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同人合影(1973年)

风清扬斈 8年前 (2011-11-06) 历史札记 4222 0

 

人员名单:
第一排左起:何英芳、阴法鲁、唐长儒、白寿彝、丁树奇、顾颉刚、萧海、翁独健、陈述、杨伯俊;
第二排左起:张忱石、陈仲安、崔文印、姚景安、孙毓棠、王钟翰、周振甫、张政烺、王毓铨、启功、赵守俨、邓经元、魏连科、吴树平
地点:王府井大街36号中华书局大楼
时间:1973年春
背景:顾先生来书局听传达中央文件,大家说趁这机会合影留念吧。白寿彝先生立即打电话约新华社工作的学生来拍照。当时一共拍了两张,一张是借调来参加“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全体学者合影,另一张是全体学者与书局的同志、责任编辑和军代表等的合影。当时,学者们基本都在,独缺王仲荦先生和点校《辽史》的责任编缉陈金生先生。
这是诸位学者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期间惟一的一次合影留念。
照片周围的姓名为启功先生标注。

点校“二十四史”:动乱岁月中的文化奇观 
  盛世修史,历来如此。

  “二十四史”是中华民族嬗递传写了近两千年的国史,由《史记》开篇,到《明史》压轴,计3200余卷,约4000万字。历史上刊印全套“二十四史”主要有过三种版本:清乾隆年间的武英殿刻本、清朝末年由五个书局刻印的“局本”,以及解放前由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但目前通行、被公认为最好的版本则是中华书局1958年启动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选用了当时最好的底本,改正错字、校补遗缺、加注标点、划分段落,并撰写了内容翔实的校勘记,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权威版本。这套史书在1978年陆续出齐,至1998年20年间印刷了15次,被公认为当前最好的“国史”标准本。

  而它出产的1958至1978年,正好经历了十年动乱。作为新中国旷古未有的文化工程,在“文革”中幸存,并终至圆满。如果不是异数,至少也算动乱岁月中的文化奇观。

  源起“9·13”

  群贤毕集、翠微校史一波三折

  1958年9月13日,对点校“二十四史”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早在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代会上,毛泽东指示吴晗,让他和范文澜一起组织校点《资治通鉴》,1956年完成出版。同年郑振铎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提出要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的提议。1958年,毛泽东又指示吴晗继续组织标点“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工程。吴晗、范文澜随即于9月13日主持会议,研究“前四史”点校的具体方案,并决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关于“二十四史”点校的会议,也算是“二十四史”点校本的起步。10月6日,吴晗以吴晗、范文澜两人的名义,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汇报会议的情况。主席复信:“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由于时间比较紧,《史记》就直接用了顾颉刚在1936年出版的《点校〈史记〉白文》的本子,赶在1959年9月国庆前夕出版,没有出校勘记。《三国志》在当年底问世,前后《汉书》则一直到1965年才陆续完成。

  群贤毕集、翠微校史

  曾经参加过点校“二十四史”的老人现在大多离世了,在他们留下的文字中,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记忆,是在四面喧嚣中难得觅到的一方静土。点校“二十四史”当时被当成一项政治任务,为保障进度及质量,中华书局申请将专家集中起来进行工作,全国学术总动员就此开始。中宣部1963年8月发出调令,被点中的一流的史学者从天南地北各个高校赶到北京:吴则虞、王仲荦、唐长孺、陈垣、聂崇岐、刘节、柴德赓、刘乃和、罗继祖、邓广铭、冯家昇、傅乐焕、翁独健、郑天挺等人相继奉召来京。1963年到1966年,新中国学术史上的盛世开启,专家们陆续到北京翠微路2号院中华书局报到,开始了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翠微校史”生活。

  “那是非常美好的岁月,没有太多的政治介入,人们严格地按照学术标准进行工作。”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徐俊如此评价。当时参与点校工作的专家们,仍然可以埋头读书,甚至能够不参加政治学习,这是罕见的学术优待。但是好景不长,“文革”的风暴并没有绕过这个院子。陈寅恪的学生刘节因为点校问题成了第一个离开翠微的人,接下来是傅斯年的侄子、辽金史专家傅乐焕,离开点校组后在陶然亭自杀。“国史”整理不久遭停顿,中华书局员工统统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其办公楼也划归北京锅炉厂所有。

  一波三折

  1967年5月,正“当红”的戚本禹下令继续点校工作,且可以使用“旧人”。由于当时运动正处于“高潮”,很多“旧人”已不能再来。“工农兵”参与了领导工作,要求一年内把“二十四史”都整理完成。有人还提出“圈圈点点就没有立场观点问题吗”,认为“凡是美化帝王将相、宣扬封建道德、污蔑劳动人民的语句,不应用感叹号”。如认为“帝(崇祯)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这是骗人的鬼话,决不能用感叹号,要改用句号。这次点校工作很快解体,其点校结果也并未被采用,对整个点校成果没有产生真正的影响。

  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总理,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目前只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种,其他都未印出。此次出版会议可否将此项任务分工继续完成,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材料。现在一些老知识分子也闲着无事,可以组织一些人来做。”这是1971年4月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前夕,姚文元在请示并获得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写给周恩来的信。周总理当日即批复:“‘二十四史’中除已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并要求:“你们要合作,协商一下,不要重复,早一点完成。”当时“四人帮”在台上,认为这个工作光由北京来做不合适,于是将《宋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五部交给上海点校。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其事,仍以中华书局的名义出版。但正是当年由复旦负责的这部分,后来似乎受到学界很多批评,包括对底本选择的质疑。

