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为什么不能接受捐赠的孔子像

风清扬斈 9年前 (2010-11-23) 网络资料 2871 0

北大为什么不能 接受捐赠的孔子像 

  我很支持张祥龙教授关于北大立孔子像的建议。看到王达三在《北大立孔子像又如何?》一文中说,北大曾拒绝过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捐赠的孔子像,我感到很不解。

  汤恩佳先生在各地捐立孔子铜像,很多年前就有人不理解,提出异议甚至反对,说汤恩佳先生花几十万捐立孔子像还不如支持儒学研究事业。我开始也对此没有深思,只是近几年有感于国人由于信仰缺失而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才越来越觉得单纯进行学院的、象牙塔中的儒学研究是不够了,学人们应该考虑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对民族的义务。同时,随着与汤恩佳先生接触日多,经常听他在会上会下激情洋溢,慷慨而谈,不断地受到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的感染,也越来越明白,他四处奔波,向孔子当年周游列国一样做环球之旅,其是弘扬孔子儒学。他的所谓“孔教”其实就是推广“孔子之教”,即孔子儒家的思想学说,这与学者们研究的儒学本质讲并没有什么两样。北大不该因“孔教字样”而拒绝“孔教学院”的捐赠。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仅就教育方面来说,以孔子为鼻祖的儒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中华文化的承传,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不断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高等学校通过立孔子铜像,让广大师生能够直观地亲切地瞻仰、认识、理解、景从我们至圣先师的人格气象,造成一种尊孔敬师的文化氛围,以进一步广泛、深刻地研究和弘扬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

  让作为孔教学院院长的汤恩佳先生捐立孔子铜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内地长期以来对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争论不休,对儒教的界定相当混乱,很多人对儒教、孔教抱着很深的偏见。我想,我们应该走出一元独断思维,也要走出二元对抗思维。就儒学与儒教的关系而言,不但可以二者并行不悖,而且可以互相支持,相互促进。儒学是儒教(孔教)的学术基础,儒教(孔教)是弘扬儒学的重要形式。儒学、儒教、儒商是在现代社会传承儒家思想,复兴传统文化的三位一体的三个方面:儒学是学术核心,儒教是组织形式,儒商是经济基础。儒学为国民提供理性的思考,儒教为国民提供精神的信仰,儒商为国民提供经济的基础。这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一起抓,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的想法不约而同,不谋而合。

  立起孔子像应该是个文化上的风向标,北大应该有这么一点文化上的担当意识,接受孔教学院捐赠的孔子像可谓合乎时宜。此外,我觉得北京师范大学更应该立一个孔子像,因为作为师范院校,它更有资格纪念这位先师。(作者韩星,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弘道》杂志主编) 
  
