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诺

风清扬斈 14年前 (2005-11-19) 历史札记 3884 0

古德诺 Goodnow,Frank Johnson (1859—1939)美国政治学家,教育家。1859年1月18日生于纽约市布鲁克林,1939年11月15日卒于巴尔的摩。曾在美国阿默斯特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以及法国巴黎和德国柏林等地学习。1883—1914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14—1929年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先后教授行政法、历史和政治学,是美国政治学会的主要创建人,并于1903年成为该学会第一任主席。1900年参加起草了《纽约市宪章》。1911—1912年任美国W.H.塔夫脱总统的节约与效率委员会委员。1913年曾到北京任中国政府的法律顾问,于1915年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共和制度不适宜中国,为袁世凯的复辟制造舆论。著作有《比较行政法》、《政治与行政》、《美国的市政府》、《美国行政法原则》等。 

  古德诺从法律角度研究市政机构和管理,研究20世纪初期美国城市政治,是政治与行政分离理论的倡导者之一。他在代表作《政治与行政》中,率先系统阐述了政治与行政分离理论,认为政治是表示国家意志的领域,行政是实现国家意志的方法和技术,行政不应受政治权宜措施及政党因素的影响。它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反对政党分赃制,进行行政改革,实行科学管理的要求,对美国的行政实践和理论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行政学研究的出发点。战后,由于行政职能在经济领域内的扩大,行政学的研究开始注意行政在国家政治进程中的作用,古德诺的理论逐渐受到批评。古德诺的理论对战后行政学有一定影响。

 
古德诺的一阵东风 

  前章已简略言之,袁世凯斗垮国民党之后,改组了官制,修改了约法,重订了大总统选举法,当上了既可传子,亦可传妻的终身大总统之后,事实上已经是一代帝王了。所差者就只是一顶皇冠和一个帝王名号罢了,真是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想不到这阵东风,竞从太平洋的彼岸吹来,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Professor Frank J.Goodnow,1859~1939),竟适时地提出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的宏论。这一下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袁总统就真的订制龙袍,雕嵌宝座,要做起皇帝来了。

  古德诺是怎么回事呢?古氏那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院长,美国政治学会的创议人,当时世界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也是现代中国国际法的重要启蒙导师之一的顾维钧的博士生导师。我国辛亥革命之后,传统的王法,开始向西方现代的民法转型,而自己无信心,乃向欧美和日本借才做顾问,便请到了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有贺对西方法学的研究有多大火候,暂不管他;古德诺倒的确是个权威,在纯学理上说,他对这个顾问(advisor)之职,胜任愉快,那是没得话说的。他是个第一流的政治学博士生导师,但是做起转型期中动乱形势下中国的政治(注意不是政治学)顾问,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国古语说,“文章不与政事同”,正是这话。他来中国所面对的,不是象牙之塔内的政治学,而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实际政治斗争。

  古氏之来华,根据中美官方记载,是通过卡内基万国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dn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介绍而来的。但是实际的介绍人,我怀疑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所教过的大弟子顾维钧(1887~1985)。敲边鼓的则是顾的莫逆好友王宠惠(1881~1958)。王是民国第一、二、三届内阁中最年轻的外交总长和司法总长,耶鲁大学出身,时年才30挂边。顾维钧时任袁世凯的机要秘书时,才25岁。我曾以此事面询顾氏,问他是否是古某的介绍人,顾公微笑不答,但也没有否认,只说袁做皇帝时,他已在华盛顿做驻美公使了,未用过洪宪年号呢。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Nicholas M.Butler)那时是卡内基基金会的主席。根据哥伦比亚大学所存该基金会的史料,中国政府所想聘请的顾问,要是个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这一点却把我的老友,卫立煌将军的东床快婿、研究古德诺问题最深人的专家 一评王汝教授弄糊涂了。在郑兄看来,要研究制宪,就应向实行宪政最成功的英、美学习嘛,为什么向把宪政弄得乱七八糟的法国学习呢?回答这个古怪的问题,所牵涉的就不是政治学,而是实际的政治斗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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