  一把遮蔽的大伞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整理工作再次展开,就像一把遮蔽的大伞,把很多身陷人生谷底的人重新打捞出来。被总理点名总其成的顾颉刚其时正戴着高帽游街批斗,他在日记中悲叹自己“成为废人”,好友李平心因参与“海瑞罢官”讨论而遭遇大批判自杀。顾颉刚最为看重的史学才子钱海岳,在两派斗争中被推下明孝陵摔死。随着整理国史的命令下来,顾颉刚迎来了人生的春天,书库里的封条被揭掉了,薪水复原了,医疗关系转至北京医院高干病房,插队的子女也被调回身边。

  搭上顺风车的还有启功。1971年6月,启功被单位军代表办公室的人告知,说是“二十四师”要调他去。启功一听就蒙了:“莫非要把我进一步看管起来?我什么都没做啊!”第二天才问明白是“二十四史”,于是启功兴高采烈地前去中华书局报到。清史专家王钟翰在“文革”中受冲击比较严重,他是偷偷跑到中华书局来上班的,一呆就是十年。“外头还在干革命,里面等于进了沙漠绿洲,回到了真正做学问的年代。”第一批从干校返回北京,时任《金史》责任编辑的崔文印回忆。心情空前舒畅的启功在工作之余或午休的时候又忍不住写写画画起来,随便抻一张纸,信手挥几笔,成为了中华书局一景。

  崔文印老先生说起“文革”中的中华书局,一脸的自豪,他说:“‘文革’中天下没有书,只有一本《李自成》,可是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书局因为点校‘二十四史’的缘故,却成了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避难所。”顾颉刚因为身体的原因其实没有参与具体的点校工作,“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项目实际主持人是后来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赵守俨,其伯祖父赵尔巽曾主持编修《清史稿》,可谓家学渊源。祖孙两代修“国史”,亦是史学佳话。这位毕业于辅仁大学经济系的才子,和这些老学者成了忘年交。赵守俨后来病重,启功刚出院就去探望,赵守俨去世后,唐长孺难过得失声痛哭。

  20年之功引发海内外轰动

  1977年11月,“二十四史”点校本中最后完成的《宋史》出版,标志着全部“二十四史”整理出版工作最终完成。该项工程历时二十年,每个阶段从事点校工作的人都不同,而且有些院校是集体参与,算上弟子门生,包括中华书局的员工,全部参与该项工作的人数约为三百多人。但在最初的版本上,甚至没有印上点校者姓名。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历时20年,共计3758卷,3800万字。因其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在海内外引发了轰动。它几乎全部替代了各种旧版本,成为最权威、最通行的“国史”标准本。超过乾隆殿本,被海内外公认为是当前最好的本子。

  建国以来第一次大修

  2006年5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修订工程正式启动,30年前面世的《点校本二十四史》正经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修。组织此次修订的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徐俊说,这项浩大工程就是为了弥补前辈们由于当年政治、社会的种种原因而留下的缺憾。

  徐俊说:“第一版的点校工作持续时间长达20年,时间跨度大,人员班底有变动,导致点校的标准参差不齐,很多专家学者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参与始终,最终面世的版本存有种种缺憾。”“文革”期间,有关方面反对“繁琐考证”,很多专家都是偷偷摸摸做资料的收集和考证。“尽管专家们做了大量考证工作,却不能写进书里。而且,‘大跃进’中急于求成的情绪也影响到了“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为了建国十周年大庆,专家们不得不日夜赶工。”本次修订将发现并解决原点校本存在的版本问题、文字讹误、标点错误,同时将为原点校本制定统一体例,撰写修订本总序和各史前言、编制参考文献目录及其他附录等。“与当年相比,我们现在拥有更先进的手段,出土资料也更加丰富。”

  “文史学科正在变得越来越边缘化,随着时间流逝,会有越多的老学者去世,学科的衔接就会变得很困难。”徐俊表示,这次能够组织起这样一支庞大的专业队伍相当难能可贵。根据目前的工作进展,中华书局预计将在2012年即中华书局创办100周年之际,先行出版影响最大的“前四史”修订本,基本解决原点校本存在的各种问题和不足。在原有基础上,形成一个体例统一、校勘全面、标点准确、阅读方便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全新升级版本。

  “二十四史”

  的主要传世版本

  “二十四史”共有三大版本通行于世

  1.武英殿本。武英殿,清代宫殿名,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内。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1739-1784)刊刻二十四部史书于此,称武英殿本,简称殿本,由乾隆钦定典名《二十四史》。毛泽东一生酷爱读史,尤其青睐于《二十四史》。1952年,毛泽东添置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在他去世之前通读了约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有些部分还两遍、三遍、四遍地研读过。

  2.百衲本。中华民国时期,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搜集各史最佳善本,重新校勘辑印,前后历时十八年。因该版本由许多刻本相互参校,补缀而成,有如僧人的百衲衣,故名百衲本,简称“衲本”,于1936年出版。

  3.点校本。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指示点校“二十四史”,顾颉刚、白寿彝等组织一大批学者操觚,由中华书局分批出版,于1978年出齐。

  :

