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教案(简明版)5

风清扬斈 14年前 (2005-11-19) 历史札记 8366 0

就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近代化而言,前者是要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后者是要寻找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途径;前者面对的是西方列强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后者面对的是怎样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通过近代化的过程转变成一个富强进步的中国。因此,近代中国的历史现状要求中国人民既要完成争取民族独立以阻止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也要迎合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向在中国实施近代化的方案。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近代化是相辅相成的。近代化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只会有助于民族独立,也就是说不可能设想依靠传统的刀矛弓箭能打败近代化的西方列强,也不可能设想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会有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登上政治舞台。当然,近代中国由于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必须反对外来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主义依然是打击迫害,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也须力挽利权。这样,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也含有争取民族独立的成分。近代中国的发展趋向应当是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只独立不富强的中国,也就是说不实现民族的独立不可能真正实现近代化,但不能说在没有完成国家独立的重任之前,中国不可以有近代化。于此,争取民族独立与谋求近代化应当是紧密相关而非互相对立的。同样,在阐述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时也不可忽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四,关于中国近代化的动力问题 

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动力主要有两种:一为革命,一为改良,然而,在关于这两种动力的作用评价上,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大致形成了三种观点: 

一种认为:革命不如改良,革命只具破坏作用,凡以大革命形式实现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国家,如法国和中国,都不能保持一等强国的地位,在转型过程中往往动乱频繁,国无宁日,而凡是通过改革转入近代化道路的国家,如英、日等国,则能保持稳定的发展。所以,中国近代化应该选择改革,搞革命是走错了路。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革命是社会变革的动力,在中国近代社会条件下,改良主义走不通。不可能使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因此,中国近代化必须抛弃改良主义,采取革命方式,彻底推翻旧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近代化。 

第三种观点认为,革命和改良在近代化中的作用同等重要。在一个国家,究竟是采取革命的方式,还是采取革命的方式,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的状况、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阶级状况等等现实国情。也就是说一切要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一个国家内部如果必须以革命的方式才能解决问题,而革命的条件又已成熟,鼓吹改良,反对革命,这就是错误的。反之,如果不需要以革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且革命的条件又不具备,却硬要采取革命的方式,也是不可取的。 

革命和改良是既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的,所以在近代化的过程 中需要同时发挥二者的作用。被称为通过改良的方式转入现代化的日本和英国,其实都不是单纯通过改良转入近代化轨道的。日本的明治维新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实现资本主义化的,但又是以幕府末期的武装倒幕和明治初年的“戊辰战争”的胜利为前提和基础的。英国在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确实由 于对 君主制和地主的妥胁而带有较大程度的改良色彩。然而,没有 17 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可能的。 

对革命和改良的得失必须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完全抹煞革命,一味颂扬改良无疑是错误的。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通过革命方式实现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国家,并不都要注定内战频仍,国无宁日,例如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的头号强国,而它恰恰是通过 1775—1783 年北美独立战争这场资产阶级革命而赢得民族独立和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法国在当今世界上虽然不是头等强国,但也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也是通过法国大革命而转入近代化轨道的。至于说那些被称为是通过改良面则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国家,也未能始终保持一种较为稳定的发展。如英国,曾经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但后来却逐惭衰落,失去了世界是霸主地位。 

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也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在中国近代史上无论 是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无论是立宪运动,还是,还是共产党的新民主义革命,都曾对历史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它们共同推进中国近代历史向前发展。 

