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文献

风清扬斈 11年前 (2009-02-22) 历史札记 2457 0
孔学在近年似有重新成为“显学”之势,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颇有拓展。曲阜师大孔子研究所所长李启谦先生曾列举近年研究孔学的二十余种视角和侧面,唯独没有“孔子与文献”。笔者认为,“孔子与文献”应当是孔学研究中最基本的课题之一。历史上虽有一些学者研究过它,但远非“题无余义”,特别是在我们今天的新时期,更应当从新的层次上来探讨这一课题。 

孔子是中国第一位使用“文献”概念的人,比西方使用这一概念早二十个世纪。 

孔子是中国第一位私人文献著述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著述家之一。 

孔子与文献(主要是六经)的结合,产生了孔学、经学、儒学,这些对中国两千余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影响了世界的东方乃至西方。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论语》于此记述孔子使用了“文献”一词,这就是中国文献中“文献”一词的最早出处。西方人使用这一概念,则是近代的事了。 

从《论语》的这段记述看,孔子认为历史文化问题的论述,需要文献验证,说明他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时也强调了文献的价值。 

孔子所谓文献,是指“文,典籍也;献,贤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他不只看重文字资料,也看重人的口头资料,他把“文”与“献”并举并重。孔子实践了自己的观点,他不仅好学“文”,而且好问“献”,“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就是一例。孔子的这一观点和实践是卓越的。《史记》。所以成为不朽之作,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不仅自幼诵习“文”,而且不辞辛劳困厄,行万里路搜集了许多宝贵的口头资料(亦即“献”),终至于“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文”和“献”两方面成就了《史记》。可是,“文献”的意义后来发生了变化。《辞海》(修订本)对“文献”的解释是:“原指典籍与宿贤。……今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文献”为:“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文献”变成了“文”,丢掉了“献”。这显然是中国文献观的一种倒退。轻视社会调查,脱离实际,是这种倒退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我们现在应当恢复“文献”的本来面目,像孔子那样将“文”和“献”并举并重。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深入实际,重视社会调查,几十年来,不少学者也在这方面有了很好的实践。我们今天从文献学的角度加以论证,提倡“文”和“献”并重,必将有利于我国学术事业的发展。 

孔子与文献的关系,基本集中在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上。 

六经,或称“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孔子出生前就已有了的典籍。孔子对它们进行了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整理、加工、改作。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怎么能对六经加工、改作呢?《论语》记述孔子的这句话,没有交待说话的环境,不明白说话的时间、地点、人物、前因、后果,但通过分析,对孔子所以要如此自称,也是不难理解的。 

第一,中国上古时期,只有官府才能著作,私人无权著作,私人著作是非礼不法的事,孔子怎能自称著作?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礼记·中庸》)。 

“《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尽心》) 

“孔子有德无位,即无从得制作之权”(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上》)。 

孔子指斥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现象,如果他自认作了非礼不法的事,岂不自相矛盾? 

第二,孔子那样自称,并袭用六艺的旧名和部分内容,是为了使自己的观点、学说具有权威性,易于为人们接受。 

“六经文辞虽孔子新作,而书名实沿旧俗之名,盖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欲国人所共尊而易信从也”(康有为《孔子改制考》)。 

第三,这是出自孔子的谦虚。事实上,第一个私人办学,第一个私人著述,创立儒家学派等,都是前无古人的开拓,创作,哪里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孔子又为什么要对六经进行加工、改作呢?这是因为: 

其一,六经在春秋时期已多有残缺。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故《书·传》、《礼·记》自孔氏。……《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论语·卫灵公》)。 

其二,六经中有的重复甚多。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尚书·璇玑铃》)。 

“《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汉书·艺文志》)。 

以上两个“三千”,可能夸大了些。经秦火之后,现存《今文尚书》仅二十八篇,现在的伪《古文尚书》比今文多二十五篇,那乃是魏晋人伪造的。 

其三,六经中有的文字、内容出现了淆乱。 

“陈寿祺曰:‘窃观《孟子》言孔子作《春秋》,作之云者,虽据旧史之文,必有增损改易之迹。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皮锡瑞《经学通论》)。 

