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教案(简明版) 3

风清扬斈 14年前 (2005-11-19) 历史札记 9795 0

地证明,中国曾经强盛了好几个、甚至十几个世纪。中国在封建社会的早、中期,曾经发展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许多有着重大意义的、划时代的科学发明,是中国最早发明和最早开始实际应用的。中国的商品经济出现很早,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曾经远销海外,独享盛誉。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也产生很早。综合起来看,中国至少在宋代时,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是走在世界的前列。只是在进入明清时期以后,特别是在进入清代以后,中国才开始明显落后。这也就是说,中国是在封建社会后期才落后的。 

那么,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为什么发展缓慢,日益落后呢?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但是,究其主要原因,不外以下几点: 

(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就是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紧密结合的,一家一户一个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这是一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落后经济形式。它严重阻碍了封建社会后期生产力的进步。 

第一、这种经济形式,规模过于狭小。一家一户一个生产单位,劳动力就是几个家庭成员,人手小,工种多,作业复杂,因此,分工和协作就受到了极大限制。分工超不出男女性别也年龄长幼这些纯生理的标准,协作也超不出一家一户的范围。一切生产工具,都是农家自备,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置备体积大、价值大、效率高的生产工具。由于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等条件的限制,新的先进的生产方法也无法采用。 

第二、这种经济形式,严重阻碍了手工业的独立发展。问题很明显,在自然经济中,小手工业和小农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大部分民间手工业不是作为独立的经营存在,而是作为副业,甚至是作为临时性的劳动,而附属于农业。一家一户一个生产单位,劳动力少,而头绪却又很多,农民既要干这,又要干那,这就使得手工业很难从农业中独立出来。手工业不能独立存在,它的发展,它的技术的提高,生产的专门化,就都受到了根本限制。 

第三、自然经济在本质上是与商品经济根本对立的。商品经济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交换为生产目的。而自然经济却排斥社会分工,生产目的纯粹是自给自足。农家只是在自给有余时才会出卖,也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购买。他既不出卖,也不购买,这就严重阻碍了商品市场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四、自然经济是封建王朝推行闭关锁国政策的经济基础。它妨碍了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经济和科学技术交流。 

(二)有时缓和,但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剧的土地兼并,导致了社会生产的周期性大破坏。 

封建地主利用强大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横行乡里,占田夺地,肆行兼并,使得“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这种现象,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不治之症。它不断地周期性地严重破坏社会生产。 

第一、土地兼并的直接后果,是大量自耕农破产。自耕农尽管土地很少,但毕竟可以避免地租剥削。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劳动,可以自由经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时间,自由处理自己的劳动成果,因而有着比较高的生产积极性。自耕农经济的存在,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繁荣、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地主兼并了自耕农的土地,使他们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这就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 

第二、土地兼并的间接后果,是地租剥削率不断提高,并使大量自耕农破产成为过剩劳力而被抛向社会。封建社会的扩大再生产速度极为缓慢,劳动力又一直处于过剩与饱和的状态。因而,由于土地兼并而不断产生的过剩劳力,国民经济的各部门无法吸收,这就产生了无业流民。无业流民的大量存在,又形成了对原有佃农的威胁。地主会成绩提高地租剥削率,甚至夺田改佃。中国封建社会的地租剥削之重是举世罕见的。汉代是“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宋代是“田主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明清以后,地租剥削率一般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搞得甚至超过百分七十。除了正租以外,佃农一般还要受额外的附加租剥削。越来越重的地租剥削,压干了农民身上的血汗,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 

第三、土地兼并也间接促使封建国家日益加重赋税剥削。土地兼并使得土地大量集中在大地主手中。但是,大地主并不如实交纳田赋。他们利用庞大的政治实力和经济势力,“广置田庄,不入赋税;寄户郡县,不入征徭”。而地主占田隐税,使得政府税源减少。封建政府为保证财政收入,不得不实行“改革”和“变法”等措施。但是,不管封建政府用什么办法增课赋税,大地主都可以通过“赋出于租”的途径,把赋税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这样,封建政府越来越重的赋税,又进一步摧残了社会生产力。 

由于土地兼并,破产农民越来越多,地租剥削和赋税剥削越来越重,流民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终于导致农民起义。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次数多,规模大,直接原因就在于土地兼并。土地兼并导致了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打击了土地兼并;农民起义失败后,土地兼并又趋于激烈,又导致农民起义。。。。。。土地兼并就这样循环往复,日趋激烈,给整个社会经济的进步造成了周期性的巨大破坏。 

(三)重农抑商政策的长期推行,压制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重农抑商,作为一种经济思想,最早是由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提出来的,后来被历代封建王朝接受,成为相袭不衰的基本国策。应该指出,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对于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当封建社会进入中、后期,特别是当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这种政策就不再有任何进步的意义了。 

第一、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使打击和限制了商业资本的发展。 

第二、封建王朝的重农抑商,就使得土地在社会财富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土地的日益重要,又使得商人越来越多地产生经营土地的兴趣。这样,许多商人在致富后,就不再扩大或继续商品经营,而是购田买地,成为商人兼地主,不少商人更进一步由地主上升为官僚。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体化,一方面直接削弱了商业资本;另一方面又加深了商人与封建生产关系的联系,削弱了商品经济对封建经济的分离和瓦解作用。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削弱和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等于是铲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土壤。 

第三、封建政府用什么具体措施重农抑商呢?一个主要措施是奖励垦荒。中国境内高山多,平原少。自然条件的这一特点,使人们很早就感到“人民众而财用寡”的威胁。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封建社会,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受到很大限制,粮食的增产主要只能依靠扩大耕地面积,这就使得人们大量垦荒。垦荒本身并不就是坏事,历史上有些垦荒,使得不少应垦荒地被开垦,导致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问题在于,封建社会的垦荒,大多是在毫无计划、毫无全局考虑的情况下进行的。有些垦荒实际上就是乱开滥垦。有清一代,劝垦最力。顺治初定三年起科,康熙时放宽至十年起科,乾隆初又特下“广劝开垦之诏,零星地土,听免升科”。在这一政策下,“富民争起应之,报垦无虚岁”,全国各地到处乱开滥垦,结果是山林树木被破坏,河流湖泊被破坏,自然生态严重失去平衡,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堪设想的后果。 

(四)长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万古维护封建经济基础 

中国封建社会的突出政治特点,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出现早。应该承认,中央集权统治,有利于国家统一,有利于社会安定和人民生活稳定,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它是封建社会的强大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社会更替开始逐步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它顽固地维护封建经济基础,显示出阻碍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 

第一、中央集权统治时的工商业聚集的自由城市不容易产生。西欧中世纪没有出现统一的强大的中央专制政权,而各个封建领地又互不相属,因而,新兴的自由城市有可能在各个封建领地的夹缝中见产生和发展。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这种条件。统一的中央专制政权,权力极大,组织极严,触角几乎伸到了全社会的一切角落,因而,新兴的自由城市不容易产生。并且,即使产生了也不容易迅速发展,因为中央专制政权很快就可以伸进自己的触角,予以严格的控制。至于那些古老的封建城市,尽管数量众多,规模极大,但由于封建政治势力、军事势力、经济势力过于强大,内部的工商业经济成分是不可能迅速发展的,也没有多大的前途。城市商品经济发展不起来,新兴的市民阶级也就不容易形成。新兴的市民阶级不容易形成,推动历史前进的重担就仅仅落在农民阶级身上。而农民阶级由于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不可能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她只能打击封建统治,而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她只能打倒一个封建帝王,而不可能彻底砸碎封建社会。 

第二、在长期的中央集权统治下,封建帝王有可能、也有足够的时间来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并且,为了有利于统治,他们还会把某种思想加以神化,大力宣扬用来奴役人民。中国的历代帝王,正是出于奴化人民的目的,抬出了儒家思想,作为他们进行思想统治的武器。在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极为严厉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就不容易产生和传播。 

第三、长期的中央集权统治,造成了一整套官僚制度,产生了庞大的官僚阶层和军队。这一方面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造成了社会生产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又为战争的爆发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性。中国历史上,各大集团之间互相厮杀,甚至于父子争权、兄弟相残、叔侄交兵、部下篡位,是不乏常见的。这些战争,每一次都要造成大量劳动力死亡、田园荒芜、山林毁灭和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 

(五)官手工业阻碍了明间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不可否认,官手工业由于规模大、种类全、工匠集中,因而在提高生产技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是起过积极作用的。但是,总的来说,它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它的主要作用是限制了明间工商业的发展,从而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这种作用,越是到封建社会后期,就越是明显。 

第一、盐、铁和其它矿物开采,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具有广大的市场,是最有发展前途的行业。封建国家垄断了这些行业,就极大地限制了民间工商业的发展。 

第二、官手工业的产品,最大量的不是流向市场,而是直接进入消费。这就限制了商品流通的范围,不利于商品市场的扩大。 

第三、官手工业囊括大批优秀工匠,役使大量劳动力,让他们在严密的人身依附关系束缚下,象奴隶一样地劳动,既妨碍了工匠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又妨碍了生产技术的传播和发展,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劳动力的浪费和摧残。 

第四、封建国家为保证官手工业的生产资料来源,往往一方面“专山泽之利”,禁止民间开矿;另一方面用土贡、征派及和买等办法,直接或间接地进行掠夺。这些措施,都在生产资料的来源上,打击和阻碍了民间工商业的发展。 