五、关于中国近代化的层次 
在有关中国近代文化的演进层次方面,史学界流行着一种说法,即器物 — 制度 — 心理的三段式演化形式。这一说法是否也适用于对中国近代化的演进层次的论述,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 
王翔基本上依照器物 — 制度 — 心理的模式阐述了中国近代化的层次,认为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三个层次为技术 — 思想 — 制度。他根据文化传播学的理论,强调文化传播呈现多方向、多层次的特点,遵循着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轨迹,指出中国近代经历了从技术层次到思想层次,进而又推进到政治层次的发展过程。他认为,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国人的着眼点只是西方的先进科技,仅仅在文化系统的技术层次上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持欢迎态度;甲午战争后,人们开始痛切地感到仅有西方科学技术、坚船利炮并不能救中国,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从而使中国近代化的行程由技术层次推到了思想层次;同时精神的力量会转化成物质的力量,从早期改良派、维新派到革命派,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不断高涨,先后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两种不同形式实现出来,标志着中国的近代化行程已从思想层次推进到政治层次了。(注:王翔:《论中国近代化的三个层次》,《中州学刊》 1988 年第 4 期。) 
章开沅从对外反应与近代化的角度阐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人们常把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近代化的认识过程区分为三个层次或三个阶段,即器物、制度、心性。这作为总体的大略勾画未尝不可,但如考察个别人物的思想与实践,则很难作如此简单明快的分割。即以魏源首倡的 “ 师夷长技以制夷 ” 而言,他所说的 “ 技 ” 并非仅限于器物,他也没有把 “ 长技 ” 狭隘地理解为单纯的技术或技巧。章开沅还指出,有些论者把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都列为追求制度变革的层次,这种说法有所依据但也不尽准确。诚然,戊戌维新要变的法确实是各种制度,包括与此相适应的一系列政策法令。然而,维新派同样重视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并且理解物质、制度、心性之间的联系。这说明物质、制度、心性三种文明层次的勾画,在不同历史阶段虽然各有所侧重,但由于三者之间固有的密切联系,因此必然有互相交叉、重合、渗透之处。这说明社会变革或近代化乃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注:章开沅:《愤悱 · 讲画 · 变力 —— 对外反应与中国近代化》,《历史研究》 1991 年第 2 期。) 
孙占元认为近代化包括近代观念的转换、近代企业的创办和近代民主制度的吸纳三个方面的对近代文明的追求和实践活动。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脉络是沿着这三个层面向纵深延伸的。近代观念的转换主要指从传统闭关锁国心态向近代开放意识的递转,从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排斥到主动加以吸收的心路变化。林则徐、魏源率先突破了闭关社会心态的制约,以开新为特点的中国近代化思路由此发端。洋务运动的特点是观念的转换与近代企业的创办融为一体,在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近代化经过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不仅使近代观念转换、近代企业创办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而且对近代民主制度的探索和汲纳使近代化的层次大为提高。(注:孙占元:《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脉络纵论》,《江西社会科学》 1995 年第 5 期。) 
从观念变迁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近代化,愈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李长莉通过对晚清社会风习与近代观念的演生的考察,在这个方面作了尝试。她指出,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在西方近代文明的直接冲击下,与西方近代文明相汇合,并在本民族文化精神的支配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走上了独具特色的近代化发展道路。在 19 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晚清时期,即西洋文明冲击中国社会的初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风习、新潮流、新时尚,例如洋货风行、经商热、拜金潮等等,反映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在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其中如 “ 重商 ” 、 “ 商本 ” 思想,成为中国早期近代化观念的主要内容。(注:李长莉:《晚清社会风习与近代观念的演生》,《社会学研究》 1993 年第 6 期。) 
六、关于社会转型与近化代的理论问题 
近几年来, “ 社会转型 ” 一词在史学界不仅颇为清新,而且相当流行。用社会转型来描述中国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已成为不少学者探讨中国近代化问题的一个新视角。 
马敏指出,以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撞击而引起的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本质上就是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或转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现代化。所谓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迁。它有两层最基本的涵义:其一,社会转型是一种社会质变过程。作为一种社会质变,社会转型可以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但更多地体现为量变的积聚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不断的调整和改革来加以完成;其二,社会转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与社会发展相联系。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困境实际上源于国家与社会两个方面,而困境的解决只能从 “ 市民社会 ” 营造或国家政权建设二者的互动关系中找一种平衡的解决方案。(注:马敏:《有关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几点思考》,《天津社会科学》 1997 年第 4 期。) 
刘伟认为,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从总体上看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伴随着这一转变的,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新旧结构的更替过程,呈现多层面的交错运动态势,表现为 5 种发展趋势:中央政府权威削弱及其衰败化;在西方列强侵略下国家地位的边缘化;传统政治体系向近代体系演化的民主化;社会经济演变的市场化;国家与社会结构的二元化。 5 种趋势构成中国近代化的阻力与推力,使近代中国既表现为从传统农业国向近代工业国的转型,但又无法完成这一转型。(注:刘伟:《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趋势及其特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1997 年第 1 期。) 
与社会转型相联系的是有关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近几年有数篇论文问世,其中朱英就市民社会的作用及其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成败问题作了探索。朱英认为,市民社会指的是民间力量。在西方一些源生型现代化的国家中,市民社会更多地是发挥制衡国家的功能,与国家的对抗性也比较明显;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的市民社会,虽也具有制衡国家的功能,但相对而言这方面的功能并不占主导地位,其更突出的作用是与国家的互补性,弥补国家在某些方面功能的欠缺和不足。从近代中国的具体情况看,在工业化启动阶段市民社会尚未萌发时,仅限于片面畸形地发展军事工业;而在市民社会的雏形初始形成的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民营工业则获得了两次发展高潮而成为工业化的主导,同时还出现了振兴实业的热潮。这种情况,与马克思所说的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成长与资本主义经济发育成熟相同步也是十分吻合的,它说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雏形同样也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即如通过对商会这一近代中国的典型市民社会团体的分析,不仅可以看出市民社会自身为推动经济现代化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并且说明了国家制定的许多经济改革措施及政策,也只有通过市民社会的经济团体发挥桥梁联络作用才能真正得到贯彻实施。由此表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雏形萌生之后,已成为经济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注:朱英:《市民社会的作用及其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成效》,《天津社会科学》 1998 年第 2 期。) 
有的学者强调完善和规范近代化理论,并以戊戌变法为例,点明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扩大研究视野的重要性。李喜所指出,就近些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讲,最重要的是系统、完善并规范近代化理论,或曰现代化理论。如果将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看作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那么近代化史观必须解决社会转型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社会转型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行为规范、风俗道德等许多方面,也涉及发展、改革、革命、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例如戊戌变法,放在一百多年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变的整个过程中去研究,仅仅研究其社会背景、变法过程、主要人物的思想、失败原因、历史意义等就不够了,必须从整体的社会建构中去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诸如戊戌变法时期的官僚队伍及其结构和政治倾向的分析、改良派的队伍及其素质的考察、文化启蒙及范围的研究、资本主义新经济发展程度的解析、各阶层生活水准的解剖、社会对改革承受力的分析、改革运作方式的研究等等。如果从社会转型去着眼,则研究的问题更多,也更有意义。(注:李喜所:《戊戌变法百年再审视》,《历史教学》 1998 年第 7 期。) 
中国近代化也就是近代中国向资本主义化的社会转型,它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几乎涉及中国近代史的各个领域。因此,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考察近代中国的发展过程,有助于全景式地把丰富多彩的近代历史展现出来并便于把握其发展规律。 