 无孔子之北大无灵魂
  ――北大校园立孔子像的建议
  
  张祥龙
  
  
  北大校园的塑像渐多了。以前有一些现代中国人的像,和外国人的像,如文学家塞万提斯像。近日散步,发现静园草坪边的一院中立了西方古代哲人苏格拉底的半身像,让我这个搞东西方哲学比较的人受到触动。既然立新像是可以的,立哲学家的像也可以,那为何不立我中华民族第一圣哲孔夫子的像?我以前在多个场合提议北大应该立孔子像,比如当着各位校领导的面,在“校园规划座谈”时提过,但马上有人说“要谨慎”,于是也就不了了之。今天实在是觉得不能不从情理上申诉一番了,希望在北大110周年校庆之前引起关注,特别欢迎持不同意见者来讨论。
  为什么要在北大立孔子像?首先,孔子是塑造中华文明的最伟大哲人和至圣先师,也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教育家,在一所力求体现中华人文精神的中国最高学府中,立自己所从事事业的创立者和精神导师之像,可谓天经地义。
  其次,北京大学不是一般的学府,她是传承中华古文明的最后一个王朝,为了应对西方侵略造成的文化危机,在其变法维新之际,采取的一个教育变革措施的成果。当时名称她为“京师大学堂”,具全国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功能,是古来“太学”、“国子监”的直接传承。可以说,北大是国子监的现代版,是中华文明通过教育来承接自家道统、赢得时代机遇的正脉嫡传。就此而言,北京大学的校史要比现在讲的长得多,今年要庆祝的不只区区110周年校庆,而应该上溯起码数百年(有清一代),乃至两千年(西汉太学),并追源到孔子的杏坛施教及西周之辟雍设学。在此具有文化神圣历史性的地方,树立使这个文化得以神圣、得以历时弥久的圣人之像,是绝对必要的正名之举,义不容辞之举。不然这个学府就会流于一所随全球化潮流漂泊的university。此大学非彼大学,这里除了要学习西方之外,更有“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
  第三,北大素有宽容、多元的传统。为了让此宽容多元成为真实的、全面的,就绝不可搞反向宽容,也就是只对西方学术与文化宽容,而对自己的学术与文化缺少宽容;只对西方古人开放,而对自家的古人不开放。既然有了苏格拉底像、塞万提斯像,就没有任何理由不有孔子像。我们哲学系立了北大校园中可能唯一的中国古代圣人像,那就是治贝子园前的一尊老子像,但可怜他的手指已然尽断。有人曰:“这无指才是大指、道指。”自嘲一番也就罢了。但孔子像不但不可不立,亦不可草率而立,必选校园最中心和要害处,以最精当耐久之材料,嘱最有水准和儒心之雕塑家来立不可。西门华表之间东边的花坛,或许适宜。
  因此,我作为一北大教师、北大校友,出自对北大深切挚爱之情,呼吁校方郑重筹备树立孔子像。如若资金不足,可在校庆之际向千万校友募捐。我所在的七七级北大校友,八二年初毕业之际捐款塑了蔡元培像;今天全校历届校友,共同捐款来树立中华民族暨我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之至圣先师孔子像,正是继往开来、拨乱反正的一大盛举,何乐而不为也?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既可以推动新文化运动,又可以引领我中华文艺复兴的潮头,此所谓大学之为大者也!
  
   戊子仲春写于燕园


孔子立像与北大精神
  文/冼岩
  从邹恒甫事件到何志毅事件,不到一年间,曾经被海内外视为中国人文精神圣地的北大,被一个叫张维迎的人搞得名声狼藉,斯文扫地。一时间,重寻北大使命、重建北大精神的呼声在民间响彻云霄。
  比之一些欧美名校,北大建校为时虽不长,但怎么也有110年历史。更上承古之“太学”、“国子监”,可谓源远流长。这么一个文化学术的圣地,这么一个精神传承之所,怎么可能仅因两幕闹剧、一个庸人就声誉蒙羞,成为众矢之的?相信这是海内外许多心系北大者感到疑惑的问题。
  张祥龙先生的《无孔子之北大无灵魂》一文,为此谜底揭开了冰山一角——北大精神之流失,非自张维迎始。在此之前,北大早已是虚有其壳。一个缺乏民族文化自信,只知迎合于强势话语,追逐于商业利益的北大,不可能承担精神传承的使命。
  以自然科学论,“中不如西”有目共睹,早有定论。但以社会人文论,中西可谓各有所长、各有所适。文化的价值是相对人群而言的,其意义在于传承人群的精神,强化共同体的凝聚力。以此标准相衡量,中华文化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优秀的文化传统,因此才能维持我华夏文明绵延五千年不绝。古代同时兴起的四大文明,其他三者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仅余遗址、残篇供人吊挽;独我中华一脉不绝如缕,虽山川易色,朝代更替,皆不改我文明血脉之颜色。
  得能如此,中华文化之功莫大焉;作为传统文化核心之儒学,功莫大焉;儒学之创始人及集大成者孔子,功莫大焉。横向而论,以文化及个人的影响和份量而言,东哲孔子略相当于西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者之和。发生在中华文明传承圣地北大校园内的咄咄怪事却是:西哲苏格拉底的半身像很轻易就立起来了,而当有人建议应该树立中华民族自己哲人孔子的像时,校领导的反应却是“要谨慎”,于是不了了之。
  作为当代中国人文精神之旗帜,北大总应该承担些什么才能名副其实。何况在这里需要承担的,既非流血、杀头之险,也非斯文扫地之忧,不过是须面对某些精神洋奴的刮噪而已。一个不能承担的北大,一个精神上已经奴化的北大,不再是中国人文之象征,不再是众人仰望的旗帜。不是张维迎之流使北大精神堕落,而是北大的精神已经堕落,无德无才,惯于搞“人事斗争”如张维迎之流,才能在北大如鱼得水,搅得风生水起。年前的邹恒甫事件和何志毅事件,只是北大精神堕落的信号;民间重寻北大使命,重建北大精神的呼声,则是对此的确认。
  北大精神虽已萎靡,却并非不可重振。毕竟有着百多年的文化底蕴,有着海内外众目所注,众望所归。古人云,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重振北大精神的关键,就在于战胜自我,超越自我。90年前,北大曾经引领新文化运动的浪头,那场运动虽起到了唤醒国人、振聋发聩的作用,但也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过激口号,这可能是北大某些人认为立孔子像“要谨慎”的一个原因。几十年过去了,过激思潮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动荡与灾难,人所共知。北大在享受往日尊荣之时,也应该负起自我清算的责任。在校园内立孔子像正是一个机会,一个向世人展示北大勇于追求真理,勇于承认错误,北大精神犹存的一个契机。
  在全球竞争时代,各国、各校之文化也在竞争。世事如逆水行舟,不进必退。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旗帜,并没有注定非北大莫属。面对难得的机遇,以复兴北大精神为使命的人,都会知道该如何选择。而庸庸禄禄于官位私利者,将葬送北大的未来。