“不修《春秋》,谓史记也”(何休《公羊解诂》)。亦即鲁史《春秋》。上引鲁《春秋》原文,显然淆乱难解,孔子改作“星陨如雨”,既简且明。 

“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 

说明孔子返鲁以前,《乐》的内容有了淆乱,《雅》、《颂》的位置安排不当。 

其四,更重要的是,六经旧本中有的内容不合孔子的要求,必须加以改作。 

孔子整理六经,不是为整理而整理。董仲舒说:“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即褒贬、评述)二百四十二年(《春秋》所记之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史记·太史公自序》)。这里说的是孔子修《春秋》的背景和动机,也可以看作是孔子整理全部六经的背景和动机。孔子不得位,不能实施自己的主张、学说,遂以六经来宣扬自己的主张、学说,以期垂范后世。显而易见,旧有的六经内容不可能完全符合孔子的要求,必须给予加工、改作。 

《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取可施于礼义”,足见旧时《诗》中,有一些不可“施于礼义”,即不合孔子的要求,需整理加工。 

王充说:“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左耳右少)思自出于胸中也”(王充《论衡·超奇》)。 

孔子甚至曾经一一指摘六经之缺失:“《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礼记·经解》)。 

孔子除了以著述来宣扬自己的主张、学说外,还教授弟子,寄希望于来者。“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一般学生学习《诗》、《书》、《礼》、《乐》,优秀学生再学《易》、《春秋》,就是所谓“身通六艺”。孔子自然不会把《诗》、《书》等六经旧本拿来照本宣科,必然要对它们进行整理加工。 

孔子整理加工六经的必要性已如上述,那么,孔子有没有条件和能力来完成这项工作呢?有的。 

第一,孔子是宋国贵族后裔,生长在传统文化氛围极浓的鲁国,又曾担任过官职,他能够接触到多种古代文献资料。 

第二,孔子博学多才:他曾向老子学《礼》,向师襄子学琴,“三百五篇(诗)孔子皆弦歌之”,“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 

第三,孔子周游列国,见多识广。 

第四,孔子为整理六经,还多方搜集资料。“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贡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春秋纬·考异邮》)。这里的记述可能有夸张,但它可以作为孔子多方搜集资料的一个例证。 

孔子以极大的勇气突破了私人不能著述的限制,以非凡的学识完成了整理、改作六经的工作,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私人文献著述家(《管子》、《孙子》、《老子》的成书,皆在孔子整理六经之后),自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文献著述家之一。 

孔子开创了私人著述之风,这对紧接着的战国诸子竞相著书立说、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起了直接诱导和促进的作用,所以厥功甚伟! 

孔子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它的继承关系。六经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没有六经,未必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孔子。没有孔子对六经的加工、改作,也没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六经。没有今天所知道的六经,孔子就不会成为圣人。康有为说:“孔子之为教主,为神明圣王,何在?曰:在六经”(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章太炎说:“追惟仲尼闻望之隆,则在六籍”(章太炎《检论·订孔上》)。这两位很不相同的学者,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却是很相同的。没有孔子对六经的整理、传授、提倡,六经可能遭到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那样的命运:早已亡佚了。所以朱自清先生说:“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朱自清《经典常谈》)。不论人们对六经有怎样不同的理解和评价,它总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古代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宝贵文献。 

孔子与文献(主要是六经)的结合,产生了孔学、经学、儒学,这些对中国历史,特别是思想文化,发生了无论怎样估计也不过份的影响,而且超越国界,给予日本、朝鲜、越南以很大的影响,甚至对全人类的思想宝库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去年十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举办了“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来自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会的莱比锡马克思大学亚洲学系主任、著名汉学家毛来福在接受采访时说:孔子是和黑格尔、康德一样伟大的哲人。孔子思想具有极其博大的内涵,是中国文化,也是东方文化的象征。孔子不仅属于中国,而是属于全世界。 

孔子思想与他所整理的六经,不全是精华,其中有不少糟粕,这是无需讳言的。我们剔除它的糟粕,吸取它的精华,对于反对全盘西化,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非常必要的、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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