七、关于与近代化有关的人物和事件的评价 
从近代化的视角评价近代人物和事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中,引起学者们重视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怎样把握好评价的 “ 度 ” 的问题,亦即评价标准问题。 
李文海指出,在近代化的起步阶段,某些社会阶层及政治势力,出于各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改变中国的落后地位,力图使中国富强起来),曾经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引进西方的机器生产及某些科学技术,办工厂,开矿山,修铁路,办新式学堂等等,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是促使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可贵步骤,一些历史人物所作的这方面的种种努力,也理应受到积极的肯定的评价。但是,到了一定程度,这样的近代化就 “ 化 ” 不下去了。因为再要前进,就受到客观条件和这些政治力量本身主观条件的双重限制。民族独立地位的丧失,政治上封建专制主义的顽固存在,像两座巨大的障壁,堵塞了近代化前进的通道。而那部分最初热心于近代化的政治力量,或者不愿意、或者不敢于、或者没有能力认识近代化在经济方面以及某些社会方面的前进,此时追切需要取得必要的政治前提。也就是说,历史前进到一定阶段,解决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两大问题,就愈来愈成为打开中国近代化前进通道的首要的、第一位的问题。因此,那种把近代化的主要功劳归之于有可能和有条件从事开工厂、修铁路、派留学生等活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而去贬低那些把主要精力放在从事政治斗争甚至武装斗争的革命者的观点是不可取的。(注:李文海:《对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的一点看法》,《清史研究》 1997 年第 1 期。) 
许多学者既不同意以往那种只肯定革命运动而贬低或否定改革运动的说法,也反对近几年出现的那种认为改革要比革命好得多,甚至主张告别或背离革命的主张,强调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 
金冲及指出,中国的近代化走过的是一条格外艰难的道路。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处在以农业文明为特征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状态中。在这样一个古老而又人口众多的国家里,近代化的中心目标就是要把以小农社会为主体的落后国家转变成现代的进步的文明国家。这是中国人在一百多年前根本没有想到过的全新课题。中国近代的进步政治运动,不管是温和的改革,或是暴力的革命,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注:金冲及:《中国近代的革命和改革》, 1990 年 12 月 10 日 《光明日报》。) 
在有关中国近代化与具体人物和事件的研究中,史学界发表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几乎所有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都有所论及。这里择其要者予以阐述。 
有的学者把中国近代化的起点上溯到鸦片战争,改变了以往认为始于洋务运动的说法。戚其章指出,纵观中国近代化所经过的历程,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即它的启动不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当时重视了解世界的先进中国入学习外国而引发起来的。这是近代最早的一批先进中国人,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林则徐。林则徐所倡导与推动的海防运动,启动了发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初的早期近代化运动。一些有识之士起而应之,于是在中国东南沿海迅速掀起一个仿造西式战船的高潮,清政府也做出了制造战船的决定。然而,由于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放弃了大规模造船的计划。因此,不能认为中国的早期近代化,是外国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所带来的正面效应。恰恰相反,英国侵略者所强加给清政府的《南京条约》,不是促进了已经启动的中国早期近代化,而是使之遭到严重打击而告夭折。(注:戚其章:《〈南京条约〉与中国近代化的启动》,《东岳论丛》 1997 年第 2 期。)  



  

  有关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问题,史学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太平天国为中国近代化迈出了可贵的一步。沈嘉荣指出,以军事工业作为近代化的起点,是从太平天国开始的。其军事近代化的途径有购买、缴获、租买、制造西洋枪炮四种方式。太平天国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促进统治集团内部的调整和更替,为洋务派的出台扫清了道路。太平天国还在思想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气息的近代化意识,尤其是《资政新篇》所勾勒的中国近代化蓝图,具有开拓性的划时代意义。(注:沈嘉荣:《论太平天国推进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功绩》,《历史教学》 1992 年第 11 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本身并没有促进中国的近代化。明龙指出,从太平天国起义的主力、领导阶级、政策等方面来看,这种封建化的政权同近代化根本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太平天国颁布的《资政新篇》看上去是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文件,但它同太平天国运动本身却没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它只是洪仁g ā n@ ① 个人偶然经历的产物。可以说在太平天国运动里面并不具备实施近代化的条件,这个运动本身对中国的近代化并不一定有利。(注:明龙:《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学术月刊》 1992 年第 3 期。) 
许多学者为了深入研究洋务运动,自然要把它同近代化联系起来。由孔令仁、李德征主编的《中国近代化与洋务运动》论文集,汇集了国内学者以此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吴承明认为,提出以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为主题,探讨洋务运动与近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外交的关系,探讨洋务运动与当时的社会环境问题,这是一个跃进。(注:吴承明:《世潮 · 传统 · 近代化》,《中国近代化与洋务运动》,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胡滨论述了中国近代化早期的特点。他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早期阶段。通过洋务运动来考察中国近代化的早期阶段,可以看出它不同于西方近代化的三个特点:第一,在西方国家中,实现近代化的任务始终是由资产阶级承担的;在中国,情况则不然,直到 19 世纪 60 年代,中国社会还没有出现资产阶级,这个任务落到了地主阶级开明派即洋务派身上。第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的先后顺序不同,洋务派创办近代工业,是先从军事工业开始,然后扩展到民用企业;先从重工业开始,然后扩展到轻工业。第三,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 “ 民办 ” 方式发展工业不同,洋务派通过 “ 官办 ” 、 “ 官督商办 ” 的方式创办近代工业。洋务运动虽然没有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但却使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注:胡滨:《从洋务运动看中国早期近代化的特点》,《中国近代化与洋务运动》,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有的学者探讨了甲午战争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茅家琦、虞晓波指出,鸦片战争失败以后至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化的脚步极慢。甲午战争可视为洋务运动 “ 富国强兵 ” 政策的全面考验。甲午战争的失败,促成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群体的觉醒。甲午战后在政治上掀起维新变革思潮的同时,经济上也出现了以设厂自救、振兴实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爱国热潮,大大加快了近代化的步伐。(注:茅家琦、虞晓波:《甲午战争与中国近代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戊戌变法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这是史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有的学者为了再提高一步戊戌变法的地位,便把戊戌变法列入了社会革命的范畴。有的学者认为用近代化史观来看待戊戌变法比用革命史观更为实际一些。李喜所指出,用近代化史观去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涵盖了像戊戌变法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比革命史观广泛得多,也较接近历史的真实。(注:李喜所:《戊戌变法百年再审视》,《历史教学》 1998 年第 7 期。) 
有关清末新政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近几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忻平指出,清末新政是清朝最后 10 年社会全面危机时的适应时势之举。综观中国近代史,不难发现如此全面深刻的改革是罕见的,从发展学角度来审视,清末新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它以并非自愿的自我毁灭为代价,较为全面地开启了现代化的闸门,为辛亥革命后走上正式起跑线奠定了基础。作为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清末新政也表明了现代化潮流的不可抗拒性,历史终于走到了这一步。(注:忻平:《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社会科学战线》 1997 年第 2 期。) 
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行。这应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有人提出辛亥革命阻断了清末新政,因此要背离革命的观点,但这并不为史学界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林家有指出,在追求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有过许多仁人志士想通过改良的办法来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实现中国的近代化,但是在帝国主义控制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求独立、民主、富强,从洋务运动到立宪运动都失败了,于是才有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带来的政治民主化趋向,兴办实业高潮,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独立运动,都使近代中国加快了近代化的进程。(注:林家有:《孙中山的革命观 —— 兼论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虞和平论述了辛亥革命的政治影响是如何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果这一问题,认为其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辛亥革命对中国经济近代化起到了较大的社会动员作用。他指出,在民国初期的 5 年中,全国出现了 107 个经济团体,形成了一个空前的高潮。这是社会各界在辛亥革命为之奋斗和开创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精神鼓舞下兴起的。经济团体的勃兴体现了辛亥革命的社会动员作用,给中国经济近代化造就了一个比较广泛而稳定的社会基础。(注:虞和平:《辛亥革命与中国经济近代化的社会动员》,《社会学研究》 1992 年第 5 期。) 
除了上述内容外,不少学者还专题研究了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近代化或现代化问题,使中国近代化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宽,正是在史学界愈益重视对近代化问题研究的氛围中,胡绳呼吁 “ 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和说明中国近代的历史 ” ,希望能有 “ 以现代化为主题写出来的中国近代史 ” 。他指出: “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 (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近代史研究》 1996 年第 2 期。)使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再上一个新台阶,恰是史学工作者努力的目标。 