 北大立孔子像又能如何?
  文/王达三
  张祥龙老师关于北大立孔子像的建议及其理据,我完全赞同并大力支持,但也有个小小疑惑:难道北大立起了孔子像,就能做到像张老师所说的“可以引领我中华文艺复兴的潮头”吗?
  
  据说百余年来北大一直着“引领中国文化风尚”,按照我的理解,这个“风尚”就是“反传统”。在此背景下,北大如果突然立起了孔子像,受到的各方压力可想而知。职是之故,如由外界特别是校友捐赠孔子像,或会多多少少减轻北大的一些压力。我猜测张老师提议校友捐赠孔子像是在为北大的这种尴尬处境“解套”——堂堂北大虽不能说财大气粗,但还不至于用募捐方式才能立起孔子像!
  
  但是,张老师的良苦用心未必就能得到相应回报。窃以为北大根本还没有从“反传统”的历史阴影中走出来,更没有做好“引领中华文艺复兴潮头”的心理准备,所以它在短时期内接受捐赠孔子像的可能性很小,更不用说自建孔子像了。这绝非臆测之辞,因为据我所知,早在2002年时,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就曾拟捐赠一尊孔子像给北大,但被北大婉言谢绝,最后只好转增给中国人民大学。
  
  人大在中国高校内率先立起了孔子像,并且率先创办了孔子研究院和国学院,虽然不能说宣布了“反传统”文化风尚的终结,但却无疑揭开了“回归传统”文化风尚的序幕。坦率地说,我认为北大在“回归传统”的文化风尚面前已经落伍了。它那个专门为所谓“高端人员”开设的“高价国学班”,为人诟病多矣!至于请大小S搞讲座,也有失名校风范。
  
  问题还在于,孔子的伟岸和高大应在人们的心里,诚如司马迁所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如果不能在内心对中国文化抱以钱穆先生所说的“温情与敬意”的话,孔子像立与不立并不重要,甚至是不立也好。张老师文中曾提到北大治贝子园前老子像的手指全然断尽,我很担心孔子像立起来后也会出现同样的后果。就此而言,北大首先学会对中国文化的“温情和敬意”,可能比立孔子像更为迫切和重要。
  
  在这方面,北大应做和可做的事情很多,而且完全可以依靠自身优势摸索出一条不同于人大的路子来。张老师在文中有个大胆的提法,即北大是“中华文明教育的正脉嫡传”。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教育最核心的一点是读经。民国元年,由蔡元培先生担任教育总长的教育部废止了学校的读经。但到1937年时,蔡先生尽管仍然对中小学生读经持保留态度,但却赞成大学生也读点经书。遗憾的是,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学校读经的传统被抛弃殆尽。北大如果真要以 “中华文明教育的正脉嫡传”自任的话,我想首先应该恢复读经的传统。
  
