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美军"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OP)'

风清扬斈 8年前 (2011-03-21) 网络资料 2979 0

在朝鲜战争、台海冲突中,美国有人多次扬言要对还没有核武器的中国威胁使用核武器。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国际战略背景下,中国决心发展自己的核力量,来制止核战争。就战略层面讲,美国是新中国发展核武器的促进力量。

  1950年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成功后,麦克阿瑟自负地以为,美军已占绝对优势,中国已错过介入的最佳时机。因此,美军不顾中国不要越过三八线的警告,不仅越过了三八线,而且向鸭绿江一线实施攻击。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跨过鸭绿江,达成了发起战役的突然性目的。自负又自傲的美军在判断中国不会参战的基础上,被志愿军的突然袭击打得大败,麦克阿瑟"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叫嚣成了一场迷梦。

  面对失败,美国上下都在考虑如何对待"那个敌对国家"。1950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朝鲜战争,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在开场白中说:"我们正在增加武装力量,而且,我们动用了大约180亿美元给我们的陆军、海军等。我们会用所有的武力去对付这样的攻击(指中国出兵朝鲜)。"接着他的话,有记者问,包括原子弹吗?对此提问,杜鲁门既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总之,他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此问一出,立即成为记者会的核心话题,几乎所有的提问都与此有关。杜鲁门回答说,我们会这样做那样做,我们现在做了什么,将来要怎样做。直至记者会结束,他也没有清楚地说出,美国会不会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因此,美国要使用原子弹对付中国,就成了一条轰动世界的重大新闻。甚至有媒体报道说,美军的飞机已经装载好了核弹。为此,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曾专门飞到华盛顿去与杜鲁门会晤。两人谈了5天,最后杜鲁门向艾德礼保证说,美国没有使用原子弹的打算。

  事实又是怎样呢?在1994年解密的一份文件中,人们知道了杜鲁门的回答并非是空穴来风。这份1950年11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绝密文件,有一个骇人听闻的题目:"为反击共产党中国入侵朝鲜,关于美国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所需考虑的问题。" 这份文件由两项内容组成:首先是复述美国安全委员会早先通过的"在敌对情况中"和"在战争状态下"可以使用原子弹的决议;其次是一旦考虑使用原子弹,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应该考虑的诸项问题,这一部分的问题被归类在两个题目之下,即"在朝鲜用于战术目的"和"在满洲(指中国东北地区)用于战略目的"。 这份文件的结尾处,还附有两行未署名的手写字迹:"如果苏联做出反应,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并将在行动前做什么反应?" 虽然它最终并没有付诸实施,但无可否认,它是军事参考方案之一,并在以后的日子里,被多次提及。由此,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原子弹阴影。

  在1952年10月的上甘岭战役中,美军高强度、高密度使用了各种常规武器,却仍然不能取胜。于是,美国人又动了使用核武器的念头。这个时候,美国已经开发了一种可以用280毫米榴弹炮发射的小型战术核弹。而使用这些战术核武器,不会影响美国打击苏联的核计划。1953年2月11日,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将军介绍说,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地区2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集结有大量的中朝军队和军用物资。因此,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的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考虑在开城地区使用战术原子弹。他甚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亲自参与选定了攻击目标,目的是为了迫使板门店谈判尽快达成协议,以减缓国内外的巨大压力。此后,参联会即向国防部上报了题为"与朝鲜战争形势有关的行动方针"的绝密报告。报告要求:当板门店谈判失败时,将战争升级扩大到朝鲜之外,动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武器,大规模进攻中、朝等国。但由于板门店谈判出现转机,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署,美国才极不情愿地放弃了核打击计划。