  什么是“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从第一部《史记》到最后一部《明史》,记载了我国各个朝代的历史进程,时间跨越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涵盖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领域,总计3200余卷,约4000万字。

  “二十四史”

  1

  《史记》

  西汉 司马迁

  130

  2

  《汉书》

  东汉 班固

  100

  3

  《后汉书》

  南朝宋 ·范晔

  120

  4

  《三国志》

  西晋 陈寿

  65

  5

  《晋书》

  唐 房玄龄

  130

  6

  《宋书》

  南朝梁 沈约

  100

  7

  《南齐书》

  南朝梁 萧子显

  59

  8

  《梁书》

  唐 姚思廉

  56

  9

  《陈书》

  唐 姚思廉

  36

  10

  《魏书》

  北齐 魏收

  114

  11

  《北齐书》

  唐 李百乐

  50

  12

  《周书》

  唐 令狐德芬等

  50

  13

  《隋书》

  唐 魏征等

  85

  14

  《南史》

  唐 李延寿

  80

  15

  《北史》

  唐 李延寿

  100

  16

  《旧唐书》

  后晋 刘昫等

  200

  17

  《新唐书》

  宋 欧阳修、宋祁

  225

  18

  《旧五代史》

  宋 薛居正等

  150

  19

  《新五代史》

  宋 欧阳修

  74

  20

  《宋史》

  元 脱脱等

  496

  21

  《辽史》

  元 脱脱等

  116

  22

  《金史》

  元 脱脱等

  135

  23

  《元史》

  明 宋濂等

  210

  24

  《明史》

  清 张廷玉等

  332

  相关

  《新元史》

  民国 柯劭忞等

  257

  相关

  《清史稿》

  民国 赵尔巽等

  529

  1.《辞 海》

  2.《中国大百科全书》3.《现代汉语词典》

  《辞海》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它是以字带词,兼有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功能的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最早的策划、启动始于1915年,当时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先生决心编纂集中国单字、语词兼百科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并取“海纳百川”之意,将书名定为《辞海》。

  老《辞海》自1915年秋启动后,时作时辍。1928年起专聘舒新城先生担任《辞海》主编,1936年正式出版了《辞海》两巨册,声动全国,名重一时,成为中国出版史上永久载入的一件大事。解放后,毛泽东于1957年9月在上海正式决定修订老《辞海》,1958年5月,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立,1959年夏,《辞海》编辑委员会成立。1960年3月,《辞海》试写稿问世。11月,在初稿基础上,形成《辞海》二稿。1961年10月,按学科分类编排的16分册试行本在内部出版发行。1963年4月《辞海》(未定稿),在内部发行。直至1979年三卷本的《辞海》正式出版,五千多名专家用二十余年完成了夙愿,向国庆三十周年献上一份厚礼。

  《辞海》至今几乎每十年有新版问世。1989年版的《辞海》以增新、补缺、改错为主,《辞海》1999版则新增了彩图本作为主体版本。2009年版《辞海》在8月13日开幕的上海书展盛会上正式亮相,这套三卷本1900万字的新版辞书,因为拒绝收入“超女”等词而被视为清高,正引起坊间热议。

  2.《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中国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也是世界上规模较大的几部百科全书之一。1978年,国务院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并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由胡乔木任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姜椿芳、梅益先后任总编辑,先后组织2万余名专家学者,取精用宏,历时15载,终于完成这部煌煌巨制。全书按学科或领域分成74卷,内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66个学科和领域。共收7.8万个条目,计1.26亿字,并附有近5万幅图片,册叶浩瀚,内容丰富,深受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推许。

  3.《现代汉语词典》

  《现代汉语词典》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它是以推广普通话、促进现代汉语规范化为宗旨的工具书,是我国第一部规范型现代汉语词典,其权威性、科学性至今无出其右。它的两任主编吕叔湘和丁声树皆为享誉中外的语言学家,它的审订人员均为国内一流的专家和学者。

  《现代汉语词典》总结了20世纪以来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成果,第一次以词典的形式结束了汉语长期以来书面语和口语分离的局面,对现代汉语进行了全面规范。

  《现代汉语词典》1956年由国家立项,1958年6月正式开编,1973年内部发行,1978年第1版,1983年第2版,1996年第3版,2002年第4版,2005年第5版。五十年来根据语言发展变化和国家颁布的新的语文规范不断精雕细琢、与时俱进,至今已印行4000多万册,深受海内外读者的欢迎。

  (上图)这是启功先生收藏的一张照片,照片周围的姓名也是启功先生标注的。这是1973年春天在王府井大街36号中华书局的大楼前的一张合影,平时不来的顾颉刚先生这天因开会来书局,大家趁机合影留念。这是诸位学者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期间惟一的一次合影留念,缺了王仲荦和点校《辽史》的陈金生两位。

访《金史》责编崔文印先生

  这是启功先生收藏的一张照片,照片周围的姓名也是启功先生标注的。这张照片摄于1973年的春天。那时的中国正处在“文革”期间,知识贬值、文化萧条。然而,照片中这

批人却无比坚韧执着地从事着一项泽被后人的文化事业——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

  几十年过去了。“二十四史”点校本已成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经典之作,而当年在中华书局参与点校的先生们多已故去,今天尚在的只余张政烺、启功、王锺翰三位先生。

  今天,我们试图寻找、了解这套丛书出版前后的人和事,因为我们相信,一代最为优秀的历史学家历20年艰辛为我们留下的不只是一套丛书……

  光明日报书评: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参与“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