  当然,读经在古代几乎是学校教育的全部内容,在现代只能作为诸多科目和课程中的一个,这有点像欧美流行的以教授西方人文经典为核心的“通识教育”。目前国内也有些大学开始效仿国外的“通识教育”,但至多是开设些杂乱的“国学课”,不但不敢公开打出读经的旗号,也没有作为公共必修课。北大要搞的话,应避免这些问题。三年两载的读经课虽然未必能确保学生熟悉和掌握经典的内容,但至少可以确保学生做到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之同情”,庶几可以逐渐培育对中国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届时,心中有孔子,孔子像立与不立,同样也不重要了。
  
  说到这里,忽然想起哈佛大学的校训:“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而哈佛大学礼堂舞台两侧正各有一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雕像。不知道北大立孔子像的时候,能否也有个独具中国文化风尚的校训?这或许也应该成为北大110周年校庆的一个话题,因为北大是中国名校中唯一没有正式校训的高校。
  
  先放下一句话,即传说中的北大校训“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或“自由、平等、民主、科学”,很俗气,比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和北师大“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差远了。


支持在北大立孔子像
  文/秋风
  
  北大张祥龙教授倡议,北大应当在校园树立孔子塑像,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提议。不用讲孔子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意义,单是从教育的角度看,北大校园里就应当有一座孔子的塑像。
  
  中国的大学其实应当有两个渊源,显性的渊源是西方的大学传统,这在今天看得非常明显,大学的基本架构模仿自西方,不论是上个世纪人们热衷学习的德国大学传统,还是近来各地争相模仿的美国大学传统。
  但其实,中国的大学应当还有另一个较为隐晦的传统,即中国“大学”(太学)、书院传统。私立大学、包括某些教会大学,与古代中国书院的关系似乎也相当明显。而北大与太学的关系最直接,它是政府直接设立、管理的学术教育机构。这样的政、学关系在权力的控制欲望比较强烈的时候,是很容易扭曲大学精神的。因而,作为中国大学的象征,北京大学并未能始终如一地保持其学术与教育上的独立性。
  
  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大学自治是大学成为大学的关键所在,并且几乎不假思索地把这一观念及相关制度安排追溯至西方大学。西方大学的自治制度确实自中世纪即发育成熟,但是,早在这之前一千多年,孔子就已经创造了一种自治的、自由的学术-教育制度。
  
  是的,孔子创造了一所自由而自治的大学。孔子与他的学生们组织成了学术-教学共同体,这里的一切均与权力无关,一切教学、研究、写作事务,完全由孔子与他的学生自行决定。人们可以说,孔子是幸运的,那时的天子、诸侯、世卿大概还没有想到要控制学术、教育,或者因为他们忙于征战,而无暇控制教育、学术,或者他们本来就相信,孔子和他的学生们影响享有这种自治的权利。
  
  因此,孔子的教学、研究、写作是自由的。他们可以自由地讨论一切问题,好象没有任何禁区。包括对于最有权势的人物,他们也可以随意议论。看看论语,里面有很多对现实政治、制度的讨论和抨击。这里可能有一个经济条件:孔子的大学在经济上是独立的,依赖学生的学费,可能还依赖一些富裕学生家庭的捐助。
  
  自孔子之后,即便到了战国,各邦国迅速地走向专制主义、军国主义,但学术、教育仍然是自由而自治的。孔门一系仍然在自由地维系着其自治的大学,其他一些有影响力的“诸子”也都与其学生结成了一个自治的教育-学术共同体,像墨子,甚至带有传授实用技艺的行会的色彩。
  
  根本性变化发生在秦灭六国之后,那些自治性大学同样被消灭,焚书坑儒,“以吏为师”,设博士之位,学术、教育国家化。以后的太学不可能是自治的,即便是宋以后兴起的书院,为维持生存,也必须与官府合作。
  
  因此,如果今天中国的大学要走向自治,那么,其本土的精神渊源就不是太学、甚至也不是书院,而是孔子。孔子的大学做到了真正的自治,他的秘密在哪里?这恐怕是一切关心大学自治理念与制度的人们应当考虑的。假如北大人有这样的价值追求,那么,他们就该回到孔子,在北大树立一座孔子塑像,面对孔子去思考自己该做些什么。
  