(六)闭关锁国政策的长期推行,妨碍了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技术交流 

闭关锁国政策,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推行的一项基本国策。它对于防范西方海盗商人在中国沿海的骚扰破坏活动,固然起了一定进步作用。但是,它的主要历史作用是反动的,消极的,落后的。它愚蠢地作茧自缚,闭目塞听,阻碍了技术引进,妨碍了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从而使中国故步自封,日益陷入落后的深渊而不能自拔。 

(七)人口增长太快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人口增长是极快的。乾隆六年( 1741 ),全国人口 143 , 411 , 559 ;道光二十一年( 1841 )达到 413 , 457 , 311 。一百年内,人口净增 270 , 045 , 752 ,年平均增长 2 , 700 , 000 以上。据《清实录》所载数字计算,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千分之四左右。这样高的人口增长率,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人口增长过速,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第一、人口增长过速,造成和加剧了耕地不足的矛盾。 

乾隆十八年( 1753 ),全国人口 183 , 678 , 259 ;咸丰元年( 1851 )达到 432 , 164 , 047 ;九十八年内只增长了 135 、 3% 。乾隆十八年,全国耕地 7 , 352 , 218 顷;咸丰元年达到 7 , 562 , 857 顷;九十八年内只增长了 2 、 8% 。同期内,人口增长速度比耕地增长速度快了 47 倍。人口增长快于耕地增长的现象,使当时不少人引为深忧。雍正就说:“户口日繁,而土地只有此数,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洪亮吉也说:耕地“不过增一倍而止,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 

由于人口激增与耕地不足的矛盾日趋尖锐,因而导致地价不断上涨。乾隆年间,杨锡?就说:“国初地余于人,则地价贱;承平以后,地足养人,则地价平;承平既久,人余于地,则地价贵。向日每亩一、二两者,今至七、八两;向日七、八两者,今至二十余两”。 

第二、人口增长过速导致了严重粮荒 

清代的粮食危机,早在康熙末年就已开始,到了乾隆年间就日趋严重。 

粮食危机的一个主要标志是米价上涨。乾隆年间,朱伦瀚说:“至于广泛之地米谷之价,臣少年随任江西,往来外省各地,及补授浙江粮道十余年,督率粮艘前赴江淮,又署任湖广驿盐道,合此数省观之,其米谷之价,俱加倍于从前矣”。乾隆皇帝也看到了人口与米价的关系。他说:“生齿日繁, ~~~~~~ 从前一人之食,今且将二十人食之;其土地所产,仍不能有加。是以市集价值,不能不随时增长”。 

人口越多,粮价越贵,有的地方甚至于根本就无粮可买,以至于激起民变。有清一代,因粮荒而引起的捣坏米行、公开抢米、踏沉米船、殴打官吏、聚众起义等事件,时有所闻。 

(八)封建地主土地私人占有制,从根本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中国封建社会中,始终占绝对支配地位的是封建地主土地私人占有制。国家和自耕农都掌握了一部分土地,但数量极微。绝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大大小小的封建地主手中。地主利用土地,对农民施行残酷的剥削,这本身就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另外,阻碍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其它许多因素,也都与封建地主制直接或间接有关。 

农业与小手工业紧密结合的、一家一户一个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就是在封建地主制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详细谈到,这里不再赘述。 

土地兼并,同样是直接根源于封建地主制,问题很明显,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有着两个重要的特点:土地允许自由买卖;土地占有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土地允许自由买卖,也就是说,土地所有权不是固定不变的,可以自由转手。土地占有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也就是说,土地占有数量和政治特权大小和官位高低没有必然联系,不受任何限制。土地所有权可以自由转手,土地占有数量又不受任何限制,这就为地主兼并土地提供了可能性和前提条件。 

中央集权统治的产生与发展,同样与封建地主制有着必然的联系。地主人数众多,而且没有军事权,个别地主的力量不可能与中央政权相抗衡,因而封建皇帝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实行独裁统治。并且,地主只是土地的所有者,而不是政权、法庭和军队的代表,他没有处理行政、司法、军事等问题的权利。这样,地主也需要一个驾乎他们之上而又代表他们行使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的中央专制政府,来协调本阶级的内部利益,实现对农民阶级的统治和剥削。 

重农抑商政策的产生与推行,直接与中央集权统治有关。中央集权统治的推行、维持和巩固,关键之一是粮食。“兵精粮足”四个字,从来是密切相关的。粮食既然如此重要,封建王朝当然要把生产粮食的农业摆在突出的位置。与此同时,官手工业也与中央集权统治直接有关。中央集权统治产生了庞大的官僚阶层和军队。这些人的许多巨额消费,不可能从封建社会的狭小市场上购买,也不可能完全靠征收实物税的方式得到,这样,就有必要设立官手工业来专门从事制作。重农抑商政策和官手工业都直接根源于中央专制,而中央专制又与地主制密切有关。因此,重农抑商政策和官手工业,同样是与封建地主制有密切联系的。 

闭关锁国政策是自然经济的要求和反映,而人口增长过速也与自然经济的关系最密切。问题很明显,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中,基本生产单位是家庭。在生产技术十分低下的情况下,除了气候、雨水、土地肥力等自然条件外,劳动力的多少和强弱,常常是决定生产好坏的主要因素。农民为了维持和扩大再生产,就必须不断增加劳动力,尤其是增加体力强壮的男劳动力。这样,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促使人口迅速繁殖。闭关锁国政策和人口增长过速都与自然经济有关,而自然经济又根源于封建地主制。因此,闭关锁国政策和人口增长过速,也是与封建地主制密切相联的。 

总之,导致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发展缓慢的一系列基本因素,都根源于封建地主制这个基础。所以,归根结底,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发展落后,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封建地主土地私人占有制。 

应该指出,以上这些因素,并不是在封建社会的全部历史过程中始终起消极作用的。有些因素,如封建地主制、自然经济、中央集权统治等,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曾经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只是到了封建社会的中、后期,特别是在进入后期以后,它们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才日益明显,日益突出。并且,它们阻碍社会进步的作用,也不是孤立发生的。历史往往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现象。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交相作用,才导致了中国好几个世纪的发展缓慢和落后。  

 第五章、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 

第一节 人口的压力 

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问题”,从学理上讲,是指由于社会关系或社会环境失调,因而社会全体或部分成员的社会生活出现震荡不安,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协调发展遭到障碍和破坏的社会现象。 

社会作为以共同的物质生产为基础的,人们发生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共同体,存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三大系统。这三大系统以及各系统内部的不同层次能否相互协调,彼此促进,构成了一个特定社会能否良性运行、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能否均衡和谐和调节机制。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导致社会不完满、不和谐的社会问题,关键在于该社会的调节机制,能否将障碍社会运行的各种病态因素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和最低限度上,并采取恰当的对策加以治理。如前所述,清中叶特别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深重的民族危机和尖锐的内部矛盾,已经使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大系统出现全面的衰败和失衡,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的各个层次上连锁地、持续地迸发出来,从而使社会运行出现极其严重的离轨和失控;社会关系紧张,社会秩序动荡,社会经济困顿,社会道德失范,越轨行为蜂起。这种种社会不良现象的层见迭出、长期持续和复杂交叠,构成了近代社会的严重病症。 

本书限于篇幅,不可能对当时的各种社会问题加以一一罗列和评述,只能择其要者,以社会病症的角度,来进一步反映当时日益激化和深化的社会基本矛盾。 

人口,是“在总体上构成社会主体的不断更新的人的社会集团”,人口的存在和活动,表现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体系之中。任何社会活动,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都是特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的活动。中华民族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众多的人口,是传统文明的缔造者和文明延续与变迁的载体。 

同封建王朝兴衰更迭的历史格局相对应,中国历史人口的发展绵延呈现为相当明显的曲线波动状态:当一个王朝兴起和稳定之后,人口就出现比较迅速的增长,逐渐达到当时的生产方式所能溶纳的高峰;随之由于王朝衰败、土地集中、天灾频仍等因素引发的国内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特别是经由大规模的战乱,人口又迅速递减,跌入一空虚时期的低谷;此后由于另一个新王朝的建立,社会由乱而治,人口又逐渐回升和发展。在这个漫长的反复出现人口曲线波动过程中,人口和土地之间是否存在相对均衡的关系,从一个侧而制约和反映了封建社会治乱交替的格局。 

由于资料的困难和统计方法的歧异,中国历代人口的规模和内部构成,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团。姜涛研究员近年的两部专著——《中国近代人口史》和《人口与历史》,对此做了深入的研究。和以往学界比较普遍认可的清乾隆以前历代人口的峰在 7000万左右的匡估洞庭湖,姜书对传统人口的规模分为先秦、秦汉到隋唐、两宋到民国这样三个时期来加以考察。他估计公元元年前后,中国的人口为6000万;唐盛时代的人口在8000万~9000万之间;北宋时人口的峰值达到了1亿;时代人口最盛时约为1.6亿。 