  崔文印:我是196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当时,为了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专门开设了古典文献专业。我就是这个专业的学生。我们上学时曾参观过中华书局,我们一看,尽是老头子,还用毛笔。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只觉得跟这些老先生格格不入。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先生常到北大来,与我们谈心,跟我们讲了古籍整理的意义,还表示如果毕业后我们不愿意到中华书局去工作,他可以负责给我们找工作。我1966年毕业,1968年到中华书局,然后去了山东胶县和湖北的干校。1972年回到中华书局,以编辑身份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

出版过程

  崔文印:点校“二十四史”是建国以后按照毛泽东主席的要求开始启动的。这个过程蔡美彪同志曾正式撰文有过非常详尽的记叙。这其中有一个日子非常重要,是1958年的9月13日。范文澜、吴晗、尹达、侯外庐、金灿然、张思俊开会讨论此事,大家经过研究,决定把整个“二十四史”都点校了。这得到了主席的批准。我们把它叫“913会议”,这可以说是点校“二十四史”的第一个会议。

  一开始做的《史记》,是要向国庆十周年献礼。选了金陵书局本做底本,是清代张文虎校勘的。他写了五卷《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有五十万字。本来准备附在《史记》后做校勘记。因为时间太紧,最后没有出版。后来是1977年印出来的,准备在以后修订的时候再附到《史记》里。所以《史记》是惟一一本出版时没有校勘记的点校本。“文革”前,前四史点校出版。“文革”开始后,工作就停顿了。这里有个插曲。大概在1967年时,戚本禹曾插手此事,而且要一年内完成整个“二十四史”的点校出版工作。于是,中华书局又重新启动“二十四史”点校工作。那时比较“左”,有批帝王将相的政治任务,他们另定了一些凡例,甚至认为标点都有阶级性。要用标点为武器,批判帝王将相。这就把学术工作搞乱了。尽管不到半年就结束了,时间很短,但对“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破坏性极大。

  70年代点校“二十四史”工作重又进行。1971年周恩来总理指示“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1971年4月7日,顾颉刚表示接受任务。这样中华书局重新开始做这项工作。当时“四人帮”在台上,认为这个工作光由北京来做不合适。于是将《宋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五部交给上海点校。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其事,仍以中华书局的名义出版。

  1978年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共计3758卷、3800万字,单行本分订299册,历时20年。

一次拍照 两张照片

  光明日报书评:据说启功先生收藏的那张照片,是当年先生们惟一的一次合影留念?

  崔文印:那是1973年春天,地点是在王府井大街36号中华书局的大楼。那时候,借调来的专家都聚集在此从事点校工作。顾颉刚先生平时不常来中华书局,他委托白寿彝先生负责。

  有一天,顾先生来中华书局,听传达中央文件。后来大家说趁这机会合影留念吧。白寿彝先生立即打电话约了在新华社工作的一个学生来拍照。当时一共拍了两张,一张是借调来参加“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全体学者的合影,另一张是全体学者与我们书局的同志、责任编辑和军代表等的合影。

  当时,学者们基本都在,独缺王仲荦先生,还有点校《辽史》的责任编缉陈金生先生。

  这是诸位学者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期间,惟一的一次合影留念。照片周围的姓名是启功先生标注的。

学识人品 后辈楷模

  光明日报书评:请您谈谈当年与那些先生们在一起工作的事情。

  崔文印:那段经历使我们与这些先生们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

  我与白寿彝先生接触很多。当时他负责点校组的工作。原来并不认识。有一次,白先生约我到家里来。我去了后,白先生说:“经过支部研究,我当你的入党联系人。”当时我很激动。白先生说,“你不要紧张,咱俩搞一对红。你有什么想法都可对我说。”那以后跟白先生有过许多接触,对他刚正不阿的人品了解很多。

  “文革”期间,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后来“四人帮”在北京还搞了一次“考教授”的闹剧。那次考场设在北京师范大学。据说白寿彝先生在考卷上恭恭敬敬地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起身,咳嗽一声就走了。

  我到办公室,见大家交头接耳,一边说一边伸大拇指:“老白真行。”

  这件事情在当时影响很大。

  那时讲儒法斗争史,推崇秦始皇。上边交任务给白先生,让他写秦始皇的文章。但白先生一个字也没有写。后来白先生80大寿时,北京大学的邓广铭先生亲往祝贺,对白先生的人品极为推许。邓先生说,当时我按人家的要求写了王安石,但白的秦始皇一个字也没写。

  唐长孺先生生活极为简朴。他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50元,而他每月交200元的党费。有一次,他爱人带孩子到北京来探亲,开支大了。他主动说:“这个月我少交50块党费。”

  我们单位有个乒乓球台,平时很脏。后来我们去打球,发现球台非常干净。我们还琢磨,这是谁擦的。后来发现是唐长孺先生走一大段路,专门来擦的。唐先生这么大年纪,身体又不好。其人其事,堪令后辈钦佩。

  翁独健先生抽烟,用一个大烟斗。治学极为严谨。他点校《元史》,一坐半天,从来不动。你在旁边走,他都不知道。先生一条腿有疾,每天拄棍,但走路非常昂扬,从来没将自己残疾当成一件自卑的事。