  对于置身于商业化浪潮中的当代中国大学来说,孔子大学还有另外一层价值:孔子办大学,不是要让他的学生们服务于诸侯们暂时的政治、经济目标,相反,那所伟大的大学是要培养出具有价值追求的精英,孔子要让他的学生们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坚守人文主义的理想,在专制主义已经在地平线线上升起的时代致力于驯化权力。
  
  当然,大学只有自治,才有可能发挥这样的价值守护功能。既然如此,那么,在北大树立孔子塑像的事,其实也不需要自上而下地进行。相反,张祥龙教授可以自行约集校友及对此感兴趣的社会人士,筹措资金,设计和树立塑像。这样的程序才合乎孔子的自由精神。

孔子进北大这事
  文/陈明
  不管承认与否北京大学都可以说是一个具有某种象征性的符号,京师大学堂、五四运动、文革、学潮以及方兴未艾的政治家演讲无不说明或强化着这一点。在这个时候讨论一下孔子与北大的关系也许是适合的。
  
  我对北大这个符号的注意是在1998年北大百年庆典的时候。当时刘军宁主编了一本《北大传统与自由主义》,李慎之写序――有人称之为“自由主义的破题之作”。大概是说北大的传统是自由主义的传统。显然,在他们笔下这个符号象征着自由主义。毫无疑问,这是可以找到许多事实依据的。但是,一代一代北大人提倡民主、科学的目的是什么?是寻求富强,是救国救民――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个性救国等各种主张于焉而生。那么,是不是也可以把爱国主义当作这个符号的象征意义?事实上我当时就觉得主流话语把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或爱国传统说成北大精神或北大传统不仅同样成立,并且更有解释力。因为任何主义作为方案都是历史的、具体的,不免随着世事变迁而需要做出损益调整,能够为这种损益调整作依据的只能是人的“未被规定的需要”。爱国主义正是与此对应的这样一种精神、情感或意向。社会主义同样与北大源远流长,那是因为存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认知,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成为上上下下的新共识。自由主义同样如此――陈独秀、胡适诸先生不是就有宪政爱国主义之说么?
  
  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孔子与这一切关系如何?
  
  那个把北大精神定义为自由主义的李慎之先生断定“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封建专制主义”。如果这样,那么孔子与北大是格格不入的。但刘军宁对传统、孔子的理解则相当正面,认为“儒教与自由主义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互动关系,并在实践层次上呈现出相互结合的趋向”。社会主义,在主流话语中,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止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更成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中,合法性基础已经由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论论证转换为对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承诺。这样的转换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要想收到预期的效果,成为社会共识的凝聚点却似乎还缺少配套措施。怎么解决“上面有想法,下面没办法”的尴尬?到未名湖找个地方给孔子立像吧。这应该比在人大办国学院、在山东建“标志城”要投资少许多许多,收效好千倍万倍。
  
  爱国是具体的,爱祖国的山川风物、历史文化。创办于国势衰颓新旧交替之时的京师大学堂不免带着先天的焦虑,而表现为对西学的崇隆和对传统的轻忽。王国维“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矛盾冲突实际是时代症候的折射。事实上,可爱者与可信者自有其学科归属和价值领域,不能也不必强求同一。在意识形态话语弃旧图新、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今天,孔子作为一个符号,自有其不可替代和磨灭的意义。
  从根本上讲符号的意义是赋予的,它更多的是表达一种期望。这就不免导致文化话语权的争夺。各方显示的能量可以显现文化权力的真实结构——孔子进北大这事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