姜书的另一个创见是提出了区别于政治史的反映人口规模自身规律的划期标准。他在考察了中国历史上人口周期波动性的基础上认为,从清王朝建立的 17世纪中叶到1870年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的平息,是距离现代最近的一个完整的人口周期。这个周期一头一尾的两次大战战乱,形成了人口从抵谷发展到高峰,又从高峰暂时回向低谷的周期性波动。而在此周期的中间时段,由于康雍乾三朝的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平顺发展,则使中国人口的数量出现了相对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平顺发展,则使中国人口的数量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爆炸式的增长。几乎和人口激增同步出现的是日益激烈的土地兼并浪潮。曾经在一个时期内反遇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人口规模,转化为土地集中、人口激增和耕地不足的突出矛盾。粮食需要对土地供给的巨大压力,构成了清中叶直到近代的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代盛世之前,是一个气候反常、社会动乱的年代。科学家 可桢将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之后的100年称为中国气候变迁史上的“小冰期”。小冰期初临时,北方骤然变冷的气候引起了大面积的旱荒和饥馑,也构成了华北农民大起义的原因。起义军和官军的反复对抗,以及入关清兵在中原和南方的烧杀掳掠,造成了“人口减半”的灾难:从明季人口高峰的1.6亿骤减至1650年(顺治七年)的0.8亿~1亿。顺治帝执政后,中经康熙、雍正到乾隆初叶,是人口逐渐走出低谷并进而迅速发展的近一个世纪。17世纪80年代,也就是康熙帝平定“三藩”,开创了中原百年无战事局面的初期,中国人口在1亿左右,耕地为5.9亿亩,人均土地将近6亩。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前后,人口已达到或超过了明代盛年的1.6亿,耕地已超过明末的7亿亩,达到8亿亩以上,人均土地约5亩。1740年(乾隆五年)前后,人口已达到史无前例的2亿。再经过两代人的衍生,至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人口为3.13 亿(一说2.97亿),这时的耕地为9亿,人均耕地下降到了3亩。又经过大约一代人的繁衍,到嘉庆后期,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下来的一份奏折称,全国人口已突破了4亿大关。而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个数据应出现在道光十四年即1834年之后,到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道光二十年),人口已经扩大到 4.1亿以上。这时的耕地并没有明显增加,人均耕地仅有2.25亩。 

考虑到民间逃税瞒地和边远垦地统计不详等因素,以上各组耕地面积的数据可能偏低。但是,耕地增长大大落后于人口膨胀的历史趋势则是明显的,这是清代历史脉胳中的一个新趋势。这一趋势造成了粮食需要对于土地供应的巨大压力。 

这里需要首先考察的问题,是当时的土地供应和人口需求之间的比例关系,也就是基于当时的生活水平,多少耕地可以养活一口人?清初隐居在浙江桐乡县的理学家张履祥说:“荡田(指湖荡滩地)虽瘠,二亩当一亩。百亩之土,可养二十三人”。也就是说一口人需要 3亩~5亩地才可以维持生计。生活在乾嘉年间的学者洪亮吉讲得更具体:“一人之身,岁得布五丈即可无寒;岁得米四石即可无饥。”又说:“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在他看来,就全国平均而论,每人拥有4亩地(年产4石粮),是社会生活的最低标准。另据我们在鲁西北实地调查,老农们讲在晚清年间,人无“三亩粮,一亩棉”,可以勉强维持自耕自织,“用火镰打火,使清油点灯”的生计。在地势低洼的河北省三河县西南部农村,产量要更低一些。老人回忆当时的通常年景,一亩地打不了一石粮食。“没有五六亩地,养不活一人口”。这些老农的经验,大体上能印证洪亮吉关于人均4亩为温饱临界线的估计。而据道光中叶的人均耕地2.25亩计算,是人均粮食不过两石多一点,这就意味着全国至少有1/3的人口挣扎在温饱线之下。 

以上这种数学式的计算,还只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生齿日多,而地不加广”的严重性,但远远没有反映当时人口发展趋势的复杂性。中国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都相相当复杂,同地旷人稀的西北干旱区域与青藏高寒区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代人口主要是集中在东部季风区域。这种密集的人口群大体上以最富庶的苏南为中心,沿苏浙皖鲁等省内四方形成波纹式的幅射状态。特别是在 1850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前夕,南方和北方人口之比为7:3。这是前代所无也是此后直到当代再也没有出现过的人口分布的极端不均衡状态。 

这种人口分布,首先在土地开发已经饱和的东南半壁,形成了激烈的争夺土地和土地集中的浪潮。田亩买卖普遍,土地流转加速。“一户占百户之田”,却又“富不出三代”,“历年田地转三家”的现象,反映了土地集中的严重性和土地占有的波动性。 

虽然土地私有和地权转移的现象在清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是从中清到晚清的土地买卖,同欧洲中世纪庄园制度开始瓦解后而盛行的土地市场交易有很大的区别。英国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 13世纪初,英国乡村社会拥有土地的个人已经可以相当自由地处置自己的土地,就是说,随着庄园制度的瓦解,个人的土地所有权以及相应的个人地位在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上已经优先于家庭或亲属的关系。欧洲中世纪的中后期到近代,私有制已经渗入家庭的内部而产生了个人财产(包括父子夫妻各自拥有自己的产权),从而家庭内部的成员之间的关系,也表现为法律关系和权利关系。这种关系在经济上通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西方启蒙思想家们把家庭和国家都看成契约关系的文化源泉。 

然而从清代到近代,中国的土地买卖始终是处在封建宗法家族制度的支配之下。农村中有能力购买土地的富户通常是多子之家,因为他们有实力养育列多的人口。而这些人口按照传统的分家制度又会形成一个个新有家庭。第一代土地集中的终点往往在第二代成为再流散的起点。原有一家之内,“兄贫而弟富”、“嫡荣而庶寒”以至地权频繁换主的自然分化不可避免。这样,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单位的家庭随着地权变迁而枯荣而沉,但这种地权变迁却始终没有突破封建所有制度和宗法家族制度的桎梏,从而在整个近代史上维系着地主和农民这两个阶级对立的壁垒。我们上述人口和土地的比例失调,由于地权转移频繁和土地兼并严重,从实际生活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人地比例失调导致了小农的普遍贫困化和流民、游民大军的激增。流民是离开乡土外出谋生的流动人口。他们大多是由于贫困化而被挤出乡土的农户、大批地从人口密集、耕地饱和的地区向原来地地广人稀的地区流动迁移。乾嘉年间厉行的封禁边疆和海疆的政策举措,已经挡不住闯关东、走西口或漂洋出海的巨大人流。山东沿海的山峦海滩,中国西部和西南部的深山幽谷,挤满了五方杂处的拓植者。由于宗法制度的排他性和社区习俗的差异性,在一些地区,土著和流民之间的冲突以至于大规模的械斗非常激烈,造成了持续而严重的社会问题。 

游民,是失去正常谋生手段而在各地游动就食的人群。这是当时社会上最不安定的一个阶层。嘉道年间的龚自珍用浪漫的笔法描述了游民急剧膨胀的严重性:“不土、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咸同年间的士人则讲得很平实:“士工商之外,无末业可治,散而游幕,去而僧道,隶为胥役,投为奴仆,游为地棍盐徒,每省不下二十余万人。”实际上,这个庞大的人群还应包括乞丐、妓女、江湖拳师、医卜星相、老鸨媒婆、散兵游勇、毒枭瘾客、赌徒罪犯等等。,这是一群失去了正常谋生手段并大批堕落为不屑于以正常手段谋生的人。他们麇集在形形色色的帮派团伙里,游动掠食。除了本书下面要讲到的青帮、红帮等等大型帮派之外,连游丐都有职业化的“丐帮”:“有家要出家,没家要找家,哥们姐们抱一团,天下拣饭是一家。”在丐头在统治下,组成了大大小小、等级森严的“乞丐王国”。 

游民群体严重地困扰了社会生活,孳生出各种越国行为。他们无家无业,没有生活的保障,没有起码的身份,也就对一切道德规范,法律章程乃至生煞费苦心伤残都无所顾忌。“大枷也扛过,板子也打过”,在一般民众是羞辱的中,到游民群里却成了混迹江湖的“资格”和“荣誉”。由于破产失业而产生的同整个社会相对立的情绪,使他们敢于反抗,但在反抗中又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尤其是那些同散兵、惯匪扭结在一起的游民团伙,更成为社会犯罪的渊薮:走私贩毒,打家劫舍,贩卖人口,敲诈勒索,到处激起社会的动荡不安,成为近代史上积重难返和无法治理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二节 灾荒和饥馑 

人口和土地比例关系的失调,一方面加剧了社会秩序的震荡,另方面又促进了自然生态的恶化。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国内政治的腐败,日益恶化的自然生态得不到调整,本来就十分薄弱的社会抗灾防灾能力更形萎缩。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对社会的破坏程度,在历史上所罕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时段中,几乎是无年无灾,无灾不烈,甚至是一年数灾,一灾数年。大面积的灾荒、饥馑及其衍生的广深后果,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灾难。 

本节限于篇幅,不可能为读者提供近代灾荒的全景,只是列举若干次灾情特别严重,影响极其巨大的个案,来说明中华民族在当时经历的是怎样一种触目惊心的劫难。 

现在的人们一提到 1840年,立即会想起作为中国半殖民地化开端的鸦片战争。但是,人们却很少知道,发生在东南半壁的鸦片战争还不能完全覆盖1840年前后中国社会的全部苦难。恰恰在同一时期,也就是从1841年—1843年,中国还发生了连续三年报黄河大决口—1841年8月决于河南祥符,大水围困开封城达8月之久;和这次决口堵合仅隔4个月即1842年8月,又决于江苏桃园;到1843年7月的汛期,滔滔黄水第三次在河南中牟溃堤横泻。三次河决,祸及豫、皖、苏以及鲁、鄂、赣等省,“地皆不毛”,庐舍为堙,死亡人口以百万计。泛滥的黄水和鸦片战争的战火交相煎逼。事关战局的南北运河和陆地驿路被黄水切断,“军船阻滞”,信息不灵。《南京条约》的巨额赔款又使清廷拿不出钱来进行河工治理,从而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全面危机。 