  陈仲安先生高度近视,在书局的日子里,除了校点之外,再无别的杂事,连大街都不逛。每次开会都是他率先发言。陈先生特别谦虚,《南史》、《北史》的出版说明是他写的,非常有水平。80年代初,他从中华书局回到武汉大学后,在评副教授时,他表示:“我让了。”当时还被别人取笑:“你评上了不要那是让了,自己还没评上算什么让了。”

  那一次,陈仲安没有成为副教授。后来又评的时候,问他有什么学术成果,他说,《南史》、《北史》的出版说明是我写的。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看了出版说明后说,能写出这种文章的人当教授没有问题,于是他便直接当上了教授。

  我当时是《金史》的责任编辑,和张政烺先生在一起。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受张先生鼓励、栽培很多,先生一直平等待我,至今思之,仍然感动。那时做校勘记,发现有问题就在书上贴纸条,我们叫“贴胡子”。问题解决后,就“拔胡子”。张先生说:“我贴的胡子我拔,你贴的胡子你拔。”每当我有些标注有道理时,先生就用铅笔在旁边批“很好。全文照抄”等。

  这批先生学问精湛,平时聊天就能学到不少知识。我记得是1973年5月17日,启功先生聊到避讳问题,他说:“康熙时避‘玄’字,写时缺最后一点,但畜字不能缺。非常有趣。”后来我一查,果然如此。我觉得真是了不起。

  应该说,这批先生将自己的很多学问都无偿地贡献在这套书里了。每本书的校勘记都代表了当时最高学术水平。

  “二十四史”与《清史稿》的点校本在许多方面都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它的学术地位应该说是一个高峰。从国家领导人到点校学者、出版员工,可以说是倾全国之力协作而成。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事,估计很难了。 (文字整理 王玮 计亚男)



  1973年与标点“二十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前排左起:何英芳、阴法鲁、唐长儒、白寿彝、丁树奇、顾颉刚、萧海、翁独健、陈述、杨伯俊;后排左起:张忱石、陈仲安、崔文印、姚景安、孙毓棠、王钟翰、周振甫、张政烺、王毓铨、启功、赵守俨、邓经元、魏连科、吴树平



  顾颉刚先生是现代学术史上开宗立派的大师,而1949年以前他个人的著作却没有一本是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根据现存档案,顾先生最初是以一个出版者的身份与中华书局联系合作事宜的。1943年10月,顾先生主编的《文史杂志》因商务印书馆印刷拖延,至有“愆期达一年之久”者,顾先生遂与毁约,即交中华书局印行,发行七千余份,“誉声载道”,顾先生非常高兴,感谢中华书局“改善之力”,使之成为抗战期间后方非常重要的大型学术期刊。后来,顾先生主持的大中国图书局因印行中小学教科书事,还一度成了竞争对手,甚至呈文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

  顾先生于1954年8月22日奉命到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当顾先生将工作计划并历年积稿交给历史所所长尹达时,尹达评之为“大而无当”,在顾先生心中激起了某种“被征服者”的屈辱感。

  就在顾先生进京的第二天,中华书局编辑部姚绍华即登门拜访,商谈《史记三家注》点校事;可以说自此之后,顾先生业务上的每一件事,都与中华书局休戚与共。

  1955年6月11日,民进中央主席马叙伦邀顾先生参加民进,第二年顾先生当选为民进中央委员。

  20世纪60年代初,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曾与历史所所长尹达、民进中央秘书长徐伯昕商定:“顾颉刚的学习由民进领导,业务由中华负责,工资归历史所发给。”像顾先生这样以学术为终身的学者而言,业务是其生命存在的意义,可见顾先生与中华书局关系之深厚。1965年10月26日,顾先生因结肠手术,在《预立遗嘱》里表示:“我一生写作,应悉交中华书局,请他们组织委员会整理。”四十五年之后暨顾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之际,中华书局出版了《顾颉刚全集》,完成了顾先生的遗愿,饯行了一个学术文化出版机构的使命。

  以下分四部分,简述1949之后顾先生与中华书局交往之大概。

  进京后第一任务:总校《资治通鉴》

  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向吴晗说起标点《资治通鉴》事,要范文澜组织专家在一两年内整理出版;另要将杨守敬《历代疆域图》用新方法改绘。根据顾先生日记,11月2日成立“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委员会”,以范文澜、吴晗、黄松龄、董纯才、翦伯赞、侯外庐、向达、顾颉刚、尹达、黎澍、刘大年、金灿然、王崇武为委员,以范文澜、吴晗为召集人。

  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中,范文澜曾敦请顾先生主持标点工作,因为顾先生年事最长,且曾从事过《史记》白文点校。顾先生表示,此事非范老亲自主持不可,自己则可校阅书稿。后以王崇武为召集人,顾先生任总校对,标点者有:聂崇岐、齐思和、张政烺、周一良、邓广铭、贺昌群、容肇祖、何兹全。11月8日,召开标点《资治通鉴》第一次讨论会。

  之后,样稿陆续交来,顾先生开始审阅,这在日记中多有记载。1954年11月15日:“看王之屏所点《通鉴》两卷。……之屏所点《通鉴》颇多误处。料想他人,亦必如此,盖大家任务太多太忙,必不能细细研究才下笔也。予任总校,要在十个月内整理出二百九十四卷之书,一一改正他人之误点,其不遑喘息可知也。”29日,召开《资治通鉴》标点第二次讨论会,顾先生提出,以委员会所定十个月完成之期限,“就我一个人的总校言,则绝对不可能”,希望延长时间或添请校对人员。于是商定由王崇武、聂崇岐、容肇祖与顾先生分任校阅工作,改变总校对制,组成四人校阅小组,分工复校其它参加者的点标稿。