  美国还有更机密的核武器使用计划则在制订之中。"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OP)就是一系列标有"极端敏感信息"的文件。根据美国政府规定,该类文件不得写入历史,只有美国总统、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国防部副部长,以及负责指挥、控制和通讯的助理国防部长才能阅读,堪称美国的最高国家机密。由于冷战的结束,"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OP)文件才得以部分解密。 
  它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大规模报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制订的。以后的各届政府又据此有所调整,但大的战略框架一直没变,即是以核威慑为其战略基础。艾森豪威尔政府制订的第一份"统一作战行动计划"编号为"SIOP-62",最初的敌对目标为苏联集团。然而,在朝鲜战场以及在1954年越南奠边府战役中,中国显示出了实力,中苏友好同盟得以巩固,尤其在台海危机中,中美存在现实的冲突可能性陡增,艾森豪威尔就此明确指出:"对中国的核打击将意味着苏联的报复,因此,如果美国一定要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必须同时打击苏联和中国。"因此,在1959年,敌对目标由苏联集团改变为"中苏集团"。对此,艾森豪威尔解释说:"美国不能允许当美苏之间进行一场大规模核战争时,40年后会成为又一个苏联的中共却置身事外。" 
  那么,就实施战略打击重点目标,美国海军主张应是敌人的核投射力量和常规军事力量。而战略空军司令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则更倾向于打击城市和工业中心。美国国防部根据艾森豪威尔的指令,提出了一个"综合目标体系"的概念,即中苏集团的战略导弹场地、政府和军事控制中心,以及城市工业中心均成为打击目标。实际上,是军方不同侧重点的综合。可恶的是,平民也被包括进核打击目标。 
  这份标为"SIOP-62"编号的行动计划共标注了1060个核投弹目标。其中599个目标覆盖了中苏武器发射基地和政府与军事控制中心,151个目标覆盖城市工业基地,227个防御性目标,65个其他目标。并规定对于200个重要的核打击目标,要确保97%的成功率。为达到上述目标,美国将动用3240枚核弹。如果这一计划被执行,必然会对中苏两国平民造成"过度杀伤"的恶果。此时艾森豪威尔任期将满,虽然他看到这个报告后的第一反应是"它简直令我魂不附体",但最终他还是批准了这个远远超越军事目标的计划。 
  在随后的肯尼迪和约翰逊任职期间,美国的核理念并没有改变,只是根据国际形势和美国战略力量的变化做了微调。 
  但在获悉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情报后,有关的对策调整就更加具体化。1961年2月,美国空军参谋部在《共产党中国的远期威胁》的对策报告中,建议通过出售或者以转让的方式,武装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日本、印度以及台湾等),以此来应对中国的核发展。是年年底,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乔治·麦科恩在给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的特别函件中,也建议美国应设法帮助印度发展核武器,甚至可以允许印度抢在中国之前试爆原子弹,以威慑和限制中国。这项建议还得到了副国务卿切斯特·鲍尔斯的肯定,并计划由白宫科技顾问杰罗姆·韦斯纳与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共同探讨中国发展核武器对印度核计划的不利影响,以此来诱导印度向美国提出核援助请求。但这项冒险违反美国计划与有核国家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计划,最终被国务卿腊斯克否决了。 
   
  对于中国发展核武器,美国之所以陷入恐惧之中,是基于以下判断:中国一旦拥有核武器,将对全世界,特别是对东亚地区产生巨大影响,这不仅是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的吸引力随之增强。由此有可能导致亚洲国家靠拢北京而疏远华盛顿,出现一场对美国的信任危机。同一时期的国家情报评估文件《核武器系统扩散的可能性和后果》,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实际上,美国担忧的是自己的霸权受到挑战。而军方历来有夸大威胁来获得政策支持的传统。在中国核试爆的前一周,美国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办公室起草的《核大国的中国(中国核试爆前的一些想法)》就预测,中国在第一次核试验之后,很快会在1968年进行首次热核试验;到1970年,将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对准亚洲各大城市;到1975年,中国的洲际导弹将具备摧毁旧金山、芝加哥、纽约和华盛顿的能力,并威胁整个欧洲的安全。该文件还设想"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将会和美国共同分享世界,而下届总统被迫面对一个这样中国的可能性极大",并警告"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影响亚洲和世界事务的能力会持续下降","总之,尽管在中国获取核能力后,整个均势还没有戏剧性的转变,但其后果将是非常重要和极其危险的"。
