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墓志 (Epitaphs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

风清扬斈 11年前 (2009-09-13) 历史札记 2227 0

隋唐墓志 (Epitaphs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
  中国隋至唐代埋在墓中记述死者姓名、生平及亲属世系的铭刻文字主要刻在石上,也有书或刊刻在砖、陶瓷等材料上的。 
  墓志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基本定型,隋唐时期,更加普及,从王公贵族至平民百姓都在墓中埋设墓志,即使竖有墓碑,也要在墓中埋一件墓志隋唐墓志的质地、雕饰和文字书法都比较考究,还有一些名人撰、书的作品,如隋开皇十七年(597)美人董氏墓志铭,大业十一年(615)太仆卿元公墓志铭,唐贞观二十二年 (648)文安县主墓志铭,显庆三年 (658)王居土砖塔铭等,均甚著名。 
  现存的隋代墓志是以官僚贵族及其眷属的葬志为主,一般为青石质,由志盖与志石两部分组成。志盖多为顶形,有些还装有铁环提手。顶部与四杀雕刻花纹,中央刻写死者姓氏。志石正面刻写铭文,有些侧面也刻饰花纹。志文有特定的格式,一般包括散文体的“志”与韵文体的“铭”两部分。志首先记叙死者的卒官、姓名、籍贯和祖先世系,而后回顾死者的生平仕历并加以称颂,最后记录死者的卒年、葬日、葬地及子孙姓名等。 
  唐代墓志基本上沿袭隋代的形制和文体格式。但因社会各阶层的广泛使用,出现了明显的等级差别。贵族和高级官员的志铭形制较大,刻绘精致,花纹装饰繁缛,如陕西昭陵出土的显庆四年 (659)尉迟敬德墓志,边长约 120厘米,顶形盖上刻有多重宝相花饰,中央以飞白书刻写志名,志侧刻有十二生肖纹及宝相花饰。志文达2221字之多。而一般平民和下层官员的墓志边长仅40厘米左右,志文在 500字上下,装饰花纹也很简单,甚至素面无饰。有些地区(如新疆等地)还使用砖刻写墓志,更加简略。 
  唐代墓志的书法技艺十分丰富高妙,包含了各种书体、各个流派的风貌。初唐时期,墓志书法显示出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等书法家的明显影响,如咸亨三年(672)盖蕃墓志、圣历二年(699)崔玄籍墓志等。至盛唐其影响仍存,如天宝十一年(752)顺节夫人李氏墓志,书体妩媚,形神与褚遂良《大字阴符经》有相似之处,但又含有六朝余韵,不为褚书所囿,实为唐代书法中罕见的佳作。盛唐时期,由于唐玄宗喜作隶书,墓志中的隶书也随之增多,如开元十一年 (723)崔泰之墓志、天宝十年 (751)倪彬墓志等,都是隶书佳作。中、晚唐时期,墓志书体又深受颜真卿、柳公权等人的影响,如贞元五年 (789)公孙夫人李氏墓志等。唐代后期,墓志书体日渐草率,出现了行书、行草体的志文。 
  唐代墓志的雕刻纹饰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唐初至高宗时期,以缠枝忍冬、卷云纹为主,纹饰简洁明快。枝蔓肥大,花叶、云朵多为单层三瓣形,如上述尉迟敬德墓志。武后时期,以忍冬、行云及花鸟为主,纹饰变得纤细繁缛,花瓣、花朵为多重多出形,缠枝纹形成多组∽形的连续图案,如圣历二年 (699)赵慧墓志等。开元年间,出现了大朵花蕾的忍冬花饰和以花朵图案为主的多重忍冬及对叶忍冬花结,四象云气纹及人身十二生肖纹饰,如开元四年(716)独孤氏墓志,开元二十一年(733)开承简墓志等。天宝年间,以肥厚丰硕的花草纹居多,团花纹开始出现,如天宝七年 (748)宋遥墓志等。安史之乱以后,墓志的纹饰明显减少,变得粗率简略,花饰以团花、回形折线纹、宽肥的簇叶纹、四象及开光式十二生肖纹为主。这种雕饰至唐末一直沿用,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只是在晚唐时期,纹饰越来越粗略简单。 
  近代,隋唐墓志的发现出土达到了高潮,现存及有所著录者已近万件。清末以来对隋唐墓志大力搜集汇录者有:端方、罗振玉、章钰、陆和九、缪荃荪、于右任、张钫、李根源等人。其中墓志的收藏以张钫的《千唐志斋》最为著名。斋建在河南新安张钫旧居内,共收藏洛阳地区出土的唐代墓志1209件,至今仍全部保存完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地在考古发掘中陆续发现了一批隋唐时期的墓志材料,其中很多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西安地区出土的隋大业四年(608)李静训墓志、唐景云二年(711)章怀太子墓志、开元廿八年(740)杨思勖墓志、咸通十五年(874)苏凉妻马氏墓志;北京地区出土的唐建中二年 (781)姚子昂墓志;辽宁朝阳地区出土的隋大业八年(612)韩暨墓志、唐天宝元年(742)韩贞墓志;宁夏出土的乾元元年(758)慕容威夫妇合葬志等。在安徽合肥、亳县,江苏扬州以及福建、湖南、广西等地也发现了一批隋唐墓志,它们为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提供了可靠的断代根据,对于隋唐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现收藏隋唐墓志较多的有:陕西省博物馆、洛阳关林石刻艺术馆、开封市博物馆、扬州市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馆等。 