1855年(咸丰五年),黄河再次突破百孔千疮的堤岸,在河南铜瓦厢决口。这次河决具有改变地貌的灾难性;漫决上岸的怒涛自铜瓦厢骤然北徒,分成几股洪流灌向大半个山东腹地,主流挤入大清河河道,泻进勃海。铜瓦厢以东长达千里的黄河旧道从此断流,原本横穿豫东、皖北和苏涨汇入黄海的滔滔大河,在此次决口后化为历史的遗迹。这就是自公元前602年以来的黄河第26次大心造,也是距当代最近的形成今天黄河流向的一次大改道。从这时起,近代河患日演日烈。从1882年—1890年(光绪八年至十六年),黄河连续9年发生漫决。9年之间,滔滔黄水始终浸淹着下游数省的广大庐舍田地。民国之后的38年间,共决口107次,平均几乎是一年三决。1933年8月,黄河中下游发生本世纪30多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河患,灾区遍及华北6省并波及苏北地区,受灾面积达8600平方公里,灾民364余万人。 

蝗害,在当代由于构不成对人类的重大威胁而几乎被人们遗忘。但在近代,却是极其严重的和水旱之间祸并发或交替的自然灾害。在蝗灾盛发期,会出现飞蝗铺天盖地、漫山遍野、落地尺厚、啮食无余的骇人场景。 1852年—1858年(咸丰二年至八年)。中国的大地上曾飞蝗七载,南北十余省先后或反复遭到蝗害。1856年,刚刚25岁,好奇心还很重的咸丰皇帝被各地的蝗灾奏报惊动,在护军簇拥下驰到京郊田野,目睹了“飞蝗成阵,蔽空往来”的景观。这场蝗害的时间,约占咸丰执政总年头的7/10;为害省份占全国行省的1/3。咸丰一朝,不仅是农民起义、列强进逼的年代,也是蝗灾严重泛滥的年代。 

咸丰的儿子同治帝在 19岁时就撒手人寰,侄寺光绪(当时不足4岁)在1875年登基。光绪在世界王朝历史上大概是最不 幸的 君主之一。他不仅在政治上和爱情上毕生坎坷,而且刚刚坐上太和殿,就遇到一场清代所无的特大旱荒,这场旱荒从 1876年—1879年(光绪二年至五年)整整持续了4年之久,其巅峰期在1877年和1878年,也就是农历的丁丑、戊寅年,所以时人称之为“丁戊奇荒”。旱荒覆盖了晋、豫、陕、直、鲁等北方5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等地区。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三年不雨,天干地燥,野草不生,生灵灭寂。苟延残喘的灾民们从顽强挣扎到大批死亡。 

这四年大荒,饿殍高达 1000万人以上。灾情最重的山西地区,太原府100万人死了95万,平陆县14.5万人死亡11万。死亡率分别为95%和75.86%。许多村庄的绝大部分人死于饥馑,甚至全村人口都灭绝了。 

由于清王朝对长达 20余年的全国农民大起义的残酷绞杀和这次奇灾大 ,中国人口损失大约为0.6亿~1亿。这个巨大的数据可能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动乱时期。其中被旱荒吞噬的人口,约占这一时期人口死亡总数的20%以上。直至上世纪的90年代,中国人口大致恢复到4亿以上的水平。 

北京郊区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谚:“唐修塔,宋修庙,大清国,修铁道,中华民国瞎胡闹!”在普通民众的经验世界里,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相继执政的“民国”,是一个连“大清国”都不如的令人厌恶的年代。伴随着整个社会调节功能的失控,自然灾害也越演越烈。 

1916年(民国四年),由于自然生态的长期破坏,导致南国明珠的珠江流域发生近代第一次长历时大范围的洪水。福建、江西、湖南诸江河出出现大洪水或特大洪水。大水突破了粤、桂、湘、赣4省近100个县市的堤垸,使收获在望的早稻和刚刚播下的秋禾毁于一旦。广州被大水漫淹,同时发生大火,20万居民罹灾。福建、云南、湖北的许多县乡也成泽国。 

水旱相连。 1920年(民国九年),北方继“丁戊大 ”之后又发生“四十年未有之奇荒”。约占全国1/4面积的区域田土龟裂、淀涸河竭、禾苗枯槁,飞蝗蜂起。3000万灾民被迫卖房、卖地、卖家俱、卖耕畜、拆掉屋子卖木料来换取救命的食品或“代食品”。不少地区卖妻鬻子成风。直隶大名府各属,青春少妇,十龄幼娃,代价不及十元。河南安阳的妇女论斤出卖,“每斤合制钱一百文上下”。山东灾民连幼儿都卖不出去,只好“投诸井中”,“竟至湮塞”。 

这一年 12月16日入夜,在旱荒中饱经劫难的陕西西安城沉寂在凄风严寒之中。有一名守望在城楼上的士兵,突然看见天幕上闪过一片红光,紧接着大地震动,石崩山摇,西安城里“檐瓦纷飞,墙垣倾倒。”—这是当年官方档案中关于一场大地震的报告。这场近代史上破坏性最大的强烈地震发生在和陕西毗的甘肃海源县,震级为8.5,海原及其附近县乡房屋夷平,有20万人丧生。 

据统计,近代 110的中几乎每年都有地震,其中7级以上强震64次,平均不到两年一次。有27次造成千人以上到数万人的死亡。 

1928年—1930年(民国十七年至十九年),也就是国民党取代北洋军阀执政之际,以陕西为中心的西北和华北地区,又发生比1920年灾情更严重的特大旱荒。整整三年大旱,伴随着蝗害、鼠灾、奇寒和风雪,使这块大地一片精赤。大约又有1000万饿殍倒毙在荒原上。“人相食”的可怖景象普遍出现。饥民由吃路倒,吃墓尸发展到骨肉相残,有一则通讯说,逃荒的农业民杀掉妻儿当“干粮”已是常事。当他们受到当局盘查时,这些饥寒交迫,精神麻木的人回答说:“本人子女之肢体,若不自食,亦为他人所食。” 

这场大荒在 1930年秋天刚刚有所缓和,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又在悄悄地酝酿。1931年6月到8月,全国23省都出现大雨和洪水,而以江淮流域奇重。在超过英国全境,或相当于美国纽约、康涅狄格、新泽西三州面积总和的广袤地区,洪涛滚滚,大地陆沉。武汉大堤溃决,武汉三镇没于水中达一个多月之久,大批民房倒塌,到处是一片片泡在浊浪中的瓦砾场。瘟疫四处蔓延,每天都有1000多人死亡。武汉以下沿江滨河的都市,从九江、芜湖直到国民政府所在地的南京,无一幸免。江淮流域的8省农村悉成泽国,5311万人受灾,大约有42万余人丧生,灾民离村流亡人口约占灾区总人口的40%。“扑面狂飚怒卷沙,牵衣儿女哭声哗;伤心莫对旁人说,同是流离八口家。”这位佚名作者的诗句,反映了江滩流域千百万灾民困苦无告的惨景。这里不应忘记的是,正当中华民族陷于洪波浩劫时,日本帝国主义一面拿出区区10万日元给南京政府“救灾”,一面在东北突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在短短4个月中占领了白山黑水。 

30年借一个布满了洪水创痛的年代。除了这一次大水灾外,在松花江(1932年)、黄河中下游(1933年)、长江中游(1935年)和海河流域(1939年)都发生过灾害严重的大洪水。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发生两次人为性的巨灾;黄河花园口决口和长沙市大火。 6月9日 ,国民政府最高当局为阻挡日军从豫北南下会攻政治,下令炸开郑州花园黄河大堤,致使滔滔黄水由豫东直泻入皖北、苏北的淮河流域,漫淹 3省44县市,受灾人口1250万,89万人丧生。此后9年即直至1947年口决口合龙时,形成了灾荒连年,黄水乱流的黄泛区。到武汉失守后,日军侵入湘北,国民党当局又在长沙溃退前放火烧城,毁屋5万余栋,20万~30万居民无家可归,2万多人死亡。 

1942年—1943年(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中原地区再次发生20年代末以来最严重的旱荒。豫、冀、晋、鲁等省烈日如焚,田地拆裂,水草不生,路断人稀。在黄泛区孳生的飞蝗成批越河袭向豫西、豫北,所过之处,地无绿色,遍野枯枝。河北旱区达67个县。山东重灾区如同沙漠,济南、德州有人肉市场。两年死亡人口300万。1943年,南方相对富遮的广东省也出现全省大饥,因天为疫疠死亡者约在50万人以上。 

以上个案,只是在相对意义上反映了近代极其严重的灾情。但决不是说,,除此以外就没有在规模和程度上与此差不多的巨灾了。如果可以将造成万人以上死亡的人灾害列为巨灾,那么在近代史上,这样的灾害包括水、旱、震、疫、风、寒等,共发生过 124次,平均一年一次以上。因灾死亡的人口总数约为3840万人(大部分死于旷日持久的旱荒),平均每年死亡达35万人。 