面对美国的核威胁与核遏制,新中国最现实的选择是获得苏联的援助。甚至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9年8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就曾提出参观苏联核设施的请求,但被斯大林拒绝了。不过,作为一种友好的表示,苏联人还是请中共代表团观看了有关核试验的纪录片。 1949年8月29日,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50年初,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又请毛泽东观看了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影片。不仅如此,斯大林甚至表示苏联愿意为中国提供核保护。后来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曾明确说,当缔约国的一方被迫采取军事行动时,"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这其中就暗含有核保护的意味。 
    
  然而,核保护是一回事,核援助则是另一回事。毫无疑问,如果不是为了重大利益,谁都不会将打开核武库大门的钥匙轻易交予别人。1952年底,以中国核物理专家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之前,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梅亚诺夫院士在提交给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建议,只向钱三强等人介绍"一般性质的科研工作,而不要让他详细了解第一总局课题范围内的工作"。这个第一总局的工作领域,就是原子能科研、铀加工管理和核动力装置制造。 
   
  因而,当钱三强提出苏方能否提供有关核科学仪器和实验性反应堆时,得到的回答颇像外交辞令: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在斯大林时代,中苏之间的合作基本上局限于朝鲜战争,连经济上的来往都很少。这种局面在斯大林去世后,才有所改观。原因是斯大林的去世引起了苏联领导层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赫鲁晓夫自知没有斯大林的威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为了获得中共的支持,他开始积极调整对华政策,其基本方面就是加大了对中国的一系列援助。 在核援助的问题上,赫鲁晓夫的态度与斯大林基本相同,就是可以提供核保护而不是输出或转移核技术。由此可以看出,这是苏联的既定国策。所不同的是,赫鲁晓夫迈出了支持中国进行核研究的一小步。很明显,核研究将为核武研制奠定技术基础。实际上,赫鲁晓夫之所以这么做,除了苏联基本政策的因素,还有一个不便明言的理由。就在赫鲁晓夫访华前夕,苏联政府已向美国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表示愿意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上,继续与美国政府谈判。但更深层的原因是,赫鲁晓夫已经意识到,核武器的大规模使用,不仅会导致两败俱亡,而且有可能毁灭地球上所有的生命。由此看来,赫鲁晓夫不答应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而答应帮助中国进行核研究,已经很难得了。 
  赫鲁晓夫回国以后,中苏两国政府便开始了有关原子能研究合作的谈判。1955年1月17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为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将给予中国和几个东欧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其中包括实验性反应堆和加速器的援助。1月20日,中苏签订了《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根据这个协定,中苏两国将在中国境内进行铀矿的普查勘探,对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由中国方面组织开采,铀矿石除满足中国自己的发展需要外,其余均由苏联收购。作为核合作的开始,中国需要摸清自己的核原料家底,而苏联则期望获得核原料的稳定来源。因为,随着苏联核武器生产计划的扩大,原来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购买的铀矿石已经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在中国寻找新的铀矿资源。 
  议定书签订不久,苏联即派出大批地质专家来到中国,帮助中方进行铀矿的普查和勘探。这其中就包含有一个援助条件,苏联援助中国原子能工业的规模,取决于中国有多少铀矿。 在各有所需的基础上,合作进展很快。4月27日,以刘杰、钱三强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定》,确定由苏联帮助中国进行核物理研究以及为和平利用原子能而进行核试验。苏联将在1955-1956年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设计和建造一座功率为6500~10000千瓦的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一个使粒子获得12.5百万~25百万电子伏特能量的回旋加速器(即通常所说的一堆一器),并无偿提供有关原子反应堆和加速器的技术资料,提供足够维持原子反应堆运转的核燃料和放射性同位素,培训中国的核物理专家和技术人员。