石见清裕:唐代的墓志和“井真成墓志”  
  
  人民网东京7月29日电记者柳晓力报道:由人民日报社和朝日新闻社共同主办的“中日文化交流论坛·遣唐使研讨会”,今天在日本东京举行。日本早稻田大学副教授石见清裕发表题为“唐代的墓志和‘井真成墓志’”的讲话,全文如下:

  1 中国的墓志

  中国的“墓志”与“墓碑”不同,一般说来都是放置在坟墓的里面。墓碑则是建在坟墓外面的龟座(龟形的石台)上,从本质上说,前提是为了供人们观看。但是,“墓志”则是放在墓室里面。“墓志”就是在正方形的石块上刻上故人的姓名、家世、生前事迹等等内容,向后人(或者土地神)展示这座坟墓的主人是谁的一种标牌。关于中国是从什么年代开始制作墓志的问题,按照考古学的说法,可以追溯到西晋时代(3世纪)。据现在了解,初期的墓志,是刻在顶部雕成圆形的小长方形的石块上。墓志也是被安放在墓室内的一块小小的台石(也就等于一块小石碑)上。到了北魏时代,也就是从平城(陕西省大同市)迁都洛阳(5世纪末期)以后,墓志的建造不再采取正方形的造型,而是被安放在墓室内的地面上。没过多久,建造这种形式的墓志文化便在唐朝得到了广泛地传播,并为后世所继承。唐代的墓志通常是由“志石”和“志盖”组成。志石如上面所说,是在正方形的石块上记述故人生前的状况,但是志盖则是采取台基的造型(雕刻成金字塔顶部的形状),而且多用篆刻方式刻上题名,放在志石的顶部。唐代的墓志未必全是被发现的那种由志盖和志石两部分构成的样式,但是多数都具备这两个部分。据说现在已经知道的墓志就有近7000件(请参照气贺泽保规著的《新版唐代墓志所在综合目录》一书,洗古书院2004年出版)。

  2 墓志文的构成

  在墓志中,对研究历史最重要的莫过于获得刻在志石上的墓主的生前资料。唐代的墓志文有几种类型,但是多数是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⑴志题(本墓志的题名,未必与墓盖的题名一致)

  ⑵志序(故人生前的状况)

  ⑶铭文(用韵文综述的故人的生平)