•  中国近代化失败的原因问题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直到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义革命,中国一直在努力推进近代化,但是结果并没有达到,原因在那里?为了更加清楚地看清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把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分成三个阶段,在每一个特定阶段上,虽然阻碍现代化的因素都不是单一的,但往往有一个因素在起主要作用。分阶段分析中国近代化失败的原因,能对此问题看得更清楚。 

第一阶段, 1700――1840年,这是中国近代化启动的最佳时期。因为从1700-1840年的150年间,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时期,对中国现代化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时期。 

1,这一时期外部的现代性挑战已经发生,威胁已经存在,如西班牙人对台湾的占领,英国人在广州沿海一带耀武扬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威胁的迹象已经显露出来。但这种挑战还没有达到19世纪中期以后那种毁灭性的程度。威胁也只是以潜伏的状态存在着,对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来说,这种刺激的程度也许还不夠,但有关现代文明的一些基本信号毕竟已经传达过来了。如果当时中国有了启动近代化的主观条件,能夠意识到这种挑战的真正含义,那么这种挑战也就足夠了。 

2,从国内的条件来看,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对外部现代性挑战进行回应,从而启动自己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在当时的中国也都具备了。18世纪中国是处在清一朝的统治之下,是清帝国的鼎盛时期,在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及其后继者雍正和乾隆两个皇帝的统治下,建立了一个空前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权。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农产品和手工产品的商品率在不断提高,在一些地区资本主义萌芽也已经产生。历史表明,在最有利的时候,中国错失了这个近代化的时机,从而将启动近代化的历史任务拖到了一个危机四伏、经济凋敝、战乱频繁的近代。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中国错过了这个启动现代化的最好机会呢?我认为原因有三: 

首先从政治上看, 在外部挑战发生的时候,当时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表现了一种惊人的麻木、迟钝、和固执的态度。在当时的统治者的眼中,已经再逼到家门口的西方列强,似乎并不是一种威胁,而只不过是一个远道而来的朝贡者。当时乾隆皇帝的心态就是这种态度的典型反映。乾隆皇帝在写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封信中说到:天朝无所不有,并不需要你们的那些东西,之所以不要和你们做生意,只不过是想要天朝恩泽四海而已。更令人惊奇的是,事隔一个世纪以后,被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的林则徐,竟也有同样的思想。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曾多次提到,中国提供给外国人的都是他们的生活必需品,而外国人提供给中国人的只不是一些玩物而已。因此这时中国的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更关心的是外国使节拜见皇帝的礼节问题。当外来威胁日益加深的时候,中国统治 者仍然固执地将这些看作是一些寻常的“蛮夷”闹事,而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新制度对中国几千年古老文明的挑战,这一系列对世界时局的错误判断,使中国统治集团在国内政策上依然故我,未能利用当时国内的有利条件启动现代化。 

其次从经济上看, 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的国家要启动现代化,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是中央政府必须要有领悟刺激的能力,并主动采取措施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可是,在经济上,清初统治集团并未能采取主动措施,而是采取超然态度。 

清初实行轻徭薄赋政策阻碍了当时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这种政策的提出和实施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出于换取民众对满族统治者支持的考虑,在中央政府财政支出较小的情况下,这种政策还能保障中央所需的经费。但后来随着中央政府开支加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口从 17世纪末的1.5亿增加到19世纪中叶的4.5亿),政府的财政危机就日益严重了,在18世纪国庫的亏空就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对于轻徭薄赋政策,人们更多的是从道义上加以评价,但从现代化的角度说,中央政府不能得到足夠的财政收入,必然使政府无力承担许多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中必须由政府承担的任务,从而使政府在现代化中很难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历史表明,自18世纪末以后,财政危机一直是困扰中国政府的一个严重问题,在这一段时间内,政府的开支不断加大,而财政收入却没有大大的变化,1725年为3610万两,1841年为3860万两,然而轻徭薄赋政策,并没有达到减轻人民负担的目的,由于中央政府不能为日益膨胀的行政管理机构提供足夠的经费。只得赋予他们可以征收附加税的权力,这就为地方官提供了向下民众摊派苛捐杂税以中饱私 的机会。如此,轻徭薄赋政策反而造成了两个方面的极其有害的副产品:一是官员的腐败现象日益普遍,二是地方财政实力的增强,成为后来地方政治势力形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这两个方面都对中国后来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格申龙认为,在工业化初期由政府出面推动银行制度和工厂制度的建立,对工业化能否顺利实现起关键作用。在英国、法国、日本、俄国、土耳其等国现代化初期阶 段,政府都曾积极而广泛地介入国内经济活动,表现为直接推动银行、工厂制度的建立。但在 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期中国政府并没有在这方面表现出积极的意向,并没有发挥政府在启动现代化过程中的主动性和效能,相反却极力遏制中外经济交流和内部经济变革的要求。例如,清政府成功地将外国经济势力的影响限制在广州一个口岸,禁止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大兴文字狱,窒息了一代人的创新精神,进一步减少了对外部挑战的进行回应,从而启动现代化的可能性。 