  1955年2月17日,召开“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编杨守敬地图委员会及工作人员全体会议”。24日,与王崇武、聂崇岐、容肇祖“商谈《通鉴》标点事,开复校小组会”。4月21日,“聂筱珊来,共商标点疑问。徐调孚来,同讨论《通鉴》排印事”,下午又与徐调孚、王崇武、聂崇岐、容肇祖会,议定:“《通鉴》至六月底,交廿册与古籍出版社,此后每月廿册,至十月底完毕。明年六月,古籍社全部印出。”

  那么,《资治通鉴》为什么要如此迅速地出版呢?1956年2月5日,顾先生到怀仁堂应宴,日记记载:“毛主席、周总理均慰问予去年之病,谓《资治通鉴》不必这样赶。予答云:‘领导上说,已报告毛主席,时间不能改变。’”不管怎么说,《资治通鉴》还是按期完成了出版任务,开创了应用1951年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新式标点符号标点大部头史籍的先河,同时也推动了古籍整理事业的蓬勃开展。

  《资治通鉴》第一版的出版者是古籍出版社,但由于1957年初该社的业务、人员、办公楼等都并入中华书局,以及后来图书的修订再版都是由中华书局完成的,所以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都成为了中华书局的出版品种。

  整理《史记》及“二十四史”总其成

  1954年8月23日,即顾先生抵京后的次日,中华书局编辑部姚绍华登门拜访,约请整理《史记三家注》。顾先生“大喜过望”,因为顾先生“发愿整理《史记》已历三十年”。9月1日,到中华书局,商谈《史记》标点事宜。10月5日,拟《整理史记计画》交姚绍华。由于当时顾先生承担了《资治通鉴》的校对任务,所以顾先生就请北大同学贺次君到北图校勘《史记》的不同版本,并从中华书局预支的稿费中供给他生活费。

  《资治通鉴》出版后,顾先生即着手《史记》的点校。因为在顾先生的心目中,《史记》整理要分四个步骤:“第一步出标点的‘金陵本’,略加改正,并附索引;第二步出‘史记及三家注校证’;第三步出‘史记三家注定本’;第四步出‘史记新注’。”由于顾先生“一因事忙,二因多病,三则过于求细”,所以推延了出书计划,迟至1958年8月才将《标点史记凡例(稿本)》交到中华书局。

  1958年9月,毛泽东指示吴晗,要求标点前四史。13日,吴晗、范文澜、尹达、金灿然、张思俊等召开标点前四史工作会议。会议决定:除前四史之外,“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后将此报告送呈毛泽东,毛批示曰:“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9月15日,宋云彬以“待罪”之身(1962年前还没有摘帽)到中华书局上班。10月,开始审阅顾先生标点本《史记》,发现有不少点错或标错的地方。11月6日,在金灿然的召集下,顾先生“到中华书局,开会,讨论《史记》标点事”,会议决定:由宋云彬另觅一金陵本,并在顾先生标点本的基础上重新加工,完工后连同顾先生的标点本送聂崇岐看一遍,作为定稿发排。该书于1959年9月出版,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之书。10月2日,顾先生到中华书局访副总编辑傅彬然,“看新出版标点本《史记三家注》”,傅告之曰:“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史记三家注》,国庆献礼,毛主席打三次电话索取,览后表示满意。”顾先生感慨道:“斯我辈多人之积年辛勤之收获也。”

  这期间,其他各史也逐渐展开,但进度缓慢。为了提高各史的整理水平,决定外地院校承担的各史由分散点校改为在北京集中点校。中华书局向周扬报告,要求把承担点校的有关同志借调到中华书局工作,得到支持。1963年,中宣部与高教部联合发函给有关高校,借调唐长儒、陈仲安、王仲荦、张维华、卢振华、刘节、罗继祖、郑天挺、王永兴等到翠微路中华书局工作,原北京的陈垣、刘乃和、邓广铭、翁独健、冯家升、傅乐焕则仍在家工作,每周一次业务会,讨论点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段时间,史称“翠微校史岁月”——至1966年5月结束。此时,前四史已全部出版。

  1971年4月7日,由当时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与原学部留守组军代表、出版口及中华书局有关同志,共同到干面胡同顾先生家,向顾先生传达周总理的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是夜,顾先生“未成眠,计划工作人员名单”,后作《整理国史计画书》。29日,召开讨论“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标点事。出席会议的有吴庆彤、宋云彬、徐调孚、高亨、白寿彝、许大龄等二十余人。顾先生又作《标点“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应注意的问题》、《“二十四史”标点工作我所望于中华书局者》等文。

  但是顾先生因为身体状况所限,此项工作实际由白寿彝负责。到1977年底,《清史稿》出版;1978年春,最后一种《宋史》出版(版权页作1977年11月)。至此,点校出版工作全部完成。

