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科学技术还能快速进步的奥秘

风清扬斈 14年前 (2005-11-29) 网络资料 3866 0
前不久访问了一个老工程师,他参加过“两弹一星”的技术攻关过程,他说中国当时的技术力量,无论是就人员数量还是技术装备水平而言,都远远不如苏联和美国,但是中国从原子弹爆炸到突破氢弹技术的障碍,在时间上都反过来比苏联和美国短得多。他说取得这样的“奇迹”不是偶然的,根据自己的体会,文革期间技术能够进步的关键奥秘有三个,而且这些奥秘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具备的。 

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真正的技术民主。他说,由于当时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报章上连篇累牍地严厉指责各种管卡压和***学阀作风,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以权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风气,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和老资格的科学家可以同场辩论,有的时候为了争论技术问题通宵达旦,甚至拍桌子,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也常常参与跟毛头小伙子的拍桌子辩论,这样充分的学术民主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也加快了技术梯队的成长过程。这个老工程师还谈到,当时由于人与人关系的普遍平等,许多社会和阶级的藩篱都实质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参与拍桌子讨论,许多细节问题和工艺障碍也能够集思广益,结果使得整个的项目进程相对均衡,而不是局限于关键技术的率先突破,这就避免了后续试验中间细节引致的失败,所以当时许多项目的试验,几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问题和隐患常常是在技术民主中间,已经得到充分的“鸣放”和重视,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预案和设计。 



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是彻底地破除了“技术私有观念”。这个老工程师回顾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无论是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纸介绍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规定,他们所有的最新成果都会无条件地呈现给你,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这在任何国家都做不到。技术创新如果联系着市场潜在利益,当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仅仅联系着个人的职称和学术地位评价,相关人员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一切私有观念都遭到彻底批判,许多有助于巩固私有观念的评价体系都被破坏,所以人们能够空前地敞开自己的所得,公之于众。这样,全国只要任何一个研究所,任何一个研究人员在技术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关人员或者项目,都不再有必要进行重复劳动了,都可以无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术成就。彻底破除私有观念,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成为可能,有限的技术力量和经费能够空前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许多可能的浪费。 



第三个原因是几乎“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样的高灵敏协调机制。这个老工程师提到,在卫星项目中间,有一个同步控制问题当时只能是用机械方式实现,这个就要求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的聂荣臻元帅那里,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的同志帮助解决。聂荣臻给张春桥写了个小纸条,张春桥给马天水打了个电话,马天水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实现,回去之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24小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所以几乎没有耗费什么谈判时间和交易费用。 



老田前不久还访问了一个南京大学的老师,他在1969年参与主持我国的电子计算机项目。据他所说,当时的项目立项完全不需要去找路子跑关系,国家直接按照技术力量优势所在,甚至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就拨给南京大学1000万元经费,指定用于电子计算机项目,项目办公室成立之后,不需要他去找江苏省委,而是项目立项的同时由国家指定江苏省委配合研究工作,无条件地承担项目的协调工作,许多电子部系统的七字头的工厂,就按照研究进度和要求来进行配合试验,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相关部门直接受项目小组的领导,结果是“产、学、研”的高度紧密结合。项目经费绝对不容许个人为私人目的动用,许多工厂在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工艺积累基础上来参与这个项目,已经有的技术和工艺都不再重复投资和花钱。 



计算机项目的背景是1963年毛泽东说要继续大跃进,不能老是跟在洋人的后头搞“爬行主义”,要尽可能地采用已有的先进技术,跟踪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这个意见在三届人大上通过。为此,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于1963年12月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科学技术事业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原有的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参照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状况制定的,总的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六十年代的科学技术,力求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实现大跃进。这样在文革期间政治上初步稳定之后,许多科学技术项目就分解落实到具体的研究机构,除了南京大学之外,清华大学也是计算机项目实施的重点单位,到1970年代末期,已经产生丰硕的成果,一个清华的教授告诉我说当时的计算机技术水平,中国实际上和美国是基本同步的,后来由于这些项目和“运十飞机”的命运一样下马,这样我们国家在今天的关键技术领域,就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清华大学在1970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单晶硅,现在反而不会了。还有一个人告诉过我,前几年某研究单位以单晶硅立项,结果得到数千万的研究经费,最后是在美国去拉出单晶硅来结项的,事情竟然演变到这个样子,特别值得那些真诚关心中国技术进步的人们深思了。 



当时中国能够以有限的技术力量,去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优势在于全国技术力量的无成本合作,有限的经费和人力资源能够集中使用,在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学习的成本并实现研究队伍的迅速成熟和壮大。而中国今天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不仅落在后面,在市场规则急功近利的“短视”眼界里根本就丧失了追赶的动力,而且在中国技术力量和经费和西方国家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还硬要一味地抄袭西方的技术发展路线,这注定只能是产生“爬行主义”后果,一切有价值的成果都不可能产生在中国。 



最近二十多年来,知识精英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下,想要把技术创新作为筹码以索取更多的剩余,结果这么一搞,反而使得经费分发的机构成为精英们工作的核心,大力的精力投入反而在学术研究上,使得学术脱离了常规,变成必须由某种外在的规制机构进行评价了,结果精英们只好挤到“钻门子第一,研究第二”的渠道中间去钻营了,钻进去的人说“改革就是好”,钻不进去的人喊口号说要“反腐败”。有了精英们称心如意的“把研究作为发财筹码”的改革,就没有了真正的科学技术创新了,精英们只好把大部分精力改而用来去钻营了。 



 西方的实用技术发展,往往依托企业的垄断利润,在公司的实验室里完成;而前景最不明朗和风险最大的技术,是政府在国家安全的名目下拨付经费支持下完成的,例如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中国的企业在全球分工中间处于底层,没有那种足以在市场上大量攫取资源的垄断企业,因此企业就不可能拿出巨额经费去长期支持技术研究,如果政府再不进行主导型的开发投资和全国协作,显然就不存在什么高招能够促使中国技术的进步,这样一来倒是要问一个问题:中国的技术进步靠什么?靠教授们在“核心刊物”上多发文章吗?靠布置中学生多作习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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