其三,是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义。 清初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义产生有其历史 的必然性,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古国,有过灿烂的中华文化,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中国历来是天朝大国,天下第一,四周都是一些蛮夷,只配来中国朝贡。 18世纪清王朝正处于盛世,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帝国的武力也所向披靡。这种文治武功,又进一步强化了根深蒂固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特别是当西方力量在东南沿海出现的时候,清王朝曾一度成功地将其阻挡在国门之外,这就更加进一步地加深了这样的一种错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过如此。所有这些因素都严重地影响了当时中国统治集团对世界大势和中国所面临的挑战的正确认识。使它在这种挑战面前反映麻木而迟钝。中国之所以错过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期的启动近代化的机会,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第二阶段, 1840—1899年,这一阶段中国现代化的最佳时机出现在1960年以后,在此之前,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逃到热河病死。中国历史上曾一度出现极有希望的转机,当时中国现代化的机会表现为: 

1,《北京条约》的签订, 虽然条件极为苛刻使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但从客观结果来看,也使清政府赢得了20多年的相对和平时期,这使清政府可以将精力集中于国内的经济建设,启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2,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相当一批有有识之土认识到,中国的出路在于富国强兵。因此掀起了洋务运动。更重要的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崛起了一支新的地方势力,其代表是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等,他们不仅对西方的挑战和技术上的优势有切身的感受,而且手中拥有一支可观的相对独立的军事力量。 

3,虽然在《北京条约》签订时,清政府与太平天国的战争还在进行中,但四年以后,太平天国彻底失败了,这样国内生活也恢复了秩序,困扰清王朝的国内动乱问题也由此得到了缓解。 

4,咸丰皇帝在热河病死,少不更事的同治皇帝继位。慈禧太后通过辛 政变取得了垂帘听政的权力,但她缺乏政治经验,实际上由有革新思想的恭亲王掌握实权。 

5,《北京条约》签订以后,西方人在中国的影响在为提高,而且当时西方各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普遍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化持赞成态度。 

以上这五点对于当时已爱到西方列强严峻挑战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启动现代化的一个极好的机会 ,然而历史是令人遗憾的,在这一阶段中国出现的朝向现代化的努力,最终陷于失败,中国并没有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如果将洋务运动同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比较,这一阶段中国现代化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几个因素不容忽视: 

1,这时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力量从没有形成象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那样强大的阵营。 

2,在清王朝的最高决策机构中,现代化推进者在力量对比上并不占优势。 

3,即使是当时最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也没有对当时 的制度进行根本改革 的考虑。 

4,在实施一些重大的现代化措施时,推进者们总是犹豫再三。 

现代化推进力量上的这种差异,说明了当时 中国现代化推进力量形成上的困难,而这又在很大的程度上表现为官员型的现代化推进力量很难从旧体制中分化出来。 

日本现代化的历史表明, 官员型的现代化推进者主要是从旧体制中分化出来的,如大久保利通,山县有朋等等,原来都是日本各 州的地方官员,中国的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也与此相似。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也是从旧体制中分化出来的洋务地方官员。但这种相似只是表面的,从实质来看二者有本质的不同。 

日本 的现代化推进 者,他们有一个共同 的特点,这就是在外部 挑战发生的情况下,他们能够对导致落后的那个旧体制持一种明智的批判态度。痛下变革的决心,并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权力,全力推动这种变革。 

而洋务运动的领导人,则明确提出“中体西用”,他们固守旧体制, 即使是采取一些迫不得已的变革措施,也决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社会。充其量不过是对旧体制进行一些修修补补。正是由于中、日两国在现代化推进者的力量上存在着这种差距。注定了这一次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必然走向失败。 

这一阶段给中国现代化提供的第二个机会,是甲午战败至戊戌变法。这时中国近代化的机会表现为: 

1,由于甲午战败,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民族危机已经十分的严重,外部刺激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强度。 

2,这时中国朝野上下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中国之所以为弱小的日本所败,肯定是中国社会制度存在致命的缺陷。必须尽快加以改革。 

3,从公车上书开始,维新思潮己发展成遍及全国的政治运动。维新变法的社会舆论和呼声日渐高涨,为中国近代化的推进创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4,这时中国的变法得到 了光绪皇帝及帝党的支持,而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个中国近代化的主体己经初步发展壮大,这一切都 显示出1895—1898年,中国有可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  

 但是正如所看到的那样,戊戌变法最终陷于失败,这一次中国近代化的努力又一次流产。其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客观上来看,维新派所依靠的力量过于弱小,而反对变法的封建顽固势力过于强大,以康粱为首的维新派是刚刚兴起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由于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他们虽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但却不能给维新派以强有力的支持。在此情况下,维新派所依靠的力量只能是地主阶级中的少数开明分子及帝党官僚。帝党虽然有心变法,但在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无权的傀儡。没有实权,而他们的对立面是握有实权的后党。封建顽固派、加上洋务派,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 

其次,从主观上来看,改良派本身具有弱点。康有为、粱启超等等缺少政治实践的经验。他们从小在书斋中长大。在此之前大都没有从事过实际的社会管理工作,这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推进者相比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是出色的政治家,精明能干,长于韬略。由于在这一点上存在差异,直接决定中日两国在现代化的理论、策略、措施等方面的差别。而正是这些策略上的不同,决定了中日两国近代化的不同命运。 

中日两国在现代化的理论、策略、措施等方面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差别: 

1,日本明治维新,运用比较完整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对变法进行指导,这使日本能够成功地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戊戌变法时期中国的维新派,他们的变法理论是把西方的政治学说同中国的封建儒家政治学说结合在一起构建的。其变法的理论基础本身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一方面,因其学术上的过分武断和随意附会而削弱了说服力。另一方面因其采用“托古改制”的宣传方式,使变法的理论既无法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又影响了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对变法的理论指导。 

2,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和侧重点不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现代化的基本目标是新政权的建立与巩固,是制度创新。在政治方面,他们不仅迅速地掌握了政权,而且通过开议会,建立了凌架于地方割据势力之上的中央政权,废藩置县,建立新型军队与警察制度等等途径,使自己的政权制度化,这些新制度的建立,不仅使新政权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使现代化的一些主要成果得以巩固下来。 