大约也就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先生出版《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并断定“孔子就是一条丧家狗”,从而引发学界激烈讨论并成为一个“文化事件”。如今,李教授又拟推出《去圣乃得真孔子》一书续写“反孔专家”神话,并预先高调抛出了一连串耸人听闻的观点为新书造势,如“传统文化不能救国”、“传统文化热全是病”、“传统文化糟蹋中国”等(综合《中国青年报》4月29日、《东方早报》4月25日、《南方周末》4月16日相关报道,以下引文不注出处)。可以预见的是,学界对这些爆炸性观点的讨论,注定会再次成为今年的一个“文化事件”。
  作为大学教授和知名学者,李教授有着根深蒂固的精英意识,他直言不讳地说:“大师比普通的布道者要更负责任。”他也正是以“大师”的傲然姿态断然宣布:“孔子热、传统节日热、传统服装热、祭拜炎黄热在我看来全都是病。”坦率地说,我也认为学者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能力,但这并不是说学者就比大众更高明,更不等于学者就具有天然的道德优越感——知识优越感或许会有点,但事情也往往坏在知识优越感上,因为学者们总是试图以冰冷的知识和理性来取代或取消大众内心的情感和信仰,而实际上这是个方榫圆铆、不甚相关的问题。
  李教授紧紧抓住孔子“若圣与仁,则吾岂敢”的自谦之辞纠缠不放,力图通过知识考古把孔子由圣人还原为凡人,正是忽视了或者根本就不懂作为圣人的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承载着千百年来人们追加和投射上去的价值信仰与文化情感。进而言之,还原孔子或会得到真实孔子的只鳞片甲,但却抹杀了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的精神历程。难怪陈明先生说他是“训诂家的眼界”——眼里只有事实和知识,心中别无信仰和情怀。试问,耶教中的耶和华和耶稣,能用科学的或知识的方法去分析和理解吗?
  李教授承接的是近代以来“反传统的传统”的余绪,只不过他以往打起的多是知识的旗子,如今却突然甩出了“传统文化不能救国”的杀手锏。是的,传统文化确实不能救国,因为文化虽然是人生以及家国天下不可或缺的组成不分,但却绝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更不是无所不适的万金油。事实是,似乎并没有人把中国健康良性的发展完全寄托在颂扬下孔子或诵读下《论语》上面。更为关键的是,在遭受了百余年的批判质疑和颠覆解构之后,特别是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化冲击,传统文化已经并且正在继续渐行渐远以至于杳无踪影,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传统文化救中国”,而是“中国救传统文化”!
  当然,目前传统文化热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也是事实,比如浮躁化、功利化、商业化甚至是政绩化,又比如借国学之名发国学之财等。但更应看到,传统文化萌动复苏的迹象,既是一种因应“现代文明病”而回归传统寻求文明新出路的内在需要,也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过程期间国人重拾文化自信的必然结果。还有一点尤其需要注意,即无论是读经热和国学热,还是古礼热和祭祀热,抑或是孔子热和国学热,多是一种民间和民众的文化自觉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学者的责任和义务不应该是对传统文化热一概否定之,而应该是顺势扬波、合理引导,同时拒绝和批判那些虚妄的文化现象。
  令人诧异的是,面对传统文化热,李教授竟然痛心疾首地说:“我不忍心,我可爱的中国,就这样被糟蹋下去,被一大堆用谎言、谣言编织起来的自欺欺人糟蹋下去。”窃以为这纯粹是高危之论,完全是耸动视听。传统文化真的就那么罪大恶极、罪不容恕吗?中国五千年的历史真的就这么一塌糊涂、一片黑暗吗?中国人真的就完全生活在谎言和谣言之中并自欺欺人吗?中国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有着自己的生命和尊严,即使对她不加敬畏,也应该保持必要的尊重,这是做学问的道理,也是做人的道理。李零如此称道理性和宽容,但却对传统文化破口大骂,真是匪夷所思、不可理喻!
  最后,有句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李教授认为凡是批评他观点就是“骂”他,所以在《去圣乃得真孔子》一书的序言中接连用了十几个“骂”字,说批评他的人“不读书,光骂人,甚至不惜制造谣言,借刀杀人,是卑怯的表现。”这使我很紧张,因为我去年也曾围绕“丧家狗事件”写过两篇评论文章,算是“骂”了李教授,但我自信尚没有卑劣到“制造谣言,借刀杀人”的地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无论是谁,李教授都大可告他个造谣中伤罪或侮辱诽谤罪。至于口口声声把别人“不读书”挂在嘴边,似乎也有些武断——即使李教授再勤苦,也未必能读尽天下书;即使读尽天下书,也未必能见识卓然;即使见识卓然,也请不要忘记“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的先贤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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