是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安置苏联援建的一堆一器的基地开工建设,以索洛诺夫和阿里柯谢夫为代表的苏联专家组,为基地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同年12月,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了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会议期间,苏联公布了核电站的建造情况,法国发表了提取放射性元素钚的方法,美国展示了核电站发展计划。虽然是和平利用方面的情况,但仍然揭开了许多核技术的秘密。中国被拒之门外。会后,苏联派出了一个以诺维科夫教授为团长的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来华访问,介绍了日内瓦会议的情况,传达了会议科学成果方面的文件。12月26日,周恩来与苏联代表团举行会谈,双方就《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1967年原子能事业规划大纲(草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讨论中,苏联科学家主动表示,苏联准备给中国核工业建设以全面援助。果然,此后苏联的核援助进一步扩大。1956年4月7日,中苏签署协议规定,为便于向设在罗布泊的中国第一座核武器试验中心运送设备,准备铺设从哈萨克斯坦至兰州的铁路。 同年8月17日,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 顺应形势的发展,1956年11月2日,中国设立主管核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11日改名为二机部)。 
  1957年5月,沃尔比约夫率领十几位专家来到核物理研究所工作。沃尔比约夫是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的亲密助手之一,是此次派驻中国科学院核物理研究所的专家组组长。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苏方提供的帮助是高层次的,也是真诚的。在这些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一堆一器相继建成。关键的是,通过教学和实验,一大批中国核技术专家成长起来。沃尔比约夫专家组刚到中国时,核物理研究所里只有60位核物理专家,而到1959年11月,苏联撤走所有专家时,这个集体的人数已经增长到6000人,足足增长近了100倍。这批专家成为中国在失去苏联援助后,独立自主开展核试验的技术骨干。 
  10月15日,中苏正式签署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建立起综合性原子能工业;援助中国原子弹的研究和生产,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作为原子弹制造的关键环节,向中国出售用于铀浓缩处理的工业设备,并提供气体扩散厂初期开工所用的足够的六氟化铀;1959年4月前向中国交付两个连的岸对舰导弹装备,帮助海军建立一支导弹部队;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在1961年底前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帮助中国设计试验原子弹的靶场和培养有关专家等等。 
  但从1958年下半年起,由于在"大跃进"、"东西缓和"等问题上,中苏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苏联开始收缩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只提供给中国一般技术,对高新技术特别是国防领域的尖端技术进行了严格控制。对苏联的上述做法,毛泽东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评论说:"’无私援助’,基本对,但也有所保留。这是人之常情,不见怪,大界限里还有小界限。" 
  实际上,中国认为苏联这种有所保留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协定签署时,中国已经认可了这种"内外有别"原则。即使是经济上的援助,也要在容许的范围内,更不要说涉及国家机密的核技术了。而在中苏对立以后,赫鲁晓夫宣称苏联在原子能和核武器研制方面没有任何保留,完全满足了中国的要求,则是言不副实的。 
  毛泽东当时说了一番极具气魄的话:"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 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对于原子弹这样的新东西,中央高层一直十分关注。"纸老虎"这样的说法就是这种关注的最初体现。毛泽东在1946年8月6日,即美国首次在日本使用原子弹一周年的时候,回答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有关原子弹的提问时,举重若轻地用了"纸老虎"(Paper Tiger)一词,被直译为"Paper Tiger"两个英文词而传向全世界。尽管这样的回答在外国人眼里似乎带有某些戏谑的成分,但在中国人眼里这丝毫没有歧义,他表达的是对真的会吃人怪物的蔑视,以及自己毫不在乎的睥睨。这个思想在1945年8月9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时,就有了萌发的契机。这一天,《解放日报》在刊登长崎爆炸原子弹的消息时,将原子弹爆炸高度评价为"战争技术上的革命"。毛泽东对这样的评价颇为不悦,便召集胡乔木等宣传干部谈话,指出"不应夸大原子弹的作用"。几天之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又说了类似意义的话:"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时,就说出了让全世界震惊的话语:"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西方人可能不理解,你们的最高领导人说它是"纸老虎",可为什么你们后来又要花大力气搞"纸老虎"呢? 