这个长时段的延绵接踵的灾害过程,显示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其一,中国最重要的粮棉产区长江流域,水患发生频率明显超过了中世纪。从 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到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的两个半世纪内,长江流域发生大水[灾两次,而在近代100多年间,竟连续发生9次,差不多每10年一次,其频率超过了同一时期黄河重大灾害性洪水的次数。 

其二,全国各江河水系洪灾频仍。自 1848年至1939年间,至少出现过4次洪水集中而频发的年代,在少则5年,多则9年~10年的一个周期内,全国性或区域性的严重水灾或连年或隔年而发。 

其三,部分地域的亢旱,或春显旱秋涝,或北旱南涝,已成为近代灾害的常态。而大面积的严重的旱荒,大体上每 10年、20年到40年迸发一次,而且迸发的周期越来越短。每次往往要经过3年-4年的漫长时日才能越过它的巅峰期而趋向缓解。 

其四,以水旱灾害为中心呈多灾交错和连续并发状态。蝗、鼠、雹、严霜、奇寒和瘟疫和水旱灾害交相煎逼。 

对于这样严重的灾害现象,当然不能仅仅从自然破坏力的角度来加以解释。无论哪一种自然灾害,总是通过社会内部的特定条件而对社会发生作用的。在中国近代史上,天灾酿成了人祸,但在某种意义上讲,又是人祸加深了天灾,从而酿成了两者交互作用的一圈复一圈的恶性循环。 

这里讲的“人祸”是广义的,它一是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桎梏及其所衍生的一系列恶果;二是指在这一制度统治之下,各种社会集团出于不同利益(从求生至牟利),对于自然界的极度索取而不予补偿的破坏行为。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掠夺,造成中国国家和社会的民穷财尽,抗灾防灾能力严重萎缩,是导致近代灾荒如此深重惨烈的基本原因之一。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本世纪中叶的日本侵华战争,帝国主义先后发动过 6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这些战争,除最后一次由日本自食恶果外,都以中国政府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而告终。本书前面(二)已经列举过的那些巨额军费和赔款,而且还将大赔款转化为对社会的大勒索。中国农村破产衰败的趋势日益加剧,社会储备直线下降。农民为纳税、应差和交租而疲于奔命,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一遇荒年灾月,必然陷入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的境地。 

毛泽东对中国近代的经济关系有过一个简要的概括:同大约 10%左右的现代性工业经济相并存的,是大约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多大区别的。 

这种束缚在封建制度下的古代式的小生产经济,基本上处在大自然力量的支配之下。胡适曾经这样来形容受自然破坏力支配的中国农民:“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话虽刻薄,但毕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分散的个体的并且于日益贫困化过程的千千万万的农户,不可能将自己的力量凝聚起来抵抗自然灾害。如同其他的社会病症一样,灾荒深重、饥馑遍地的病症,从根本上讲也是根植于当时经济事实之中的。 

应该讲,近代的统治集团(主要是清王朝),出于避免社会动荡,维持统治稳定的目的,至少在主观上对于防灾救荒这样重大的社会对策,还是相当关注的。迄今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相当档案,反映了当时一整套相当完备的荒政制度,包括了“仓储”、“报荒”、“勘灾”、“蠲免”、“赈济”等等相互衔接得非常紧密的各种对策、举措和施实细则。乾嘉年间为治理河患而投入的国库资金也是数目惊人的。这一套制度作为传统社会长期积累的荒政经验的总结,在有清一代曾经发挥过相当积极的作用,对于今天的灾害对策研究也有借鉴和启示意义。但到嘉道年间特别是历史进入近代之后,清王朝的统治危机日趋严重,自上而下的层层腐败和行政抵效,使任何精密的制度在运行中都会失灵和变形。在多数场合,防灾和赈济的实际操作都违背了初衷,而为贪污腐化、敲剥勒索提供了机会。这里只举一个材料,就足以说明救荒沦为弊政、腐败加剧天灾的内幕。时人在披露咸年间河患日重的原因时这样写道: 

南河岁费五六百万金,然实用之工程者,什不及一,余悉以供官吏之挥霍。河帅(河道总督)宴客,一席所需,恒毙三四驼,五十余 ,鹅掌猴脑无数。食一豆腐,亦需费数百金,他可知已。骄奢淫佚,一至如此,而于工程方略,无讲求之者。 

到民国年间,虽然中央和地方也有赈灾、水利一类的机构,但由于政局动荡,兵连祸结,连清王朝的“荒政”水平都达不到了。民国时期执政最长的南京政府,为了“剿共”内战和排斥异己的军阀混战,在开始就把自己的经济体系绑在战车上,庞大的军队,巨额的战费,弄得国库“万分支拙”,按蒋介石自己的说法,是“国已破产,民不聊生”,根本没有力量也不会认真去救荒赈灾。 1929年北方旱荒最严重的时候,发生过两次蒋桂战争和两次蒋冯战争。到1930年5月—10月,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间的新军阀大战在中原灾区爆发。在这场大规模的阵地战中,双方投入兵力100万以上,所耗战费2亿元。中原灾区、遍地战火、满目疮痍。为了弥补这场大战的军费,蒋又将湖北省用于政治防堤的基金1000多万元挪用,成为民国年间第一个挪用武汉水利积存金的国家元首,这笔费用耗于战火,即使中原灾区雪上加霜,又是1931年汉口大堤溃决的重要原因。 

社会问题,总是经由连锁反应和交互作用而表现出来并日趋严重化的。前文已经讲过,由于清中期以后人地比例的严重失调,迫使人们不能不通过掠夺性的开发来谋求生存。这种开发活动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衡,也是近代灾荒频发的重要原因。 

早在乾嘉年间,由于以东南地区为中心的土地开发已经饱和,人们就纷纷转向地广人稀的四川贫地和川陕楚交界地区,就布满了各地的“来人”和“棚户”。川陕楚交界的大巴山区,历来是一个暴雨中心。大批流民进入这里的深山老林,刀耕火种,无土不垦,古老的森林植被年复一年地遭到严重破坏,森林调节气候的功能不断削弱,被开发地区的土地贫瘠化的进程在加速,而从这个地区大量流失的泥沙,又随暴雨从溪流山涧注入汉水和长江。灾难性的泥沙垫高了长江干流上游和各条支流的江底,并在中下游堆成了大片大片的洲渚。而这些地区的农户又纷纷在各片洲渚上筑圩垦田,阻塞水路。在近代史开端时,湖北省长江两岸已是湖田成片,阻水长堤每每延绵数百里,昔日江汉上游借以泄水排洪的 20多个穴口都淤塞了。从那时起到民国年间,由于政治败坏、水利失修,长江的干道越来越窄浅,“血管梗塞症”越来越严重。这就使汇聚了物华天宝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丧失了蓄水排洪的基本功能。 

问题当然不仅仅出在长江流域。在旧中国的大地上,到处是令人心碎的生存困境;群山童秃,田野荒芜。每到雨季,江河出槽,浊浪回起,而数月不雨,则田土俱裂,尘雾飞扬。大批的村庄、集镇乃至都市,被淤泥堵塞,被沙丘包围。整个社会的防灾抗灾功能处于瘫痪状态。正是这种状态,将中国社会推到了灾荒和饥馑的深渊之中。  

 第三节 教门和帮会 

人地比例的严重失调,大面积的灾荒和饥馑,导致了农村秩序的动荡,造就了急剧膨胀的流民和游民大军,这就为基层社会的越轨集团—主要是教门和帮会,提供了大片孳生的迅速蔓延的社会环境。 

民间教门和江湖帮会,分别兴起于元朝末年和清乾隆中叶,到近代史终结时,它们已经各自具有五个多世纪到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这类集团“治世”而隐,“乱世”而出,它们的隐现起伏,反映了统治秩序的治乱兴衰,是测量社会气候的非常敏感的“晴雨表”。从清中期到近代,是教门和帮会普遍衍生和异常活跃的时期。 

教门系统是基层社会的越轨信仰集团。同具有特定教义、伦理和教团(出家人集团)的佛教、道教有别,教门信仰是世俗化的佛道教义、神秘化的片断的儒家伦理和浓厚的迷人习俗的复杂混合,其组织活动超越庙观经堂,介入和干预世俗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借助于封建宵法的家族关系,师徒网络而秘密或半秘密地辗转相传。 

不少书上笼统地把民间教门称为白莲教,其实,白莲教只是民间教门史上形成较早的一支,并由于组织和参加过元末农民大起义而著名。至少自 16世纪初(明正德年间),随着社会动荡的展开,在白莲教系统之外,又产生了几十种教门,其中著名的有罗教、闻香教、黄天教、弘阳教、收元教、一炷香等等。这些教门同白莲教交互影响、辗转繁衍,到有清一代,有案可查的已经发展到成百种以上,“白莲”的名称反而隐而不彰。以封闭的、各社区片皮分隔的自然经济为依托,这一大批教门分化成说教雷同却又支派林立、平行发展、互不统属的大小组织,活跃在宗法社会的边缘地带。它们的异端信仰,既表现了对于传统制度和社会苦难的蒙昧无知,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贫困民众对于这种制度和苦难的叹息、诅咒和抗议。 