相反,康粱等维新派却将主要精力放在启蒙和宣传上,尽管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同时也造成了一种倾向,就是使维新派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争吵不休。而忽视了政权的建设和制度的创新。 

3,现代化推进节奏上的差异。在这一点上,日本精明的官员型现代化推进者与中国书呆子气的现代化推进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明治维新推行新政,只有十分简短的五句话,即五条方针。简单明了,易于实行。五句话尽管简单却切切实实地改变了日本的政体。 

相反 ,戊戌变法 103天之内,颁布的变法诏令一条接一条,多得不可胜数,不分轻重缓急,不分主次先后,不管能否实行,一咕脑往下发,使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结果导致这些法令在绝大多数省份无人理睬,变成一纸空文,条文虽多却无任何实际效果。 

4,在左右现代化局势能力上的差异。日本明治维新的现代化推进者们,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善于利用时机,善于控制社会力量的能力。对于反对现代化的传统势力和各种与旧制度相联系的利益集团采取赎买政策,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缓和了他们的反抗程度。 

而中国当时的现代化推进者们却缺乏这种谋略与气魄,在戊戌变法之时,他们咄咄逼人,将计划全盘托出,使人一眼看穿变法将危及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底牌。比如,废除八股文,必试策论,使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断送了前程。难怪他们中有些人声言要打死康有为。再如,裁并衙门,让旗人自谋生计,使一部分官员、贵族及他们的家属在一夜之间便无以为生。这就不能不造成混乱。变法除得到少数开明人土的支持外,一直未得到广泛的社会响应,反而不断地激起反对的声浪,一时间,将各种潜在和可能的反对力量全部调动起来。最后在强大 的阻力面前,落得个人头落地的结局。 

5,现代化推进者内部不团结和素质低下。戊戌变法是在帝后党争的背景之下发动的。后党是一个积势以久的政治势力,帝党则是一支新崛起的力量。后党以老成持重的资深官员为主,而帝党则多为少壮派,包括相当一批文人或知识分子,由于帝党不仅将变法作为拯救中国的一项事业,而且也将其作为战胜后党的一种手段,因此,帝党在起用康梁之前,非常注意同后党中的温和变革势力建立某种妥协与默契。 

后来在康染等等激进变革人土的大力鼓动下,采取了一系列越来越激进 的变革路线,甚至有间去扩大帝后两党的分歧。这样就不仅加深 了帝党和后党之间 的矛盾,将后党中的温和派和中立派推到了反对变法的默认是 中去,而且也导致 了帝党内部 不同 变革路线的分歧。于是,在康有为将激进 的变革方案全盘出台后,就连原来对变法持相当积极态度的翁同龠,孙家鼐,张之洞等人,也不得不与康有为分道扬镳。帝后党争的日益尖锐以及帝党内部激进与温和派日趋分化,终于使不可避免的摊牌的时间过早地到来了。结果只能是习羽毛未满,变成孤家寡人的维新派遭到失败。 

最后还应该看到,在分析 19世纪下半期中国现代化推进者的素质状况时,其身体素质下降也是明显的事实。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帝王们素质的下降。清初曾出现过几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如努尔哈赤、康熙等等,但整个19世纪,能成就一番事业的君主不再出现,19世纪的中 国的 君主有一个通病:这就是懦弱,不但性格懦弱,就连身体也很软弱,许多皇帝英年早逝,出现儿皇帝掌权或垂帘听政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象许多现代化成功国家那样由雄才大略的君主来推进现代化,中国就很难寄予多大的希望。 

  

第三阶段, 1900—1949年,这50年,中国近代化的最佳时机出现在辛亥革命前后。这一阶段中国的现代化的时机表现为: 

•  由于 <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完全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王朝已完全变成了“洋人的朝庭”。外部对中国的刺激已达到了顶峰。许多人都己经对清政府表示失望,中国社会内部近代化因素正在加剧重新分化和组合。 

2,在上述背景之下,就连最高封建经济统治者也感觉到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主动地发起了带有近代化性质的“晚清新政运动”,近代化道路上的一个最大阻碍之一:封建统治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己变阻力为动力。 

3,社会上近代化的基础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增强,首先是在社会上形成了势力强大的立宪派,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发起了迫使清政府启动近代化的立宪运动。同时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亦为近代化提供了经济条件,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使这时中国近代化的两种基本力量---改良与革命都已经具备。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第三次近代化的努力,历史最终还是宣告了它的失败。这一次近代化运动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第三次近代化的努力,它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辛亥革命之后出现了军阀割据和长期混战的局面。这种局面直到 1930年中原大战蒋介石统一中国才结束。因为 中国出现了长期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不仅使中国近代化缺少和平安定的环境,而且战争给中国社会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耗费了许多的社会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代化就根本无从谈起。 

有一种观点说,上述局面的出现,原因在于辛亥革命本身,他们认为辛亥革命不应该采取激进的革命方式,而应该采取温和的改良的办法。 (李泽厚<告别革命>见沙健孙<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他们的主要论点有二: 

1,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清王朝的确已经腐朽,但这个政权形式的存在对中国来说仍有很大的意义,它可以使中国保持统一,不致动乱分裂。所以宁可慢慢来,可以通过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逼着清政府走向近代化的道路。 

2,辛亥革命搞糟糕了,一下子痛痛快快地把清王朝推翻了,把旧的政治框架打碎了,而又没有提供新的政治框架,使中国出现政治真空,这就造成了军阀的割据与混战。 

我们认为:把辛亥革命以后出现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归结于辛亥革命本身,是不科学的。因为: 

第一, 任何革命都不是能凭少数人的一时情感激动就可以煽动起来,也不是单凭某个阶级和政党的意愿就能发生的。把一场伟大的革命简单地归之于某些人的情绪化 --激进主义的结果,归结于某些人头脑中的主观愿望,明显的是历史唯心主义。革命的产生,除了革命阶级的主观条件外,必须具备革命的客观形势和条件,没有革命的条件,革命时机不成熟,任何人的情绪再怎么激动也不可能制造出革命来。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革命,都是客观形势使然。辛亥革命的发生正是各种革命条件不断积累的结果。 