  对此,1958年12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的一番话,可以作为回答:"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 "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简单说就是:战略上重视,战术上藐视。 
  当然,这和美国多次威胁对中国使用"纸老虎"有关,也和苏联无情地撕毁援助协议有关。其实,据有关资料说,早在1946年,中共安全部门负责人康生就曾招募在海外的华裔科学家,特别是火箭和核能专家回国。中共在没有建立新中国之前,就梦想着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这与毛泽东一再宣称原子弹是"纸老虎",并没有什么矛盾之处,更无从说不重视。 另一个例子是,1949年二三月间,钱三强准备趁去巴黎出席4月份召开的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的机会,通过自己留学时的导师约里奥·居里先生帮助购买一些有关核物理的仪器和书籍。当然这需要一大笔外汇,数额大约在20万美元。事情反映上去之后,他就有些后悔。当时解放战争尚在进行中,用钱之处甚多,哪能拿出如此巨款去购买科学实验用的仪器和图书。但出乎他的预料,不久他即接到电话通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要他去中南海怀仁堂面谈。面谈时,李维汉对他说,中央认为你的意见很好,国库还有部分美元,可以先拨出5万美元使用并告知这是经周恩来副主席在西柏坡批准的,还转达周恩来的话说:"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钱三强并不知道当时的外汇总额只有区区30万元。但当他拿到潮湿并带有霉味的美钞时,他能够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对核物理研究的重视。这不由使他想起蒋介石当年的做法。 
  1946年的8月,蒋介石曾派出吴大猷、曾昭抡、朱光亚和李政道等8人,前往美国考察和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当时,中国科教界要求研制原子弹的呼声甚高,胡适和梅贻琦就曾游说上层。国防部之下主管武器研究开发的第六厅厅长钱昌祚也曾积极着手筹划铀的提炼。但是几个人到美国之后,就发现想学人家偏不教。队伍很快就散了。 
   这次钱三强虽然拿到了钱,却由于法国方面不给签证没有去成巴黎。他只得拿出5000美元,辗转托人带给了约里奥·居里,以求帮助。后来,居里请留法学者杨承宗买了一些仪器、书籍、同位素、计数器以及探查铀矿必需的标准源等。约里奥·居里还要杨承宗带给毛泽东一番话。他说:"你回去告诉毛泽东,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原子弹的原理又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自己有自己的科学家嘛。"这番话,与毛泽东所说,原子弹有了不一定要用,但它是一种威慑,可以保卫和平,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中国原子弹的成功,不应忘记始终坚信中国是一支可以信赖的和平力量的约里奥·居里夫妇。 1950年初,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这个所的科学家正是后来研制原子弹的骨干。 同是在1950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回来之后,曾对身边的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看过了苏联核试验的纪录片。苏联成功爆炸了原子弹,这无疑对毛泽东是一种巨大的鼓舞。
也就是说,不能把原子弹仅仅看作"纸老虎",还要看作"铁老虎"、"真老虎"。1956年3月份,毛泽东为了解决全面学习苏联中的问题,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亲自开始作调查,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逐个听取国务院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其成果就是不久后公开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刘杰排在第三十三个汇报时,重点当然是原子能工业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听取刘杰的汇报后,说道:"我们不但要有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 
  刘杰汇报时的身份是地质部副部长。鉴于地质部肩负着找铀矿的任务,毛泽东说要加强地质部的力量,并圈定这个人为来自军队的中央委员。3月份,刘杰带团去苏联之前,到西花厅向周恩来作相关汇报。除讨论代表团参加苏联杜伯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会议事项和赴苏谈判原子能工业的问题之外,还讨论参照苏联领导原子能工业的模式,成立一个原子能委员会。本来已决定去地质部任副部长的宋任穷,被周恩来动员去了原子能委员会担任常务副主任。主任是陈云,刘杰兼秘书长。当时的宋任穷是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 
