死亡之吻,只有生生之道和双赢之机。敢于利用儒家的人物势力,最坏也有底。利用儒家就会被儒家作用,即受到儒家的良性影响和提升。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暴君恶棍是不敢利用儒家的,就像妖魔鬼怪不敢利用照妖镜一样。妖魔鬼怪对于照妖镜,只能打倒之砸碎之。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惧的就是春秋经所阐述和代表的政治大义。《春秋》贵仁义,贵诚信、贵礼让、贵正己、重民意、倡革命、恶侵伐、攘夷狄、诛叛贼、大复仇、大居正…乱臣贼子敢提倡和亲吻这些春秋大义吗?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严于正邪善恶之辨,褒扬善者,怨憎恶者,尊重贤能,贱视不肖,爱憎分明。乱臣贼子和暴君恶棍乃是不肖之极者,恶之大者,能不恐惧吗?

  余英时又说:“中国历史上向来就有两个儒家,一个是被迫害的儒家,一个是迫害人的儒家。”云云,这种分类和批判非常粗暴,似是而非。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儒家只有一个。或有迫害人的儒家个人,没有迫害人的儒家制度,更没有迫害人的儒家义理。

  儒家是个综合性概念。她兼备道德性、政治性、学术性、宗教性等,有道统、政统(历史上)和学统,是儒道、儒学、儒者、儒政、儒制的统称。要批判儒家,必须说明所针对的领域和范畴。作为儒学名家,可以批判某些儒者和伪君子,也可以批判古代礼制的局限性,但不能批判儒家的经典思想和基本原则。

  就个人修养而言,儒家品质当然有优劣之别。《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中,孔子根据人的品德从低到高把人分成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五类,并分别对他们的不同特点和表现作了具体的总结描述。士就可以称为儒家了,是文化级别最低的儒。在《荀子》中,荀子将儒分为不同类别,有大儒雅儒,也有俗儒小儒偷儒贱儒陋儒散儒瞀儒腐儒诵数之儒等等。后者之中出现“迫害人的儒家”是完全可能的。

  就历史实践而言,儒家政治也有高低之分。如尧舜禹夏商周最高,汉唐宋较高,元明清较低;每个王朝又可分为盛世衰世和生老病死几个时期。初期和盛世政治品质较高,衰世和晚期品质较低。

  就文化品质而言,儒家至高无上,作为道德学和政治学都是超一流的。文化自信就是真理自信,包括思想理论的自信。这种自信是儒家经典和历代圣贤都充满的。

  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篇)“何莫由斯道”的道指的就是仁义之道。不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一旦行不由斯道,就会出问题,甚至走上邪路。非道远人,人自远道。

  孔子的境界,人所难能;孔子的道路,人人可行。因为人人皆有良知,人人良知平等,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儒家。所谓五常道,就是五种最高的普适价值。仁义礼智信,谁能离得开,谁又缺得了?可惜人人知道出必由门,但很多人不知道行必由道,从而走上非正非常的小道和反经反常的邪道。

  南怀瑾先生喻佛家为百货店,道家为药店,儒家为粮食店。粮食人人不可或缺,就像门户和道路不可或离一样。这个比喻的发明权应该是元儒孛术鲁翀。《南村辍耕录》记载:

  “孛术鲁翀子翬公在翰林时,进讲罢,上(元文宗)问曰:三教何者为贵?对曰: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上曰:若然,则儒贱邪?对曰:黄金白璧,无亦何妨?五谷於世岂可一日阙哉!上大悦。”

  纪晓岚也有类似比喻:

  “盖儒如五谷,一日不食则饿,数日则必死。释道如药饵,死生得失之关,喜怒哀乐之感,用以解释冤愆、消除怫郁,较儒家为最捷;其祸福因果之说,用以悚动下愚,亦较儒家为易入。特中病则止,不可专服常服,致偏胜为患耳。”(《阅微草堂笔记》)

  三人都把儒家喻为粮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黄金白璧,无亦何妨”,百货乃至医药很重要,但终究不如粮食,是人类不可或缺之物。反儒等于反粮食,比不用百货不吃药,更危险,无异自绝生路。反儒,人就变成了文化道德饿鬼。

  《礼记?祭义》说:“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这里讲的孝道的普世性,也就是儒学的普世性,因为孝道是儒学的核心内容之一。

  这种自信,在《中庸》中表露得特别直接明白,例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程颢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等等。

  圣贤君子还充满道德自信。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又说:“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孟子说:“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历代圣贤大儒无不具备这种自信。儒家的文化道德自信其来有自,建立在大中至正的“三观”之上。关此,另文详论。

  明乎儒家义理,就不难发现余英时先生一些言论的错误。例如这一段:

  “儒家是可以被利用的。传统的儒家,就是皇帝所尊崇的儒家,三纲五常的儒家,不许犯上作乱的儒家,这是传统的王权皇朝所推崇的东西。这个东西我们在西方做研究的人常常称它为制度性的儒家,叫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这跟真正的儒家,带有我刚才说的有高度批判精神的儒家是不相同的。”(《新亚书院65周年座谈会问答》)

  良知至诚不息,真理恒常不死,不怕利用,欢迎利用。自古以来,尊崇儒家的皇帝和政权,比不尊崇儒家、反对儒家的皇帝开明。我要呼吁的是,要利用儒家,就请不要过度封杀儒家的声音。真理不怕诽谤,不怕批判,怕只怕被扼住喉咙发不出声音来。大陆儒家现在最需要的,是发声的自由和自由传播的平台。

  另外,三纲五常都是好东西,“不许犯上作乱”理所当然,良性的政治社会秩序应该得到维护。“高度批判精神”和“不许犯上作乱”相辅相成。注意,“不许犯上作乱”不是不许反抗暴君恶政,不是不许复仇、义杀和革命。2014-11-17
  本文首发于《南华早报中文网》2014-11-19。版权声明:《南华早报中文网》所有文章版权由香港《南华早报》集团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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