清人对处在地下或半地下状态的民间教门有各种神秘的传闻。不仅像《聊斋志异》等文学名著里记载了一批白莲教“驱鬼役神”的故事,就连某些地方当局奏报教门造反的文件里,也不乏“刀枪不入”、“具有邪术”的渲染。然而,一些比较了解民间教门的人曾经指出,以上说法不过是好事者的讹语流言,各种教门“其源本一,总以避劫之语,煽惑愚民”。这个看法是符合实际的。所谓“人教避劫”,是各种教门最主要的信仰观念和最常见的宣传方式。 

“灾劫”的观念原出于印度佛教。佛教传入之后,这一观念借助于中国传统社会治乱交替的现象而深入人心。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的兴衰变化。以及人们对这种政治—社会现象的迷惘无知,使一代代的人们把世事沧桑、家庭沉浮的现实同劫运莫测的感受在心理领域糅合在一起,形成了神秘性的“世事无常”、“祸福不定”的历史观和社会观。特别是每逢荒年灾月和刀兵战乱,伴随着“中国萧条”、“白骨遍野”的社会苦难,那种“天降大劫”的舆论和希图“避劫射灾”的欲求,就成为流行性的社会心理。 

民间教门就是以世人实际存在的或经验世界里的这种危机感为心理背景,来宣传或预言灾劫的。用恐怖来维系信仰,是教门的显著特征。按教首们自己的说法,“水旱荒乱是人人惧怕的事”,所以要“用灾难劫数吓人入教”。许多教门的经卷揭贴里,都有所谓“近将遭大劫,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白骨堆山,血流成海”一类的恐怖宣传,进而倡扬教门有各种天降神佛和特殊法术的护佑,世人“惟入吾道方可免劫”,并许以信徒们劫后中以享受荣华宝贵的廉价诺言。这种宣传在远离社会表层的村庄集市很容易传播。乡土社会缺乏正常信息的传播系统,街巷、集市、巷馆、庙会等公众沟通的场所往往是非理性流言得以传播的空间。特别是在社会秩序紊乱、上层组织失控的年代,人们对自身的日常经验和外在的权力职能都失去了信心,人心浮动,无所适从。教门的那些神秘性、恐怖性的灾劫流言,就更容易利用人们的危机感、不安感而迅速传开并迎合人心。 

章太炎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一,语绝于无验。”人们对“有生”的福祸顺逆,比对“无验”的天国或来世更加关切。据清朝有关档案,绝大部分人加入教门的动机是类似的:“惧怕水旱荒乱”。“要想求福求顺”,希望“有饭吃”,“将来有好处”等等。而教门辅以“避劫”宣传的还有一套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手段和法术,如气功、治病、按摩、技击、巫术、说唱道情等等,这些手段或法术,对于贫病无告、缺乏安全感的乡里民众,也具有某种精神治疗或健身自卫的魅力,或为他们提供了沟通感情、活跃生活的空间。这样,教门就吸引了大批被官方称为“愚民”,也就是文化水平低下、自我意识薄弱的人。 

如果说教门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小生产者(它们也努力将组织渗透到衙役胥史、低级官员甚至内廷太监中去以形成庇护网络),那么帮会则主要是将根基伸展到社会地位和社会生活更加低下的流民和游民中去世。帮会是神教色彩化较淡薄,以江湖信义、宗法伦理为纽带集结而成的拜盟集团。乾隆中叶破产劳动者的互助集团天地会(洪门)的成立,标志着这种特定组织的成熟。 19世纪60年代,随着剧烈的社会变动以及大批小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过程,在长江流域又兴起了两大帮会系统;以运河上的失业水手、纤失和两淮盐枭为主体的安清道友会(青帮),由四川盗窃团伙和青莲教(教 门中的一支)融合而成的哥老会(红帮)。青帮和红帮等帮会联系的人群相当复杂,其中有贫困或破产的农民、苦力、手工业者,也有长期流落在社会的艺人、卜巫、赌徒、私贩、盗贼诸色人等。这个庞大的人群四处飘泊,“流移就俗”,他们对帮会的需求主要表现在生计接济和集团保护上。咸丰年间,有一个官员这样描写了江南帮会和青莲教的聚结宗旨和生活方式: 

其平日所为,则一以水浒一书为宗,大略以结义树党为豪杰,以打家劫舍为英雄,以掠富济民为拯救。……其匪徒持度牒来往,随处皆供给银钱饭食。每月则于各乡旷野,按三六九日期赴会,头目乘轿骑马,动辄数百人,俱席地坐,醉饱即飑去。 

这种以《水浒许》为教科书的宗旨,大碗吃酒、大块吃肉的聚会,和常态秩序互相对立,似乎是属于宣泄不平之情的“狂欢化”社会文化现象。但这种现象的前后,却是常人难以窥测的帮会黑幕。由于帮会脱离了正常的生产和交换活动,不可能满足成员的生活欲求,而要靠向社会掠夺来获得和分配财富。所谓“掠富济贫”,固然打击了某些地豪绅,但也经常骚扰比地主豪绅缺少防卫能力的自耕农和市镇商户。抢劫、走私、贩卖人口、聚赌抽头、坐地分赃等等,是帮会活动的重要方式。以此为前提,在帮会中形成了模拟宗法网络的会魁统治制度和等级分配制度,由于帮会成员非常庞杂,要将这样的乌合之众组织起来,进行诸如走私贩毒之类的“特种职业”,或从事伙劫绑票等掠夺生涯,都需要集体行动、严守机密和统一指挥,这就必然塑造出帮派的铁腕人物,出现一整套模拟型的“家礼”和“家法”。“师徒如你子,同参如手足”的“家礼”,以孝敬和服从师为第一要旨,并靠决人生死的“家法”来加以保证。和浪漫的“手足相顾、患难相扶”等观念交织在一起的,是家长统治、特权思想、蒙昧主义和偶像崇拜等封建毒素。 

同时,以家长制为基础的保护和互助作用,也只是限于同一帮派的内部,而在不同帮派之间,则出于生存利益或权力争夺,水火不容,互为仇雠。从清中期到近代,经常出现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的帮派之间大规模的械斗和仇杀。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想大体可以澄清一些人对于教门和帮会的误解,即将它们看成所谓“起义者的宗教”或“反清革命团体”。在某些历史论著和文艺作品里,教头会首往往被写成胸怀大志的侠义英雄,反清志士。这是理想化的至少是很不全面的描绘。 

从清中期到近代,凭借于“异端”信仰,利用了既成组织,来表达对统治秩序的对立情绪和聚结反抗力量的教门和帮会,仅仅是这个地下社会体系中的一个部分。鸦片战争以后的 10 年,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动乱的刺激下,全国各地几乎都成了教门和会党的反乱的世界。太平天国起义吸引了一批天地会的首领和会众。 50 年后,义和团运动在很大程序上是由一批教门色彩相当浓厚的拳会刀社会率先发动的。“灾劫”观念成为他们诅咒现实革难的宣传武器。本世纪初,有一批洪门和某些青帮组织,在民主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成为了下层民众的起义团体。这种现象表明,由于社会变动和阶级对抗的剧烈震荡,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集团会改变其固有的活动轨道,产生新的裂变和组合。但不等于说,教门和帮会这类组织的本身就天然地具有反抗性、革命性。 

恩格斯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穿、住,然后才能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活动。 

当时教门的传播者,首无是出于求生或牟利的愿望。在乡村贫困化所产生的沉沦落拓的人群中,那些比较有社会经验的巫师、僧道、艺人、拳师和下层士人,构成了各级教首的重要来源。清朝案卷中常常能见到这样的教首供词:“贫苦难度,起意敛钱”。“传教敛钱”(或“传教赚钱”)可以说教首们的普遍动机。为了“赚钱”,这些人用各种手段把自己“包装”起来,比如利用封号(“佛祖转世”)、印章(“神赐宝鉴”)、谶语(“预言祸福”)、服饰(奇装异服)、巫术(装神弄鬼)等手段来神化自我,号称“顾劫主儿”、“天生圣人”或“救祖师”。凡要求“祖师”保护的人,在入门时要交一笔“根基钱”(还有“种福钱”、“福田钱”等名称),意思是这笔钱可以日后的躲灾趋福种下根基。此后每逢徒众聚会、过节度岁或师父生日,依例又要交纳香蜡钱、跟帐钱、线路钱等等。据说交钱越多,积福越厚,将来的“好处”就越大。 

老百姓加入教门,是出于对命运的畏惧。这些教首的宣传和仪式,恰恰不是最深的教理,而是神秘的法术表演和对人们切身利益的廉价许诺。这样,不少教首就以传教为谋生职业,甚至因敛财而成巨富。康熙初年有一个叫刘佐臣的人在山东单县创立了八封教,经过一个世纪几代人的经营,成为华北地区著名的传教世家。刘姓教首每年像地主收租一样,定期收纳各地组织污集起来的钱财。经济转化为政治,从刘佐臣的儿子到曾孙,三代中有四人捐官有了顶戴。这个家族被抄没时,有田几十顷,窖银 1.24 万余两。巨大的财富诱惑力,是这类教首敢于父亡子替、冒死“纠邀”的内动力。 

中国民间教站系统中各层成员的心态是很奇特的:对于高级教首来讲,除了某些精神偏执狂者外,传教不过是“以神道鼓惑平民入伙”的手段,甚至是一种敛钱谋利的职业;而递次以降,越是离传教核心遥远,看不见教首世俗生活的普通信徒,反而是“神福免灾”的虔诚者。他们对理想化有了的教首顶礼膜拜,甘心奉上自己的钱财、家产甚至于妻女。 