第二,通过立宪主张的改良不可能逼着清政府走向近代化的道路。辛亥革命之前,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革命风暴的来临,立宪派一方面发动颇具规模的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尽快转入立宪的轨道,一方面领导了“保路运动”,然而,这两次运动都遭到了清政府的镇压。这表明清政府不可能接受立宪派的要求,接受了就意味着自身权力的丧失。因此,一次又一次拒绝立宪派的请愿要求。到准备进行第四次请愿时,清政府干脆下令禁止请愿活动。明白宣布各省如再有类似事件者,必须严厉镇压。尽管立宪派确实没有侵犯皇室的尊严,然而清政府却不理会他们的“耿耿忠心”,而是变本加厉地加强了皇族的集权统治。 1911年“皇族内阁”的出台,表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实质上只是一场骗局。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将越来越多的立宪派推向了革命的阵营,成为自己的敌对势力。所以,那种认为 腐朽的清王朝的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可以通过当时立宪派的推动,走向近代化道路的论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主观臆造而已。 

第三,辛亥革命的确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打碎了旧的政治框架,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历史的事实是辛亥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提供了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颁布了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如果中华民国这种政治框架不倒,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必将老太太加速。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并没有延缓近代化的进程,辛亥革命本身同之后的军阀混战,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那么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出现军阀混战的实质性原因在那里?我认为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出现军阀混战的实质性原因在那里?我认为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这是中国近代中央政治权力衰败和地方政治势力增强,离心力不断扩大长期积累的结果。前面已经提到,清朝初期实行的轻徭薄赋政策,决定了中央经济实力的薄弱,而对地方政府附加税征收的充许,则奠定了地方势力崛起的经济基础。清王朝是由一个人数较少而且文明程度又较低的满族统治一个偌大的汉族人为主体的的帝国,这本身就使统治集团产生了不安全感,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清王朝统治集团刻意编织互相牵制,维持平衡的权力网络。在中央一级上,这主要是通过满汉官员的互相牵制来实现的,在地方一级是督抚制,互相牵制的目的在于防止官员产生异心,以保持对王朝的效忠,但同时也就损害了这个权力体系有效地处理问题的能力,尤其是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太平天国以前,巡抚满汉各半,而总督多为满人,但到了太平天国以后,总督开始由汉人充任,而巡抚往往成为总督的亲信,当太平天国这样的大事发生后,对地方失去控制能力的清王朝,只好依赖地方督抚,只能依赖汉人,因此,汉人督抚的政治权力,在太平天国期间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尤其是太平天国失败后,兴起了强大的湘系、淮系等等地方势力,且他们已经取得了在富裕的江南征收厘金的权力。这样,便在中央与省的中间层次上,形成了地方势力发展的有利土壤,而地方财政势力的雄厚,无疑成为地方离心离德势力能得以发展的物质基础。后来的曾国藩、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他们所拥有的实力,足可以把清政府打跨,这是辛亥革命后中国出现军阀割据局面的重要原因。 

第二,民国年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出现,是袁世凯和其他军阀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分裂政策造成的,而不是辛亥革命带来的。是中国地方自给自足性农业经济的产物。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实行专制、卖国的反动统治。他撕毁 <临时约法>,取消国会,破坏民主,使“民国”只余下一块空招牌。进而搞尊孔复古,复辟帝制,实现他做皇帝的野心。就在袁世凯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和复辟帝制的过程中,他亲手培植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冯国璋,效法他对待清政府的态度,亲身发展自己的势力,逐渐抛弃对袁世凯的忠诚。而东北的张作霖,南方的滇系、桂系也都在扩张势力。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北洋军阀中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的分裂表面化。皖系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直系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靠山。张作霖的奉系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成为皖系以外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南方滇系、桂系军阀也各行其是。这就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事实正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点之一,……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府。” 