  其中,墓志的本文是⑶的铭文。从数量上说,⑵志序的字数最多,但是却比不上铭文的格调之高。从这种意义上讲,⑵的志序只不过是墓志的“序”而已。

  尽管如此,但是作为历史史料来说,最能提供信息价值的还是志序这一部分。通常,唐代的墓志的志序中刻有故人的家世、祖辈、生前事迹、死亡原因、死亡年月日、葬礼的悲哀情况和制作本墓志的经过等等情况。关于《井真成墓志》,第一行是⑴的志题,第二行至第十行是⑵的志序,第十一行至第十二行是⑶的铭文。

  3 唐代墓志研究的意义与可能性

  关于墓志史料在唐代史研究中的意义,从大的方面来说有以下两点:

  首先,第一点就是在《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通典》、《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书籍所记载的已有的史料中没有的资料,可以从墓志文中得到。墓志中不仅记述有墓主个人的资料,还记述有墓主与某一事件或政策的某种牵连以及他在这些事件中的遭遇。因此即便墓主本人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但有关他的那些记述却常会使你从中发现对进一步了解唐王朝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具有极其宝贵的史料价值。本来,使用墓志史料的意义就在于此。在历史研究中掌握史料的丰富程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这种角度来考虑,那样说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唐代的墓志文的作用绝不仅仅局限于这些方面。

  第二点是,那些撰写墓志文的人当时的知识修养问题。所谓墓志,当然在记述时是会对故人美化一番的,因此墓志文中经常会引用一些古典。这些古典都可以在《诗经》、《书经》、《论语》、《左传》、《史记》等书籍中找到。不过不能因此而认为墓志撰写者一定是有意识地遵循这些古典来撰稿。譬如,《井真成墓志》的第五行有“移舟”和“奔驷”这样的措词。“移舟”,本来是利用《庄子》大宗师篇的“夫道舟于壑,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的比喻来表达事态巨变的意思,而到了后来则又表达为“壑迁”和“变壑”等意思。“奔驷”是利用“隙窥车疾驶”的比喻表达时光流逝之快的意思。这个措词除在《庄子》知北游之外,还可以在《礼记》三年问、《墨子》兼爱下找到出处。这些措词都是唐代墓志常用的套话,大概墓志撰稿者并非有意识地引用这些古典,而是作为当时的文人运用其常识来撰稿吧。其次,关于被引用最多的古典《诗经》,尽管毛传·郑笺和朱子两人的解释大相径庭,但是我们却可以从墓志的引用了解唐代诗人对《诗经》的一句诗是如何理解的。就是说,墓志史料不仅仅在历史领域,而且在思想和文学领域,也是极其重要的分析资料。

  4 关于《井真成墓志》

  这个墓志的每个边大约长40厘米,字数非常少,而且左侧有4行空白。从空白部分划有格线来考虑,本墓志不是在墓志文刻制好以后划上的格线,只能认为原来就有事先刻好格线的墓志石,但直到最后也没能在这些空格里填上文字。我认为,墓志的制作者是负责官撰墓志的秘书部著作局。因此备有各种尺寸的划有格线的墓志石和墓志盖石,要制作墓志就可以从这些储备的石块中选出适合的石块加以刻制。因此墓志盖石和墓志石及其尺寸和材料各不相同就不足为怪了。但是,却不能因此而否定本墓志的发现意义。本墓志是发现的在唐代死去的日本人的第一个墓志。井真成去世的8世纪的前半叶,东亚民间贸易还没有出现繁荣的局面。当时墓主乘遣唐使船前往唐王朝的可能性很大。假若是这样,那么遣唐使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其中包括一些什么立场的人,他们在唐王朝过着怎样的生活,接待他们的唐王朝的长安又是什么样的城市,还有,在井真成墓地的周围今后发现第二第三个日本人墓地的可能性有多大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只有在从各种角度重新评估这个墓志以后才能找到答案。

  我希望这次专题讨论会能够成为讨论这些问题的一个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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