较之于民间教门,帮会对于社会的攻击性更加突出,许多事例令人触目惊心。仅以近代的青帮为例,在安徽,他们“在市强取货物,持刀呈凶,在乡则淫劫勒赎,无恶不为”。在苏北,“抢掠衣物,掳捉妇女勒赎”。在太湖,“收徒霸赌,坐地分赃”,“杀人不法”。在浙江,“平日以包赌贩私为事业,遇便则抢劫讹诈,无所不为”。在近代史册上,它们留下来的大部分都是极不光彩的记录。 

贩私和掠所积累的财富转化为地租剥削和政治投资,帮会上层势力急剧地封建化。在清末民初的风云变幻中,一些帮会首领纵捭阖,或投机革命,成为新军阀,或和地方豪强合为一体,或投造帝国主义。在上海等大中城市,青红帮的边际逐渐模糊,演化为和当地流氓团伙结合的黑社会势力。在西北和西南地区,帮会渗入军队和股匪,使自身日益军阀化、土匪化。 

在民国年间,四处据地称王,封官许愿,册“后”立“妃”的民间教门(其中一批还带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发展帮派私利、彻底堕落为一小撮封建特权者并同统治当局互相勾结的流氓帮会,成为社会的不治之症。  

 第四节 罂粟之妖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导致了中国前代所无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由鸦片走私、贸易、种植和贩毒所形成的全国性大毒祸。毒品泛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东亚病夫”的耻辱称号,在经济、政治和道德精神等各个社会层面,造成了极其深重的恶果。 

鸦片源于罂粟—一种能开出五彩缤纷的小花,在花后结出鼓鼓果实的植物。罂粟在医学上可以救人:子能入药,果汁中能提炼出麻醉剂;罂粟和邪恶势力相结合又能杀人:从果汁里提炼鸦片,还可以再将鸦片加工为毒性更烈的吗啡和海洛因。 1840 年国门破碎之后,鸦片这股黑色的毒流就不可遏止地蔓延开来。 

1858 年(咸丰八年),清王朝和英法两国签订了承认鸦片合法贸易的新税则。自 60 年代以后,每年输入鸦片 5 万 ~6 万担,耗银 2000 万 ~3000 万海关两。这种经济窘境,迫使清王朝不能不重新考虑在鸦片战争前夕就已经被否决裂的驰禁政策。李鸿章的看法很有代表性:既然“洋药不能禁其来”,则不如“开罂粟之禁以相抵制”。这种思路,构成了清廷允许国内种植罂粟,并征收“土药”税厘的条例。至此,鸦片作为清廷国库的重要支撑,其毒流变外在为内在,渗入了近代社会的经济体系。 

由于生产“土药”的利润几倍于农田,罂粟的种植面积扶摇直上。 70 年代以后,西南的川、滇、黔和西北的晋、陕、甘等 6 省成为两片最大的种植区,鸦片产量分别约占全国的 1/2 和 1/5 。其他除西藏和台湾外,各省都能看到丰艳的罂粟花。 

由于罂粟不宜低洼潮湿地区,所以西南四川的罂粟大部分种植在川东丘陵地带的杂粮区,尚不和四川盆地的稻米产区争地。而在西北和东北,则严重地冲击了粮食生产。罂粟是和小麦势不两立的作物,也是秋末播种,清明拨节,夏初收获,生长在种植小麦的熟田好地上。罂粟的高额利润,使大量的耕地沦为妖卉生长之区。山西全省耕地 53 万顷,有 1/9 种了鸦片;甘肃宁夏的“宜谷腴地,半已化为妖卉”;陕西肥饶的渭河河谷,被外国人称为古老的稻米文化的发源地,也成了一片罂粟花海。 

鸦片破坏了种植结构,更毒化了社会环境。从鸦片产地到销售市场的条条运输线,是股匪和帮会的生命线。 乔志强 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称,晚清鸦片 5 条运输线:散地,通过长江,顺流而下;本汉道,西北各省鸦片经此运往天津、汉口;津浦道,将安徽等省鸦片运往上海和南京;滇贵道,黔滇的部分鸦片运往两广及越南、缅甸;海运道,印度的鸦片进而运到英国加工成吗啡,“再送来南洋及日本商人送入大连、青岛以至于内地”。在这种内外勾连、产销衔接的复杂的网络中,我们前了讲的天地会、哥老会、青帮和其他的流氓盗匪集团日趋膨胀和活跃。早在上个世纪的 40 年代,当上海取代广州成为鸦片贸易的中心之后,这里就麇集了大批以运销鸦片为生的流氓团伙。 70 年代之后,青帮等帮会大批涌入上海都市,吸纳当地流氓团伙,将贩毒作为赖以生存的“特种职业”。西南和西北的鸦片产区,则是哥老会的天下。这样,上海和四川这两块毒品生产或销售的中心地区,就绝非偶然地成了流氓帮会势力最强大的地区。毒品业一直是这些地区的黑社会势力的主要支柱。而贩毒吸毒又同聚赌、卖淫等邪恶行业相互滋养,从而造成了各种鸦恶行为和犯罪活动的大面积泛滥。 

鸦片贸易刺激了鸦片生产量,鸦片生产量的增长反过来又扩大了毒品贸易市场。 20 世纪早期,中国每年大约有数千万亩土地种植罂粟,年产量高达 2 万吨,几乎相当于其他世界各国鸦片生产量的 10 倍。这一大批毒品,基本上是在国内市场上消费掉的。这种变态的“自给自足”,在社会上造就了一个庞大的“罂粟相思族”。 

罂粟是植物中的精灵,它善于等待和捕捉时机,用人的精血生命来繁衍自己,同时把人变成体质衰损、心理变态、人格残缺的废物,变成受毒瘾支配而不顾一切的败家子、窃贼和罪犯。 

有人这样描绘过瘾君子的形象: 

数千金家产,忘却心头。瘾发神疲,叹滚滚钱财何用?想各类“巴菰”,膏称“福寿”,种传“鹦粟”,花号“芙蓉”。横枕开灯,足尽平生乐事。尽朝吸幕吹,哪怕他日烈风寒;纵妻怨儿啼,都装作天聋地哑。只剩下几寸囚毛,半抽肩膀,两行清涕,一副枯骸。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化为“一副枯骸”的瘾君子,并不仅仅是那些将滚滚钱财填入烟馆这个“销金窟”的贵人富商。辫子加烟枪,几乎构成了晚清年间的国民形象。据中外学者估计,在林则徐禁烟的时候,中国有吸毒者 300 万人。此后由于鸦片贸易合法化和“土药”泛滥,烟民数量特别是下层社会的吸毒人数急剧增长。 19 世纪末,中国常年烟民达 4000 万,含瘾民 1500 万。其中农民吸毒者(他们大多是青壮年)大约有 600 万。特别是在那些鸦片种植区,“业已种之,因而吸之,家家效尤,乡村反多于城市”。有一件材料说,陕西的汉中镇,遍地都是烟馆、酒店、妓院和赌场;城关人口不足 5 万,乘着政治腐败,世风奢靡的氛围,利用了普遍的精神麻木空虚的心理环境,并迎合下层劳动者身心俱疲和治病疗疮的需要,腐蚀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难以数计的百银被难以数计的烟灯化为灰烬,社会经济的运作机制遭到了毒品的严重破坏。在上个世纪的 40 个代,据林则徐估计,贫民百姓在中常之年,大体上一人有银 4 分 ~5 分,可以应付一天的日用;若一日有银一钱,就过得比较宽裕了。而“吸鸦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须另费银一钱,是每人每年即另费银三十六万”。就是说,一个瘾君子一年的烟费,相当于两个贫民百姓一年的生计。到本世纪初,据有的学者匡估,全国烟民一年浪费的白银不下于 1.5 亿两。 

1.5 亿两白银意味着什么?据有关档案,直隶山东一带,当时的大米约为 5.2 两一包。按此计算全国烟民一年就抽掉了 2880 多万包的大米。 19 世纪末张之洞办汉阳铁厂,号称远东第一大厂,其建成开工总投资为 580 余万两。稍前一些时候,李鸿章在上海办的江西机器织布总局,也是当时远东最大的机器纺织厂,共投资 50 万两。可见全国烟民一年里,能抽掉将近 26 个汉阳铁厂或整整 300 个江南机器织布总局。这样庞大的财源被毒品吞噬,使社会生产基金无法积累,社会购买力和正常消费品的生活严重萎缩,民族工商业举步维艰。 

在农村社会,北方的几次大饥,都和罂粟的大面积种植密切相关。“丁 奇荒”发生时,山西巡抚曾国葵奏陈:“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粮,猝遇凶荒,遂至无可措手”。陕某总督左宗棠也说,此次“奇灾,乃鸦片之一大劫”。在本世纪20年代末的大旱荒发生后,美国记者斯诺(他曾目睹渭河南岸罂粟遍地的景况)写道:“美国红十字调查,将这场悲剧的主要原因,归于罂粟的种植,罂粟导致了小米、大麦和谷物的严重歉收。” 1931年6月30日 《申报》的一份通讯也说:“昔日赈饥,仅以银币汇往灾地,粮食便得向各省购得,今则不然……盖该诸省,平时因种烟过多,粮食出产减少,一旦酿成饥荒,虽有千百万金钱,难获得大批之黍麦以拯救。”烟土,号称“乌金”,在平时被达官贵人作为同黄金一样贵重的财富象征和储备手段。到大地一片精赤时,人们才意识到粮食储备被“可食无肉”的烟土夺去而酿成的严重后果。 