  虽然说这套整理本是现今最为通行的版本,但是顾先生从出版之初就表示还要重新点校,对很多史的校勘记被删除非常不满,指出:“只要用事实说话,不多说空话,就不能说是繁琐考证。”顾先生曾说:“凡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一个人的生命不过数十寒暑,固然可以有所创获,但必不能有全部的成功。所以在学术事业发展的长路上,自己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迈进一步,同时也应该推动后人更比自己迈进一步。”2005年,中华书局启动了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并采用了对每一史另做“校勘长编”的方式,说明存在的问题以及处理的理由,不仅吸取了顾先生的意见,同时也是对顾先生最好的纪念。

  庞大的《尚书》整理计划

  翻译《尚书》为现代语,是顾先生“五四运动”后所发之宏愿,几十年从未忘却,只因生活动荡始终没有正式进行。1958年年底,《史记》标点完成。自1959年始,历史所派给顾先生的工作任务就是整理《尚书》,而领导任务则由中华书局副总编辑萧项平主持。1月31日,中华书局要求顾先生停止所有其他图书的整理,务必将《尚书今译》于9月交稿,为的是10月出版,可以向国庆节献礼。

  6月25日,顾先生就《尚书今译》的具体工作计划,给金灿然、萧项平等写了一封四千多字的长信,详细说明了《尚书》整理的困难以及《尚书今译》书稿完成的具体计划,并希望中华书局可以配给自己两个人:一个是高级助手,可以代为搜集材料,整理材料;一个是低级助手,代为抄录资料、誊抄稿件以及缮写钢板蜡纸。信末附录为整理《尚书》拟联系之46位专家名单,涉及研究版本、声韵、文字、训诂、语法、历史、地理、天文、经学、子学各领域。因为在顾先生设想中,早已有一庞大的《尚书》整理计划,即“《尚书》学十书”:①《尚书》校文、②《尚书》文字合编、③《尚书》集说、④《尚书今译》、⑤《伪古文尚书》集证、⑥《尚书》学史、⑦《尚书》通检、⑧《尚书》学论文选、⑨《尚书》简注、⑩《尚书》学书录,做出来的目的是“此后整理古籍者有绳准矣”。当然,这样做的目的还有其他原因,那就是对于中华书局而言,希望顾先生“作出最详尽的解释和最妥当的翻译”,所以不厌其烦地提出问题,要求修改;对于顾先生而言,也“喜欢把材料搜得多,问题钻得深”,因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学问也有钻得很深的,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经书设有专室研究,我若轻易下笔,则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学者冷眼看着,如有差错落在他们的眼中,将立刻受到不容情的批判,势必有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誉”,所以“不得不十分小心,以期不辜负党的厚望”(1964年9月7日与陈慧、徐伯昕函)。这也就是后来中华书局给文化部函中所提出的:“考虑到顾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他的助手问题似仍不能不加考虑。”

  1959年7月8日,中华书局金灿然、姚绍华亲自到顾先生家商谈《尚书今译》事,顾先生日记记曰:“今日金灿然同志来,态度甚好,允配给助手二人,帮助抄写,搜集资料及学习整理工作,此殊解决我心事。”从这一天开始,顾先生恢复了循序渐进的《尚书》整理工作。11月,中华书局派尹受来帮助顾先生任抄写,尹受工作努力,学习刻苦,顾先生十分满意。后又派编辑孟默闻协助顾先生整理《尚书》。

  是年7月,顾先生至青岛疗养,偶遇刘起釪,刘表示愿意追随顾先生进行《尚书》研究。顾先生遂向中华书局提议,希望调刘来京为高级助手。为此,中华书局金灿然向周扬、齐燕铭等领导人以及中宣部、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等部门频繁申请、联系,商调刘起釪事。1960年的商调,因刘原单位不同意而未果。为此,1961年上半年,金灿然与南京史料整理处主任王可风面谈。12月1日,又致函文化部干部司商调刘来京,并附“请调干部登记表”一份,表中“拟调至何单位任何职务”一栏所填为“中华书局作社外编辑顾颉刚先生的助手”。

  1962年1月16日,文化部干部司同意调刘来京。1月24日,中华书局致函南京史料整理处,告知文化部已经批准中华书局调刘来京工作事。3月16日,又致函南京史料整理处,询问刘来京报到日期;23日,南京史料整理处致函中华书局,告刘暂缓来京并要求寄回档案材料。4月30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询问刘不能到京的原因。5月7日,王可风复函金灿然,询问编制及进京户口问题;12日,刘致函顾先生,谓得组织上正式通知,可调往中华书局。6月11日,金灿然致函文化部齐燕铭、徐光霄,请求解决顾先生助手问题,徐批示谓“目前自外地调人有困难”;19日,中华书局致函顾先生,告调刘进京事最近已向有关部门打了报告;25日,顾先生致函金灿然,谓刘来函,并催办调京。7月8日,金灿然致函齐燕铭,催办调刘进京;20日,康生办公室致函齐燕铭,送上刘致顾先生信,齐燕铭8月1日批示:“此事已解决”。8月6日,金灿然致函齐燕铭并转文化部人事司,附与王可风信拟稿;同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通知刘自己先行来京;7日,文化部徐光霄办公室致金灿然函,退回齐燕铭批示;9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通知刘可先行来京;17日,中华书局致函文化部干部司要求解决刘进京户口问题;21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通知刘先行来京准备,户口问题已报有关部门。9月7日,金灿然致函齐燕铭,关于刘来京户口问题,干部司仍未上报;30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并,要求见信后即请办理刘调职手续。10月5日,王可风致函金灿然,谓南京史料整理处人员编制在科学院近代史所,已报北京所中,一经批示,即可办理调出手续;8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刘干部简历表收到,要求转来刘政治历史问题和审查结论等材料;同日,中华书局致函近代史所刘大年,希望得到支持,以便尽快解决,并电话联系,获同意;20日,金灿然致电王可风,谓调刘函近代史所已发出。11月4日,刘致函金灿然,报告缓期到京;6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询问刘为何迟迟不来京,要求刘来京日期车次确定后先行电告,以便派人去车站迎接;10日,南京史料整理处致函金灿然,谓刘本月15号前到京;22日,刘来京报到。顾先生日记:“刘起釪君今日到京矣,此事接洽四年而成,可见北京添进一干部之难,盖市人委、文化部、宣传部各关都须打通之故。”可见当时调一人之难,亦可见中华书局为顾先生配助手事之重视。