   1958年6月,苏联援助的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造成功。得此消息后,毛泽东在6月21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充满信心地说了下面一番话:"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有人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于是,在1958年8月,二机部明确提出了"军事利用为主,和平利用为辅"的方针。 1958年9月29日中苏又签订了《关于苏联为中国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补充协定》(简称《核协定》),将《国防新技术协定》中设备内容、交付时间等不明确的地方加以明确。 然而好景不长,从1958年下半年起,中苏之间分歧和矛盾逐渐显露。到1959年6月20日,苏共致信中方,声称由于正进行禁止核试验的谈判,暂缓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一年后,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并停止一切设备和资料的供应。 
  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向宋任穷、刘杰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并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要求二机部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解决最急需的问题,并决定调动各地区、各部门的力量支持原子能事业。 
  11月11日,聂荣臻向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呈交的《关于以自力更生为主解决新技术所需材料问题》报告也认为:"发展我国的新技术材料,必须采取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苏联撕毁合同的行为,更激起了毛泽东的雄心,他说:"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1960年7月,中央给二机部下达了"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的任务,即争取在五年内(1960-1964)自力更生制成原子弹,并进行爆炸试验,在八年内有一定数量的储备。 
  主抓国防科技事业的聂荣臻得知会议情况后,在7月下旬赶往北戴河,并在会上作了发言。他说:"自力更生,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是中央确定的方针,不能动摇。不能说没有困难,但我们有能力克服。搞尖端武器,并不妨碍搞常规武器,要坚持两条腿走路。" 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很关注这个会议,10天后,毛泽东让秘书徐业夫打电话给聂荣臻转达他的话说,我们应采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后来,这两种意见又反映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外交部长陈毅元帅说了句非常著名的话:"我们即使没有裤子穿,把裤子当了也要搞出原子弹。"后来,陈毅每次见到刘杰都要问原子弹。他说:"什么时候交货啊?我现在等得头发都要白了;我这个外交部长,没有原子弹,腰杆子就不硬啊!世界各国看中国两件事,一是粮食,一是原子弹。搞不出原子弹,别的都是空的。"其他老帅都采取支持态度。但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双方的争论仍是相持不下。刘少奇最后说:"原子能工业的现状究竟如何,是上好还是不上好,是否把情况摸清楚以后再定。"会议情况报到毛泽东处,他表示同意刘少奇的意见。 
  会后不久,陈毅、贺龙专门找张爱萍谈话,要他下去摸清原子能工业的基本情况。两个月后,张爱萍与一同下去的刘西尧提交了调查报告,不是钱的问题,主要在组织协调,1964年可以进行第一次核试验。 
   张爱萍和刘西尧调查回来后,曾去向国防部长林彪汇报。林彪斩钉截铁地说:"原子弹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其决心与陈毅一样坚定。之前,林彪还提出过:"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 
  这之后,刘少奇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由总参谋长罗瑞卿汇报原子弹研制情况。当汇报到1964年实现核爆炸时,刘少奇说:"1964年能爆炸很好,如努力了还不行,1965年也是好的。但不努力就不对了。"当汇报到原子弹是一种尖端技术,其复杂性和综合性,绝非某个部门能够胜任,必须国务院有关部门、有关省区、各军兵种通力配合,中央应考虑成立专门机构协调时,刘少奇提出:"中央要搞个委员会,以加强这方面的领导,现在就搞,否则就耽误了。你们提出个方案和名单,报中央批准。" 会议结束后,罗瑞卿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报告。报告还提出了由周恩来总理任主任的15人中央专门委员会名单。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962年11月17日,由周恩来任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专门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原子弹的研制由国家战略上升到了国家行动,原子弹的研制步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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