对于危及民族生存和社会运行的烟祸,近代中国的统治者也多次采取过禁烟举措,但由于政治腐败、行政低效,特别是由于鸦片税利已成为历届政权的巨大财源,因而他们留下来的形形色色的禁烟律令,恰恰是构成了对于愈演愈烈的烟祸的注释,和对于政局腐败的讽刺。 

“丁 奇荒”之后,清王朝和被灾各省督抚就曾明令禁种罂粟,但他们既不能禁止鸦片进口,又无意改变“药厘”政策,所以禁令徒成具文。到光绪末年,国内各省内乎无处不种罂粟,“鸦片流毒之广遍,实已至亡国灭种之地步”。迫于国内外日益高涨的禁烟舆论的压力, 1906年清王朝和英国达成协议,自1908年起以10年为期禁绝鸦片进口和国内种植。但是,罂粟地只经历过一个短时期的萎缩,又明目张胆地铺展开来。这里姑且不论将近一个世纪大规模的鸦片贸易所造成的积重难返的局面,就是禁烟令之后,虽然公开进口已经停止,但鸦片和吗啡的走私却在英国和日本商界的控制下日益猖獗起来。至于在国内,1908年是宣统元年,“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连普通老百姓都有世道大变的预感,当然不可能期望各级官员去认真查禁。于是,“栽种者,依旧栽种,贩卖者,依旧贩卖”,“烟土之多,烟民之众,言之骇人听闻”。 

清朝覆亡之后,鸦片种植和贸易,更成为支持军阀政治的经济基础。有人指出,大大小小拥兵自重的军阀,莫不视鸦片为绝大利源,于是包庇贩运,抽收烟税,明目张胆行之,甚而至于强迫人民种烟,借收亩捐,而裕饷糈。这里极有讽刺性的是,军阀们把强迫民间种烟的行径叫做“寓禁酝征”。就是说,种烟是“非法”该禁的,所以要对农户“科收罚款”,每亩“罚款”几千元到几十元不等,而且是按亩收缴,不管种不种烟,一律强迫摊派。这样,农民欲种粮而不能,他们的种烟熬土所得,除一部分转化为烟雾土包卖商的利润外,就源源流进了军阀们的金库。 

当然,对烟土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北洋军阀和 1928年后的地方军阀,就全国而论,每年鸦片税收估计高达4亿元。这笔比烟土芳香更为诱人的巨款,就是南京军民政府为什么在1928年11月已经举行了全国禁烟会议,而此后却历经反复,并借禁烟为名,实行鸦片专卖、垄断暴利的原因。 

这样,在国民政府执政时期,一方面是最高当局从地方实力派手里夺取因利,垄断鸦片贸易;另一方面则是鸦片禁而不绝和走私的现代化。民国四大航空公司:欧亚、中国、中央和陈纳德公司,都有走私鸦片的不光彩记录。 1946年7月,一架来自西昌的飞机在重庆上空坠落,丧生的乘客中有西昌辕主任和24军参谋长。人们从这两位倒霉的官长的遗物里,找出了400多两烟土。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走私恶迹,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国近代的百年史上,鸦片从民族危机的象征进而转化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它促进了社会的畸形发展和恶性运行,又成为这种发展和运行的不可或缺的内在条件。“剪不断,理还乱”,在旧制度覆灭之前,鸦片是近代中国无法绝的大毒瘤。 

近代中国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我们已经叙述的和未及涉及的各种问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双重桎梏的产物。而又同民族危机和政治腐败纠搅在一起。它们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在社会系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的反映。在这些社会问题反过来又加剧了这一对基本矛盾。这些严重的问题,标志着民族的耻辱,社会的沉沦,也从反而促使不止一代的志士仁人和人民大众,为民族的崛起、社会的更新起而奋争。  

  第五章 中国近代文化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与特点 

  

一、“文化”的含义 

“文化”是个古老的词汇。早在先秦时代,《易传》就开始将“文”与“化”联缀起来使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这里面指自然规律,“人文”指人伦社会规范。所谓“人文化成天下”,含有文化出于自然而又能驾驭自然的意思。西汉以后,文献中正式出现了“文化”一词,主要是“文治教化”的意思。当今我们通用的“文化”一词,已赋予了更为深广的意蕴。伏尔泰认为:“文化”用以指谓人类心灵、智慧、情操、风尚的化育。从物质生产领域到精神生产领域。康德认为:文化乃是人作为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创造活动。 

关于“文化”一词的意义有一百多种,综合而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泛指人类创造性活动的总和,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属于广义的文化。简括地说,“自然的人化”就是文化;反过来说,“人化自然”就是文化的成果。狭义的“文化”,主要指精神文化或其中的社会意识形态。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 

人类文化是多源头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赖以产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中华民族生息于东亚大陆,同地球上其他几个文化发祥地相对隔绝,却将东亚大陆各族文化熔冶于一炉,创造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 

中华文化的发生可追溯到 170 多万年前,中华大地上,猿人(直立人),古人(早期智人)和新人(晚期智人)三个阶段的化石已陆续发现三四百处。猿人的人体化石,云南的元谋、陕西的蓝田、北京的周口店、山西的芮城、湖北的陨县都有出土。新石器时代文化,著名的有仰韶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浙江余姚河细渡文化等。在同时并起的诸多文化区之间,出现相互间的交流融汇。这种交流和融合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它为后来华夏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开了先河。 

考古发现表明中华民族文化有众多的源头,但形成文字的经史典籍,却历来将黄河水系的中下游视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源头。《尚书·禹贡》就将“天下”分成“九州”,把中华文化中心所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称为“中国”。其界域未超过古代的“中原地区”(包括现在的陕东、豫北、晋、冀南、鲁西),面积约 50 万平方公里,较之世界上几个最古老的文化摇篮,疆域更为辽阔。夏商时期,先民们在这里经营农牧业、殷商立国后,纳入人文、土方、周、羌 、蜀诸部落;周武王伐纣,又聚合了“八百诸候”和庸、髳、微、卢、彭、濮诸部落;西周政权建立后,穆王西征犬戎,“益国二十”,一步步扩大了文化传播的范围,嗣后平王东迁,列强争雄,江、淮、河,汉各民族文化经过长期冲突与融合,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竞起的文化辉煌时期,各家学者著书立说,聚徒讲学和相互之间自由辩论,儒、道,墨、法、名、阴阳诸家一时成为显学,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更逐渐取得主流派的优势地区。儒家把以“礼乐”为中心的中华原始文化纳入实践性统御之下,并以“仁”释“礼”,形成伦理型的文化体质。 

秦汉以后,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中央政权。汉武帝时,董仲舒用“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和“三纲五常”的道德教条,赋予儒学的某种宗教色彩,给国家政权罩上了神圣的灵光。此后,儒学便定于一尊,具有准宗教的性质。汉代奉行文化开放政策,积极促进本土文化与西来文化的变流。张骞、班超的通西域,促进了汉与新疆及中、西亚的文化交往,丝绸之路的开通,这种文化交流更及于南欧。这使汉帝国的声名文物播扬远方,因而人们习惯于以“汉”为中华民族的代称并相沿至今。 

两汉时代的通西域,主要是中原农业文化向西域游牧文化的输出,其中以丝绸、漆器、冶铁、凿井技术为最重要,当然也有骏马、瓜果、香料等的输入。在艺术方面,绘画、雕刻、音乐、舞蹈、杂技也逐渐渗入中原。西汉末年哀帝时,印度的佛教通过西域传入我国。此时的文化交流,以流入为主。流入的方式以翻译佛教为主,同时也传播了与之俱来的佛像、佛画艺术和譬喻文学。魏晋以后,开始进入消化阶段。士大夫探求儒道的义理扩展到探求佛经的义理,将佛教的思想融入到魏晋玄学之中。名僧道安与慧远将佛教的般若学与“贵无”的玄学理论相融合,佛教至南北朝鼎盛。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至唐高僧玄奘去天竺取经,先后巡访了佛教六大圣地,带回大批佛典,比较系统地引进了佛学,并开创了法相宗(唯识宗),其后继者进而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华严宗、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流派。佛教的兴盛,带来了佛教艺术的繁荣。云岗、龙门的石窑,敦煌、麦积山的壁画和泥塑就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艺术结晶。 

在哲学方面,则以儒学为主体,逐步融合佛、道,而重新建构了新儒学体系, 形成以程宋、陆王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由于从佛学中吸取了更精致的思维形式,宋明理学便把中国的哲学思维提升到一个高度。 

魏晋以后,北方的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羯、氏、羌等纷纷南下,割据中原,造成南北对峙和被称为“五胡十六国”的分裂局面。经过近 400 年的动乱,以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在动乱中融合成新的汉族,从而为后来的隋唐盛世积蓄了力量。隋唐重新统一中国,其皇室贵胄基本上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混血后裔,促使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唐朝登临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诗、文、字、画与音乐、雕塑艺术诸方面,都展示出雄豪壮美的大国风度。杜诗、颜字、韩文、吴画成为千古楷模,流芳千秋。 

唐朝国力强盛,对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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