  是年9月,中华书局特设一间办公室,为顾先生专力从事《尚书》工作之用。自刘起釪来后,金灿然又先后致函南开大学郑天挺、郑州大学嵇文甫,借调青年学者李民进入中华书局,与刘起釪一起协助顾先生整理《尚书》。直至“文革”起,此项工作被迫停顿,幸好所有资料未有散失。

  1975年9月20日,顾先生日记:“起釪言,中华书局所拟出版计划,本定四年,送至毛主席处审阅,主席言:中华专出古书,而古书有极难解者,如《尚书》非有十年时间不可。因令重拟。为此,这个工作又将落到我身上,但我体已衰,只能帮起釪找些资料,由他作主干。”10月21日,顾先生改刘起釪《尚书今译》计划书。至此,《尚书》研究工作,开始逐渐恢复。

  1980年12月25日,顾先生逝世。刘起釪独立担负《尚书》整理工作,中华书局编辑部曾告诫刘:“应该完全摒弃一切外力邀请写的东西,消除干扰,杜绝一切外骛,全心全力整理《尚书》。”中华书局编审杨伯峻生前给刘最后一信,也勉励其务必完成,“不可使千秋万代有所责望”!刘起釪积三十年之心力,耗二十年焚膏继晷之功,至1999年10月终于完成了《尚书校释译论》这部煌煌巨帙,并于2005年4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实现了顾先生“最后才下手去作”的“《尚书》全书的考定”工作。

  从《史林杂识初编》到《顾颉刚全集》

  1955年,顾先生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整理《浪口村随笔》。并得于鹤年等人相助,于1961年2月编定《史林杂识初编》。后因出版社分工,该书转由中华书局出版,1964年1月24日顾先生见到样书,日记记载:“《史林杂识》今日始见到,中华印刷,清楚悦目。……此为中华书局出版予写作之嚆矢。”顾先生自认为该书优点有二:“随时随地可以提出问题,亦随时随地可以解决问题,牖启青年治学兴趣,一也。文辞雅而能俗,谨而能肆,庄而能谐,开文言文之一派,二也。”首印2200册,两星期即售罄。后编《史林杂识续编》,可惜未成。

  1961年8月,中华书局金灿然、萧项平向顾先生建议,除出版其《尚书今译》和《史林杂识》外,更应将其一生著述编为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顾先生日记1962年6月7日记载,本年需向中华书局交稿中有“古史论文集(地理)”一种。是年11月,中华书局与顾先生签订《尚书今译》、《古代地名汇考》和《近三百年著述考》三书约稿合同,顾先生回信中说:“承你局好意,允许接受我这三部稿件,真是我极大的光荣。”可惜都未成。

  197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请顾先生作《工作规划》,其中就有“修订已发表的论文和未发表的文稿,编成分类文集”的规划。后中华书局又重申前议,顾先生即请助手王煦华拟编《古史论文集》目录(拟编六册);并于1980年5、6月间,亲自编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于1988年出版《古史论文集》第一、二册,1996年出版第三册。

  自顾先生逝世后,顾先生的助手王煦华与顾先生的女儿顾潮、顾洪三人负责顾先生《全集》的收集整理工作。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集》整理初具规模,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中华书局未能接手。《全集》遂落户江苏某出版社,该出版社经过数年排校,面对巨大的人、财、物的投入,以及出版的遥遥无期,选择了中途退出。

  顾先生在1979年4月13日的日记中提到:“予之心事有三部书当表章:一、吴燕绍《清代蒙回藏典汇》,二、孟森《明元清系通纪》,三、钱海岳《南明史稿》。”2003年7月起,中华书局先后将此三书纳入出版计划,并分别于2005年(《清代蒙回藏典汇》)、2006年(《南明史》、《明元清系通纪》)先后出版。

  其时,中华书局听闻顾先生《全集》将由山东某出版社出版之后,非常遗憾。2005年1月21日,当听闻该出版社已放弃了出版顾先生《全集》计划时,中华书局及时与顾潮老师取得电话联系,始知是山东两家出版社将联合承担此项目,而此时这两家出版社的负责人正在赶往她家——签顾先生《全集》出版合同——的路上。中华书局表达了愿望,得到了难以形容的理解与支持!顾潮老师说:“多少年来,就是想让你们出,你们就是不要。”三天后,中华书局与顾潮签订了《全集》的出版合同。

  经过六年编辑、校订,在顾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纪念日,中华书局出版了《顾颉刚全集》。这一切,冥冥中似乎有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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