九、中国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问题 
   在前现代社会的基础上,中国在与国际社会日益密切的联系中,逐渐从农业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现代社会过渡,这种过渡既有着与一般后发展国家相似的经历,也有中国所独有的特殊性。 
  中国转变的特殊性受制于过渡过程中的转换机制和转换方式,它充分展现了中国迈向现代社会时所经历的深刻的内在矛盾。中国转变的复杂性集中表现在推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最初阶段的动力并非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正是在外部压力的刺激下产生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如前所述国在前现代社会中井无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一种与忠君思想联系在一起,维系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意识形态,它在历史上虽然发挥过抵御外族入侵的作用,但是在本质上,它与近代国家自主公民所孕育出的现代民族主义有着巨大差别。从传统爱国主义向现代民族主义转变的中介因素是社会变革,只有社会变革的新因素注入到传统爱国主义中后,爱国主义的内涵才 能由忠 君、维系帝国统治转移到捍卫自主公民的主权国家的新角度,从而发挥出巨大的社会动员力量。一百多年来,追求统一、富强、民主的强大国家始终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理想,它与变革、改造传统密切相联,从而产生出一种与传统爱国主义迥然有别的新内容。这个过程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早期维新派,历经康、梁、谭、严,到了孙中山才渐渐成熟。以 " 民有、民治、民享 " 为价值日标的孙中山三民主义克服了狭隘的种族论,标志着现代民族主义最终形成。 1919 年的 " 五四运动 " 是中国人走向全面变革的里程碑,从此掀起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巨澜。 1938 年由毛泽东揭示的以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为价值迟求的革命民族主义更成了未来新中国的基本原则,对动员广大农民和各阶层人民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的外部侵略和压力,中国人被迫在追求民族解决与社会进步的变革中把国家统一置于首要地位,迫切要求建立能够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的强有力的政府,以此作为推动社会转变的中枢。然而,为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中国人只能有选择地吸取外来观念,形格势禁,引入的外来观念在与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许多始料不及的变形现象。这以早期共产无政府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引入中所产生的变形最为严重。 1908 年,刘师培最早向国人引入了共产无政府主义思想,刘氏介绍的最大特点,是以中国传统来附会外来学说,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与外来的共产无政府主义学说融汇了,但共产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原义也就面目全非了。 " 五四 " 时期在中国大兴的自由主义在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严重的畸变。强调尊重、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自由主义在中国被解释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有效工具,于是以个人为最后依归的西方自由主义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成为一种失去价值内涵的、属于器物层次的操作工具,导致 " 民主工具说 " 、 " 自由工具说 " 长期盛行不衰。引致外来观念变形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知识分子深知中国变革的艰难,为了追求富国强兵,使外来观念易于在中国生根,被迫修改原义。这种修正,使社会变革的速度与范围受到严重限制,削弱了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冲击,使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核受到的震动大为减弱。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统治阶级出于维护既得利益而作的强制性政策规定,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了更大的消极影响。国族危亡的形势,虽然会对现代化在各个领域展开的时序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又不是绝对的,因为统治者可以用不同方式对现代化进程加以引导和塑造,而这种引导和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集团的政策取向。例如, 1932—1937 年,国民党为了巩固一党统治,有意将抗日救亡与社会变革、个人解放完全对立起来,以 " 集中国力,抵御外侮 " 为由发起的 " 民族复兴运动 " ,就包含有贬低个人、蔑视个人的强烈的法西斯主义的倾向。 9 抗战期间,国民党在 " 抗日至上 " 、 " 国家至上 " 的口号下,公然宣传反民主的 " 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 " 的集权主义的理论和 " 中国传统文化优越论 " 。其实,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后依归应为国家统一与人民自由幸福的有机统一,两者互为依赖,缺一不可。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如果人民基本权利受到轻视,则极易演变为独裁专制国家,而这种独裁国家并不能走向现代化。同样,现代民族主义不仅包括对国土、主权的维护,而且它也包含对已革新的民族文化的认同,在民族危机的形势下,民族文化尤其能发挥凝聚人民的作用。但是抗拒或限制变革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一个惯用方法,就是以保卫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为号召,刺激、煸动狭隘、保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维持传统的政治秩序和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这就使得中国的变革往往夹缠许多无谓的纠葛,反复循环,不断重滨,极大地妨碍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结果,在统治集团的有意识的误导下,尽管新思潮竞相引入,但除知识阶层外,大众心理的变化并不显著,中国人传统的强调差序格局的依赖型的权威人格并末改变。在政治、社会生活领域,人情关系、地域、派系、权谋仍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因素,构成了政治行为与社会人际交往的普遍范式。作为推行现代化的主体的以强调人的自主性为特征的人的观念与行为的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很低,严重阻滞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这样,如何在强大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民主之间建立互动的协调关系,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造成中国变革曲折、艰难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百年来的改革仅集中于上层结构,很少波及到下层社会,而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根深蒂固,没有受到重大冲击。自 19 世纪中后叶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历次改革,由于仅注重上层政治结构的制度创新,屡屡遭到失败。这说明中国的社会转型必须经过农村底层的彻底变革。然而即使 1911 年的辛亥革命也没有对农村产生强烈影响,农村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以及广大农业人口的生活方式没有得到任何根本性的改变。追求中国现代化的无数志士仁人先是把变革的目标集中于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后又致力于改革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但很少涉及如何改造以农业为本位的广大的中国农村社会。他们不明白中国所需改革的不仅是上层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结构,更重要的是改革下层社会结构。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数亿农民仍然生活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少数中心城市的逐步工商化,就构成了社会转型的二重分裂局面。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少数沿海沿江城市的繁荣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整个面貌。只有在中国广阔的农村进行长期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式的大变动,以商品经济打破传统的小农经济,才能真正建立起从农村到城市,和从城市到农村的双向变革渠道,从而推动社会真正走向现代化,因此农村底层的重整,就成了决定中国变革最为艰巨而又重要的关键。 
   总结中国变革的经验,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 1 )中国的变革与外部世界的挑战密切相联,中国以外的现代化模式对中国变革起着巨大的示范影响。 19 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的世界化进程加强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中国日益卷入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中。伴随侵略和压力而来的外来观念冲击着中国社会,改变着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刺激了中国人的强烈的变革图存意识和变革活动。外部世界的冲击具有明显的二元性质,一方面它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现代化的展开 ( 以日本侵华破坏最剧 ) ,另一方面新型的外部现代化成功模式又刺激了中国现代化因素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外部世界的侵略、干预和影响,决定了中国变革的反应模式和中国现代化的规模与速度。 
   ( 2 )合理地利用注入了变革因素的民族主义,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为中国变革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但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要求相背离,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制造了无穷的困难。执政者对外部世界的挑战作出反应时,世界观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它固然严重影响了执政者对外部知识的鉴别能力,但维护既得利益则是最重要的因素,统治者只有在变革无碍其统治的前提下才能对变革作出有限的反应,因此在更多的情况下,统治者为了保存既得利益,惯于利用民族主义抗拒变革。 
   ( 3 )近代以来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问题上所形成的占压倒优势的 "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的思维和选择方式,严重阻碍了中国变革的全面展开,使得中国文化的重建难以实现,不能构成现代化的支持条件。虽然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在 19 世纪末已不可避免走向崩溃,然而在引入西方制度、观念的过程中,由于 "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的思维和选择方式的广泛影响,儒家社会的基本内核仍保存了下来。致使产生了新形势下儒家传统社会的变形形式:儒家内核加现代化外装。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结构仍然十分顽固。政治上的分权制衡与制度建设无从实现,市民社会和全面的市场经济农以健康成长,排斥意见多元和思想自由的独断性的意识形态仍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作为这一切的必然结果,传统中国人的国民性无法得到根本改造。 
   中国从 19 世纪中叶走上变革之途,至 20 世纪上半叶,有几次现代化的良好机遇。统一的中央权力机构为自下而上的变革提供了保障基础,适时把握住这样的机遇,把传统的连续性和变革的突进性有机结合,进行结构性改革,社会变迁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将相对减小,社会也将在稳定与变革的互动状态下,迅速发展。但是外部条件的险恶与内部条件的限制,破坏了这种和平改良的可能性,逼使中国的变革走出另一条途径。然而中国现代化是一历史趋势,客观要求中国人在不断交化的形势下为此目标作出新的选择和探索。 1949 年国民党政权的崩溃结束了两大统一政权之间动荡的过渡期,新中国的成立又一次为中国现代化的展开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尤其新时期以来中国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思想与精神,置新聚集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展开前所未有的、深刻的  
  
 
"

相关推荐

  • 网友评论

    • (*)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